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说北宋无将，南宋无相。宋早期的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政治家，只要有些词作品流下来的几乎都能称为豪放派的。如范仲淹.苏轼。后期则是有军旅生涯的文人。如陆游.辛弃疾。
起源: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则故事，表明两种不同词风的对比。主要代表人物 苏轼、辛弃疾 欧阳修等流行过程范仲淹写《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发豪放词之先声，可称预备阶段。苏轼大力提倡写壮词，欲与柳永、曹元宠分庭抗礼，豪放派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奠基阶段。当时学苏词的人只有十之一二，学曹柳者有十之七八，但豪放词派毕竟肇始于此。南宋词论家王灼说苏轼作词“指出上天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张炎《词源》将“豪放词”与“雅词”对举。沈义父《乐府指迷》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上述诸条都可印证此说。苏轼之后，经贺铸中传，加上靖康事变的引发，豪放词派获得迅猛发展，集为大成。这是第三阶段即顶峰阶段。这一时期除却产生了豪放词领袖辛弃疾外，还有李纲，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人。他们相激相慰，以爱国恢复的壮词宏声组成雄阔的阵容，统治了整个词坛。第四阶段为延续阶段，代表词人有刘克庄、黄机、戴复古、刘辰翁等。他们继承辛弃疾的词风，赋词依然雄豪，但由于南宋国事衰微，恢复无望，风雅词盛，渐倾词坛及豪放词人偏擅粗直词风等原因，豪放派的词作便或呈粗嚣、或返典雅，而悲灰之气渐趋浓郁则是当时所有豪放词人的共同趋向。
诗论词——宋词中的婉约派和豪放派 婉约派，是宋词风格流派之一。另一个相对的流派是豪放派。 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两派的，一般认为是明人张綖（字世文，著有《诗馀图谱》、《南湖诗集》。清人王士禛《花草蒙拾》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王又华《古今词论》所引张说，大意略同。稍晚于张綖的徐师曾（字伯鲁,明嘉靖时人）,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指出：“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 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徐师曾的说法与张綖相近。婉约与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风格流派繁富多样的宋词，但可以说明宋词风调具有或偏于“阴柔”之美、或偏于“阳刚”之美的两种基本倾向，有助于理解宋词的艺术风格。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陈琳《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弇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内容提要 ：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一《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记得画屏初会遇”是写美妙爱情的开始，与心上人在画屏之间初次相见，现在依然清楚的记得，令人难忘。“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是写美妙爱情的破灭。“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是写男子在爱情破灭后对女子的痴恋相思。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走过，而对她的思念未减半分。说明自己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低眉垂眼，假装要走开，却笑着整理自己的头发。写出了女性的娇怩之态和心底的秘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收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的无情，而出于女性的娇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可是越是这样越能招人疼爱。全词以男子无尽的缠绵相思和甜美的回忆作结。 详情更多内容请登录原创论文网，百度搜原创论文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哦，去看看吧
我看苏轼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无数种举世瞩目的艺术形式。国画尊为国粹；书法举世无双；诗词歌赋更是占有一席之地。从古至今，多少才子，学者投身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但学有所成终是寥寥无几，而全部收入囊中的更是凤毛麟角。而苏轼，却正是这凤毛麟角中的领袖人物。他的博学多识，令后人不胜羡之。 在文风绚烂的宋代，有一个父子三人都成为杰出作家的家庭，而这个家庭的代表，正是一代文豪——苏轼。他才情奔放，为宋代最杰出的作家，诗、词、文、书、画、文艺理论均有独到成就。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而苏轼所作之词更是标新立异，把自己的胸襟气度，人生经历融入词中形成了不同前人的鲜明个性特色。他以他的学富才雄，一洗文学界“绮罗香泽之态，宛转稠缪之度”唱出了“关西大汉，铜琶铁板”之音，令天下耳目一新，开发出另一番新的天地。一曲《江城子•密州出猎》将心中的无限豪放渲泄得淋漓尽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召显豪迈本色：“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曲《蝶恋花》亦是突出他心中清旷“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句句慷慨之词，一阵阵爽朗之笑，一首首千古绝诗，编织成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号 苏轼的文章，由于阅历丰富、学问渊博，突破了无数繁文缛节，不少篇章都力求自由而又准确的表达出深邃的思想意境。把韩愈、柳宗元以来所提倡的文章发挥到极致。他将自己的处世旷达和旷世之才注入文风，使之潇洒磊落、飘逸爽朗。丰富的想象力和阔大的视野使他的作品千姿百态，不拘一格，无法城法牢笼。有的情怀婉转，有的诙谐广博，有的慷慨豪迈……都意境高雅，气韵充沛、自然天成。这不仅因为他学识浑厚和兼收并蓄的深厚学养，更可以看出他的创作追求和人生境界。一切的一切，都使他成了北宋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谈起中国书法，人们也会不由自主的想起苏轼。他在中国书法上造诣不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他的书法也与文风一样，沉着、苍劲、豪放而又浑厚，与前人大有不同，表现出自己的书法风格。他所奉行的“书无常法”亦是名流千古，让后人无限感慨。“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无限的玄机，就在这句话中。 而最令我敬佩的不是苏轼那生花妙笔，不是他的文采斐然，不是他的遒劲字体，而是他那妙不可言的品性。 他是一个十足的乐天派，官职被贬依旧泰然处之；他是一个悲天悯人的道德家，为黎民百姓纵然散尽千金也心甘情愿；他是一个走边天下的漫步者，为世间留下了数不胜数的千古名句；他是一个生性诙谐、学富五车的幽默家，即使兄妹之间的调笑也满口“之乎者也”，而这一切，就是他优良秉性的渊薮。苏轼正是拥有优秀的品质和酣畅的雄文劲采，使其它诗人望尘莫及，更不能相提并论了。后代文人虽各有所长，但都难以超过这位“豪放派鼻祖”。 中国文化的发展犹如百川汇入的江流，既有微波涟漪，风光旖旎之处，也有波起浪涌，云水苍茫之处，正是这无数文人的投入，才使其气象万千。若这渊源之河仅仅只有一种风光，无论多美好，终会失去新鲜感和生命力。而苏轼，则是在这平缓的水流中注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水势，化平缓为激昂，化逼仄为广阔，化依稀零落为永不漫漶，使之一泻千里，面目一新！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北宋文学家、知名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洵、弟辙，合称“三苏”。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学习，青年时期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显露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枕头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考进士时，主司欧阳修见其文章连称“快哉！快哉！”1059年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英宗即位，任大理寺丞。神宗时，任太常博士、开封府推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为杭州通判，改知密州、徐州、湖州。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台有人摘引其非议新法的诗句，以“讪谤朝政”罪名入狱，即所谓“乌台诗案”。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五年后，改任汝州团练副使。哲宗即位司马光等旧党执政，他复为朝奉郎，任登州知州、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任侍读，又因与司马光等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后任兵部尚书兼侍读、端明殿这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作家，他以丰富的文学实践，把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推向前进，使诗、文、词各方面的创作出现了高峰。其文学成就曾引起当代和世后学人的普遍重视。南宋的陆游、辛弃疾，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陈维崧、查慎行等都是明显受他影响的作家。苏轼作品中流露的游戏人生、随缘自足的思想对后世文人也有不良的影响。生平详见《宋史》卷三三八。有《东坡全集》、《东坡词》。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苏轼和辛弃疾二人都是是宋代豪放词的大家，并称“苏辛”。二人的词作，相似在于借词言志以及纵放的才情。苏轼“以诗入词”，拓宽了宋词的创作门类，提升了宋词的思想境界。而辛弃疾继承并发扬了苏轼的词风，“以文入词”。借宋词发表“议论”，讲述典故。
豪放派词人苏轼和辛弃疾写词风格的异同？1.相同点：苏轼、辛弃疾的词都打破了晚唐五代和宋初文人惯用的用词委婉，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来遣兴娱乐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拓宽了词的艺术领域。特别在表现豪放风格方面，由于苏、辛词所反映的生活题材的扩展，词的意境的提高，因而词人的思想情怀在词里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现，词人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艺术风格也就更鲜明的呈现了出来。2.不同点：虽然苏轼、辛弃疾都属于“豪放”一派，但是，如果对他们的词作一些具体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豪放只是他们词风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在感情色彩、审美格调等许多方面，二者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苏轼词的旋律更为旷达潇洒，而辛弃疾词的基调却颇多深沉悲壮。这应当说是苏、辛豪放词风最重要的差异之一。
相同：苏轼、辛弃疾的词在表现豪放风格方面，都饱含着浓烈的奔放的豪情，表达了词人的对生活无比热爱和豁达的乐观态度，以及要求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不同：1、苏轼的词主要表现为面对人生挫折时表现出达观情怀；辛弃疾的词则表现为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和恢复中原的决心，表现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2、苏轼的词善于将个人的遭遇与自然环境的描写融合在一起，豪放中蕴含着凄楚；辛弃疾的词则将个人遭遇与国家命运连结在一起，豪放中蕴含悲壮。3、苏轼以诗为词，使词的语言议论化；辛弃疾以文为词，使宋词散文化。
最近各大平台都在热议10月17日鲁能VS国安的比赛，回顾整场比赛争议判罚一直贯穿全场。当然随着官方权威和央媒定论，鲁能这次又成了误判受害者。 上半场鲁能获得的明显点球一波三折下得到应有的进球，下半场开局30秒国安获得的点球让我直接看懵，当然大部分人都是懵的，这个判罚也让鲁能全队气愤不已。然而这个还没完，巴坎布进球有犯规嫌疑然而裁判再次做出对鲁能不利的判罚。回顾过往17年沈裁判就瞎吹掉了鲁能郑铮的精彩进球，那时鲁能的球迷也是非常气愤。所以这场的判罚究竟是沈裁判的业务能力有限还是故意报复，我不便猜测。 当然这不是热搜的全部，推向高潮的还是因为沈的论文抄袭，这两年学术打假力度大家有目共睹，甭管什么明星大腕凡设计学术造假一律从严处理，我觉得这是大国发展的必然也是大国 科技 经济全面强大的必须的手段。沈的抄袭明显的甚至不用调查，基本上实锤了。试想一个裁判员自己的品行不端，亲身作假，能有公信力吗，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加上滥用这种裁决权，更是一种可耻的丑象。 中国的足球环境需要净化，中国教育需要纯粹，中国 社会 需要公平。我们拭目以待，看足协、大学如何这名不称职的“财判员”。
中超争冠组的京鲁之战，不出意外又出幺蛾子了，这次是当值裁判出来作妖，准确说是当值视频裁判——马宁。原本鲁能看上去问题不大的一粒决定性进球，在当值主裁、距离事发地不足5米的边裁，被进球的国安球员都没有表示的情况下，硬是让视频裁判拉着主裁做出了改判。最终这一判罚也彻底影响了鲁能球员的心态，被国安趁势反超，吞下失利的苦果。 鲁能的这粒进球是否犯规在先赛后成了大规模讨论的焦点，格德斯背后捅走李可的那个球到底是否犯规，也成了罗生门。格德斯有没有碰到李可，看慢镜头应该是有，是否捅到了球，从主裁改判的情况来看，应该是没碰到，所以这球是不是犯规，严格意义上来讲，确实是犯规了。但是这种程度的身体对抗是否造成了李可丢失球权，是否成为取消后面鲁能进球的理由，相信场上无论是裁判还是鲁能球员，在当时的情境下都不会这么认为。这种犯规不同于以往通过var 科技 手段判断越位，越位了就是越位了，哪怕体毛级越位也是越位，进球就能取消。足球比赛本来就是一种强调身体对抗的运动，如果每一粒进球都要对身体对抗的判罚达到这种吹毛求疵的地步，这样下来一场比赛被吹掉的进球可就数不胜数了。足球规则规定，双方球员在抢夺足球控制权时，允许一定范围的合理冲撞，但是要求冲撞时肘部必须完全贴住躯干，试问哪名球员在高强度的比赛中又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是否在进球过程中因此受益也要取消进球？ 赛后多数人都把矛头指向了国安，还有人翻出了当年武汉退赛的导火索也是同国安的比赛后发生的来影射国安，明显是矛盾失焦了。这种说法的逻辑在于国安能够对当值裁判施加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但不限于行贿等各种手段，但是在足坛大规模地扫赌打黑之后，当值主裁还是韩国人的情况下，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即使在大多数人看来，两回合比赛的两位裁判都在判罚上不同程度上对国安有所倾斜，也无法证明国安和当值裁判组有任何关系。愤愤不平的人也只能以沈寅豪的硕士论文为切入点讨回公道，何况本场主裁还是专门从韩国足协借调过来的国际级裁判。 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在这种执法水平下，中超的繁荣是不是一场泡沫。一直以来各界都在诟病国足水平差，然而事实上我们和世界顶级足球水平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这里面就包括裁判。韩国主裁来到中超也能被他不够专业的同事影响，在var的影响下做出争议性判罚。如果这种对规则的理解普遍存在于中超的顶级裁判群体中，可以说中超球员所面对的执法环境确实不容乐观。在中超一次轻微的身体接触就有可能造成一粒进球被取消，但是到了国际赛场上，面对不同的判罚标准，我们的国脚还能适应吗？现在能理解国家队比赛中，我们的球员常常一碰就倒，伸手向裁判要任意球点球时的愤怒，和主裁判漠然的神情出现的原因了吧？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身体接触根本就是司空见惯，反而中国球员如此矫情的表现才让他们愕然。退一步讲，即使这样的判罚标准并非普遍存在，每一轮比赛都会出现的争议性判罚，面对相同技术动作会有完全相反的判罚，如此混乱的执行标准，也会让参加比赛的球员无所适从。
中超争冠组第一轮比赛，京鲁大战成为焦点，而裁判沈寅豪的判罚更是成为焦点之中的焦点。争议判罚将沈寅豪卷入舆论漩涡，更有鲁能球迷对其“深扒”，并指认其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涉嫌抄袭。鲁能与国安的对决，鲁能依靠佩莱的点球领先，随后金敬道破门扩大优势。然而转折发生在下半场，巴坎布禁区内倒地获得点球主罚命中，之后再度进球帮国安扳平比分。主裁沈寅豪关于巴坎布摔倒的这粒点球判罚成为热议话题，赛后鲁能也就国安的2粒进球进行了申诉。目前，沈寅豪除了足球裁判的身份，还是同济大学 体育 教学部的青年教师。若论文抄袭事件属实，可以说沈寅豪算是摊上大事了。
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却具有日本民族味。它有自己的形成、发展过程和特有的内蕴。 日本茶道是在“日常茶饭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它不仅仅是物质享受，而且通过茶会，学习茶礼，陶冶性情，培养人的审美观和道德观念。正如桑田中亲说的：“茶道已从单纯的趣味、娱乐、，前进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生活文化的规范和理想。”十六世纪末，千利休继承、汲取了历代茶道精神，创立了日本正宗茶道。他是茶道的集大成者。剖析利休茶道精神，可以了解日本茶道之一斑。 村田珠光曾提出过“谨敬清寂”为茶道精神，千利休只改动了一个字，以“和敬清寂”四字为宗旨，简洁而内涵丰富。“清寂”也写作“静寂”。它是指审美观。这种美的意识具体表现在“佗”字上。“佗”日语音为"wabi"，原有“寂寞”、“贫穷”、“寒碜”、“苦闷”的意思。平安时期“佗人”一词，是指失意、落魄、郁闷、孤独的人。到平安末期，“佗”的含义逐渐演变为“静寂”、“悠闲”的意思，成为很受当时一些人欣赏的美的意识。这种美意识的产生，有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根源：平安末期至镰仓时代，是日本社会动荡、改组时期，原来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失势，新兴的武士阶层走上了政治舞台。失去天堂的贵族感到世事无常而悲观厌世，因此佛教净土宗应运而生。失意的僧人把当时社会看成秽土，号召人们“厌离秽土，欣求净土”。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很多贵族文人离家出走，或隐居山林，或流浪荒野，在深山野外建造草庵，过着隐逸的生活，创作所谓“草庵文学”，以抒发他们思古之幽情，排遣胸中积愤。这种文学色调阴郁，文风“幽玄”。 室町时代，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竞争激烈，商务活动繁忙，城市奢华喧嚣。不少人厌弃这种生活，追求“佗”的审美意识，在郊外或城市中找块僻静的处所，过起隐居的生活，享受一点古朴的田园生活乐趣，寻求心神上的安逸，以冷峻、恬淡、闲寂为美。茶人村田珠光等人把这种美意识引进“茶汤”中来，使“清寂”之美得到广泛的传播。 茶道之茶称为“佗茶”（不是沱茶，^_^），“佗”有“幽寂”、“闲寂”的含义。邀来几个朋友，坐在幽寂的茶室里，边品茶边闲谈，不问世事，无牵无挂，无忧无虑，修身养性，心灵净化，别有一番美的意境。千利休的“茶禅一味”、“茶即禅”观点，可以视为茶道的真谛所在。 而“和敬”这一伦理观念，是唐物占有热时期中衍生的道德观念。自镰仓以来，大量唐物宋品运销日本。特别是茶具、艺术品，为日本茶会增辉。但也因此出现了豪奢之风，一味崇尚唐物，轻视倭物茶会。热心于茶道艺术的村田珠光、武野绍鸥等人，反对奢侈华丽之风，提倡清贫简朴，认为本国产的黑色陶器，幽暗的色彩，自有它朴素、清寂之美。用这种质朴的茶具，真心实意地待客，既有审美情趣，也利于道德情操的修养。 日本的茶道有烦琐的规程，如茶叶要碾得精细，茶具要擦得干净，插花要根据季节和来宾的名望、地位、辈份、年龄和文化教养等来选择。主持人的动作要规范敏捷，既要有舞蹈般的节奏感和飘逸感，又要准确到位。凡此种种都表示对来宾的尊重，体现“和、敬”的精神。 日本茶道，以“和、敬、清、寂”四字，成为融宗教、哲学、伦理、美学为一体的文化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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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茶之为药用，历史悠久： 中华医药学是一个丰富宝库。茶之为药用，历史悠久。古籍中有不少记载。如《本草》、《药书》、《华佗食论》、《茶谱》等都记载了茶的止渴、提神、消食、利尿、治喘、去痰、明目益思，除痰去疾，消炎解毒、益寿延年等20多项功效。唐代大医药学家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称：“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乎神化了茶的药用价值。 随着现代茶叶生物化学的深入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分离和鉴定茶叶已知化合物共有500多种，并经过多种实验和临床证明，茶叶的药理作用还有减肥、降压、强心、补血、抗动脉硬化、降血糖、抗癌、抗幅射等等。最近，我国医药界又从绿茶中提取一种水溶性植物色素--茶色素，临床证明有调节血酯、抗凝促纤溶、改善微循环、增加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生长等作用，是茶药理研究又一重大突破，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饮茶与人体健康关系密切。有人预言，茶叶将成为21世纪最受欢迎的健康饮料。因此，只要提倡科学饮茶的适量饮茶，可以说，茶对人体健康长寿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正是中华茶文化与养生关系密切的物质基础。 2、茶文化与养生： 综上所述，中华茶文化是我国传统饮茶风习和品茗技艺的结晶，具有东方文化的深厚意蕴。而贯穿中华茶文化的精神主流受到传统哲学思想影响，并与禅之兴起关系密切。历代相袭而不易。而中国的养生学历来把培养德行作为养生的第一要义。如明代著名养生家高濂所著《遵生八笺》，曾把茶道与中国养生学精神之吻合。明代顾元庆《茶谱》曾引《梦余录》记载：“大中三年东京一僧一百三十岁，宣宗问服何药？云：性唯好茶”，善哉！ 据史书记载，公元九世纪中国茶传入日本。日本建仁寺开祖，入唐前权僧正法印大和尚荣西著有《契茶养生记》一书。称“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同样深刻阐明茶与养生的因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华茶文化（中华茶道）与日本茶道有着本质不同，日本茶道源于我国唐代的径山文化，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到明代中期，经绍鸥、利休等人总结和倡导，逐渐演变成为既具宗教哲理（所谓“和、敬、清、寂），又有着严格繁琐的程序的文化体系，被誉为“宗教的美学”。而中华茶道则因时代不同，茶类不同而形成不同类型的茶道和仪式，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是，并不刻意追求繁文缛节，而是着意于品尝和发挥各种茶类的色香韵味，追求一种融洽宽松的气氛，达到“释躁平矜，怡情悦性”的精神境界、其茶道程序和仪式与科学饮茶密切配合，相得益彰，把茶的保健价值、养生价值和欣赏价值三者有机结合了起来，实在是一种精神和物质和谐结合的活动。这正是中华茶道兼有健身与养生功能的道理所在，又是中华茶道能够从古到今，从宫廷到民间，从文人到僧侣，从中原到边疆流传不息，并达到空前繁荣的原因。
可参阅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日本茶道逸事》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