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辨证论治的概念所谓“辨证”，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对四诊收集到的病情资料进行辨别、分析、综合，判断其证候类型的思维过程。“论治”，又叫施治，是根据辨证分析的结果，来确定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则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所以，辨证论治的过程就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有效指导了临床理法方药的具体应用。(2)症、证、病的概念及其关系症，即症状和体征的总称。证，即证候，是疾病发生和演变过程中某一阶段病理本质的反 映，它以一组相关的症状和体征为依据，不同程度地揭示出患者当前的病机(由病邪、病位、病性、病势等综合而成)。病，即疾病，是在病因作用下，正邪斗争、阴阳失调所引起的具有该病特 定发展规律的病变全过程，具体表现为若干特定的症状和不同阶段前后衔接的证候。症、证、病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症状和体征是辨别证候和诊断疾病的基本要素，证是 疾病某一阶段的反映，病所反映的是疾病的全过程。中医强调辨证，也不忽视辨病，提倡把辨证与辨病结合起来，它既要求去辨别该病全过程的变化规律，又要求去辨别现阶段的证候类型。
辨证与辨病都是认识疾病的思维过程。辨病侧重对贯穿疾病全过程的基本矛盾的认识，是对疾病全过程的总体属性、特征、丶和规律的纵向把握。辩证侧重对疾病当前阶段主要矛盾的把握，是对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病机本质的横向认识。中医学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临床实践强调辨证论治的同时，又要注重辨证与辨病的结合。当疾病发展过程的特征性并不明显时，可先辩证再辨病。先通过该病当时的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辨析出当前的证，并给予患者及时有效的治疗，再通过观察病情变化，发现疾病本质，确定“病”。而对于一些难以确诊的病证时，又可通过先“辨病”，再“辩证”。通过辨病，确定病种。根据病的一般发展规律，以判断疾病的病情、病势、转归预后，以缩小辩证范围，确定“证”。
【答案】：辨病与辨证结合，加深了对疾病的认识和对疗效评价的客观性。“病证结合”已成为目前公认的中西医结合诊断和疗效评价模式。西医的辨病能从微观角度了解疾病的病因、病机及病理演变情况，但缺乏整体性和个体化；而中医辨证则能反映小儿患病后的整体状态，但缺乏精确性。比如，同样是小儿肺炎，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个体中体现的中医证型可能是不同的，只有结合中医辨证才可能实现真正个体化的治疗，因此明确患儿所患疾病以及疾病的中医证型是同样重要的，它是制订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的前提和关键，西医辨病和中医辨证的较好结合，使中西医治疗手段的结合成为可能。
辨证与辨病都是认识疾病的思维过程。辨病侧重对贯穿疾病全过程的基本矛盾的认识，是对疾病全过程的总体属性、特征、丶和规律的纵向把握。辩证侧重对疾病当前阶段主要矛盾的把握，是对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病机本质的横向认识。中医学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临床实践强调辨证论治的同时，又要注重辨证与辨病的结合。当疾病发展过程的特征性并不明显时，可先辩证再辨病。先通过该病当时的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辨析出当前的证，并给予患者及时有效的治疗，再通过观察病情变化，发现疾病本质，确定“病”。而对于一些难以确诊的病证时，又可通过先“辨病”，再“辩证”。通过辨病，确定病种。根据病的一般发展规律，以判断疾病的病情、病势、转归预后，以缩小辩证范围，确定“证”。
具体的我也不知该怎么说，给个思路吧：大医上可医国......
浅谈病证结合中医教育
病证结合的诊疗模式是在西医传入中国的背景下，中西医相互碰撞、借鉴而逐步形成，本文是关于病证结合中医教育论文。
1辨证论治概述及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辨证就是依据四诊所获资料，运用八纲、脏腑、六经、卫气营血等中医理论，辨明疾病发生的原因、部位、性质及邪正之间的关系，即证候。证候能综合反映疾病发生的病因和病机、部位和范围、邪正的态势、病变的性质、病变的类型和机能异常的特点，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论治就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立相应的治疗法则。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也是对辨证是否正确的检验。刘平等认为这种证候病机理论建立在中国传统整体综合的意象思维基础上，通过对人体表象(自身感受与机体的外在表观信息“象”)的直接观察，取类比象，分析归纳出意象病理、病机模型;偏重于对机体整体功能反应状态的认识和把握，是对疾病过程中患病机体综合反应状态整体性病态特征“(意”)的概括性描述，以“证候病机”为主要表述形式，具有整体病理概念的优势特点;治疗的目标是改善或消除患者的整体异常反应状态。辨证论治在宏观、定性、动态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但在微观、定量、静态方面有所不足;更倾向于主观，缺少相对客观的标准;对病情的观察过于依赖患者的感受和外在表现，缺乏内在病理变化的判断;对疾病的发展和预后缺乏系统的评价与判断。笔者在为西医院校学生讲述八纲辨证、脏腑辨证、中医内科等内容时，学生普遍反映理论较为粗糙，逻辑不甚严密，概念较为模糊，内容难以理解，主要靠死记硬背。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课时较少，基础薄弱。辨证需要扎实的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的相关知识，一般中医院校的学生在此之前都经过了超过100学时的系统学习，而笔者所在学校中医学基础的总课时为57学时，有关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的课时只有10学时，如此短的时间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也就显而易见。
2)中西医学理论和诊疗方式的差异。学员在接触中医之前，已基本完成了医学基础课的学习，现代医学关于解剖、生理、病理、疾病的概念已在学生头脑中基本形成并已巩固，其以物质为基础，采用明确定性、精确定量的方式，因相对客观、因果明确而易于学习和接受;中医理论较为朴素，多采用取类比象、分析归纳的方法，诊疗所关注的是疾病过程中机体综合反应的“象”，具有相对抽象、主观性强、缺乏定量的特点，不易学习和掌握。
3)对中医辨证的认同感较差。在讲述中医内科时，经常会有学员就辨证论治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比如“胃脘痛”既可以出现于胃炎、胃溃疡，又可以出现于胃癌，明显两种疾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是截然不同的;有些疾病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无证可辨，如脂肪肝、高脂血症、某些肿瘤早期阶段，但存在远期危害甚至危及生命。这些辨证的不足之处使得学员对中医辨证的认同感较差。基于此，有必要改进目前单一的辨证论治教学内容，使其更加贴近临床，符合医疗实践。
2病证结合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的基本思路
病证结合的诊疗模式是在西医传入中国的背景下，中西医相互碰撞、借鉴而逐步形成的，是传统中医病证结合的进一步发展，并在理论、诊断、治疗等多个层次加以体现。病证结合这种新的诊疗模式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1)病证结合有利于疾病诊断规范化。中医在历史发展中存在重视证、轻视病的问题，许多病是根据主要症状确立，有些则包含了证的属性，相当一部分概念界定不明确，可以说中医对许多疾病的认识、命名缺乏统一的标准;西医对疾病的界定往往较为明确，其内涵综合了病因、症状、理化检查、病理变化等内容，能深入揭示疾病发生、发展及预后的规律，具有客观、明确的优势。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已经成为目前中医诊疗的主要模式，并发展出以病统证、据病分期而辨证、专病专药综合辨证等形式。
2)病证结合有利于治疗疾病和评价疗效。历史上许多医家在模糊病名、把握病机的基础上直接遣方用药，其疗效体现在患者的主观感受和机体对疾病反映的改变上，这一现象大量存在于中医古籍文献中，由此产生同证不同病的治疗没有辨析、疗效评价留于主观表浅不成体系的弊病;而结合辨病有助于加深对疾病的认识，合理弥补辨证治疗的局限，其客观的理化指标和病理改变也可建立起较完整的疗效评价体系。
3)病证结合有利于中医的现代化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此思路的指导下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如沈自尹等进行的肾本质研究、陈可冀等进行的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疗法的研究、刘平等进行的肝纤维化和扶正化瘀治法的研究等，深入揭示了中医理论的`物质基础和科学内涵，阐明中医药治疗的效果和机制。路甬祥认为中西医结合是对中西医学各自优势的互补和集成，是汲取了中医学宏观整体和西医学微观局部的各自优势，相互取长补短和相辅相成，是整体医学时代所追求的目标，可能是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交叉融合的切入点。
3病证结合与西医院校的中医教育
笔者所在大学的中医教学一般安排在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此时已完成解剖、生理、病理等基础课程，正在学习诊断学并进行临床的见习，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试着在部分内容采用病证结合的教学模式，学员普遍反映内容更有说服力，更容易理解，提高了学习兴趣，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与单一的辨证论治相比，病证结合的模式在教学中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1)使中医的诊断更加规范，与西医的衔接更加顺畅，极大程度的避免了因概念模糊混淆造成的理解困难或错误，也使西医院校学生能够与所学的西医知识进行对比分析，不但容易理解，而且加深了对中西医临床诊疗思路和方法差异的认识，更能体悟中医的特色。
2)更加贴合临床实际，使学生能够迅速地学以致用，提高了学习兴趣。
3)使学员了解中医的最新发展和研究成果，能够以现代科学的角度解读中医，揭开中医的神秘面纱，对中医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对于西医院校的中医教育，由于课时等客观条件和学员专业的特殊性，笔者认为有必要调整其教学目的，将重点放在对中医学的认识上。而在当前的文化、知识背景下，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以学生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传达中医理论和诊疗的科学内涵，或许需要中医教育工作者在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多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
以史为鉴,试论中医学的特点 中医学是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气、阴阳、五行学说为科学方法论，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以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与防治及康复保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中医学的思想体系宗儒释道三教，以儒家、道家的“中和”、平衡思想为思维方法的主线；其方法论具有多维特质，注重整体和强调平衡；其思维方式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的特征，以比较、演绎、类比、以表知里、试探和反证为具体的思维方法。中医学的医学观和方法论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以“中和”思维为核心，辨证思维居主导地位，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的科学思维观。中医学理论体系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是经千百年文化积淀融合而成，不仅对现代医学，特别是未来生命科学和未来医学科学，都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 古代哲学观认为，自然界是由某些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并以此分析客观事物的整体性及辩证的层次关系。中医学以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作为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观察、分析、认识和处理是从整体出发，注重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和联系性。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在辨识和诊治疾病的思维与实践过程中所采用的基本原则，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对疾病进行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恒动观和辩证观，也是中医学基本特点之一。 证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机本质的概括。它不仅仅是指疾病过程中某个阶段的一组症状群，而且还反映了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邪正盛衰和病变趋势及转归，因此证比较准确地揭示了疾病本质和病理特征，使论治能够针对病原有的放矢。为临床立法、处方遣药提供可靠依据。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收集到的临床资料（包括症状和体征），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及发展趋势，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即通过疾病外在表现认清病变本质，分析并寻求疾病病变的关键或症结所在。辨证的过程，就是辨证与论治，就是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理论体系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因而是指导中医临床诊治的基本原则。 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是密切相关的，而辨证尤重于辨病，因为证是反映疾病的本质和属性，是认识疾病的基础。如果疾病的治疗缺乏疾病阶段性和类型性本质的准确认定，那么针对性的有效治疗，将无从谈起。当然，若仅以证候的差异去认识疾病，而不考虑疾病的整个过程或全貌，是难以界定和判断疾病所处的某一阶段的病变本质。因为“病”是“证”的综合和全过程的临床反应，“病”对“证”有制约作用，“证”的内容和转化规律均是以“病”为前提条件的。如同为肾阳虚证，泄泻肾阳虚证的主症是五更泄泻，泻后则安，可不出现水肿；水肿肾阳虚证的主症是面浮身肿，腰以下尤甚，按之凹陷不起，泄泻可不出现。由此可见，证候的主症依所属病种不同各有侧重，治疗也随病种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在温补肾阳的同时，前者佐以固涩止泻；后者兼以化气行水。这种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诊治思路，有利于提高中医临床的诊治水平。
证和病二者有密切的关系。但严格说来，证和病的概念不同，证是证候，是指疾病发展阶段中的病因、病位、病性、病机、病势及邪正斗争强弱等方面情况的病理概括。而病则是人体在一定条件下，由致病因素引起的一种以正邪相争为基本形式的病理过程。一个病可以有不同的证，同样相同的证亦可见于不同的病中，所以有“同病异证”、“异病同证”的说法。 如感冒病，其证有风寒证和风热证的不同，须用不同的治法；再如头痛与眩晕虽属两病但均可出现血虚证候。因此，既要辩证，又要辨病。 辨证既包括四诊检查所得，又包括内外致病因素及病位，全面而又具体地判断疾病在一定阶段的特殊性质和主要矛盾。而辨病则是按照辨证所得，与多种相类似的疾病进行鉴别比较，同时进一步指导辨证，最后把那些类似的疾病一一排除，得出疾病的结论。在得出结论之后，对该病今后病机演变已有一个梗概，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辨证，便能预料其顺逆吉凶，而更重要的是经过辨病之后，使辨证与辨病所有的治疗原则与方药结合得更加紧密，以达到提高治疗效果，少走弯路的目的，总之，“病”是从辨证而得的，一种病有一种病的变化规律，这个“病”的规律，又反过来指导辨证。辨证——辨病——辨证，是一个诊断疾病不断深化的过程。 我们不能只以辨证为满足，必须既辨证，又辨病，由辨病再进一步辨证，二者不可偏废。
中医辨证论治在临证中具有四个关键环节，即辨证、立法、遣方、用药，也即据证立法、依法选方，方证对应。采用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方法病证结合,既可从宏观上认识疾病的临床症状与个体差异,又可从微观方面了解疾病的病理变化,对证的广泛性加以具体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补充与完善。中医学具有从整体功能“司外揣内”的观察和推理模式，依据中医学“有形诸内,必形诸外”的理论，通过望、闻、问、切搜集四诊信息, 对形之于外的四诊信息采用中医的辨证方法,在对疾病做出确切的诊断后,按照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确定符合临床实际的证型,并在辨证分型的基础上进行病、证结合的遣方用药,这种诊疗方式已逐渐为人们所认可。辨病是对中医辨证的必要和有益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对疾病性质的认识，有助于掌握不同疾病的特殊性及发展、转归。病和证的关系，表现在同一疾病可以有不同的证，而不同的疾病可以有相同的证，证在横的方面涉及到许多的病，如胃脘痛是消化性溃疡、胃炎、胃痉挛、胃下垂等病的主症，而将不同的疾病进行横向的联系，发现部分病例尽管疾病的诊断不同，却有着共同的证候，“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将西医的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本身就体现了中医学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分别体现了一种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辨证思想。
浅谈病证结合中医教育
病证结合的诊疗模式是在西医传入中国的背景下，中西医相互碰撞、借鉴而逐步形成，本文是关于病证结合中医教育论文。
1辨证论治概述及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辨证就是依据四诊所获资料，运用八纲、脏腑、六经、卫气营血等中医理论，辨明疾病发生的原因、部位、性质及邪正之间的关系，即证候。证候能综合反映疾病发生的病因和病机、部位和范围、邪正的态势、病变的性质、病变的类型和机能异常的特点，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论治就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立相应的治疗法则。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也是对辨证是否正确的检验。刘平等认为这种证候病机理论建立在中国传统整体综合的意象思维基础上，通过对人体表象(自身感受与机体的外在表观信息“象”)的直接观察，取类比象，分析归纳出意象病理、病机模型;偏重于对机体整体功能反应状态的认识和把握，是对疾病过程中患病机体综合反应状态整体性病态特征“(意”)的概括性描述，以“证候病机”为主要表述形式，具有整体病理概念的优势特点;治疗的目标是改善或消除患者的整体异常反应状态。辨证论治在宏观、定性、动态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但在微观、定量、静态方面有所不足;更倾向于主观，缺少相对客观的标准;对病情的观察过于依赖患者的感受和外在表现，缺乏内在病理变化的判断;对疾病的发展和预后缺乏系统的评价与判断。笔者在为西医院校学生讲述八纲辨证、脏腑辨证、中医内科等内容时，学生普遍反映理论较为粗糙，逻辑不甚严密，概念较为模糊，内容难以理解，主要靠死记硬背。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课时较少，基础薄弱。辨证需要扎实的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的相关知识，一般中医院校的学生在此之前都经过了超过100学时的系统学习，而笔者所在学校中医学基础的总课时为57学时，有关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的课时只有10学时，如此短的时间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也就显而易见。
2)中西医学理论和诊疗方式的差异。学员在接触中医之前，已基本完成了医学基础课的学习，现代医学关于解剖、生理、病理、疾病的概念已在学生头脑中基本形成并已巩固，其以物质为基础，采用明确定性、精确定量的方式，因相对客观、因果明确而易于学习和接受;中医理论较为朴素，多采用取类比象、分析归纳的方法，诊疗所关注的是疾病过程中机体综合反应的“象”，具有相对抽象、主观性强、缺乏定量的特点，不易学习和掌握。
3)对中医辨证的认同感较差。在讲述中医内科时，经常会有学员就辨证论治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比如“胃脘痛”既可以出现于胃炎、胃溃疡，又可以出现于胃癌，明显两种疾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是截然不同的;有些疾病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无证可辨，如脂肪肝、高脂血症、某些肿瘤早期阶段，但存在远期危害甚至危及生命。这些辨证的不足之处使得学员对中医辨证的认同感较差。基于此，有必要改进目前单一的辨证论治教学内容，使其更加贴近临床，符合医疗实践。
2病证结合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的基本思路
病证结合的诊疗模式是在西医传入中国的背景下，中西医相互碰撞、借鉴而逐步形成的，是传统中医病证结合的进一步发展，并在理论、诊断、治疗等多个层次加以体现。病证结合这种新的诊疗模式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1)病证结合有利于疾病诊断规范化。中医在历史发展中存在重视证、轻视病的问题，许多病是根据主要症状确立，有些则包含了证的属性，相当一部分概念界定不明确，可以说中医对许多疾病的认识、命名缺乏统一的标准;西医对疾病的界定往往较为明确，其内涵综合了病因、症状、理化检查、病理变化等内容，能深入揭示疾病发生、发展及预后的规律，具有客观、明确的优势。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已经成为目前中医诊疗的主要模式，并发展出以病统证、据病分期而辨证、专病专药综合辨证等形式。
2)病证结合有利于治疗疾病和评价疗效。历史上许多医家在模糊病名、把握病机的基础上直接遣方用药，其疗效体现在患者的主观感受和机体对疾病反映的改变上，这一现象大量存在于中医古籍文献中，由此产生同证不同病的治疗没有辨析、疗效评价留于主观表浅不成体系的弊病;而结合辨病有助于加深对疾病的认识，合理弥补辨证治疗的局限，其客观的理化指标和病理改变也可建立起较完整的疗效评价体系。
3)病证结合有利于中医的现代化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此思路的指导下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如沈自尹等进行的肾本质研究、陈可冀等进行的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疗法的研究、刘平等进行的肝纤维化和扶正化瘀治法的研究等，深入揭示了中医理论的`物质基础和科学内涵，阐明中医药治疗的效果和机制。路甬祥认为中西医结合是对中西医学各自优势的互补和集成，是汲取了中医学宏观整体和西医学微观局部的各自优势，相互取长补短和相辅相成，是整体医学时代所追求的目标，可能是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交叉融合的切入点。
3病证结合与西医院校的中医教育
笔者所在大学的中医教学一般安排在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此时已完成解剖、生理、病理等基础课程，正在学习诊断学并进行临床的见习，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试着在部分内容采用病证结合的教学模式，学员普遍反映内容更有说服力，更容易理解，提高了学习兴趣，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与单一的辨证论治相比，病证结合的模式在教学中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1)使中医的诊断更加规范，与西医的衔接更加顺畅，极大程度的避免了因概念模糊混淆造成的理解困难或错误，也使西医院校学生能够与所学的西医知识进行对比分析，不但容易理解，而且加深了对中西医临床诊疗思路和方法差异的认识，更能体悟中医的特色。
2)更加贴合临床实际，使学生能够迅速地学以致用，提高了学习兴趣。
3)使学员了解中医的最新发展和研究成果，能够以现代科学的角度解读中医，揭开中医的神秘面纱，对中医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对于西医院校的中医教育，由于课时等客观条件和学员专业的特殊性，笔者认为有必要调整其教学目的，将重点放在对中医学的认识上。而在当前的文化、知识背景下，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以学生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传达中医理论和诊疗的科学内涵，或许需要中医教育工作者在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多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
证和病二者有密切的关系。但严格说来，证和病的概念不同，证是证候，是指疾病发展阶段中的病因、病位、病性、病机、病势及邪正斗争强弱等方面情况的病理概括。而病则是人体在一定条件下，由致病因素引起的一种以正邪相争为基本形式的病理过程。一个病可以有不同的证，同样相同的证亦可见于不同的病中，所以有“同病异证”、“异病同证”的说法。 如感冒病，其证有风寒证和风热证的不同，须用不同的治法；再如头痛与眩晕虽属两病但均可出现血虚证候。因此，既要辩证，又要辨病。 辨证既包括四诊检查所得，又包括内外致病因素及病位，全面而又具体地判断疾病在一定阶段的特殊性质和主要矛盾。而辨病则是按照辨证所得，与多种相类似的疾病进行鉴别比较，同时进一步指导辨证，最后把那些类似的疾病一一排除，得出疾病的结论。在得出结论之后，对该病今后病机演变已有一个梗概，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辨证，便能预料其顺逆吉凶，而更重要的是经过辨病之后，使辨证与辨病所有的治疗原则与方药结合得更加紧密，以达到提高治疗效果，少走弯路的目的，总之，“病”是从辨证而得的，一种病有一种病的变化规律，这个“病”的规律，又反过来指导辨证。辨证——辨病——辨证，是一个诊断疾病不断深化的过程。 我们不能只以辨证为满足，必须既辨证，又辨病，由辨病再进一步辨证，二者不可偏废。
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有三种手段，即辨病治疗、辨证论治和对症治疗。而三者之中，中医又特别重视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所特有而西医没有的，对症治疗，就是俗语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见血止血等。辨病治疗，就是根据诊断是什么病则用什么药。辨证论治是中医精华所在。这里，我们首先要了解病、证、症的区别。 证的涵义了解以后，对于辨证，就容易理解了。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和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证。如上证中的恶寒、头痛源于问诊；鼻塞、咳嗽源于闻诊；痰黄稠、流浊涕、舌尖红、苔薄黄源于望诊；发热、脉浮数源于切诊。综合分析病因为外感风热；疾病性质为热证；病位在肺系统；邪正关系为实证。则概括判断为风热犯肺证。 论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辨证和论治是先后不同的两个阶段。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依据，后者是前者的目的。 既然证是阶段性的、动态性的，自然就会出现同一种疾病由于疾病发展阶段不同或病人机体的反应性不同，则其病理变化就会不同，即证不同，根据辨证论治原则，治法也就不同，这种情况称为“同病异治”；即同一疾病，由于病变阶段不同，治法不同。例如：同一麻疹病，早期、中期和后期，由于其证不同，治疗也就不同。早期宜透发为主；中期宜清热解毒为主；后期宜养阴为主。由于病人机体反应性不同，又由于证是内外因作用的综合表现，所以，即使同一疾病在同一阶段，由于机体的反应性（内因）不同，不同个体亦会出现不同的证，从而治法的不同。例如，感染同一感冒病毒，在不同的个体，则会出现风寒或风热表证；表虚证或表实证等，所用的方剂有麻黄汤、桂枝汤、银翘散等的区别。所以，要想自始至终使用一个方剂来治疗一种疾病是不符合辨证施治的要求的。 与此相反，不同疾病，有时会出现相同的病机变化，即相同的证，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又可采用相同的治法，这种情况称为“异病同治”。例如：脱肛和子宫脱垂，是两种不同的病，但中医认为，二者都是由于中气下陷引起的，二者发病的病机和证相同，所以治疗都用补中益气升举阳气之法。 辨证方法（或纲领）概括起来，主要有八纲辨证、病因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经络辨证、三焦辩证方法常常是几个结合在一起运用的，多个辨证方法的组合，才能满足辨证的需要。证确定了以后，就是处方用药。由于医生的经验和习惯不同，所以，即使辨证相同，方药亦不尽相同。开始，是一人一方。后来，有些方剂经过许多患者反复使用，被认为对某个病证特别有效，这样的方剂便成为经典方和经验方。这些方剂对应的证便成了方证。这里的方证除了该方剂特有的内涵外，还具有上述的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或病因辨证等方法的内涵。 辨证论治体现了整体水平、个体性（以患者为主体）和灵活性的特点。由于是个体性的一对一的治疗，所以更切合实际。但是，每一种病都有其自身的特殊矛盾，都有其特殊的发展变化规律，中医长期只重视“证”的观察研究而一定程度上轻慢了对病的观察研究，因而对病的特殊性的认识和针对性的治疗药物则相对较少，这是辨证论治有待完善的地方。前人亦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如清朝徐灵胎在《兰台轨范》序中说：“病必有主方，一病必有主药”。但是由于长期轻慢了对病的观察研究，所以，迄今在这方面积累的资料尚不算多。今天，对很多疾病都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因此，如何找出病-证-方的规律，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通过对辨证论治这一特点的学习，我们要了解证的概念；了解辨证论治的实际内容；并通过与对症治疗、辨病治疗的对比，加深对辨证论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通过例子充分认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道理所在。
李友余，男，1965年毕业于江西中医学院，主任中医师，第二批国家级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指导老师。从医近50年，临床经验丰富，擅长中医内科及杂病的辨证论治，疗效显著。笔者有幸跟随于李师临床，收益良多，现将李师学术思想简要整理如下：
1.辩证与辨病相结合是提高中医疗效的根本方法
李师认中医的生命在于疗效，而提高中医疗效的根本方法就在于坚持辩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原则。
辩证与辨病，中医应用"四诊"、"八纲"，辨证施治，这是中医认识疾病本质的方法和手段，"证"是临床辩证论治的依据，证在"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辩证就是在分析了解疾病的部位、性质、原因后，归纳成比症状更接近于疾病本质的证；中医对各种疾病进行分析归纳，着眼全局和整体，突出特点为统一整体观。以整体综合观察的方法，把人体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以"人与天地相参也"的整体观念，强调入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李友余老师在辩证施治中，十分重视整体观念，强调从时令节气、地理区域、自然环境和人体禀质等各方面的综合因素中对疾病加以分析。
李友余老师指出既要重视辩证，也要重视辨病，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提高临床疗效。辨病与辩证相结合是正确诊断的需要，是评价疗效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需要。因此可以说辩证是中医的临床指导核心，舍此则失却中医的'特色；辨病是中医临床现代发展，无此则停滞不前。
2.气血病变是临床辩证的基础和施治的根本
李师强调治病必求其本，本在阴阳，实则气血，气血病变是临床辩证之基础，调整气血是施治之根本。人体分阴阳，其构成的基本物质是气血，人体的气血是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是人体一切活动的动力和源泉，它来源于水谷，化生于脏腑，既是脏腑经络功能的动力，又是脏腑功能活动的产物。气行与血畅、气血相互平衡是脏腑经络功能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
"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始"，气血也是各种疾病的病理基础，气血失常的病机，如同邪正盛衰，阴阳失调一样，不仅是脏腑、经络等各种病变机理的基础，而且也是分析研究各种临床疾病病机的基础。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无不影响气血，内外妇儿临床各科的病症无不涉及气血，气血辩证始终贯穿在八纲、卫气营血、脏腑、六经等辩证方法之中。
3.宗师李东垣脾胃论学术思想，独创"气虚气滞"理论
李师在临床辩证施治上特别重视脾胃，他受张仲景《伤寒论》"顾护胃气"学术思想影响甚大。提出"留得一分胃气，便有一分生机"。学习并领会李东垣脾胃论学术思想，特别强调"人以胃气为本"。脾胃居于中焦，是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能灌通其它四脏五腑，为气血生化之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之根，故称"脾胃为生化之源，后天之本"。脾胃受病，以脾胃先虚为主。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气机升降出入之枢纽。人体气机升降是维护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表现。气贵顺，血贵行，气血调和，百病无生；气不顺，血不行，气血不和，百病丛生，诸症蜂起。脾胃虚弱，则气血生化失源，升降出入混乱，气虚无以运行，气虚导致气滞，气滞则致血瘀，并可行起阴虚、血虚、出血、挟湿、挟食、生水、生痰，碍肝累肺，络损心肾，诸症皆起，日久不解成为沉疴顽疾。这是李友余老师脾胃论指导下独创"气虚气滞"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创方加味香砂六君子汤，共药物组成为：广香9g、砂仁7g（后下）、煨肉豆蔻6g、厚朴9g、党参30g、白术10g、茯苓15g、甘草3g、黑丑3g、生大黄3g。本方特点是权衡补行，把握升降，方中以四君子汤健脾益气，补其气虚，选广香、砂仁、煨肉豆蔻、厚朴及少量的黑丑、生大黄，以及去其壅滞，推陈致新，清降胃气，综合本方以补促行，以行助补，补行结合，从而达到补中有行气不滞，行中有补气不耗。所有虚实传变，都应以脾胃气虚气滞为本，补行平衡为治，这就是李师治疗脾胃病的中心思想。
4.瘀血学说和活血化瘀的临床运用
李师对瘀血学说和活血化瘀的临床运用有一定的研究，并运用活血化瘀治则，施实异病同治，论治痹证、痛证、心脑血管疾病、顽固性皮肤病、内科杂症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
瘀血学说和活血化瘀治则实则为李友余老师气血论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李师瘀血学说有三个观点：①"气帅血行"的观点。气血二者，以气推动"血之运行"。《素问》谓："凡病皆生于气"，强调气在发病学上的重要性。不论气实还是气虚，都可能导致血脉的运行不畅。临床上常有气滞血虚或气少血脉不畅等不同情况。②关于血虚血实的观点。过去曾有人误解为"凡瘀血都一定血实"，其实不然。在临床上确有二种情况，有偏有血虚者，有偏于血实者。③淤血分寒热。以临床遇见气滞血淤而导滞的血淤证来说，其分寒热。寒主收涩，血遇寒而凝属寒淤。热迫血妄行，离经之血便不全所引起的供血不足等。
活血化瘀的治疗目的，就是"化解"和"排除"淤血。从而使由"淤血"形成的疾病得到痊愈。李师运用活血化淤治则治疗"淤血"主要有四法：①调气活血法：如清代王清任所拟补阳还五汤，李师常用此方治疗气少血脉不畅，其中补气行气黄芪用量为60～120g，而其它活血化瘀药只不过10～30g。②补血活血法：血实者常用桃红四物汤，多用于血瘀之腰痛，血虚多为心脾两虚而致血瘀证选用归脾汤主治，妇科的痛经、经闭就常见此证。③行气活血法：此法又分行气温经活血，行气清热活血。瘀血属寒则经脉挛缩，凝滞不畅，临床以冷痛，苔白或舌青，脉沉迟等为主证，常见痹证，常用药物选用桂枝、干姜、细辛、当归、川芎、鸡血藤之类，瘀血属热则见头痛、胸痛、内热瞀闷、急躁善怒。舌质红、脉数等为主症，病如银屑病、玫瑰糠疹、面部痤疮、过敏性皮炎等均属瘀血属热，常用生地、丹皮、紫草、生地榆、白癣皮、白蒺藜、地肤子等凉血祛淤，每收良效。④祛血祛风法："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中医所指"风"的概念较为广泛，包括内、外风，内风指病理产物，如中风、顽固性皮肤病、过敏性疾病等，在这些病证的治疗上也采用活血化淤的方药，认为这些"风证"的治疗仅用祛风方法还不够，要将活血药与祛风药并用或突出应用活血药，才能消除"风证"，这就是"血行风自灭"的含意。李师在治疗痹证及过敏性皮肤病时常选用以四物汤为主方化裁治疗，取得较好的疗效。这一观点对临床实践是有指导意义。
在近50年的临床实践中，李师既立足于中医基础理论，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缓解患者的痛苦为己任，兢兢业业，得到了广大患者的高度好评，笔者更是受益终身，故将李师的学术思想加以总结，以供广大同行参考借鉴。
辨证与辨病都是认识疾病的思维过程。辨病侧重对贯穿疾病全过程的基本矛盾的认识，是对疾病全过程的总体属性、特征、丶和规律的纵向把握。辩证侧重对疾病当前阶段主要矛盾的把握，是对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病机本质的横向认识。中医学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临床实践强调辨证论治的同时，又要注重辨证与辨病的结合。当疾病发展过程的特征性并不明显时，可先辩证再辨病。先通过该病当时的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辨析出当前的证，并给予患者及时有效的治疗，再通过观察病情变化，发现疾病本质，确定“病”。而对于一些难以确诊的病证时，又可通过先“辨病”，再“辩证”。通过辨病，确定病种。根据病的一般发展规律，以判断疾病的病情、病势、转归预后，以缩小辩证范围，确定“证”。
具体的我也不知该怎么说，给个思路吧：大医上可医国......
浅谈病证结合中医教育
病证结合的诊疗模式是在西医传入中国的背景下，中西医相互碰撞、借鉴而逐步形成，本文是关于病证结合中医教育论文。
1辨证论治概述及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辨证就是依据四诊所获资料，运用八纲、脏腑、六经、卫气营血等中医理论，辨明疾病发生的原因、部位、性质及邪正之间的关系，即证候。证候能综合反映疾病发生的病因和病机、部位和范围、邪正的态势、病变的性质、病变的类型和机能异常的特点，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论治就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立相应的治疗法则。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也是对辨证是否正确的检验。刘平等认为这种证候病机理论建立在中国传统整体综合的意象思维基础上，通过对人体表象(自身感受与机体的外在表观信息“象”)的直接观察，取类比象，分析归纳出意象病理、病机模型;偏重于对机体整体功能反应状态的认识和把握，是对疾病过程中患病机体综合反应状态整体性病态特征“(意”)的概括性描述，以“证候病机”为主要表述形式，具有整体病理概念的优势特点;治疗的目标是改善或消除患者的整体异常反应状态。辨证论治在宏观、定性、动态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但在微观、定量、静态方面有所不足;更倾向于主观，缺少相对客观的标准;对病情的观察过于依赖患者的感受和外在表现，缺乏内在病理变化的判断;对疾病的发展和预后缺乏系统的评价与判断。笔者在为西医院校学生讲述八纲辨证、脏腑辨证、中医内科等内容时，学生普遍反映理论较为粗糙，逻辑不甚严密，概念较为模糊，内容难以理解，主要靠死记硬背。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课时较少，基础薄弱。辨证需要扎实的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的相关知识，一般中医院校的学生在此之前都经过了超过100学时的系统学习，而笔者所在学校中医学基础的总课时为57学时，有关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的课时只有10学时，如此短的时间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也就显而易见。
2)中西医学理论和诊疗方式的差异。学员在接触中医之前，已基本完成了医学基础课的学习，现代医学关于解剖、生理、病理、疾病的概念已在学生头脑中基本形成并已巩固，其以物质为基础，采用明确定性、精确定量的方式，因相对客观、因果明确而易于学习和接受;中医理论较为朴素，多采用取类比象、分析归纳的方法，诊疗所关注的是疾病过程中机体综合反应的“象”，具有相对抽象、主观性强、缺乏定量的特点，不易学习和掌握。
3)对中医辨证的认同感较差。在讲述中医内科时，经常会有学员就辨证论治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比如“胃脘痛”既可以出现于胃炎、胃溃疡，又可以出现于胃癌，明显两种疾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是截然不同的;有些疾病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无证可辨，如脂肪肝、高脂血症、某些肿瘤早期阶段，但存在远期危害甚至危及生命。这些辨证的不足之处使得学员对中医辨证的认同感较差。基于此，有必要改进目前单一的辨证论治教学内容，使其更加贴近临床，符合医疗实践。
2病证结合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的基本思路
病证结合的诊疗模式是在西医传入中国的背景下，中西医相互碰撞、借鉴而逐步形成的，是传统中医病证结合的进一步发展，并在理论、诊断、治疗等多个层次加以体现。病证结合这种新的诊疗模式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1)病证结合有利于疾病诊断规范化。中医在历史发展中存在重视证、轻视病的问题，许多病是根据主要症状确立，有些则包含了证的属性，相当一部分概念界定不明确，可以说中医对许多疾病的认识、命名缺乏统一的标准;西医对疾病的界定往往较为明确，其内涵综合了病因、症状、理化检查、病理变化等内容，能深入揭示疾病发生、发展及预后的规律，具有客观、明确的优势。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已经成为目前中医诊疗的主要模式，并发展出以病统证、据病分期而辨证、专病专药综合辨证等形式。
2)病证结合有利于治疗疾病和评价疗效。历史上许多医家在模糊病名、把握病机的基础上直接遣方用药，其疗效体现在患者的主观感受和机体对疾病反映的改变上，这一现象大量存在于中医古籍文献中，由此产生同证不同病的治疗没有辨析、疗效评价留于主观表浅不成体系的弊病;而结合辨病有助于加深对疾病的认识，合理弥补辨证治疗的局限，其客观的理化指标和病理改变也可建立起较完整的疗效评价体系。
3)病证结合有利于中医的现代化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此思路的指导下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如沈自尹等进行的肾本质研究、陈可冀等进行的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疗法的研究、刘平等进行的肝纤维化和扶正化瘀治法的研究等，深入揭示了中医理论的`物质基础和科学内涵，阐明中医药治疗的效果和机制。路甬祥认为中西医结合是对中西医学各自优势的互补和集成，是汲取了中医学宏观整体和西医学微观局部的各自优势，相互取长补短和相辅相成，是整体医学时代所追求的目标，可能是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交叉融合的切入点。
3病证结合与西医院校的中医教育
笔者所在大学的中医教学一般安排在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此时已完成解剖、生理、病理等基础课程，正在学习诊断学并进行临床的见习，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试着在部分内容采用病证结合的教学模式，学员普遍反映内容更有说服力，更容易理解，提高了学习兴趣，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与单一的辨证论治相比，病证结合的模式在教学中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1)使中医的诊断更加规范，与西医的衔接更加顺畅，极大程度的避免了因概念模糊混淆造成的理解困难或错误，也使西医院校学生能够与所学的西医知识进行对比分析，不但容易理解，而且加深了对中西医临床诊疗思路和方法差异的认识，更能体悟中医的特色。
2)更加贴合临床实际，使学生能够迅速地学以致用，提高了学习兴趣。
3)使学员了解中医的最新发展和研究成果，能够以现代科学的角度解读中医，揭开中医的神秘面纱，对中医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对于西医院校的中医教育，由于课时等客观条件和学员专业的特殊性，笔者认为有必要调整其教学目的，将重点放在对中医学的认识上。而在当前的文化、知识背景下，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以学生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传达中医理论和诊疗的科学内涵，或许需要中医教育工作者在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多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
以史为鉴,试论中医学的特点 中医学是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气、阴阳、五行学说为科学方法论，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以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与防治及康复保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中医学的思想体系宗儒释道三教，以儒家、道家的“中和”、平衡思想为思维方法的主线；其方法论具有多维特质，注重整体和强调平衡；其思维方式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的特征，以比较、演绎、类比、以表知里、试探和反证为具体的思维方法。中医学的医学观和方法论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以“中和”思维为核心，辨证思维居主导地位，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的科学思维观。中医学理论体系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是经千百年文化积淀融合而成，不仅对现代医学，特别是未来生命科学和未来医学科学，都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 古代哲学观认为，自然界是由某些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并以此分析客观事物的整体性及辩证的层次关系。中医学以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作为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观察、分析、认识和处理是从整体出发，注重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和联系性。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在辨识和诊治疾病的思维与实践过程中所采用的基本原则，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对疾病进行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恒动观和辩证观，也是中医学基本特点之一。 证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机本质的概括。它不仅仅是指疾病过程中某个阶段的一组症状群，而且还反映了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邪正盛衰和病变趋势及转归，因此证比较准确地揭示了疾病本质和病理特征，使论治能够针对病原有的放矢。为临床立法、处方遣药提供可靠依据。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收集到的临床资料（包括症状和体征），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及发展趋势，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即通过疾病外在表现认清病变本质，分析并寻求疾病病变的关键或症结所在。辨证的过程，就是辨证与论治，就是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理论体系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因而是指导中医临床诊治的基本原则。 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是密切相关的，而辨证尤重于辨病，因为证是反映疾病的本质和属性，是认识疾病的基础。如果疾病的治疗缺乏疾病阶段性和类型性本质的准确认定，那么针对性的有效治疗，将无从谈起。当然，若仅以证候的差异去认识疾病，而不考虑疾病的整个过程或全貌，是难以界定和判断疾病所处的某一阶段的病变本质。因为“病”是“证”的综合和全过程的临床反应，“病”对“证”有制约作用，“证”的内容和转化规律均是以“病”为前提条件的。如同为肾阳虚证，泄泻肾阳虚证的主症是五更泄泻，泻后则安，可不出现水肿；水肿肾阳虚证的主症是面浮身肿，腰以下尤甚，按之凹陷不起，泄泻可不出现。由此可见，证候的主症依所属病种不同各有侧重，治疗也随病种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在温补肾阳的同时，前者佐以固涩止泻；后者兼以化气行水。这种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诊治思路，有利于提高中医临床的诊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