夜行货车（梗概） 1.长尾雉的标本 马拉穆国际公司太平洋区的财务总裁下个礼拜要来。一向潇洒的摩根索先生近日来从早到晚地忙，财务部经理林荣平也跟着天天加班。 公司下班时，摩根索请林荣平讨论一笔为数不小的“交际费”如何转帐。看到身段丰美、面容妩媚的女职员刘小玲走过窗外，摩根索放胆地、恶作剧地说：“.，你看她，这小母马儿。Linda真的没跟你说什么吗?” 天黑了，林荣平驾车去温泉区与刘小玲约会。上午，她曾说起摩根索对她的调戏，摩根索还提到：“琳达，听说你很喜欢我的胡子。”刘小玲不屑地看林荣平，“一定是你告诉他的。公司里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是奴才胚子。” 林荣平感到了一股暖昧得很的怒气。一个引他为心腹知已的美国老板，自己青云直上的际遇，花园高级社区新置的洋房……，在这一切玫瑰色的天地中，刘小玲，他的两年来秘密的情妇却受人调戏，但怒气很快又象沙漠上的水流，无助地消失在傲慢的沙地中。 夜晚在温泉区旅馆里，面对这个暗地里亲炙了两年的男人，刘小玲知道一个故事已近尾声。她告诉他，过一段要去美国投靠姨妈。林荣平终于喟然地说：“所以，你要走了。是詹奕宏吗?” 詹是新来公司不及一年的年轻人。他工作能力强，头发零乱，肩膀宽阔，喜欢忿世嫉俗。那时刘小玲正与.天天吵闹，不料竟然会绝望地爱上这个不驯服又不快乐的年轻人。但詹因为误会和嫉妒常常发火，想到此她黯然落泪。 林荣平拥她入怀。他无法与太太离婚，跟她结婚。他的地位、事业、自私使他虚伪、怯懦，成为一个柔弱的人。他们走下阳台，在柜台边看见小热海出了名的摆设：一只日本长尾雉的标本，发着美艳、高贵的光泽，栖息在曲折有致的木枝上。 2.温柔的乳房 约会的时间过了半个钟点，詹奕宏的电话才打过来。刘小玲忙着去厨房热菜，心里荡漾着不可救药的甜美，一颗泪却滑下面颊。“啊，James，坏种，为什么老叫人盼着，盼着……” 她想起父亲，一个曾经活跃在民国三十年代的华北的过时政客。来到台湾后了，他忽然变得不问政事和家事。母亲的事业与家中的权威越来越大，父亲越发成了一个破旧的、多余的人，后来在圣诞节之夜孤独地死在医院里。 门铃响了，刘小玲去开门，她看见詹奕宏因酒而青苍着的脸。 “你的生日，今天。”桌上摆着一盒蛋糕，不善于烹饪的刘小玲，做了一桌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台湾茶。 二十八年的生涯中，头一次有人为他备办了一顿生日饭。他的形若傲慢、犬儒的心，逐渐的溶解。他说起自己的贫因中长大的童年。 从他吐露的创伤，她看见这个平素粗暴、桀傲不驯的男子的心的里层。她想起自己破败了的婚姻。离婚后她进入马拉穆，过着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的寂寞的生活。 “喂，你说你怀孕了，是真的吗?”已有醉意的詹奕宏突然狂叫起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的事，哈!”这暴风来得不曾有过的突兀。 一个沉重的巴掌掴在她的脸上。她霍然站起，手中握住水果刀，“不要再对我动粗，我的身上有你的孩子!”她清晰地说：“孩子，我自己生，我自己养大。我们母子会走得远远的。” 詹奕宏的酒忽然醒了大半。刘小玲悲戚地哭起来。他猛力抱住她，他感到她没穿胸衣的、格外丰盈的、温柔的乳房在急促地弹动。她刚才的庄重的宣告，占满了他的心思。 3.沙漠博物馆 马拉穆国际公司太平洋区的财务总裁，终于莅临台湾马拉穆电子公司。林荣平的干练，获得极高评价。他把成就的一部分归给摩根索，使之大为高兴。财务部决定宴请留下来检查工作的达斯曼先生，并给离职去美的刘小玲饯行。 詹奕宏换上新做的藏青色西装来到设宴饭店。林荣平和达斯曼先生拥着刘小玲走了进来。她一身暗红的晚礼服，长裙触地，颈上挂着跟腰带成套的景泰蓝项饰。 那天，他们决定尽快结婚。他部她买下这晚礼服，又买下景泰蓝的铜项饰、铜腰带和铜戒指；她陪他制订了这套藏青西装。然而过不几天，他们又剧烈地争吵，詹奕宏发疯似地打她，刘小玲独自走了，只留下他对自己的悔恨。 酒宴中，刘小玲与达斯曼正在谈论沙漠的话题。摩根索开始议论政治：“我们多国公司就是不会让台湾从地图上抹除”，“我们美国商人认为台北比纽约好千万倍，而你们××的中国人却认为美国是××的天堂。”摩根索还说着什么，但詹奕宏只觉得“f…ing Chinese”在他空旷的脑筋里打转。 他霍然地站了起来。“先生们，当心你们的舌头。我以辞职表示我的抗义，摩根索先生，”詹奕宏有脸苦痛地扭曲着，“可是，你欠下我一个郑重的道歉……” 他大踏步走出餐室，刘小玲起身追了出去。 4.景泰蓝的戒指 詹奕宏给刘小玲带上了那枚景泰蓝的戒指。“别出去了，”他安静地说：“跟我回乡下去……”她拼命抑制自己不致放声，又忙不迭地点着头。 他忽而想起那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轰隆轰隆地开向南方的故乡的货车。 (原作载小说集《夜行货车》，台湾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 《夜行货车》作者陈映真，1937年生，台湾台北人。1959年开始发表小说。已出版小说集《将军族》、《第一件差事》、《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山路》、《陈映真选集》等，另有《陈映真作品集》共十五卷。陈映真是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是70年代乡土文化论战中的理论骁将。他的前期创作侧重描写市镇小知识分子的生活现实和理想幻灭，色调感伤、忧郁，一部分作品表现流落台湾的大陆人的沧桑传奇，以及他们和台湾本省人的关系纽结，充满人道主义情情。1975年后进入乡土文学创作期。这期间的作品集中于揭露帝国主义对台湾进行经济掠夺的民族性题材，明快、理性、嘲代之以过去的感伤，由刻划个人内心情绪转向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批判。陈映真的作品饱含着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在现实主义创作中追求深厚的象征意味和浪漫主义色彩，善于结构情节，长于营造艺术氛围和刻划人物内心。 《夜行货车》是陈映真出狱后写的首篇作品，复杂的题材和深刻的寓意别开生面，标示着他进入乡土文学创作期的转折。小说以女秘书刘小玲与林荣平、詹奕宠的感情纠葛为线索，以跨国公司老板在台湾超越经济的渗透为背景，来展开复杂的矛盾冲突，由此揭示了台湾社会工商化、经济国际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病态，也涉及到当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走向，从中传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回归乡土的愿望。 《夜行货车》的艺术成就，首先得力于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围绕爱情纠葛而出现的刘小玲、林荣平和詹奕宏，其感情意蕴和性格内涵已大大超越了爱情框架，具有丰富深刻的社会时代意义。从人物关系的设置上看，大陆籍的刘小玲是主人公，纽结着她感情的林荣平和詹奕宏皆为台湾本土的知识分子，在刘小玲爱情归宿的选择面前，一边是身为刘小玲顶头上司、前程看好、暗地里与她亲炙了两年的林荣平，一边是新到公司一年、有真才实学又桀傲难驯、与刘小玲刚刚堕入爱河的詹奕宏，而最终林荣平却成为詹奕宏的手下败将。这其中不仅仅是个人感情的对峙，更重要的是两种人格的较量，是两种人生方向的抗衡，也是对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的检视。陈映真在他的名作《将军族》之后，又一次让本省人与大陆人同时登台，并使刘小玲与詹奕宏在“共御外侮”中结合，一同回归乡土，这里寄遇了作者希望从乡土母源重建生存方向的热情和思索。 作品集中刻划了台湾本土的两种知识分子形象。林荣平是一个崇洋媚外的软骨病患者，从台南乡下的农家孩子，到台湾马拉穆国际电子公司的财务部经理，他在出卖知识和才能的同时，也出卖了个人的尊严和民族的气节。对洋老板摩根索，林荣平察颜观色，曲意逢迎。他对摩根索的旨意心领神会，手段高超地做了假帐，顺利地通过了太平洋地区财务总裁的检查。在赢得上级的好评之后，林荣平又适时地把功劳归给摩根索，使之大为高兴。当然，林荣平也得到洋老板予以升迁的许愿。这样一个“奴才胚子”。在摩根索调戏中国女职员刘小玲的时候，在他污蔑中国人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就可想而知了。对待女秘书刘小玲，林荣平则表现出自私、伪善的道德小人面目。他既不想和妻子离婚，又要在刘小玲这里秘密宣泄感情；他对刘小玲虽有过爱，但他更爱的是自己的地位、声名和前程。国际资本的豢养和物质利益的享受，使林荣平成为一个外表堂皇、高贵，内心却柔弱、卑怯的人，一如那“那长尾雉的标本”。 詹奕宏是作品肯定的知识分子形象。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嫉恶如仇的个性，使他的人格形象与公司里那群“奴才胚子”有着天壤之别。作品真实地写出了他的性格内涵与演变。他粗暴、善妒，但这类性格弱点在与刘小玲的情感碰撞中逐渐收敛，人性的纯度也在不断提升，因为他和刘小玲的感情源于真爱。他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丝毫不能忍受洋老板对中国政治的干涉和对中国人的侮辱，于是有了拍案而起、辞职抗议的凛然举动。为了今后“再也不要龟龟缩缩地过日子”，他毅然回归乡土。詹奕宏与林荣平这两个形象，既互相映照，又山高水低，昭示出作者对台湾本土知识分子人生的好恶褒贬的价值判断。 象征手法的巧妙运用，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魅力。作品的象征不仅仅是技巧的、个体的，而是融入思想主题的总体象征。“长尾雉的标本”作为林荣平外表堂皇、内心卑怯的象征，无疑是道德小人的写照；“温柔的乳房”既实写刘小玲丰盈美丽的青春，也象征旺盛美好的民族肌体；“沙漠博物馆”喻意了建立在精神荒原上的西方物质文明；“景泰蓝的戒指”，表面上是詹奕宏和刘小玲东方式的定情物，实则象征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夜行货车”则是复兴民族精神、回归乡土的巨大象征。 小说中委婉有致、充满感性的语言，既有现代色彩，又富于民族情思。它对于发掘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烘托小说场景与氛围，阐发作品的主题内涵与象征意义，起着有力的作用。
《夜行货车》作者陈映真，1937年生，台湾台北人。1959年开始发表小说。已出版小说集《将军族》、《第一件差事》、《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山路》、《陈映真选集》等，另有《陈映真作品集》共十五卷。陈映真是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是70年代乡土文化论战中的理论骁将。他的前期创作侧重描写市镇小知识分子的生活现实和理想幻灭，色调感伤、忧郁，一部分作品表现流落台湾的大陆人的沧桑传奇，以及他们和台湾本省人的关系纽结，充满人道主义情情。1975年后进入乡土文学创作期。这期间的作品集中于揭露帝国主义对台湾进行经济掠夺的民族性题材，明快、理性、嘲代之以过去的感伤，由刻划个人内心情绪转向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批判。陈映真的作品饱含着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在现实主义创作中追求深厚的象征意味和浪漫主义色彩，善于结构情节，长于营造艺术氛围和刻划人物内心。 《夜行货车》是陈映真出狱后写的首篇作品，复杂的题材和深刻的寓意别开生面，标示着他进入乡土文学创作期的转折。小说以女秘书刘小玲与林荣平、詹奕宠的感情纠葛为线索，以跨国公司老板在台湾超越经济的渗透为背景，来展开复杂的矛盾冲突，由此揭示了台湾社会工商化、经济国际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病态，也涉及到当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走向，从中传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回归乡土的愿望。 《夜行货车》的艺术成就，首先得力于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围绕爱情纠葛而出现的刘小玲、林荣平和詹奕宏，其感情意蕴和性格内涵已大大超越了爱情框架，具有丰富深刻的社会时代意义。从人物关系的设置上看，大陆籍的刘小玲是主人公，纽结着她感情的林荣平和詹奕宏皆为台湾本土的知识分子，在刘小玲爱情归宿的选择面前，一边是身为刘小玲顶头上司、前程看好、暗地里与她亲炙了两年的林荣平，一边是新到公司一年、有真才实学又桀傲难驯、与刘小玲刚刚堕入爱河的詹奕宏，而最终林荣平却成为詹奕宏的手下败将。这其中不仅仅是个人感情的对峙，更重要的是两种人格的较量，是两种人生方向的抗衡，也是对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的检视。陈映真在他的名作《将军族》之后，又一次让本省人与大陆人同时登台，并使刘小玲与詹奕宏在“共御外侮”中结合，一同回归乡土，这里寄遇了作者希望从乡土母源重建生存方向的热情和思索。 作品集中刻划了台湾本土的两种知识分子形象。林荣平是一个崇洋媚外的软骨病患者，从台南乡下的农家孩子，到台湾马拉穆国际电子公司的财务部经理，他在出卖知识和才能的同时，也出卖了个人的尊严和民族的气节。对洋老板摩根索，林荣平察颜观色，曲意逢迎。他对摩根索的旨意心领神会，手段高超地做了假帐，顺利地通过了太平洋地区财务总裁的检查。在赢得上级的好评之后，林荣平又适时地把功劳归给摩根索，使之大为高兴。当然，林荣平也得到洋老板予以升迁的许愿。这样一个“奴才胚子”。在摩根索调戏中国女职员刘小玲的时候，在他污蔑中国人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就可想而知了。对待女秘书刘小玲，林荣平则表现出自私、伪善的道德小人面目。他既不想和妻子离婚，又要在刘小玲这里秘密宣泄感情；他对刘小玲虽有过爱，但他更爱的是自己的地位、声名和前程。国际资本的豢养和物质利益的享受，使林荣平成为一个外表堂皇、高贵，内心却柔弱、卑怯的人，一如那“那长尾雉的标本”。 詹奕宏是作品肯定的知识分子形象。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嫉恶如仇的个性，使他的人格形象与公司里那群“奴才胚子”有着天壤之别。作品真实地写出了他的性格内涵与演变。他粗暴、善妒，但这类性格弱点在与刘小玲的情感碰撞中逐渐收敛，人性的纯度也在不断提升，因为他和刘小玲的感情源于真爱。他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丝毫不能忍受洋老板对中国政治的干涉和对中国人的侮辱，于是有了拍案而起、辞职抗议的凛然举动。为了今后“再也不要龟龟缩缩地过日子”，他毅然回归乡土。詹奕宏与林荣平这两个形象，既互相映照，又山高水低，昭示出作者对台湾本土知识分子人生的好恶褒贬的价值判断。 象征手法的巧妙运用，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魅力。作品的象征不仅仅是技巧的、个体的，而是融入思想主题的总体象征。“长尾雉的标本”作为林荣平外表堂皇、内心卑怯的象征，无疑是道德小人的写照；“温柔的乳房”既实写刘小玲丰盈美丽的青春，也象征旺盛美好的民族肌体；“沙漠博物馆”喻意了建立在精神荒原上的西方物质文明；“景泰蓝的戒指”，表面上是詹奕宏和刘小玲东方式的定情物，实则象征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夜行货车”则是复兴民族精神、回归乡土的巨大象征。 小说中委婉有致、充满感性的语言，既有现代色彩，又富于民族情思。它对于发掘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烘托小说场景与氛围，阐发作品的主题内涵与象征意义，起着有力的作用。
兵马俑多用陶冶结合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作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划加彩，有的是先烧后接，有的是先接再烧。其实当年的兵马俑各个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我们发掘过程中发现有的陶俑刚出土时局部还保留着鲜艳的颜色，出土后由于空气干燥，颜色就慢慢地脱落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残留的彩绘痕迹。兵马俑的车兵、步兵、骑兵列成各种阵势。整体风格浑厚，健美、洗练。如果仔细观察，脸型、发型、体态、神韵均有差异，陶马有的双耳竖立，有的张嘴嘶鸣，有的闭嘴静立。所有这些秦始皇兵马俑都富有感染人的艺术魅力。 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是世界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俑坑布局合理，结构奇特，在深5米左右的坑底，每隔3米架起一道东西向的承重墙，兵马俑排列在墙间空档的过洞中。秦陵内共有3个兵马俑坑，呈品字形排列。秦始皇一号俑坑，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约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四面有斜坡门道。俑坑中最多的是武士俑，身高米左右，最高的米。陶马高米左右，身长2米左右，战车与实用车的大小一样。人、马车和军阵是通过写实手法的艺术再现。秦俑大部分手执青铜兵器，有弓、弩、箭镞、铍、矛、戈、殳、剑、弯刀和钺。青铜兵器因经过防锈处理，埋在地下两千多年，至今仍然光亮锋利如新，它们是当时的实战武器，身穿甲片细密的铠甲，胸前有彩线挽成的结穗。军吏头戴长冠，数量比武将多。秦俑的脸型、胖瘦、表情、眉毛、眼睛和年龄有差异。统一六国之后实行全国征兵制，兵源来自全国各地，这恐怕是他们在脸型、表情、年龄上有差别的主要原因。工匠们用写实的艺术手法把它们表现得十分逼真，在这个庞大的秦俑群体中包容着许多显然不同的个体，使整个群体更显得活跃、真实、富有生气。纵观这千百个将士俑，其雕塑艺术成就完全达到了一种艺术美的高度。无论是千百个形神兼备的官兵形象，还是那一匹匹跃跃欲试的战马塑造都不是机械的模仿，而是着力显现它们“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绝大部分陶俑形象都充满了个性特征，显得逼真，自然而富有生气。俑坑发现种类齐全，数量空前的青铜兵器极大地丰富了秦兵器研究的领域，其中长铍，金钩等都是兵器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兵器铸造的标准化工艺、兵器表面防腐处理技术的发现和研究填补了古代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而秦俑的设计者为了再现2000年前的秦军“奋击百万”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他们不仅仅在于追求单个陶俑的形体高大，而且是精心设计了一个由8000余件形体高大的俑群构成一组规模庞大的军阵体系。右侧为一个巨大的方阵，左前方为一个大型疏阵，左后方则是指挥部。那数千名手执兵器的武士，数百匹曳车的战马，一列列、一行行，构成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阵容。有的头挽发髻，身穿战袍，足登短靴，手持弓弩，似为冲锋陷阵的锐士；有的免盔束发，身穿战袍，外披铠甲，手持弓弩，背负铜镞，似为机智善射的弓箭手；有的头戴软帽，穿袍着甲，足登方口浅履，手持长铍，似为短兵相接的甲士。还有身穿胡服，外着铠甲，头带软帽，足登短靴，一手牵马一手提弓的骑士；有头带长冠，两臂前伸，双手握髻，技术熟练的御手；有头戴长冠，穿战袍，着长甲，手执无钩的下级指挥官；有头戴鶡冠，身着彩色鱼鳞甲，双手扶剑，气度非凡的将军。这栩栩如生的千百个官兵形象，尤其在神态、个性的刻画方面，显得逼真、自然，而富有生气。如将军俑的形象：身材魁梧，身着双重短褐，外披彩色鱼鳞甲，头带双卷尾长冠，昂首挺胸，巍然伫立，有非凡的神态和威严的魅力。一般战士的神态：有的嘴唇努起胡角反卷，内心似聚结着怒气；有的立眉圆眼，眉间的肌肉拧成疙瘩，似有超人的大勇；有的浓眉大眼，阔口厚唇，性格憨厚纯朴；有的舒眉秀眼，头微低垂，性格文雅；有的侧目凝神，机警敏锐；有的昂首静思，有的低首若有所思，两者虽然得刻画一个“思”字，由于表现手法不同，前者给人的印象是气宇轩昂略带傲气，后者沉静文雅。秦俑表现的是古代军事题材，它既没有选择两方交战、将士厮杀的战争场面，也没有选择将士修整屯兵防守的场面。而是捕捉了将士披甲，直兵列阵地，严阵以待的临阵场面。尽管我在这个井然有序的静态军阵营，艺术家们在单个陶俑的雕塑上，还是力求“偶动与静之中”。使那一件件披甲之锐的武士俑昂眉张目，肃然伫立，神态坚定而勇敢，他们好似整装待发，又好似处于临战状态，还有那一件件驾车的御手俑，双臂前伸，紧握髻绳，目视前方，待命而发；那一匹匹曳车的陶马，两耳竖立，双目圆睁，张鼻嘶鸣，跃跃欲试；那一件件骑士俑，右手牵马，左手提弓，机警的立于马前，一旦令下，就将驰骋疆场。正是由这千百个充满生气、神态各异的陶俑构成整体静态的军阵地，达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静极则生动，愈静则愈动”。惟有这种静态的军阵才能使人们感到军阵巨大威慑力的深浅莫测。这样恢宏的阵列，宏伟的构图，空前绝后，无与伦比。 秦始皇二号俑坑呈曲尺形，位于一号坑的东北侧和三号坑的东侧，东西长96米，南北宽为84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坑内建筑与一号坑相同，但布阵更为复杂，兵种更为齐全，是3个坑中最为壮观的军阵。它是由骑兵、战车和步兵（包括弩兵）组成的多兵种特殊部队。二号坑建有万平方米的陈列大厅，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遗址陈列厅。二号坑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余辆，青铜兵器数万件，其中将军俑、鞍马俑、跪姿射俑为首次发现。二号坑东、西两端各有4个斜坡门道，北边有2个斜坡门道，俑坑坐西面东，正门在东边。坑内布局分为4个单元。 第一单元，位于俑坑东端，四周长廊有立式弩兵俑60个，阵心由八路面东的160个蹲跪式弩兵俑组成。弩兵采取阵中张阵的编列，立、跪起伏轮番射击，以弥弩张缓慢之虞。 第二个单元，位于俑坑的右侧，由64乘战车组成方阵（车系木质，仅留遗迹）。每列8乘，共有8列。车前驾有真马大小的陶马4匹。每车后一字排列兵俑3个，中为御手拉马辔，另两个分别立于车左和车右，手持长柄兵器。 第三单元，位于中部，由19辆战车，264个步兵俑和8个骑士俑组成长方形阵，共分3列。每匹马前立骑士俑一个，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拉弓状。每乘车后除三名车士外，还配有8~36个步兵俑。 第四单元，位于军阵左侧，108个骑士俑和180匹陶鞍马俑排成11列横队，组成长方形骑兵阵。其中第1、3列为战车6辆。每匹马前，立胡服骑士俑一个，右手牵马，左手拉弓。而俑坑内的108件骑兵俑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数量众多的古代骑兵的形象资料。在服饰装束及高度等方面都是严格模拟古代骑兵的战时形象。与步兵、车兵俑显然不同。它头戴圆形小帽，帽子两侧带扣系在颌下，身着紧袖、交领右衽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磴短靴，身披短而小的铠甲，肩上无披膊，手上无护手甲。衣服具有短小轻巧的特色，铠甲显得简单而灵活。骑兵俑特殊的装束也与骑兵的战术特点密切相关。 而铜车马的出土使世人耳目为之一新。其工艺之复杂，作之精巧，技艺之卓越无不令人惊叹。秦陵二铜车是一种带有篷盖的豪华车，车舆接近正方形，它宽78厘米，进深88厘米，其宽度仅比一号车长4厘米，可进深较之一号车长40厘米。二号车舆上罩着一块类似于龟盖状的篷盖。大篷盖不仅将车舆全部罩了起来，甚至连车舆前边的“驾驶室”也遮盖起来，形成封闭式的车舆。以便车主与“驾驶员”传递命令。二号铜车属于小轿车类型。车主既可以坐乘，也可以卧息。如果躺在这样宽敞、舒适、豪华的车舆内，完全可以享受到一种“软卧车”的舒服感。既使远行千里也可以消除长途颠簸的疲劳。二号车车内设备更富有特色。车舆内曝有彩绘精美的软垫。考古专家曾在车舆底部发现一块方形大铜板，其大小几乎与舆论舆论底尺寸相当，铜板表面彩绘着各种鲜艳的几何形图案花纹，下面四角和中部有8个3厘米高的铜支钉支撑。这块彩绘大铜板无疑就是古车上的“文茵”，类似于一种软垫制品。如果车中铺设双重文茵，一定更加平稳而舒适，其功能无异于现代的“软卧车”。可以说二号车属于我国最早的“软卧车”模型。考古专家经过仔细清理发现二号铜车马总共由3462个铸件组成，其中铜铸件1742件，金铸件737件，银铸件983件。总重量达1241公斤，其中金铸件3公斤多，银铸件，4公斤多。一号铜车马铸件的数量也不会相差太远。两乘车加起来不少于5000多个零部件，尤其令人拍手叫绝的是这里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是铸造成型。而这5000多个零部件无论是大至2平方米以上的篷盖、伞盖及车舆、铜马、铜俑等，还是不足平方米的小攸勒管都是一次铸造成型。就拿篷盖与伞盖的铸造来说，它不仅面积大，而且薄厚不一，厚的地方为厘米，薄的地方仅有厘米，再加上篷盖、伞盖，都有一定的弧度，这样难度大的篷盖、伞盖能一次性浇铸成功，不要说在2200年前的秦代，就是在科技发达、设备齐全的今天也并非易事。铜马和铜俑的铸造也令我们当代的工程师望尘莫及。我们发现8匹铜马、两个御官俑的铸造都达到了维妙维肖的程度，无论是整体造型，还是神态、性格、气质的刻划都可以与秦俑坑那雕塑最好的将军俑相媲美。铜马、铜俑铸造如此准，形神兼备实为罕见。比如铜马的笼头，它是由82节小金管和78节小银管连接起来，每节扁状金银管长仅厘米，一节金管与一节银管以子母卯形式相连接，其精细和灵活程度较之现代的表链毫不逊色。经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那马脖子下悬挂的缨络，这些缨络全是采用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铜丝制作的。专家们用放大镜反复观察，惊奇地发现铜丝表面无锻打痕迹，粗细均匀，表明很可能是用拔丝法制成。尤其是以铜丝组成的链环，是由铜丝两端对接焊成，对接面合缝严密。如此纤细的铜丝（毫米）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制作？采取什么样的工艺焊接？目前还是一个谜团。总之，铜车马的铸造工艺堪称古代青铜冶铸方面了不起的奇迹。试想当时没有车床，更没有现代化的冶铸设备，铸造出如此精美的金、银、铜大小规格不同的车马部件实在是一项伟大的创举。秦始皇兵马俑二号俑坑出土的总之，秦俑二号坑出土的弓箭手、轻车兵、骑兵俑等，首次为我们展示了2200年前的古代骑兵、轻车兵和弓箭手的形象资料，在古代军事史的研究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秦始皇三号俑坑位于一号兵马俑坑西端北侧，与二号兵马俑坑东西相对，南距一号坑25米，东距二号坑120米，面积约为520平方米，呈凹字形门前有一乘战车，内有武士俑68个。从3号坑的布局看，似为总指挥部，统帅左、右、中三军。三号俑坑号的陶俑大部分没有头，陶马马头也同样残缺不全，甚至有的残破陶片坑内也不见踪影。由此不难看出，三号俑坑曾遭受过严重的人为破坏。三号俑坑对于古代军事史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春秋战国之前的战争，指挥将领往往要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所以他们常常要位于卒伍之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增大，作战方式的变化，指挥者的位置开始移至中军。秦代战争将指挥部从中军中独立出来，这是军事战术发展的一大进步。指挥部独立出来研究制订严密的作战方案，更重要的是指挥将领的人身安全有了进一步的保证。这是古代军事战术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三号秦坑是世界考古史上发现时代最早的军事指挥部的形象资料。建筑结构，陶俑排列，兵器配备，出土文物都有一定的特色。它提供了研究古代指挥部形制、卜占及出战仪式，命将制度及依仗服的服饰、装备等问题的珍贵资料。 大凡参观过兵马俑的人们，对于少数陶俑脸部残留的彩绘或许还记忆犹新。其实当年的兵马俑各个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陶俑的战袍上绘有朱红、桔红、白、粉绿、绿、紫等色。裤子绘有蓝、紫、粉紫、粉绿、朱红等色。甲片多为黑褐色，甲组和连甲带多为朱红。同时也有一部分甲组、连甲带绘成紫色。陶俑的颜面及手、脚面颜色均为粉红色，表现出肌肉的质感。特别是面部的彩绘尤为精彩，白眼角，黑眼珠，甚至连眼睛的瞳孔也彩绘的活灵活现。陶俑的发髻、胡须和眉毛均为黑色。整体色彩显得绚丽而和谐。同时陶俑的彩绘还注重色调的对比。从个体看，有的上着绿色长襦，下穿绿色短裤。再从整体来看，如探方20战车后的一排陶俑，第一个身着红袍第二个身着绿袍，第三个身着紫袍，第四个身着白袍。不同色彩的服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增强了艺术感染力。陶马也同样有鲜艳而和谐的彩绘。如探方20出土的一组陶马，其局部仍然保留着鲜艳的色彩。四匹马似为白蹄枣红马，但是在局部用色方面又有明显的区别。如马躯体部分为枣红色，前体腔及肚皮部位分绿色，生殖器则绘为黑色。马腿表面也是枣红色，内面异为粉绿色，蹄为白色。马前腿内侧的两个小夜眼（俗称）也绘为白色。马头部的颜色更是精心彩绘，两腮及眼睛以下部位为白色，鼻梁枣红色，鼻孔为粉红色，嘴唇下部亦为枣红色，舌胎则为粉红色，牙齿又绘为白色，马鬃、马尾均为黑色。总之，陶马的色彩既逼真又艳丽，使之静态中的陶马形象更为生动，更具有艺术魅力。秦俑彩绘主要有红、绿、蓝、黄、紫、褐、白、黑八种颜色。如果再加上深浅浓淡不同的颜色，如朱红、粉红、枣红色、中黄、粉紫、粉绿等，其颜色就不下十几种了。化验表明这些颜色均为矿物质。红色由辰砂、铅丹、赭石制成。绿色为孔雀石，蓝色蔚蓝铜矿，紫色为铅丹与蓝铜矿合成，褐色为褐铁矿，白色为铅白和高岭土，黑色为无定形炭。这些矿物质都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颜料。秦俑运用了如此丰富的矿物颜料，表明2000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已能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这些颜料。这不仅在彩绘艺术史上，而且在世界科技史上都有着重要意义。秦俑彩绘技术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一般在彩绘之前对陶俑表面先进行处理。由于陶俑是没有釉的素陶，具有较多的毛细孔，表面不能滑润。而彩绘则要求毛细孔不易太多，也不能太少，表面不易太滑，也不能太涩。为了达到这一要求，陶俑在烧造之前表面似用极细的泥均匀涂抹，并加以压光，减少了毛孔，又提高了光洁度，同时在陶俑烧造之后，似进行了化学物理处理。从陶俑陶片断面观察，也证明了陶俑烧造之前表面曾用细泥涂抹，有的部位不只涂抹一次，陶俑表面还涂有一层薄薄的类似以胶质的物质，表面涂胶减少了陶俑两者紧密地粘接起来，使之彩绘不易脱落。彩绘技法则是根据不同部位采取不同的方法。一般陶俑的颜面、手、脚面部分先用一层赭石打底，再绘一层白色，再绘一层粉红色，尽量使色调与人体肤色接近。而袍、短裤、鞋等处的彩绘则是采取平涂一种颜色，只是在衣袖与袖口、甲片与连甲带之间运用不同的色调作对比，更显示出甲衣的质感。有些胡须、眼眉的处理，则是用黑色绘成一道道细细的毛发。总之，彩绘工序复杂，手法多样，着色讲究，充分显示了彩绘的层次和质感，使雕塑与彩绘达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其中有些彩绘技法为汉代所继承。陶俑、陶马彩绘严格模拟实物，但在色调的掌握上以暖色为主，很少使用冷色。红、蓝、绿等色调的使用，巧妙地表现出秦军威武。 兵马俑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不可低估，而兵马俑更是全世界的一个奇迹，他让外国人赞叹，让中国人骄傲！ 正说秦俑密码：“兵马俑”被证谬 除非解开秦俑错综复杂的谜团，否则一个埋藏了两千多年的秘密、一个极爆炸性的古老真相，将永远消失。近日在《唐都学刊》刊发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研究成果指出：秦始皇帝陵群俑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体系，但绝不是“兵马俑”说诠释的那个样子。 陕西师范大学文化学院的研究成果：《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 “兵马俑”证谬》对秦始皇陵陪葬坑发现的所谓“兵马俑”的身份提出严重质疑，指出随着发掘工作的广泛、深入，相关学科的进展，新发现新成果层出不穷，秦始皇帝陵陪葬坑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 此文作者刘九生教授经过长期思考、缜密考证认定：陪葬坑出土的群俑，并非像现在认定的那样，“历史常随时间的消逝而需要修订”——作为一种解释系统，“兵马俑”和“宿卫军”及“军阵”说其谬有三——非一般军队的“兵”，而是侍卫系统的“郞”；不是“宿卫军”，而是始皇帝的“郞系统”；不是“军阵”的布置，而是“礼仪范式”的呈现。
秦始皇兵马俑再现了2000多年前中国雕塑艺术的辉煌成就，使世界了解中国古代文明。兵马俑的神情各异，栩栩如生，这是古代创造者高超精湛的技艺
它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理性的方面，另一方面是实用的方面。学理方面的价值在于，这些遗址及出土文物，已经全面地或从某一个方面，反映了秦代的完整历史，对我们来还原秦代历史，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当然，从秦陵文物的宏观效应来看，它的价值还在于对历史的认知。即历史学的惊世、润德、启智、励志的作用，这是它的价值的高层次定位，也是对秦陵文物得用的终极目的。秦陵文物在实用方面的重要表现便是促进了陕西旅游业的发展。
一、兵马俑的艺术价值：兵马俑的塑造，是以现实生活为兵马俑基础而创作，艺术手法细腻、明快。陶俑装束、神态都不一样。光是发式就有许多种，手势也各不相同，脸部的表情更是神态各异。从它们的装束、表情和手势就可以判断出是官还是兵，是步兵还是骑兵。这里有长了胡子的久经沙场的老兵，也有初上战场的青年。身高达米的将军俑，巍然直立，凝神沉思，表露出一种坚毅威武的神情。那个武士俑，头微微抬起，两眼直视前方，显得意气昂扬而又带有几分稚气。那个身披铠甲，右手执长矛，左手按车的武士，姿势动作显示出他是保卫的车士俑。总之，陶俑具有鲜明的个性的强烈的时代特征。二、兵马俑的历史价值：是秦代写实艺术的完美体现，形体高大，比例匀称，形象生动，神态逼真，可谓千人千面，栩栩如生。威武雄壮的军阵，再现了秦始皇当年为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而展现出的军功和军威。它堪称是一颗异彩独放的明珠，因为它拥有一支二千多年前秦帝国的雄兵——一个由7000多件兵马俑组成的气势磅礴的地下军阵而令全球瞩目，举世震惊。一、兵马俑的艺术价值：兵马俑的塑造，是以现实生活为兵马俑基础而创作，艺术手法细腻、明快。陶俑装束、神态都不一样。光是发式就有许多种，手势也各不相同，脸部的表情更是神态各异。从它们的装束、表情和手势就可以判断出是官还是兵，是步兵还是骑兵。这里有长了胡子的久经沙场的老兵，也有初上战场的青年。身高达米的将军俑，巍然直立，凝神沉思，表露出一种坚毅威武的神情。那个武士俑，头微微抬起，两眼直视前方，显得意气昂扬而又带有几分稚气。那个身披铠甲，右手执长矛，左手按车的武士，姿势动作显示出他是保卫的车士俑。总之，陶俑具有鲜明的个性的强烈的时代特征。二、兵马俑的历史价值：是秦代写实艺术的完美体现，形体高大，比例匀称，形象生动，神态逼真，可谓千人千面，栩栩如生。威武雄壮的军阵，再现了秦始皇当年为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而展现出的军功和军威。它堪称是一颗异彩独放的明珠，因为它拥有一支二千多年前秦帝国的雄兵——一个由7000多件兵马俑组成的气势磅礴的地下军阵而令全球瞩目，举世震惊。
五道将军可能是一个凶神吧，也可能是编造出来的。
北京南城虎坊桥附近有条五道街，过去这条街叫五道庙，因街内有座五道庙而得名。五道庙所祀神为五道将军。迷信传说中东岳的属神，掌管人的生死。
五道将军并非一位将军，而是五位神，但在老百姓心中，五道将军慢慢就成了凶神。
宋江、王婆说的的“五道将军”，在之前，五道将军是鬼怪的形象，到了唐朝时，《韩擒虎话本》中记载，五道将军是个大将军模样。“五道将军”（五道指的是东、西、南、北、中五路）等鬼吏，这些鬼吏属于凶神，他们在阴间掌控者人们的生死。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民族团结，是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维护民族团结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一，民族团结是国家统一的重要保证。只有实现了民族团结，才能维护国家统一。没有民族团结，必然是民族矛盾、冲突不断，导致国家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其二，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只有实现了民族团结，社会才能安定和谐，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其三，民族团结是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各民族只有团结一心，才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使经济社会取得长足进步、各族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视民族团结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多年来，中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在中国，每一个公民的命运都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连接，每一个公民都有坚决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坚定自觉地反对民族分裂，坚定自觉地为建设国家贡献力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信，各民族团结友爱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在中国，民族团结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同一少数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团结。维护民族团结，就是要求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里，在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助合作，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年来，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消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努力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采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着力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促进各民族团结发展。国家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实践中，国家既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中国政府多次开展全国范围的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推动民族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城市化、散居化趋势日益明显。为保障城市和散居地区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国家制定实施《城市民族工作条例》、《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加强服务与管理，重点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满足他们在节庆、饮食、丧葬等方面的特殊需要。——国家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区域自治有机结合起来，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大创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产生了巨大作用。多年来，国家充分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切实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国家坚持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解决民族地区的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多年来，国家从战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在不同时期针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提出工作方针，作出战略部署，从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多方面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国家始终把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千方百计加快发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努力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经过不懈努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大幅提高。——国家不断加强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国家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公民道德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坚持不懈地在各族干部群众中进行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知识的教育，注重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仅教育群众，更注重教育干部；不仅教育少数民族干部，更注重教育汉族干部；不仅教育一般干部，更注重教育领导干部。国家特别重视在青少年中进行民族团结教育，要求民族团结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使民族大团结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2008年国家颁行了《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2009年，国家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全国小学阶段考查和中考、高考及中等职业教育毕业考试范畴。国家注重对新闻媒体、出版从业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引导、鼓励他们准确理解、积极宣传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基本知识，又好又多地推出宣传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作品。同时，注意加强对出版物、广播影视作品和互联网的管理，防止出现伤害民族感情、损害民族团结的内容。——国家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表彰活动。1988年以来，国家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共表彰56个民族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4993个，其中模范集体2474个、模范个人2519名，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各级地方政府采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月”等形式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制定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表彰办法，在全社会树立典型，弘扬正气，推动形成了以维护民族团结为荣、以损害民族团结为耻的社会风尚。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每年五月、内蒙古自治区将每年九月、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将每年九月、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将每年七月定为“民族团结月”。——国家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和问题。国家坚持团结、教育、疏导、化解为主的方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避免事态扩大和矛盾激化。国家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凡属违法犯罪的，不论涉及哪个民族、信仰何种宗教，都依法处理。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建立了处理影响民族团结问题的长效机制和应急预案，及时妥善地处置了各种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纠纷和事件，维护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和抵制一切外部势力打着“民族”、“宗教”、“人权”的旗号插手、干预中国的民族问题，严密防范和依法打击境内外各种恐怖主义势力、分裂主义势力、极端主义势力对中国的渗透、破坏、颠覆活动。历史和现实表明，民族团结友爱，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民族冲突纷争，则社会动荡、人民遭殃。
民族团结政治论文篇二 民族团结报道研究 摘要：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历届政府都极为重视民族团结问题，把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紧密联系，视为全国工作的大局。各类新闻媒体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大力讴歌维护各族共同利益的新人新风尚，揭露和批判破坏民族团结的各种民族渗透和分裂势力的丑恶行为，并造成强大的舆论氛围，推动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民族团结的报道受到了一贯重视，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团结的内涵日益丰富。针对民族团结报道进行研究，从民族团结报道中主题与框架之间以及民族意识生成两个方面分别展开，充分体现出民族团结报道对于民族意识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民族团结报道;主题与框架;民族意识;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前言 我国对于民族团结意识的关注最早开始于20世纪末，之后民族团结理论一度成为了研究的 热点 问题而持续至今。关注的角度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改变。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之研究》中提出的“何为民族团结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观点，这成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定义式提问，对后续的研究开展有着重要意义。之后的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祖国的统一，民族团结意识的关注角度转变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内涵与实质。之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面对复杂的内在民族团结问题以及外界的复杂因素，民族团结问题的关注角度转变成为了民族关系以及民族问题实质方面。 龚永辉认为民族意识是一种由民族团结意识而转变的精神意识，他在《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的对话》[1]阐述到民族意识是社会存在的缘由，民族意识与社会之间的辩证性关系说明了民族意识是一切团体存在的前提。同样的，廖杨与覃卫国[2]进行进一步深入，他们认为民族团结意识是由一个民族形成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群体之间的特殊社会关系所构建，这种社会关系不同于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建立的前提在于民族团结意识的共通性。 目前，民族团结意识的相关研究成果仅仅只是集中于一些概念与理论体系方面，对于民族意识的个案研究方面开展很少。我国民族众多，社会环境、人口比重以及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这些问题对于民族团结意识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进程的不断加快，在民族团结方面也做出了更多努力。各类的新闻报刊对于民族团结方面的文化建设进行了大力的宣扬，旨在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促进社会主义的和谐稳定发展。传播媒介可以某种程度塑造社会认知，进而影响着社会的结构和形式。然而如何通过相关的民族团结报道了建立良好的社会导向，达到激励民族团结意识生成的目的。为此，本文针对民族团结报道进行了如下研究。 1.民族团结报道中主题与框架的转换 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的主题之一 民族团结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特征之一[3]。民族团结的前提在于民族平等。有了民族之间的平等，才有民族内部的团结。其中民族团结报道只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分别为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部的团结。随着民族歧视的相关政策的废除，民族之间的平等原则得到了 实现。党和政府也使用了很多手段进行民族偏见以及不信任观念的消除工作导致了各族之间的团结意识基本形成。为了使得民族团结得到巩固，相关的民族领袖进行了民族团结的言辞。毛泽东反复强调：“比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存在着的眼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无论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而“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这些言论大大的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生产。 民族团结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关系着当和国家的兴衰与存亡。毛泽东曾经说过：“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通过目前的民族团结形式看来，毛主席的话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四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的[4]。民族平等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石，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线，民族互助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保障，民族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就为民族团结互助创造了条件，民族团结互助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必然产物，而民族和谐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的结果。民族团结互助的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巩固民族平等，逐步消灭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民族团结报道的主题与框架之间的转换 新闻框架理论 新闻框架理论[5-6]是新闻传播学者受到霍夫曼的社会框架理论启发，引入到新闻传播领域。框架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条和框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成再现的标记，也就是人们对事件的主观解释和思考结构。作为社会真实再现主要 渠道 的媒体，通过报道新闻来建构一个主观环境，以达到其预先指向的目标。所以新闻框架就是新闻工作者使用语言或 其它 符号再现社会真实的过程。新闻框架是媒体对社会事件所建立的思想结构，即对事件定性。它具有“选择与凸显事物”的作用。一般而言，框架具有三层内在结构：高层对事件的主题(事件及事件所表达的意义)进行界定;中层对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过程、结果影响进行归因、评估;低层运用语言和其他符号对事物 作文 本性的表达。 民族团结报道中框架理论的应用 高层：民族团结报道中民族团结的高度。 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团结精神，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通过相关的社会主义团结报道，使得社会公众与政府媒体之间形成一座思想的长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伟大实践，同时大力谱写民族团结的赞歌，促进民族大爱在公众之间得到弘扬与发展，到达民族凝聚力生产的目的，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的伟大力量。 中层：民族团结为中心思想，深度报道，整个多元信息。 对于民族团结的 相关报道 中，民族团结始终作为了相关报道的核心予以贯穿，通过合理有序的多元信息进行互动，既体现出民族团结意识的大众化需求，同时通过相关的信息传播方式，从不同方面对于民族团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报道，使得信息的接收群体可以通过不同侧面与不同层次对于民族团结的相关报道有着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促进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民族团结意识的生成。与高层的民族报道形式不同的是，中层报道更注重的是对于多元化信息的框架建立，并进行了相关主题的转变。实现了单一的报道主题向报道框架的转变。 低层：从小见大，社会主义人文关怀形式报道民族团结 媒体为了获得相关公众的信任与认可，就需要站在相关公众的意识下进行民族团结的报道，这样才可以最好获得公众共鸣心理的产生，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报道意识的生成。平常人与平常事才是社会公众最多接触的，日常生活中的民族团结与和睦便成为了民族团结报道的主要理念。任何简单的人和事上升到一种民族团结的角度与高度，对于相关报道主题以及得到了彻底的更换。诸如抢救异族病人、异族同事之间相互关心与相互帮助的小事，报道中可谓屡见不鲜，然而这种小事之中一旦有着民族团结问题的涉及，那么就可以被纳入民族团结的报道之中，变为了一种政治的框架形式。民族身份也显然会成为报刊媒体所报道的重点而被设置在标题之中进行强调，如此方式的民族团结报道方式逐渐的变成一种习惯性报道方式而随处可见。 2.民族团结报道中民族意识的剖析 民族团结作为一种民族关系的表现形式，其本质与一般的社会关系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社会交往导致了民族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因此从某种社会关系上来讲，不同民族之间生活中相互帮助的琐事就成为了民族团结报道的主要形式。因此导致了很多的新闻报道的民族典型问题对于民族团结进行肆意的贩卖用以引导 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其实所报道的只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一般社会关系。 民族团结的相关宣传模式中，异族人们受到了不同民族的救助之类的新闻较为常见。然而相关的事件是否真的能够体现出的是一种民族意识，没有人去考虑。相关的新闻工作者也表示，对于一些好人好事的行为动机绝不是因为对象的民族种族不同。由此可见，相关的简单的社会报道纳入“民族团结”的大帽子显然不合适。一些简单事情的发生原因在于自身处境下即刻意识，并非对于民族意识的深刻认识。 相关新闻对于简单社会关系的民族意识化解读与报道，是否真的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意识的生成。导致了新闻的相关报道方式逐渐发生着改变，同族之间的典型 事迹 由于没有“民族团结”意向的挖掘特点，贴不上“民族团结”的大标签，因此宣传的力度显得小很多。那么这种标签式的“民族团结”报道的效果如何呢。 民族团结的制度化报道方式，不仅会觉得社会上对于一些反常事件的好奇，慢慢的读者的注意力依然会从相关的民族团结之中回归到生活的实际之中，平常人与平常事才是日常生活的主题。这使得相关的民族团结报道仅仅只是一个 口号 ，正常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都不是民族团结问题的实质。 相关的民族团结意识报道逐渐泛滥之后，不仅使得相关的公众有了阅读的疲劳感，同时也得到了相关新闻工作者的思考，逐渐的相关报道走回了正轨，然而一种高歌式的民族团结宣传又没有新意，使得相关新闻工作者对于这一报道问题更加头疼。 目前，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报道形式似乎都已经超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初衷，而刻意去突出民族团结表现形式的新颖性与差异性，偏离了民族团结报道的原有理念。声泪俱下的民族团结意识报道中体现出的是一种对于民族团结问题认识的偏差。 3.结束语 民族团结的主题在于促进我国各族民族的团结相处，促进各族人民的相亲相爱以及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然而对于社会主义的民族团结的报道逐渐变得制度化，通过一些异族之间的简单的社会关系进行深入民族团结意识之中，这是对于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概念的一种误解与认识偏差。民族意识的生成是民族之间社会关系的结果，而非个人关系所致。因此相关的民族团结 报告 因回归民族团结的主题，回归原有主线。 参考文献 [1]龚永辉：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2]廖杨、覃卫国：关于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3期 [3]王万盈：论我国的民族意识研究，《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白润生编著：《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5]艾则孜・阿布杜热依木 报纸要跟上传播时代发展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维文版“新疆日报”新闻报道发展状况分析，《新疆 财经 大学学报》 2009年02期
能指出记叙的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理解论文所记叙的事件、人物、景物及其所表现的思想意义。2．理解论文的人称（第一人称、第三人称），记叙的顺序（顺序、倒叙、插叙）的特点和作用。
绿色的青春梦 我有一个梦想那是源于我心中有一个祖国。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旷古悠久，无不令他国仰望。回顾百年历史，我们曾在泥泞沼泽中摸索，在戈壁沟壑中探寻。长空一喝，一头雄健的睡狮猛然惊醒。烈火在眼中燃烧，寰宇世界，我辈岂是蓬蒿人。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神舟十号飞船搭载女航天员入住天宫一号;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全覆盖，这一步步崛起饱含着国人的智慧与汗水，向世人宣告中国从此站立起来。伟大祖国的强大就是我绿色的梦想。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青年是祖国强大的支撑，我会用智慧诠释青年人的责任。我堂堂中国万古无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走过了86年的光辉历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历史的机遇期已经来临。我们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我们是时代的楷模，我们是国家机械的捍卫者。使命、责任，我们责无旁贷。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未来现代化战争是每个身着绿军装的梦。 “大漠，烽烟，马兰。平沙莽莽黄入天，英雄埋名五十年。剑河风急云片阔，将军金甲夜不脱。林俊德将自己52年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一个属于与他自己的强军梦。无怨无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牵挂着国防事业。“战士自有战士的告别，你永远不会倒下”罗阳同志的一生就是航空报国的一生，用敬业诚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拼搏奋斗精神，实现了他人精神的升华。“才见虹霓君已去，英雄谢幕海天间”历史史册会写有罗阳浓墨重彩的一笔。祖国的繁荣，军队的强盛，我的梦想就根植于此。在这条路上我们用绿色青春当做画笔描绘绚烂的明天。拳拳赤子心，浩浩中华魂。红旗飘飘，那血红的颜色，是沾满无数英雄的鲜血染红的。它凝聚着百万雄狮的力量。我们绿色的青春梦就高悬在冉冉升起的国旗上，矗立在哨所上，飘扬在祖国的边疆，你在战士心中有着无比沉重的分量。那是沉甸甸的责任，梦想不曾改变，忠诚依旧故在。铮铮誓言，天地英雄，梦想犹在 ，意念不催。 和平的表面下仍旧是暗涛汹涌，时刻警惕着，警惕着，祖国每寸土地，每条江海。我们都会珍视，立足本职，瞄准未来，空中传递的电波就是决胜的利剑，利剑在手所向披靡，无往不胜。我有一个梦想那是源于心中有一个祖国。
“这十年·我的强军记忆”主题征文五篇
它也许是为了胜利而冲锋的燃情时刻，也许是以奋斗赢得荣光的高光瞬间，也许是以坚守捍卫安宁的无私情怀，也许是记录青春与使命相连的心灵旋律……下面就是我整理的“这十年·我的强军记忆”主题征文五篇，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是华夏儿女，是炎黄子孙，而我们脚下的这片黄土地，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伟大、辽阔、美丽、富饶也许这就是我们对祖国的评价。有人认为：梦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是一场空。但我认为：只要你抓住梦不放手，就一定会实现，梦是心灵的寄托，是心里永远坚持的希望。梦，哭泣时给我安慰;梦，无助时给我力量;梦，失落时给我希望所以，一个国家也需要梦，有了梦才有动力，有了动力才会成功!
我想：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梦，那就是强国梦强军梦，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然而，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大是一件困难的事，而这件事，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而我们这些祖国的未来，又有谁不是为了强国强军在努力呢?又有谁不是为了实现强国梦强军梦在奋斗呢?如果祖国是太阳，我们只是一缕阳光;如果祖国是大树，我们只是一片叶子;如果祖国是高山，我们只是一颗石头。虽然我们现在只是小学生，只是在教室里学知识，但我们也可以为祖国出一份力，我们可以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争光。
强国梦强军梦它们是我寻梦时指路的明灯，通向梦的彼岸，它们是我失败时心中坚持的信念，教会我永不言败。我们都向往和平，向往一个没有战火的世界，向往祖国登上世界巅峰的那一刻。梦总是充满力量，不知疲倦的把你推向你期待的瞬间!
中国军人，这一个个顶天立地的七尺男儿，用他们满腔热血，铸就了一支永不言败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为他们骄傲，为他们自豪!在党的光辉指导下，他们成为真正悬在敌人头上的利剑，成为挡在敌人面前的一堵钢墙。
每个中华儿女都希望祖国强大，而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是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争光添彩!
七月流火，八月未央，在这样一个天气即将转凉的时节里，你如果来到我们学校的操场上，一定会被我们七年级新生对国防教育的热情所感染。
这次国防教育磨炼了我的意志品质。我们在教官的带领下学习了军姿、停止间转法、踏步与齐步、敬礼与礼毕等，培养了我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军队、爱军人的道德情操。顶着烈日，即使汗流浃背也纹丝不动，增强了我们的国防意识、纪律意识和团队意识。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意志的磨炼，更是思想的升华、素质的培养，使我在今后做事时能更加吃苦耐劳，坚持不懈。“越己者恒越”，我们要不断地超越自我。
通过这次国防教育，我更自律了。我学会了合理安排利用时间来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今天要做的事决不耽误到明天。学会了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学校的各项规定，也培养了我们的我们礼仪，为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学生，优秀的小公民奠定了基础。我还学会了严守纪律，服从管理，认真完成分配的各项任务，坚守岗位，尽职尽责等。
经过这次国防教育，我对军人更加了解了。他们的坚________不拔、不怕困难和强壮的身体素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由衷地佩服。记得我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观看升旗仪式，当时我很惊讶国旗班的武警战士们为什么能走得这么直，爸爸告诉我：他们经过是经过长久的训练才达到了这样的效果，有时甚至还会在衣服领子上别一枚大头针来提醒自己。一想到这里，我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决心，原本已经倦怠了的身躯又重新振作起来，我们才练了这么几个动作，这点苦我们难道都不能吃么?
这次国防教育结束后，我们初步形成了班级的凝聚力，同学之间也建立起了友谊，同时也促进了校风班风的建设，为适应初中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最后的会操中，我们班虽热没有获得“优胜班级”，但是我们尽力了，证明了我们零零后的青春向上，也见证了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相信，在今后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中，我们班会更加团结，努力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国防教育到此落下帷幕了，青春的画卷正徐徐铺展开来，虽然我们都被太阳晒黑了，但这四天半的时间在我的脑海中将会成为一段亮丽的回忆，抹去汗水，展望未来，让理想和信念点亮我们的青春吧!
我们是华夏儿女，是炎黄子孙，而我们脚下的这片黄土地，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伟大、辽阔、美丽、富饶……也许这就是我们对祖国的评价。有人认为:梦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是一场空。但我认为:只要你抓住梦不放手，就一定会实现，梦是心灵的寄托，入党志愿书是心里永远坚持的希望。梦，哭泣时给我安慰;梦，无助时给我力量;梦，失落时给我希望……所以，一个国家也需要梦，有了梦才有动力，有了动力才会成功!
我想: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梦，那就是“强国梦强军梦”，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然而，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大是一件困难的事，而这件事，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而我们这些祖国的未来，又有谁不是为了“强国强军”在努力呢?又有谁不是为了实现“强国梦强军梦”在奋斗呢?如果祖国是太阳，我们只是一缕阳光;如果祖国是大树，我们只是一片叶子;如果祖国是高山，我们只是一颗石头。虽然我们现在只是小学生，只是在教室里学知识，但我们也可以为祖国出一份力，我们可以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争光。
“强国梦强军梦”它们是我寻梦时指路的明灯，通向梦的彼岸，它们是我失败时心中坚持的信念，教会我永不言败。我们都向往和平，向往一个没有战火的世界，向往祖国登上世界巅峰的那一刻。梦总是充满力量，不知疲倦的把你推向你期待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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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中华儿女都希望祖国强大，而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是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争光添彩!
中国,一个承载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家,在五千年的历史画卷中,她经历过繁荣,也遭遇过那一段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史……
历朝历代，许多仁人志士都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以国事为己任，前仆后继，临难不屈，保卫祖国，关怀民生，这种可贵的精神，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衰。邱少云，为了不暴露潜伏目标，任凭烈火烧焦身体也一动不动。他双手深深地插进泥土里，身体紧紧地贴着地面，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壮烈牺牲。董存瑞，为了炸掉敌人的碉堡，毅然抱起炸药包，左腿负伤，冲至桥下。因身边无处安放炸药包，紧急时刻，董存瑞用自己的身体充当支架——手托炸药包，牺牲时，未满19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正是由于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勤劳智慧的中华儿女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我们，要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积极维护祖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祖国的领土寸土不能丢，不能被分裂侵占;要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创造更加辉煌的民族文化而尽心尽力。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和现实，增强爱国的情感和振兴祖国的责任感，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族，全社会的事，这就要求我们，在生活中教会孩子教会学生爱国要从点滴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正确引导孩子从尊重历史的角度去进行史观教育，从民族感情。民族精神的角度去进行德化教育，从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的角度去进行思想教育。让爱国主义教育的热潮深入社会。深入家庭。深入课堂，营造全社会的爱国环境，培养全民族的爱国感情，让人人都萌生爱国主义情结，我们就不怕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学生不明白什么的好与坏，分不清什么是善与恶，懂不得什么是美与丑。
时下金钱至上的世风流行，许多人们满眼尽是方孔，才好了的伤疤就忘了痛了。不少的人对民族过去受难的历史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淡漠了，健忘了，甚至麻木了。在利益的驱动下，一味的只顾张扬私我的个人主义，小我的自由主义，唯我的个性主义，把自己同国家。同集体。同民族的命运分割开来。我十分的担心在物质得到高度发展的今天，又让大家犯上自私自利的世纪病，如果无药及时救治这重病症，那么它将会向全社会迅速的传染开去。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信号，甚至可以说是一重不祥之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治疗这一病症的良药，在现实生活中是不能滞 后于当今物质社会的发展的。
淡漠。健忘。麻木被认为是我们国民的劣根性，如果我们的孩子们以及我们中的一些人忘掉了爱国，忘掉了历史，就是对那些曾为争取自由。争取民主。争取和平为扞卫国家尊严，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流血牺牲的无数英烈们极大地不尊重。如果我们的孩子们以及我们中的一些人忘掉了爱国，忘掉了历史，那就是对英烈们用血泪建造的新兴中国的亵渎。
鲁迅先生在他的文章《藤野先生》中写到“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人的.命运了”在日俄战争中“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却是一群中国人”，这是多么的像看电影《紫日》时那些大笑的学生们。在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同时，更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
在读郁达夫的《怀鲁迅》时，我是又痛又怕，痛的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还欠发达，国际上时局动荡，一贯推行强权政治的国家总是在找借口寻衅兹事，一些害怕中国强大的国家总是在虎视眈眈，要么挑唆民族矛盾，要么阻挠甚至破坏我们国家的发展，强大，他们希望我们都成为“可怜的生物之群”，我们切不可忘记我们有伟大的民族魂在，有伟大的民族精神在，有伟大的人民在。怕的是同爱国主义一样的精神文明建设跟不上现代物质文明建设的脚步。没有高尚的精神力量去指导物质的创造与消耗，丰富的物质生活会让我们的一些人缺钙，患上骨质疏松软化病，最后倒在自己为自己铺设的物质软床上爬不起来。人们一旦变成了赚钱的机器和精神的侏儒，那些一贯推行强权政治的国家和一些害怕中国强大的国家将会无比的高兴，他们多么希望我们成为他们经济上依附，政治上听从的“奴隶之邦”。当然，每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不会答应。
国家的今天，改革重要，发展重要，稳定重要，我认为在此基础上教育我们的国民要恪守爱国主义的信念更是至关重要，教育我们的学生爱国，恢复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从精神上团结我们的民族，大家同心同德搞建设，一心一意促发展，就算是真的有一天要打一场卫国战争时，我们将会无所畏惧。
于是我想，爱国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信念不应是某一时代的产物，而应是无论任何时代都应该大力弘扬的时代精神，坚决不能随着某一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在我国现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时代背景下，在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滚滚热潮中，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信念更应该与时俱进，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