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学术造假的原因及治理措施 摘要：学术造假已经成为高校的顽疾，近年来学术造假的案例的层出不穷，不仅对高校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恶劣的影响，也对社会风气和国家声誉造成严重的危害。究其原因有社会环境、个人品质、高校管理制度等，特别是学术造假利益链中高校和相关组织的不端行为加重了学术造假的情况。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各类原因，建立合理、透明、规范的管理制度、法律制度、工作制度，才能真正的解决学术造假现象，促进中国学术的良性发展，改善中国学术界在国际上的声誉。 关键词：学术造假; 管理制度; 学术声誉 1 引言 近年来，学术造假行为成为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造假是指剽窃、抄袭、占有他人研究成果，或者伪造、修改研究数据等的学术腐败行为。学术造假首先是一种违背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的表现，是学术领域中学风浮躁和急功近利的产物。从世纪初的汉芯事件，到邻国日本的小保方晴子事件，再到如今风口浪尖之上的河北科大韩春雨事件，学术造假层出不穷，形式多变。学术造假不但使得造假者获取了显赫的社会声誉、学术身份，也让所在高校分得了科研经费等实际好处，形成了包庇放纵的利益链。就近年来的学术造假事件来看，造假者仅仅受到学术界内的批判，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学术造假俨然成为低风险高回报甚至无本万利的学术快车道。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造假者越来越多，学术风气难以扭转，中国在国际学术界的社会声誉一落千丈，更谈不上学术进步，期望这些造假者做出真成果。 2 学术造假的表现 仅从媒体曝光的个案来看，造假形式花样百出，除一般人所熟知的抄袭、剽窃他人成果，捏造、篡改数据，编造各种申报项目、成果 奖励材料等，亦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如高校给高官、商贾颁发高学历文凭和各种学术头衔，学术期刊通过种种公关活动进入各类期刊索引，“影响因子”造假等。但总体来说，当前学术造假突出表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学术剽窃 学术造假行为的首要表现，就是抄袭、剽窃他人研究成果。从学术打假的历史来看，学术剽窃已是一个“屡禁不绝”的老大难问题，但是近年来，关于学术剽窃的案例呈上升趋势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并且就其情节、性质及影响程度而言，也有日 趋严重的苗头。 学术行贿 学术行贿是当今学术造假的一种新类型现象。一般来讲受贿者为有权有势有钱者，而行贿者一般掌握着高校的学术资源。具体来讲，拥有学术资源者( 有高校、有掌握着学术资源的高校领导) 向受贿者提供高学历文凭、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等头衔。当然，作为回报，他们也会给高校带来各种直接或间接 的好处。 学术期刊造假 高校学者和研究
要在根本上杜绝科研不端行为，还要从其根本原因上得到启发。既然是社会大背景、时代大背景导致了这样的科研不端行为，那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应该改良现在的社会大环境，让人们不再浮躁和追名逐利。甚至科研机构、学术团体应当简化科研创新的表达方式，去掉繁冗的论文格式要求，使科研者可以更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成果……但这些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似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从伦理方面寻求科研不断行为的约束机制。科研不端行为是一个伦理问题，很难通过制度规范来防范所有的不端行为。因此，我们需要提倡道德自觉意识、加强舆论的引导，特别是要重视对年轻科研人员的道德规范教育。在极端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更应倡导求实、创新、自由、独立的科学精神，无私、诚实的科学适德。只有当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内化于科学共同体每个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中，科学共同体获得了自身道德伦理的本体地位，才会使科学共同体对其成员产生道德上的规范和引导作川，才不会致使其成员由于道德上的迷茫价值观的混乱而在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下萌动。加强学术道德行为规范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应当加强正面教育，强调在学术研究中加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强调在学术活动中为人师表的重要性。
有那么多的科研人员学术造假，无非是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科研评价体系。现在对职称的评价，科研成果几乎成了唯一的标准，科研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功利色彩。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标准和出版物的等级几乎是苛刻的。一些高校的中青年教师和医务工作者在基层中努力工作，没有时间做科研项目，只有放弃了。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无助。另一种情况是，为了完成科学研究的目标，一些人弄虚作假，欺和剽窃。就这样，一批“学术垃圾”被添加进来，从而亵渎了学术尊严和学术生活。二是，社会和环境问题。研究人员经常接到令人困惑的电话:“你需要发表论文吗？任何水平都可以代写。”这个“产业”的滋生是学术界的悲哀。人们经常付钱给“枪手”、为“版面”支付高价、行贿受贿等现象见怪不怪，甚至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三是，中国缺乏对学术造假的惩罚。在国外，对学术造假的惩罚是致命的。佛蒙特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副教授因使用虚假数据被判一年徒刑。德国科隆近100名教授帮助不合格学生获得博士学位。许多教授被判年监禁。震惊世界的韩国干细胞欺诈被判处18个月监禁，缓刑两年。然而，学术剽窃现象在我国高校普遍存在，情况非常糟糕。最终的惩罚是抄袭者几年内不能评估他们的专业头衔，并被暂时解除教师职务。在我国，学术造假一旦成功，将获得巨大利益；然而，当事故发生时，付出的代价并不高。在这方面，许多专家呼吁对学术欺诈进行“惩罚”，应从道德标准、制度建设和法律制裁等方面加以预防和惩罚。除了上述外部因素，造假者的内部因素，即个人素质和学术行为低下，也是重要原因。提高学术素养和遵守学术法规是每个学者和研究者行为的底线。
包括抄袭论文，借用他人研究成果，编造实验数据，找人带写论文等
确认被举报人在科学研究及相关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构成学术不端行为：①剽窃、抄袭他人学术成果②篡改他人研究成果③伪造科研数据、资料、文献、注释，或者捏造事实、编造虚假研究成果④未参加研究或创作而在研究成果、学术论文上署名，未经他人许可而不当使用他人署名，或者多人共同完成研究而在成果中未注明他人工作⑤在申报课题、成果、奖励和职务评审评定等过程中提供虚假学术信息⑥有偿发表论文、买卖论文、由他人代写或为他人代写论文的⑦其他严重违反公认的学术准则、违背学术诚信的行为，根据相关学术组织或者高等学校制定的规则，属于学术不端行为的。
一、剽窃他人观点：在不改变初衷的情况下直接使用他人已发表文献中的论点、观点、结论，转述他人论点、观点、结论，不引用他人论点、观点、结论进行删除、拆分、整理或添加。二、自我剽窃：写论文的时候，不要做引用，而是使用自己(或者我是作者之一)发表的文献内容，或者使用自己已经通过论文答辩的论文内容。三、一稿多投：同一篇文章同时投给几个期刊。论文应在法定或约定的回复期限内发送至其他期刊。四、引用过度：使引用部分成为文章的主要或实质部分。五、全部抄袭：直接抄袭他人发表的全部或大部分论文。在其他已发布的文档中添加一些内容后，例如添加一些数据或添加一些新的分析。在他人发表的论文中修改研究对象后使用，不引用。六、重复发表：在毕业论文中使用已发表的论文，不加引用，或者只在论文后的参考文献中笼统地列出已发表的文献。七、抄袭文字内容：直接使用他人发表论文中的文字，没有任何引用。在别人发表的论文中用文字表达的，虽然引用了，但使用的文字不引用，或者不改变字体，或者以特定的排列方式显示。
论文学术不端行为包括捏造数据支撑学术研究成果，搞虚假命题、虚假研究，照搬照抄他人研究成果。
华明老师在我的博文"高山教授和结晶学报E没有错"下留言，其中有一句，“至少论文的署名者对文章内容的真实性都是有责任的”，我想有必要单独发文回应一下。我对国内关于学术不端的制度不太了解，就我了解的美国的情况而言，的确是论文的署名作者对文章的真实性有责任，但是，每位作者只对自己分工的文章的那一部分的真实性有责任。对学术不端的调查，通常是首先分清楚每个人的分工，然后研究哪一步出现了不端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著名的肖恩造假。贝尔实验室的肖恩，当年曾经在十几篇Science Nature文章上造假，后来被人发现，所有文章全都撤稿，肖恩自己名誉扫地。但是肖恩的主要合作者，在十几篇撤稿文章上也有署名的鲍哲楠，在查明她无造假责任之后，则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在两年后被斯坦福大学挖走。这才是对待学术不端行为的正确态度。现在某些期刊的编辑部，要求投稿时写明每个作者的贡献，不知道是否有这方面的考量。相反，去年国内有一个造假行为。清华大学化学系的陈教授和医学院的程教授合作的一篇文章被发现造假。这个文章里头，陈教授负责其中的化学部分，程教授负责其中的生物医学部分。是化学部分有造假，但是大约是因为程教授名气大一些吧，几乎所有的媒体和网络舆论都把矛头指向程教授。这，就是对待学术不端行为的错误态度。
我对此问题深恶痛绝。此事之于中国则是：戏子不误国，国人死不休！翟天临何许人也？一个烂戏子也至于如此下作的炒作吗？学术不端，是对只问文凭不问实力的社会现实的打脸！为了拿到一块敲门砖不惜一切手段，几无廉耻，无所不用其极。怎么改变，这是社会和政府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什么时候开始注重实力，轻视文凭了，什么时候问题就解决了。文凭只能证明你拥有此等学历，却无法证明你有此等的能力。改变人们的认知、杜绝害人的形式主义、回归理性的判定标准，如此这般才能提高文凭的含金量，杜绝造假的恶意漫延。但是，那么多学术造假、文凭造假没人上心，一个烂戏子造假，却把你们兴奋的像打了鸡血一样，不要不要的！到底你们是关心文凭造假啊，还是另有图谋？借机操作想要抬高翟天临的知名度吗？妄想！戏子不误国，你们死不休，是这样吗？
近些年来学术作假、抄袭的相关事件不断的增多，学术不端行为开始被学术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高校方面类似的事件也层出不穷，其产生的危害、影响足够毁了一个人、一个团队甚至是整个学校的声誉。学术不端行为指科研工作者违反公认的科学规则的行为。各国学者或机构对其范围的界定大致相同。学术不端行为是指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造假、抄袭、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共同体道德惯例的行为。国际上一般用来指捏造数据、窜改数据和剽窃三种行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危害极大，不仅会导致社会各界对学术研究结果产生怀疑，对学者失去信任，而且还会导致败坏学术风气，进而损害整个学术界的科研与创新能力。因此，迫切需要挖掘学术不端的内在原因，寻找治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对策。一、 高校学生的学术不端随着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学生的数量随之逐年上升，我国高校学生的学术道德缺失的现象层出不穷，近年来更在各大媒体上高频率曝光到了屡见不鲜的地步。学术诚信的缺失，会造就一大批空有学历，却没有与其相对应的科研能力的所谓的高素质人才。这不仅会影响到学生个人的科研前程，也会阻碍我国科技的发展和进步，甚至影响到整个学术的繁荣和昌盛。因此，认真分析研究生学术诚信失范的原因，有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理显得极为重要。
学术不端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之前没有爆出来而已。
1.首先,是所有的"界"都存在不端现象. 你能说得出哪个"界"没有吗?(娱乐/体育/政/学术.......)2.不端现象的存在,才证明人性真善美假恶丑. 人的本性论也一直是各界争议的热点,因为这是制度设立的根本要素之一.3.不端现象的影响程度. 程度如何,是宏观管控手段设立的关键.(普遍/大多数/一般/少数/极少数/个别...),与之相关的一整套工具的设立是不一样的.4.这里面存在多方面的博弈.说不上一时之间,孰占上风. 总体而言,是利益的分配. 以上只是大的一些观点.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仅供参考,谢谢.
这就是社会腐败现象的展现。
现在有很多人并不是因为喜欢学术而从事学术行业，并且他们也获得了很好的回报，所以这个圈子就不是纯粹的理想的圈子了，学术不端也是因为这样。
近些年来学术作假、抄袭的相关事件不断的增多，学术不端行为开始被学术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高校方面类似的事件也层出不穷，其产生的危害、影响足够毁了一个人、一个团队甚至是整个学校的声誉。学术不端行为指科研工作者违反公认的科学规则的行为。各国学者或机构对其范围的界定大致相同。学术不端行为是指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造假、抄袭、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共同体道德惯例的行为。国际上一般用来指捏造数据、窜改数据和剽窃三种行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危害极大，不仅会导致社会各界对学术研究结果产生怀疑，对学者失去信任，而且还会导致败坏学术风气，进而损害整个学术界的科研与创新能力。因此，迫切需要挖掘学术不端的内在原因，寻找治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对策。一、 高校学生的学术不端随着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学生的数量随之逐年上升，我国高校学生的学术道德缺失的现象层出不穷，近年来更在各大媒体上高频率曝光到了屡见不鲜的地步。学术诚信的缺失，会造就一大批空有学历，却没有与其相对应的科研能力的所谓的高素质人才。这不仅会影响到学生个人的科研前程，也会阻碍我国科技的发展和进步，甚至影响到整个学术的繁荣和昌盛。因此，认真分析研究生学术诚信失范的原因，有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理显得极为重要。
在 2014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小标题下，用了 1000 字左右的一段话，阐述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具体的提法是: “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1〕此前，在官方文献、学术着作和新闻媒体中经常使用的一个类似概念是 “社会管理”。新的 “社会治理”的概念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什么是社会管理? 什么是社会治理? 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为什么要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要讨论以上问题，恐怕就要回顾一下新世纪以来的历史，并且从社会管理概念的提出和发展说起。一、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乍一看，“社会管理”一词似乎很 “社会学”，然而搜遍西方社会学经典，此概念却芳影难觅。不过在前苏联，有奥马洛夫所着的 《社会管理》，〔2〕此书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被译介到中国。书中的 “社会管理”，被定义为“管理主体对社会系统的有科学根据的影响，为的是使系统实现它面临的目标和任务。”显而易见，这本书中的“社会管理”，是在计划经济的理论框架下以当时风行世界的 “系统论”的语言表述的。2002—2003 年爆发的 “非典”，给党和政府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极大的震撼。于是，“社会管理”一词被提上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2004 年 9 月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社会管理”一词首次亮相，当时的提法是 “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3〕试图用一个复合名词，从建设和管理两个不同的政策视角，对社会领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提法，得到了学界的积极回应，郑杭生论述了广义的和狭义的 “社会建设与管理”。他指出: 广义的界定是指 “整个社会的建设和管理，即包括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思想文化子系统和社会生活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和管理”;狭义的界定则着重指 “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子系统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建设和管理。这里的社会指的是作为整个社会这个大系统中一个子系统的狭义的社会”。〔4〕到了 2007 年党的十七大，作为对学界的回馈，“社会建设”与 “社会管理”被分成了两个独立的概念，“社会建设”与此前提出的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合二而一，并与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一起，并列为 “四大建设”，①对 “社会管理”的新提法则是“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5〕对于这个变化，学界再次作出热烈响应。2006 年，王思斌在 《社会行政》〔6〕一书中，对 “社会管理”作了界定，他认为: 社会管理 “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也提出了加强社会管理的任务，这里的社会管理是相对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而言的，指的是由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和管理活动”。2007 年，何增科撰文提出: “为了推动学术研究走向深入，学者们倾向于从狭义上来界定社会管理的含义”，“狭义上的社会管理，一般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指的是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除了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以外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与治理”。〔7〕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将 “社会管理”界定得更为偏狭。譬如说: “狭义的 ‘社会管理’主要集中在社会治安、信访和公共安全工作方面，主要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营造良好社会环境。”〔8〕这个说法与当年 “压倒一切”的 “维稳”挂得很紧，只能被看作是一个与党政部门的行政职责或工作任务密切相关的操作性定义。但真正为学界认可的 “社会管理”虽然也被看作“狭义”，其词义也要比 “维稳”广泛得多。何增科认为:“社会管理是政府和民间组织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进行规范、协调、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生活质量。”〔9〕李培林认为: “社会管理通常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10〕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思彬和何增科定义 “社会管理”时，已经出现了 “治理”一词，并将其与 “管理”相并列。也许是为了与 “维稳”作一词义上的切割，在公共管理学界早已得到普遍认可的 “治理”一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使用。譬如张敦福、沈叶认为: 与学界常说的“社会管理”词义更为贴近的英文名词，实际上是 SocialGovernance，而 “Governance ” 一词在学界被译为 “治理”，“最常涉及的领域包括社会资本对当地地方行动者的作用、社区治理、社会服务、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社会团结、社会不平等。这些领域均与基层老百姓的社会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民生领域的重要问题。”〔11〕以上的研究成果，最终在 2011 年胡锦涛的重要讲话〔12〕中体现出来，这个讲话的标题是 “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2012 年召开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再次强调: “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13〕二、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要进一步讨论 “社会管理”和 “社会治理”，就要展开讨论 “管理”和 “治理”。这通常会涉及到三个英文单词———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和 “Govern-ance”。前两个单词翻译成中文，都是 “管理”。但 “Ad-ministration” 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尤指政府机构中科层制架构中的行政管理; “Management”则取自于市场，因此蕴含着经营管理的意思。新公共管理理论试图用“Governance”一词来取代前两个常用词，并赋予一种新的涵义。中国的学者在接受这个新的概念时，为了表示与“管理”的差别，将其翻译成了 “治理”。“Governance”或 “治理”的概念，在 20 世纪后半期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风行而得到学界和政界的青睐。上个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 “治理”的界定是: “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并列出了 “治理”概念的四个特征: 其一，治理不是一套规章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其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其三，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其四，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但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14〕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对 “治理”特点的表述中，可以概括提炼出四个关键词，即 “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按对 “治理”的理解来看 “社会治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界定: 在社会领域中，从个人到公共或私人机构等各种多元主体，对与其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通过互动和协调而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其目标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参照以上提出的 “治理”的四大特征，对比 “社会治理”和 “社会管理”这两个概念，也可以概括出 “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其一，社会治理必须强调 “过程”。在这里，“过程”的涵义是: 社会治理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社会治理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既不能靠制定一套 “一刀切”的规章条例，试图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以不变应万变; 同时也不能靠一场 “运动式”的大轰大嗡，试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而这两者，恰恰是以往 “社会管理”的最显着的特点。其二，社会治理必须倡导 “调和”。社会本身是一个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通常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的过程中。所以，不能试图用某种强力乃至蛮力去 “支配”社会。而是要让社会本身发挥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乃至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功能。所以，社会治理需要高超的“治理艺术”，在收放张弛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以往的社会管理的缺陷，恰恰是过于迷信强制力量。其三，社会治理必须兼顾 “多元”。社会是由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构成的，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社会治理必须非常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论多数少数，不论强势弱势，不论公立民营，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错把高高在上的施恩赐惠当成了最高境界，而且极具 “社会排斥”的色彩。其四，社会治理必须注重 “互动”。要引导全社会达成利益共识，尤其是针对长期目标的利益共识，就要建立一个适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和社会机制。使多元主体都能够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然后在沟通交流、相互妥协、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在行动上，也应该是互动型的，上下配合，同心同德。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是 “一言堂”，急功近利，短视而只顾眼前利益。综上所述，以往的社会管理已经暴露出很多的认识误区和制度缺陷，诸如一刀切、运动式、压制型、堙堵式、恩赐性、排斥性、一言堂、功利心……不一而足。这恐怕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用一个新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理念———社会治理来取代以往长期使用的社会管理一词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调和———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起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从理论上说，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 “理性”二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 “经济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的 “气场”就可能像水面上的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去。但时空条件是有限的，个人利益的 “气场”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和碰撞。如果大家都坚守自己的 “气场”丝毫不让步，其结果就必然会导致社会冲突，其结果可能就是 “双输”或 “多输”。因此，理性的选择是以 “妥协”为号召，请大家坐下来进行谈判，大家都在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后退一步，适当地收敛一下自己的 “气场”。通过妥协和让步，找出一个双方或多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按照老祖宗的古训，退后一步天地宽。也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碰撞和冲突，才能营造一个实际上是 “双赢”或 “多赢”的和谐局面。究其原委，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资本和 “知本”常常表现为稀缺资源，所以其占有者在竞争中容易占上风。如果我们假设获得稀缺资源的机会本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均等的，但从结果看，这些稀缺资源最终却被一部分人所占有。那么，从最初的机会均等到最后的赢者通吃之间，必然暗含着竞争失败者对机会的 “出让”。赢者所以成为赢者，是输者对游戏规则大度的认可，如果输者蛮横不认输甚至借助于阴谋和暴力，那么，这样的市场上是不可能有赢者的。所以，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占有了稀缺资源的赢者也应该 “出让”他们的一部分盈利来回报社会，以争取社会对他们的占有的合法性的认可，亦即以此来换取输者对机会的 “出让”。当然，共享结果不应是平均主义的 “大锅饭”，而是按贡献大小的有差别的分享。还要强调的是，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沟通、协商和妥协是建立在对社会整体利益认识一致的基础上的。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一切，所有参与竞争的人都必须维护，这样才能使这场游戏能够可持续地进行下去，而不是当自己不如意时就用非理性的手段来毁了这场游戏。要让各阶层都应该认识到，虽然在这一次竞争输了，但可以把取胜的期望寄托在下一次。只要游戏继续进行，所有的人就终究都能从中分一杯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体利益就是使一个可以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和维护的游戏可持续的进行下去。在这一点上，所有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都应该服从大局。当然，矛盾总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倾诉和倾听，是使相关利益者保持沟通和达成谅解的最好手段。所以，如果公众———无论他们在社会上是多数还是少数———都能够把与他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心里话都说出来，而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都能够去用心倾听，用心考虑，这就能使社会最大限度地保持一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即使有些问题一时还不能得到解决，也不至于使矛盾积聚和激化。三． 社会治理和政社分开十八大以来，还有一个与社会治理关系非常密切的新概念——— “政社分开”，在党的最高层次的文献中虽然总被提及，但非常遗憾的是，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和媒体宣传中，对政社分开却少有深入的讨论。什么是政社分开? 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命题，但其实不然。上个世纪 80 年代，前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倡导社区服务时说: “凡是社会和群众可以做的就尽量放手，做不了的，就由政府按照行政程序来承担。”〔15〕其实，这就是用人人都能听懂的大白话表述的政社分开。这个理念无疑与社会治理强调的 “过程”、“调和”、“多元”和 “互动”是一致的。政社分开，其实是要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社会治理。人民群众要参与社会治理，就需要组织起来，于是社会组织发展的议题凸显出来。社会组织要发展，要服务人民群众，又需要理论、方法和技术，于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机遇应运而生。从理论上说，现代社会通常被分为三大部门，即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和社会部门。因为政府部门 “有权”和市场部门 “有钱”，为了确保社会的良性运行，这两个部门都要受到法律上的严格限制。按照中国的特殊国情，对政府部门而言，这些 “受到限制”的事情应该包括: 其一，权责范围受限; 其二，上级、公众问责; 其三，领导意图不明。对市场部门而言，这些 “受到限制”的事情主要是缺乏投资冲动。于是，在处理这样一些 “受到限制”问题时，社会部门，亦即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优势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对此，美国学者利维特评论说: 以前人们往往把社会组织一分为二，非私即公，非公即私。这种划分太粗陋，忽略了一大批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16〕这些社会组织所从事的是政府和私营企业 “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首先，由于 “利益相关者”的模糊性，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并没有明确的、固定的职责权限范围。通常，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但是，有时他们也能代表政府 ( 譬如，当政府向他们授权或购买服务时) ，有时他们也能代表企业 ( 譬如，在接受了企业有明确意向的捐赠钱物时) 。其次，与政府部门不同的是，遇到某些问题，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通常可以把自己放在 “民间的”社会角色上，所以不用过于担心受到上级或公众直接的问责。在具体工作中，政府部门因权责所限，有些事情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但他们仍有可能会有所顾忌。遇到同样的情况，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反倒可以放手去做。再次，当政府领导因为种种原因举棋不定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通常也可以以自己 “民间的”社会角色，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去办事。如果办得好，当然会得到政府的认可。如果没有办好，也可以作为是一种民间的“社会实验”。因此，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通常被认为具有在 “开发新的服务种类以满足新的需求”〔17〕方面的先锋作用。既然如此，失误乃至失败也是可以容忍的。最后，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扛起了 “非营利”的大旗，凡进入这个领域的资金都将成为以改善贫弱群体处境为目标的 “社会基金”。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分红牟利的动机，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为图 “利润最大化”才来投资的股东。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兴趣”在这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正因为上述特点，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显示出一种 “扩张性”，主动地将自己的工作扩展到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的 “传统领域”中，“越界”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此时，理性的或曰聪明的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往往会乐观其成。于是，在靠近政府部门这一边便形成了政府直属的服务机构，在中国称为 “事业编制”或“事业单位”，在靠近企业这一边则有近年来时髦起来的“社会企业”。在与社会治理和政社分开相关的研究中，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还有一个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作用似乎很少被提起，这个重要作用就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能够在政治权力和私人利益之间起到区隔间离的作用。当前，“反腐倡廉”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抓老虎、打苍蝇，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但从长远考虑，要彻底铲除贪污腐化，就必须要逐渐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机制。造成中国严重的贪腐问题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和公务员对于法律规章的 “自由裁量权”过多过大。这种超然于法制之上的 “自由裁量权”最终造就了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则一定会造成腐败。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这种区隔间离作用最终能使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的 “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在发达国家，公众对于政府公务员的评价会低于社会工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有意而为之的制度安排。在发达国家若与政府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打交道，经常会有一种铁面无私、公事公办、缺乏人情味的感受。公务员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章，绝对依法办事———法律上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要多少时间办完就多少时间办完，绝少通融的余地。但是，一个社会要完全处于这样的氛围中一定会形成社会张力。于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民众有什么难事，首选的行为并不是直接找政府，而是找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由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帮助他们跟政府、跟社会打交道，帮助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经济、社会或其他的资源。所以，在发达国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享有非常高的职业声望。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公众和政府机关之间又起到了区隔间离的作用: 公务员有行政权力，但只限于依法办事，完全没有 “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交给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但他们没有行政权力，他们只能帮助受助者去寻找资源。这样的制度安排，是真正把权力关进了笼子，而毋需把人关进笼子。所以，对中国社会而言，要向社会治理转型，政社分开绝对重要，不但在社会领域，其影响还会辐射到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得益于政企分开，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市场部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作个理论假设，如果在社会领域也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部门，中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进步是否也会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快速发展呢?
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一、明确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原则和思路 社会治理，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题目、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的活动。正确把握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明确改革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取向，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条件。 一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优先。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寓治理于服务之中，实现依法治理、科学治理、人性化治理，使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切实感受到权益得到保障、秩序安全有序、心情更加愉快。 二要坚持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自治、自律、互律作用，使各种社会气力形成推动社会***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协力。 三要坚持统筹兼顾、动态协调。正确反映和协调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阶段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矛盾，既要“左顾右盼”，又要“瞻前顾后”，使社会治理能够体现维护公平正义的“刚性”、协调各方利益的“柔性”、应对新情况新题目的“弹性”，促进社会动态平衡，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四要坚持既有秩序、又有活力。把维系社会秩序和激发社会活力有机结合起来，既要保证社会的安定有序、规范运行、调控有力，又要有利于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降低社会运行本钱，进步社会运行效率，从而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五要坚持立足国情、改革创新。从我国实际出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政治上风，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同时，树立世界眼光，积极鉴戒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改革贯串在整个社会治理过程之中，为推进***社会建设提供不竭动力。 根据上述原则，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制，要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在思想观念上，要从重经济建设、轻社会治理向更加重视社会治理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努力解决经济建设“一手硬”、社会治理“一手软”的题目，切实把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作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下大气力统筹推进，不断进步政府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取得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突破，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在治理主体上，要从重政府作用、轻多方参与向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共同治理转变。改变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包揽一切的做法，解决好越位、错位和缺位题目。既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尽快从传统治理转向时代发展要求的“治理”。 在治理方式上，要从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向更加重视协商协调转变。要改变主要靠行政手段通过管、控、压、罚实施社会治理的方式，更加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尽可能通过同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题目，化解社会矛盾。 在治理环节上，要从重事后处置、轻源头治理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努力摆脱总是事后应对的被动局面，更多地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更加重视民生和制度建设，使社会治理关口前移，尽可能使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少产生、少转化、少激化。 在治理手段上，要从重行政手段、轻法律道德等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努力改变社会治理手段单一的题目，在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社会治理的同时，更多地运用法律规范、经济调节、道德约束、心理疏导、***引导等手段，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上风，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减少社会题目，化解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