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化基本有三个基本特点。
一是文化体系庞大完整，发展程度高；
二是唐代文化极具开放性；
三是唐文化有着明显得向民众靠近、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的特征。
唐文化体系中，包括文学、宗教与哲学、史学、艺术、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学、百工技艺等方面，基本覆盖了当时世界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数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庞大而完整的文化体系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
唐文化的发达程度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地位。当时唐朝的国都、亚洲的文化中心长安城为各国所向往。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对他的穆斯林民众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日本、朝鲜、越南这些与中国或一衣带水、或山川相连的国家更是不断地把唐文化引进自己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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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盛唐的思想文化与中晚唐的思想文化确属于不同的类型。初盛唐属于唐朝在上升时期多元开放型的文化，而中晚唐则属于唐朝在衰落时期主尊儒学、排斥异端的内敛型的文化。两者之间表现为唐代的思想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由“放”到“收”的变化趋势。
这不仅是初盛唐到中晚唐的思想文化型态的转变，也是中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转变的一个关捩。这个关捩，是由安史之乱划线的。
盛唐时期处于一个阶级关系相对缓和、民族关系相处得比较和睦、生产力空前发展、对外往来频繁不断，文化上出现儒、道、释、侠与外来文化等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态势，故盛唐人的思想空前活跃，文化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
但由于唐玄宗在天宝后期的昏愦与腐化堕落，加重了对百姓的经济剥削、阶级关系趋于紧张；频繁开边，激化了民族矛盾。
沉迷于道、佛的宗教迷信，使具有理性意识的儒教处于边缘地位，弱化了儒学的思想教化，导致了多元和谐的社会与文化的失衡和破坏，引发了以民族矛盾为主的安史之乱。
为了救亡图存，唐代的思想和文化发生了大的转变。复兴儒学、尊王攘夷、排斥异端、直面现实，务实致用的思想，成了安史之乱后以至中唐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盛唐的多元和谐的社会与文化，已成了空想和遥远的梦。
忧患意识代替了乐观自信，“小我”服从于“大我”，群体人格意识压倒了个体人的意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大一统意识逐渐代替了多元开放意识。由盛唐时期外向开拓的心态，转变为中晚唐内向收敛的心态。
由“放”到“收”、由“外”转“内”，是中晚唐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趋势。诗人的心态由于时代文化精神的变迁，由少年型的乐观心态转向了成人型的忧患心态。
诗人的心灵，是时代文化思想的一面镜子。在诗歌方面，也随着思想文化的转型，由盛唐的理想主义的浪漫诗潮，向着中唐的现实主义写实诗潮发生了嬗变。而李白和杜甫的诗风的变异，正是这两种诗歌主潮嬗变的具体表现。
、总之，盛唐至中唐之际的思想文化转型，是唐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变迁的一大关键。而李、杜正处于这个文化转型的风尖浪口上。李白是盛唐文化的代表人物，他是盛唐文化及诗歌的一个终结者式的人物。
而杜甫则是盛唐和中唐之际文化转型的转折性人物，他历史地担负起了这个时代的重任，成了中唐文化与诗歌的开拓者和先驱者，中晚唐诗歌以至于整个文化思想，无不在杜甫的影响之下。他的忧患意识和现实主义诗歌，一直影响到宋以后的各个朝代。
由于像盛唐朝代的盛世不再，李白和他所代表热情乐观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盛唐文化，再也没有在封建社会的衰世出现的机会。他的诗歌及其所代表的盛唐文化，一直作为一个历史的光辉样板和典范，为后人所企慕向往。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研究——《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成果简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唐朝文化
简介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国号“唐”是晋的古名，泛指今山西省的中心地域。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为北周八柱国之一，被封为“唐国公”，其后，爵位传至李渊。李渊，隋朝时行宫居晋阳( 今山西太原)留守，起兵尊隋，每战必克，直入长安，在隋恭帝杨侑禅让帝位后便以“唐”为国号。因国君姓李，故又称李唐，设京师于长安。唐朝是一个强大而繁荣的时代。其鼎盛时期，天宝年间，全国人口达8000万之多。唐朝也是秦汉、隋朝以来，第一个不筑长城的统一王朝。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的文化、制度、社会特点几乎全部承袭隋朝，历代史学家常把它和隋朝合并成“隋唐”。唐王李渊于618年6月逼隋恭帝禅位，取代隋朝，建国唐朝，设京师为长安（今陕西西安），唐高宗显庆六年后设东都洛阳，武后光宅元年（684年）改东都为神都并设北都太原，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恢复旧制。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朱全忠逼唐哀帝李柷禅位，降为济阴王，改国号“梁”，唐朝灭亡。唐朝全盛时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也是当时世界的强国之一。那时的新罗、高句丽、百济、渤海国和日本等周边属国在其政治体制与文化等方面都受到唐朝的很大影响。在唐朝的前半叶，社会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文化先进，是历史上中国向周边国家文化与技术的一个大输出时期，兼容并蓄的社会风气，也给五胡十六国以来进居塞内的各个民族提供一个空前的交流融合环境，在过程中亦从外族文明汲取诸多。唐朝的后半叶，处于中国历史的转型期，土地、盐铁、赋税制度的改革标志着社会的缓慢变化，藩镇割据势力的壮大与周边诸民族国家的形成，对此后近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唐朝建立隋朝末期，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爆发农民起义。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太原留守、唐国 大唐高祖李渊公李渊在晋阳起兵尊隋，每战必克，十一月占领长安，拥立隋炀帝孙子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即隋恭帝。李渊自任大丞相，进封唐王。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五月，隋恭帝杨侑禅位于李渊，李渊称帝，定国号为“大唐”，隋朝灭亡。降隋恭帝为希国公，闲居长安，次年五月去世。李渊就是唐高祖。改元武德，都城仍定在长安。而后，长子李建成被封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三子李玄霸早夭，四子李元吉为齐王。唐朝建立后，李渊派李世民征讨四方，剿灭各方群雄（见唐朝统一战争）。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发生玄武门之变，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杀。李渊被迫退位，尊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李世民即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公元627～公元649年）。贞观之治唐太宗即位后，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昭陵六骏(6张)百姓的生活；同时，留心吏治，选贤任能，知人善用，从谏如流，重用魏征等诤臣；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并尊重边族风俗，促进了民族关系的融合，稳固边疆，太宗则被四方诸国尊为“天可汗”。在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局面，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唐太宗晚年，为太子的问题而烦恼，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内斗，结果太宗废掉他们二人，最后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唐太宗死后，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唐高宗共在位三十四年（649——683）。高宗在即位之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与李世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共同辅政。他们君臣都牢记太宗的遗训遗嘱，奉行不渝太宗训令纳谏、爱民。永徽之治唐高宗即位时即对群臣宣布：“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并日引刺史入阁，问以百姓疾 唐高宗与武则天乾陵苦；太宗训令崇俭，高宗即召令：“自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及犬马者罪之。”高宗君臣们萧规曹随，照太宗时法令执行，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击败西突厥的进攻，攻灭高句丽、百济、占领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百姓阜安（人口从贞观年间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380万户），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另外，他在位期间，唐朝的领土最大。[4]武周时期武则天（公元624～705年）本名武媚娘，即位后自造“瞾”字，改名武曌，取意;日月当空；并州文水人(今山 武后从行图西文水县)她的国号为周，她本为太宗才人，后为高宗皇后，是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的母亲。唐高宗多病，武则天长期以皇后身份代他处理朝政，逐渐掌控大权，唐高宗去世后不久，她把持朝政，立太子李显为帝，是为唐中宗。不久又废中宗为庐陵王，改立另一个儿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平定了徐敬业领导的反叛后，在天授元年（690年），67岁的太后武则天废睿宗僭号称帝，改国号“周”，定都洛阳，史称“武周”，亦称为“南周”（公元690～705年），自称“圣神皇帝”。武后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位女皇帝，尊为武周圣神皇帝。在武周十五年内统治时期，武后为了打击高宗以来的世族权力，所以对以科举进身仕途的官员大力提拔，狄仁杰尤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后来玄宗朝的名臣姚崇、宋璟等人也都是由她一手提拔重用的。她又安排她的侄儿党羽武三思和武承嗣等人担任重要机务。传统史学家对武后批评，如索元礼、来俊臣和周兴等官员在她的鼓励下替她以告密、酷刑等监视群臣。武后又常绕过门下省，中书省直接对官员发号施令，开了破坏官吏制度的先例。武周时期的佛寺兴建频繁，使用年号证圣、大足等；这与李氏皇族推崇道教和如贞观、永徽、景云、开元等年号相对。705年去世时发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享年82岁，葬于乾陵。由于谥号中的“则天”二字，所以近代以来一些学者称其为“武则天”，但这是一个不严谨的称号。韦后当权武则天去世后，神龙元年（705年），敬珲和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拥立中宗李显复位，恢复了唐朝的政权。李旦被立为相王。中宗却一直受到韦皇后、女儿安乐公主和武后的旧有党羽武三思等人的影响，张柬之和敬珲等人全部被流放或诛杀。韦皇后有意成为第二个武后，安乐公主则曾要求被立为皇太女。在景龙四年（710年）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杀中宗，韦皇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帝(也称唐殇帝)，并欲加害相王李旦。李旦之子，当时是临淄王的李隆基在姑母太平公主协助下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安乐公主及武氏残余势力，拥立李旦复位。开元盛世后来睿宗妹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发生权力之争。延和元年（公元712年），睿宗让位于太子李隆基，李隆基即唐玄宗，又称唐明皇。713年，唐玄宗将太平公主赐死，党羽或杀或逐，结束了这段史称“韦后之乱”的混乱政局。同年改元开元。唐玄宗在位44年，前期（开元年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迅速发展，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这一时期被认为是继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时期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鼎盛局面,是唐朝的全盛时期，首都长安城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4]安史之乱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志得意满，决意放纵享乐，从此不问国事。在纳杨玉环为贵妃后，更加沉溺酒色。唐玄宗任用有“口蜜腹剑”恶名的李林甫为宰相长达十八年，使得朝政败坏。 唐玄宗李林甫死后又以杨国忠为相，此时期又开始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高力士的权势炙手可热。唐玄宗好大喜功，为此边境将领经常挑起对异族的战事，以邀战功。又由于当时兵制由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使得节度使与军镇上的士兵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边将专军的局面。其中以胡人安禄山最著。安禄山掌握重兵，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趁唐朝政治腐败、军事空虚之机和史思明发动叛乱，很快就攻陷了首都长安，史称“安史之乱”。唐玄宗吓得逃到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唐玄宗为太上皇。安禄山则自称大燕皇帝，年号圣武。经过8年时间这场叛乱才被平定。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此时均田制已经逐步瓦解，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藩镇割据的形势已经形成。唐代宗时，刘晏改革盐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唐德宗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征税。唐德宗还力图平藩，但是引起朱滔、李希烈、朱泚叛乱。结果发生奉天之难。战争持续了5年，最后虽然朱泚和李希烈等败死，但是唐朝却与其余藩镇妥协，条件是取消王号，朝廷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权。从此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化。[1]元和中兴自此以后，唐朝有吐蕃、回纥、南诏等外患，内有宦官掌权，禁军兵权甚至皇帝的拥立都由宦官决定。节度使对地方有独立于中央的管理权。唐德宗死后，经过了顺宗的过渡阶段，然后由永贞内禅而受宦官支持的唐宪宗登基，宪宗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比较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能臣为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宪宗在位15年间，勤勉政事，君臣同心同德，从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兴气象。长期以来，唐朝皇帝得到评价较高的有三人：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宪宗没有能够像太宗和玄宗那样开创一个辉煌盛世，却能够和他们并驾齐驱、相提并论，这也正说明了他的不同寻常。宪宗的政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治上有所改革，二是暂时平定了割据藩镇，使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一度获得再次统一。史称“元和中兴”。[1]会昌中兴宪宗末年，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亦越演越烈，使宦官更加得势。牛党、李党相继执政，史称“牛李党争”。唐文宗在太和九年（835年）与李训和郑注等发动甘露之变，密谋诛杀宦官失败[5]。甘露之变而后，宦官团结一致；群臣唯有借藩镇兵力对抗宦官权力，埋下晚唐时藩镇和宦官直接冲突的种子。文宗死后，唐武宗继位，建元会昌。武宗在宦官仇士良的拥立下，经过派系斗争而继位。武宗重用李党首领李德裕，削减仇士良的权力。李德裕在执政期间，中书省的职能作用发挥较好，因而宦官的势力被削弱了。对于宦官也有诸多不满的唐武宗，没有像唐文宗那样，采取极端措施来进行解决。而是吸取唐文宗失败的教训，改用阳为尊祟，实则逐渐冷淡的手段。在会昌二年四月，大宦官头子仇士良见武宗日益亲重李德裕，害怕宦官失去权势，便散布流言蜚语，称宰相与度支商定，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欲以此激怒禁军闹事。李德裕闻讯后立即向武宗面奏此事。武宗很愤慨，唐武宗拿出了君主的作派，遣中使到神策左、右军去宜布御旨：“此事纯系谣传，一切都是朕的安排，无关宰相之事，尔等不得信口雌黄。”将士们被震慑住了。仇士良的阴谋被揭穿以后，只好惶恐地向武宗谢罪。在仇士良的阴谋被挫败后，唐武宗没有乘势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以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对他的态度，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妙，以退为进，以身体有疾提出了辞职。唐武宗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辞呈，将他改任为内侍监。内侍监没做多久，基于大势已去，无东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致仕。唐武宗对外击溃回鹘乌介可汗及其部众,对内平定泽潞镇叛乱。在位时期藩镇降服。武宗一连串振兴朝廷的政绩，史称会昌中兴。武宗重视道教，禁止道教以外的佛教、景教等。故在佛教史上列为三武灭佛的其中一位称号武字的君主。又称为会昌灭佛。[5]宣宗之治唐武宗死去后，唐宣宗在宦官的协助之下继位。未即位前的宣宗表面上是容易被宦官利用的君主。但即位以后励精图治。一改唐武宗的封杀佛教政策，再次尊崇佛教。唐宣宗时期沙州人张议潮领导沙州等地人民 摆脱吐蕃贵族统治的首领，驱逐了河西地区的吐蕃守将，使瓜、沙等十一州又重新回归唐朝。咸通七年（866年）二月，张议潮表奏朝廷，已令回鹘首领仆固俊克复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同年十月，又令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吐蕃军，并斩杀尚恐热，传首京师。吐蕃余众逃奔秦州，途中遭尚延心袭击，再败，奏迁于岭南。吐蕃遂衰亡。河西肃清，使唐廷无西顾之忧。[1]唐朝灭亡宣宗之后，唐懿宗与唐僖宗是著名的无能昏君，使唐朝一直走下坡。唐朝后期，战争不断，经济政治衰退，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爆发农民起义，经过黄巢的打击，唐朝统治名存实亡。经过黄巢起义后，把唐朝的基础打破。而宦官所管理的禁军也损失过重，所以宰相与宦官争权不断。黄巢起义后，唐僖宗在唐末的动乱中死去， 唐末农民战争图由弟唐昭宗继位。898年，发生了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等人的政变，昭宗被软禁，太子李裕开始监国，同一天宦官假传圣旨，说昭宗已自称太上皇，并令皇太子即位，年号光化。到了天复元年（901）年，宰相崔胤联合禁军将领孙德昭打败了刘季述，迎昭宗复位，李裕复降德王。而朱温与李克用成为唐末的风云人物，在朝廷各树党派，在朱温的支持下，宰相派胜利，朱温入宫尽诛宦官。天祐元年（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将唐昭宗杀害。天祐二年（905年），朱全忠大肆贬逐朝官，并将三十余位朝臣杀死于白马驿，投尸于河，史称白马驿之祸。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逼唐哀帝李祝禅位，改国号梁，是为梁太祖，改元开平，定都于开封。唐朝灭亡，立国共290年。唐朝灭亡后，五代的李存勖所建的后唐和十国的南唐都自称是唐朝的承继者而用“唐”作为国号。事实上他们的皇帝与唐朝的皇帝并无血缘关系。军事体制在军事上，军力强大是唐代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唐朝统一了隋朝末年军阀割据的中国。唐太宗、高宗、武后 唐代盔甲在位时又远征东西两突厥，灭高昌、收其地为州县，灭高句丽和百济并在白村江战役打败日本援军，又与靺鞨、铁勒、室韦、契丹等民族征战。当时唐朝在亚洲军事制度，经济和科技的优势都是这些战绩的基础。唐玄宗时唐朝的势力与来自现在阿拉伯、新兴和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黑衣大食的势力在包含昭武九姓国、大小勃律、吐火罗在内的中亚诸国相遇，结果后来唐朝因安史之乱在军事上全面收缩，中国的势力从此退出中亚。接踵而至的藩镇割据导致华北地区经济萧条。唐朝的众多著名将领中，除了天策府的李世民、神将薛仁贵、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的将领、郭子仪、李晟及其子李愬、高骈等汉族统帅外﹐异族将领也占据了重要地位：比较重要的有胡人安禄山、史思明、百济人黑齿常之、高句丽人高仙芝、契丹人李光弼、靺鞨人李怀光、突厥突骑施部人哥舒翰、铁勒部的仆固怀恩、浑瑊和阿跌光进等。 唐代武士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导致府兵制改为征兵制和募兵制。安史之乱中，临时代府兵制而起的扩骑并不能抵御与节度使的兵力。唐朝在军事上失势：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回纥、吐蕃、南诏犯边。但在晚唐会昌二年唐军击破回鹘那颉啜部，全收七千帐，杀戮收擒老小近九万人。那颉中箭，透驼群潜脱，乌介获而杀之)。 那颉啜逃遁，后被乌介可汗擒获斩杀。挟战胜余威，张仲武派大将石公绪兵进契丹、奚两部，尽杀回纥监使八百余人，从而恢复了唐王朝对两个部落民族的管辖。会昌三年唐军在阴山之巅击溃回鹘乌介可汗及回鹘十三部，安定了北部边境。763年吐蕃军曾经占领长安十五日，但不久就被郭子仪驱逐。此后唐朝与吐蕃进行了近百年的拉锯战，咸通七年（866）二月，张议潮表奏朝廷，已令回鹘首领仆固俊克复西州、 北庭、轮台、清镇等城。同年十月，又令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 败吐蕃军，并斩杀尚恐热，传首京师。吐蕃余众逃奔秦州，途中遭尚延心袭 击，再败，奏迁于岭南。吐蕃遂衰亡。河西肃清，使唐廷无西顾之忧。南诏军一度占领安南。次年春，唐军收复安南。此后，唐与南诏在安南进行了数次交锋，至咸通七年，唐终于将南诏军全部驱逐出去。乾符二年，唐天平节度使高骈在大渡河击败南诏军，擒其酋长数十人。南诏自此不再寇扰西川。唐天复二年南诏灭亡。武将官衔武将官衔列表 官品等级 正一品 从一品 正二品 将领名称 天策上将 骠骑大将军 辅国大将军 官品等级 从二品 正三品上 正三品下 将领名称 镇军大将军 冠军大将军、怀化大将军 怀化将军 官品等级 从三品上 从三品下 正四品上 将领名称 云麾将军、归德大将军 归德将军 忠武将军 官品等级 正四品下 从四品上 从四品下 将领名称 壮武将军、怀化中郎将 宣威将军 明威将军、归德中郎将 官品等级 正五品上 正五品下 从五品上 将领名称 定远将军 宁远将军、怀化郎将 游骑将军 官品等级 从五品下 正六品上 正六品下 将领名称 游击将军、归德郎将 昭武校尉 昭武副尉、怀化司阶 官品等级 从六品上 从六品下 正七品上 将领名称 振威校尉 振威副尉、归德司阶 致果校尉 官品等级 正七品下 从七品上 从七品下 将领名称 致果副尉、怀化中候 翊麾校尉 翊麾副尉、归德中候 官品等级 正八品上 正八品下 从八品上 将领名称 宣节校尉 宣节副尉、怀化司戈 御侮校尉 官品等级 从八品下 正九品上 正九品下 将领名称 御侮副尉、归德司戈 仁勇校尉 仁勇副尉、怀化执戟长上 官品等级 从九品上 从九品下 将领名称 陪戎校尉 陪戎副尉、归德执戟长上 农业状况唐朝农业生产工具又有新的进步。曲辕犁就出现在唐朝。还出现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车和筒车。唐朝前期，仅见于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就高达一百六十多项。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绛岩湖、镜湖等。天宝年间，唐朝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顷。粮食产量也有提高。天宝八年，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唐朝后期，由于人口南移加上土地开垦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手工制造唐朝手工业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工部是主管官营手工业的最重要部门，直接管理的机构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少府监主管精致手工艺品；将作监主管土木工程的兴建；军器监负责兵器的建造。监下设署、署下设作 唐代青瓷坊。此外还有铸钱监和冶监等。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不对外销售，只供皇室和衙门消费。工人则分为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户、杂户等。私营手工业较官营手工业比不发达。唐朝前期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唐后期，南方手工业大幅进步，特别是丝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和制茶业。赋税收入唐朝中期780年实行两税法，当年税钱1089万八千余缗，谷215万七千余石。821-824年年均税收万贯、石，唐后期853年税收下降到925万余缗，其中盐利达278万余。随着唐朝对盐商压迫加剧，直接引发了黄巢起义。货币状况货币唐王朝建立后，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大唐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飞钱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雏形，也是近代世界各国学者所公认和认可的最早纸币，两百年后的宋代，交子作为一种地方货币才在四川“正式”发行及通流。唐代大城市中出现了柜枋和飞钱。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这些都说明了商业在唐朝中期的繁荣。唐末，因为黄巢之乱和藩镇战争，户数锐减，社会经济规模再也未能达到开元盛世的水平。人口数量650年唐朝统计户380万。705年达到615万户，3714万余口。安史之乱前一年的754年，户达万，人口达52880488。安史之乱时期760年户万，其中不课户万，人口16990386，其中不课人口14619587。唐朝后期户籍统计和管理混乱废弛，数据较为混乱。现代学者们普遍认为唐朝的人口最高值出现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至天宝十四年（754年-755年），和史书记载的数据相比，现代学者主要考虑到唐朝的因土地兼并失去土地的农民，隐户，奴婢，士兵，僧道等人群，这些人口是不纳入户口统计的。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应在8000万左右。现代学者陈旭麓提出唐朝人口峰值是9254万，日本的现代学者日野开三郎更认为唐朝人口最高峰时2000万户，人口达亿人。
李白,白居易,王维, 杜甫就是那时候的人,他们的诗,就代表那时候的思想,你能感悟出什么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它给后世留下的印象至深，除了国力强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天下太平外，更突出的亮点就是辉煌灿烂的文化。解密唐朝文化繁荣基因，我们不难发现，其间政府的引导功不可没。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称“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儒三教为了维护各自的地位，既相互争斗，又相互渗透。到了唐朝，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使这种局面得到较大改观。唐朝开国之初，李渊为了抬高门第，神化统治，认李耳为先祖，将道教地位排在佛教之前，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使道教得以大力发展。武则天想当女皇，实行武周革命，僧人怀义、法明则造《大云经》宣传武则天是弥勒佛下凡，为其大造舆论。武则天上台后大肆佞佛，广建寺院，普度僧尼，下令天下寺院收藏《大云经》，将佛教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玄宗在位，欲振兴李唐王朝，革除武周后期的不良影响，复将道教放到佛教之前。尽管前后的统治者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使得佛、道的地位有所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三者在唐朝前期都受到积极的扶植，获得了充分发展。正是在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赴印度求法17年，载誉归国后受到至高礼遇，唐太宗令大臣、僧众出城高接远迎，又多次在宫中接见玄奘，与之谈经论道，倍加褒奖，颇有相逢恨晚之叹。朝廷还修建大慈恩寺及翻经院，让玄奘在那里著书立说，传经布道。武则天虽说佞佛，却也提倡三教并重，既不准僧人排斥老君，也不准道士毁谤佛法，命大臣汇集三教典籍，撰成1300卷的大书《三教珠英》，传播天下。玄宗皇帝勤奋好学，精通诸家典籍，深知宗教能在治理国家，调和各类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他的基本做法是，既尊儒，又崇道，不抑佛，三教兼容，充分利用。他曾在开元十年、天宝二年先后两次给《孝经》作注，颁行全国，以示教化；又于开元二十三年亲注《道德经》，下令每家必备一部；接着在次年还将其《御注金刚般若经》颁示天下，对佛教给予支持和弘扬。唐王朝对释、道、儒三教并尊的做法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伦理观为基准、佛道学说兼收并蓄的盛唐独具的统治思想体系，大大巩固了帝国基业，而且也促进了三者间的相互吸收，不断完善。佛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成熟，进而成为中国式宗教的。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贞观初期，天下初安，太宗励精图治。他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而人才又必须以德行、学识为准。他采纳魏征“偃武修文”的建议，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太宗重视文治由来已久，早在秦王府时期，唐太宗就留意文士，建文学馆收罗人才，号称“十八学士”，参谋左右。正式即位后，他又于弘文殿左边建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给以优厚待遇，让他们校理典籍，考注《五经》，参议礼、律，厘定制度，或引入内殿，商讨政事。同时选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弘文馆学习。在唐太宗的关注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善的官学制，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在州县则有州学、县学。唐太宗尤其关心最高学府国子学的建设，贞观二年以后，下令立孔子庙于国子学，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每年定时“释奠”（即举行祭奠孔子的开学典礼仪式）；又扩充学校规模，增置房舍1200间；广收天下儒生，且资助盘缠，派车护送进京；规定在校学生能精通一大经（如御注《老子》、《孝经》，须三年学成）以上者即授以官职。唐太宗还多次到国子学视察，给学校调派硕学名儒充任老师，命学校的负责及主讲当场讲经授课，并给他们颁赐奖赏。唐太宗重视文教、修文兴学的事迹给后世开了个好头，以后的高宗、武后、玄宗也都代代相传，使学校教育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这不仅给帝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成为唐王朝兴旺发达的有力保证；同时也惠及友邦，给周边国家及部族培育了许多英才，促进了那里社会的发展。日本、新罗等国的学子一批又一批到唐朝留学，学成回国后，把唐朝的先进制度，如田制、法律、科举制等在本国推广，成功地实施社会变革；或借助汉字拼读本国语，创制为新文字；或学习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在本国加以传播，佛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到了日本、新罗等国，对那里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一些留学生长年居住中国，读书做官，著书立说。如新罗国崔致远18岁考中进士，任过县尉、侍御使、内供奉等官，写下了至今尚存的《桂苑笔耕录》。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善著诗文，与诗人李白、王维等交情至深，常常一起诗酒唱和，在唐朝做过御史中丞、秘书监等官，至73岁客死中国。远在雪域高原的吐蕃贵族子弟通过在唐朝读书，学习中央王朝的典制礼俗，儒家及佛教经籍，大大加强了与汉地的联系。直到安史之乱发生后，吐蕃占领了河陇地区，从敦煌发现的材料看，吐蕃在这一地区仍然保存着唐朝的不少礼仪习俗，敬佛礼儒，如官方派人抄写佛经、《孝经》，学校里仍旧按时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典”之礼。所有这些，加强了与周边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及友好来往，形成了唐朝崇高的国际地位。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唐代文学，诗赋散文，传奇小说，千姿百态，盛极一时。尤其唐朝的诗歌，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气势恢宏，流传千古，深受珍爱。是唐文化中芬芳的奇葩，璀灿的明珠，是冠绝古今的诗歌高峰，也是唐朝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唐朝文学繁荣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植根于盛唐这片沃土之中。国家的统一与强大，社会的安定与宽松，新兴中小地主势力的崛起与经济的全面发展，使文人、学子充满自信、理想与追求，给他们抒发情怀，表达思想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空间。其次，与唐朝皇帝的爱好与提倡有很大关系。唐太宗不仅擅长政治，而且喜好文学。处理国事之暇，常与大臣赋诗唱和，清人编辑的《全唐诗》、《全唐文》里收有他的许多诗赋。继太宗之后，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也都大力倡导文学。特别到后来，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刺激并影响了文学创作。然而科场里那种规定过死的考试方式，往往使举子们的才智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作为补充，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行卷”风气，举子们为了让主考官了解自己的文学才能，纷纷事先精心创作一些诗赋传奇之类的东西，或文辞华美，或故事动人，在科举开考前送到考官及权贵手中，搏得人家赏识，以便加以举荐。唐朝知识分子参政热情极高，科举制给他们开通了入仕之门，所以精研文墨，求取功名，报效国家，便成为最大追求。此外，科举制还促成士子们在江湖闯荡的风气。进士放榜后，有的高中，有的落第；落第者自然返乡，高中者则进入“守选”（即等待任用），这个时间一般都在3年以上，长者甚至可达十几年。年复一年，造成大量无官可做的士人在社会上奔波，或投亲访友，或供职军镇，或漫游江湖，或隐居田园。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曲折的生活经历使得文人志士不胜感慨，于是舞文弄墨，斐然成章，创造出大量的田园诗、山水诗、边塞诗、从军诗，以及传奇小说，绝妙文赋，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增添了内容，蔚为绚丽多姿的盛唐气象。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唐朝对外奉行开放政策，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对内则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归附的民族聚居地区，采取怀柔做法，设立856个自治性较强的羁縻州、县。唐太宗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各族人民，他曾讲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为此，他通过和亲与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发展关系，加强团结；通过任用少数民族首领在朝廷做官，在军队带兵，表示对他们的信任与重用。太宗以后的继位者也都沿袭这些做法，这对中外文化交流，胡汉民族融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盛唐时代的到来，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许多国家的商人、使节、僧侣与留学生，大量涌入唐朝境内，在丝绸之路沿线，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人、外族人居住。唐都长安俨然是国际大都会，仅接待外国使者、宾客的机构鸿胪寺就拥有外国人四千多。在长安西市有来自中亚、西亚的许多胡商摆摊设点，酒店里有美貌如花的胡姬招徕生意，诗人李白常来此光顾，咏叹“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此外，还有移居长安的周边少数民族，如突厥人进入长安的就有上万家。大量外国人、外族人长期在唐朝生活，与汉族杂居，或娶妻生子，入籍唐朝，带来了外国文化，边地风俗；从衣食娱乐，到宗教信仰，都对唐朝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到唐朝经商的外国人首推中亚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俗称粟特地区的粟特人，因这一地方有众多小国，国人皆以国为姓，故汉籍又称他们为九姓胡人。九姓胡人尤善歌舞，如曹姓的曹保、曹善才、曹纲是琵琶世家，安姓的安万善是筚篥高手，米姓的米禾稼、米万磓是婆罗门舞专家。康国的胡旋舞，石国的胡腾舞、柘枝舞传进唐朝，深受喜爱，赢得几多诗人作诗称叹，上下百姓争相效仿，正所谓“伎进胡音务胡曲”，“洛阳家家学胡乐”。对这些外来音乐，唐朝廷一方面大胆引进，如把康国乐、安国乐以及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天竺乐、高丽乐列入国家大典运用的十部乐之中；但对不符合国情的玩意儿则加以禁止。如在入冬时节表演的泼胡乞寒戏，以其衣着不洁，露体不雅而下令禁断。波斯与阿拉伯商人也在这一时期或从陆路，或从海上进入唐朝，他们以经营珠宝著称，动辄获利巨万。通过他们，菠菜、蜜枣、胡饼、三勒浆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类的杂技进入唐朝社会；而造纸、织锦等手工业技术也辗转传至西方世界，使那里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西域胡人的到来，其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内地传播。这些外来宗教，特别是早已在中国流传的印度佛教，渗透到唐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文学、语言学、建筑、艺术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外国人及外族人影响于唐朝社会的，还有衣食化装，流行时尚。唐朝初期，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妇女出行时头戴幂篱，长可过膝，遮蔽全身。其后学胡人，戴胡帽，穿翻领开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无复遮蔽。仕女化装追求时兴，如发型仿效少数民族，有乌蛮髻、椎髻；面饰则有吐蕃妆、回鹘妆等。至于餐桌上的饭菜，也在变换花样，开元年间，宫廷御馔“尽供胡食”。开元、天宝时期，大量外国人及周边少数民族充斥长安，长期与汉人杂居，相互习染，社会风气一度甚至出现了“胡化”苗头，引起世人的担忧。但唐王朝不但没有禁止，反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将胡风夷俗，融聚为中华文明，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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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LA（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一般偏重人文学科的应用MLA。是一种常用的引用格式,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制定的论文指导格式，在一般书写英语论文时应当使用MLA格式来保证学术著作的完整。
3、APA（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偏重自然学科的应用APA。是一个为广泛接受的研究论文撰写格式，特别针对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规范学术文献的引用和参考文献的撰写方法，以及表格、图表、注脚和附录的编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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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制度方面，隋唐时期有重大举措。选拔官吏历来是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关系到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和兴衰成败。据《礼记·王制》记载，周朝时即养士于庠、序等地方学校中，由乡大夫、乡老考察其德行道艺，择其优者送进“国学”，然后再选其“贤”者授予一定的官职。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为了争得霸主地位，纷纷进行改革，其中一项便是打破原来的官爵世袭制度，按照“选贤任能”的原则选拔官吏。汉代在选官方面又有进展，形成明确的“察举征辟”制度。所谓“察举”，是指官员将经过考察的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经过朝廷考核后授予不同的官职。所谓“征辟”，是天子和高官直接聘任属员的一种制度，天子聘任为“征”，高官聘任为“辟”。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豪门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竭力推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九品”将士人分为九个等级，“中正”负责对士人考察向朝廷推荐。由于地方上担任“中正”的均是有地位有声望的士族成员，他们评定士人品级根本不重视真才实学，而是只看出身门第，这就严重堵塞了普通中小地主进入仕途的道路。
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上的需要，开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应运而生。隋文帝下诏废除了魏晋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实行州、县地方官荐举人才经考试录用的办法。至隋炀帝时，科举制已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科举制度和以前的选举制度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凡普通的读书人均有参加考试从而被选拔做官的机会，这就打破了门阀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使封建皇朝能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拔官员，扩大了封建政权的社会成员基础。科举制度适应了世族地主衰落、庶族地主兴起的历史趋势，把选举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手中移聚到中央政府统辖，这对促进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在隋唐时期，科举考试合格，只是取得了做官的一个资凭，要被授予实际官职，还要经过一定的铨选。考试一般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每年举行，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50多种，其中明经、进士两科应试者居多。因诸科考试，进士难度最大也仕途最优，往往是百人中取一、二名，故唐代进士科最受士人重视，当时便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谚。常科考试，最初由尚书省吏部考工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736)改由礼部侍郎主持，故称省试、礼部试。礼部试及第后，并不等于有官做，还须参加吏部试，及格后才能授官。参加“吏部选”的应选人要接受两方面的考察。一是“四才”，即“身、言、书、判”，“身取其体貌丰伟”，“言取其言词辨正”，“书取其楷法遒美”，“判取其文理优长”。合此体格、语言、书法、判牍四条标准者，为优秀之选。二是“三实”，即“德行、才用、劳效”。“德行”指封建的道德和品行，“才用”指实际的才干和效用，“劳效”指任官的考课等级。应选人要在“四才”和“三实”铨选后，方由吏部注拟官职并最后公布，发给“告身”。
制科是皇帝临时诏令设置的科目，有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远虑、堪任将帅、详明政术等百余种。应试者可以是现职官吏，也可以是常科及第者，还可以是庶民百姓。考试内容唐初仅考策问，唐玄宗时加试诗、赋。制科考试通常由皇帝亲自主持，合格者可以由朝廷直接授予官职。唐代制科尽管由皇帝亲自主持，但在士人眼中往往视其为非正途出身而不予重视。唐代这种严密而完备的选官制度，对当时从庶族地主中选拔品学兼优的人担任各级官吏起到了一定作用。虽然唐代除了科举出身外，还有勋官出身、技术出身、胥吏出身、门荫出身等可授予官职，但已普遍受到轻视。
科举制度调动了全社会学习的积极性，当然推动了文化的全面发展。可以说，科举制度给每个人创造了机会，因此促进了全社会高涨的学习热情。当然科举制度也难免产生弊端，如应试教育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朝廷考试也未免不是“牢笼英彦”的手段，有些士子为了谋取功名而不惜扭曲自己的人格，有些士子为了争取及第而皓首穷经不究新义。但不管怎样，科举考试的实施是时代的需要，毕竟对推动社会进步有着积极的意义。
唐代运输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有这些内容:作为参考文献概观或通论性的著述较早的有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1936；河南人民1987再版)、陶希圣、鞠清远主编《唐代之交通》(《中国经济史料丛编·唐代编之四》，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组1937；台北食货出版社影印1974)、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中华1940)等。其中陶氏等主编《唐代之交通》在交通史料的勾稽上下了一定功夫，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国立蓝田师院历史系油印本，1943；三联1959)辟专节述唐代之商业交通，分“内地交通”与“海上交通”两大层面，前者复分水路交通与驿道交通予以讨论，对唐代运河与漕运、江淮间的水路、湘赣二水之运输、大庾岭路之开凿及其意义、自鄂州入长安的水陆道路、以长安为中心的驿道等并有详明的论述，其中对唐代“漕运整理”的几个时期、运河通塞情况也有较恰切的解说。海上交通部分虽借重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和木宫太彦《中日交通史》之说，但也多处提出自己的判断。一些断代史著作也或详或略地叙述了唐代的交通问题。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19章第6节《交通》(上海中华1957；上海古籍l959)在充分占有正史资料的基础上对隋唐五代交通诸问题条分缕析，讨论了内河水运与漕运、运河的开凿与通塞、陆路的开凿、陆路交通工具包括车乘、马驴等、交通设施、制度包括驿制、传马、驿马、程限、烽候等；于海运和海上交通、船舶之制作、桥梁问题等并有论述。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1957)亦专节讨论唐代“交通之设备及程途”(见第59节)，分设备及技术、对外之重要海道两方面予以论列。前者简要述及唐代驿制驿道、水道、海运、关制、航海信风、海舶种类等；后者考南海通道、东北通路，颇多发凡。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1988)专节述唐代驿站制度与过所制度、唐与亚洲各国的交通路线。前者参据敦煌吐鲁番文书残卷，对馆驿、过所问题做出重要解释。这些断代史著作述交通运输事虽较简略，但都甚为扼要，且相对全面，不乏独到见解，故仍属研讨此论题所应参检的文献。
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第二版）2005年3月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楼劲、刘光华：《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周良宵：《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徐连达、朱子彦：《中国皇帝制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刘泽华：《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91年。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阎步克：《职位与品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人民出版社 1996年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6月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8年3月左言东： 《中国古代官制》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5月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 1999年张晋藩：《中国政治制度史》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1987年张创新：《中国政治制度史》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
唐代运输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有这些内容:作为参考文献概观或通论性的著述较早的有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1936；河南人民1987再版)、陶希圣、鞠清远主编《唐代之交通》(《中国经济史料丛编·唐代编之四》，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组1937；台北食货出版社影印1974)、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中华1940)等。其中陶氏等主编《唐代之交通》在交通史料的勾稽上下了一定功夫，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国立蓝田师院历史系油印本，1943；三联1959)辟专节述唐代之商业交通，分“内地交通”与“海上交通”两大层面，前者复分水路交通与驿道交通予以讨论，对唐代运河与漕运、江淮间的水路、湘赣二水之运输、大庾岭路之开凿及其意义、自鄂州入长安的水陆道路、以长安为中心的驿道等并有详明的论述，其中对唐代“漕运整理”的几个时期、运河通塞情况也有较恰切的解说。海上交通部分虽借重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和木宫太彦《中日交通史》之说，但也多处提出自己的判断。一些断代史著作也或详或略地叙述了唐代的交通问题。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19章第6节《交通》(上海中华1957；上海古籍l959)在充分占有正史资料的基础上对隋唐五代交通诸问题条分缕析，讨论了内河水运与漕运、运河的开凿与通塞、陆路的开凿、陆路交通工具包括车乘、马驴等、交通设施、制度包括驿制、传马、驿马、程限、烽候等；于海运和海上交通、船舶之制作、桥梁问题等并有论述。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1957)亦专节讨论唐代“交通之设备及程途”(见第59节)，分设备及技术、对外之重要海道两方面予以论列。前者简要述及唐代驿制驿道、水道、海运、关制、航海信风、海舶种类等；后者考南海通道、东北通路，颇多发凡。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1988)专节述唐代驿站制度与过所制度、唐与亚洲各国的交通路线。前者参据敦煌吐鲁番文书残卷，对馆驿、过所问题做出重要解释。这些断代史著作述交通运输事虽较简略，但都甚为扼要，且相对全面，不乏独到见解，故仍属研讨此论题所应参检的文献。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1、581年杨坚建立隋朝，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注重改革，开创了少有的繁荣景象。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2、618年，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用人和纳谏，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武则天统治时期，继续重用人才，发展生产；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重用人才，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开元盛世”。3、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创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唐朝，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用人制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唐诗的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4、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时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文成公主入藏，普写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友好诗篇。5、隋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外交往活跃，与亚、洲、非一些国家都有密切往来。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遣唐使”和“鉴真东渡”是唐朝时中日交往密切的见证。玄奘西游天竺，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参考资料：
见 陈寅恪集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唐代运输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有史记，因为在史记当中记载了唐代运输业，而且记载的非常详细，写论文可以参考史记当中的唐代运输业的记载。
你可以下一个"唐之韵”的解说词，非常非常的好。或者看一下相关视频，极力推荐。摘取一部分给你看：唐代，连政治连哲学都透着诗歌的芬芳，是典型的诗歌时代。唐代的诗坛，不仅诗人多，而且还挺立着一队令后人肃然起敬的巨人，像李白、像杜甫、像韩愈、像白居易、等等等等，“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一个接一个登场的巨匠，宋朝以后的诗从创作时，都极力想跳进他们的磁场却又无从着手，或是极力想跳出他们的磁场却又无能为力。于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来了，放声一唱，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看看这胸襟气度！在交通和通讯工具不发达的古代，山那边是什么样子很少有人知道，天涯是不可能若比邻的。这只有人充满自信，相信能自由自在的活着，不会有政治地震与任何外力来阻隔人相会的愿望，才能从容不迫唱出这样的豪情。于是陈子昂来了，像巨人一样挺立在幽州台上，面对着无限的时间与无限的空间，如春雷炸响一样高唱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多么悲壮的歌声，像从历史的深处腾出，不仅一声就唤醒了永远辉煌的盛唐诗，而且直到今天仍在中华大地上产生审美的冲击波！于是那一群气势磅礴的边塞诗人来了，他们是盛唐的仪仗队，展示着盛唐的国威。王昌龄来了，高唱战地进行曲：“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于是高适来了，他的千古绝唱《燕歌行》如钱塘江潮一样而来：“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于是岑参来了，这个渴望建功立业的诗人满怀激情高唱着：“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这群边塞诗人，或歌颂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一往无前的昂扬斗志，或诉说战争的艰苦和残酷，都那么英姿飒爽，气势灼人，因为他们是盛唐的诗人，盛唐诗坛的风云人物，喷发的是永远震撼人心的边塞英雄交响曲。终于李白来了，他配合时代的最强音，以惊动千古的气势唱出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是巨人昂首天外，用目光提起黄河滚滚狂涛向海里倾倒才能找到的感觉。正是这个宣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超级巨人，把盛唐精神上推上了照耀千古的最高峰。然而，盛极一时的唐王朝终于酿出了“安史之乱”，这一场延续了八年的战争，把盛唐的气象一下扫得七零八落。于是杜甫颜色憔悴地走来了。这个悲天悯人的诗人，虽然到“安史之乱”爆发那一年已经四十四岁，但他唱不出盛唐的理想主义，唱不出盛唐的浪漫气质。他用嘶哑的歌喉唱出来的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一片中唐的血泪，是目睹盛唐气象破灭的悲哀。于是韩愈来了。这位个性极强、想把盛唐气象召唤回来以重新振起自信的诗人，开创了一个奇崛险怪的诗派。他大声疾呼，用诗一样的语言喊出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千古名言。显示出想用地震的强力重新推出一个高峰的魄力。于是白居易来了，一出场就倔强地唱出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韧。显示出唐王朝仍然是一个具有活力的存在。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新乐府运动，诗歌的风格浅切平易，与韩愈的奇崛险怪双峰并峙，使唐诗呈现出又一个气象万千的新天地。然而，唐王朝毕竟走上了无可挽回的下坡路。唐诗也从中唐的再度繁荣跌进了晚唐的衰飒。于是李商隐来了。他眼前一片朦胧，不知风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路向哪里去。他的歌声是古人感伤的、低沉的，望着逐渐黯淡的黄昏，一唱一咽地低吟着：“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是在哀叹自己的不得意，可我们从中也看到了唐王朝的日暮途穷。唐王朝，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道辉煌，终于黯然熄灭了。唐诗也以寒蝉一样凄切的声音，唱出了最后的失落。韦庄站在南京古城墙上唱着：“江南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这是在哀悼六朝的沦落，也是为唐五朝送终，为唐诗留下最后的叹息。其实，可以就围绕文化的堕落或者当下人的文化缺失角度来写
一、经济繁荣为诗歌兴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社会安定为唐诗的兴盛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正是李白、杜甫等诗人能够恣情漫游祖国名山大川，王昌龄、王之焕等得以等闲进行“旗亭酬唱”的特定物质条件。二、全国空前统一为唐诗繁荣提供了现实基础。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自汉代始，多民族的统一体已经形成。后来，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再现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结束了南北分裂的纷扰混乱，唐使多民族的统一体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为加封边疆的治理，唐统治者极为重视边功并大加封赏。这就刺激了时人赴边从戎的积极性，特别是一些文人，纷纷奔赴边塞，投佐幕府，随主将驰聘疆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建功立业，获取功名成为一种时尚。边塞的征戎生活、异域的奇丽风光，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一大批寄情于边塞的诗人应运而生。据统计，《全唐诗》收录以边塞为题材的诗歌有两千余首。边塞诗的兴盛为唐诗的繁荣增添了异彩。三、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推动着文人对诗歌的学习研究。唐初社会经济恢复迅速，庶族地主势力不断上升，为广泛吸收庶族地主参政、唐承隋制，取消了魏晋六朝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考试。唐科举取士分常举和制举两类。制举由皇帝主持，科目临时设置，不常举行。常举每年一次，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六科。考生集中在秀才、进士两科。进士重在诗赋，虽难及第，但及第后仕途广泛，颇易晋升，尤为士人所重。“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科举考试的应制诗多为点缀升平、雕字琢字之作，但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刺激了时人发愤学诗，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于诗歌创作，这有利于诗歌艺术形式的不断完善和创作经验的广泛传播。严诩《沧浪诗话·诗评》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四、统治者的个人爱好、提倡有助于全社会重视诗歌风气的形成。唐代君主，很重视诗歌，也大都能诗。太宗先后开设文学馆，弘文馆，招延学士，编纂文书，与之唱和吟咏。高宗、武皇常自制新词以入乐。玄宗本人就是诗人，自述每运笔赋诗，辄“乐以忘忧”。文宗特制诗学士七十二人。武皇宴集群臣，宋之问赋诗最佳，曾获御赐锦袍。帝王的爱好、倡导提高了诗人的声誉，有助于形成全社会重视诗歌的风气。五、文禁松驰，是产生大量抨击权贵、真实反映底层生活诗歌的前提。文学艺术的高峰，总是出现在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唐朝统治者清明大度，敢于招贤纳谏。唐太宗能用直言敢谏的魏征；武则天重用贤臣狄仁杰；唐玄宗对于那些直刺自己的诗歌也不犯禁。“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唐代诗人在一个较为自由的思想空间里直抒己见。李白：“奸臣欲窃位，树党自成群。”杜甫：“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些大胆揭露权贵的不朽诗篇，只有在文禁松驰的社会环境里，才能一经问世就得以广泛流传。文禁松驰的政治气氛，使民族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与完美。六、“安史之乱”丰富了诗人的创作素材.社会的巨变刺激着诗人的灵感，也为诗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杜甫、元结、顾况等诗人对黑暗现实做了痛苦的观察与冷静的思考，从而创作了大量揭露阶级矛盾、反映民生疾苦的优秀诗作。七、中外文化交流和各种艺术的发展也对唐诗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唐帝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水陆交通发达，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各民族及中外文化的交流，给传统的唐文化注人了新的内容，新鲜的活力。做为诗歌姐妹艺术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也受到了其它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从杜甫的《画鹰》、高适的《画马篇》、白居易的《胡旋舞》、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描写音乐、舞蹈、绘画方面的诗歌，可以看出唐代诗人很善于吸收其它艺术的养料滋补自己，也可以看出唐代诗人们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时代精神。八、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则是唐诗繁荣兴盛的内在因素。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发展，一方面有对以往文学艺术的继承，一方面有其自身的变革和发展，唐诗也是这样。从先秦到汉魏六朝，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远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五、七言古诗已经成熟，律诗、绝句也基本上跨越了试验阶段，无论是创作方法、文体特征、艺术技巧，还是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唐朝的诗人们博采众长，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从先秦到六朝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而且发展了各种形式和技巧的艺术传统。难能可贵的是唐代诗人对待文学艺术遗产，并不是简单地拿来，而是采取了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科学态度。初唐诗坛是齐梁浮艳诗风的延续，“绮丽婉媚为本”的上官体占据着统治地位。初唐四杰用实践把诗歌从宫廷引向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扩大了诗歌题材的领域。陈子昂痛斥诗坛“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倡“汉魏风骨”、“风雅五寄”，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一扫齐梁遗风，为唐诗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盛唐诗人李白，一面认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学习楚辞，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完成了诗歌革新的使命。他追求理想，要求自由的精神，恣肆纵放、雄奇飘逸的风格，为唐诗繁荣打开了局面。杜甫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既批判又继承，既注意思想内容，又注意声律形式。杜诗以深刻的内容、沉郁雄浑、叙事严谨的风格把现实主义诗歌推向了高峰。王维、孟浩然歌颂山水田园的静谧，高适，岑参描绘边塞风光的雄奇。众多的流派，以各自的风格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迎来了唐诗纷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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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释：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