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宗教的愚昧与城府残酷,这是宗教信仰自由。(et指出)特别多的战争就是宗教引起的。
从大学生的角度,谈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任何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第二、任何人都不应强迫他人信仰某种宗教,也不能强迫他人不信仰某种宗教;第三、任何人都有自愿选择信仰某种宗教的自由,也有自愿不再信仰某种宗教的自由;第四、无论是否信仰宗教、信仰何种宗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因为他人信仰或者不信仰宗教而对其进行歧视、压迫。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具有主观性,而且具有客观性,不仅作用于个人,而且影响社会。谈信仰,不能不谈到宗教信仰。数千年以来,人类信仰领域中占主要地位的恐怕就是宗教信仰。在当今世界,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占多数。正因为如此,历来的一些思想家就把信仰与宗教信仰等同起来,以为二者就是一回事。这种情形,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近代社会以前是很普遍的。但近现代社会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信仰与宗教信仰并不是天然等同的,还存在着宗教之外的信仰现象。而对东方国家来说,特别是对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来说,宗教信仰只是信仰的一种形式或形态,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信仰比如政治信仰等。宗教信仰当然是信仰,但不能说信仰就是宗教信仰。宗教与宗教信仰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宗教信仰只是宗教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当然,这一部分是最核心、最要紧的一部分。正是围绕着宗教信仰,才形成一系列复杂的宗教现象。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具有主观性,而且具有客观性,不仅作用于个人,而且影响社会。在历史上有过宗教向社会其他领域扩张的现象,它曾掌控社会的教育事业,代行政治的权力,并发动和领导军事斗争。由于这种扩张远离了信仰这一灵性事业的领地,而日益深入到世俗社会的事务中去,从而在给自己带来荣耀的同时,也给自身带来极大的麻烦和纷扰。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宗教主要是信仰领域中的事务,宗教事务无能取代其他社会领域中的事务。近年来,我国社会中信仰宗教的人数出现了增长的现象。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如何认识和评价宗教信仰呢?这涉及几个不同的方面,需要分别地加以说明。首先,从法律层面上说,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就是说,我国公民有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或那种宗教的自由,有过去不信后来信的自由,也有过去信而后来不信的自由。其次,从公民个人的人格层面上说,人的信仰应该受到尊重。宗教信仰是公民的私事,而且这一信仰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的部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就是尊重公民人格的体现。当然,信仰不仅是宗教信仰,因而,只要是我国公民的信仰,不论是否宗教的信仰,都应受到人们的尊重,而这种尊重是对人的人格的尊重,而且这种对人格的尊重还进一步从个人扩展到一定的族群或民族。我国有些少数民族全民信仰某种宗教,因此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不仅是尊重他们每一个人的人格,也是尊重兄弟民族本身。再其次,从科学上看,宗教信仰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宗教是久远的历史现象,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期,它是一种神话的世界观,而不是科学的世界观。在人类历史初期,由于生存环境的严酷和人类自身的不发展,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采取了神话寓言的形式,用鬼神来解释物质世界,预示理想世界,规范人们的生活。尽管宗教信仰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但从其理论的实质上来说,无疑是不科学的。随着人类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更加扩大和深入,用世界本身的道理来说明世界,按照世界本身的规律来改造世界,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尽管宗教本身也在发展,但其信仰的世界观本身则不会有实质的改变。宗教世界观可以利用科学成就来为自己辩护,但它本身不可能变成科学的世界观。神灵创世的说法、神灵造人的说法、天堂地狱的说法、末世的说法,以及存在着能够打破自然规律的神迹的说法等,都是如此。最后,从心理层面上说,宗教信仰在当前起到了一定的精神治疗作用。当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人们承受着空前的心理压力。作为一个在现代化征途上一路狂奔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生活也不能不是这样。3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成功的背后,我们也付出了并仍在付出代价。代价之一就是当代中国人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焦躁和空虚。于是,人们的心理问题、精神疾病等浮出水面,成为威胁人们幸福生活的首要问题。人们需要心理上、精神上的安慰、寄托,需要抚平心灵上的创伤,在这个过程中,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种作用。而且宗教所讲的一些诸如破除执着、放下自我之类的道理,也对人们减缓心理压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心理压力问题的解决不能只靠宗教信仰,也许宗教信仰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决不是唯一的救助良方。
神允许人们自由的选择信他或不信他.也允许人类把他的独生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上帝是圣洁,尊威,公正,怜悯人的神,也是厌恶罪恶的神!神说只愿正义如水长流,又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固然被钉十字架也不怨不艾!还替罪人求说:"父啊原谅这些人吧,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如果问我神是什么?我会告诉他,神就是爱! 那时候,耶稣说:我是善牧:善牧为羊舍掉自己的性命。佣工,一看见狼来,便弃羊逃跑;而我是善牧:我愿为我的羊舍掉性命。 我是善牧,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我并且为羊舍掉我的性命。(耶稣早已预见将要被钉十字架)我还有其他羊,还不属于这一栈,我也该把他们领来(指天堂)他们要听我的声音; 上帝见人太坏,兄弟自相残杀就把天堂的大门关闭了.因基督使罪人得到悔改再次打开了天堂门.所以称耶稣救世主!!!耶稣被人毒打辱骂后被钉十字架上,因耶稣的死并在第三日复活使更多人相信神的存在,也相信了只要有爱神就会与我们同在! 现实宗教信仰并不自由,人间也没有公正可言!!耶稣各地游走,给人类讲福音以身做则教人们如何去爱,并医治病人,耶稣很受爱戴。当时政府认为耶稣想当王!是个危胁!就想尽办法迫害耶稣。现在人们认为教皇也是个危胁,说什么教皇统治给人洗脑之类的无稽之谈!!!就跟当年迫害耶稣一样。人怎能如此颠倒黑白,胡说八道呢? 基督徒不能做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事,要谛造和平,凡事多忍耐居然被说成洗脑?被教皇统治了?洗脑是虚假的信息别人的钱。。。那是传销好不好?耶稣是主有着无限的智慧,若不是耶稣愿意承受迫害,没有人能迫害得了耶稣,就像之前说的,因耶稣的死并第三日复活使更多人相信神了。若不然谁会相信一具被迫害至死的尸体呢》?
摘要:当代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又是一个信仰缺失的国度:上帝不在,孔夫子已远。这是一个尴尬的时代。社会主义,中国,信仰都是非常庞大的概念,想要凭笔者一人之力,再加之本人才疏学浅,更是无法驾弩,故写此小文实为一种冒险行为。限于篇幅、自身条件以及外界种种原因,本人许多问题也只是只能点到为止,不会深究。此外,笔者承认文中部分论点、论据有些须借鉴之处,在前人的肩膀上,我诚惶诚恐,却又心存钦佩与感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我引用的初衷,同时也希望能为传播他们优秀的思想做出一份努力。 关键词:社会主义 信仰 宗教 政治 一、当今社会主义中国的信仰状况初探 (一) 什么是信仰? 这是本文要论述的一个重点问题之一。要讨论社会主义中国也就是当今中国的信仰问题,或者是社会主义、中国、信仰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理当先对社会主义进行诠释,然而出于多年来我国的各种教育,使得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几乎无必要在此深究和赘述。信仰才是我首要阐述的一个问题。 按照马克思理论,信仰可以很轻易的划归为意识形态当中,紧接着又可以让它和宗教捆绑在一起,而宗教又是与唯物论势不两立的。本人所要叙述的信仰也是和宗教紧密相关的,说的直白些,本文所称的信仰主要是指宗教信仰,因为只有宗教才能真正代表一种信仰,信仰宗教才是真正的信仰。当然,为了全面表达出本文的观点,笔者在一定程度上亦会在广泛意义上使用信仰一词,也就是适当扩大信仰的概念,例如: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本文所要讨论的信仰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宗教信仰,这是主要的。二是社会主义信仰,它是一种制度信仰,是一种官方(强制)信仰,准确的说是一种政治信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宗教是人们对于无法解释的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各种现象因为恐惧而产生的一种幻觉,是人类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造成的历史产物,其实这是一种“有罪推定”:先认定宗教是一种“幻觉”,是一种不良产物,进而使用人类有限的思维,再利用一些确凿的证据(生产力低下),推断其假设成立——即宗教“有罪”。宗教是一种信仰,所以按马克思的观点,信仰也是一种幻觉,或者说是一种稳定的幻觉的集合,是人类因为自身渺小、无能、无明而产生的自卑感,并由此“进化”成一种解释不可知物的内在行为。当人类自身渐渐“强大”,不再“渺小”,便可以摆脱宗教,丢弃信仰,完全理性,也就是说在完美的社会形态当中是没有信仰的存在的,也不需要信仰,比如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及推论。 比较是必须的,我们再来看看宗教界人士是怎样谈信仰的:基督教思想集大成者奥古斯丁认为人类(即始祖亚当和夏娃)是完全信仰上帝的,当时的伊甸园毫无疑问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他们这时候的信仰是有神信仰,也是一种“宗教信仰”,是一种健康的信仰。而当始祖因自由意志犯罪堕落,使得整个人类陷于无知无能无明的状态,信仰从此丢失,如果有的话,那也只是信仰自己或者把世界万物(被造物)当成上帝来信仰,这是秩序的颠覆,也是一种错误“幻觉”。后来上帝道成肉身耶酥基督,与世人订立新约,重建人类新的真正的信仰。在这无须多述,笔者也只是比较两种关于信仰的观点。 信仰的另一种表述是中性的,不含阶级意识的。信仰是信念的最高表现形式,它更为抽象和隐秘,对于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而言,它通常是许多信念生发的根源。信仰的本质属性就是超越性,是相对于“此在”的虚拟性的抽象存在。超越的目的就在于到达另一个自我精神满足的地带,这种地带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是一种思想,一种自我解释和对世界的解释,是朦胧和模糊意识之中的火光。一切过于清晰的东西都难以成为信仰,因为它缺乏终极的诱惑力而容易使人满足或疲惫,这就是说,超越性、神秘性往往是信仰的前提。在神秘性上来说,所有的哲学都具有宗教性,而所有的宗教都具有哲学性。 (二)当今中国社会信仰状况概述 当今中国社会的信仰状况,主要是讨论当代中国人有没有信仰?有的话,又有什么信仰?之所以提出这么看似简单的问题,不是因为它简单,恰恰是因为其异常的复杂性。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美国或放到印度,它便没有讨论的必要。但当它被设置到中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却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从字面上看,“中国人没有信仰”这句话显然不对,因为只要有一个中国人有信仰,这句话马上就错了,问题立即变得荒谬。所以,就所讨论的这个问题而言,学界应该是约定俗成地把“中国人”作为一个笼统的、集体的概念提出的,是“以多概全”的说法,而绝不可能是指全部。 首先必须指出,“信仰危机”指的是为集体共有的信仰的危机,而不是具有个人色彩的独特的个人信仰。个人所拥有的集体信仰和个人信仰是不一样的,严格意义上而言,个人信仰不存在“危机”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本文将在“人类信仰的演变轨迹”部分给出详细的阐述。) 当下的中国人普遍没有信仰的观点基本上为多数人认可,但是,历史上的中国人有没有信仰则是争鸣的焦点。这一焦点集中而又具体地表现为:儒家文化(也有人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但这并没有大的不同)是不是中国人的信仰。在肯定的观点中,有的认为儒家可以作为宗教看待,自然是一种信仰;有的认为儒家虽然不是宗教,但作为具有宗教性的文化体系,也是中国人的信仰;持否定观点者则否认把儒家纳入宗教的体系,并且认为,即使具有宗教性,儒家也不是中国人的信仰。应该说,将儒家视为宗教的看法很难成立。 另外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不仅是宗教信仰,而且更广泛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信仰也是没有的,或者说是没有建立!如果可以说真话的话,最起码在我的周围,无论是社会的哪个阶层,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几乎找不到几个。如果这不是事实,谁又能驳斥这样的现实存在。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渐渐步入法治民主的轨道,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有较大的发展,但相当来说,就普遍意义上,中国这片土地并没形成占统治地位的信仰,不论是狭义上的宗教信仰,还是广义上的信仰。无神论不是一种信仰,关于这个论点的证据可以参看关于信仰的概念部分。所以,从这个层面说,中国人(普遍)是没有信仰的。 二、当今社会主义中国信仰缺失状况原因分析 中国人是个很务实的民族,历史上没发生过对某种信仰达到狂热的程度,比如对宗教问题。这部分的应归功于儒家的世俗倾向。“信鬼神而远之”,充分体现了孔子这位东方哲人的睿智与深沉。而文革却使中国人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当那一切最后都变成了“水中月,镜中花”时,出现信仰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认为我国即将进人公私对半的“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社会,进而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长期存在的必要性产生。宣传和教育工作,势必会加深社会信仰危机的程度。 从理论宣传教育的, 要想重建新的信仰体系,有必要先来分析导致信仰危机的原因。我们以为,信仰危机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传统思想体系瓦解,新的信仰体系未建立 我们暂且认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仰体系主要因自两个方面的传统:一是传统文化信仰,二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主义信仰(以下称作“主义信仰”)。前种信仰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受到猛烈冲击,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它已几乎被彻底击溃,而最终获得胜利的则是主义信仰,遗憾的是这种主义信仰在当代的中国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知道,传统的东西尤其是表现为社会文化的传统绝不会轻易死亡,而是内含着一种历史惯性。由此,尽管在某些特定时期,它们可能因为受到暂时的压抑而削弱其影响,但其历史惯性将导致其必将在后续社会中产生持续作用,这可称作“历史惯性的作用”。对此,我们在分析国人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时曾做过分析,时至今日的社会现实已经足以证明了这一点:传统思想的回光反照不但表现在不少普通平民那里,甚至一些学者和“士人”也大有张扬“国学”以求再生的心态和行为。 但我们认为,以上这种传统无论怎样地回光反照,也不可能在对当代社会信仰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至今它已经遭受了三次打击,元气大伤: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二是五四运动,三是新中国运作这些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产生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所以,我们这里更关注第二种信仰传统(主义信仰)在当代所产生的另种相反的作用——“历史惯性的反作用”:对此种信仰的强调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反而会伤害这种信仰本身。 所以,面对今天的社会现实,那种试图依靠单一信仰来“统治”人类思想和心灵,以及那种试图单纯地通过思想教育就能用大公无私的崇高信仰来提升已经回落了的道德素质的任何做法(哪怕是想法),也许根本就是“缘木求鱼”,要么就是得过且过、自我陶醉。 (二)改革政策的不配套导致“主义信仰”丧失 任何一种全方位的社会改革,必然存在不同政策、不同领域之次序的先后和步调的差异,必然存在新旧两种体制混合运行的情况。由于两种体制具有各自不同的运行规律和内在逻辑,就难免产生一些两不遵循的“真空”地带,导致社会成员处在无是非评判标准、无行为规范可循的心理失衡状态。这一点,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社会改革的必然逻辑,无可厚非。 然而,我们的现实中却突出地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不配套;二是缺乏对改革的统筹谋划(既表现在改革理论上,也表现在改革措施上);三是社会所推崇的信仰与社会现实不配套。结果,经济体制改革孤军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维艰;经济上私有化和自由化,政治上却依然要四个坚持;主观上打击腐败,客观上却又为腐败的滋长提供养分;一方面号召“五讲四美”,另方面却又给唯利是图提供便利。纵观现时代,在我们所反对的对象中总可以找寻到我们所提倡的对象的影子,反之亦然。 还必须注意到,在我们的改革进程中,大众传媒曾一度出现模糊导向,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失控,以至一度出现价值评价的颠倒和是非观念的混乱,出现淡化主旋律、过分宣传“贵族生活”、轻视文化、不要文化、抛弃文化的现象。这必将对国民精神、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等产生不利影响。值得指出,当代各种思潮也对信仰危机也有推波助澜之效,但它所负的责任却远不如以上两个方面:与其说各种思潮的泛滥是信仰危机的原因,倒不如说是信仰危机的结果。 三、当今中国社会信仰缺失造成的影响 (一) 对社会主义的影响 在此,我们有必要把信仰的含义扩大化,即不仅局限于宗教。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追求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信仰”。但问题是,当代中国还有这种广泛意义上的信仰吗?我们在又可以用到上文已经叙述过的话:如果可以说真话的话,最起码在我的周围,无论是社会的哪个阶层,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几乎找不到几个。如果这不是事实,谁又能驳斥这样的现实存在。自改革开放以降,共产主义这种信仰便在某种意义上上死亡了(当然不排除它死而重生即重建的可能),但在短期可预见的时期内是无法实现的。把中国共产党党章用形象的话解说就是:共产主义是我们的一个梦想,是我们最后要建立的“理想国”和乌托邦。只是那具体的时间还无法知道。 真正的社会主义无疑是美好的,是每个人都向往的。这里就要澄清一点,中国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前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假社会主义,或先天不足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搞臭了,因为老百姓很直观的看:“哦,这就是社会主义?这写国家都很穷啊,还是资本主义好,你看人家多有钱,多民主。”如果硬要说,只由欧美一部份强国基本具备了迈向社会主义的一些必备条件。而实现社会主义三步能过于急躁的,我们要坚持的是我们一直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像我们现在最失败的莫过于对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作社会主义大加宣传,还有什么经常讲体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些空口号说的越多,人们对社会主义就越失望,社会主义就这样?就这水平?要知道,真是情况是中国的这种社会主义优越性还远远比不上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社会福利,生活水准,还是国家实力等等。正是这些中国=社会主义宣传,空洞浮夸的口号掩盖了真正社会主义的许多先进方面,使意识形态本就十分落后的中国人民更加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从而在与资本注意的直接对比中得出对社会主义失望的结论,从而产生社会主义信仰的危机,中国下一步走难以预料! (二)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首先,信仰是一种人的思想“行为”,对思想影响是极其深刻的。由于信仰具有超越性,所以因为这超越性,信仰才从变化无穷的世间万象和人类意识中作为某种稳定的、持久的意志被抽象出来,指向未来,并在历史的延绵中与推移,不断地通过对自身加以调整,长期地适应岁月的变迁,成为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指南针。信念通常建立在很多实际的需要之上,信仰则不大直接地关注实际,而是通过转化为信念来指导实际行动;信念通常是认识事物的基点、评判事物的标准、非做什么不可的坚决态度,信仰则是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根本准则和行为的最终统帅。 当今中国由于旧的“信仰”(即广泛意义上的儒家思想)崩溃瓦解,而新的信仰(主要指官方倡导的共产主义信仰,亦指宗教信仰)没有建立,导致中国人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在这个特殊的社会制度下产生信仰危机。夹杂着西方各种不良思想畸形盛行,由此必然致使我们自己在思想上一定程度上混乱,道德亦有沦丧的迹象。这与具有5000年的中华文明古国之称谓是极为不相称的。 其次,政治与宗教从来是密不可分的。从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国家形式,我们完全可以窥探出宗教与政治的太多的联系。自宗教改革以来,政教逐渐分离,但这并意味政治完全不受宗教信仰的影响。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无不例外都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人可以否认基督教文明对西方社会的重大而又深刻的影响,就像没有人可以否认儒家思想对古代中华文明的影响! 当代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我们似乎看不到宗教(信仰)对这个国家尤其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层面有任何影响,亲身感受到的、看到的只是宪法中对宗教信仰的规定,还有各个层次的教科书上对宗教信仰近乎教条的解说,所以在当代中国似乎只有政治在影响(统治支配)着信仰,而信仰对政治似乎不起任何反作用。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反作用的论断的!任何走向极端的行为都是愚蠢而又危险的。 如果我们可以把眼光看远点的话,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的单向作用。马克思的基本哲学是值得学习研究的——反作用永远存在。从中国宪法与中国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矛盾:宪法文本中宣布的信仰自由与现实中的信仰禁锢(不自由)。产生这个矛盾的原因,本人是这样推断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个在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国家属性,必然要求在整个社会中推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无神论“信仰”、唯物论“信仰”,并进而在国家的各层面的教育、媒体等众多方面加以贯彻与巩固!这也几乎限制和断送了其他信仰的发展,也就是宗教信仰。在事实上剥夺了人民信仰自由的权利,按照宪法理论来说,这是对宪法的无形修改,甚至可以说是实际意义上的违宪。另外一个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又必须是民主文明多元化的国家,这就要求其宪法明文规定信仰自由!从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法律文本中的信仰自由与现实中的信仰不自由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矛盾如果得不得解决,紧接着唯有冲突的降临,冲突带来的只能是双方利益的损益!就如基督教里一首歌曲唱到:“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这简单的一句话,又蕴涵着多少的潜台词了?这就是(宗教)信仰的反作用,也就是对中国政治现在或将来潜在的影响。 信仰的缺失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例如,对民族稳定、社会团结、文化发展(精神文明、历史遗产、社会艺术)、法治建设、道德教化、经济发展、国际交流、国家廉正建设等等微观与宏观方面,不一而足。 四、社会主义中国信仰问题的解决方法 众所周知,这个解决方法的实施在当前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又是一个几近乌托邦的梦想。它不是一个人所能设计的、一个政府所能完成的,尤其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这似乎接近一个未知,解决未知的方法,只有时间,让其成为历史,或许我们还可以用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来解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 大概这是唯一的方法。 哈蔓德•J•泊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笔者冒昧模仿一句: 社会主义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有。 是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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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给人的生命以意义 陈敏昭 (三门峡行政学院 472000) [提要]1、信仰是人存在的需要;2、信仰的本质:被期待的理想;3、中国传统文化与信仰的缺失;4、物质和生命都起源于运动;5、探求信仰。 1、信仰是人存在的需要在我们这个与信仰久违的社会里讨论信仰,似乎是个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没有信仰的生活已经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索然无味,行同走肉,空话、假话、大话漫天飞。什么是信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山东笔名叫“藿香正气丸”的朋友从信息的角度说:“‘信’就是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是符合事实的;‘仰’即仰望,就是在一种知识体系内相信那些无法证实的内容,因为此知识体系内低层的信息得到了确认,所以高级信息即使不能证明,但由于因为信任此体系,也便相信其信息的真实性”。另一位笔名“历史哲学”的人从实用的角度讲:“信仰即是自己的需要。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就信。物质上的需要,人们需要科学,科学即是信仰”。一位自称“月亮鱼”的朋友从反面说:“信仰是自我欺而欺别人的工具。人有信仰,则必定在精神上成为奴隶”。而另外一个朋友则从正面说:“信仰是一种心理依托,是一种可以激发人潜力的力量”。“天涯客子”和他的朋友认为信仰是:“精神的家园,心灵的归向”。关于心灵的归向,他们认为:“自然的方向有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上下。而信仰非自然的方向,而是人心的归向,人灵性生命力的方向,是指你的心,你的灵性,你的生命是否归向天主。人生命的归向,心灵的归向就是信仰”。还有人说:“信仰就是相信自己的思想。”wuqiangnian认为:“信仰是人内心秉持的精神规范,是心灵的寄托。它指导着人的行为方式和评价事物的态度。”当然,我相信大多数人赞同:“信仰是人们对自己理想的不放弃,对真理的尊重和实践 ”。笔名叫“梦梦心绝痛”的朋友说:“信仰,是指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神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概括地说,信仰是人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选择和持有”。而网名zhxr63的朋友则用近乎抽象逻辑的口吻告诉我们:“信仰即是对万事万物存在惟一性真理的坚信不疑的认定。迄今为止,人们对信仰的认识,都仅仅限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宗教信仰,或以为只要人们心中有神的信念,就是有了信仰。其实,这只是人们对人类智慧尚处于蒙昧时期的信仰活动现象的肤浅外表的认识。神,从现代人认知水平的角度看,不过是人类对真理尚处于完全无知状态时期的一种抽象观念的代偿,而且还只限于一神论的宗教信仰。因为全知全能的神——上帝抽象的惟一性,正好可以代偿真理抽象的惟一性;这也因为无论神抑或真理,都应是最高的抽象,而不能是任何想象或具象。一切进入具象的神都将造成使人愚昧的偶像和偶像崇拜。正是因此,具有惟一神宗教崇拜的民族,可以具有一定程度信仰的因素,但严格地说,还不能说是具有完整的信仰本身。因为作为宗教,其中仍旧含有大量违背真理的迷信成分。至于具有多神论宗教崇拜的民族,就只能认为是无信仰的民族了。正是因此,中国人就是一个无信仰的民族。此外,我在前面的文章中也曾多次谈到,中国人心中无真理,这与中国人心中无信仰其实是同一个事实的两面。信仰与迷信,严格地说,是两个完全对立乃至彼此根本不可相容的概念。迷信的人不可能会有信仰,而有信仰的人,则应自觉地杜绝任何迷信。然而实际上,在人类具体的生活中,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把信仰和迷信混合在一起,使之难解难分。正因如此,坚信真理惟一性的科学家,有时也会自称是某某宗教的信徒。在理性上这的确是矛盾的,然而在超验的心理以及情感上,却常常二者能够和平共处得似乎天衣无缝。这并不奇怪。因为人本身,即同时都是在追求真理、善法和美德(情感)的人。这种情况,在西方大哲人康德的著作中就曾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他在纯粹理性中杀死了上帝,另一方面,他却又在实践理性中假设有一个上帝,再一方面,在涉及美学意义的判断力批判中,他更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上帝。其实,这在今天的我看来,康德的‘上帝’,全都只应是惟一性真理的代称。之所以康德到最后都难以自圆其说,并一再被后来的哲学家们所曲解,关键都在于,西方哲学的二元论逻辑,彻底限制了他一切努力的可能。至于为什么如此这般的道理,我没法在这短短的文章中给大家说清楚,但我的确深信,我的三元论逻辑能够非常容易地解决这个难题。今天,我在这里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信仰即应是对万事万物存在惟一性真理的信仰。信仰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人类的智慧发育,只能从真理的‘惟一性’出发,然后进化到善法的‘相对性’,最后达到美德的‘三全性’,使人类的智慧最终臻于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和有所创造的最高境界。缺乏信仰的民族,绝对只能是一个愚昧的民族。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到儒学伪学的蛊惑,完全不知真理为何物,致使中国历史上智慧发展停滞的中世纪长达两千多年之久。今天看来,儒学伪学对中华民族的造孽,真是罪莫大焉。今天仍还有那么多人在继续鼓吹儒学、儒教,甚至还要以‘国学’而礼遇之,而尊奉之,简直是无知之极,愚昧之极,更是对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有害之极。”zhxr63先生的观点真叫人振聋发聩!网名 zhoujunyi 的朋友则从更深层次上告诉我们:“什么是信仰?可能这个一再被提及的词语还是很难被下一个定义的,或者说每个人对它都有自己的阐释。的确,人们大多数时候并不愿提及这个沉重的词,有时候还会忽略甚至逃避它。因为我们一直被灌输的意识形态教育告诉我们,信仰就是和宗教有关的,而宗教就是迷信的一种形式,所以信仰也成为一种和科学对立的事物。因此很多人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在信仰那一栏里,总是写上‘无’或‘共产主义’。这很值得思考。如果说一个人没有信仰,那么他的行为基础、社会活动、思考模式又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呢?而‘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社会形态,根本不是一种价值观或者认识论的基础,对于共产主义,你可以用相信这个词,而不是‘信仰’这个词。为什么要信仰?因为我们需要有所畏惧。如果一个人可以无惧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那不是勇敢,而是可怕。无论是法律、规章制度、道德,都是在做着同样的工作——告诉你,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总之,你需要一个让你畏惧的系统,让你在某个体系内照章办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信仰的存在首先是一种需要。信仰的复杂只是体现在形式上,究其本质而言,信仰还是相当纯粹的一个实体。乌拉穆诺曾在其一篇论文中写道:‘相信我们不曾见过的,不!而是创造我们所不曾见过的。’这句话对于笃信基督教的西方世界可能更好理解——信仰并非是一个存在,而是一种被期待的理想。我们的信仰在本质上是一种世俗理想,只是随着这个世俗理想被不断丰富和修饰,并且伴随着仪式和经文,它大多数情况下被改变为一种宗教(或者说,宗教成为信仰的主要形式)。乌拉穆诺在《生命的悲剧意识》一书中,同样写道,‘通常,并不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才寄以希望,而是由于我们有所希望所以我们才相信。’当一位年老的母亲在寺庙里祈祷孩子的病能康复时,她并非时因为相信神佛才来参拜,而是因为她希望孩子能真的因为自己的祈祷能康复,所以才去相信神佛的存在。——这个因果关系在信仰的理解上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中有这样一句:主啊,我信!请帮助我的不信。前面写道,信仰的复杂只是体现在形式上,只是还真的没有见到对于信仰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即什么可以称之为信仰,什么不能称之为信仰。有些人说他信仰科学,也有人说他是无神论者,怎么分别那究竟是是信仰,还是一种态度?“从信仰的对象看,也许可以简单的分为一神论、多神论、泛神论、自然主义以及无信仰。不管你是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道教,其区别只是神的存在形式和神性的不同,在根本上都是对于神是统治力量和支配力量的崇信和想象。当你说你信仰科学的时候,你其实是在说你的一种现实态度,你只愿意相信用现有科学能解释的事物,并且热衷于用科学来解释所有发生的事情。科学不能成为一种信仰,因为信仰的支配者是人,并且信仰是与意志有关的非理性存在,而科学与之无关。就像你虽然相信科学,但在黑暗中你还是会害怕鬼神,这就是《X档案》里Scully说的不理性的恐惧。“前面写道,信仰的复杂只是体现在形式上,只是还真的没有见到对于信仰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即什么可以称之为信仰,什么不能称之为信仰。有些人说他信仰科学,也有人说他是无神论者,怎么分别那究竟是是信仰,还是一种态度? 从信仰的对象看,也许可以简单的分为一神论、多神论、泛神论、自然主义以及无信仰。不管你是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道教,其区别只是神的存在形式和神性的不同,在根本上都是对于神是统治力量和支配力量的崇信和想象。”在我们的人生中,信仰究竟是什么?是生命的最终依归,还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信仰究竟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是人生道路上的智慧明灯,还是遭遇挫折时的心灵安慰?我相信您读了前面那些朋友的观点后会形成自己的认识,并且能够找到或者发现自己的信仰。2、信仰的本质:被期待的理想信仰,又作仰信,信奉瞻仰之意。信,信奉;仰,仰慕。梵语sraddha译作信心、信解、信仰。《法苑珠林》卷九四:“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谓对佛、法、僧三宝的崇信钦仰。佛教强调修行之初,须立坚固的信心不动摇)信仰,就是以崇敬的心态去对待某种东西,并且坚信不疑。宽泛地讲,信仰是人们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它是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根本准则和态度。信仰属于信念,是信念的一部分,是信念最集中、最高的表现形式;信仰,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神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概括地说,信仰是人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选择和持有。信仰是可以感知的,可以感受的、可以继承、可以体验、可以接纳的。贵州人周毅先生在《生命信仰》中从认识论角度将其定义为:“信仰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终极假设。”这种“终极假设”,人只能确信和仰望,不能置疑,或者无法置疑。所有的一切论理道德都是在这个终极假设的基础之上构筑起来的。世界的来源问题是人类首先关心的根本问题。人类凭借自身有限的认识是无法作出绝对确切的判断的。这只能借助于假设。马克思主义者将物质作为世界的本源,但物质又起源于什么呢?宗教将上帝神灵作为世界的本源,但上帝神灵又起源于什么呢?都很难回答。于是他们会这样告诉你:“世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意思是说这已经是终极问题了,不能再追问下去了,你只能确信这是真的,不能再作任何置疑了。这就信仰。信仰是任何一个文化的核心肯定。信仰的指向是“意义”。“意义”的背后是“价值”。信仰是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信仰是文化中那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是纲,是根本。这是因为人的存在是需要意义的。人,一定要找出活着的意义来。信仰就是这样一种让人“安身立命”的东西。一个西方哲人说:“人是唯一不凭靠面包而活着的存在物”。圣经里有一句同样的话:“人活着不只为了面包”。若是没有意义,人是活不下去的。信仰,给人的生命以意义。正是因为信仰这样重要,耶稣提出的最大的诫命才会是这样的:“你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这里,耶稣明确告诉世人,最大的诫命,是信仰,是对上帝的爱。3、中国传统文化与信仰的缺失从文化与信仰上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信仰是缺失的。我们不但不认识上帝,没有对上帝的信仰,甚至,我们什么信仰都没有,我们连信仰的能力都不具备!为什么?揭示自然界真理的科学是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的。在历史上我们的祖先又如何能够“接近”真理呢?信仰缺失的最典型表现,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仰,从来没有过正式的宗教信仰,也没有过自己的神,作为一个民族,也没有真正信仰什么。没有信仰,没有超越精神,剩下的就是现实性的、实用的、功利的东西,所以,我们的文化甚至呈现出很强的实用性。没有信仰,就没有根基,没有坚定的目标,自然那就是什么有用追求什么,所以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很突出。我们对价值的判断很典型的方式就是:“这有什么用”?中国的实用文化还体现在这样一句口号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什么?实践是人的社会活动,人作为有限的存在,人的实践怎么能检验真理呢?牛顿说时空是绝对的,万有引力是客观存在的力;而爱因斯坦发现,时空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万有引力是表象,是物质引起了空间的弯曲。玻尔又以测不准原理反驳了爱因斯坦,今后,还会有发展。哪个实践能检验出真理呢?实践只是可以让我们接近真理罢了。信仰指向意义,而不是现世的好处。信仰是道德的核心,能够让我们活出一种更高的标准。4、物质和生命都起源于运动信仰是人认识世界的假设。所有的一切伦理道德都是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构筑起来的。世界的来源问题是人类首先关心的根本问题。人类凭借自身有限的认识是无法作出绝对确切的判断的。宗教信仰假设世界和生命是被神灵创造的。世界和人处于一个被动的位子。所以宗教信仰很多的伦理道德都是强加给人的诫律。当然也有的是来自于生命本身的需要。例如,孝敬父母,关爱子女,友善亲朋等等。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宗教也将人类进化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公德作为自身的伦理道德要求。从这一角度看,宗教信仰具有其积极的一面。神灵和上帝是宗教信仰用来认识世界的工具,并将其作为偶像顶礼膜拜的一种观念的东西。而事实上呢,神灵和上帝的创造者就是人本身。生命信仰必须回答物质起源于什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现代科学理论表明:绝对不变的即不生不灭物质实体是不存在的。物质不是一种死的东西,它有着自身的产生的灭亡的过程,也存在着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化的过程。微观世界有很多物质微粒的寿命只有几百万分之一秒。相对论认为,物质与能量,物质与空间、时间之间,随着物体的矛盾运动是相互转化着的。一个正电子与一个负电子相互碰撞就会发生湮灭,转化为能量。当一个物体的以接近光速的高速运动,则物质的质量就会增加,沿着运动方向上的体积就会缩小,时间的流逝就会变慢。这表明,物质本身也存在着一个起源问题。英国宇宙学家史蒂芬·霍金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也存在着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宇宙是由于强大的热力冲破了极小的宇宙“奇点”产生爆炸而来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宇宙万物产生于永不停息的运动。我们将这种产生宇宙万物的、永不停息的运动叫做生命活力,这种生命活力不只是人有,所有的物,只要它在运动之中,它都具有生命活力!正因为如此,宇宙才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进化,才会出现生物生命和智慧,世界才会如此丰富多采、五彩缤纷。世界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世界。人是运动中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存在静止的、绝对的、抽象的人性,也不存在以人为中心的绝对宇宙。只是限于我们的物质力量和认识能力,我们对广阔的宇宙还知之甚少。若能做如是想,那么,我们就能够脱离宗教信仰的宿命,改变唯物主义的冰冷。生命是生命信仰的本体,是生命信仰唯一敬畏和崇拜的对象。生命的本质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运动过程。发展进步是生命的本质需要。发展进步是生命信仰最大的善。这是生命信仰构建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信仰需要道德要求、道德准则,但道德不能等同于信仰。没有五彩缤纷的生命形式,也就没有美的基础。美是生命创造的,也是生命发现的,既是生命的追求又是生命本身。任何关于美的问题,都是关于生命的问题。对美的追求,实质上就是对生命活力的追求。这种追求,抛弃了对神灵的崇拜,无疑是人类信仰的一种进步。经过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糟践的中国人轻易不敢有信仰,也让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已经失去了信仰。其实,应该说我们不能轻率地信仰,更不能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给我们的似是而非的所谓“信仰”。信仰,应该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后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的一种认真选择。5、探求信仰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走向现代化》一书中讲:“任何一个国家,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在当今世界上,其历史超过百年并且仍然具有活力的组织两种:教会和学校。这两种组织的共同特点是,都有深入人心的信仰,都有优良的行为传统。所以,从我们个人讲,要做一个不辜负此生并且有益于众生的人,我们需要信仰,需要一个让心灵歇息的港湾;从宏观层面讲,国家要持续发展,社会要进步也需要有能够广结善缘、能够统领众生的信仰。不过,我们不需要强求一致、千篇一律的信仰。作为被期待的理想和价值观,信仰,只要能够满足维护基本正义、公正和在善待自己的同时能够善待他人就可以了,就有它存在的空间和理由。
你信神吗?有些人说信,他们告诉我,佛的存在是我们看不到的!他们在失败的时候说,因为上天没有赋予我能力,因为神在安排我的命运!所以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继续堕落,在黑暗里畏缩着,在温室下逃避着!有些人说不信,他们爱在别人看恐怖电影的时候哈哈大笑,爱在路过神庙时吹着口哨!我不能说我是个无神主义者,但是我热爱科学!我喜欢冥想宇宙的起源,喜欢研究星空的辽阔!然而,对于神的说法,我抱有对宇宙一样的敬畏!我始终觉得,信仰和科学是两种完全不相斥的东西!信仰是科学的精神,科学让信仰更加伟大!外国人中许多科学家都是基-督教的忠诚教徒,但是你不能否认他们的科学成绩照样杰出!中国人的无神主义很普遍,但是我没有看出中国出了哪位是诺贝尔科学奖的得主!科学需要信仰的支持!科学是一样枯燥的东西,物质的细微结构粒子,时间的无限延长,整个宇宙是沉寂在冷漠中的,研究是需要无比的孤独的!然而,科学家们能忍下来,为什么,因为信仰!外国人对于作弊的态度是极其鄙视的,在国外,大型的考试是在教堂举行的,倘若你在教堂里作弊,虽然不会有人来取消你的考试资格或者考试分数,但是你会被带出教堂,然后等待你的是所有人的看不起!这就是信仰,不是我在宣传外国的文化,只是我实在觉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外国人不见得得了病都会去耶酥或者圣母玛利亚那里,但是他们对神的敬畏让他们在做一件事情时有了原则,他们回遵循圣经里面讲述的道理,做人诚信,帮人诚心!他们会在每个礼拜天向上帝祈祷,向上帝忏悔,其实那也许并不是真的在向那个我们都不认识的老头祈求什么宽恕,只是在向自己的内心忏悔,向自己祈祷,为自己的灵魂做一次彻底的洗礼!其实在中国很多人的佛教都不叫真正的信仰!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不是一种随波逐流,不是一种盲目的崇拜,不是为自己的失败找的借口!它是一面镜子,由心目中完美与圣洁的影子来照射出自己当前的不足,信仰不是只能信佛信耶酥,信仰是一种产生于每个人内心的一种对于完美的追崇和向往,他是一种信念,一种追求,我们有了信仰,就有了努力的方向,我们要使自己更加完美,更加接近于心目中的那个被当作信仰的影子!这是一种积极的完全正确的心理,他对我们的生活和人生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与地位,没有信仰的人就等于没有追求,他往往不知道自己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走,在浑浑噩噩中,他们随波逐流,最终被人群吞没!而有信仰而且能坚持的人,在日积月累的追求中,他们会渐渐形成自己的人格和思想,容纳更多人的信仰,最终成为别人的信仰,他们不再随波逐流,虽然他们依然脱离不了这个拥挤的人流,但是他们已经拥有足够的人格魅力和强大的柔和的力量,使整个人流朝着他的方向走!前者的人有很多,几乎一百个里面九十九个都属于前者,后者也有很多,画家科学家作家政治家军事家甚至明星,他们的魅力让前者迷醉,跟随,于是,他们虽然也是人,却引领着更多的人朝着他们的目标前赴后继!于是,他们掌握着成功,而后者,永远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刚在天涯看了一篇,觉得还不错,你看看吧。“『关天茶舍』信仰论 ”拒绝信仰,你是正确的,因为你将不可避免地消失掉;有信仰,你也是正确的,因为你会拯救自己。一.信仰与人类一同产生。马克思说人类产生的标志是:“直立行走,创造并使用劳动工具。”其实即为“智慧”。人开始以“智慧”的理念与实践去影响这个依照其自身规律运行了几十亿年的自然的世界,使其从此有了不同的声音与色彩。在人类产生最初的时代,世界荒蛮凄凉,人类最强烈的理念就是生存。因此,生存信仰是人类最初竖立的信仰。而在这个时期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仅限于观察层面,面对自然界的电闪雷鸣、风生水起、花开花谢、季节更替,对自然界的认识处于原始的直观认识阶段的人类无法提出一系列科学论证以给自身一个解释,但人又总是不甘无知的荒蛮,于是只能对世界做出幻想的解释,将主体与客体视为一体化,另一类的解释开始在人类脑海中始现雏形并日益丰满,这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绚烂生动的——神话。人类将自己的人性赋予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中,给自然运行规律找出一个神性其实是人性的解释。至今我们仍为那些生动繁荣的神话所吸引,可见在那个时代,它们给予了人类怎样的慰藉与寄托。与此同时,另一些的崇拜也开始产生,如图腾崇拜,生殖器崇拜等,在东方的中国则有五行之说,既“金木水火土”这与原始的自然物崇拜密切相关。它们给人们提供了崇敬与希冀的生活情感方向。由此可知,信仰的本质是人的非理性成分。虽然现代社会的文明使人们越来越崇尚理性,但即使是理性信仰本身也绝对带有非理性成分,信仰中无可避免地融入了人的情感,无论是非理性的宗教信仰还是理性的科学信仰,在一种理念上升为一种信仰时,人的精神总是处于一种迷狂的状态,西方净土与共产主义所刺激发生的情感分泌物是一致的。信仰是人对某物或某种主张的极度相信和尊敬,是对可能性持肯定态度的信念。因此,在清晰严格地将信仰分类之前,我们必须先承认其中的非理性成分。二在生存信仰引导人们走过血腥的原始社会后,人类迎来了理性信仰光辉的照耀,其时为西方的古希腊文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以“智慧”为信仰的一类人——哲学家——开始产生。他们的思考范围由原始人类关注的与生村息息相关的世界——姑且称之为“生存世界”——转向了更大的范畴——宇宙。他们开始探索万物的本源,得出的结论看似五花八门实则惊人相似:伊奥尼亚和爱非斯的哲学家们依据水、气、火等物质形态提出了不同的宇宙构成图式,而毕答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认为宇宙的始基是一种抽象物质如数,中国的道家更是创出了玄乎其玄的“道”……从他们提出的构成始基可看出他们都认为世界是由一种或几种物质或抽象理性构成,即一切都源于唯一或唯几的根系。在西方自然哲学家之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以认识自己为生命理念的智者——苏格拉底,其弟子柏拉图又出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理念先与现实世界的一切而存在,而到了亚里斯多德则转向了:实物本身包含着本质,他认为离开单一的普遍是不存在的。可以说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人类的总思路基本是:自然——社会——自然,天道——人道——天道,用典型人物表示即:泰勒士——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而如何将主体的理性转化为主体的行动,信仰于是在此成为中介且与理性相渗透,只有将理性内化为主体的信仰才有有效的行动,理性信仰终于产生。其根植与人自己的体验,根植与人对自己的思考力,观察力及判断力的信仰的信赖,其本质表明着人们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持有。三然而,人类的理性在繁荣的古希腊罗马氛围中放射出璀璨却短暂的光辉后,迎来了令人诅咒的中世纪。在这个时代,非理性的宗教占绝对的统治地位,甚至农民与市民反对封建宗教制度的行动也是带有“异教”性质。各种宗教几乎统治了整个社会,此时的教育体系、哲学以及文学乃至医学都沦为宗教的奴婢。当时的哲学名为哲学实乃神学。教父学代表德而图良称“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圣奥古斯丁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宣告僧侣权位高于世俗权力;中世纪哲学的基本派别——繁琐的经院哲学形成,它从属于基督教神学,并且完全支配了教学系统,导致那时的教育机构为教堂,教区学校,教师为僧侣,而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推广自己的教义,为信仰提供好处。这个时期的信仰完全是宗教信仰,现在许多人将信仰与宗教等同起来,这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宗教信仰是非理性信仰的一支,除宗教信仰外信仰还包括理性的科学信仰,以及对某种理论体系,如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宗教也许不会消失,也许会,但只要人类存在,信仰就永远不会消失。可以说整个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那个时代的非理性信仰就如“催眠”,这是一场全民的催眠,人民臣服与宗教的权威,他们的思想感觉都由宗教指挥,甚至当他们从催眠中苏醒过来后,他们依然遵从催眠者的示意,虽然他们以为此时是自己在判断。或者如神学家安瑟伦所说:“因为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在此我们看到了宗教信仰带来的漫长而残酷的黑暗,但若将此完全归结为对盲目力量在思想上的软弱抗议与行为上的屈服乞求,完全归结为颠倒和虚妄的人类认识,认为宗教仅有负面价值是错误的。追溯宗教的开端可发现其源泉是人类对死亡的拒绝与恐惧,因此在此基础上人类用信仰的永恒对抗世俗的死亡与消失。所以,宗教的存在有其必然的合理性,它直接而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对宇宙及自身的探索和把握。宗教所反映的人类追求,乃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追求——神与人、灵与肉、生与死、此岸与彼岸、天国与人间、今生与来世、善与恶、美与丑以及形上的、道德的、审美的、价值的……宗教所探索寻求的,都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终极关怀。而对于终极的关怀,是信仰最本质、最内在的和最高级态的特征,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信仰。所以应该肯定宗教的正面价值,肯定真正的宗教徒都曾对世界和人生有过严肃的询问和思考。(注意: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宗教徒”,而不是在整个的政治、文化甚至军事都为宗教所奴役的社会生活的没有思想自由的民众。)宗教把一切可证实与证伪的问题给予哲学与科学,而将既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的问题留给了神,神是一切无法回答的问题的答案,是对终极关怀的关怀。但神的本质是:人造就了神,失落了自我。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还没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在宗教面前,信仰的基本问题——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现在与未来的关系,统统被转化为神与人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非理性信仰时代,理智虽未完全消失却是屈服奴役于非理性,如当时的哲学之于神学。但若将这种信仰从情感压抑的中世纪泥潭拖离出来,置于整个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为人类的情感提供了对象与归宿。人类追求的永恒与自由都不存在于现实中,而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与思维之中。人用以与死亡与困难相抗衡的就是信仰,在信仰中完成了生命的坚固与不可征服。人除了靠理性还依靠情感与精神生存,而后者的力量在许多时候是惊人的。恩格斯甚至给中世纪的信仰以这样的评价:“中世纪的强烈信仰无疑地赋予这整个时代以巨大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处于不自觉的萌芽状态。”可见在任何一个时代,信仰中的非理性成分所聚集的力量提供给人类情感的慰藉与满足是巨大的,这是任何理性所无法代替的。而事实上,信仰从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这就需要将信仰的非理性与非理性的信仰区分开来。可以说非理性的信仰的本质是没有怀疑、也拒绝怀疑,它的“相信”不是建立在以事实为基础的真理上,而是建立在没有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盲目忠诚的基础上。而信仰的非理性则是信仰的本质,倘若离开了非理性成分,可以说是无信仰可言的。因此,我们不提倡将信仰异化的非理性信仰,但要坚持信仰中的非理性成分。四在终于走过了中世纪的漫漫黑夜后,人类应来了理性张扬的新时代——以文艺复兴作为序幕的近代。可以说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西方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是西方社会走向近代的两大变革。近代文化的氛围完全可以用“理性的文化”来概括。以狄德罗为首的法国哲学家以惊人的毅力编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对人类的一切文化成就作了理性的总结。笛卡儿的 “我思故我在”更始从哲学层面奠定了理性对人类文化的控制地位。紧接着德国出现了大批理性哲学家,代表人物为黑格尔。正如中世纪文化被神学统治了一样,近代文化被理性驾驭了。作为文艺复兴时代新的思想体系与文化特征的人文主义深刻地发现了人的理性,他们对宗教持否定态度,并用古典文化对抗经院哲学。理性思维使人文主义者敢于大胆怀疑,大胆否定,甚至是对被教会奉为权威、使天主教的基本教义神化的亚里斯多德理论。逐渐,一种怀疑、反思批判意识和以具体的经验事实与严谨的逻辑推理代替似是而非的经院思辩,以明晰的自然定律代替神秘的宗教启示的理性主义精神开始产生了。在当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看来,所谓理性就是合乎自然和人性的原则,人类就是理性的动物,人们具有用理性判断事物的能力,理性支配着人们的一切活动,一切奇迹的产生当归功于人类的理性。他们甚至将理性绝对化起来,将其说成是出自抽象的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类固有的,他们把理性作为评判、衡量一切的尺度,认为理性是人类唯一的朋友,宗教狂热与迷信是人类永恒的敌人,只有依靠理性才能摆脱偏见,改造社会;决定世间事物的最高依据不是圣经而是理性,不合乎理性的东西,包括上帝都没有存在的权利。理性成为那个时代的指导思想。在理性高扬的时代,人们如在中世纪排斥理性般地排斥信仰,几乎所有崇尚理性的哲学家,无一不或轻或重地把理性与信仰对立起来。人们为了确立自己的理性和知识地位,改变其长期被上帝奴役的命运曾付出过惨痛的代价,这些代价曾使人们把信仰作为与理性丝毫不能相容的东西排斥在理性大门之外,而事实上,无论人类的理性创造出多么光辉的成就,它都是在一种信仰的支撑下取得的。而所谓理性信仰,是指一种认为人类理性和信仰可以统一起来的信仰观。弗洛姆说:“理性信仰是基于在理性和情感的生产性活动中所产生的坚定信念。”理性信仰,不是把理性作为信仰的对象,而是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持有。五自从文艺复兴重燃了人类理性之火,这火就沿着近代文明蔓延开去,一时间,科学、哲学、史学、文学、法学都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尤其近代科学技术所体现的勇猛不可阻挡之势,更将理性推崇到了另人不可逼视的高度。理性成一种历史潮流不断向前涌进!但当一切轰烈进行到十九世界末叶时,空前的危机出现了。高科技的战争给人列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经济危机爆发……人们曾信仰的唯一真理——理性遭到了怀疑。而上帝在这个时候,也惨遭屠杀。一个激情狂妄的德国老头——尼采——站出来大吼一声:“上帝死了!”于是人们长久以来赖以支撑的精神大厦楼柱轰然坍塌。其实在尼采宣布上帝死讯之前,另一位温文而雅的德国人——康德已亲手杀死了上帝。他从人类理性或科学认识的角度毫不留情地杀死了上帝,却又用情感重建起那个被他用理智推翻的东西。因为他发现了上帝是人类信仰的宿营地,上帝死后人将魂无所依,于是他重新给信仰留出了地盘,“老兰培一定要有一个上帝,否则这个可怜的人就不能幸福——但人生在世界上应当享有幸福——实践的理性这样说——我倒没有关系——那么实践的理性也无妨保证上帝的存在”。于是,在上帝死亡,而理性带来的灾难比比皆是的情况下,人类感到了对现实与理想的双重困惑与否定。客观社会存在与评判体系的和谐被破坏,类与个体的关系被割裂,现实无可奈何,未来无法把握,神至高无上的地位被驱逐,理性则无比冰冷。这是一个混乱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大都无所谓信仰,原来的绝对理念不寻在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被颠倒;为了现在,牺牲未来;只求实惠,不要理想;类与个体的关系走向极端,或是个体对类的否定,或是类对个体的否定;人或堕落于伪善与虚无,或绝对服从现实的利害关系……一切都是暂时的、偶然的、变动不居的,自己的命运无法主宰,前途无望,及时行乐的心理开始产生,人们在对传统文化批判、揭露、叛逆的同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又存在迷茫、悲观和盲目。这种思想状态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则是出现了后期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迷茫一代”的文学和现代实用美术;反映在哲学思潮上则主要有存在主义、悲观主义、实用主义、精神分析……信仰危机时代到来了!马斯洛在《人类价值新论》中指出“人们处在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已陷入困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断裂时期”,表现出来即:信仰沦丧、价值颠覆、人们无可相信、一切遁入虚无。海德格尔也曾描述:“就是一个旧的神祗纷纷离去,而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因此它陷入双重的空泛,双重的困境,即神祗离去不再来,将来临的上帝还没出现”。现代人走入了旷漠的荒原,没有了赖以栖息的场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虚无的深渊之中,政治经济行为的无度、教育的无效、理论的无知,使得信仰整体循环对局部中断的制约和克服功能全然丧失,由此导致局部中断扩展为整体中断。处于信仰危机状态时,信仰主题无路可走但又四处寻求出路,或者说信仰的指导作用丧失了,但信仰的抑制作用继续存在。从本质上讲,信仰危机是由文化冲击的外因和社会存在无法自我复制的内因共同造成的,我们不能将其仅归咎于文化的冲击,所以对传统的反思不能仅放在信仰革命的开端予以论述,而应将其列入信仰危机的表现。就信仰发生、成熟、衰亡的宏观过程看,危机是衰亡阶段的必然现象。同时,信仰危机是信仰革命的前奏,危机标志着某一个特定的文化正处于质变的前夜,是旧信仰体系崩溃、新信仰体系尚未确立所必然伴随的痛苦迷茫和普遍失落。但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前景看,人类是永远不会绝望的,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是人类的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信仰革命的本质,乃是今人对前人的信仰行为及其创造物的抛弃和超越。因此,信仰革命的目的,应当在于未来而不是过去。现在许多人面临着宗教信仰的不复存在与绝对理性的冰冷带来的空虚恐慌中,于是想着要重拾宗教信仰而冷却理性,这是荒谬的。宗教的确曾经给人带来过巨大的精神慰藉与满足,但那是在特定的社会机制下特定的产物或者说是历史必然,而当一切进行到以人类的情感与理智都可以判定其不可信时,我们尚存以此为信仰危机解救者的念头,当然是不可行且可笑的。而理性本身也并没有罪恶,它曾为世界“解除魔咒”,这种功劳是永垂千古的。只是当现在人面临着巨大的信仰空缺时出现的慌乱使人们不知道现实的一切该何去何从,于是做了无价值比较的扬弃,这是一种草率。须知现在的无当然不等于最初的无,这种在过度经验后心灵重新面对的空白与最初一无所知的空白是截然不同的。在终于认识了信仰的本质是人的一种非理性成分,它溶入了对人的本质和存在状态的规定中去,而理智是高尚却不是万能的这一切后,我们就了解了非理性的信仰在理智的极限处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它把握着理智把握不了的东西。理智又引领着信仰的方向,所以拯救信仰必须重建理性,只是在高扬理性的同时要正视理性自身的历史局限。一个仅有丰富艺术想象力的人是决不敢直面死亡的,而一个理性的人则愈是清醒愈坑死不瞑目。所以,人惟有通过发展理性寻找一种新的和谐的信仰才能正确而坦然地面对死亡,才能在死亡之外坚定地生活。之后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综观历史发展全局,不难发现我们要建立的信仰其实就是:真理与对真理的追求!这与一直以来的具象信仰略有不同,所有的具象信仰都有某种特定而明确的指向,相对此,“真理”二字就宽泛的让人有些无从把握。而信仰本身是对可能性的确定,是带有强烈的非理性的肯定性的,所以对普遍真理的把握在实施过程中会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我们必须将对一切真理的信仰具体成为某种可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与理想相结合就成为信仰。然而必须明白的是人的理想各不相同,那么是否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信念,一千种信念于是引领了一千种不同的信仰方式?不是!回顾我们的历史可以发现,无论是宗教信仰或是理性主义,都是代表着全民性的大规模的信仰方向。一种正确或是适应社会发展方向的信仰,都是有大众参与的,否则它的力量绝对不至于强大到影响甚至内化为人的生活方式。由此可知,信仰控制实则应归属与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控制形式。那么,重建信仰实际上要做的是重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换而言之,我们应该完成的是社会体系的改革,使其朝着一个自由、和平、公正、超越的方向发展。所以,在新时代中,我们的信仰是真理及对真理的追求。这个信仰外显为建立一个更适合人类健康生存发展的社会体系。虽然这个信仰在现在看来其影响力尚不如风靡的“无信仰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但应该相信人类的潜能如果有足够适当的条件,能够建立起一个自由,和平的社会,这不是乌托邦也不是桃花源,而是一个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所应享有的社会环境。所以,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应该成为清醒者(哪怕仅为少数)的责任与理想,而肩负这份责任与理想,我们就应着手于培育全民的真理信仰,并让这种信仰引领人类创建出一个本应属于我们的生存宇宙!参考资料:
人来到世上就是获得和失去生命 与信念。
“世俗化”概念的界定“世俗化”一词最早用于宗教战争结束,表示原来被教会控制的领域或财产发生转移。不同学者对于“世俗化”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有学者将世俗化理解为人从宗教和神的庇护中解放出来,也指人的注意力从来世转向此世[1];有学者认为世俗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2]。席纳尔在《经验研究中的世俗化概念》一文中认为“世俗化”具有六种含义:第一,表示宗教的衰退,指宗教思想、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失去社会意义;第二,表示宗教团体的价值取向从彼世向此世的变化,即宗教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适合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第三,表示宗教与社会的分离,宗教失去其公共性与社会职能,变成纯私人的事务;第四,表示信仰和行为的转变,即世俗化过程中各种主义发挥了过去由宗教团体承担的职能,扮演了宗教代理人的角色;第五,表示世界渐渐摆脱神圣特征,即社会的超自然成分减少、神秘性减退;第六,表示“神圣”社会向“世俗”社会的变化,即就是宗教“昔日神圣的价值被祛除魅力的过程”[3]。综合上述“世俗化”的理解可以看出,宗教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变化,即人类社会各个领域逐渐摆脱宗教的羁绊,社会制度日益理性化;二是宗教本身的变化,即宗教不断调节自身以适应社会向世俗的变化。
宗教是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门学问,也是一门关于生命的学问,是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生命观、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是引导人类从物质世界走向反物质世界的桥梁,是通过建立信仰开掘人心灵力量的一种有效途径。宗教的本质是为了人内心的平静和世界的和平,为了使生命从此岸到达彼岸,一切宗教的出发点都是善良的,但由于人类认识上的局限和差异,造就了无数难以自圆其说的教义,诞生了无数的宗教派别和派系,而宗教派别和派系的林立,不仅不利于世界的和平,更成了世界动荡不安的一个主要因素。宗教不消亡,人类就将没有和平和安宁。宗教派别的诞生是自然的,一切事物都将从诞生、发展、壮大最后走向衰微、败落、死亡,宗教也不例外。宗教在历史上对文明的传承起过巨大的作用,但随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的逐步深化,发现宗教越来越成了束缚人类思维的藩篱和桎梏,不破除对宗教的迷信,人类的文明就无法上一个台阶,人类就将无法进入全新的时代。
“世俗化”概念的界定“世俗化”一词最早用于宗教战争结束,表示原来被教会控制的领域或财产发生转移。不同学者对于“世俗化”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有学者将世俗化理解为人从宗教和神的庇护中解放出来,也指人的注意力从来世转向此世[1];有学者认为世俗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2]。席纳尔在《经验研究中的世俗化概念》一文中认为“世俗化”具有六种含义:第一,表示宗教的衰退,指宗教思想、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失去社会意义;第二,表示宗教团体的价值取向从彼世向此世的变化,即宗教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适合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第三,表示宗教与社会的分离,宗教失去其公共性与社会职能,变成纯私人的事务;第四,表示信仰和行为的转变,即世俗化过程中各种主义发挥了过去由宗教团体承担的职能,扮演了宗教代理人的角色;第五,表示世界渐渐摆脱神圣特征,即社会的超自然成分减少、神秘性减退;第六,表示“神圣”社会向“世俗”社会的变化,即就是宗教“昔日神圣的价值被祛除魅力的过程”[3]。综合上述“世俗化”的理解可以看出,宗教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变化,即人类社会各个领域逐渐摆脱宗教的羁绊,社会制度日益理性化;二是宗教本身的变化,即宗教不断调节自身以适应社会向世俗的变化。
随着传统宗教复兴、新兴宗教崛起,宗教信仰已成为人们多元化信仰选择之一,宗教升温的现象难免会导致高校学在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中产生迷惑而去追求虚幻的精神寄托的现象。当代的高校学生应该是有理想、有担当的未来希望,其精神价值的走向定将影响到社会的未来发展。大学生对待宗教信仰的问题会影响到其自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更会影响到祖国的未来发展,因此大学生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一、宗教的本质认识人们最初没有宗教观念,宗教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宗教不是本来就有的也不会永久存在。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本质进行了科学的回答,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这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应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客观上是不存在的,是唯心主义世界观。邪教是与宗教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特指以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因此邪教是对宗教的叛逆和反动。虽然从表面上看邪教和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邪教大都打着宗教的旗号掩饰自己,但与宗教在本质上有天壤之别,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着极其消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和宗教都是世界观、认知论、方法论,两者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起源的方法是唯物主义,而宗教认为世界是由某个神或偶像创造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二、党的宗教政策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一种历史现象,是由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制度所决定,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也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会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宗教的基本态度和原则,列宁在新的实践中加以坚持和发展。这些基本态度和原则主要包括:公民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享有平等权利;国家实行政教分离、教育与宗教分离;各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同时,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提出了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的政策。在社会主义时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需要去发展宗教,但是作为神学观念的宗教这一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客观存在并继续对社会发生影响。综上所述,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对立起来,而是要抱着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去对待宗教。如果抱定马克思主义,而否定一切,那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史观和唯物史观了。三、大学生宗教信仰认知分析随着宗教升温现象的凸显,有不少大学生对宗教信仰存在着一定的热情,并已经成为潜在的信众。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动力,而大学生信教这一现象必然会造成潜在的问题。如果个别宗教与社会主义产生对抗,那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未来建设的潜在威胁。马克思说过,宗教的消亡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因此面对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我们要用严肃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大学生在对待宗教信仰的问题上应该结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引导。一是要基于国情,理解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和价值,树立科学信仰的态度,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秉持我们党的政治信仰;二是要分清宗教与邪教的区别,自觉提升科学素质和人文素养,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三是要认清宗教信仰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在以客观正确的态度对待宗教的前提下,也一定不能忘记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因子。不能将封建迷信当作宗教信仰而产生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现象。应学会以辨证的思维摒弃陋俗净化风气。
啊哈,小菜,没想到啊,你也在啊拒绝信仰,你是正确的,因为你将不可避免地消失掉;有信仰,你也是正确的,因为你会拯救自己。一.信仰与人类一同产生。马克思说人类产生的标志是:“直立行走,创造并使用劳动工具。”其实即为“智慧”。人开始以“智慧”的理念与实践去影响这个依照其自身规律运行了几十亿年的自然的世界,使其从此有了不同的声音与色彩。在人类产生最初的时代,世界荒蛮凄凉,人类最强烈的理念就是生存。因此,生存信仰是人类最初竖立的信仰。而在这个时期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仅限于观察层面,面对自然界的电闪雷鸣、风生水起、花开花谢、季节更替,对自然界的认识处于原始的直观认识阶段的人类无法提出一系列科学论证以给自身一个解释,但人又总是不甘无知的荒蛮,于是只能对世界做出幻想的解释,将主体与客体视为一体化,另一类的解释开始在人类脑海中始现雏形并日益丰满,这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绚烂生动的——神话。人类将自己的人性赋予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中,给自然运行规律找出一个神性其实是人性的解释。至今我们仍为那些生动繁荣的神话所吸引,可见在那个时代,它们给予了人类怎样的慰藉与寄托。与此同时,另一些的崇拜也开始产生,如图腾崇拜,生殖器崇拜等,在东方的中国则有五行之说,既“金木水火土”这与原始的自然物崇拜密切相关。它们给人们提供了崇敬与希冀的生活情感方向。由此可知,信仰的本质是人的非理性成分。虽然现代社会的文明使人们越来越崇尚理性,但即使是理性信仰本身也绝对带有非理性成分,信仰中无可避免地融入了人的情感,无论是非理性的宗教信仰还是理性的科学信仰,在一种理念上升为一种信仰时,人的精神总是处于一种迷狂的状态,西方净土与共产主义所刺激发生的情感分泌物是一致的。信仰是人对某物或某种主张的极度相信和尊敬,是对可能性持肯定态度的信念。因此,在清晰严格地将信仰分类之前,我们必须先承认其中的非理性成分。二在生存信仰引导人们走过血腥的原始社会后,人类迎来了理性信仰光辉的照耀,其时为西方的古希腊文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以“智慧”为信仰的一类人——哲学家——开始产生。他们的思考范围由原始人类关注的与生村息息相关的世界——姑且称之为“生存世界”——转向了更大的范畴——宇宙。他们开始探索万物的本源,得出的结论看似五花八门实则惊人相似:伊奥尼亚和爱非斯的哲学家们依据水、气、火等物质形态提出了不同的宇宙构成图式,而毕答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认为宇宙的始基是一种抽象物质如数,中国的道家更是创出了玄乎其玄的“道”……从他们提出的构成始基可看出他们都认为世界是由一种或几种物质或抽象理性构成,即一切都源于唯一或唯几的根系。在西方自然哲学家之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以认识自己为生命理念的智者——苏格拉底,其弟子柏拉图又出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理念先与现实世界的一切而存在,而到了亚里斯多德则转向了:实物本身包含着本质,他认为离开单一的普遍是不存在的。可以说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人类的总思路基本是:自然——社会——自然,天道——人道——天道,用典型人物表示即:泰勒士——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而如何将主体的理性转化为主体的行动,信仰于是在此成为中介且与理性相渗透,只有将理性内化为主体的信仰才有有效的行动,理性信仰终于产生。其根植与人自己的体验,根植与人对自己的思考力,观察力及判断力的信仰的信赖,其本质表明着人们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持有。三然而,人类的理性在繁荣的古希腊罗马氛围中放射出璀璨却短暂的光辉后,迎来了令人诅咒的中世纪。在这个时代,非理性的宗教占绝对的统治地位,甚至农民与市民反对封建宗教制度的行动也是带有“异教”性质。各种宗教几乎统治了整个社会,此时的教育体系、哲学以及文学乃至医学都沦为宗教的奴婢。当时的哲学名为哲学实乃神学。教父学代表德而图良称“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圣奥古斯丁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宣告僧侣权位高于世俗权力;中世纪哲学的基本派别——繁琐的经院哲学形成,它从属于基督教神学,并且完全支配了教学系统,导致那时的教育机构为教堂,教区学校,教师为僧侣,而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推广自己的教义,为信仰提供好处。这个时期的信仰完全是宗教信仰,现在许多人将信仰与宗教等同起来,这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宗教信仰是非理性信仰的一支,除宗教信仰外信仰还包括理性的科学信仰,以及对某种理论体系,如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宗教也许不会消失,也许会,但只要人类存在,信仰就永远不会消失。可以说整个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那个时代的非理性信仰就如“催眠”,这是一场全民的催眠,人民臣服与宗教的权威,他们的思想感觉都由宗教指挥,甚至当他们从催眠中苏醒过来后,他们依然遵从催眠者的示意,虽然他们以为此时是自己在判断。或者如神学家安瑟伦所说:“因为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在此我们看到了宗教信仰带来的漫长而残酷的黑暗,但若将此完全归结为对盲目力量在思想上的软弱抗议与行为上的屈服乞求,完全归结为颠倒和虚妄的人类认识,认为宗教仅有负面价值是错误的。追溯宗教的开端可发现其源泉是人类对死亡的拒绝与恐惧,因此在此基础上人类用信仰的永恒对抗世俗的死亡与消失。所以,宗教的存在有其必然的合理性,它直接而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对宇宙及自身的探索和把握。宗教所反映的人类追求,乃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追求——神与人、灵与肉、生与死、此岸与彼岸、天国与人间、今生与来世、善与恶、美与丑以及形上的、道德的、审美的、价值的……宗教所探索寻求的,都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终极关怀。而对于终极的关怀,是信仰最本质、最内在的和最高级态的特征,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信仰。所以应该肯定宗教的正面价值,肯定真正的宗教徒都曾对世界和人生有过严肃的询问和思考。(注意: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宗教徒”,而不是在整个的政治、文化甚至军事都为宗教所奴役的社会生活的没有思想自由的民众。)宗教把一切可证实与证伪的问题给予哲学与科学,而将既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的问题留给了神,神是一切无法回答的问题的答案,是对终极关怀的关怀。但神的本质是:人造就了神,失落了自我。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还没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在宗教面前,信仰的基本问题——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现在与未来的关系,统统被转化为神与人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非理性信仰时代,理智虽未完全消失却是屈服奴役于非理性,如当时的哲学之于神学。但若将这种信仰从情感压抑的中世纪泥潭拖离出来,置于整个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为人类的情感提供了对象与归宿。人类追求的永恒与自由都不存在于现实中,而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与思维之中。人用以与死亡与困难相抗衡的就是信仰,在信仰中完成了生命的坚固与不可征服。人除了靠理性还依靠情感与精神生存,而后者的力量在许多时候是惊人的。恩格斯甚至给中世纪的信仰以这样的评价:“中世纪的强烈信仰无疑地赋予这整个时代以巨大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处于不自觉的萌芽状态。”可见在任何一个时代,信仰中的非理性成分所聚集的力量提供给人类情感的慰藉与满足是巨大的,这是任何理性所无法代替的。而事实上,信仰从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这就需要将信仰的非理性与非理性的信仰区分开来。可以说非理性的信仰的本质是没有怀疑、也拒绝怀疑,它的“相信”不是建立在以事实为基础的真理上,而是建立在没有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盲目忠诚的基础上。而信仰的非理性则是信仰的本质,倘若离开了非理性成分,可以说是无信仰可言的。因此,我们不提倡将信仰异化的非理性信仰,但要坚持信仰中的非理性成分。四在终于走过了中世纪的漫漫黑夜后,人类应来了理性张扬的新时代——以文艺复兴作为序幕的近代。可以说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西方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是西方社会走向近代的两大变革。近代文化的氛围完全可以用“理性的文化”来概括。以狄德罗为首的法国哲学家以惊人的毅力编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对人类的一切文化成就作了理性的总结。笛卡儿的 “我思故我在”更始从哲学层面奠定了理性对人类文化的控制地位。紧接着德国出现了大批理性哲学家,代表人物为黑格尔。正如中世纪文化被神学统治了一样,近代文化被理性驾驭了。作为文艺复兴时代新的思想体系与文化特征的人文主义深刻地发现了人的理性,他们对宗教持否定态度,并用古典文化对抗经院哲学。理性思维使人文主义者敢于大胆怀疑,大胆否定,甚至是对被教会奉为权威、使天主教的基本教义神化的亚里斯多德理论。逐渐,一种怀疑、反思批判意识和以具体的经验事实与严谨的逻辑推理代替似是而非的经院思辩,以明晰的自然定律代替神秘的宗教启示的理性主义精神开始产生了。在当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看来,所谓理性就是合乎自然和人性的原则,人类就是理性的动物,人们具有用理性判断事物的能力,理性支配着人们的一切活动,一切奇迹的产生当归功于人类的理性。他们甚至将理性绝对化起来,将其说成是出自抽象的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类固有的,他们把理性作为评判、衡量一切的尺度,认为理性是人类唯一的朋友,宗教狂热与迷信是人类永恒的敌人,只有依靠理性才能摆脱偏见,改造社会;决定世间事物的最高依据不是圣经而是理性,不合乎理性的东西,包括上帝都没有存在的权利。理性成为那个时代的指导思想。在理性高扬的时代,人们如在中世纪排斥理性般地排斥信仰,几乎所有崇尚理性的哲学家,无一不或轻或重地把理性与信仰对立起来。人们为了确立自己的理性和知识地位,改变其长期被上帝奴役的命运曾付出过惨痛的代价,这些代价曾使人们把信仰作为与理性丝毫不能相容的东西排斥在理性大门之外,而事实上,无论人类的理性创造出多么光辉的成就,它都是在一种信仰的支撑下取得的。而所谓理性信仰,是指一种认为人类理性和信仰可以统一起来的信仰观。弗洛姆说:“理性信仰是基于在理性和情感的生产性活动中所产生的坚定信念。”理性信仰,不是把理性作为信仰的对象,而是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持有。五自从文艺复兴重燃了人类理性之火,这火就沿着近代文明蔓延开去,一时间,科学、哲学、史学、文学、法学都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尤其近代科学技术所体现的勇猛不可阻挡之势,更将理性推崇到了另人不可逼视的高度。理性成一种历史潮流不断向前涌进!但当一切轰烈进行到十九世界末叶时,空前的危机出现了。高科技的战争给人列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经济危机爆发……人们曾信仰的唯一真理——理性遭到了怀疑。而上帝在这个时候,也惨遭屠杀。一个激情狂妄的德国老头——尼采——站出来大吼一声:“上帝死了!”于是人们长久以来赖以支撑的精神大厦楼柱轰然坍塌。其实在尼采宣布上帝死讯之前,另一位温文而雅的德国人——康德已亲手杀死了上帝。他从人类理性或科学认识的角度毫不留情地杀死了上帝,却又用情感重建起那个被他用理智推翻的东西。因为他发现了上帝是人类信仰的宿营地,上帝死后人将魂无所依,于是他重新给信仰留出了地盘,“老兰培一定要有一个上帝,否则这个可怜的人就不能幸福——但人生在世界上应当享有幸福——实践的理性这样说——我倒没有关系——那么实践的理性也无妨保证上帝的存在”。于是,在上帝死亡,而理性带来的灾难比比皆是的情况下,人类感到了对现实与理想的双重困惑与否定。客观社会存在与评判体系的和谐被破坏,类与个体的关系被割裂,现实无可奈何,未来无法把握,神至高无上的地位被驱逐,理性则无比冰冷。这是一个混乱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大都无所谓信仰,原来的绝对理念不寻在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被颠倒;为了现在,牺牲未来;只求实惠,不要理想;类与个体的关系走向极端,或是个体对类的否定,或是类对个体的否定;人或堕落于伪善与虚无,或绝对服从现实的利害关系……一切都是暂时的、偶然的、变动不居的,自己的命运无法主宰,前途无望,及时行乐的心理开始产生,人们在对传统文化批判、揭露、叛逆的同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又存在迷茫、悲观和盲目。这种思想状态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则是出现了后期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迷茫一代”的文学和现代实用美术;反映在哲学思潮上则主要有存在主义、悲观主义、实用主义、精神分析……信仰危机时代到来了!马斯洛在《人类价值新论》中指出“人们处在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已陷入困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断裂时期”,表现出来即:信仰沦丧、价值颠覆、人们无可相信、一切遁入虚无。海德格尔也曾描述:“就是一个旧的神祗纷纷离去,而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因此它陷入双重的空泛,双重的困境,即神祗离去不再来,将来临的上帝还没出现”。现代人走入了旷漠的荒原,没有了赖以栖息的场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虚无的深渊之中,政治经济行为的无度、教育的无效、理论的无知,使得信仰整体循环对局部中断的制约和克服功能全然丧失,由此导致局部中断扩展为整体中断。处于信仰危机状态时,信仰主题无路可走但又四处寻求出路,或者说信仰的指导作用丧失了,但信仰的抑制作用继续存在。从本质上讲,信仰危机是由文化冲击的外因和社会存在无法自我复制的内因共同造成的,我们不能将其仅归咎于文化的冲击,所以对传统的反思不能仅放在信仰革命的开端予以论述,而应将其列入信仰危机的表现。就信仰发生、成熟、衰亡的宏观过程看,危机是衰亡阶段的必然现象。同时,信仰危机是信仰革命的前奏,危机标志着某一个特定的文化正处于质变的前夜,是旧信仰体系崩溃、新信仰体系尚未确立所必然伴随的痛苦迷茫和普遍失落。但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前景看,人类是永远不会绝望的,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是人类的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信仰革命的本质,乃是今人对前人的信仰行为及其创造物的抛弃和超越。因此,信仰革命的目的,应当在于未来而不是过去。现在许多人面临着宗教信仰的不复存在与绝对理性的冰冷带来的空虚恐慌中,于是想着要重拾宗教信仰而冷却理性,这是荒谬的。宗教的确曾经给人带来过巨大的精神慰藉与满足,但那是在特定的社会机制下特定的产物或者说是历史必然,而当一切进行到以人类的情感与理智都可以判定其不可信时,我们尚存以此为信仰危机解救者的念头,当然是不可行且可笑的。而理性本身也并没有罪恶,它曾为世界“解除魔咒”,这种功劳是永垂千古的。只是当现在人面临着巨大的信仰空缺时出现的慌乱使人们不知道现实的一切该何去何从,于是做了无价值比较的扬弃,这是一种草率。须知现在的无当然不等于最初的无,这种在过度经验后心灵重新面对的空白与最初一无所知的空白是截然不同的。在终于认识了信仰的本质是人的一种非理性成分,它溶入了对人的本质和存在状态的规定中去,而理智是高尚却不是万能的这一切后,我们就了解了非理性的信仰在理智的极限处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它把握着理智把握不了的东西。理智又引领着信仰的方向,所以拯救信仰必须重建理性,只是在高扬理性的同时要正视理性自身的历史局限。一个仅有丰富艺术想象力的人是决不敢直面死亡的,而一个理性的人则愈是清醒愈坑死不瞑目。所以,人惟有通过发展理性寻找一种新的和谐的信仰才能正确而坦然地面对死亡,才能在死亡之外坚定地生活。之后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综观历史发展全局,不难发现我们要建立的信仰其实就是:真理与对真理的追求!这与一直以来的具象信仰略有不同,所有的具象信仰都有某种特定而明确的指向,相对此,“真理”二字就宽泛的让人有些无从把握。而信仰本身是对可能性的确定,是带有强烈的非理性的肯定性的,所以对普遍真理的把握在实施过程中会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我们必须将对一切真理的信仰具体成为某种可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与理想相结合就成为信仰。然而必须明白的是人的理想各不相同,那么是否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信念,一千种信念于是引领了一千种不同的信仰方式?不是!回顾我们的历史可以发现,无论是宗教信仰或是理性主义,都是代表着全民性的大规模的信仰方向。一种正确或是适应社会发展方向的信仰,都是有大众参与的,否则它的力量绝对不至于强大到影响甚至内化为人的生活方式。由此可知,信仰控制实则应归属与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控制形式。那么,重建信仰实际上要做的是重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换而言之,我们应该完成的是社会体系的改革,使其朝着一个自由、和平、公正、超越的方向发展。所以,在新时代中,我们的信仰是真理及对真理的追求。这个信仰外显为建立一个更适合人类健康生存发展的社会体系。虽然这个信仰在现在看来其影响力尚不如风靡的“无信仰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但应该相信人类的潜能如果有足够适当的条件,能够建立起一个自由,和平的社会,这不是乌托邦也不是桃花源,而是一个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所应享有的社会环境。所以,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应该成为清醒者(哪怕仅为少数)的责任与理想,而肩负这份责任与理想,我们就应着手于培育全民的真理信仰,并让这种信仰引领人类创建出一个本应属于我们的生存宇宙!
随着传统宗教复兴、新兴宗教崛起,宗教信仰已成为人们多元化信仰选择之一,宗教升温的现象难免会导致高校学在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中产生迷惑而去追求虚幻的精神寄托的现象。当代的高校学生应该是有理想、有担当的未来希望,其精神价值的走向定将影响到社会的未来发展。大学生对待宗教信仰的问题会影响到其自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更会影响到祖国的未来发展,因此大学生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一、宗教的本质认识人们最初没有宗教观念,宗教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宗教不是本来就有的也不会永久存在。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本质进行了科学的回答,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这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应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客观上是不存在的,是唯心主义世界观。邪教是与宗教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特指以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因此邪教是对宗教的叛逆和反动。虽然从表面上看邪教和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邪教大都打着宗教的旗号掩饰自己,但与宗教在本质上有天壤之别,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着极其消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和宗教都是世界观、认知论、方法论,两者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起源的方法是唯物主义,而宗教认为世界是由某个神或偶像创造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二、党的宗教政策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一种历史现象,是由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制度所决定,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也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会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宗教的基本态度和原则,列宁在新的实践中加以坚持和发展。这些基本态度和原则主要包括:公民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享有平等权利;国家实行政教分离、教育与宗教分离;各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同时,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提出了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的政策。在社会主义时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需要去发展宗教,但是作为神学观念的宗教这一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客观存在并继续对社会发生影响。综上所述,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对立起来,而是要抱着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去对待宗教。如果抱定马克思主义,而否定一切,那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史观和唯物史观了。三、大学生宗教信仰认知分析随着宗教升温现象的凸显,有不少大学生对宗教信仰存在着一定的热情,并已经成为潜在的信众。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动力,而大学生信教这一现象必然会造成潜在的问题。如果个别宗教与社会主义产生对抗,那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未来建设的潜在威胁。马克思说过,宗教的消亡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因此面对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我们要用严肃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大学生在对待宗教信仰的问题上应该结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引导。一是要基于国情,理解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和价值,树立科学信仰的态度,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秉持我们党的政治信仰;二是要分清宗教与邪教的区别,自觉提升科学素质和人文素养,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三是要认清宗教信仰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在以客观正确的态度对待宗教的前提下,也一定不能忘记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因子。不能将封建迷信当作宗教信仰而产生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现象。应学会以辨证的思维摒弃陋俗净化风气。
宗教在救灾、救援过程中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在非典时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在无神论社会,这个传统已经非常深厚了。但是,当人们碰到巨大的灾难、碰见命运的无常的时候,仍然会非常本能地回落到宗教。一个正常的社会,宗教应该担当维持社会基础性秩序的功能,一个社会要有秩序,那秩序的基础就是安顿人的心灵,构建一个精神的秩序。胜任这个职能的,肯定是宗教,可能其他东西也有,但宗教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理性的因素,是在宗教因素之后才可能涉及到的。尤其是发生这种较大灾难的时刻,宗教的作用会超过所有的世俗因素,不管是政府,还是一般的民间慈善公益机构。因为,它可以直接触及人的心灵。这次汶川大地震后,我们看到,宗教组织是非常活跃的,只不过我们官方媒体都没有报道,只是报道了一些佛教、基督教组织捐款之类的消息。其实,在救灾现场,活跃着很多宗教组织。我听到比较多的是基督教的一些教会组织,现在仍然活跃在灾区从事救灾工作。面对灾难,宗教可以发挥多重作用,一重作用与一般公益组织相同,提供一些物质性帮助。但是,宗教组织除此之外,还可提供精神上的支援。这一点,不论政府还是民间公益组织都不具备,而对于受灾的民众来说,这却是一个最重要的需求。由此延伸到理论层面,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如何看到宗教和自由社会的关系问题。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对于宗教与自由社会的关系,有非常恰当、精辟的分析。其基本看法是,一个自由社会是不能没有宗教的,离开了宗教的自由社会是不可能的。离开了宗教,自由的秩序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看法被很多声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忽视了。他们恰恰做了与此相反的事情,一门心思摧毁宗教对社会的价值。他们中很多人还在充当社会丑恶势力的帮凶。这是以自由主义之名所从事的非常糟糕、非常阴暗的行径。自由主义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传统,但是,自由主义也有一个黑暗的历史。自由主义试图消解宗教,实际上是把人还原到单纯肉体的层面,是一个物质的存在。这样解释自由主义,最终导致我们生活的世界完全物质主义化。现代性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与此有着深刻的联系,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国历史上,自由主义积极地反对宗教,而这与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异曲同工。在中国,如何看待宗教、如何看待传统,更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面临的完全不同。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19世纪以后才有现在看到的自由主义。西方形成宪政制度,形成一个好社会的基础性秩序的时候,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理念,宪政主义。这套理念在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中被忽视了。英国的宪政主义者跟宗教有一个很复杂的关联,我们也可以看看,美国的立宪者是如何对待宗教的,他们是如何看待一个宗教对宪政秩序的价值。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下面来谈谈儒家或者儒教发挥社会作用的问题。近年来,在救灾的公益活动中,在我们所说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场景里面,儒家的表现大概是比较差的。基督教的表现是最活跃的,其次是佛教,尤其是现在,大陆很多佛教组织学习台湾的人间宗教,积极投身于社会自治事业之中。相对来说,儒家的表现是比较滞后的。这与现在所说的大陆儒家复兴形成了一个反差。一方面自己觉得在复兴,但是,当民众真正需要某些带有宗教情怀的关怀的时候,却看不到儒家的身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儒家的朋友,将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想起两年前,我跟蒋庆在广东开会,争论过儒教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不管是考虑到当下的制度环境,还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儒教都应该走“社会化”的道路。它应该从参与、组织、领导社会自治开始做起。我们处在一个现代社会,尤其是处在中国这么一个具体的制度架构里,你去幻想和君王对话,或者是直接改造君王,既不恰当,也不可能。这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实践当中是不可行的。我觉得唯一可行、而且正当的做法,就是建立一个“人间儒教”,从民众生活的社区、从民众关心的领域开始,组织其具有儒家价值追求的自治组织,儒者在其中充当自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大概是儒家真正可行的一条出路。如果放宽视野,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宪的活动。通过广泛的自治上,比如说儒家办学校,办教育,办社会公益事业,文化事业,艺术事业,就成为社会的一个个治理中心。你已经分享了原本属于国家的部分权力,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权力的一个限制。所以,儒家需要在作为一个宪政秩序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我自己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讨论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我觉得,现代儒家缺乏这么一套东西。像现代新儒家发展了形而上哲学,蒋庆发展了公羊家的政治哲学,在这之外,是不是还需要一套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儒教在现代的这种衰落,社会结构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城市化,乡村生活解体,家族不复存在。这对儒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儒家,或者儒教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在现代大社会中,在我们通常说的开放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也即,在一个血缘关系并不是很重要的社会里面,你的这一套理念、这一套价值的社会依托究竟在哪里?李鸿章讲,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所有诞生于古典时代的高级宗教都曾经面临过这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个挑战最早是基督教遇到的。传统的基督教也是依托在家庭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商业社会发展,是基督教早就面临的挑战。整个教会,从宗教改革开始,一直到罗马教会在当代召开的几次宗教会议,一直都在试图应对这个问题。佛教也是这样的情形。上个世纪初,中国曾经出现过佛学繁荣,可能也是因为面临现代性挑战。而台湾的人间佛教,恐怕就是佛教找到的一个答案,它回答了,在一个现代社会,一个有着3000年或者是2000年传统的宗教,如何找回自己的生命力?我们中国人总认为自己的经历很独特,30年增长以为是奇迹,但其实,现代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或几次这样的奇迹了,还有比中国经济增长更好的奇迹,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甚至苏联。儒家也经常有一种悲怨的心情,认为自己是独家遭遇3000未有的大变局,但实际上,所有的正统宗教、伟大宗教都经历过这样的转折。村子里的宗教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当然是有价值的,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但作为宗教实践是没有出路的。村子里的宗教永远不可能成为高级宗教。这种高级宗教,比如基督教、佛教的出现乃是伟大的神秘事件,基督、孔子、佛陀这种人物是奇迹,因而才能够创造出伟大的教条,具有神秘的吸引力。村子里的宗教永远是低级的。而且,村子里的宗教通常情况下是反宗教的。高级宗教通常要破除这种迷信。历史上,儒家的伟大人物都是要摧毁这些迷信的。你看韩愈,就写过这类文章。正统的儒家是反对村子里的那些迷信的,包括家族中原始崇拜的因素。儒家确实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在汶川大地震就可以看到,在汶川这样一个社会里,似乎没有宗族,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家庭,一个家庭就是父母和孩子,这个时候,你的那套价值依托何处?你必须要找到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组织方式,让儒家的价值理念在那里体现出来。
摘 要: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关键词:宗教公共性;中国传统宗教;当代中国宗教 Abstract:Religion is not hollow but substantial,as an organization to link social this sense,no religion is private or publicity of religion is emphasized here to draw religious groups' notice to public affairs in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to emphasize 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world of social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nvironments of existence,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differ i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status quo,China will not tend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ng state with a “public”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the best policy is mutually adapting,sharing woe and weal and harmoniously getting along. Key Words:publicity of religion;traditional Chinese church;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当前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非常热烈。笔者认为,诸如此论的名称皆是处于不同语境下的思想者为了强调某个具体对象(宗教、哲学、神学)之某种性质(公共性)所使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在特定语境下有其具体的内涵及意义,不能到处套用,而应分析其适用性和限度。 一、公共性与宗教的公共性 对“公共性”和“宗教的公共性”进行反思,首先使笔者联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故事。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在一起讨论哲学。柏拉图鼓吹他的“型相论”(理念论),并使用了“桌子性”(tablehood)和“杯子性”(cuphood)这样的名词。第欧根尼说:“柏拉图,我可以看到桌子和杯子,但我看不到你的桌子性和杯子性。”柏拉图则说:“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可见的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却没有可以用来识别桌子和杯子的本质的理智。”[1]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肯定事物性质的实在,并进而认定事物的性质有独立存在的地位;而第欧根尼否定事物性质的独立自存。我们可以评价说,柏拉图的睿智穿透了事物的表面,达到了对事物性质的一般性认识,但他将事物的性质视为独立自存则是错误的;而第欧根尼认为事物的性质不可能有像实体那样的独立存在,这是对的,但他要是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达到一般性的认识,那么这是错的。 现今学界对“公共性”这个概念的解释相对明晰,而在理解“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时若不联系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就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因为,这世上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完全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又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不能在特殊意义上给自己冠上公共之名,或称自己为公共的呢?重要的不是一般地判断宗教、哲学或神学有无公共性,而在于联系具体对象,判断它在什么范围内、什么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我们在英文辞典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publicity是形容词public的名词形式。Public的释义有两大类,第一大类:(1) 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2) 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3) 从事公共事务、群众娱乐活动、社会服务的。第二大类:(1) 向大众公开的;(2) 众所周知的。[2]我们要注意的是,publicity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它的所指仍旧是事物、对象的某种性质,而不是某种事物和对象。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就此而言,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像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等原则的确立使得宗教团体变得私人化或个人化,乃至于使人们生出这样的幻像——可以有完全私人的宗教或者完全私人的神学。然而,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所谓宗教、哲学、神学的私人化(个人化)只是表示其公共性的削弱,或公共程度的压缩,而非完全丧失。 一般说来,使用公共性字眼的学者想要倡导扩大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但正因为公共性的概念太一般了,乃至于我们必须将它与具体的对象联系起来,方能判断这样的倡导有何意义,而在这里,在何种领域中扩大公共性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不同场景下一般性地倡导宗教公共性的扩大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 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强调基督教及其教会具有的公共性,教会(ecclesia)的本义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open assembly),原本就含有“公共”的意思。启蒙时期以前,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基督教的公共性达到极致,而人民的公共生活受到教会的统治和支配,在教会建制(church institution)中私化(privatised)了。默茨在分析基督教传统的私化时把启蒙时期的教会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视为基督教目前所处困境的根源。他说:“区别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有价值的,但似乎并不能弥补基督教所丧失的公共地位与角色。”[3 ] 新教神学家弗勒斯德尔(Duncan )探讨建立一门公共神学的可能性。他说:“公共神学是一门讨论有关神的神学,它具有指向公共可共享之真理,并参与公共讨论及见证那真理对世上所发生的事之正当性及关怀今日人民与社会所面对的严峻问题。它从所受托的传统提供坚定的信念、挑战和见解,而非寻求共同的表述或重述每人的说法。”[4]这样的呼吁有其特殊用意,其主旨无非是要神学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的改革与建设。 在我看来,这些倡导呼吁公共性的学者们用来解释公共性的那些概念更加值得注意。例如,潘兰特(Raymond Plant)力陈神学本身的公共性,并指出明了神学公共性的关键在于对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理解。他说:“一般与个别的张力位于政治神学的核心。神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学科,试图寻求达到某些一般的关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和行为的真理。而另一方面,政治的社团,他们的信仰和价值是非常专门的和个别的。神的本性(至少在古典有神论中)可以被认为是无时间的,无变化的,而政治总是涉及具体的社团在特定的时间和在特定的地点的生活方式。”[5]17他又说:“神学……怎么能够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呢?政治完全是在一个充满差异的领域中形成的,在其中,不同国家、种族、性别、群体的成员有着不同的、相互之间并不和谐的利益和目标,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得到不同的解释和拥有不同先后秩序。”[5]18这种意思在莫尔特曼那里说得更清楚。他说:“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就使它成为一种公共的神学。它涉及社会的公共事务。它在对基督的期盼的光明中思考什么是神的王国的普遍关怀。”“公共神学不得不与神学的公共相关性发生关系,这种相关性处于基督徒身份的核心处,它关心的是神国莅临在人类历史的公共世界中。”“没有公众的关联性就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反过来说,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就没有公众的关联性。”[6]可见,强调神学的公共性就是强调神学主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就是宗教信仰的公共关联性。 总而言之,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是对传统宗教、哲学、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文化多样化和生活世界科技化的处境中建构或重建宗教、哲学、神学的尝试。二、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性 西方学术界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界有影响。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异,但并不大,而且这些差异的产生并非语词本身引起的混乱,而是由中外学者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所引起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西差距之缩小,这些理解上的差异将会削弱,不会阻碍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 在现代汉语中,“公共性”一词译自英语publicity。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词法上的最大差别就是喜用双字词,少用单字词。与现代汉语词“公共”最接近的古汉语词是“公”。它作为形容词时的现代释义主要有:(1) 公正;(2) 公有(共有);(3) 公开。[7] 中国先秦时代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家、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公平、公正。第一层含义是最主要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就是当然的宗教领袖,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政治统治领域)。 中国古人对宗教的理解也体现出“公”的意思。“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礼”亦与今日“宗教”之内涵重合,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神道设教”更是反映了统治阶级或社会圣贤对宗教公共性的关注。“天”具有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天帝”、“天命”、“天意”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正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是“公”的起源。“天”是至善、至公、至大。“公”作为公平的准则而演变为公共、公益、公道、公正。天命就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 这样一种“公”的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又是社会行为规范;既是宇宙秩序,又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又是宗教崇拜。在这样一种模式的制约下,宗教被纳入公共政治的领域,直接成为统治架构中的组成部分。宗教是一种权力或资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相对于“公”的宗教,那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祭拜私鬼、私建庙宇、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等,被列为公共性的对立面,称之为“私”。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政治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偏狭。[8] 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中国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公”的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用于不同的对象,则派生出多项语义,例如公安、公案、公报、公布、公差、公产、公道、公德、公断、公法、公房、公费、公愤、公告、公海、公函、公家、公开、公款、公理、公立、公例、公粮、公路、公墓、公判、公平、公仆、公然、公审、公事、公诉、公堂、公文、公务、公物、公休、公议、公益、公用、公寓、公园、公约、公债、公正、公职,等等。“公”几乎可以添加于任何“在者”,而无论其是实体,还是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上述辨析表明:西方的“公共”概念和中国古代“公”的概念的含义并不完全对称,但经过长期的交流和发展,现代汉语有足够的表达手段转述publicity的各种含义,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9]相反,倒是这些语词的使用者若是不明了其所指对象的性质,加以滥用或乱用,那么倒是令人困惑的。 三、当代中国宗教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就“公”的主要意义而言,中国的传统宗教并不缺乏公共性,但具体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公共性有程度上的差异。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公”字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宗教的公共性的存在及其表达形式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简要地说来就是大一统的“公”(官)变成分层次的“公”,原先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弱化,公共空间逐步增大。 新中国建国初期,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宗教团体能够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得到初步呈现。宗教事务具有了公共、公开等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注:《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这样的公共性成了宗教在中国社会合法存在的标志和必要条件。 在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宗教的教化功能不再泛化,无所限制,并以社会团体的身份结束了传统公共宗教的发展模式。政府、宗教团体、个人信仰之间的界限得到明确,进而政府与宗教团体各自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得到明确,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10]在这样的宗教制度变迁中,私人信仰取得法律的保障,而宗教团体则消除政府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团体。 这样的社会化将是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中国宗教由此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这样的发展趋势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性(政治性、官性)而言,是私化了,但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公共性(社会性)而言,则是公共化了。政府对宗教由控制转变为依法管理,而宗教团体则自治自理,非行政、非营利、非市场,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任何一种宗教要想正常地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这就需要宗教团体思考把自己的力量主要用于何处。方立天教授指出中国宗教要走文化宗教之路。他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发挥中国宗教文化内在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对中国宗教的要求、时代对中国宗教的要求;同时,这也为中国宗教开辟了广阔的、健康的、良性的发展道路。”[11]我相信,这条路将给中国宗教带来更多的公共性。
摘要:当代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又是一个信仰缺失的国度:上帝不在,孔夫子已远。这是一个尴尬的时代。社会主义,中国,信仰都是非常庞大的概念,想要凭笔者一人之力,再加之本人才疏学浅,更是无法驾弩,故写此小文实为一种冒险行为。限于篇幅、自身条件以及外界种种原因,本人许多问题也只是只能点到为止,不会深究。此外,笔者承认文中部分论点、论据有些须借鉴之处,在前人的肩膀上,我诚惶诚恐,却又心存钦佩与感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我引用的初衷,同时也希望能为传播他们优秀的思想做出一份努力。 关键词:社会主义 信仰 宗教 政治 一、当今社会主义中国的信仰状况初探 (一) 什么是信仰? 这是本文要论述的一个重点问题之一。要讨论社会主义中国也就是当今中国的信仰问题,或者是社会主义、中国、信仰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理当先对社会主义进行诠释,然而出于多年来我国的各种教育,使得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几乎无必要在此深究和赘述。信仰才是我首要阐述的一个问题。 按照马克思理论,信仰可以很轻易的划归为意识形态当中,紧接着又可以让它和宗教捆绑在一起,而宗教又是与唯物论势不两立的。本人所要叙述的信仰也是和宗教紧密相关的,说的直白些,本文所称的信仰主要是指宗教信仰,因为只有宗教才能真正代表一种信仰,信仰宗教才是真正的信仰。当然,为了全面表达出本文的观点,笔者在一定程度上亦会在广泛意义上使用信仰一词,也就是适当扩大信仰的概念,例如: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本文所要讨论的信仰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宗教信仰,这是主要的。二是社会主义信仰,它是一种制度信仰,是一种官方(强制)信仰,准确的说是一种政治信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宗教是人们对于无法解释的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各种现象因为恐惧而产生的一种幻觉,是人类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造成的历史产物,其实这是一种“有罪推定”:先认定宗教是一种“幻觉”,是一种不良产物,进而使用人类有限的思维,再利用一些确凿的证据(生产力低下),推断其假设成立——即宗教“有罪”。宗教是一种信仰,所以按马克思的观点,信仰也是一种幻觉,或者说是一种稳定的幻觉的集合,是人类因为自身渺小、无能、无明而产生的自卑感,并由此“进化”成一种解释不可知物的内在行为。当人类自身渐渐“强大”,不再“渺小”,便可以摆脱宗教,丢弃信仰,完全理性,也就是说在完美的社会形态当中是没有信仰的存在的,也不需要信仰,比如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及推论。 比较是必须的,我们再来看看宗教界人士是怎样谈信仰的:基督教思想集大成者奥古斯丁认为人类(即始祖亚当和夏娃)是完全信仰上帝的,当时的伊甸园毫无疑问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他们这时候的信仰是有神信仰,也是一种“宗教信仰”,是一种健康的信仰。而当始祖因自由意志犯罪堕落,使得整个人类陷于无知无能无明的状态,信仰从此丢失,如果有的话,那也只是信仰自己或者把世界万物(被造物)当成上帝来信仰,这是秩序的颠覆,也是一种错误“幻觉”。后来上帝道成肉身耶酥基督,与世人订立新约,重建人类新的真正的信仰。在这无须多述,笔者也只是比较两种关于信仰的观点。 信仰的另一种表述是中性的,不含阶级意识的。信仰是信念的最高表现形式,它更为抽象和隐秘,对于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而言,它通常是许多信念生发的根源。信仰的本质属性就是超越性,是相对于“此在”的虚拟性的抽象存在。超越的目的就在于到达另一个自我精神满足的地带,这种地带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是一种思想,一种自我解释和对世界的解释,是朦胧和模糊意识之中的火光。一切过于清晰的东西都难以成为信仰,因为它缺乏终极的诱惑力而容易使人满足或疲惫,这就是说,超越性、神秘性往往是信仰的前提。在神秘性上来说,所有的哲学都具有宗教性,而所有的宗教都具有哲学性。 (二)当今中国社会信仰状况概述 当今中国社会的信仰状况,主要是讨论当代中国人有没有信仰?有的话,又有什么信仰?之所以提出这么看似简单的问题,不是因为它简单,恰恰是因为其异常的复杂性。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美国或放到印度,它便没有讨论的必要。但当它被设置到中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却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从字面上看,“中国人没有信仰”这句话显然不对,因为只要有一个中国人有信仰,这句话马上就错了,问题立即变得荒谬。所以,就所讨论的这个问题而言,学界应该是约定俗成地把“中国人”作为一个笼统的、集体的概念提出的,是“以多概全”的说法,而绝不可能是指全部。 首先必须指出,“信仰危机”指的是为集体共有的信仰的危机,而不是具有个人色彩的独特的个人信仰。个人所拥有的集体信仰和个人信仰是不一样的,严格意义上而言,个人信仰不存在“危机”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本文将在“人类信仰的演变轨迹”部分给出详细的阐述。) 当下的中国人普遍没有信仰的观点基本上为多数人认可,但是,历史上的中国人有没有信仰则是争鸣的焦点。这一焦点集中而又具体地表现为:儒家文化(也有人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但这并没有大的不同)是不是中国人的信仰。在肯定的观点中,有的认为儒家可以作为宗教看待,自然是一种信仰;有的认为儒家虽然不是宗教,但作为具有宗教性的文化体系,也是中国人的信仰;持否定观点者则否认把儒家纳入宗教的体系,并且认为,即使具有宗教性,儒家也不是中国人的信仰。应该说,将儒家视为宗教的看法很难成立。 另外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不仅是宗教信仰,而且更广泛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信仰也是没有的,或者说是没有建立!如果可以说真话的话,最起码在我的周围,无论是社会的哪个阶层,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几乎找不到几个。如果这不是事实,谁又能驳斥这样的现实存在。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渐渐步入法治民主的轨道,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有较大的发展,但相当来说,就普遍意义上,中国这片土地并没形成占统治地位的信仰,不论是狭义上的宗教信仰,还是广义上的信仰。无神论不是一种信仰,关于这个论点的证据可以参看关于信仰的概念部分。所以,从这个层面说,中国人(普遍)是没有信仰的。 二、当今社会主义中国信仰缺失状况原因分析 中国人是个很务实的民族,历史上没发生过对某种信仰达到狂热的程度,比如对宗教问题。这部分的应归功于儒家的世俗倾向。“信鬼神而远之”,充分体现了孔子这位东方哲人的睿智与深沉。而文革却使中国人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当那一切最后都变成了“水中月,镜中花”时,出现信仰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认为我国即将进人公私对半的“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社会,进而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长期存在的必要性产生。宣传和教育工作,势必会加深社会信仰危机的程度。 从理论宣传教育的, 要想重建新的信仰体系,有必要先来分析导致信仰危机的原因。我们以为,信仰危机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传统思想体系瓦解,新的信仰体系未建立 我们暂且认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仰体系主要因自两个方面的传统:一是传统文化信仰,二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主义信仰(以下称作“主义信仰”)。前种信仰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受到猛烈冲击,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它已几乎被彻底击溃,而最终获得胜利的则是主义信仰,遗憾的是这种主义信仰在当代的中国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知道,传统的东西尤其是表现为社会文化的传统绝不会轻易死亡,而是内含着一种历史惯性。由此,尽管在某些特定时期,它们可能因为受到暂时的压抑而削弱其影响,但其历史惯性将导致其必将在后续社会中产生持续作用,这可称作“历史惯性的作用”。对此,我们在分析国人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时曾做过分析,时至今日的社会现实已经足以证明了这一点:传统思想的回光反照不但表现在不少普通平民那里,甚至一些学者和“士人”也大有张扬“国学”以求再生的心态和行为。 但我们认为,以上这种传统无论怎样地回光反照,也不可能在对当代社会信仰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至今它已经遭受了三次打击,元气大伤: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二是五四运动,三是新中国运作这些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产生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所以,我们这里更关注第二种信仰传统(主义信仰)在当代所产生的另种相反的作用——“历史惯性的反作用”:对此种信仰的强调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反而会伤害这种信仰本身。 所以,面对今天的社会现实,那种试图依靠单一信仰来“统治”人类思想和心灵,以及那种试图单纯地通过思想教育就能用大公无私的崇高信仰来提升已经回落了的道德素质的任何做法(哪怕是想法),也许根本就是“缘木求鱼”,要么就是得过且过、自我陶醉。 (二)改革政策的不配套导致“主义信仰”丧失 任何一种全方位的社会改革,必然存在不同政策、不同领域之次序的先后和步调的差异,必然存在新旧两种体制混合运行的情况。由于两种体制具有各自不同的运行规律和内在逻辑,就难免产生一些两不遵循的“真空”地带,导致社会成员处在无是非评判标准、无行为规范可循的心理失衡状态。这一点,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社会改革的必然逻辑,无可厚非。 然而,我们的现实中却突出地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不配套;二是缺乏对改革的统筹谋划(既表现在改革理论上,也表现在改革措施上);三是社会所推崇的信仰与社会现实不配套。结果,经济体制改革孤军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维艰;经济上私有化和自由化,政治上却依然要四个坚持;主观上打击腐败,客观上却又为腐败的滋长提供养分;一方面号召“五讲四美”,另方面却又给唯利是图提供便利。纵观现时代,在我们所反对的对象中总可以找寻到我们所提倡的对象的影子,反之亦然。 还必须注意到,在我们的改革进程中,大众传媒曾一度出现模糊导向,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失控,以至一度出现价值评价的颠倒和是非观念的混乱,出现淡化主旋律、过分宣传“贵族生活”、轻视文化、不要文化、抛弃文化的现象。这必将对国民精神、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等产生不利影响。值得指出,当代各种思潮也对信仰危机也有推波助澜之效,但它所负的责任却远不如以上两个方面:与其说各种思潮的泛滥是信仰危机的原因,倒不如说是信仰危机的结果。 三、当今中国社会信仰缺失造成的影响 (一) 对社会主义的影响 在此,我们有必要把信仰的含义扩大化,即不仅局限于宗教。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追求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信仰”。但问题是,当代中国还有这种广泛意义上的信仰吗?我们在又可以用到上文已经叙述过的话:如果可以说真话的话,最起码在我的周围,无论是社会的哪个阶层,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几乎找不到几个。如果这不是事实,谁又能驳斥这样的现实存在。自改革开放以降,共产主义这种信仰便在某种意义上上死亡了(当然不排除它死而重生即重建的可能),但在短期可预见的时期内是无法实现的。把中国共产党党章用形象的话解说就是:共产主义是我们的一个梦想,是我们最后要建立的“理想国”和乌托邦。只是那具体的时间还无法知道。 真正的社会主义无疑是美好的,是每个人都向往的。这里就要澄清一点,中国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前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假社会主义,或先天不足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搞臭了,因为老百姓很直观的看:“哦,这就是社会主义?这写国家都很穷啊,还是资本主义好,你看人家多有钱,多民主。”如果硬要说,只由欧美一部份强国基本具备了迈向社会主义的一些必备条件。而实现社会主义三步能过于急躁的,我们要坚持的是我们一直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像我们现在最失败的莫过于对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作社会主义大加宣传,还有什么经常讲体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些空口号说的越多,人们对社会主义就越失望,社会主义就这样?就这水平?要知道,真是情况是中国的这种社会主义优越性还远远比不上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社会福利,生活水准,还是国家实力等等。正是这些中国=社会主义宣传,空洞浮夸的口号掩盖了真正社会主义的许多先进方面,使意识形态本就十分落后的中国人民更加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从而在与资本注意的直接对比中得出对社会主义失望的结论,从而产生社会主义信仰的危机,中国下一步走难以预料! (二)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首先,信仰是一种人的思想“行为”,对思想影响是极其深刻的。由于信仰具有超越性,所以因为这超越性,信仰才从变化无穷的世间万象和人类意识中作为某种稳定的、持久的意志被抽象出来,指向未来,并在历史的延绵中与推移,不断地通过对自身加以调整,长期地适应岁月的变迁,成为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指南针。信念通常建立在很多实际的需要之上,信仰则不大直接地关注实际,而是通过转化为信念来指导实际行动;信念通常是认识事物的基点、评判事物的标准、非做什么不可的坚决态度,信仰则是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根本准则和行为的最终统帅。 当今中国由于旧的“信仰”(即广泛意义上的儒家思想)崩溃瓦解,而新的信仰(主要指官方倡导的共产主义信仰,亦指宗教信仰)没有建立,导致中国人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在这个特殊的社会制度下产生信仰危机。夹杂着西方各种不良思想畸形盛行,由此必然致使我们自己在思想上一定程度上混乱,道德亦有沦丧的迹象。这与具有5000年的中华文明古国之称谓是极为不相称的。 其次,政治与宗教从来是密不可分的。从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国家形式,我们完全可以窥探出宗教与政治的太多的联系。自宗教改革以来,政教逐渐分离,但这并意味政治完全不受宗教信仰的影响。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无不例外都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人可以否认基督教文明对西方社会的重大而又深刻的影响,就像没有人可以否认儒家思想对古代中华文明的影响! 当代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我们似乎看不到宗教(信仰)对这个国家尤其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层面有任何影响,亲身感受到的、看到的只是宪法中对宗教信仰的规定,还有各个层次的教科书上对宗教信仰近乎教条的解说,所以在当代中国似乎只有政治在影响(统治支配)着信仰,而信仰对政治似乎不起任何反作用。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反作用的论断的!任何走向极端的行为都是愚蠢而又危险的。 如果我们可以把眼光看远点的话,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的单向作用。马克思的基本哲学是值得学习研究的——反作用永远存在。从中国宪法与中国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矛盾:宪法文本中宣布的信仰自由与现实中的信仰禁锢(不自由)。产生这个矛盾的原因,本人是这样推断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个在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国家属性,必然要求在整个社会中推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无神论“信仰”、唯物论“信仰”,并进而在国家的各层面的教育、媒体等众多方面加以贯彻与巩固!这也几乎限制和断送了其他信仰的发展,也就是宗教信仰。在事实上剥夺了人民信仰自由的权利,按照宪法理论来说,这是对宪法的无形修改,甚至可以说是实际意义上的违宪。另外一个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又必须是民主文明多元化的国家,这就要求其宪法明文规定信仰自由!从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法律文本中的信仰自由与现实中的信仰不自由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矛盾如果得不得解决,紧接着唯有冲突的降临,冲突带来的只能是双方利益的损益!就如基督教里一首歌曲唱到:“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这简单的一句话,又蕴涵着多少的潜台词了?这就是(宗教)信仰的反作用,也就是对中国政治现在或将来潜在的影响。 信仰的缺失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例如,对民族稳定、社会团结、文化发展(精神文明、历史遗产、社会艺术)、法治建设、道德教化、经济发展、国际交流、国家廉正建设等等微观与宏观方面,不一而足。 四、社会主义中国信仰问题的解决方法 众所周知,这个解决方法的实施在当前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又是一个几近乌托邦的梦想。它不是一个人所能设计的、一个政府所能完成的,尤其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这似乎接近一个未知,解决未知的方法,只有时间,让其成为历史,或许我们还可以用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来解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 大概这是唯一的方法。 哈蔓德•J•泊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笔者冒昧模仿一句: 社会主义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有。 是为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