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写一些关于你所选题目的现今研究的相关情况，比如：前人研究的成果，所选题目到目前所研究到的状况，而你又对选题有何特别看法，为何会选此题，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看法有何异议或者是有何更深入的观点，前人的研究有哪些不足值得你再加以研究等等，可综合所选题目的相关学科对它的影响来说。
论文开题报告基本要素
各部分撰写内容
论文标题应该简洁，且能让读者对论文所研究的主题一目了然。
摘要是对论文提纲的总结，通常不超过1或2页，摘要包含以下内容：
目录应该列出所有带有页码的标题和副标题， 副标题应缩进。
这部分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解释研究背景，缩小研究问题的范围，适当列出相关的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不只是你已经阅读过的相关文献的总结摘要，而是必须对其进行批判性评论，并能够将这些文献与你提出的研究联系起来。
这部分应该告诉读者你想在研究中发现什么。在这部分明确地陈述你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研究问题应该足够广泛，而次要研究问题和假设则更具体，每个问题都应该侧重于研究的某个方面。
史学论文课题的研究方向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隋唐寺院制度和宗教社会史。可参照以下几个方向。历史专业学生可以在以下五个方向中选择自己的论文写作方向，具体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历史课程教学论。
论文研究背景的写作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
1、社会大环境如何【可利用国家数据网站发布的数据做支撑】；
2、行业环境如何【可以利用行业报告做支撑】；
3、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自己论述】。
这些内容首先需要使用比较宽泛的语言进行论述，然后利用大环境的数据做支撑；行业环境写作也是这样，先论述行业环境情况，然后引用行业数据报告作支撑；解决问题也就是其应用现实生活那些方面，还有在理论方面具有哪些指导意义。
扩展资料：
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选题的意义与价值写作要点在于论文为何写作本论文，告知写作的原因和意图。也就是论述论文的意义和价值，一般明确下面两个写作要点会使得写作难度降低，如下：
一、理论方面
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1、就哲学的高度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2、就专业或学科角度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3、就某个理论角度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二、实践方面
主要包括：
1、就实际的工作实践活动未来发展趋势、前景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2、就实际的现在工作的实践活动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3、就实际的现在工作的实践活动改进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项城师大楼历史上有河吗？答：项城师大楼前历史方位是一个练兵场地，所以说项城师大楼历史上是没有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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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呀，很高兴为你解答，项城师大楼历史上有河的，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满意。
《西游记》和《罗摩延书》 吴晓铃 文学研究 1958．l 期悟空姓车不姓孙 布谷 新民晚报1958．6．2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吴承恩年谱》、《交游考》、《论著杂事考》） 刘修业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8．5玄奘法师二三事 上官红 天津日报 1968．11．16中国小说史料（《西游记》部分） 孔另境 中华书局 1969．6漫谈《西游记》的主题和孙悟空的形象 李希凡 人民文学 1959．7期《西游记》中的金光寺 陈鸣钟 光明日报 1959．12．13猪八戒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 李希凡 新港1959．12孙悟空并非光棍汉 山鹰 新民晚报 1960．2．19猪八戒的世界观 吴方 辽宁日报1960．3．17一个富有现实意义的优秀神话剧——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东海 1960．16期谈《西游记》浪漫精神的时代特色 李希凡 光明日报 1961．1．1校订《西游记•胖姑》折书后 俞平伯 戏剧报1961．1－2期孙悟空的神通 林放 新民晚报 1961•2•5论《西游记》的浪漫主义 南开大学中文系《西游记》研究小组 光明日报 1961．2．5、12漫谈孙悟空和《西游记》的时代特色 袁世硕 山东大学学报1961．1期人参果的幻想和现实 劲草 北京晚报 1961•6•14孙悟空的性格是怎样的？ （学术动态） 必胜等 羊城晚报1961．6．20谈《西游记评话》残文 赵景深 文汇报 1961•7•8伟大的学者、旅行家、翻译家玄奘 中国青年报 1961．7• 30唐三藏取经 向达 北京日报 1961． 8•24唐三藏在尼泊尔 兰雯 新民晚报 196l．10•3吴承恩咏杨柳青诗 王树村 天津晚报 1961•11•5《西游记》的地方色彩 苏兴 江海学刊 1961．11期奇妙的神话世界——谈动画片《大闹天宫》 马克 人民日报1962．5．31吴承恩 紫荆 雨花1962． 5期关于《西游记》的几个问题 苏兴 文学遗产增刊10辑玄奘取经 张习孔 工人日报 1962．7•13取得“真经”首在一个“诚”字 戈弩 北京日报1962•8•9改编《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体会 王顾明 光明日报 1962．10．16。《西游记》的地方色彩 钟凤 天津晚报1963•3．17吴承恩和《西游记》 兆明 中华书局 1963．3（ 1981．3第二版）从“过火焰山”看吴承恩对情节的处理 陈毓罴 光明日报 1963．5．12、19孙悟空为什么用金箍棒 毛瓜 天津晚报1963．6．16关于《西游记》中难的性质的分析 李国生 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3．1期吴承恩《禹鼎志》的下落 陈留 新民晚报1963．12．11《西游记》《聊斋志异》中宗教迷信、神仙鬼怪思想的批判 刘大、张碧波 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64．2期齐天大圣的“家谱” 杨柳岸 羊城晚报1964．7．5省图书馆发现一部明刻李卓吾评本《西游记》 河南日报 1964．12．8《西游记》小议 陈推之 光明日报1965．12．19关于孙悟空反抗的性质和目的 殷光熹 光明日报 1966．4．17读《西游记》随笔 何惠云 图书评论1972．8期《西游记》评介 顾岱祖 北京大学学报（试刊）1973．1期。《三打白骨精》分析 顾岱祖 北京大学学报1973．1期论《西游记》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论<西游记>》写作小组《四部古典小说评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7瓷枕与《西游记》 郁博文 光明日报1973．10．8吴承恩和《西游记》 王俊年 北京人民出版社白骨精“斋憎”小议 侯定乾 开封师院学报1975．2期吴承恩撰书的《先府宾墓志铭》在准安出土 南波 文物 1975．10期今日欢呼孙大圣——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周启成 语文战线1976．1期关于“火眼金睛”——《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教学笔记 章启迪 语文战线 1976．3期花果山游记 来俊华 连云港文艺 1977．1期（江苏文艺 1978．1期）论孙悟空 朱彤 安徽师大学报1978．1期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季羡林 世界文学1978．2期孙悟空是“新兴市民”的典型形象吗？——与朱彤同志商榷 赵明政 安徽师大学报1978．3期孙悟空形象剖析 邢治平 开封师院学报1978．3期云台山、吴承恩与《西游记》 李洪甫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 1978．3期（群众论丛1980．1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浅析 赵星景 语文教学参考初中版（开封师院）1978．3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讲析 霍旭东 甘肃师大学报 1978．3期孙悟空形象的阶级属性 简茂森 安徽师大学报1978． 4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艺术性 埝任 四川师院学报 1978．4期孙悟空形象谈略 郝世峰 南开大学学报1978． 4－5期孙悟空与印度史诗 顾子欣 人民日报1978．11．13试论《西游记》的思想政治倾向 朱式平 山东师院学报 1978．6期论孙悟空 刘烈茂 中山大学学报1978．6期浙江发现吴承恩书写的两块碑文 人民日报1979．2．6十年沉碑重放光彩——长兴县展出吴承恩书写的两块碑文 黄福根、谢文柏 光明日报1979．3．21吴承恩书写的扇面 章里 文物1979．3期。从孙悟空看《西游记》的思想倾向 苗壮 辽宁师院学报 1979．1期孙悟空形象与《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殷彤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文学） 1集 1979． 1追踪《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南行考察报告 苏兴吉林师大学报1979．1期采拓吴承恩书写的碑文散记 高子 书法 1979．4期评《西游记》 徐应佩、周溶泉 书评 1979．4期无支祈传说考 叶德均 戏曲小说丛考 中华书局 1979．5西游记研究的资料 同上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 罗东升 华南师院学报 197 9．2期孙悟空形象分析中的几个问题 严云受 安徽师大学报 1979．2期浅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孙悟空艺术形象的塑造 陈宏遂 教学与进修（南京师院镇江分院） 1979．2期长兴县所藏赵孟、吴承恩书写的碑刻 黄福根、谢文柏 文物1979．5期论吴承恩的思想 朱彤 学习与探索1979．2期悟空可能不姓孙 蒋星煜 随笔1979．1集试论猪八戒的形象塑造 刘毓忱、杨志杰 南开大学学报 1979．4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浅析 王志武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陕西师大）1979．8期中国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西游记》部分） 袁珂 文艺论丛 1979． 7辑《罗摩衍那》浅论 季羡林 外国文学评论1辑 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9追访吴承恩的踪迹 苏兴 随笔 1979．3集《西游记》里的花果山 李洪甫 新华日报1979．12．5吴承恩及所写碑文 夏星南 新华日报1979．12．5吴承恩《西游记》典型人物论 苏兴 中国古典文学论集（吉林师大社会科学丛书2辑） 吉林师大学报编辑部 1979．12《西游记》主题思想的再认识 胡光舟 江汉论坛 1980．1期也谈《西游记》的思想倾向——与罗东升同志商榷 朱继琢 华南师院学报 1980．1期谈谈《西游记》注释中的问题 娄书武、于蕴生 淮阴师专学报1980．1期“大闹天宫”新探 罗宪敏 郴州师专学报1980．1期吴承恩对农民起义的态度 陈澉 求是学刊1980．2期吴承恩在长兴县书写的两块碑文 夏星 南吉林师大学报 1980． 2期从唐玄奘和孙悟空的籍贯问题看淮海民间传说对《西游记》的影响 张传藻、颜景常 淮阴师专学报 1980• 2期孙悟空的故乡 夏振亚 文汇报1980•6．28试论《西游记》前七回的思想倾向 陈澉 北方论丛 1980．3期国内发现明刊李卓吾评《西游记》 蓼南 文学遗产 1980．2期《西游记》琐谈 苏兴 文学遗产 1980•3期《西游记》外文译本概述 王丽娜 文献辑从儿童喜欢模仿孙悟空想起的 任大星 东海期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吴承恩《西游记》部分） 聂石樵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6漫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艺术手法 蒋松源 语文教学通讯 1981． 1期明刻李卓吾评本《西游记》简介 古丁 今昔谈1981．2期孙悟空是进口货吗？ 孙红芮 广州日报1981•2．22谈《西游记》中的一种对偶句 张成材 青海师院学报 1981．1期孙悟空的血统 蔡国梁 学林漫录2集 中华书局1981．3美的历程（第十章第二节“浪漫洪流”） 李泽厚 文物出版社 1981．3孙悟空与印度猴王的亲缘关系 朱采荻 文文化娱乐 1981．4期吴承恩的一篇佚文——《准安路医学教授古逸先生潘公讳思诚传》 蒋文野、丁乃迟 群众论丛1981．2期儿童文学园地开新花——介绍改写本《西游记》 徐宗才 人民日报 1981．5．26陆西星、吴承恩事迹补考 [澳大利亚]柳存仁 中华文史论丛 1981．2辑中国古典小说讲话（《西游记》部分）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写组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2鲁迅与胡适关于《西游记》的通信及争论 顾农 晋阳学刊 1981． 3期谈谈《西游记》的一些问题 严敦易 文献1981．8辑孙悟空不是印度侨民——与朱采荻同志商榷 向明 文化娱乐1981．8期《西游记》里的神魔问题 高明阁 文学遗产1981．2期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回问题 苏兴 北方论丛1981•4期关于孙悟空“国籍”问题的争论和辨析 刘毓忱 作品与争鸣1981．8期浅谈《西游记》的主题思想 佘德余 绍兴师专学报 1981．4期吴承恩 江山 湖南日报1981．9．6论《西游记》中神佛与妖魔的对立 陈澉 文史哲 1981．5期《西游记》的历史背景 刘蕙孙 古典文学论丛2辑 齐鲁书社1981．9《西游记》作者之谜的揭晓 柳和城 书林1981．5期人物安排与故事情节——从“调芭蕉扇”谈故事情节的构成 罗宪敏 名作欣赏1981．5期《西游记》与《罗摩衍那》——读书札记 季羡林 文学遗产 1981．3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故事探源 谭家健 文学遗产 1981．3期神魔小说《西游记》的主旨 储大泓 读《中国小说史略》札记（第五章）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0关于《罗摩衍那》的中国文献及其价值 赵国华 社会科学战线 1981． 4期中国文学古籍选介（《西游记》部分） 魏凯、阴通三、石林编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2说苑珍闻（《西游记》部分） 陈汝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12评《真假美猴王》 冯立三 光明日报1981．12．10喜笑悲歌气傲然——访吴承恩“射阳簃”遗址 秦九凤 文学报1981．12．31吴承恩和《西游记》的创作 刘泽球等 江苏教育（中学版） 1981．12期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故事 姜威等 民间文学1982．2期谈谈《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 蓼南 今昔谈1982．2期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 刘远达 思想战线1982．1期新发现的与吴承恩有关的几块墓志铭考略 刘怀玉 东北师大学报1982．1期读《新发现的与吴承恩有关的几块墓志铭考略》 苏兴 同上为什么说《西游记》故事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曹础基、陈新璋、罗东升 中国古代文学史问答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1人民群众为什么喜爱孙悟空 同上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举要（《西游记》部分） 黎宏基编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2《罗摩衍那》在藏族地区的流行和发展 洛珠加措作 曲将才让译 青海日报1982．2．14线索错综 对比鲜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艺术性 徐应佩、周溶泉、吴功正 国古典文学名著赏析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5跋吴承恩书《甲午中秋宿金山寺》诗 徐沁君 扬州师院学报 1982．1期吴承恩与淮安 陈民牛 新华日报1982．3．28猪八戒与孙悟空——谈小说中“灵与肉”的对偶形象 扬江柱 芳草1982．4期阶级分析与道德分析——关于评价古典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标准问题（《西游记》部分） 张春树 社会科学辑刊 1982．2期论《西游记》的神奇性 裴树海 雷州师专学报1982．l期《大唐西域记》的民间文学价值 刘守华 民间文艺集刊2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4一个并不虔诚的佛教徒——谈孙悟空的形象并和刘远达同志商榷 何思玉 想战线1982．3期历史上的玄奘和小说中的唐僧 李遵义、刘明 历史知识 1982．3期鲁迅论《西游记》 王永生 天津社会科学1982．3期《西游记》研究 袁珂神话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7吴承恩与水帘洞 李洪甫 文汇报1982． 7．26《西游记》不是“破心中贼”的“政治小说”——云大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会讨论综述 曾明 思想战线1982．4期三段法——《西游记》的重要表现手法 潘寿全 学术论坛 1982．4期略谈吴承恩的文艺思想 钟扬 安徽师大学报1982．3期“酌奇而不失其真”——从《西游记》谈到《格列佛游记》 王季深 新民晚报1982．9．13论《西游记》的宗教批判 朱彤 北方论丛1982．5期无支祁哈努曼孙悟空通考 肖兵 文学评论 1982．5期从神魔关系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 丁黎 学术月刊 1982．9期也谈《西游记》中神佛与妖魔的关系——兼答陈澉同志 赵明政文史哲 1982．5期我对《西游记》的一些看法 傅继俊 文史哲1982．5期《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 李时人、蔡镜浩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3期《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 刘坚 中国语文 1982．5期也谈《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兼评研究《西游记》的方法刘士昀 思想战线1982．5期关于《西游记》的思想倾向——与刘远达同志商榷 彭荣生 思想战线1982．5期闲话猪八戒 旷源 山茶 1982． 5期印度文学在中国 季羡林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5《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 同上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城记》前言 同上中国小说史（第三编第七章“《西游记》”） 北京大学中文系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1中国小说史简编（第六章“《西游记》”） 南开大学中文系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5罗摩衍那初探 季羡林 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9吴承恩和西游记 胡光舟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梵语文学史（第二编第四章“‘最初的诗’《罗摩衍那》”） 金克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2吴承恩年谱 苏兴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12吴承恩小传 苏兴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1．8（刘耿大编）《西游记》人物分析 李辰冬 畅流 6卷10期 1953台北《西游记》与明代社会 李辰冬 畅流6卷11期1953评《西游记》 高小阳、顾阳 文学月刊3卷8期1955台北评《西游记》 高小阳 文学月刊3卷9、10． 11期 1955《西游记》图谱 广智书局1956香港《西游记》本事考 罗锦堂 学粹2卷3期1960台北谈《西游》寓意 谢云飞 文海 3期 1963台北说《西游》 赵聪 文学世界43期1964香港中国四大小说之研究 赵聪 友联书店 1964香港《西游记》的明刻本——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之一 柳存仁 新亚学报5－2 1963香港《西游记》祖本考的再商榷 杜德桥 新亚学报6－2 1964陆西星之参同契测疏 清华学报 新7卷1期1968台北中国的水神传说和《西游记》 陈炳良 国语日报 1971．12．25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续编 香港 中国语文学社 1970《西游记》研究 夏志清、夏志安 现代文学 4 5期 1971．12我国俗文学与印度文学之关系 卢元骏 书目季刊7卷 2期1972 台北英雄诗——《西游记》的另一个观察 余国藩 中国时报 1973．12． 13、14 台北《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 萨孟武 三民书局1974台北佛教故实与中国小说 台静农 东方文化12卷1期 1976香港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林以亮等 幼狮文化公司1975台北《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 傅述先 竹轩时语 水芙蓉出版公司 1976 台北印度的两大史诗 糜文开 香港商务印书馆 1961《罗摩衍那史诗》与我国小说《西游记》 糜文开 印度文化十八篇 台北东大 1977《西游记》的象征世界 黄庆萱 幼狮月刊46卷3期 1977 台北陆西星传 和风堂读书记 香港龙门书店 1977论沙僧 张静仁 中外文学 9卷 1期 1980 台北《西游记》韵文部分的修辞手法 苏其康 新亚学术集刊 1期 1978 台北笑谈《西游记》 姚永萼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80《西游记》中若干情节本源的探讨——读慈恩传记 曹仕邦 中国学人 1期 1970（幼狮月刊 41卷 3期1975）罗摩衍那在中国（Rāmāyana in Chna） 罗怙•毗罗（Dr．Rashu Vira）、山本（Dr．Chikyo yam amoto） 1938、1955同源的传说（The KaPPa Legend）石田英一郎 民间文学研究（Fo1klore Studies） No．9 1950真实的三藏及其它（The Real Tripitaka and other Pieces） 阿瑟•韦理（ Arthur Waley）纽约麦克米兰出版社 伦敦艾伦与昂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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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h－is’iug） 纽约、伦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8中国小说研究论著目录（Chinese Fiction：A Bibliography of Books and Articl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李田意（Li Tien－yi） 纽黑文耶鲁大学远东出版社 1968（126－132页有评介《西游记》的内容）《西游记》： 16世纪中国小说前史之研究（The Hsi-yu Chi A Study of Antecendent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Chinese NoveL） 杜德桥（Glen Dubridge）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 1979对此书的评介文章，有以下各篇：①夏志清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XX，4②王安布罗西奥《Wang Ambrosio》西班牙东方学会会报（Boletin de la Asociacion Espano la de OdeientaliSt8S）Vll③安德烈•莱维（Andr在Levy）通报（Toung Pao，Leiden）LVll 5④多尔比（W．Dolby） 亚洲要闻（Asia Major） 伦敦⑤肯尼思•佩（Kenneth Pai） 美国东方学会会志（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sl Society）XCll 2巴尔的摩⑥杨•温斯顿（Yang Winston L．Y．杨联升） 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安阿伯⑦赫罗纳莫瓦--诺沃特纳（z．Heronamova－Novotna）东方学会录（Archiv Orienta1ni）XLI 4 布拉格罗摩衍那——印度与亚洲历史联系和文化传播的媒介（Romayana－An Instrument of Historical Cantact and Cultural India and Asia）德塞•N•桑托西（Santosh N． Desai）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0：1 1970评阿瑟•韦理（Arthur Waley）译《猴》（Monkey） 利昂内罗•兰西奥蒂（Lione11o Lanciotti）东西方杂志（East ＆ West）XXlll 3－4吴承恩：生平与经历（Wu Ch’eng－en：His Life and Career）和风堂读书记（Selected Papers ft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香港龙门书店 1977《西游记》成书的新研究（A New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Hsi-yu Chi）东方文化学院学报（Acta Asia：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32 1977 东京评波兰塔杜什•兹比科斯基《西游记》译本《猴子造反》拉勃卡——科切罗瓦东方学评论（ Przeglad Orienta－listyczny）4《西游记》和《红楼梦》的寓言（Allegory in Hsi-yu Chi and Hung-Lon Meng） 蒲安迪（A．H．Plaks） 中国叙事体文学评论集（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77有关“探索”的神话和喜剧——从唐•吉诃德和哈克贝里•费恩看《西游记》（ Mythic and Comic Aspects of the Quest：Hsi－yu Chi as seen through Don Quixote and Huckleberry Finn） 新加坡大学出版社1977于国藩英译本《西游记》书评：①波拉德（D．E．Pollard）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ontal and African StndinS，LOndon）XLI，3 1978 伦敦③王靖宇（Wang，John C．Y．） 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Ann Arbor）XXXVⅡ，4 1978中国《譬喻经》中的罗摩故事（ La Legende de Rama dans sun Auvdana Chinois）西特莱•勒维（Sytlain Lervui）中国小说的改编技巧——谈《西游记》第九章 阿尔萨斯•严 中国文学一卷2期 1979大家一起来来来:既然是要研究，就要尽可能地多一点。
1、沈琼枝，是教书先生沈大年的女儿，原本是要按照父亲的安排嫁给盐商宋为富为妻，结果发现遇到的是一场，最后沈琼枝独自回到南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2、匡超人，他原本是一个憨厚的农村少年，乖巧勤快对父亲孝顺。后流落他乡，因受到社会的影响思想和性格逐渐发生了变化。靠着吹牛撒谎取得功名，卖友求荣，忘恩负义，最后变成一个衣冠禽兽。
3、严致中，他是一个贡生，由于这种身份的人社会地位较高，导致他常年看不起自己的胞弟。他是十足的势利眼，拜高踩低，曾今在拜见汤知县时，谎称与汤知县是老相熟，还编造与汤知县相遇的故事，夸赞汤知县的为人，只是为了显现对汤知县的了解。
4、严致和，是个监生，却没有读过太多书，是花钱捐来的监生。他性格凌瑟节俭，临死前因为油灯中多了一根灯草怕费油而一直不能咽气。
5、范进，常年参加科举但到五十多岁还连秀才都没有中过。生活的十分贫穷。后因周进的同情之心选为秀才后又进了举人，上演了一处“范进中举”的闹剧。
6、周进，本来是教书先生，热衷于科举考试却到花甲之年都没有中过秀才。后几个商人因为同情花钱给他捐了个监生。最后周进靠着监生的身份先中举人后中进士，到广东做官。
7、王冕，这个人物是作者根据历史上的真是人物改写的。他是一个“士人”一个名流，他的身上反应这一个中国士人精神。
8、鲍文卿，是一个较为正面的人物，本是崔按察门下一戏子。曾为素不相识的被人连累下狱的知县求情，堪称义举，不受人恩惠，可见清风，是个大义不贪财的君子。。后被知县谢恩，如待上人。后因崔老爷病故，鲍文卿回家做生计，并收倪老爹六儿倪廷玺为继子，教他读书管理戏班。
9、萧云仙，从父亲那学了一手好弹子功，后凭此打瞎了食人恶僧的双眼，救了甘露僧的性命。半年后松潘卫边告急，萧云仙受父亲的勉励前往投军。
10、杜少卿，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寓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杜少卿虽然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大官僚地主家庭，却出污泥而不染，行为中有些离经叛道，思想中具有某些民主主义的成份。他蔑视科举，瞧不起功名富贵。
扩展资料：
《儒林外史》创作背景：
《儒林外史》创作时代背景时清康雍乾代，这时中国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社会表面的繁荣依然掩盖不了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者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采用大兴文字狱，考八股、开科举，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以牢笼士人。
作者吴敬梓出身望族。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科第仕宦多显者”，但他本人反对八股文、科举制，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
书名中的“儒林”一词源出《史记》“儒林列传”。是“儒者之林”，指学术界等。作者专门以“外史”为书名，正是为了与正史作区别，以类“正史”，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儒林外
百度百科-鲍文卿
百度百科-萧云仙
百度百科-杜少卿
简介：
《儒林外史》长篇小说，清代吴敬梓作。五十六回。成书于1749年（乾隆十四年）或稍前，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1803年（嘉庆八年）。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
全书五十六回，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
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小说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辛辣的笔触对社会现状和儒士命运进行批判揭露的讽刺小说。小说形象地刻画了在科举制度下，知识阶层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腐朽糜烂的现状。它透过人生百态揭示了士人功名利禄的观念、官僚制度、人伦关系和整个社会风气。
作者从揭露科举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奴役下的士人丑恶的灵魂入手，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人民灵魂的扭曲。吴敬梓的讽刺显然给了封建社会有力的一击，宣泄了大多数心有同感的读书人对人性卑劣、社会黑暗的控诉。
《儒林外史》是一部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虽然它一般被归类为长篇小说，但它的结构却与人们平常所说长篇小说的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
小说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有的人物上场表现一番以后，就不再出现，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但基本上只是陪村性的了。
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它以明代为背景，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整部小说有着统一的情节线索。
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后，随着杜少卿从天长迁居南京，全书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并以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最后以“市井四大奇人”收结全书，与第一回遥相呼应。
参考资料：儒林外史-百度百科
一、吴敬梓的生平与著作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绝，官也做得相当发达，有过五十年“家门鼎盛”（吴敬梓《移家赋》）的时期，但到了他父亲时已经衰败。他少年时代生活还颇优裕，随父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局限于八股文训练，还涉及到经史、诗赋。 祖辈的科第发家和当时的家门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举业，二十岁时考上了秀才，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 三年后父亲亡故，他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族人欺他这一房势单力孤，蓄意加以侵夺，这使他看到人情世态的凉薄，并由此产生了对家族的厌恶和反抗的情绪，祖传遗产也在短短几年内随着这种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他一面往来于家乡与南京，涉足花柳风月之地，肆意挥霍；一面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他被乡里视为“败家子”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词）。而且他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感到在家乡很难居住下去，便在三十三岁时把家搬到了他所喜爱的有着名山胜水的南京。 到南京以后，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与四方文酒之士交游，甚至在没落之中，仍变卖了家产，以葺先贤祠。同时，他对仕途也失去了兴趣。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也称病不去。而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活，有时竟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于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程晋芳《寄怀严东有》）的地步。虽然他性格豪爽，但内心的辛酸还是难免的。当他的好友程晋芳也陷入困境时，他感慨地说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吴敬梓是旧时代一种很特别的人物。《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借高先生对杜少卿的批评，描绘出他自己的精神面貌来： 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 这里正是写出了吴敬梓与由“正经人”所组成的世界和他们的人生规范的冲突。在吴敬梓看来，在所谓“正经人”的世界里，人心为功名富贵和虚假的道德所掩蔽，失去了生命应有的健康性，更失去了求知和求真理的热情，倒不如“和尚道士、工匠花子”生活得自然本色。他必须从这个“正经人”的世界中逃脱出来，才不致使自己的生命遭到窒息。 但生活的理想究竟在哪里，这对吴敬梓仍然是艰难的课题。他看到“衣冠人物”的堕落，想到的是原始儒学以人格修养为先的原则，觉得讲求礼乐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处”，才是挽救士风的途径。他晚年曾用心于经学，认为这是“人生立命处”（《文木先生传》），并曾著《诗说》（已佚）。他的这种努力，与时代风气是一致的。清代重实证的经学，在一部分学者那里具有同教条化、官方化的程朱理学相对抗，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来改造社会文化的用意，正如皮锡瑞论清代“经学复盛”的原因，谓“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指八股）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经学历史》）。 当然，这种以古老经典为依据的思想学说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极有限的，它对于吴敬梓也只是一种晚年生活的寄托而已吧。 《儒林外史》约作于吴敬梓四十岁至五十岁时，这正是他经历了家境的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时期。此书现在所见的最早刻本（卧闲草堂本）为五十六回，而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记为“五十卷”（即五十回），他是吴敬梓长期交往的好友，所言当为可信。五十六回中，末回为后人所添加，这已为学界所公认。而我们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内容也是后人窜入的，这主要是两大块：一是三十八回至四十回前面一大半，即萧云仙在青枫城的故事；一是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前面一小半，即以汤镇台野羊塘大战为核心的故事。这两部分偏离全书的主题和结构，思想倾向与全书不合拍，艺术性也很差。 此外，吴敬梓还著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 二、《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 《儒林外史》虽然一般归类为长篇小说，但它的结构却不是现代意义上严格的长篇小说的结构。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有的人物上场表现一番以后，就不再出现，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但基本上只是陪衬性的了。这种特点，鲁迅谓之“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中国小说史略》）。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它以明代为背景，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索。在情节上，也存在内在的统一：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后，随着杜少卿从天长迁居南京，全书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并以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在剔除后人窜入的部分以后，上述面貌就很清楚）；最后以“市井四大奇人”收结全书，与第一回遥相呼应。总体说来，这是一部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 在封建时代，“士”是社会的中坚阶层。按照儒学本来的理想，士的职业虽然是“仕”，其人生的根本目标却应该是求“道”（《论语》所谓“士志于道”），这也是士林人物引以为骄傲的。然而事实上，随着专制政治的强化，读书人越来越依附于国家政权，而失去其独立思考的权利乃至能力，导致人格的奴化和委琐。如何摆脱这种状态，是晚明以来的文学十分关注的问题。 《儒林外史》首先对科举大力抨击。在第一回“楔子”中，就借王冕之口批评因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使读书人轻忽了“文行出处”——即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第二回进入正文开始，又首先集中力量写了周进与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沉浮的经历，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他们原来都是在科举中挣扎了几十年尚未出头的老“童生”，平日受尽别人的轻蔑和凌辱。而一旦中了举成为缙绅阶层的一员，“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房子、田产、金银、奴仆，也自有人送上来。在科举这一门槛的两边，隔着贫与富、贵与贱、荣与辱。所以，难怪周进在落魄中入贡院参观时，会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被人救醒后又一间间号房痛哭过去，直到口吐鲜血；而范进抱了一只老母鸡在集市上卖，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竟欢喜得发了疯，幸亏他岳父胡屠父那一巴掌，才恢复了神智。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如何为科举而癫狂的情状，通过这两个人物显露得极其充分而又带着一种惨厉的气氛。 作为儒林群像的画谱，《儒林外史》的锋芒并不只是停留在科举考试上。小说中所描写的士林人物形形色色，除了周进、范进这一类型外，有张静斋、严贡生那样卑劣的乡绅，有王太守、汤知县那样贪暴的官员，有王玉辉那样被封建道德扭曲了人性的穷秀才，有马二先生那样对八股文津津乐道而完全失去对于美的感受力的迂儒，有一大群像景兰江、赵雪斋之类面目各异而大抵是奔走于官绅富豪之门的斗方名士，也有像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及杜慎卿那样的贵公子，喜欢弄些“礼贤下士”或自命风雅的名堂，其实只是因为活得无聊……。这些人物并不能简单地一概归之为“反面角色”，但他们都从不同意义、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在读书人中普遍存在的极端空虚的精神状况，从而反映出社会文化的萎靡状态。他们熙熙攘攘奔走于尘世，然而他们的生命是无根蒂的。在这些人物中，像马二先生好谈文章而不识李清照，范进当了一省的学道而不知苏轼为何人，反映出科举对士林文化修养的破坏；像上至某“大学士太保公”借口“祖宗法度”以徇私，下至穷秀才王德、王仁标榜“伦理纲常”而取利，则反映出士林人物在道义原则上的虚伪性。《儒林外史》描摹出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景观，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材的摧毁和它自身因此而丧失生机。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部分为作者所肯定所赞颂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士林中为数不多的贤者，一类是市井小民（其中包括普通民众和“市井奇人”）。而他们又有共同之处，即信守自身的人生原则，前者不为功名富贵所驱，后者与之绝缘。这一部分人物刻画得不是很成功。书中的杜少卿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他对当时被定于一尊的朱熹的经解表示大胆的怀疑，在南京游清凉山时，他一手携着妻子，一手拿着金杯，一边走一边大笑，使路旁游人都“不敢仰视”，他的身上带有比较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但这只是表现出一种生活态度，真正代表作者的社会理想的则是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等“真儒”。在作者看来，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原始儒学精神可以重建合理合情的社会价值。但这是一种观念化的、缺乏真实生活基础的愿望，因此他笔下的“真儒”们成了一种贤人政治的符号，性格显得单调而苍白。作为全书核心事件的祭祀泰伯祠的场面，也貌似肃穆庄重，实际是腐气腾腾。写普通市井人物如牛老爹、卜老爹等时，作者往往把下层社会的忠厚本分视为美德；而所谓“市井奇人”，其实是隐士情调的化身。这表明尽管作者观察社会弊病的眼光冷峻而深刻，但对于如何纠正这些弊病，他实在有些茫然。由于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迷信，他难以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找到社会变革的方向。 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作者通过描写的这一部分人物，也还是触及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只有摆脱政治权力体制，人们才有可能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这些人物中也有写得比较成功的，如傲然以“败家子”面貌出现的杜少卿，表现了对社会公认价值的蔑视和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另外有一个沈琼枝也很引人注意，她是一个被盐商娶为妾而只身逃至南京、企图以自身的技艺谋食的奇女子，大胆泼辣，敢作敢为。这一形象，反映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女性开始有了一种挣脱其自古以来的依附性地位的微弱可能性。 《儒林外史》的出现，标志了中国小说艺术的重大发展。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这样评价：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又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在这里鲁迅强调了“公心”，即作者对于世事的讥讽，并非出于因个人遭遇而产生的对某些人物或对社会的激愤，更无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用意，而是出于对社会的真切认识，包含了一种忧患之心。 在把《儒林外史》称为“讽刺杰作”时，特别要注意的是它的写实性。以前的小说中，像《金瓶梅》也有讽刺的妙笔，某些不动声色而入木三分的刻画手段也为《儒林外史》所继承，但从全书来看，它仍有不少夸张和漫画式的成分。《儒林外史》则不同，它的讽刺，主要是通过选取合适的素材和准确的、透入人物深层心理的刻画来完成的。许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素来不以为有何不妥、有何深意可究的事情，经过作者的提炼和描摹，有时加上稍稍的夸张，便清晰地透出了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而当人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却又觉得它仍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卧闲草堂本第三回总评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指出了小说以写实为讽刺之根基所形成的警醒人心的力量。 吴敬梓的眼光是十分尖锐的，但他并不缺乏对社会中平凡人物的理解和同情。他笔下的人物固然有严贡生那样十分卑劣粗俗、令人厌恶的角色，但这类人物只是现实生活里各色人物中的一小部分，作者并不是把他所讽刺的对象一味当作所谓“丑类”来描绘。像严贡生的同胞兄弟严监生，临死时因见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便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一细节常被举为讽刺吝啬鬼的例子，但作者其实也写到他为了把妾赵氏扶为正室，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两相对照，显得这位严监生既可怜又可笑，却也颇有人情味。又如马二先生，迂腐古板中又有一种古道心肠。他差点上了洪憨仙的大当，但在洪憨仙暴死后，却拿出银子来为他办理后事。许多人物看起来很可笑的行为，说到底只是表现着平凡的人性的弱点。而作者在表现其尖锐的社会批判意识时，也很少把具体的个人行为仅仅归诸其自身道德品格的原因，而能真实地写出这些个人行为缘何而产生。像周进在贡院中头撞号板、嚎哭吐血的情节，单独地看似乎非常愚蠢可笑，但是因为在这之前书中描写了周进作为一个老“童生”所遭受的种种凌辱，读者会觉得他的举止是很自然的，甚至是令人悲悯和同情的。 还有像匡超人从一个纯朴的农家青年逐渐蜕变为一个圆滑而无耻的文人的过程，更强烈地揭示了人是其命运和环境的产物的事实。因而，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所提出的社会批判就具有格外深刻的意义。 小说从传奇性向非传奇性发展，本质上是一个逐渐深入人性真实的过程。因为愈是在排除偶然因素的平淡而日常化的生活中，愈是能反映出人物的真实面貌和深层心理。《儒林外史》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赞赏。它的故事除了末尾写“四大奇人”的部分，几乎完全排除了传奇色彩、幻想的或诗意的成分，以及激烈的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成为平平实实的生活原貌的描述。这一特色，比同样是写实的《金瓶梅》、《红楼梦》还要突出。而在这些平实的、每每是细琐的叙述中，展现了作者异乎寻常的艺术功力。像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一节，平淡得既没有辞采也没有情节可言，却把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写到透彻无遗的程度。这位马二先生对着眼下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全无会心，茫茫然一路大嚼过去，固然写出一种迂儒本色，而作者写他怎样看女人，那更是微妙。第一次他是看见一船船前来烧香的乡下妇女，从发型到衣着到脸部以至脸上的疤疥都细细“看了一遍”，却“不在意里”。因为这些乡下妇女对马二先生而言并没有吸引力，他的“看”只是对“女人”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应，心中实无所动，所以看得那么放肆。第二次他又在湖边看三个富贵人家的女客在船中换衣裳，一直看到她们带着丫环缓步上岸，到了快要遇上的时候，却“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这一回其实是有点“在意里”了，所以在举止上反而有了自我节制。第三次写到他在净慈寺遇上成群逐队的富贵人家的女客，但尽管他“腆着个肚子”，“只管在人窝里撞”，却是“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彼此视若无物。因为太近的女人，古板而讲究“君子”之行的马二先生是不敢看的，所以他就把自己封闭得更严，成为一种麻木的状态。但这“不看”的态度，毕竟还是因为感觉到了女人对他的心灵的触激，所以不看也是一种“看”。就这样，马二先生在西湖边经受了女人引起的小小骚动，而平安地从“天理”与“人欲”之间穿行过去。淡化故有情节、从细琐处见精神的写作方法，在过去的小说如《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的某些佳篇中虽也可以看到，但还从没有写得如此深入而微妙。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吴敬梓是怎样洞察人心，善于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他并不以叙述者的身份对此进行分析介绍，而喜欢纯用白描手法，以人物自身的动作、对话来表现，笔锋内藏而涵蕴深厚。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不少，如第五回写严监生之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病重时每夜焚香，哭求天地，表示自己愿代王氏死。到了王氏提出一旦自己死去她可以扶为正室时，“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只一句，便写透了赵氏的内心。当然，这也是她在卑贱的地位上的苦苦挣扎。 《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种高度纯熟的白话文，写得简练、准确、生动、传神，极少有累赘的成分，也极少有程式化的套语。如第二回写周进的出场： 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简单的几笔，就把一个穷老塾师的神情面目勾勒出来。像“旧毡帽”表明他还不是秀才，“右边袖子”先破，表明他经常伏案写字，这些都是用笔极细的地方。而这种例子在小说中是随处可见的。白话写到如此精炼，已经完全可以同历史悠久的文言文媲美了。 《儒林外史》当然也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如果与稍后的《红楼梦》相比，论结构之宏大完整、人物之类型众多，它都显然不如《红楼梦》。但《红楼梦》还是有较多的“古典”气息（如它的以神话为象征的哲理内涵、诗词歌赋的运用，以及宝黛爱情故事的诗化成分等），《儒林外史》朴素、平实而深刻的艺术风格，则更接近于现代小说。鲁迅小说中一些简洁的描写和冷峻的笔调，可以看出与《儒林外史》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余秋雨！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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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儒林外史》客观公正地分析了社会众生相，精简典型地描绘了人生百态。其中的人物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人物，而且是人类世世代代都有的人物，只是不同地时代他们的游戏规则有所变化而已。本文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性格定型的世俗老人，一个是成长中的儒林青少）出发，去论证要客观对待小说中的人物的所作所为。
[关键词]：《儒林外史》；胡老爹；匡超人；客观评价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的笔触是不限于儒林的，“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于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①《儒林外史》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部《人间喜剧》。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尽管由于《儒林外史》风格的活泼与幽默，使它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停留在写实主义上，但是如果我们将《儒林外史》当史书来读的话，或许更能客观地把握处在那种社会生活中的人物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更能客观地评价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然而需要强调的，《儒林外史》中虽有“春秋”笔法，我们虽然可以把它当史书来读，但因为书中对崇高理想前景的暗淡描述，使作者自己的立场不能像孔子当年编《春秋》时那样坚定扎实、盛气凌人了。吴敬梓内心是一团难解之谜，他不写通俗小说中的英雄或恶霸，而取代以不明确的暧昧。中外文学史上少有作品在反讽上是如此暧昧不清，在作者用意上是如此难以琢磨。在中国文学里，没有一本书像《儒林外史》，在诠释上提出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一些时代性的问题，而往往在任何时代都会换着面目出现，所以就成了人类世世代代也摆脱不了的问题了。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人生富贵功名，虽是身外之物，但自古及今，没有一个是看得透的！小说楔子里的王冕形象虽则是一个钦崎磊落之人，但没有一个读者不会认为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的确只是一种理想而已！而全书写得最热闹的大祭泰伯祠，最终也只是昨日淮河，成为追忆。贤人已去，其业无继，“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人怎样活着才是个标准呢？作者在怀疑困惑的同时也在寻找出路。作为作者代言人的杜少卿的形象，也只是作者反抗的一种形式，他也并非说杜少卿那样才是绝对的好。吴敬梓的“千秋快士”也不是指那种是非不分的糊涂虫：“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他只是以此种荒唐的写法否定现有的体制与世俗，把人们从这事实中警醒过来罢了。
我们来看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虞博士的一段话：三山门贤人饯别之际，虞博士对杜少卿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担米，每年养着我们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子孙们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我要做这官怎的？”此临别一番见肺见腑的话，很值得玩味。首先，他对于以主祭泰伯祠为象征的礼乐兵农理想只字未提，表明他对它深深失望；其次，一仍“真儒”本色，不故作清高之语，出仕乃迫于生计，从中亦可窥见苜蓿生涯之清苦；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重新规划子女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学医，而不是沿袭父祖辈走过的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主祭泰伯祠的虞育德时至此际却置礼乐于不顾，只提教子孙学医，这种取舍，不正表明虞育德这样的“真儒”在生活实践中的感受么？连虞育德这样的“名贤”也要扬弃充满浓郁的封建气息的“礼乐”而另寻生计，这对当时的广大士子不是大有启迪意义吗？
所以对于科举考试，他更是以一种“看穿了”的目光，淡然地看待其形式方法上的缺陷和士子们的种种作弊现象，与其管制之，不如听之任之，这种漠视、超脱的态度站得比平常人要高，当他以一种“开玩笑”“不当真”的态度对待的时候，自然产生一种幽默，这是一种豁达乐观的气度，而他以德化人的宽厚仁爱之心，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他豁达乐观背后的无奈。在六堂合考中，尽管严查禁绝，但仍有考生作弊应试，“带了一篇刻的经文进去”。这个考生十分糊涂，居然将“这经义夹在卷子里，送上堂去”，被虞育德发现，连忙将它取出“藏在靴筒里”，又抽便悄悄还给这个考生。事后该生来谢，他却“推不认得”。武书问其何以要否认，他说：“读书人全要养其廉耻，他没奈何来谢我，我若再认这话，他就无容身之地了。”呜呼！如此宽厚的处事态度实在是虞博士“没奈何了”才这样做的！
作者对所谓偏正面人物的理想的怀疑，正是对他回归传统的道路的一种怀疑。他对自己的立场的不明确，是他面对所谓偏反面人物的时候，态度暧昧，使他内心的矛盾与疑问不能明确解答。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只是把具体的事实用自己的风格写出来，以警醒世人，让世人自己去思考。他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那种社会体制的千疮百孔若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会越来越荒诞下去。而在那种荒诞的社会里，人们的荒诞行为也应得到客观的评价，是社会给了他们太多荒诞的理由。我们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一老一少的事例中来说明这个问题。
胡老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胡老爹，作为《儒林外史》中的重要人物范进的配角，他的故事见于他的女婿范进中举的前前后后。广东南海人，在某集市上杀猪卖肉，人称胡屠户，晚辈中也有尊称他胡老爹的。在范进的故事中，他个性闪烁、夺目耀眼，给人印象最深。因他曾单手打过“文曲星”，又一把年纪了，这里我们就称他胡老爹吧。胡老爹先后登场三次，第一次出场是来为女婿考中秀才贺喜的，却全然没有一句美言赞许之词，满口的牢骚话语里，言辞带刺，字字钻心；第二次出场是范进向他借参加乡试的盘缠，把胡老爹从后场拉到前台来的，胡老爹非但没借给范进一文盘缠，反倒把女婿范进的相貌、才学数落了一番，甚至将范进中秀才、中举人的玄机都全数抖落出来；第三次出场是女婿范进中了举人，胡老爹前来贺喜，这次他的态度和前两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把他的“举人老爷”和“贤婿”当“文曲星”来崇拜。
鉴于以上种种，在胡老爹的“个人档案”里历来就充斥了“粗俗市侩”、“投机善变”、“趋炎骄贱”、“鄙视贫贱”、“膜拜权贵”、“变色龙”等判词，尽管评论家对胡老爹的判词有失激烈，但是总体上还是一针见血有的放矢的，毕竟胡老爹以他出色的表演事实证实了这一切都是有的。然而生活在尊重个体、公正、权利的现代社会的我们这些文学读者，固然有大胆的阐发见解、甚至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判别与裁决的权利，但也不能无视胡老爹是那个社会低层市民、一个很难摆脱世风习俗与偏见的寻常人这一“弱者”身份，特别是在对他的言行做出“判断”“评价”、或是予以道义上的谴责时，更应与之“对话”、“交流”，设身处地地体验他的生活境遇，了解他当时的所思，理解他当时的所为，在他无故遭指责、受委屈时，理应为他作合理申辩。我们申辩的结果认为，胡老爹虽然世俗，但是也算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从他嘴里吐出女婿的刺耳之辞，也并非无中生有。
首先，胡老爹对晚辈并无一丝恶意与坏心眼。范进才学有限、却不自知，对科举依然咬定科举不放松，得了“相公”，还盼着做“老爷”，不惜借盘缠也要去碰碰运气，胡老爹胸中对此是憋了一肚子怨气和怒气的。他生活在社会的低层，没有什么文化，说起话来是满嘴粗言，天生一幅直心肠，口直心快，肚子里没有弯弯道，当他看不惯女婿范进的所作所为时，“子不教父之过”的责任，使他不得不拿出长辈的架势，甚至采取刺耳的训斥与谩骂。“现世宝穷鬼”、“癫虾蟆想吃起大鹅屁”之言语虽然有点过激，但那种对晚辈的“爱之越切，恨之越深”、“恨铁不成钢”的焦虑心理，仍然是掩饰不住的。卧草堂回评说:“胡老爹之言未可厚非，其骂范进时，正是爱范进处，特其气质如此，是以立言如此耳。细观之，原无甚可恶也。”②我们从他主动替范进在自己行事里寻一个馆，赚些银子养家糊口这件事上，便能看出他的爱子之心，纵使他不是为范进着想，血脉相连的亲情使他割舍不下对自己女儿的关切。
其次，胡老爹不好高鹜远，很讲实际。为了维持生计，他以杀猪卖肉为业。多年来，起早贪黑靠双手挣钱，虽说他的经济收人比他的女婿范进要富裕些，可“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到钱把银子”，这对他来说挣钱确实不易。当范进向他借钱参加乡试时，他不借钱委实有他的道理与难处：范进考中的机会微乎其微，家境已经困窘至极，倘若此番科考再次不中，岂不如胡老爹所料，把钱往水里扔吗？把钱借给女婿往水里丢，他一家老小就得喝西北风了。倘若胡老爹很热心的借钱给范进去考试的话，那么对困守科举而不能自拔的范进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只会助长他的执着追求，这样下去，他的家境就更难想象了——白首穷经，却未搏得一第，生活困苦，落得个卖儿卖女的倪霜峰就是不中举范进的先例；也许范进的窘迫连倪霜峰都不及，毕竟倪霜峰还有五个儿子可卖，而范进则无一子一女可卖，难解燃眉之急。面对沉重的现实人生，范进是不会思考这些生存问题的，而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胡老爹肯定会思考的，他便慢慢地养成了珍惜金钱的习惯，对此，人们大可不必对此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第三，胡老爹满怀喜悦地对待范进仕途上的每一次进步。范进中相公后，他“手里拿著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人，他“领着烧汤的二汉，提著七八斤肉，四五千钱”，前来贺喜。中相公时，他对范进教导了一番，别时是“横披了衣服，挺著肚子去了。”中举人后，口口声声称“贤婿老爷”，“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著头替他扯了几十回。”有论者指出：“范进中举后，胡老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以前骂范进为‘现世宝穷鬼’，现在是‘贤婿’、‘老爷’；以前说范进‘尖嘴猴腮’，现在则说‘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我认为尽管胡老爹言语有前倨后恭之嫌，但他内心深处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的那份情结一直没变。倘若我们把胡老爹的送贺礼、称贤婿视为世故，那是不客观的—— 别忘了，他是唯一一位两次前来贺喜的人。只是范进中举后，周边邻居一个个都兴奋异常，“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无亲无故的张老爷送来了五十两银子，还另赠送房屋；有些人竟然自甘情愿地做奴仆、佣人，外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胡老爹自己的“乘龙快婿”“半子”中举呢？由此观之，范进中举人，成就了一场“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的事业，胡老爹的喜悦、满意之情溢于言表，自豪、爱抚之态表露于行为，绝非“势利”所致，而是“人情”常理之使然。纵使言行举止上有什么乖觉、前后判若两人之处，也不足为怪!
事实上，吴敬梓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也是紧紧围绕八股功名和封建理学精神侄桔使多少人天良丧失、人性被扭曲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把胡老爹放在宽广的社会背景上来写，把胡老爹作为社会的有机分子来写，把胡老爹的灵魂放在世俗生活的漩涡中来写，多角度地展示了胡老爹个性化的性格内涵和独特的生活态度，表现了其生活思想的本真的一面。我们完全可以在《儒林外史》人物中，给胡老爹颁发一个最佳世俗长者奖，想他以前招来的声讨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些许会抹平一些吧。吴敬梓对胡老爹的态度与他在《儒林外史》中所持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整个态度是一致的，吴敬梓是一个公正的社会道德批判者、裁决者。正是由于《儒林外史》在对胡老爹如实描摹、严峻评判的过程中，做到了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塑造形象的客观性的有机统一，进而拓展了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
匡迥是能够用情有时有度的“超人”
如果说胡老爹的例子还不够的话，我们再一步一步来看匡迥的人物形象。匡迥，号超人，浙江乐清县人，“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家寒无力，读不成了”，只好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学做生意，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钱，他也就流落他乡，靠拆字碗饭吃。此时由马二先生将他引出，才22岁。好在拆字是从《易》衍生的，《易》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所以拆字也好算是儒学的实践，何况他在拆字之余还读书不倦呢，尽管不是孔夫子的原著，但却还是没有离开儒学之名，甚至他所读的替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还是取功名最快的一条途径呢。所以马二先生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对他产生了好感，遂对其谆谆教导，进行思想洗礼，并且从物质上促使其很快踏上读八股求功名的科举正道。后来匡迥运气好，遇到李本瑛而进学，又经景兰江等西湖斗方名士的熏染，找到了出名的“终南捷径”，再经潘三好友进行调教和训练，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成就为那个体制中的心应手的“儒生”。也许是他“内行克敦”的品行，“才气极好”的文章，让昔日老师李本瑛难以忘怀，于是再缔丝萝提拔到了京城做内廷教习。而当他在书中下场的时候还不足30岁。
对于一个农家子弟，短短几年内，年纪轻轻的就出人头地了，真的是当时很多年轻人的榜样啊，甚至在今天来说作榜样对待也不过份。但是历来评者对匡迥的判词都使他这个榜样不能做下去。说他“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③我不打算对匡超人的人物形象做概括地分析，只想依据事实，针对评者对他有微词的地方作一一解释，进而说明，虽然匡超人在进步的道路上做过一些打上时代烙印的事情，但在大的原则上，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他深深地知道：“只有自强才能强人，只有自达才能达人”。他一直在心里念叨着：“只有我自己今天好起来了，明天，我才有能力回报我的亲友。” 匡迥能够用情有时有度，决非平俗之人所能及，所以号曰“超人”。下面我们分他和亲友的关系来看他的行为。
（一）匡超人与其父。起初匡迥流落杭州之际，对马二说及“在家有病”的父亲时，“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下来”，十分伤心。返家之后，乃父病体衰弱，大小便不能下床，他就设法让其父“安安稳稳”地睡在床上“自在”地大小便。他还从饮食、医药方面精心护理，使得乃父形体之病渐有起色。与此同时他又积极采取措施清除乃父内心之病。三房里叔子强买房子，他要乃父放心：“爹！这些事都不要焦心——三房里来催，怕怎的！等我回他。”村头失火，他连续三次翻入屋中救出父母和嫂子，还有他卖豆腐办杂货店，无不显出了他的孝心与个人能力。以上孝行一直受到评者的称赞。当然，到他父亲去世之前，匡超人除上府考试二十多天而外，一直对病父尽孝到底的。等父亲安葬之后，“匡超人逢七便去坟上哭奠”，是可见其心的。所以，匡超人对其父的孝行没有可辩的。
（二）匡超人与其母。如果说匡迥对其父的孝行没什么可弹劾的话，他后来很少回家看母，却被好多评者判为“孝衰”。这其实是冤枉了匡超人。在因李本瑛的风波去杭州避险的两年中，匡超人未曾回家，这是可以理解而且不用解释的。后来得知“他老师因被参发审，审得参款都是虚情，依旧复任。未及数月，行取进京，授了给事中。”寄书说“要照看他”。宗师按临温州，匡超人从杭城归来应试。考完送过宗师未曾返家，依旧回省。有人对这有说法，其实这是很应然的事情。匡超人被取一等第一，得先办妥杭城事情，再“回乐清乡里去挂匾，竖旗杆”呀。杭城有他的妻子女儿，还有三两年来的家当，朋友圈子也在这里，但温州什么也没有，总不能只身回家吧。所以他到杭州之后，与潘三商议，“到织锦店里织了三件补服，自己一件，母亲一件，妻子一件。又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每店三两，各家又另外送了贺礼”，这些都是必须走的过程啊。后来之所以未回的了，因“正要择日回家”，潘三事发，故而又面临一场官司，逃避京城应该是上策。再后来，他考取教习，从京城回杭州“取结”，等取定了结之后，他有得回京城找差事做，因为生计大事的安定才是长远之计，以免夜长梦多。而对于母亲来说，她身子并未不适，又有匡迥兄嫂照顾，杂货店里老二也一直在放本钱，生意也足够一家子支销。儿子儿媳孙女都在跟前，不会孤独，即使想二儿子了，可有个儿子在外边拼事业，做母亲的也会从内心里支持他的！虽则曾经做得梦中与儿子不得相见，但这时匡超人才不到30岁，日后衣锦还乡是肯定的事，更不象有些论者说：“终此一生，他未曾再与乃母相聚。”④那样恶毒的断语。如果把匡超人以后的生活写进小说里了，作者对社会的抨击力度肯定会减弱，故而作者让匡超人早早下场了。在封建社会中，当匡超人多年以后荣归故里，其母因子而贵的回报，比起两个儿子愚死母亲膝下如何？
（三）匡超人与其兄。匡二对匡大一直是“敬重到底”的，但关于一件事评者是有微词的。老二回杭州取结时见到其兄，他有这样一些话：“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将来有了地方，少不得连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荣华的。”由于在书中没写到将来，但是按照匡超人以往的表现，上面这些话不是只在哄他哥哥开心吧？“次日上街买些东西。匡超人将几十两银子递与他哥。”这些都是眼下的事实。关于“凡事立起体统来”正是匡超人之所以号叫“超人”的实证了，他做什么像什么，做了官了，当然哥哥也应该被人称为“老爷”了，让哥哥立起体统来竟被人说成对哥哥打官腔，真是愚人之见！
（四）匡超人与其妻郑氏的关系，牵扯到了封建社会的妇女问题，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五）匡超人与马二先生。马二先生对匡超人的好，我们不多叙。匡超人自始至终提起马二便说：“是弟的好友”，一直也没有忘记这个古道热肠的朋友。但当冯琢庵问起马二的选手如何时，匡超人有一句话得罪了天下有徒弟的学者：“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然而匡迥说得的确属实啊：“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文如其人，马二的迂腐是有名的，当大家提起杜少卿的《诗说》时，只见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乐大全》上说下来的”，何其迂腐也！再看书店里的人是怎样对比他和匡超人的：“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想先生批得恁快（六天）！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自己说出来叫“吹牛”，别人说了总是可信的吧！冯琢庵问匡超人的看法，他总不能失了专业精神吧？马二帮过匡二，算朋友，算兄长，但在专业问题上，我们也不能压抑后辈而令其一味虚捧前辈吧！
（六）匡超人与潘三。在潘三的事情上，当是评着冤枉匡超人最重的一处了。潘三对匡二的好我们也不多叙了，同时匡二一直也没有忘记潘三对他的好。潘三进监后，他当着蒋刑房的面肯定了潘三的豪杰行为。然而他不去监里看潘三，一直让多少世人想不通啊！有人说他“恶赛潘三”，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也正是匡超人不寻常之处。匡超人这时正处在事业的紧要关头，时刻维护自己的清洁，时刻扮成忠于朝廷的样子，是他机灵的表现。他有句话说得很具体：“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得上面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潘三监狱已进，看也即刻看不出来，作为未进监者匡超人，他得把握全局，得更谨慎一些，万一连自己也搭进去了，以后凭什么回报潘三呢？他说：“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的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倒不值甚么。”用情有时有度，这才是真正的超人，若潘三了解他，会“凡事心照”的。匡超人作为一个精明人，绝对不会毁了他在省城杭州的声誉，日后绝对不会对潘三无情无义的。小说让匡超人匆匆下场了，读者切不可因为直接读不到他的日后行为就一味骂他忘恩负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多少评者说匡超人说的都是虚伪的话，其实他们完全是建立在以后匡超人永远不回浙江的基础上的吧，但这哪里可能呢！匡超人做事一向到位，能进能退才是真超人，这是匡超人的气度，怎能以儿女情长、就事说事的小节拘束之呢！
（七）匡超人与自己。匡二跟着潘三做了很多犯法的事，其中本质上来说只是潘三的工具而已，就是没有匡二，也不会影响潘三的生意，所以我们没必要探讨。而匡超人前后的变化最大处，也是他受人攻击最严重处，当属两年内学会了吹牛皮走“终南捷径”这门手艺。然而这门手艺其实也是匡超人适应当时社会所必须的能力，是社会逼得他选择这条路的：
当其避走省城，卷入杭州名士圈中后，名士们信口雌黄、拉帮结派、相互吹嘘的种种言谈行事，匡超人看在眼里，学在心里，很快达到了浦墨卿、景兰江等人信口开河、随便扯谎的境界，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看浦墨卿是怎么说的：“这位客姓黄，是戊辰的进士，而今选了我这宁波府郸县知县。他先年在京里，同杨执中先生相与；杨执中却和赵爷相好。”然而在前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杨执中是湖州新市镇盐店管事，从未去过京城，也就不存在与黄进士相与之事；而且他也未到过省城，与赵爷相好的事也是无稽之谈。只因杨执中曾是娄府座上客，浦名士便一相情愿地把他们二人的大名联系在了一起。名士们的装模作样、依仗权势的真实生活状态便在他们的谎言中暴露无疑了。所以说做名士并不定要真有学问。名气是吹大的，他人吹固然重要，自己吹更是要紧。攀亲摆谱儿，贬低别人，自我标榜。别人不吹就自己吹。吹嘘的火候同脸皮的厚薄成正比。卫体善一说近来选事坏了，随岑庵马上就说：“前科我俩该选一部，振作一番。”他们到底选不选，选了能否振作，是没有人去追究的；支剑峰喝醉了酒，前跌后撞，被捉进了班房，却大叫“李太白宫锦夜行”。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匡超人，只能去适应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而不可能让社会环境因他而改变。当王冕之类的理想主义者，被《儒林外史》的作者送走之后，天可怜见，为了维持文运而降下的那批“星君”便该粉墨登场了。这一批人物，可不同你讲什么“为政以德”、“齐之以礼”，也不跟你谈什么温、良、恭、俭、让，更不管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或“无欲速，无见小利”这些教条，他们实用得多。如果说，儒家的典籍他们还记得并准备奉行一些的话，那么在个人出路上他们只记得‘学而优则仕”；在财富聚敛下他们只记得“富而可求也”；在对待达官贵人上只记得“鞠躬如也”；在饭食方面只记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对于不同意见者则只记得“攻乎异端”这几个字了。不要过分怪罪他们的个人操守，那个社会的现实，时时都在提醒他们，没有权，没有钱，就寸步难行。要在这个社会寻找安身立命的场所，只有读书——做官，做官——弄权，用权——换钱，这一条“康庄大道”。
杜少卿等名士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可以，因为他们即使被骂作败家子也能生存下去，可匡超人不行，他忠厚的父亲被三房叔欺负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难道他还要步他父亲的后尘吗？难道他不应该改变了吗？生存是一个人最基木的权力，这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吧！为了生存，为了生存的好一点，匡超人跟社会保持同步且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他错了吗？显然没有。在吴敬梓的笔下，匡超人是幸运者，也是聪明人。他遇到一个又一个热心帮助他的人，拥有一个又一个机遇，而且，他又都能迅速而又谨慎地抓住了这一切，不失时机实现理想。来之不易，他当然不想使拥有的一切变成南柯一梦。如鱼得水，匡超人成功了，他成功得不卑不亢。然而我们依然要重复的是，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没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并因此才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卧闲草堂本回评指出：“匡超人之为人，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一不至于陡然变为势利心之人，无如一出门，即遇见景、赵诸公，虽不欲势利，当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挟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⑤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匡超人一个人，也不仅适用于儒林外史那一个时代。我们当把人物放到现实社会中去客观地评价。
[注释]：
①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476页。
②同上，258页。
③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卷四341页。
④陈美林. 儒林外史人物论[M]. 北京：中华书局，，104页 。
⑤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65页。
[参考文献]：
①徐向顺.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胡屠户——《儒林外史》的胡屠户人物论[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5[4].
北京是中国著名的古代都城，自金代营建中都于此，经元、明、清三朝北京已经有八百多年的都城史了。八百多年中北京城不但有着自己的城市风貌和社会文化，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建筑、都邑景观。针对这些，中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探讨了北京城市的发展脉络、城市结构、城市文化以及城市地理特征．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以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为内容的研究占有突出地位。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变化特征，对于认识北京城市历史与发展进程有着重要意义。北京城的发展历程虽然可以上溯至辽，并经金、元、明、清各代，但明清时期作为封建王朝的最后阶段，有着不同于一般的意义。明清时期不但确定了北京城的空间格局，而且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发展、演变以及社会风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本文即以明清时期为基点，介绍以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为主的研究成果。中国学术界对明清时期北京城市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以侯仁之先生为代表，主要侧重于明清北京城市格局的研究；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以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等为代表，开始转向明清北京城市人口、商业布局等问题的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北京城市研究的关注点逐渐增多，其中居民分布格局、贵族宅院选址以及寺庙等宗教建筑的分布等，均成为重要研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给以全方位关注。当然，从时段上中国学术界对于明清北京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但每个阶段的研究重点中，又不乏介入其他内容的研究。因此，本文仍然采取分类陈述的形式对相关成果进行介绍。
历史文化街区景观环境改造设计探究论文
1概况
双龙巷位于开封市老城区的东偏北一带，拥有优越的交通网络和地理条件，处于人流散集的边缘地带。双龙巷传统民居保护区规划范围北至东棚板街，南至财政厅东街、平等街，西至北兴街、右司官口，东至内环路，面积。双龙巷保护区内的四合院住宅对开封市古城风貌保护、历史文脉的延续起着重要作用。该地段现存张坊故居、陈慰儒等名人故居，另外还有白衣阁、观音寺等宗教建筑群，是一个有丰富历史内涵的完整的历史街区，一直以来都被认定为开封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地段。
2在景观改造设计上面临的问题
如何挖掘双龙巷的传统价值，保持老街的历史繁华风貌和内涵肌理
双龙巷是开封古城内传统风貌留存最多，规模最大的历史街区，历史上开封人文荟萃，商贾云集，繁华尽显之地。如何在设计上融入这些历史文化元素，并且有机结合到当代，使历史的延续和更新有机结合在一起，是设计首要面临的问题。
如何在业态比较丰富的老街上保持原有的生活气息
双龙巷街区定位是集旅游、商业、酒店、餐饮、娱乐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街区，为契合这些业态和功能，同时又要保持双龙巷原有的生活气息，让当地居民依旧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这就必须在景观设计时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以满足不同的功能和业态需求。
3景观环境改造设计的探讨
确立鲜明的“龙”“、宋”主题
双龙巷因宋太祖、宋太宗而得名，双龙巷的景观也以这两兄弟开启大宋为主题。尝试讲述从宋太祖开国到定国、治国的历史，到后来大宋辉煌的历史成就。景观建设强调双龙街关于“龙”、“宋”的元素，展现千年大宋的伟大成就，包括科技、人物、艺术等方面。
还原街巷空间肌理
延续历史街巷，恢复传统街巷空间结构，创造小尺度的开放空间融入历史肌理。双龙巷主巷全长520m左右，这个长度是比较适宜人步行的尺度。每隔130m左右有1个开敞的公共活动空间，供游客驻足休憩，同时，依托这5个节点，向外延展，串联起周边巷道。
景观设计手法
双龙巷总体色调为青灰色，充分利用开封当地材料，街道铺装采用有历史感的条石和青砖为主。为烘托出双龙巷老街的气氛，铺装形式建议以采用大条石铺装为主，有利于雨水的及时排出，排水设施也都可以设置在条石下面，不会破坏街面的整体性。在支巷和一些小场景可加入小青砖，采用多变铺装组合方式丰富平面效果。在关键节点适当点缀具有一定意义的地雕。开封有着深厚的文化沉淀，特色传统元素更是举不胜举，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汴绣、官瓷、朱仙镇木板年画等。这些带着浓郁的宋文化特色的元素都可以成为文化元素融入街道景观。景观小品设计充分挖掘这些元素，采用仿古、做旧及情景再现的形式，更好地彰显双龙巷所承载的开封历史文脉。
种植设计
为保留双龙巷的老味道，确定现状树在满足市政管线建设的前提下全部保留；而对于现状树普遍缺少养护和修剪的情况，都应加以修剪整枝；更换树形不好的'现状树。双龙巷的街巷相对比较狭窄，缺乏大面积的绿地空间。为了尽量增加场地的绿量，必须采用规格相对较大的新栽树，大树的分支点也应超过3m，以免对沿街的建筑造成不利的影响。增加可移动式树箱，在增加绿化的同时又有灵活多变好组合的特点。在适当的地方亦可采取立体绿化的方式。
4结语
通过研究与探析开封双龙巷景观改造设计思路，更加明确在历史文化古街区景观设计中，一定要依据具体的环境构成条件，分析历史文化传承和现代的功能，协调好传统建筑与现代景观设计手法的统一和互补，协调好景观设施和传统老街生活气息的和谐关系。
学术堂分两步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怎么写：1、研究背景研究背景即提出问题，阐述研究该课题的原因。研究背景包括理论背景和现实需要。还要综述国内外关于同类课题研究的现状：①人家在研究什么、研究到什么程度?②找出你想研究而别人还没有做的问题。③他人已做过，你认为做得不够(或有缺陷)，提出完善的想法或措施。④别人已做过，你重做实验来验证。2、目的意义目的意义是指通过该课题研究将解决什么问题(或得到什么结论)，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或结论的得出)有什么意义。有时将研究背景和目的意义合二为一。
前人研究的成果，所选题目到目前所研究到的状况，
而你又对选题有何特别看法，
为何会选此题，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看法有何异议
或者是有何更深入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