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古埃及出土的木乃伊，就可以发现头颅的手术痕迹。而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也就已经从战争、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外科的实践经验。现代外科学开创于19世纪末，起先经常由受过培训的理发师代理执行手术——即所谓的“医疗理发师”（barbersurgeon），
因此在今天的许多英联邦国家外科医师被称呼为“先生”（Mister）而不是“医生”（Doctor）。在20世纪初，随着消毒、麻醉、止血、输血等技术的产生和进步，现代外科学得以逐渐深化及完善。现代外科学奠基于是19世纪40年代，先后解决了手术疼痛、伤口感染和止血、输血等问题。
扩展资料
（一）损伤
由暴力或其他致伤因子引起的人体组织破坏，例如内脏破裂、骨折、烧伤等，多需要手术或其他外科处理，以修复组织和恢复功能。
（二）感染
致病的微生物或寄生虫侵袭人体，导致组织、器官的损害、破坏、发生坏死和脓肿，这类局限的感染病灶适宜于手术治疗，例如坏疽阑尾的切除、肝脓肿的切开引流等。
（三）肿瘤
绝大多数的肿瘤需要手术处理。良性肿瘤切除有良好的疗效；对恶性肿瘤，手术能达到根治、延长生存时间或者缓解症状的效果。
（四）畸形
先天性畸形，例如唇裂腭裂、先天性心脏病、肛管直肠闭锁等，均需施行手术治疗。后天性畸形，例如烧伤后瘢痕挛缩，也多需手术整复，以恢复功能和改善外观。
国际神经外科从初创至今，历经100多年沧桑岁月，从手术操作发展历程，大致可分成下面几个时期：即大体神经外科时期、显微神经外科时期和迈向微侵袭(微创)神经外科时期，是国际神经外科承前启后，紧密联系，逐步深化和提高的三个发展时期。
神经外科是以手术为主要手段，医治中枢神经系统(脑、脊髓)、周围神经系统和植物神经系统疾病的一门临床外科专科。
采用外科学方法研究神经系统疾病外科治疗的概念，得益于早期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和实验外科学等基础医学的成就，特别是脑功能定位学说、临床神经系统检查、无菌术和麻醉术的创立，对神经系统疾病的外科治疗有了希望和科学依据。
在19世纪后期，许多国家的普外科医生，如英国的MacEwen W(1848-1936)和Horsley V(1857-1916)，美国的Weir RF(1838-1927)和Frazier Ch H(1870-1930)，以及德国的Krause F(1856-1937)等，先后做过颅内肿瘤、脑脓肿、癫痫、脊髓压迫症和疼痛手术。
当时并没有真正独立的神经外科，病例不多，且因手术器械原始，手术技术尚不成熟，麻醉安全度差，又缺乏有效抗感染、抗脑水肿和颅内高压的措施，当时手术死亡率很高，如1888年Starr A报道84例脑瘤手术，大脑半球脑瘤和小脑半球脑瘤的死亡率分别为50%和80%， 但这些早期工作却为神经外科的初创奠定了基石。
神经外科虽起源于英国,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展现给世人，却发生在19世纪初期的美国。
当时美国有一批杰出的外科医生致力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外科治疗。
在当时手术器材落后，手术经验不足，缺乏良好麻醉和有效控制脑水肿和颅内感染措施等条件下，都从不同方面做出过卓越贡献。
在神经外科初创时代，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主要利用脑功能定位学说结合神经系统检查做出定位诊断。
Schuller A(奥地利)于1895年首先用颅骨X线的改变来描述颅骨Schuller氏病变，此后其他学者相继从颅骨平片的蝶鞍形态改变、骨质破坏和增生、钙化、内听道扩大等, 提供辅助诊断依据。
Dandy于1917-1919年先后发明的脑室与气脑造影, 是对神经外科诊断技术的巨大贡献。
根据脑室形状、位置、大小，和蛛网膜下腔形态的变化，使颅内病变的定位有了影像学依据。
19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国外神经外科进入成熟和快速发展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伤救治，加速了这一时期的发展。
在前苏联、欧洲、北美、日本和拉美，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神经外科，不少国家还成立了神经外科学会或神经外科医师协会，创立专门的神经外科研究机构。
1947年Spiegel和Wycis设计制造立体定向仪并成功应用于临床, 为帕金森氏病等锥体外系疾病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后来Leksell(1949)又改良为立方体支架，直角坐标，导向器呈半弧形，取球面坐标，成为广泛应用的立体定向仪之一。
抗生素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应用，麻醉技术的进展, 气管内插管麻醉的应用和麻醉新药不断出现等，大大增加了手术的安全性, 减少了术后并发症。
同时, 放射性同位素示踪脑扫描、经颅A型超声、经肱动脉和经股动脉插管颅内血管造影等相继用于颅脑疾患的诊断, 对提高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率，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60年代初手术显微镜引入神经外科, 因显微镜有良好的照明, 清晰度高，术野内病变组织和邻近结构放大，加上配合使用双极电凝器、显微手术器械、激光刀、超声吸引等，使手术精确度和准确性更好，损伤邻近重要结构的机会减少，手术治疗效果显著提高，手术并发症和手术死、残率明显降低。
由于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具有上述优越性，很快受到神经外科医生重视，神经外科手术由肉眼下、眼镜式放大镜下手术，进入显微神经外科时代。
并在西方发达国家被普遍接受，应用逐步扩大到几乎所有神经外科手术，如颅内动脉瘤、动静脉畸形、血管重建手术、脑室内肿瘤、鞍区肿瘤、颅底肿瘤、以及过去认为属于手术禁区的脑干肿瘤和脊髓内肿瘤等。
60年代以后，许多神经外科医生致力于显微神经外科技术、显微器械和颅内显微解剖的研究，并发表了有关显微神经外科的专著。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新技术、新材料不断涌现，尤其是进入信息时代以来，由计算机辅助的先进仪器日新月异。
1970年Hounsfield发明电子计算机辅助X线体层扫描(CT)，1972年临床应用成功，1973年英国放射学杂志即正式报道，认为CT是自伦琴发现X射线以来放射诊断学上的一次划时代飞跃。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高、精、新医疗仪器日新月异，大大促进了神经外科技术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
自第一代头颅CT问世和1974年全身CT设计成功，到90年代短短20年，即先后设计出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单光子断层扫描(SPECT)、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第三代CT和螺旋CT，近年高磁场MR()相继出现，使影像质量大大提高，CT血管造影(CTA)、磁共振血管造影(MRA)，几乎可与DSA相媲美；立体定向仪和内窥镜的改良和完善，与其配套的手术器械的研制和使用；在Seldinger股动脉插管造影基础上，1975年Djindjin发展为超选血管造影术，微导管的改进，各种栓塞材料如生物凝胶、机械可脱微弹簧圈(MDC)、电解可脱式铂金微弹簧圈(GDC)的问世，大大推进了介入血管造影和血管内治疗技术； γ-刀和X-刀的出现和应用等等。
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治方法有了更大发展和提高，除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外, 神经外科的治疗手段有了更多选择。
如脑动静脉畸形和动脉瘤可采用血管内栓塞达到治愈，MDC 和GDC适用于动脉瘤破裂急性期治疗, 颈内动脉狭窄可以用血管内支架达到治愈；脑室内病变、某些脑深部肿瘤和脊髓疾病、脑内血肿或脓肿等，可在硬质镜或纤维内窥镜下, 通过特殊器械或激光治疗； 脑深部核团损毁时，在立体定向仪和微电极引导下，耙点损毁更加精确；采用γ-刀和X-刀可在无痛、无血、无创下治疗某些小型颅内肿瘤、血管畸形和功能性疾病等。
随着新仪器和新技术的应用，血管内神经外科、内窥镜神经外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立体定向放射神经外科等亦应运而生。
近年影像引导手术导航系统和手术机器人的应用，使神经外科手术日益精细和微创。
“1992年年初，我们从国外的一些资料、文献上知道有这种技术，但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还不高，想开展这项工作，困难重重。”仅一个缝合切割器就要两千多元人民币，这让当时工资才一百多块的王俊感觉有点遥不可及。“之后我们只能查阅大量文献，从理论知识上加强对这项技术的了解。后来我们尝试着和美国开展这项技术的专家联系，他们最终同意免费支持我们使用这项新技术，并亲自到中国指导我们做手术，同时还提供手术必须的一些昂贵器械。”王俊至今仍感叹这来之不易的机会。1992年10月，在美国专家指导下，王俊在北大医院成功开展了我国第一例胸腔镜手术，这是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胸外科微创手术，标志着中国胸外科微创技术的诞生。美国专家走后，王俊又开始着手研究和试验腔镜技术在各个胸外科手术中的应用。如今，将近20年过去了，胸腔镜手术也已从当初只能做肺大泡等简单胸外科手术，可以常规完成早期肺癌的肺叶切除加淋巴结清扫术、食管癌根治手术、胸腺瘤切除术等高难度手术，成为胸外科临床手术中最常用的成熟技术之一。 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走了将近60年，这60年，我国的医疗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医学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最大限度减少病人创伤”的微创治疗在我国外科各个领域遍地开花。
早在古埃及出土的木乃伊，就可以发现头颅的手术痕迹。而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也就已经从战争、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外科的实践经验。现代外科学开创于19世纪末，起先经常由受过培训的理发师代理执行手术——即所谓的“医疗理发师”（barbersurgeon），
因此在今天的许多英联邦国家外科医师被称呼为“先生”（Mister）而不是“医生”（Doctor）。在20世纪初，随着消毒、麻醉、止血、输血等技术的产生和进步，现代外科学得以逐渐深化及完善。现代外科学奠基于是19世纪40年代，先后解决了手术疼痛、伤口感染和止血、输血等问题。
扩展资料
（一）损伤
由暴力或其他致伤因子引起的人体组织破坏，例如内脏破裂、骨折、烧伤等，多需要手术或其他外科处理，以修复组织和恢复功能。
（二）感染
致病的微生物或寄生虫侵袭人体，导致组织、器官的损害、破坏、发生坏死和脓肿，这类局限的感染病灶适宜于手术治疗，例如坏疽阑尾的切除、肝脓肿的切开引流等。
（三）肿瘤
绝大多数的肿瘤需要手术处理。良性肿瘤切除有良好的疗效；对恶性肿瘤，手术能达到根治、延长生存时间或者缓解症状的效果。
（四）畸形
先天性畸形，例如唇裂腭裂、先天性心脏病、肛管直肠闭锁等，均需施行手术治疗。后天性畸形，例如烧伤后瘢痕挛缩，也多需手术整复，以恢复功能和改善外观。
外科手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随着时代的进化，外科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外科学的发展又带动了无菌法和消毒法的发展。到了19世纪，麻醉学诞生，首例麻醉下的手术诞生于1846年的美国一位齿科医生。尽管当时的场地设在图书馆的教室内，尽管没有一个人身着白大衣，但是这的确揭开了手术室历史的序幕。手术室的进化 第一代手术室我们称之为创世纪简易型手术室。医学在进步，1886年，细菌学的发达、蒸气灭菌法诞生；1887年，手术时的洗手法成立；1897年，手术时开始使用口罩；1898年，开始使用手术衣，至今均已有100年以上的历史。20世纪的欧洲，医院分散的各个病房内，开始各自配置相关的手术室，手术室开始进入了第二代，我们称之为分散型手术室（Pavilion Type）。1937年，召开了法国巴黎万国博览会，现代模式的手术室在那个时期正式创立。20世纪中期，病房开始集中化，手术室也进入了第三个时代：集中型手术室（Central Type OPR）。1955年，日本东京大学集中型中心手术部正式开设，揭开了日本集中型手术室的帷幕；1963年，中央供应型手术室平面布局在美国诞生；1966年，世界上第一间层流洁净手术室在美国的巴顿纪念医院设立；1969年，英国卫生部推荐的手术室平面布局，就是今天被广泛使用的污物回收型的雏形。今天我们跨入了新的世纪，医学的飞跃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医疗环境，第四代手术室开始步入了我们的时代。
“1992年年初，我们从国外的一些资料、文献上知道有这种技术，但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还不高，想开展这项工作，困难重重。”仅一个缝合切割器就要两千多元人民币，这让当时工资才一百多块的王俊感觉有点遥不可及。“之后我们只能查阅大量文献，从理论知识上加强对这项技术的了解。后来我们尝试着和美国开展这项技术的专家联系，他们最终同意免费支持我们使用这项新技术，并亲自到中国指导我们做手术，同时还提供手术必须的一些昂贵器械。”王俊至今仍感叹这来之不易的机会。1992年10月，在美国专家指导下，王俊在北大医院成功开展了我国第一例胸腔镜手术，这是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胸外科微创手术，标志着中国胸外科微创技术的诞生。美国专家走后，王俊又开始着手研究和试验腔镜技术在各个胸外科手术中的应用。如今，将近20年过去了，胸腔镜手术也已从当初只能做肺大泡等简单胸外科手术，可以常规完成早期肺癌的肺叶切除加淋巴结清扫术、食管癌根治手术、胸腺瘤切除术等高难度手术，成为胸外科临床手术中最常用的成熟技术之一。 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走了将近60年，这60年，我国的医疗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医学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最大限度减少病人创伤”的微创治疗在我国外科各个领域遍地开花。
早在古埃及出土的木乃伊，就可以发现头颅的手术痕迹。而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也就已经从战争、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外科的实践经验。现代外科学开创于19世纪末，起先经常由受过培训的理发师代理执行手术——即所谓的“医疗理发师”（barbersurgeon），
因此在今天的许多英联邦国家外科医师被称呼为“先生”（Mister）而不是“医生”（Doctor）。在20世纪初，随着消毒、麻醉、止血、输血等技术的产生和进步，现代外科学得以逐渐深化及完善。现代外科学奠基于是19世纪40年代，先后解决了手术疼痛、伤口感染和止血、输血等问题。
扩展资料
（一）损伤
由暴力或其他致伤因子引起的人体组织破坏，例如内脏破裂、骨折、烧伤等，多需要手术或其他外科处理，以修复组织和恢复功能。
（二）感染
致病的微生物或寄生虫侵袭人体，导致组织、器官的损害、破坏、发生坏死和脓肿，这类局限的感染病灶适宜于手术治疗，例如坏疽阑尾的切除、肝脓肿的切开引流等。
（三）肿瘤
绝大多数的肿瘤需要手术处理。良性肿瘤切除有良好的疗效；对恶性肿瘤，手术能达到根治、延长生存时间或者缓解症状的效果。
（四）畸形
先天性畸形，例如唇裂腭裂、先天性心脏病、肛管直肠闭锁等，均需施行手术治疗。后天性畸形，例如烧伤后瘢痕挛缩，也多需手术整复，以恢复功能和改善外观。
国际神经外科从初创至今，历经100多年沧桑岁月，从手术操作发展历程，大致可分成下面几个时期：即大体神经外科时期、显微神经外科时期和迈向微侵袭(微创)神经外科时期，是国际神经外科承前启后，紧密联系，逐步深化和提高的三个发展时期。
神经外科是以手术为主要手段，医治中枢神经系统(脑、脊髓)、周围神经系统和植物神经系统疾病的一门临床外科专科。
采用外科学方法研究神经系统疾病外科治疗的概念，得益于早期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和实验外科学等基础医学的成就，特别是脑功能定位学说、临床神经系统检查、无菌术和麻醉术的创立，对神经系统疾病的外科治疗有了希望和科学依据。
在19世纪后期，许多国家的普外科医生，如英国的MacEwen W(1848-1936)和Horsley V(1857-1916)，美国的Weir RF(1838-1927)和Frazier Ch H(1870-1930)，以及德国的Krause F(1856-1937)等，先后做过颅内肿瘤、脑脓肿、癫痫、脊髓压迫症和疼痛手术。
当时并没有真正独立的神经外科，病例不多，且因手术器械原始，手术技术尚不成熟，麻醉安全度差，又缺乏有效抗感染、抗脑水肿和颅内高压的措施，当时手术死亡率很高，如1888年Starr A报道84例脑瘤手术，大脑半球脑瘤和小脑半球脑瘤的死亡率分别为50%和80%， 但这些早期工作却为神经外科的初创奠定了基石。
神经外科虽起源于英国,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展现给世人，却发生在19世纪初期的美国。
当时美国有一批杰出的外科医生致力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外科治疗。
在当时手术器材落后，手术经验不足，缺乏良好麻醉和有效控制脑水肿和颅内感染措施等条件下，都从不同方面做出过卓越贡献。
在神经外科初创时代，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主要利用脑功能定位学说结合神经系统检查做出定位诊断。
Schuller A(奥地利)于1895年首先用颅骨X线的改变来描述颅骨Schuller氏病变，此后其他学者相继从颅骨平片的蝶鞍形态改变、骨质破坏和增生、钙化、内听道扩大等, 提供辅助诊断依据。
Dandy于1917-1919年先后发明的脑室与气脑造影, 是对神经外科诊断技术的巨大贡献。
根据脑室形状、位置、大小，和蛛网膜下腔形态的变化，使颅内病变的定位有了影像学依据。
19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国外神经外科进入成熟和快速发展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伤救治，加速了这一时期的发展。
在前苏联、欧洲、北美、日本和拉美，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神经外科，不少国家还成立了神经外科学会或神经外科医师协会，创立专门的神经外科研究机构。
1947年Spiegel和Wycis设计制造立体定向仪并成功应用于临床, 为帕金森氏病等锥体外系疾病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后来Leksell(1949)又改良为立方体支架，直角坐标，导向器呈半弧形，取球面坐标，成为广泛应用的立体定向仪之一。
抗生素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应用，麻醉技术的进展, 气管内插管麻醉的应用和麻醉新药不断出现等，大大增加了手术的安全性, 减少了术后并发症。
同时, 放射性同位素示踪脑扫描、经颅A型超声、经肱动脉和经股动脉插管颅内血管造影等相继用于颅脑疾患的诊断, 对提高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率，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60年代初手术显微镜引入神经外科, 因显微镜有良好的照明, 清晰度高，术野内病变组织和邻近结构放大，加上配合使用双极电凝器、显微手术器械、激光刀、超声吸引等，使手术精确度和准确性更好，损伤邻近重要结构的机会减少，手术治疗效果显著提高，手术并发症和手术死、残率明显降低。
由于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具有上述优越性，很快受到神经外科医生重视，神经外科手术由肉眼下、眼镜式放大镜下手术，进入显微神经外科时代。
并在西方发达国家被普遍接受，应用逐步扩大到几乎所有神经外科手术，如颅内动脉瘤、动静脉畸形、血管重建手术、脑室内肿瘤、鞍区肿瘤、颅底肿瘤、以及过去认为属于手术禁区的脑干肿瘤和脊髓内肿瘤等。
60年代以后，许多神经外科医生致力于显微神经外科技术、显微器械和颅内显微解剖的研究，并发表了有关显微神经外科的专著。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新技术、新材料不断涌现，尤其是进入信息时代以来，由计算机辅助的先进仪器日新月异。
1970年Hounsfield发明电子计算机辅助X线体层扫描(CT)，1972年临床应用成功，1973年英国放射学杂志即正式报道，认为CT是自伦琴发现X射线以来放射诊断学上的一次划时代飞跃。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高、精、新医疗仪器日新月异，大大促进了神经外科技术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
自第一代头颅CT问世和1974年全身CT设计成功，到90年代短短20年，即先后设计出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单光子断层扫描(SPECT)、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第三代CT和螺旋CT，近年高磁场MR()相继出现，使影像质量大大提高，CT血管造影(CTA)、磁共振血管造影(MRA)，几乎可与DSA相媲美；立体定向仪和内窥镜的改良和完善，与其配套的手术器械的研制和使用；在Seldinger股动脉插管造影基础上，1975年Djindjin发展为超选血管造影术，微导管的改进，各种栓塞材料如生物凝胶、机械可脱微弹簧圈(MDC)、电解可脱式铂金微弹簧圈(GDC)的问世，大大推进了介入血管造影和血管内治疗技术； γ-刀和X-刀的出现和应用等等。
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治方法有了更大发展和提高，除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外, 神经外科的治疗手段有了更多选择。
如脑动静脉畸形和动脉瘤可采用血管内栓塞达到治愈，MDC 和GDC适用于动脉瘤破裂急性期治疗, 颈内动脉狭窄可以用血管内支架达到治愈；脑室内病变、某些脑深部肿瘤和脊髓疾病、脑内血肿或脓肿等，可在硬质镜或纤维内窥镜下, 通过特殊器械或激光治疗； 脑深部核团损毁时，在立体定向仪和微电极引导下，耙点损毁更加精确；采用γ-刀和X-刀可在无痛、无血、无创下治疗某些小型颅内肿瘤、血管畸形和功能性疾病等。
随着新仪器和新技术的应用，血管内神经外科、内窥镜神经外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立体定向放射神经外科等亦应运而生。
近年影像引导手术导航系统和手术机器人的应用，使神经外科手术日益精细和微创。
早在古埃及出土的木乃伊，就可以发现头颅的手术痕迹。而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也就已经从战争、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外科的实践经验。现代外科学开创于19世纪末，起先经常由受过培训的理发师代理执行手术——即所谓的“医疗理发师”（barbersurgeon），
因此在今天的许多英联邦国家外科医师被称呼为“先生”（Mister）而不是“医生”（Doctor）。在20世纪初，随着消毒、麻醉、止血、输血等技术的产生和进步，现代外科学得以逐渐深化及完善。现代外科学奠基于是19世纪40年代，先后解决了手术疼痛、伤口感染和止血、输血等问题。
扩展资料
（一）损伤
由暴力或其他致伤因子引起的人体组织破坏，例如内脏破裂、骨折、烧伤等，多需要手术或其他外科处理，以修复组织和恢复功能。
（二）感染
致病的微生物或寄生虫侵袭人体，导致组织、器官的损害、破坏、发生坏死和脓肿，这类局限的感染病灶适宜于手术治疗，例如坏疽阑尾的切除、肝脓肿的切开引流等。
（三）肿瘤
绝大多数的肿瘤需要手术处理。良性肿瘤切除有良好的疗效；对恶性肿瘤，手术能达到根治、延长生存时间或者缓解症状的效果。
（四）畸形
先天性畸形，例如唇裂腭裂、先天性心脏病、肛管直肠闭锁等，均需施行手术治疗。后天性畸形，例如烧伤后瘢痕挛缩，也多需手术整复，以恢复功能和改善外观。
医学外科论文
随着外科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医学知识的不断更新及患者对医疗服务要求的不断增强,培养基本功扎实、职业素质过硬的医学生已经成为了外科教育的重要目标。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医学外科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目的：探讨微课字外科护理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方法：选取20XX年2月至2014年度7月咸宁职业教育学校学习的20XX级护理专业学生70名，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35人。对照组学生接受常规实验教学模式学习，观察组则在此基础上进行微课教学模式，比较两组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实验成绩考核水平，以及对教学效果个人评价的差异。结果：经过一个学期的实验授课，观察组护生的各项实验考核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P<),同时观察组护生对教学评价也明显优于对照组，对教学模式满意程度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结论：微课在学校外科护理实验教学中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可显著提高护生对教学课程的理解，激发学习兴趣，利于提高学生专业基础护理操作水平，并且学生对教学模式的评价更高，值得在学校外科护理实验教学中广泛应用。
关键词： 微课;外科护理;实验教学;
一、引言
外科护理实验教学作为护生在进入临床实习前的一门必修课程，是指导学生对基本操作熟悉以及掌握的关键环节。常规实验教学模式下，由于时间较紧，学生往往难以实现单向操作的熟练掌握，因此加强实践教学力度，提升教学质量显得尤为重要。有研究表明，引入微课教学，可有效提高护理实验教学效率，促进学生的专业水平的提升[1]。为进一步探究微课教学在外科护理实验教学中的的应用价值，选取咸宁职业教育学校的70名同年级护生进行研究，就不同教学模式的效果报道如下。
二、材料和方法
第一，一般资料。选择2015年2月至2015年7月在咸宁职业教育学校进行进行外科护理实验技术操作学习的70名护生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成两组，对照组35名，其中男性6名，女性29名，年龄在20-23岁，平均年龄±岁。观察组35名，其中男性5名，女性30名，年龄在19-23岁，平均年龄±岁。对照组接受常规实验教学模式，观察组在常规教学基础上引入微课教学。每组均配置两名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指导学生学习。两组学生在一般资料上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故有可比性。第二，方法。对照组采用常规教学方式，即根据课程安排由教师讲解示范，并在学生学习操作过程中进行指导。观察组在常规教学基础上引入微课教学，即在教材中副带讲解相应知识的视频，并提供常见操作问题示范事例的视频录像演示，以及各项操作中的主要注意事项以及细节处理的关键。同时构建校园网络课程，观察组护生在课余时间均可登录此平台进行相应视频的观看，并进行教学点评和意见反馈。授课教师适时在平台为学生进行答疑，解释学生的困惑，学生也可将教学视频通过下载至手机等移动设备进行随时观看[2]。第三，观察指标。其一，根据学生在各项实验考核中的成绩评价教学效果，基础操作考试包括导尿术、肌肉注射、静脉注射以及心肺复苏四项。其二，根据两组学生对实验教学的授课的满意度反馈性评价结果，以教学方式是否利于激发学习兴趣、提高专业知识掌握以及促进学习效率并结合课程学习的`个人评价的问卷调查，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第四，统计学方法。选择进行数据统计，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P<为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第一，通过对两组护生的最终实验操作课程考核，可以发现观察组经微课学习后在导尿术、肌肉注射、静脉输液以及心肺复苏等各项考核成绩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符合统计学意义(P<)。第二，通过两组学生对教学满意度的评价，可以发现，微课教学在外科护理教学中学生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经常规实验教学模式，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P<)。
四、讨论
微课教学观念最初是由美国提出，并逐渐推广到全球高校教学中，通过引导学生在线以及移动学习，实现实验教学水平的全面提升[3]。由于微课视频具有小而精的特点，在较短的视频中简明扼要的抓住教学的关键点，利于学生掌握和记忆关键的操作步骤，同时因其可在移动终端播放，越来越受到现代的学生青睐，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传统的课堂授课模式下，对于一些性格较为腼腆的学生而言，不敢上课提问，以及发表个人看法，往往容易错失老师指导的机会，不利于后续学习。通过构建人性化的网络平台，微课提供了较为便捷的师生互动渠道，有利于师生间学术的交流，促进学术的交流[4]。本次研究通过从不同实验教学模式在学生外科护理的教学效果观察，可以发现从实验基础操作考核中，观察组经微课辅助教学的导尿术、肌肉注射等各项考核成绩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P<)，同时观察组护生对教学的满意度()也显著优于于对照组()，学生认同度较高，差异符合统计学意义(P<)。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外科护理实验教学中辅以微课教学，可有效提高学生的实现操作考核成绩，并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自主学习能力，为今后的临床工作打下结实的基础，同时护生对教学满意度较高，增进了学生与教师的沟通交流，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梁乐明,曹俏俏,张宝辉.微课程设计模式研究-基于国内外微课程的对比分析[J].开放教育研究,2013,19(1);65-72.
[2]罗文平,赵惠,刘海波,等.手术病人护理微视频在高职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研究[J].护理研究,2015,29(2):616-617.
[3]李德伟,孙红梅,任恩发.浅谈微课在人体解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临床解剖学杂志,2013,31(4):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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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早在古埃及出土的木乃伊，就可以发现头颅的手术痕迹。而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也就已经从战争、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外科的实践经验。现代外科学开创于19世纪末，起先经常由受过培训的理发师代理执行手术——即所谓的“医疗理发师”（barbersurgeon），
因此在今天的许多英联邦国家外科医师被称呼为“先生”（Mister）而不是“医生”（Doctor）。在20世纪初，随着消毒、麻醉、止血、输血等技术的产生和进步，现代外科学得以逐渐深化及完善。现代外科学奠基于是19世纪40年代，先后解决了手术疼痛、伤口感染和止血、输血等问题。
扩展资料
（一）损伤
由暴力或其他致伤因子引起的人体组织破坏，例如内脏破裂、骨折、烧伤等，多需要手术或其他外科处理，以修复组织和恢复功能。
（二）感染
致病的微生物或寄生虫侵袭人体，导致组织、器官的损害、破坏、发生坏死和脓肿，这类局限的感染病灶适宜于手术治疗，例如坏疽阑尾的切除、肝脓肿的切开引流等。
（三）肿瘤
绝大多数的肿瘤需要手术处理。良性肿瘤切除有良好的疗效；对恶性肿瘤，手术能达到根治、延长生存时间或者缓解症状的效果。
（四）畸形
先天性畸形，例如唇裂腭裂、先天性心脏病、肛管直肠闭锁等，均需施行手术治疗。后天性畸形，例如烧伤后瘢痕挛缩，也多需手术整复，以恢复功能和改善外观。
外科学开创于19世纪末，起先由受过培训的理发师代理执行手术“医疗理发师”，今天英联邦外科医师被称呼为先生而不是医生。20世纪初，随着消毒、麻醉、止血、输血等技术的产生和进步，现代外科学得以逐渐深化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