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中国古代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经济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理论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发展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规律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哲学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政治议论散文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教育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文章，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自然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学习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建安文学。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分析，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政治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影响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理论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发展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三、帝王文学的特征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政治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内容。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社会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时代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经济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历史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心理现象。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自然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从典籍、地望及遗存看诸城为舜出生地的史实性王炳熹典籍文献考证上古明帝虞舜到底出生在哪里？从历史上就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舜的出生地已成为千古悬案，文化迷阵。现在我们看到的重要典籍文献主要有四种历史记载：一是见于《孟子·离娄》下篇：“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二是见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三是见于《史记正义》所引《孝经援神契》：“帝舜生于姚墟”。四是见于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瞽叟妻曰握登，陶唐之世，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以上四种记载是古文献中关于舜帝出生地的最早记载。其中《孟子》、《史记》的史料价值比较大,所记比较可靠。这几种记载中提到舜帝的出生地有三个,即“诸冯”、“冀州”、“姚墟”。孟子关于舜出生地的记述，在那段简约的文字中只是说舜生于诸冯，但没有说明“诸冯”在哪里，“鸣条”在哪里。司马迁关于舜出生地只是了了六个字“舜,冀州之人也”，更为后人留下了无穷探究空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著名学者孟世凯先生说：“自西汉以来历代地方史家修志或在著述中都写入当地是虞舜故里，有舜耕的历山，舜打鱼、制陶、做什器、做买卖、打井的传说……于是今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湖南等省的一些市、县都认为当地是虞舜正宗的故里。”（见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07年第10期）。舜帝出生地，从孟子和司马迁开始，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东夷说”和“冀州说”。经过两千多年的考证演变，“东夷说”和“冀州说”又进一步演变为现代流行的主要四种说法：即山东诸城说、河南濮阳说、山西永济说、山西垣曲说。另外还有山东菏泽说，湖南永州说和浙江余姚说等等。有人将山西垣曲说与山西永济说归入司马迁的“冀州说”，山东诸城、菏泽、河南濮阳说等归入孟子的“东夷说”。从古代典籍文献、地域地望及古迹遗存考证看，应是“东夷说”史实性度更高。 近年来，有关舜出生地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舜出生地为诸城说日益受到文化学界的广泛重视和认同。2010年，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大舜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谢玉堂出版了《论大舜》，明确提出了“大舜是山东诸城人”的观点。安作璋、徐北文、张华松等一批山东著名学者都对“舜帝出生于诸城说”给予了充分肯定。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浩菲专门出版了《舜帝出生地考》。山西的吕步麟2008年出版了《舜帝故里》。这个时期，全国各地有关“舜帝故里”的研究文论、考证、专著不胜枚举。舜生于山东诸城市诸冯村的主要依据，一是史学大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舜号有虞氏。《孟子·离娄篇》说‘舜生于诸冯（音平píng山东诸城县），卒于鸣条（河南开封附近），东夷之人也’”（见《中国通史简编》 第 62 页，人民出版社，1949 年版）。二是著名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郭沫若的《中国史稿》：“舜生于诸冯（今山东省诸城县），卒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 第一册第 133 页，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2000年，时任济南市长的谢玉堂和济南的徐北文教授、安作璋教授等召开会议，以舜出生地为题进行了认真讨论，这次会议基本达成了两个共识：第一，大舜确有此人；第二，大舜是山东诸城人。其后，徐北文教授专门撰写了介乎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大舜传》，这是中国史学界第一部系统记述大舜一生的专著作品。2006年6月，谢玉堂又主持召开了山东史学界大舜研究座谈会，对上述两个论点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会人员达成共识，仍然是“大舜确有此人”，“大舜是山东诸城人”。并进一步提出：“大舜文化是齐鲁文化的源头。”此后，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2008年4月，济南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张华松教授明确提出，舜是东夷（诸城）人，入主中原前足迹所到都在山东境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义华、温丽萍以及朱玲玲在《南方文物》2011年第一期上分别发表了《从“中国”看舜的出生地》和《舜为“东夷人”考》的专题研究论文,他们通过对古代典籍文献的深入考证研究，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舜的时代在考古学文化上属于龙山文化时代。而地为东夷集团聚居地的今山东省地区，是龙山文化最重要的分布地区。诸城地区处于龙山文化发达地区，又有文献和传说相照应，在地理上也符合舜居“负海”之地的条件，舜生于诸城是极为可能的。舜出生在今山东省的诸城市，随着他的长大成人，而逐渐向西发展：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食于负夏。其品德受到民众称颂，终被中原部落首领尧看中而选为接班人，终至入主中原，作了强大的中原部落联盟首领，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五帝”之一。其他重要文献也对舜出生于诸城作了印证。如明代《职方地图》在“诸城”下特注“舜生处”。清乾隆《诸城县志·古迹考》记载：“县人物以舜为冠，古迹以诸冯为首”。宋代大文豪苏轼知密州（治所在诸城）时，写下诗句：“相将叫虞舜，遂欲归蓬莱”。清初诸城著名文人李澄中《东武吟》写道：“天地洪荒虞帝出，千年人说诸冯村。其余琐细不足数，唐宋传来名独古。”由此可见，虞舜出生地为诸城，具有坚实的史实基础和典籍文献佐证。地域地望考证古中国地域辽阔，中央政权占据中原，对四方地域素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称。舜为东夷人，属于古中国的东部地区，应是较为确切的历史事实。有的学者提出，研究舜帝出生在哪里，应该全方位考虑华夏民族的整个发展历史过程。孟子说舜是“东夷之人”，首先要弄清东夷是指哪里。对于“东夷”现有两种理解，一种观点认为东夷即指东方夷人，系指今山东地区或者江浙地区的夷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东夷是指在帝都以东的少数民族，处于周都以东的晋南也可称东夷。有的研究者认为，东夷应是指山东靠海一代的地域。东汉赵岐《孟子章句•离娄下》言：“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现代著名古史专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舜属于东夷族。我国古代部族分为三大集团：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华夏集团的代表人物是炎帝和黄帝，东夷集团的代表人物是太昊、少昊、蚩尤，苗蛮集团的代表人物是伏羲与女娲。其中，东夷集团所居住的地域，北自山东北部全境，西至河南东部，西南至河南的南部，南至安徽中部，直至东海。按照这一考证，舜出生地应为山东诸城。河南大学朱绍侯在《帝舜故里负夏瑕丘考》中指出，古文献关于帝舜故里的记载分歧并不大，只是由于对古地名的解释不同，才产生了分歧。根据舜为东夷人、冀州人的记载，可排除舜故里在山西、江南的可能性。“舜东夷人也。东夷人是泛指中国古代山东和河南东部、东北部的人。如果以此定位，帝舜故里山西说就被排除在外了。”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魏嵩山《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注释：“舜生诸冯”有三说：一在山东菏泽市南；二在山东诸城市；三在山西垣曲县东诸冯山。“舜生姚墟”有多种古籍主此说。但对姚墟、姚丘今地说法不一。魏嵩山认为，应在山东鄄城西。综上所述，孟子所说舜 “东夷之人”是可信的，理由有三：一是舜的时代比司马迁早。孟子是战国时期人，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 年。司马迁是西汉时人，约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前 135年，卒年不详。比孟子晚二百多年。一般来讲，历史资料时代早的比晚的可信度要高一些。二是孟子是今山东省邹县人，古时属于“东夷”地，故舜是他的家乡人。舜的故事在当地人中应是从很早以前就一直流传下来的，当地人也应是以有舜这样的历史名人而备感骄傲和自豪。所以孟子应是从小就熟悉舜的故事的。故他能肯定地说舜是“东夷之人”。三是从上述我们考证舜活动的地域地望，他活动的地区，有史料可证，都在古东夷人活动的地域内。在考古学上也有证据。就是舜的时代在考古学文化上属于龙山文化时代。而地为东夷集团聚居地的今山东省地区，是龙山文化最重要的分布地区。山东龙山文化出的陶器如蛋壳黑陶、白陶器等，是我国龙山文化时期质量最好的陶器，其他地方龙山文化遗址或墓葬里出土的陶器皆不能与之相比。山东龙山文化出土陶器质量远高于其他地方龙山文化出土陶器质量，当与舜有相当关系，《韩非子•难一》记载 “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的陶器质量优于他地龙山文化出土陶器当是与舜在此地的模范作用有关。（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朱玲玲《舜为东夷人考》。载《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义华、温丽萍也认为，山东诸城地区处于龙山文化发达地区，又有文献和传说相照应，在地理上也符合舜居“负海”之地的条件，舜生于诸城是极为可能的。司马迁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即早在两千多年前，舜的事迹即已广泛散布于北起燕山、南到江淮，东至大海，西达甘陕的广大地区。针对舜出生地研究的众说纷纭，各抒己见，有人进一步提出，对舜帝的认识，需要区分出生地、安葬地、迁徙地、巡视地和祭祀地。这种区分有利于弄清有关舜的历史活动状况和历史遗存遗迹。通过区分，然后得出结论：舜出生地（故里）:山东诸城。该研究成果现已为众多知名学者及方家所认同，并逐步为社会各界所接受。诸城作为“舜帝故里”，开始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全国知名度，业已成为诸城吸引华夏子孙祭舜仰舜，道德祭拜的始祖圣地。舜安葬地:湖南永州九嶷山。舜迁徙地:全国各地（可能为舜帝本人,也可能为家族、部落、后人、群体）。舜迁徙、躬耕地的不同,就表明舜帝群体的活动空间的变化。例如,究竟是舜帝迁徙到了山西,还是其后裔迁徙到了山西,对此还有待于考证。舜巡视地:舜帝南巡到过衡山,到过苍梧九嶷山,这是确定无疑的。舜祭祀地: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舜已成为华夏民族古今共识的道德文化符号。因为广大百姓的顶礼膜拜，各朝各代各地都兴建了众多舜庙祠祀，遗迹甚多，以应社会大众的敬仰祭祀。但这些祠祀与舜出生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古迹遗存考证龙山文化是山东省学者吴金鼎先生1928年在济南市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首次发现，此种文化分布范围很广,但是以山东省分布最为密集。截止2000年,根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统计已经发现1000多处，平均每个县市10处左右。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称龙山文化所处的公元前2400年到2000年为“龙山时代”,这是很有道理的。根据山东省文史馆馆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蔡凤书教授的考证，根据考古学发现和调查资料的研究证明，龙山时代就是舜的时代，基本上可以肯定龙山文化的遗迹就是大舜文化的遗迹。龙山文化时期产生了许多城，目前著名的城址有济南城子崖、日照两城镇和尧王城、五莲丹土村、阳谷景阳岗、临淄田旺、邹平丁公等等,仅在聊城地区就发现8处。在山东省发现的龙山时代的城址是全国最多的，其次是河南省的东部，这也不奇怪。因为到了大禹的时代就有“国”上万。山东大学连续七年在日照市进行考古发掘和调查,调查中走遍了日照的山山水水,发现数百处古代遗址，其中龙山文化遗址30多处。但是有一个现象引人注意,即这些遗址有大有小,大的占地几百万平方米（如两城镇）,小的仅数万平方米。这些遗址呈等级状,即有的是聚落,有的大聚落,有的是城镇,这正是舜时代的“聚”、“邑”、“都”。在国家正式产生前,山东省和豫东、皖北、苏北几乎都有这种现象，这正是舜统治的中心。（参考《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考古文物的挖掘发现也对舜出生于诸城给予了验证。诸城黑陶是产生于诸城境内的一种泥制陶器，其历史渊源，可上溯到四千多年前，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著名的龙山文化。关于黑陶的最早研究制造者，当属虞舜。据史料记载和考古专家考证认为：龙山文化黑陶的发展与生于山东诸城的虞舜“陶河滨”有直接关系，虞舜，可称之为黑陶制作的开山鼻祖。建国后一系列考古工作，在虞舜故乡诸冯村周围先后发现了数10处龙山文化遗址，皆为东夷部落居住的地方。诸冯村地处潍河岸边，自古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多有古文化遗址，原始社会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众多，堆积层厚，内容丰富。1976年至1978年，山东省与昌潍地区的考古工作者曾对诸城市皇华镇的呈子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挖掘，其中发现的龙山文化墓葬多达88座。墓葬分为北、东、西三区，东、西区墓小无随葬品，而北区墓宽大并有随葬品，随葬品主要是黑陶，最贵重的当属蛋壳陶高柄杯，多达20多件。1988年，在离诸冯村20里的九台镇老梧村前，发掘出一处原始部落住宅遗址，内有精美的黑陶和石簇。诸城大量的考古发现有力地佐证了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虞舜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些遗迹的分布范围和形成时间，与舜活动的范围和时间基本相符。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诸城之名，因虞舜出生于城北的诸冯村而得名。据史料记载考证，诸冯村即为虞舜的出生地。清乾隆《诸城县志》记载：“诸冯有舜庙，未知为何时创立。县人吕一奏石刻《古诸胜迹》云：‘万历二十七年，知县颜悦道使人泅水取舜庙残碑，碑旋出旋坠，终不可致’故无从考据焉。”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拨款重修舜庙并题匾牌。历史上诸冯村内曾有“舜庙”、“舜井”，村北有土岭称“历山（犁山）”，山下有宽阔水域称“雷泽”。这些遗址和古旧地望，都与史料记载的舜年轻时的生产生活活动密切相关。诸城广泛流传着众多关于虞舜的传说，如“让畔”、“让居”、“涂廪”、“穿井”等故事，民间保留着许多与虞舜有关的习俗。诸冯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一首《乐乐歌》：“尔乐乐，我乐乐，尔我同乐乐。”据说该歌为虞舜所作。诸城民间祭舜活动，历史悠久，延续至今，充分反映了虞舜文化对诸城的深远影响。古代典籍文献、地域地望和遗迹遗存都可以证明，虞舜出生地应为诸城，这已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虞舜故里”已经成为诸城走向世界的最靓丽名片。
【征文】感悟虞舜 --咏《南风歌》之感怀 舜帝陵就在家门口，一共只去过两次，头一次是领着孩子去的，仅在舜帝陵景区玩了玩，所以没有留下什么更深的印象。第二次去是带着目的去的，主要缘于新来的武局长多次交谈中提到舜帝赋诗《南风歌》。我知道《南风歌》是在南风广场凤凰塑像的石碑上隽刻着的，每天在广场晨练都能看到，大意略知一二，却没有一次去认真的解读。而身为外乡人的武局长仅仅去了一次舜帝陵，就将《南风歌》铭记在心。如此气势磅礴的《南风歌》吾辈竟然背不下来，我为自己的薄才浅识而羞愧，更为身为河东人而汗颜，当然我相信在河东应该汗颜的不止我一个！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熏，温和,和暖。愠，怨怒、忧愁。时，合时宜的、适时的。阜，丰富。意思是：和暖的南风啊，可以让我的人民绽放笑颜；南风来的正是时候啊，可以让我的人民丰衣足食。 一首朴实无华的《南风歌》，唱出了一种纯朴厚爱，关心百姓的君王胸怀，寥寥数语，活画出舜帝“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的人文之心！这首亘古豪唱的《南风歌》，已凝炼成一种宣扬民本、昭于德治，展示五千年文明史的精神载体。 舜帝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始祖，他敷布的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已成为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精髓。舜帝，作为华夏“三皇五帝”之一、虽历经5000年时光之剥蚀，但其传统道德之精髓，在华夏子孙的心目中依然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舜，姓姚，名重华。生于诸冯，又称姚墟（今我市永济张营乡舜帝村）。是我国4000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领袖。历史上被尊崇为五帝之一。建都蒲坂，国号有虞（今永济市蒲州镇），故又称虞舜。 相传舜家世寒微。虽为黄帝后裔，但五世为庶人。其父瞽瞍，懂乐理善观天象，后双目失明。舜两岁时，母逝。父续娶壬女，又生弟象妹敤首。史书称，舜“父顽、母嚣、象傲”，常欲置舜于死地。然而舜对父母不失子道，十分孝顺，与弟友善，没有丝毫懈怠。在家里人要加害时及时逃避，稍有好转，马上回到他们身边，尽可能劝以帮助，所以是“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常）在侧（《史记》）。舜异母妹敤首聪慧、善良、擅画，常帮舜脱离险境。舜以宽谅、孝敬、以德报怨的态度处理好了家庭关系，年20即以孝闻天下。 舜30岁时，声名远扬。当尧向四岳（四方诸侯之长）征询继任人选时，四岳就推荐了舜。尧对舜考察，将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以观其德行，二女倾心舜，并十分孝敬公婆；尧让舜参预政务，管理百官，百官服从，百业井然；让舜接待四方诸侯，宾客很敬重他；让舜独自去山麓和森林经受考验，舜在暴风雷雨中，不失态，不迷失。 尧常与舜讨论为政之道。尧问：如何治理天下？舜说：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尧问：如何教育民众？舜曰：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此为天下根本问题，治则人治，反则世乱。尧通过考察，对舜很满意，决定选他为接班人，让他摄政。 舜摄政28年间，不但将政事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用人上有所改进，起用了尧未能启用的“八元”“八恺”贤人，流放了尧未处理的“四凶”恶人。惩治了九年治水无功的鲧，让鲧的儿子大禹治水。根据禹治水勘察情况，划疆哉为12州，均设州牧管理。同时作玑玉衡浑天仪，观天象明四时，重新修订了历法。举行祭天地山川大河大典，并不时巡狩四方。召见诸侯，考察民情。 舜62岁登帝位后，一派励精图治的气象。他选贤任能，明确了官员的职责，命禹为司空，揆百事，平水土；弃为后稷，掌管农事；契为司徒，掌管五教；皋陶为士，掌管刑罚；垂为共工，掌管工程；益为虞，掌管山泽鸟兽；伯夷为秩宗，典三礼；夔为典乐，掌官礼乐教化；龙为纳言，管传达帝命，反映意见。他还制定了五刑，推行五常，重定五信，统一五度，统一五量，统一五权，统一音律为十二律，制定君臣礼制，还规定了“三载考绩，三载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即：五年一巡狩，三年一考察，以三次考察结果决定官员升迁去留等。由此可以看出，舜时期，已不再简单是各氏族部落联盟，国家的雏形已成，社会逐步文明。 舜生活阅历丰富，本人多才多艺，犹擅诗歌。史载亲自作诗歌五首，其中《南风歌》体现了舜浓厚的民本思想，成为千古绝唱。 舜晚年渐感体力难支，倦于勤政，便选定治水有功的禹作接班人。所不同的是，舜由四岳推荐给尧，而禹则是舜通过自己的考察选定的。舜95岁时，81岁的禹摄政。禹体察到舜帝有在故地休养之意，便在鸣条岗（今运城市盐湖区北相镇曲马村北）修建了一座牧宫，又称离乐城；取离位享乐之意，供舜帝颐养天年。 舜49年居于鸣条，50年卒，遂葬于离乐城前。享年112岁。其孝行、品德、功绩在我民族千古流芳，万世崇仰！ 站在舜帝抚琴巨幅石雕前，心中默默背诵着《南风歌》，万千感慨油然而生。一位原始社会末期的老先人，如此博大胸怀，人文情结，着实令后人刮目相看，万世仰慕。此刻，我终于理解了武局长为什么能把《南风歌》熟记入心，这是因为他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天降大任于斯，武局长把“解愠阜财”作为自己人生的理想和追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的思想和行为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思考的。 今天，我们重温《南风歌》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亘古魅力之所在，党中央把“以人为本”确立为治国理念，不正体现了“解愠阜财”之精髓。我想每一个公务员都应该从舜帝《南风歌》中感悟些做人做事的道理，那就是为官当尽“解愠阜财”之能，为人当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之责，效虞舜之德“至孝至忠至正至中以天下之大仁行天下之大公天下第一 ；笃亲笃敬笃诚笃信以人间之伟德成人间之伟业人间无双。” 注释： 三皇：天皇燧人氏、人皇伏羲氏、地皇神农氏。 五帝：轩辕氏姬姓皇帝、高阳氏颛顼帝、高辛氏陈姓嚳帝、 陶唐氏尹祁姓尧帝，有虞氏姚姓舜帝。 五刑：墨刑（刺脸）、劓刑（割鼻）、刖刑（残足）、宫刑（去势）、大辟刑（杀头） 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五信：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五度：分、寸、尺、文、引 五量：仑、合、升、斗、斛 五权：铢、两、斤、钧、石 五礼：公、侯、伯、子、男 九德：宽而栗, 柔而立, 愿而恭, 乱而敬, 扰而毅，直而温， 简而廉, 刚而塞, 强而义。 十二律：黄钟、大吕、太簇、夹种、姑洗、仲吕、蕤宾、 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题目:封神背景:姜太公虽然能封神但因贪心而未能成为玉帝,只做了醋碳神,这都是民间流传的说法,但是如果是申公豹打赢了,那历史会怎么样?(如果真的有封神一说的话),申公豹可以说是界立于善恶之间,个人觉得公正就是要不带感情色彩,水至清则无鱼,破坏才能发展,变法不如打破重建,就像东西坏了怎么修都不可能比新做的好!
炎帝小故事 太阳神炎帝是一位极慈祥的大神，当他出现在世间的时候，大地上的人类已经生育繁多，自然界出产的食物不够吃了，慈爱的炎帝教人妞何播种五谷，用劳力来换取生活的资源。那时候，人类共同劳作，互相帮助，没有奴隶，没有主人，收获的果实大家均分，感情像见弟姐妹般亲切 炎帝又叫太阳发出足够的光和热来，使五谷孕育生长。从此，人类便不愁衣食。大家感念他的功德，便称他为 神农。 传说他是牛头人身。这大概因为在农业时代象征几千年来帮助我们耕种的牛一样特别有贡献吧！ 这大概神仙农业之神的严迪刚诞生时，完全不需要半点人力，自然有性倒角，眼前这脚眼前的水彼此相连，若是取出其中一眼选择谁其他把眼睛的水都会波动起来。 传说炎帝的母亲女。你登上你一个长相极为买猫的梨子平日里这喜欢游山玩水雨天他的华洋山昂省油玩的时候遇到了一条鸡传说炎帝的母亲女。你登上你一个长相极为美貌的女子，平日里最喜欢游山玩水，雨天他的华阳山安省游玩的时候遇到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声音呢，看到山东那单就想离开，但是还不等她里去，它就被神农缠住了，之后他就怀孕了，后来就生下了炎帝。 年底刚生下啊的时候试衣服人生榴莲还长了脚的样子不过在后来的时候慢慢就转变成为人类的样子这就是关于烟蒂出生的传说可以说炎帝的出生是极其富有神秘色彩的。 赞颂炎帝的对联 敬奉炎黄帝，崇怀禹舜王 人文始祖，华夏源头。 厚德济于坤想山支黄稼粟诸功，无言能载薄文祈祖宇，佑赤县神州大地，万世其昌。 日月遗怀，有客祭千秋俎豆 关于炎帝的诗 炎 帝陵 群山万壑鹿原坡， 狩猎樵渔远战歌。 药草百尝千峻草。 农桑四季一湾河。 独留青冢临天下， 双捧黄尘叩紫阁。 远古罗霄依旧在， 可期炎帝敬栽禾。 农桑四季一湾河， 可期炎帝教栽禾？
真羡慕你能把神话当毕业论文做~~~~个人比较偏向于中国本土的远古神,所以建议你去找找有关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的资料，算是中国最经典的神话了伏羲、女娲、神农、燧人、炎帝、黄帝、蚩尤、祝融、少昊、太昊可以当作题目的神多了去了~外国神本土化最典型的应该算是观世音菩萨了，中国化得够彻底~~叛逆之神的话蚩尤应该算是最典型的一个吧另外《山海经》《搜神记》甚至包括《淮南子》这些书还是可以去翻翻的，说不定能找到一些灵感。12月27号，还有时间，毕业论文定题这种事，急不来的
有人曾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也有人说：“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推动了现代化进程”，还有人甚至说：“没有西方的殖民侵略，东方将永远沉沦”。这些人往往还以马克思论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和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提法，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 那么如何用理论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去看待这个历史问题？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论断呢？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殖民主义的历史。15世纪，西方冒险家远渡重洋的环球旅行和随之而来的征服、掠夺，揭开了近代殖民扩张的序幕，宣告了殖民主义的产生。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海盗式的土地、财物掠夺、欺诈性的贸易和奴隶贩卖等方式，从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攫取巨额财富。而在西方实现工业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要求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推动了西方列强向世界急剧扩张，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殖民主义者运用各种手段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其垄断的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应基地和投资场所。而在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输出成为殖民剥削的重要形式，瓜分世界的狂潮出现，殖民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由少数帝国主义强国主宰世界的更完整的体系。可见，殖民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压迫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血与火的历史”。
论。，文专。业。，代。写。，。，繁荣原因：公元一、二世纪，随着统一帝国的巩固，随着奴隶制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及奴隶生活水平和法律地位的提高，罗马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罗马帝国的繁荣，就是以城市资产者的兴旺为基础的帝国初叶，帝国政局的稳定，帝国境内的有秩序与和平以及土地私有制原则的确立，国家对土地私有者的“有限”保护和自治市的大量出现。当然，部分自由民鄙视劳动和不愿务农的倾向，也促进了大地产的发展。 意大利本土的农业虽因各种原因开始趋于衰落，但各行省的农业却发展迅速。帝国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促使工商业有较突出的发展。相对和平的政治气氛，首先有利于各地的交往。在全帝国境内各族居民均可自由旅行，从幼发拉底到泰吾士河无需任何护照，商贸往来皆很方便。 除客观条件外，社会各阶层对工商业态度的改变也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元首和出身骑士阶层的新官僚阶级已不像旧元老贵族那样对工商业不屑一顾，他们都很关心经济利益，于是工商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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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Roman Empire）（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正式名称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罗马帝国可以用来表示所有在罗马统治之下的土地。罗马的扩张使罗马超出了一个城邦的概念，成为一个帝国。罗马疆域的全盛时期是图拉真统治时期，罗马帝国此时总共控制了大约5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屋大维建立帝国后，创立元首制，称奥古斯都。罗马帝国一般被分为前期帝国（前27年—192年）和后期帝国（193年—476年两个阶段。前期帝国经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弗拉维王朝，至安敦尼王朝（五贤帝时代）达到鼎盛。国家稳定、社会繁荣，被称之为罗马的黄金时期。后期帝国从三世纪危机起，经伊利里亚诸帝、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君士坦丁大帝的帝国，至狄奥多西一世死后将帝国正式分为两部分（395年）。西部在内忧外患中衰落，在476年奥多亚克废黜最后一个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路·奥古斯都路斯，西罗马帝国灭亡。而东部帝国直到1453年为奥斯曼帝国所灭，史学家更多称东罗马帝国为拜占庭帝国。 前509年，罗马建立了罗马共和国。公元前2世纪，罗马成为地中海的霸主。公元前49年，军事将领凯撒夺取了政权。公元前27年，屋大维建立元首制，罗马从此进入罗马帝国时期。 从370年左右，罗马就已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的首都在梅蒂奥拉努(今米兰)，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在君士坦丁堡。但耐人寻味的是，东、西罗马帝国彼此并非敌对关系，反而在很多方面密切合作，同声共气。此后100年间，罗马城多次被外族攻占和血洗，西罗马帝国的实力和威严一落千丈。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解体，末任罗马皇帝自己发出退位诏，宣布西罗马帝国不复存在，帝国的所有殖民地均可自行独立。东罗马帝国却得以保留，即后来的“拜占庭帝国”。西罗马帝国虽然于476年瓦解，其皇帝被日耳曼人废黜。然而罗马人在巴黎地区的统治一直持续到486年，那一年日耳曼民族的一支法兰克人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克洛维彻底打败了罗马人，建立了法国的前身法兰西亚（Francia）。其后法兰克王国不断发展壮大，到800年王国在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的统治之下达到鼎盛，统一了今法国、德国、荷兰、瑞士、北意大利、奥地利西部、西班牙东北角的领土，史称查理曼帝国。罗马军队的待遇相当不错，皇帝赛维鲁曾说：“让士兵们发财，不要管其他人”。罗马帝国的扩张及其影响 公元前3世纪早期.罗马人统一了意大利半岛.成为地中海强国.此后.罗马开始了长期的对外扩张历程.罗马扩张的第一个对象是当时地中海一个强国迦太基.陆续夺取了西西里岛.科西嘉岛.撒丁岛以及阿尔卑斯山以南的一些地方.最终攻占迦太基城.迦太基统治下的广大地区从此成为罗马人的阿非利加省.与此同时.罗马还在向东部扩张.通过同马其顿人的三次战争.控制了希腊.然后.又派兵侵略叙利亚.控制了西亚部分地区.在西部.罗马人也侵占了许多地方.今天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很多地方都被纳入罗马的版图之内.凯撒统治时期.还两次派兵侵入不列颠.屋大维率领的罗马军队又灭亡了埃及.把埃及并入罗马.公元前2世纪下半期.罗马已经成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国.当时.罗马帝国的版图东起幼发拉底河上游.西临大西洋.南抵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北达莱茵河和多瑙河 。
透析黄帝内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意义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书，但其中提出的“治未病”思想、教育方法对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学习和推广。以下是我为大家分享的关于黄帝内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意义之论文范文。
摘要：探讨了《黄帝内经》的“治未病”思想、教育方法对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黄帝内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问题与心理疾病，是任何一个个体都不愿意承受的，也是任何一个社会都致力于减少的，但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又是无法避免的。大学生处于青春期，面对着学业和爱情的选择，又处于从学校人向社会人的过渡，加之近年来就业形势的越来越严峻，所以无论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现在的大学生已经都是90后，有研究表明，由于大学生要面对由于生理和心理造成的种种困境，容易出现抑郁、焦虑、愤怒等各种负性情绪，又加上来自家庭以及社会的压力，所以，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堪忧[1]，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还会出现疏离感[2]。因此需要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以使其调整心态、合理认知、适应角色、健康生活。
现阶段，对大学生进行的心理健康教育基本上是在现代西方心理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有人提出应该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3]，作者也认为可以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医文化中发掘有益于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思想，以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切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征。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学典籍，它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是中医所有学科的源头活水。《黄帝内经》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对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黄帝内经》“治未病”思想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意义
《黄帝内经》是最早提出“治未病”思想的中医典籍。《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中提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指出当疾病“已成”，即使有再好的医疗手段，也不过是亡羊补牢，就像人已经很渴了才去掘井、战争已经开始才去制造武器，恐怕伤害是在所难免。
所以，不如提前预防。这与现代所提倡的“预防为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治未病”是中医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循的基本医疗原则，其精神实质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未病先防”，就是在没有生病之前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积极的预防，从而防止疾病的发生；二是“既病防变”，就是当得病之后运用各种有效手段以防止疾病的发展和传变，将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以防小病酿成大病。
未病先防的理念属于中医养生的范畴。中医认为，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如果能导致人体发病，可能是因为人体抵抗力太弱，也可能是因为致病因素过强。那么要防止疾病的发生，一方面要增强人的体质，以提高抗病力，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另一方面要积极避免或减少致病因素的危害，即“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素问上古天真论》)。
具体到大学生心理健康，则一方面应该提高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另一方面要减少甚至避免不良的情绪刺激。《黄帝内经》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有：
(一)“和于四时，调于阴阳”《黄帝内经》认为，人生活在自然当中，不是一个独立的生物体，时刻都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所以人必须顺应自然规律的变化，根据季节变化调整自己的生活，以保持人体内外阴阳的平衡，使与季节相通应的五脏能够适应自然界生、长、化、收、藏的变化，使七情五志顺时、和谐，以达到健康的目的。
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言：“春三月，……夜卧早起，……以使志生；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秋三月，……早卧早起，……使志安宁；冬三月，……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就指出了不同季节中人应采取的起居方式及其对人情志产生的影响。
(二)怡养精神，调适情志《黄帝内经》认为人的生理和心理本为一体，互相影响。
五脏是人的精神活动产生的基础，而精神活动反过来又影响五脏的生理活动。如《灵枢本脏》篇所说：“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也指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认为精神的紊乱能使人体生病。所以人应该调养精神、调节情志，适应环境变化，以保证身体健康。《黄帝内经》的论述指出了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也阐述了具体的教育内容，这些对我们进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黄帝内经》关于教育方法的论述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意义
首先，《黄帝内经》的成书在秦汉时期，但托名黄帝，该书体例多采用黄帝和岐伯、雷公、鬼臾区等人问答的形式，这样既增加了该书的权威性，又使形式生动活泼，易于为人接受；而且该书还采用多种形式加以记录，如“著于竹帛”、“著之玉版”，在当时纸张尚未发明的情况下使用各种载体；或者“得其人则传”，选取合适的对象进行言传身教，这些都加强了医学知识的传播。
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来讲，也应该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可以通过学校的专兼职心理咨询老师或邀请社会上的专业的心理工作者向大学生传授促进心理健康的方法，同时采用各种方式，如传统的编辑心理健康知识小册子、明白纸，或由师生自己编演心理情景剧，还有现代的微信、翻转课堂等，以其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大学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让他们认识到心理健康知识的重要性，学会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去增进自身的心理健康。还可以在大学生中选择对心理学感兴趣、接受能力强的同学加以专业培训，由他们在经过专业训练后对其他大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由于他们身份的特殊性，在同学中有着更强的亲和力，而其体会也更贴近同学，易于被接受，自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而且他们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也会获得很大的改善。其次，《黄帝内经》还指出教育的内容应该简明易懂。如《灵枢九针十二原》篇所言：“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指出了医学道理应该明确、难忘，容易掌握，这样才能够广泛传播，经久不绝。大学生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接受信息较容易。
但是大学生不愿意接受枯燥的说教，尤其现在是网络时代，各种信息纷至沓来，生动有趣的内容和灵活多变的形式让人目不暇接，更让大学生提高了“口味”，所以在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时，不能过于书面化，应该由专业的心理工作者将心理健康知识转化成大学生易于接受、容易掌握的语言传达给他们。第三，对于教育的实施原则，《黄帝内经》也做出了明确的阐述。
如《灵枢师传》篇中所讲：“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指出在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应该深入了解人性，满足人的心理需求。比如有心理问题的大学生都希望能走出阴影、开心生活，这是他们接受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在要求和原动力，所以心理健康教育正是应运而生，顺应人的心理开展工作。
指出不良情绪状态的危害是“告之以其败”，说明保持良好心态的好处是“语之以其善”，给予一定的辅助措施如放松技术等是“导之以其所便”，帮助消除其抑郁、焦虑情绪是“开之以其所苦”，如果能够达到这些，心理健康教育取得良好效果自不待言。而在此之外，更辅之以身体的锻炼、就业创业技能的培训以及社会支持的促进，则更能帮助大学生尽快恢复心理健康，寻回生命阳光。综上所述，《黄帝内经》虽然不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书，但其中提出的“治未病”思想、教育方法对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学习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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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黄帝内经》的价值影响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除《黄帝内经》外，其他医经均已亡佚。因此，《黄帝内经》便成了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
《黄帝内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不仅仅是一部经典的中医名著，更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巨著，以生命为中心，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命题——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包含着哲学、政治、天文等多个方面学科的丰富知识，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
1.中医渊薮
《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它的著成标志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黄帝内经》在中国医学有很高地位，后世历代有所成就医家，无不重视此书。曾被译成日、英、德、法等文字，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黄帝内经》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思想，阐述人与自然以及生理，解剖，病理，诊断和养生防病治病方面的原则问题。成为中国医学的基石，中医理论体系的源泉，临床各科诊治的依据，后世奉为“经典医籍”，为学中医者必读之书。是研究中医学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思想基础及精髓，在汉民族近二千年繁衍生息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它的医学主导作用及贡献功不可没。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渊薮，是一部综合论述中医理论的经典著作。它的集结成书是以古代的解剖知识为基础，古代的哲学思想为指导，通过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以及医疗实践的反复验证，由感性到理性，由片断到综合，逐渐发展而成，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原则和学术观点。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同时，也为后世中医学的不断完善与向前发展提供了可能。《内经》一书不仅是当时医学发展水平的最佳见证，同时，也是现代中医学研究发展的可靠基石。
首先，《内经》一书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如“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素问·经脉别论》）以及“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的记载，是对人体水液代谢过程的形象描述，成为后世治疗水肿病从肺、脾、肾三脏入手的理论基础。现代治疗肾的源性水肿、心源性水肿多从调治肺、脾、肾入手，其理论来源显然出自《内经》。再如，“高粱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素问·生气通天论》），是指过食粱厚味容易使人罹患疔疮类疾病。从现代临床来看，糖尿病足的发生、痛风病的关节肿痛，其发病无一不与过食肥甘厚味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如，《素问·五脏别论》中“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主”的观点，即为后世“诊脉独取寸口”的滥觞；《素问·五常政大论》中“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的劝诫，成为中医临床遣药用方、养生防病一贯默守的至理名言。
除此而外，《内经》一书中还有许多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其他内容，涉及养生、预防、针灸、调摄等诸多方面，至今都有效地指导着人们的防病治病。特别是其中的“治未病”思想，在当前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更为世人关注和瞩目。
《内经》的理论对于现代中医临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内经》成书距现在虽然已有2000多年，但人类个体自身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并未发生多大的改变。按照《内经》的理论，如果肺主气、司呼吸，心藏神、主血脉，脾升清、主运化，肝藏血、主疏泄，肾藏精、主气化的功能完全正常，一身气血周流畅通、运行无阻，人体就不会生病。《内经》所确立的独特养生防病视角，决定了它不仅为保障人民健康，繁衍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保驾护航。
2.生命科学
《黄帝内经》是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中医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的形成，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所以《黄帝内经》被公认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
《黄帝内经》是第一部养生宝典。《黄帝内经》中讲到了怎样治病，但更重要的讲的是怎样不得病，怎样使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就能够健康、能够长寿。《黄帝内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治未病”。《黄帝内经》中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黄帝内经》是第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黄帝内经》以生命为中心，里面讲了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哲学、历史等，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国学的核心实际上就是生命哲学，《黄帝内经》就是以黄帝的名字命名的、影响巨大的国学经典。
3.哲理科学
《黄帝内经》还蕴藏了很多哲理科学，譬如对人才管理的启示，《黄帝内经》主张以医道医德尽显人道品德。
德，作为中国古代自然观的重要范畴，其外延，最终已转化为形成天地万物及自然天象运行的客观规律，而人才以内在之“厚德”外化为才学之“载物”， 也是一种顺应自然和谐的内外统一。《黄帝内经》的问世，使中医的医德有了最早的文字表述和阐释。《内经》概括和总结了当时医家对医德的认识，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医德思想，宣告了中医医德理论的诞生。
《内经》中的医德思想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可以分为医学养生道德、医学预防道德、医学治疗道德和医学护理道德四个方面。人的身、心、行共同构成了生命，三者整合才能使人和谐发展。“德”管的就是心，身心不合，无以“扶正祛邪”，人才的选拔任用，也是应该遵循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与时俱进，和谐发展，这也是现代社会人才选拔任用的标准。
4.文献价值
《黄帝内经》的成书是对中国上古医学的第一次总结，是仅存的战国以前医学的集大成之作。所引用的古文献大约有50余种，其中既有书名而内容又基本保留者有29种，以“经言”、“经论”、“论言”或“故曰……”、“所谓……”等方式引用古文献而无法知其书名者也很多。这些古文献对了解先秦时期中医发展的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黄帝(英文：The huangdi；Yellow emperor）（前2697-前2599年）少典之子，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故号轩辕氏，出生、创业和建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他首先统一中华民族的伟绩而载入史册。他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是承前启后中华文明的先祖。传说中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
【历史上的黄帝】（Yellow emperor；The huangdi；Mauslleum）同炎帝并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目前学术界公认黄帝出生建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葬于陕西桥山（黄陵县），国际领导人多次到两地访问！中国自古也有“拜祖到新郑，祭祖到黄陵”的说法。 传说中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相传黄帝姓公孙，出生于轩辕之丘，故名号轩辕（天鼋）氏，在姬水生长成人，所以又以姬为姓，后来在有熊建立国家，故又称有熊氏。他以土德为王，土是黄色，所以叫黄帝。黄帝是古史传说中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中最精彩的就要数黄帝与炎帝、蚩尤的战争了。最终黄帝取得了胜利，被各部落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在黄帝时期，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数都先行发明，并得到发展，他的功劳为后世所称赞，被誉为华夏的“人文初祖”。【诞生之地】《史记·五帝本记》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黄帝居于轩辕之丘”。史学界一致认为，具体地点在今河南新郑。古为有熊国都城，其父少典为有熊国国君。在公元前4856年前，在今河南新郑的轩辕丘有个龙图腾的国家，君主名曰少典氏。他是伏羲帝和女娲帝直系的第七十七帝，他的夫人有二，一是任姒（女登），二是附宝，她们是姐妹，是有硚氏之女。在今新郑市区北关的轩辕丘的有熊国的宫殿里，传来了婴儿出生时呼吸大自然之气时的“哇哇”哭啼声。这一说法得到包括中国古都学会在内历史和考古权威机构的一致认可。黄帝的诞辰一种说法是农历二月初二，是中和节(又称龙抬头、龙头节)，也是传说中黄帝诞辰的日子，是炎黄子孙共同的节日。中和节是唐德宗李适在贞元五年（789）所制定的，又名二月二日“龙抬头”；另一种说法是农历三月初三，即上巳节，是汉族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文化贡献】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他在炎帝之后，统一了中国各部落。建都在曲阜、新郑、涿鹿三种说法。他推算历法；教导百姓播种五谷；兴文字；作干支，制乐器，创医学。纪时：帝使大挠作甲子，以十天干配合十二地支以纪时沿用至今农历(甲子、乙丑以至癸亥，共十年为一周期)，即道教之六十元辰。数学：隶首作数，定度量衡之制。军队：风后衍握奇图，始制阵法。音乐：伶伦取谷之竹以作箫管，定五音十二律，合於今日。衣服：元妃嫘祖始养蚕以丝制衣服。医药：与岐伯讨论病理，作内经。文字：仓颉始制文字，具六书之法。铸造：采首山(河南襄城县南五里)之铜以造货币。其他：舟车、弓矢、房屋等之发明。【黄帝功绩】精神文明发明历数、天文、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甲子纪年、文字、图画、著书、音律、乐器、医药、祭祀、婚丧、棺椁、坟墓、祭鼎、祭坛、祠庙、占卜等。政治文明建立古国体制：划野分疆，八家为一井，三井为一邻，三邻为一朋，三朋为一里，五里为一邑，十邑为都，十都为一师，十师为州，全国共分九州；设官司职，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设三公、三少、四辅、四史、六相、九德（官名）共120个官位管理国家。对各级官员提出“六禁重”，“重”是过分的意思，即“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要求官员节简朴素，反对奢靡。提出以德治国，“修德振兵”，以“德”施天下，一道修德，惟仁是行，修德立义，尤其是设立“九德之臣”，教养百姓九行，即孝、慈、文、信、言、恭、忠、勇、义，进行思想道德建设。在使用人才上，访贤、选贤、任能，因才使用。实行以法治国，设“礼文法度”、“治法而不变”，命力墨担任法官、后土担任狱官，对犯罪重者判处流失，罪大罪极者判处斩首等。物质文明史书记载，黄帝在农业生产方面有许多创造发明，其中主要有实行田亩制。黄帝之前，田无边际，耕作无数，黄帝以步丈亩，以防争端，将全国土地重新划分，划成“井”字，中间一块为“公亩”，归政府所有，四周八块为“私田”，由八家合种，收获缴政府，还穿土凿井。对农田实行耕作制，及时播种百谷，发明杵臼，开辟园、圃，种植果木蔬菜，种桑养蚕，饲养兽禽，进行放牧等。缝织方面，发明机杼，进行纺织，制作衣裳、鞋帽、帐幄、毡、衮衣、裘、华盖、盔甲、旗、胄。制陶方面，制造碗、碟、釜、甑、盘、盂、灶等。冶炼方面，炼铜，制造铜鼎、刀、钱币、钲、铫、铜镜、钟、铳。建筑方面，建造宫室、銮殿、庭、明堂、观、阁、城堡、楼、门、阶、蚕室、祠庙、玉房宫等。交通方面，制造舟楫、车、指南车、记里鼓车。兵械方面，制造刀、枪、弓矢、弩、六纛、旗帜、五方旗、号角、鼙、兵符、云梯、楼橹、炮、剑、射御等。日常生活方面，熟食、粥、饭、酒、肉、称尺、斗、规矩、墨砚、几案、毡、旃、印、珠、灯、床、席、蹴踘等。蚩尤与黄帝之战蚩尤与黄帝之战，载籍所见，有三种说法：一说是黄帝胜炎帝之后，再胜蚩尤而巩固帝位，黄帝与蚩尤之战似为黄炎之战争的余波；另一说是蚩尤驱逐赤帝（即炎帝），赤帝求诉于黄帝，二帝联手杀蚩尤于中冀；三说是蚩尤作兵攻黄帝，兵败被杀。第一种说法如汉代《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依附杀蚩尤”。太史公言黄帝名轩辕，国号有熊轩辕本意为车，应是指发明制作车的技术而得名的氏族及其首领的名称，如发明制作农耕工具技术称神农氏，发明制作捕捞工具技术而称伏羲氏，发明钻燧取火技术称燧人氏然。有熊国号。当时的“国”，实为部落。熊、罴、貔、貅、[]、虎为六种兽名，应是有熊部落中六个氏族的名称，或谓图腾。阪泉，水名，在今北京市延庆县。涿鹿，山名，在今河北涿鹿县，与阪泉相距不远。第二种说法见于周代《逸周书·尝麦解》，也是历史上最早出现有关黄帝的记载：“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广平之地曰阿。争战发生在涿鹿山下的开阔地带，隅指角落，“九”意指多，并不限于具体数目八加一。“九隅无遗”是说蚩尤驱逐赤帝（即炎帝）部落不留遗地。地冀指中原冀州。《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郭璞注：“自东河至西河”。当时把黄河入海处称为东河，河套向南流处称西河。《周礼·职方》记：“正北曰并州”，今山西太原、河北正定保定皆属之；“东北曰幽州”，今北京市属之。上古冀州位于幽、并之南，地在今山西南部及河北西南部。传说蚩尤被杀之处，在今山西运城解州。第三种说法如战国至汉代的《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风伯雨师是农耕蚩尤部落专司气象的巫师，后为农业气象神，立有庙，岁时奉词。《韩非子·十过》说：“昔者黄帝俣鬼神于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反映了风伯雨师与蚩尤部落之密切关系，因为农业部落生产的丰收部是与风调雨顺分不开的。三说孰是，今已无考查之可能与必要。对于此类沪传千年后才被记入载籍的史前传说，史学家注视的焦点，是其中透出的史影；而民族学者关心的问题，则是该传说反映出的族体的类型、文化特征及其形成和衍变的过程。【神话传说】黄帝与炎帝都被看作是华夏民族的始祖，故中国人有时自称“炎黄子孙”。传说中黄帝的正妃是嫘祖，次妃为方雷氏，彤鱼氏和嫫母。据《史记》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夏朝、商朝、周朝的君主都是黄帝的子孙。关于黄帝的传说：据传他出生几十天就会说话，少年时思维敏捷，青年时敦厚能干，成年后聪明坚毅。建国于有熊（河南新郑），亦称为有熊氏。时蚩尤暴虐无道，兼并诸侯，当时的天下共主发明农耕和医药的炎帝已经衰落，酋长们互相攻击，战乱不已，生灵涂炭，炎帝无可奈何，求助于黄帝。黄帝毅然肩负起安定天下的责任，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双方的战士斗英勇无畏，战斗十分激烈。黄帝在大将风后、力牧的辅佐之下，终擒蚩尤而诛之，诸侯尊为天子，以取代炎帝，成为天下的共主。因有土德之瑞，故称为黄帝。不久，天下又出现骚乱。黄帝知道蚩尤的声威还在，于是画了蚩尤的相到处悬挂。天下的人都以为蚩尤未死，只是被黄帝降服，更多的部落都来归附。后来，蚩尤被尊为战神。炎帝虽然被蚩尤打败，实力尚存。他不满黄帝成为天下共主，企图夺回失去的地位，终于起兵反抗。炎、黄二帝发生火并，决战在阪泉之野进行。经过三场恶战，黄帝得胜。从此，黄帝天下共主的地位最终确立，号令天下，凡是不顺从的部落，都以天子的身份去加以讨伐。黄帝在位时间很久，国势强盛，政治安定，文化进步，有许多发明和制作，如文字、音乐、历数、宫室、舟车、衣裳和指南车等。相传尧、舜、禹、汤等均是他的后裔，因此黄帝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其他传说】黄帝，姓公孙，名叫轩辕(周)，出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母亲名叫附宝,据史书上载;农历二月初二,一说在沮水河畔(今黄陵县沮水河)沮 源关的降龙峡生下黄帝，二说在曲阜寿丘（今山东曲阜城东四公里的旧县村东）,从此就有了二月二龙抬头”吉祥之说。司马迁在《史记》里对黄帝是这样描写的：“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可见，黄帝从出生到成长就不是一般人物。他15岁就被群民拥戴当上轩辕闻落酋长，37岁登上天子位，黄帝一生重大贡献就在于历经五十三战，打败了榆罔，降服了炎帝，诛了榆罔，降服了炎帝，诛杀蚩，结束了战争，统一了三大部落，告别了野蛮时代，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有共主的国家，当选为中华民族第一帝。人类文明从此开始了。所以后世人都尊称轩辕黄帝是“人文初祖”、“文明之祖”。姓公孙。为上古时帝王。是有熊国君少典之子。相传轩辕黄帝的母亲叫附宝。传说有一天晚上，附宝见一道电光环绕着北斗枢星。随即，那颗枢星就掉落了下来，附宝由此感应而孕。怀胎24个月后，生下一个小儿，这小儿就是后来的黄帝。黄帝一生下来，就显得异常的神灵。生下没多久，便能说话。到了15岁，已经无所不通了。后来他继承了有熊国君的王位。因他发明了轩冕，故称之为轩辕。又因他以土德称王，土色为黄，故称作黄帝。相传黄帝即位的时候，有蚩尤兄弟18人，号称是神带的后裔。这18人全都是兽身人面，铜头铁额，不含五谷，只吃河石。他们不服从黄帝的命令，残害黎庶，诛杀无辜。又制造兵杖刀载大弩，与黄帝为敌。黄帝遂顺民意，征召各路诸侯兵马讨伐蚩尤。历经15旬后，也未能打败蚩尤，只好退兵。为此，黄帝忧心仲仲，日夜盼望能有贤哲辅佐他，以灭蚩尤。有一天晚上，他梦见大风吹走了天下的尘垢。接着又梦见一个人手执千钧之弩驱羊数万群。醒来后，心觉奇怪。暗想，风，号令而为主；垢，是土解化清，天下难道有姓风名后的人吗?千钧之弩，是希望为能致远，驱羊数万群，是牧人为善，难道有姓力名牧的人不成?于是便派部下在天下到处访寻这两个人。结果在海隅找到了风后，在泽边找到了力牧。黄帝以风后为相，力牧为将，开始大举进攻蚩尤。在涿鹿郊野，两军摆开阵势大战。蚩尤布下百里大雾，三日三夜不散，至使兵士辨不清方向。黄帝便令风后造指南车。与此同时，西王母也派玄女前来，教他三宫秘略五音权谋之本。风后据之又演化出遁甲之法。夕口此，在冀州又重新开战。蚩尤率领魑魅魍魍，请风伯，雨师纵风下雨，命应龙蓄水以攻黄帝。黄帝请来天下女魃于东荒止雨，而北隅诸山黎士羌兵驱应龙至南极。最后，杀死了蚩尤，分尸葬于四处，使之不得完尸。后来，又有神农之后榆冈与黄帝争天下。黄帝用周鸟鹗、鹰颤为旗帜，以熊黑虎豹为前驱，与榆冈战于版泉之野。历经三战，打败了榆冈。后来，又亲率兵马征伐各方不肯巨服的诸侯。前后共经52战，天下始归一统。于是黄帝划分州野，制礼兴乐，教化百姓。同时还发明各种器具用物，方便日用。其中，大臣曹胡发明了上衣，伯余造了下衣，於则做了鞋子。百姓们从此不再穿兽皮树皮。黄帝还依浮叶飘于水上的道理作了舟船，共鼓又配上舟揖行于水上。又根据转蓬的道理发明了车辅，便利了交通。黄雍父发明了春，黄帝接着又令人制作了釜甑，使得百姓可以蒸饭烹粥。以后又造屋室，筑城邑，使百姓不再巢居穴处。黄帝又与歧伯作内外经，使百姓疾患得以治愈。他还确定了天下万物的名称，划分星度为28宿。以甲乙十天干纪日，以子丑十二辰来纪月，而六旬为一甲子。如此又有时空观念。史称当时的百姓"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一派太平景象。有一天，黄帝正在洛水上，与大臣们观赏风景;忽然见到一只大鸟衔着卞图，放到他面前，黄帝连忙拜受下来。再看那鸟，形状似鹤，鸡头，燕嘴，龟颈，龙形，骈翼，鱼尾，五色俱备。图中之字是慎德，仁义，仁智六个字。黄帝从来不曾见过这鸟，便去问天老。天老告诉他说，这种鸟雄的叫凤，雌的叫凰。早晨叫是登晨，白天叫是上祥，傍晚鸣叫是归昌，夜里鸣叫是保长。凤凰一出，表明天下安宁。是大祥的征兆。后来，黄帝又梦见有两条龙持一幅白图从黄河中出来，献给他。黄帝不解，又来询问天老。天老回答说，这是河图洛书要出的前兆。于是黄帝便与天老等游于河洛之间，沉璧于河中，杀三牲斋戒。最初是一连三日大雾。之后,又是七日七夜大雨。接着就有黄龙捧图自河而出，黄帝跪接过来。只见图上五色毕具，白图蓝叶朱文，正是河图洛书。于是黄帝开始巡游天下，封禅泰山。他听说有个叫广成子的仙人在腔峒山，就前去向他请教。广成子说:"自你治理天下后，云气不聚而雨，草木不枯则凋。日月光辉，越发的缺荒了。而佞人之心得以成道，你哪里值得我和你谈论至道呢?"黄帝回来后，就不再理问政事。自建了一个小屋，里边置上一张席子，一个人在那里反省了3个月。而后又到广成子那里去问道。当时广成子头朝南躺着，黄帝跪着膝行到他跟前，问他如何才得长生。广成子蹶然而起说;"此间甚好!"接着就告诉他至道之精要:"至道之精，窃窃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妆形，无摇妆精，方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如此，神形合一，方可长生。"说完，广成子给了他一卷《自然经》。黄帝向广成子问道后，又登过王屋山，得取丹经。并向玄女、素女询问修道养生之法。而后，回到缙云堂修炼，他采来首山铜，在荆山下铸九鼎，鼎刚刚铸成，就有一条龙，长须飘垂来迎黄帝进入仙境。黄帝当即骑上龙身，飞升而去。有几个小臣，也想随他升仙，便匆忙间抓住了龙须。结果龙须断了，这些小臣又坠落到地上。据说龙须草便是那些龙须变的。"【历史意义】黄帝在位时间很久，国势强盛，政治安定，文化进步，有许多发明和制作，如文字、音乐、历数、宫室、舟车、衣裳和指南车等。相传尧、舜、禹、汤等均是他的后裔，因此黄帝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黄帝与炎帝都被看作是华夏民族的始祖，故中国人有时自称“炎黄子孙”。
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为五帝之首。早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有熊氏部落曾在新郑一带定居。其部落首领“少典娶有蟜氏女，生黄帝、炎帝”。黄帝是少典的次子，生于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西北），故称轩辕氏。黄帝幼时聪明异常，既长见识渊博，才干出众，遂继承父亲少典被拥立为有熊部落首领，故又称有熊氏。 五千多年前，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我国中原地区，氏族林立，大小部落成千上万。当初炎帝部落势力强大，最有威望。各部族听从他的号令，相安而居。到了黄帝时代，炎帝部落势衰。部落之间不断发生磨擦，甚至互相侵伐掠夺，侵占土地，抢劫财货，虏杀人口。炎帝不能禁止，人民生活不得安宁。黄帝修德整兵，习用干戈，以道义促使部落之间相安友好，以武力征伐强暴，制止侵略。许多部落慕其戚望，前来通好，仰仗归从。当时炎帝侵凌周围部落，黄帝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与之三次交战，打败了炎帝，使其归顺于已。这时，东方九黎部族兴起，强悍凶横，炼铜制作兵仗刀戟大弩，侵略其他部落。其首领蚩尤更是凶神恶煞，每次出征作战都身披斑斓虎皮，头带双角铜盔，所向披靡。其他部落闻听蚩尤到来，惊魂落魄，溃散四逃。蚩尤在东方扫平诸部落后，一路西上，侵占炎帝部族。炎帝与之交战，竟一败涂地，于是丢弃境域，率领部族奔往涿鹿，向黄帝求救。黄帝亲率部族，九次与蚩尤交战而不能胜，就联合以熊、罴、貔、貅、shu、虎为图腾的六个部落，会合炎帝部族，在涿鹿郊野与蚩尤展开决战。传说，蚩尤有八十一个兄弟，个个铜头铁额，凶猛无比，又惯使刀戟弓弩等武器，炎黄兵卒战胜不过。黄帝即命风后制作战车，采用战车合围战术冲杀。蚩尤大败逃至中冀，被黄帝大将应龙擒杀。 黄帝平定蚩尤，威名大掁。各部族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一致拥戴他为部落联盟首领。从此炎黄部族逐渐融合为一。接着，黄帝又打败北方前来侵扰的荤鬻部族（匈奴族的前身），在釜山（今河北怀来东）召集“万国”首领，庆贺天下太平，并“邑于涿鹿之阿”，休整士卒，养息生民。后来，他为了氏族的安全，又率领部族复归故里，“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为安抚百姓，他曾巡行四方，东至于海，南抵长江，西及崆峒（今甘肃陇右），北至河北燕山，初步奠定了中国的规模。 黄帝定都有熊，致力于各部落的繁荣与发展。他选贤任能，设官司职，治理天下。“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仰天地置列侯众官，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诸部落），建立起完备的部落联盟管理体制。 黄帝总结神农氏炎帝时代的农业生产经验，祭祀天地百神，划野分州，计田设井，教民因时播种五谷蔬菜，驯养畜禽。黄帝和他的臣下，有很多发明创造。传说他命大挠制定天干地支，用来计算年月日，从此中国有了年月日的计算，后人称之为“黄帝历”。命容成制作盖天（浑天仪之类），观察天象；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宿；命隶首作算数，制定度量衡之制，用来计量物之轻重、长短、多寡；命仓颉总结前人经验，制作象形文字；命宁封为陶正，制作釜、甑、碗、碟，进一步完备人们的饮食器物；命赤将为木正，共鼓、化弧刳木为舟，剡木为楫，邑夷作大辂，挥作弓，夷牟作矢，雍父作杵、臼；命伶伦定律吕，将竹管截成十二个长短不同的竹段，按照声音的高下清浊分为十二个音阶，制成各种乐器；命荣猨铸十二钟，以和五音；命元妃嫘祖教民养蚕制丝，供作衣料；伯余制作衣裳和鞋子。黄帝作冕垂旒充纩，定玄衣黄裳，于是衮冕衣服之制兴。建筑宫室，以避寒暑。与岐伯、雷公探讨医药之学。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处方饵，防治疾病。黄帝时代，发明创造繁多，成就辉煌宏大，遂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列，因而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黄帝在位百年，死于荆山（又名覆釜山，今河南灵宝阌乡镇南），葬于上郡桥山（今陕西黄陵西北）。相传有子25人，得姓者14人，分为后世各国，不断繁衍，逐渐形成以华夏族为主体，由众多民族相结合的中华民族。因此，后人共尊黄帝为祖先，称自己为炎黄子孙。
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 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注：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注：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注：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 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 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人不后悔，紧绷的神经之弦何以缓解?生活本就不易，不可能万事都称心如意，遂人所愿。也不是人人都有先见之明，都有做好每件事情的把握。既然如此，那么人生磕磕绊绊，遇到挫折、失败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些追求十全十美，不想留有遗憾的人，做任何事都会过于小心翼翼，神经也时刻紧绷着。这样往往适得其反，把事情办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允许自己后悔，那么他的心理压力就得不到释放，反而更容易出错。后悔也是有好处的，它可以缓解压力与人们过度紧绷的神经之弦。
女子体操运动员桑兰，她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从不允许自己失败和后悔。跳马本是她的强项，可在一次比赛前，她为了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一遍又一遍地试跳，结果最后一跳时，因神经高度紧张，头先着地，造成腹部以下高位截瘫。假如她当时不这样过分严格苛求自己，允许自己失败，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事过多年，她才坦言：“不想让自己失败和后悔，有时是非常可怕的，我要是少试跳一次就好了。”这也是她给后人总结出的经验教训。
人不后悔，何以在失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后不吸取经验教训。失败后的后悔，实际上是一种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
有个海员，因工作需要，他经常晚归。年迈的父亲常等他至深夜，每天都会问：“饿不饿，要不要来碗面?”其实父亲是想和儿子聊聊天，但海员并不懂得珍惜，总生硬地拒绝。一天，他接到父亲病故的噩耗，可他却要15天后才能返航，他内心十分愧疚、后悔，因为他从没和父亲好好聊过天，也不曾抽时间多陪陪父亲。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是人生的哀痛。幸运的是，他还有母亲，有过一次后悔的反思，他放弃了航海员这份高薪的工作，回到了母亲身边。他终于明白，一定不能把对父亲的遗憾再留给母亲了，他要好好地侍奉母亲。
俗话说，幸福使人长久单纯，不幸却使人迅速成长。失败之后的后悔虽然让人不愉快，但恰恰是这种情绪，才使人明白如何才能让后悔的事不再发生。
掀起“林旋风”的林书豪，也曾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甚至险些与NBA擦肩而过。每次比赛后，他总是后悔自己没能发挥出水平，但他却能在后悔中总结经验。终于，在一次主力受伤，自己临时替补上场时，他抓住了这个宝贵机会，超常发挥了自己的水平，最终一战成名。
因此，后悔不是全无作用的，它就像一帖中药，虽苦涩，虽不能立即见效，但它温婉、浸润，最终能把病医好。后悔这贴良方，能让人们在不断地反省中进步。
然而，在危险降临之际，面对正义与邪恶的较量，那些怯弱的“好孩子”、“优秀生”都躲了起来，而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却能挺身而出，勇敢地挡在前头，展现他们果敢的魅力。他们勇于打破成规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世事不应一味地循规蹈矩，若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方式，就有可能使事情往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小孩在玩耍中不小心掉进了水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被水淹没了。别的孩子一见出了事都哭了，只有司马光急中生智，从地上搬起一块大石头向水缸使劲砸去，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小孩得救了。司马光打破了“入缸救人”这一思维定式，选择了“破缸救人”，这就是善于打破成规之举。
由上可见，打破成规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因为没有勇气就没有打破成规的行动。试想，如果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没有勇气，怎能战胜大坏蛋乔呢?如果司马光没有打破思维定式的智慧和勇气，怎能顺利地救出掉进水缸的小孩呢?因此，打破成规并不是一无所获的，有时它会让我们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呢。
如果人人都没有打破成规的勇气，那世界将是一个没有科学发展与时代进步的世界。古往今来，人类的进步就是人们打破成规的结果。
古人认为地球是方的，天空是一个固定的圆形屋顶。公元2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提出了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地心说”。由于“地心说”符合神权统治的思想，因此得到当时教会的支持，在中世纪一直居于统治地位。虽然有人对“地心说”抱有怀疑，却没有人敢于探究。后来哥白尼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了“地心说”，创立了新的宇宙观——“日心说”。从现代科学角度来说，“日心说”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正是因为有了许多像哥白尼这样勇于打破常规、勇于探索的科学家们，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创新往往要付出代价，还要有超乎寻常的勇气。是呀，没有打破成规的勇气，怎么会有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重大发现?没有打破成规的勇气，怎么会有乔布斯引领时代潮流的苹果创意?没有打破成规的勇气，怎么会有21世纪中华民族的崛起和腾飞?
我们在学习生活中同样需要这种敢于打破成规的勇气。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寻找更简便的解题方式;我们要勇于质疑，勤于探索，才会真正掌握知识;我们只有敢想、敢做、敢尝试，才能发现自身的不足，从而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精彩人生。
******曾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鼓起勇气，打破成规，创造精彩，向着学海扬帆竞发，向着生活的山峰攀登，向着民族的腾飞而努力吧!
是的，猛士之所以所向披靡，是因为他记住了女神的话：“上前一步，剑就变长!”因为持着短剑，他比敌人更灵活，在敌人还未反应过来之前他就能一个箭步，刺穿敌人的心脏。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自己。因为个子矮，视力又很差，所以我就向班主任申请坐到教室的前排，以弥补自身的不足。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不够完美的地方。面对自身的缺陷，我们不应自卑沉沦，而应拥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尽力坐在生活的前排。
篮球巨星姚明退役之后，他的缺陷才被世人所了解：他六岁的时候右耳就已失聪，左耳的听力也低于常人水平。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小巨人”在与人交谈时，总会贴近对方的原因。据说，当年姚明的篮球前途一度因为右耳失聪而停滞，如果换作别人，极有可能因为听力的缺陷而退缩不前，但姚明恰恰相反。他并没有拒他人于自我世界之外，而是积极地与他人交流;良好的人际关系，让他迅速地在关系复杂的NBA团队里站稳了脚跟。由此可见，人的长处并非完全取决于他的天生资质，有时甚至相反——取决于他的缺陷。姚明正是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才努力地去改变它，凭着“坐在生活的前排”的心态，超越自我，走向成功。其实，恰是因为有了“坐在生活的前排”的信念，我们才能拥有积极向上、超越自我的品格。
另一个故事同样发人深省：20xx年6月，当时还是5岁的英国小男孩海内斯举办了自己的画展，展出的40幅作品吸引了上万人参观。海内斯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就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脑瘫、心脏永久感染等疾病，另外，他的肺动脉狭窄，被医生认定为“绝对不会活过1岁”。海内斯虽然年幼，但他一直坚强地与病魔抗争。在祖母的悉心指导下，他借助绘画本领与家人交流，并让绘画成为他继续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画展的几天里，海内斯处于亢奋状态，他每天都要去现场听人们对他作品的评价，为以后创作更好的作品汲取营养。面对一个5岁残疾孩子美丽的画作及其他那颗比正常人的更坚强的心脏，我们能说的只有一句话：“好样的，坐在生活前排的海内斯!”
以姚明、海内斯为榜样，坐在教室前排的我也正努力地坐在生活的前排。虽然我拥有的是“短剑”，但我坚信：“上前一步，剑就变长!”
有高远的目标固然好，将其牢记于心，我们就能时刻鞭策自己不断前进。然而，不能一味地追求高目标，万一达不到制定的高目标，我们的自信心就会受到严重的打击。所以，我们应根据自身的能力来制定目标。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人想得到一匹又快又好的马，但他只有一匹劣马。这匹劣马与他理想中的马差太远了，他叹息着，把马放走了。他心想：一定要找到自己中意的马，绝不能降低标准!可是，他最终没能找到自己中意的马。有人牵走了他放掉的劣马，那人骑着劣马，找到了一匹日行千里的快马。如果第一个人肯降低标准，骑着那匹劣马去寻找自己中意的快马，那么，他或许还能实现心中的愿望。
同样地，在学习上，很多同学都想取得好成绩，并为自己定下“考第一名”的目标。但考第一名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第一名只有一个。有些同学奋发向上，努力拼搏，最终如愿地考了第一名;而有的同学因智力或学习能力的限制，没能考取第一名。以考第一名为目标但没实现的同学往往会沮丧，甚至丧失了积极进取的动力。显然，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进步，也没有意识到超越自我便是达到了近期的目标。所以，我们应该适当降低目标，制定切合自身实际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
有这样一个小女孩，她小时候十分瘦弱，每次跑步都是最后一名，为此她特别害怕上体育课。但她的妈妈安慰她说：“没关系的，孩子，你记住，下一次你的目标就是只追你的前一名同学。”小女孩记住了妈妈的话。再跑步时，小女孩就奋力追赶跑在她前面最近的那一位同学。结果她从倒数第一名，到倒数第二、第三、第四……就这样，她的跑步成绩越来越好，最终达到了中上水平。小女孩的妈妈把“只追前一名”的理念引申到小女孩的学习中，并告诉她：“如果每次考试都超过一位同学的话，那你就非常了不起了!”
在妈妈“只追前一名”理念的引导下，这个女孩于2001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并被哈佛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录取，成为当年哈佛教育学院录取的一位中国应届本科毕业生。这个优秀的女孩就是朱成。
“只追前一名”，就像我们常说的“够一够，摘桃子”道理一样。目标太过高远，无法实现，容易让人失去动力。好高骛远，会使人力不从心，甚至半途而废。明确而又可行的目标，真实而又适度的期望，才能让人脚踏实地、胸有成竹地朝前走。
生活中，我们更应学会降低目标。每个人都梦想过上舒适、惬意、安定的生活。但十全十美的事物并不存在，想要追寻世外桃源那样安逸的生活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我们应适当地降低目标，追求切合实际的生活。
人生如登山，只要往上走，即使只是一小步，也会有新高度。目标也是如此，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也就向大目标迈进了一步。适当降低目标更容易让人感受到成功的喜悦，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让目标在缩小中跳一支酣畅淋漓的舞蹈吧!
《读者》上有一则故事：一秀才入京参加科举考试，路上他和同伴在一间破庙里歇息。吃饭时，秀才发现一只蚂蚁趴在干粮上。同伴说：“捏死它，竟敢偷吃。”秀才却用手指轻轻地把小蚂蚁放回地上，说：“去吧，小生命。”考完试后回客栈的途中，秀才忽然记起考试时一时疏忽，将“玉石”写成了“王石”，于是大叹“今年无望矣”，可发榜时，秀才却荣居榜首。原来，那只被秀才救过的小蚂蚁为了报答他，伏在考卷的“王”字上，使“王”字变成了“玉”字。
一只小小的蚂蚁尚能心存感恩，更何况是我们这些有理想、有道德的青少年呢?霍金先生虽然靠轮椅来走动，但他仍能够微笑地面对生活，为什么?因为霍金先生认为，他的手指还能活动，他的大脑还能思考，他还有爱他的亲人与朋友们，他还有一颗感恩的心，这些足以让他勇敢地去面对生活。由此可见，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是多么重要。
感激生育你的人，因为他们给了你生命;感激养育你的人，因为他们让你健康地成长;感激教育你的人，因为他们教给你知识;感激帮助你的人，因为他们帮你渡过难关;感激关怀你的人，因为他们给你温暖;感激鼓励你的人，因为他们给你力量;感激伤害、藐视、欺过你的人，因为他们磨炼了你的意志，唤醒了你的自尊，增长了你的智慧……
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这些事例，都能唤醒我们那颗沉睡已久的感恩之心。感谢翠绿的小草吧，它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韧让我们学会了什么叫“坚强”;感谢奔腾的流水吧，它那“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决绝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奋进”;感谢漫天飞舞的落叶吧，“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默默付出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奉献”。让我们感谢森林，感谢四季，感谢地球，感谢社会，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或熟悉或陌生的人们吧!
亲爱的朋友们，请不要吝啬自己的感恩之情，当你得到亲人或朋友的关爱时，你至少要由衷地说一声“谢谢”，报以诚挚的微笑。也许就是那声简单的“谢谢”，那个浅浅的微笑，才让我们的青春多一份幸福!
暑假的我并没有像初中生一样的有解脱的心情，我反而是在担心高二分科后自己的学习，我开始看一些高考作文，看着他们高考后的心情，有落榜的失望，有考上理想学校的喜悦。看着他们我想到两年后的自己。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别人都在跑，我有什么理由停下来，我想付出了，总会有收获，只要坚持梦想，便会成功在望。
张悦然说过：“人生应当用前半生的时间去得到一些东西。”我想虽然现在是暑假，但是对于高中生的我们是一种考验，没有老师的严格要求，有的只是自己对自己的约束。梦想，有时候也许就像流星一样短暂易逝，但我们也要让他有璀璨的过程。在学校里，老师们经常给我们讲：“要做一个追梦人。”如果当初爱迪生因为挫折而放弃了灯泡的发明，人类的文明会进步吗?挫折会来，也会过去，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气馁的，我们90后并不只有叛逆，我们还有的是不服输的脾气。
我每天还是坚持早起，我喜欢有规律的生活，对待事物，没有原来的浮华，人生充满了大起大落，我们这个年龄是好奇心和探索心的，凡事都要拼一次，无论是输还是赢。我们也会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但是我们都会从容面对。这个时候了，我们怎么还能在等待，我们的等，只是在浪费我们的美好青春，我们还年轻，有时候轻视了明天，等到我们不惑之年的时候，我们的青春在也经不起虚掷和挥霍。
这个社会充满了各种诱惑，我们这个年龄有时候会被蒙，想这么做又想那么做，最后一事无成，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拼劲，还要有毅力和智慧，耐心的去做好一件事，很简单的道理，也许很多人清楚，但很少有人那么做。人都有野心，但让你的野心有个支撑，你若想成就你的野心，总会找到方法。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不是你在原地的等待就会成功，守株待兔，故事终究是故事，而不是现实。当你面对失败的时候，想想，过去的终究会过去，当初的期待实现与否，都被时间带走了。我们学生的期待就只是成绩，一次的失利不代表对你实力的否定，所以，不要停止你的期待，也许在以后你成功的时候，你会感谢那时没有放弃的你。
所以，90后的我们有野心，也有一颗愿意努力的心，等待就是浪费青春，加快你的步伐，经受住失望的气氛，相信梦想，让青春不留遗憾。
在这个钢筋水泥铸成的巢中，在这个灯红酒绿渲染的社会中，我们都置之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渺小的如同一粒沙粒，小小的风就可以任意的驱使我们，为了我们可以好好的凭借自己的意志做自己喜欢的是，我们唯有把自己变成大沙砾，才能不随风飘摇，而变成大沙砾的办法就是学会表现自己，让自己的好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他们知道其实自己是有能力的人，因为只有在人们的喜欢中我们的沙砾才会越滚越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20岁残疾了双腿的史铁生，用自己的笔表现了自己的价值，写出了我与地坛，并一直用自己的实际激励着像他一样的人们，如果当初他不选择表现自己，用笔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可想而知他的生活会如何的不堪，也就不会有今天那么多喜欢他的读者们，以及被他的精神所折服的学者们。学会变现自己，，真的很重要，不是吗?其实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表现着自己，如果没有自己的表现谁会认识我们，谁会了解我们，我们又怎么会有朋友，因为我们表现了自己，所以人们看到了我们真实的一面，了解到原来他是和我有一样爱好的人啊，或和自己有同样的性格，所以选择和自己做了朋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多姿多彩。学不会表现自己的人，内心将是孤独的，因为他的心从没有打开过，从没有给过别人认识自己的机会，这样的人生是可悲的不是吗?
要知道世界万物都在表现自己。没有表现，何来认识，何来称赞，何来荣誉，就像那些被授予荣誉勋章的军人们，就像那些让人无法理解的天才们，就像那些让人看了不禁赞叹一句“好美啊”的牡丹们，没有表现自己的勇气，相信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其实，生活就是表现自己，只有把自己表现的淋漓尽致，生活才会开出绚烂，芳香的花。希望你的生活是精彩的。
我们有着似水年华，有了它，便有了一分洒脱和风流;有了它，便有了一份灿烂和辉煌。我们自知和幸福，可又中是抓不住它，我们沮丧，我们将他淡忘。在这里，我将踏上一叶雨舟。在这里，到时空中追寻它——幸福。
千山落叶，纵目远眺，碧天寥廓，镇江如练。在这仙境般人的地方，我似乎看到了幸福的足迹。孩子们在路地山嬉戏，晚风拂过，远处升起炊烟，是这幅画更完美。幸福，原来你也在这里，我上了岸，享受这自然的默契。然而，这并不是幸福的所在，战火很快将如画的村庄点燃，马蹄声淹没了歌声，硝烟使天空变得冷漠。幸福，又走掉了，这里的祥和进在倾刻间化为乌有。
独立在雨舟上，繁星在空中闪烁。在这里，我困惑：难道人们从没把幸福留住过?难道幸福是飞来飞去的蝶?风吹过，带来大漠的驼铃声，玄奘杂历经艰难后，取得佛经的一刹那，幸福不正在他身边欢呼吗?雨落下，带来易水的凄凉，荆柯的笑声中，生命已升华，在孤注一掷之际，多少百姓在燕国等待他们的幸福?夜色凉如水，雨舟划入一个我从没度过的空间。我看到了过去，多少个夕阳西下的黄昏，我咀嚼着最后一缕阳光?多少迷人的夜晚，我梦中闪烁着无数颗星?
我终于找到了幸福。幸福是鸟儿飞过柳梢时向母亲的回眸;幸福是禾苗久旱后逢甘露的欣喜的颤动;幸福是比较，更是比较后的满足;幸福是汗滴，更是鸶去汗滴后的惬意。有了幸福，大漠中也有江上明月，有了幸福，城市中也能感受到山间清风。
晨雾中，我带着一舟神秘的光归来。这里有字典里没有的葱芜，在天空中没有的阴晴，有风霜中没有的心痛。我追寻到了幸福，幸福也追寻到了它的归宿。
勤，就是要珍惜时间，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探索，勤于实践。古今凡有建树者，无不成功于勤。
勤出成果。马克思写《资本论》，辛勤劳动40年，阅读了数量惊人的书籍，其中作过笔记的就有1500种以上。司马迁著《史记》，从20岁起就开始周游，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流域，汇集了大量的社会素材和历史素材，为《史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歌德花了58年时间，搜集了大量材料，写出了对世界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的诗剧《浮士德》。我国当代数学家陈景润，在攀登数学高峰的道路上，翻阅了国内外的上千本有关资料，通宵达旦地看书学习，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上海一个女青年坚持自学，十年如一日，终于考上了高能物理研究生。可见，任何一项成就的取得都是与勤分不开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勤出智慧。传说古希腊有一个叫德摩斯梯尼的演说家，因小时口吃，登台演讲时，声音含混，发音不准，常常被雄辩的对手所压倒。可是他气不馁，心不灰，为克服这个弱点，战胜雄辩的对手，便每天口含石子，面对大海朗诵，不管春夏秋冬，坚持五十年如一日，连爬山、跑步也坚持练习演说，终于成为全希腊一个最有名气的演说家。宋代学者朱熹讲过一个故事：福州有一个叫陈正之的人，反应相当迟钝，读书每次只能读50个字，一篇小文章也要读一二百遍才能熟。但他不懒不怠，勤学苦练，别人读一遍，他就读三遍四遍，天长日久，知识与日俱增，后来读书很多，成了博学之士。这表明，即使天资比较差，反应比较迟钝，只要勤，同样也是可以变拙为巧的。
实践证明，一个人知识的多寡，关键在于勤的程度如何。懒惰者，永远不会在事业上有所建树，永远不会使自己聪明。唯有勤奋者，才能在无限的知识海洋里猎取到真智实才，开拓知识领域，使自己聪明。高尔基说：“天才出于勤奋。”只要勤，就一定能在艰苦的劳动中赢得事业上的巨大成就。我想每一个渴望得到真知的人，是一定能够体会到“勤”的深刻含义的。
诚信之风，累积人生的道德底线。
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小时候不小心砍倒了父亲心爱的樱桃树，但他并没有担心被责罚而欺瞒父亲，而是坦诚地向父亲承认错误。可见，诚信之风早已吹入幼时的华盛顿心中，让他为成为总统而拥有优良的道德，并在他的总统生涯中深得民心。
诚信之风，弥合人与人之间的缝隙。
曾看过这样一句话：“诚实是力量的一种象征，它显示着一个人的高度自重和内心的安全感于尊严感，”这句话可见其诚信的重要性，然而，在人际交往中，诚信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人无信而不立。”失去了诚信便不能再这个社会上立足。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一向很讲信用，是一位诚信的人。人们都说：“的黄金千斤，不如德季布一诺。”因此，正因诚信，季布才有好的人际关系，之后得到了朋友的帮助才幸免于难。由此可见，诚信在生活中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为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诚信之风，取得美满的仕途。
通往顺畅的事业之路，必不可少的便是这诚信。北宋词人晏殊即是如此。在他十四岁时，有人把他作为神童举荐给皇帝，皇帝召见他后，让他和一千多名进士一同考试。由于考题是晏殊曾做过的，他把实情告诉给皇上，并要求皇上重新出题。皇帝与大臣共同商议了一道难度更大的题目，让晏殊当堂作文，结果，他又获皇上的好评。皇上便赐予晏殊“同进士出身”，拥有了一份好的事业。
或许晏殊本可以隐瞒这一真相，就算别人知道了他无大碍，他便可以十分顺利地当官。但由于他的诚信，不顾忌这些风险，坦率地说出一切。这也让皇帝更加器重他，让世人由衷地敬佩。
诚信是一朵兰花，高洁地盛开在人们的心田;诚信是一杯香茗，氤氲了人们的心田;诚信是一首歌曲，唱响在世界的上空。
然而，我却认为诚信是风，它无处不在，只在于你自己，能否好好把握。
一代大帝，雍正王朝摘要：上承康熙，下接乾隆，作为一代伟帝，雍正是那么引人注目，而千秋功过，在雍正身上又显得如此诡秘，他是如何获得王位？又有哪些功过？又是如何死去？就让我们一同简单的探讨雍正的一生。 一：简介 雍正，名爱新觉罗�6�1胤禛，清圣祖玄烨（即康熙）第四子，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对于雍正，历史界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说是一世伟才，也有人说是暴帝昏君，而雍正在位究竟做过哪些事？ 二：雍正之功 雍正在位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而其主要的功绩在以下方面。一：摊丁入亩。是一项重要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二：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四：创立军机处。它是古代君主集权到达顶峰的标志，而且其功过还有待商议。军机处的在雍正用兵西北平叛葛尔丹所建，清雍正通过军机处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而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处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而它的出现使皇帝独裁，错误增多，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三：雍正之过 若是论过，雍正造孽也不少。一：苛政残酷镇压。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二：重农抑商。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三：外交错误。虽然雍正英明果断堪比康熙，但他的世界眼光却和乾隆一样，逊色不少。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四：雍正继位 而雍正的继位问题，是史学家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一：康熙死前是谁侍立，尚成疑问。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史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胤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二：王储是谁，亦是迷离。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读ti第二声）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胤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胤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胤禵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 五：雍正之死 而雍正又是如何死亡的？历史上也无确凿证据证明。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中雍正朝的《起居注》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八月十八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八月二十他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八月二十二，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关于雍正死因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民间传说又三种版本。一：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而且此金头在今清朝博物馆中。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三：还有的野史传闻，说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可毕竟是传说，不免奇怪。“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崇尚丹药。丹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为的是长生不老。丹药，也就是仙丹，是道士们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而成。相传，吃了这种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至少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于是这一代伟帝，最后仅以58岁享年，突然抛弃了金銮殿，永远躺在了泰陵的地宫里。 六：结语 历史本就错综复杂，而染上政治的历史就更加扑朔迷离，究竟事实如何，功过孰定，也须时间的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