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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纯，近代中西汇通医家。反对崇古泥古，固步自封，并崇尚实验。毕生从事临床与研究著述，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影响颇大。重视药物研究。其于临床的主要贡献，是在中西医汇通思想基础上充分发挥生石膏治疗热病的功效，创“升陷汤”治大气下陷。在治疗急证、防治霍乱等方面，有所建树。张锡纯，字寿甫，先世原籍山东诸城，明初迁居直隶（今河北省）盐山边务里，遂为盐山人。家道小康，自曾祖始累代业儒，父彤元（字丹亭）为庠生，以训蒙终其生。其家训教子孙宜训蒙兼习医而益世润身。锡纯天资颖悟，遵家训，诵读之暇，游艺方书，后两赴秋闱不第，竟以医名于时。张锡纯青壮年时代，中国内忧外患频仍，殖民地化迅速加深，人民起义此起彼伏，清王朝统治风雨飘摇。他虽伏处草莽，亦渐知仅习旧学考科举，难以经世济民。1881年，补博士弟子员，首次赴北闱乡试落第，为慰藉祖、父愿望，径赴天津正式进学。后即长期在乡间教私塾，至1893年方再次参加乡试。这期间其中医水平不断提高，常为人疏方看病，教学时文医兼授，弟子中日后有多人以医为业。1885年，他治愈邑中名医高鲁轩、毛仙阁束手的危重症，颇受二人称道，自此应诊几无虚日。然而，1911年前，仍以训蒙、教书为职业。第二次乡试后，张锡纯开始接触西医及其他西学。1904年，中国废科举，兴学校，张锡纯成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和几何学的教员。 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接触西学之后，张锡纯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主要潜心于医学。1900年前后十余年的读书、应诊过程，使他的学术思想趋于成熟。1909年，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年近50，开始在《绍兴医药学报》发表文章，医名渐著于国内。1912年，德州驻军统领黄华轩聘张锡纯为军医正，从此他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任军医正期间，曾随军至武汉，后辗转于大名、广平、邯郸、邢台、德州等地，医术颇受一些军政要人重视。其著作渐为人知，传抄者日多，奉天（今沈阳）袁澍滋（字霖普）阅后劝其呈内政部申请著作权。1918年，奉天天地新学社苏明阳等代为注册，奉天医学研究会高振铎予以校正，由该社资助首次印行第一期。同年，奉天设中医院——“立达医院”，聘张锡纯为院长。《医学衷中参西录》出版后迅速脱销，次年春再版，同时印行第二期。张锡纯方展其抱负，适值直奉战争爆发，不得已于1923年回关内于沧县开业。1924年，张锡纯自费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三、四期，医界竟购，先后共印四版，作者声望雀起。1926年，前清道尹胡珍簠邀他赴天津为专馆教员（家庭教师）。张锡纯携眷至天津，于授徒的同时开业行医。1927年春，正式开业行医，诊所名“中西汇通医社”。1928至1933最后5年中，张锡纯之学术和事业达到高峰。他先是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五期，应诊的同时传播学术。次年重订《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合编再版，共5次印刷方满足需求。1931年又出版该书第六期，计两次印刷。为迅速培养较多高水平的中西医汇通人才，他不顾73岁高龄，于1933年春创办四年制函授学院，亲订讲义，兼及教务，遂因劳瘁过度至秋天一病不起。张锡纯成名较晚，而桃李半天下。及门弟子如隆昌周禹锡，如皋陈爱棠、李慰农，通县高砚樵，祁阳王攻酲，深县张方舆，天津孙玉泉、李宝和，辽宁仲晓秋等均为一方名医。私淑其学问者不可胜计。当时国内名中医如汉口冉雪峰，嘉定张山雷，奉天刘冕堂，泰兴杨如侯，香山刘蔚楚，慈溪张生甫，绍兴何廉臣等均常与张锡纯讨论学术，为声气相孚之挚友。近代影响较大的中医杂志多聘其为特邀撰稿人。医著之外，张锡纯尚撰有《代数鉴源》、《易经图说》（未刊行），另有诗作《种菊轩诗草》曾附编于《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张锡纯有三子一女。长子荫潮继父业，曾任京畿卫戍司令部军医官，1939年卒。次孙铭勋承祖业，行医于原籍，1954年将《医学衷中参西录》版权及遗稿献给国家，实现了祖先的宏愿。1957至1985年，河北省4次整理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总发行量近50万套，为近代任何一家之言的医著所不及。 19世纪60年代，近代科学开始缓慢地、有系统地传入中国。张锡纯生长于穷乡僻壤，青年时代很难接触西学。他说自己“年过三旬始见西人医书，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之外。仅又10余年，于医学研究功深，乃知西洋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特古籍语意含浑，有赖后人阐发耳”（此语出自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一篇医论“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沟通中西原非难事”）。至于汇通中西医何以要衷中参西，1909年他在其书自序中说：“今百事皆尚西法……吾儒生古人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斯编于西法非仅采其医理，恒有采其化学之理，运用于方药中者。斯乃合中西而融贯为一，又非若采用其药者，仅为记问之学也”。参西显然是时势的需要，然张锡纯的学问和经历均告诉他中医尚多优势，沟通当以中医为主，即吸取西说发扬中医，使之放光明于全球。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国人上下震动。为求富强免危亡，知识界多认为必须向日本学习，积极引进西学。1893年后，张锡纯绝意于功名，益加留心西学。1897年，他年近40，竟开始刻苦自学代数和几何，后又及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为全面参考西医学术建立了较厚实的基础。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的思想使张锡纯找到全新的治学观点和方法。第一是抛弃崇古泥古、固步自封的观点，敢于创新，不全于故纸中求学问。张锡纯说：“吾人生古人之后，贵发古人所未发，不可以古人之才智囿我，实贵以古人之才智启我，然后医学有进步也”。类似观点在其书中随处可见。如他主张：“读《内经》之法，但于其可信之处精研有得，即能开无限法门。其不可信之处，或为后世伪托，付之不论可也”。对《伤寒杂病论》中的错误，他也主张伪托或错简说，认为“古经之中，犹不免伪作，至方术之书，其有伪作也原无足深讶”。张锡纯原最推崇《神农本草经》，因其中载石膏性微寒，是其特别推崇石膏治寒温的文献依据。然而他说：“诸家本草皆不足信，可信者惟《本经》，然亦难尽信”。怎样发古人所未发，与古为新呢？当时在基本理论方面，中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阴阳五行说与自然科学基本原理难通；藏象说与解剖生理难通；六气六淫说与微生物病因说难通；气化说与细胞说难通。张锡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了大量的汇通探讨，其中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者为他对心力衰竭与肾不纳气、脑充血与薄厥相通的看法。至于具体问题的中西互参则几乎见于其书的每一篇章。从文献出发汇通中西医基本理论，并不足以解决当时的临床问题。这方面的与古为新主要得益于他的第二种观点和方法，即反对空谈的观点，崇尚实验方法。张锡纯虽无利用仪器进行实验室研究的条件，而他却能充分利用了自己长期临证实践的条件，尽一切可能通过切身体会去寻求知识。张锡纯的实验精神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药物的切实研究，二是临床的细致观察，以及详细可靠的病历记录。他认为，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仆学医时，凡药皆自尝试”。自我尝试仍不得真知，则求助于他人之体会。为了研究小茴香是否有毒，他不耻下问厨师。其他药物毒如巴豆、硫磺，峻如甘遂、细辛、麻黄、花椒等，均验之于己，而后施之于人。对市药的真伪，博咨周访，亲自监制，务得其真而后己。因此张锡纯用药之专，用量之重，为常人所不及。特别是他反复尝试总结出萸肉救脱，参芪利尿，白矾化痰热，赭石通肠结，三七消疮肿，水蛭散症瘕，硫黄治虚寒下利，蜈蚣、蝎子定风消毒等，充分发扬了古人学说，扩大了中药效用。他对生石膏、山萸肉、生山药的研究，可谓前无古人。《医学衷中参西录》全书逾百万言，学者多感百读不厌，关键在于其内容多为生动详细的实践记录和总结，而绝少凿空臆说。其中张锡纯自拟方约200首，古人成方或民间验方亦约200首，重要医论百余处，涉及中西医基础和临床大部分内容，几乎无一方、一药、一法、一论不结合临床治验进行说明。重要方法所附医案多达数十例，重要论点在几十年临证和著述中反复探讨，反复印证，不断深化。因此，张锡纯被尊称为“医学实验派大师”。张锡纯全书载案逾千，轻浅之病记载稍略，重病、久病或专示病案者，观察记载无不详细贴切，首尾完整。当时国内西医病案及论文也多不及其著述资料翔实。文中以中医立论者，必征诸实验；沟通中西者多发人深思。读其书者或不能尽服其理，但必不以为作者妄言欺人或故弄玄虚以凑篇幅。勤于实践，切身体会，仔细观察，随时记录，不断整理提高，就是张锡纯的实验方法。 张锡纯精通内、外、妇、儿、五官诸科。其中有创造性的成就主要有六方面。充分发挥生石膏治热病的功效。本世纪40年代前，热病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当时西医疗效不满意，中医证治虽早有伤寒温病两说，但一般医家难以熟练运用。传统学说对石膏及有关方剂阐发不够，张锡纯则发挥了石膏的功用，简化了热病辨证论治的原则，提高了可重复性。他认为，生石膏性微寒，凉而能散，透表解肌，善清上焦及中焦实热。外感病有实热者，放胆用之直胜金丹。然医家多误认为其性大寒而煅用，是变金丹为鸩毒。古方用生石膏者以大青龙汤、白虎汤为代表。此虽为重证而设，但禁忌颇多。若适当变通，则生石膏治热病有实热者无往不适。白虎汤变通适当尤能广泛应用，挽救危重症。其原则为热盛脉实即原方加重石膏，以胜病为准；热实正虚宜原方加人参，间需以山药代粳米或元参代知母；病危急，患者又不耐服药，竟可单煎石膏或用鲜梨片和石膏末嚼服。张锡纯阐发此说不厌其繁，仅“石膏解”后所附医案即达38例。其中多系危重证，按西医诊断可知的病种有痢疾、疟疾、重症颌下脓肿、肺炎、产褥热、产后大出血、风湿热、猩红热等，同时伴昏迷、休克或全身衰竭者近半数。时过近一世纪，今日单用西法处理上述一些病例仍感棘手。但张锡纯当年常常得心应手，曾说“愚临证40余年，重用生石膏治愈之证当以数千计。有治一证用数斤者，有一证用至十余斤者”。1954年，石家庄组织中医运用张锡纯重用石膏的经验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获得良好的效果，卫生部门曾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向全国推广。张锡纯的这一宝贵的见解和经验在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创升陷汤治大气下陷证胸中大气下陷证的提出，是张锡纯诊断上的发明。其理论略谓：“人之一身，自飞门至魄门一气主之”。“大气者，原以元气为根本，以水谷为养料，以胸中之地为宅窟也”。此气包举肺外，司呼吸之枢机。大气下陷最典型的症状即患者自觉气短不足以息，似乎喘而非喘，诊关脉不实。其他见证变化多端。以今日西医诊断为勘，此证多属官能证，无可靠疗法。而升陷汤对大多数病例却效如桴鼓。后人多以为此方可重复性很强。防治霍乱的贡献张锡纯行医时常有霍乱流行。当时西医对该病长于预防而短于治疗。为此，他创用了治疗霍乱的急救回生丹及防治兼用的卫生防疫宝丹。查其药味及制法则系衷中参西的成果，而经济简便，效果又在中西医之上。1919—1920年，此两方曾在东北、河北、山东、河南大面积试用，据较可靠的报告分析，治愈数万人。中医为主治肠结张锡纯所治者多属于机械性或动力性肠梗阻。古人有大承气等方法，但多禁忌，疗效亦不甚满意。张锡纯所创之法一为赭遂攻结汤，一为葱白熨法。前者集古方之长又有新意，后者为外治法，适于动力性肠梗阻。考其医案确系典型梗阻，而疗效甚好。近年中西医结合治疗肠梗阻的原则，仍不出张锡纯所用之法。 抢救急证的发明张锡纯长于救治危急大证，除前文已述外，尚有重用萸肉救脱。脱证在西医称为休克，至今常见且难治。中医古方救脱以人参为主，但有禁忌，张锡纯以萸肉为主基本无禁忌。其理论略谓，萸肉味酸性温，大能收敛元气，且敛正气不敛邪气。张锡纯所附医案中几乎包括各种休克，尤以大汗致脱为最效。其法为，当紧急时急煎萸肉一味60克（2两）左右急服，病稍缓或以下脱为主则配以人参、山药等。又生山药一味救脱之轻者亦效。再有小青尤汤加减治外感痰喘。小青龙汤系经方，原适应证不以痰喘为主，后人有所发明用以治痰喘，但不如张锡纯精到。外感痰喘即西医之哮喘性支气管炎或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多伴有严重呼吸困难或心力衰竭。张锡纯以为治此病重症惟小青龙汤加减最效，并屡试不爽。加减中主要是热重加生石膏。为巩固疗效，张锡纯又拟从龙汤等以求根治，其法至今仍值得研究。此外，张锡纯对各种大出血及先兆中风等急证的抢救亦多有阐发。张锡纯敢于救患者于殓服在身，足示其学识与责任心均非寻常，亦可知其何以能享盛誉而历久不衰。关于慢性顽症的主要阐发张锡纯之书治虚劳的内容甚多，其中出现最多的药物为生山药。张锡纯对此药的研究仅次于生石膏。其余最有价值的阐发即重用三七、鸡内金、水蛭等治症瘕积聚等慢性病。结核病在中医亦归入虚劳，张锡纯治结核病除继承前人活血化瘀法外，又多伍以生山药、黄芪、人参等补气药，至于滋阴、宁嗽等法反居其次。 张锡纯为人忠厚，志行高洁。其书自序云：“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这种志向基于“不为良相，必为良医”的思想，张锡纯虽终生未直接参与政治，仍常于诗文中流露出忧患的心情。1924年，他自题其书第五期卷首云：“自命生平愿不凡，良医良相总空谈。坎坷无碍胸怀阔，遭际常怜国运艰。忧世心从灰后热，活人理向静中参。轩岐奥理存灵素，化作甘露洒大千。”诗中委婉地表达了未能医国的遗恨。为济世活人计，张锡纯治医不计私利，凡有心得发现，必于医界公布。刊印书籍有赠送惯例，每难盈利。至于他对静坐吐纳术（当时特风行于学校）的体会，更多向医界提倡，以为不仅益于养生且利于治学。他的朋友和病人既有军政界要人，也有城乡贫民，相处中均一视同仁，不见傲下媚上形迹。他不置产业，日常业务仅足维持生计。1913年，黄河泛滥，有一灾区孤儿流落至大名，病饿垂危，张锡纯携至寓所救活。因不知其乡贯里居，即收为义子，取名张俊升，成人后为其家立业，使谋生于天津。张锡纯逝世前终于查清其为河南滑县卢姓，遂改名卢俊升，一时传为义举。张锡纯治学虽多创论，然措词婉转，鲜直斥前人之非，与同道多友善，不好贬人贵己，不好大言傲人。中西医论争势若冰炭时，仍本其夙志，撰文论中西医理相通，医界不宜作意气之争，人且以为系中庸之道。但张锡纯对误人至死的庸医却当面斥之为投井下石者，毫不留情。此虽激于义愤，亦可见其忠厚至诚，对患者极端负责。他处世为学以“志诚”为信条，故书屋名“志诚堂”。张锡纯不避劳苦，自奉甚俭，常念学与年俱进，终生治学不辍。虽至晚年，每为人合药饵，必躬自监制；修订著作及复信答疑不肯假手他人。又力辟医不叩门之说，每遇疑难重证，辄辗转筹思，查考书籍，一旦有定见，虽昏夜立命车亲赴病家调治。即或病在不治，亦勉尽人力，每救疗至殓服已具，不肯稍有懈怠。时人称之为一代大师，实当之无愧。 1860年3月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盐山县。1874年开始学医。1879年开始行医。1909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前3期。1912年应德州驻军统领黄华轩之邀，任军医正。1918年应聘任沈阳立达医院院长。1924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期1927年在天津开业行医。诊所名中西汇通医社。1928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五期。1931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1933年创办中医函授学院。1933年9月卒于天津。
张锡纯张锡纯（1860年－1933年），字寿甫，籍山东诸城，河北省盐山县人，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近现代中国中医学界的医学泰斗。1916年在沈阳创办我国第一间中医医院——立达中医院。1928年定居天津，创办国医函授学校。由于他有高明的医术和特殊的地位，医名显赫。1930年在天津创办国医函授学校，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才。中文名：张锡纯别名：寿甫国籍：中国出生地：河北盐山县职业：医生中西汇通医家代表作品：《医学衷中参西录》性别：男人物生平1885年张锡纯治愈了连当时的名医高鲁轩、毛仙阁都束手无策的危重症，颇受二人称道，自此开始应诊。但1911年前，仍主要以教书为主要职业。1893年第二次参加秋试再次落第后，遵父命改学医学，上至《黄帝内经》、《伤寒论》，下至历代各家之说，无不披览。同时张锡纯开始接触西医及其他西学。1904年，中国废科举，兴学校，张锡纯成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和几何学的教员。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张氏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遂潜心于医学。1900年前后十余年的读书、应诊过程，使他的学术思想趋于成熟。1909年，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年近50，医名渐著于国内。1911年曾应德州驻军统领之邀，任军医正，从此他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以后任过立达医院院长、直鲁联军军医处处长等职。1916年，奉天设近代中国第一家中医院——立达医院，聘张氏为院长。1928年定居天津，创办国医函授学校。由于他有高明的医术和特殊的地位，医名显赫。他的一生除了孜孜研究医学外，还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材。1918年（民国七年），苏中宣等人聘请张锡纯到奉天（沈阳），在大东关开办立达中医院，并担任院长，提倡中西医合作，声名大噪。1920年代初期，与江西陆晋笙、杨如侯、广东刘蔚楚同负盛名，称为“四大名医”。又和慈溪张生甫、嘉定张山雷齐名，被誉为海内“名医三张”。1928年后寓居天津，白天诊病，夜间写作，开办天津“国医函授学校”，设立“中西汇通医社”，培养后继人才。1933年秋天因病逝世，享年74岁。个人张锡纯治学虽多创论，然措词婉转，鲜直斥前人之非，与同道多友善，不好贬人贵己，不好大言傲人。中西医论争势若冰炭时，仍本其夙志，撰文论中西医理相通，医界不宜作意气之争，人且以为系中庸之道。但张锡纯对误人至死的庸医却当面斥之为投井下石者，毫不留情。此虽激于义愤，亦可见其忠厚至诚，对患者极端负责。他处世为学以“志诚”为信条，书屋名“志诚堂”。张锡纯不避劳苦，自奉甚俭，常念学与年俱进，终生治学不辍。虽至晚年，每为人合药饵，必躬自监制；修订著作及复信答疑不肯假手他人。又力辟医不叩门之说，每遇疑难重证，辄辗转筹思，查考书籍，一旦有定见，虽昏夜立命车亲赴病家调治。即或病在不治，亦勉尽人力，每救疗至殓服已具，不肯稍有懈怠。时人称之为一代大师，实当之无愧。张锡纯成名较晚，而桃李半天下。及门弟子如隆昌周禹锡，如皋陈爱棠、李慰农，通县高砚樵，祁阳王攻酲，深县张方舆，天津孙玉泉、李宝和，辽宁仲晓秋等均为一方名医。私淑其学问者不可胜计。当时国内名中医如汉口冉雪峰，嘉定张山雷，奉天刘冕堂，泰兴杨如侯，香山刘蔚楚，慈溪张生甫，绍兴何廉臣等均常与张锡纯讨论学术，为声气相孚之挚友。近代影响较大的中医杂志多聘其为特邀撰稿人。治学观点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的思想使张锡纯找到全新的治学观点和方法。第一是抛弃崇古泥古、固步自封的观点，敢于创新，不全于故纸中求学问。从文献出发汇通中西医基本理论，并不足以解决当时的临床问题。这方面的与古为新主要得益于他的第二种观点和方法，即反对空谈的观点，崇尚实验方法。张锡纯虽无利用仪器进行实验室研究的条件，而他却能充分利用了自己长期临证实践的条件，尽一切可能通过切身体会去寻求知识。张锡纯的实验精神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药物的切实研究，二是临床的细致观察，以及详细可靠的病历记录。他认为，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仆学医时，凡药皆自尝试”。自我尝试仍不得真知，则求助于他人之体会。为了研究小茴香是否有毒，他不耻下问厨师。其他药物毒如巴豆、硫磺，峻如甘遂、细辛、麻黄、花椒等，均验之于己，而后施之于人。对市药的真伪，博咨周访，亲自监制，务得其真而后己。因此张锡纯用药之专，用量之重，为常人所不及。特别是他反复尝试总结出萸肉救脱，参芪利尿，白矾化痰热，赭石通肠结，三七消疮肿，水蛭散症瘕，硫黄治虚寒下利，蜈蚣、蝎子定风消毒等，充分发扬了古人学说，扩大了中药效用。他对生石膏、山萸肉、生山药的研究，可谓前无古人。《医学衷中参西录》全书逾百万言，学者多感百读不厌，关键在于其内容多为生动详细的实践记录和总结，而绝少凿空臆说。其中张锡纯自拟方约200首，古人成方或民间验方亦约200首，重要医论百余处，涉及中西医基础和临床大部分内容，几乎无一方、一药、一法、一论不结合临床治验进行说明。重要方法所附医案多达数十例，重要论点在几十年临证和著述中反复探讨，反复印证，不断深化。因此，张锡纯被尊称为“医学实验派大师”。张锡纯全书载案逾千，轻浅之病记载稍略，重病、久病或专示病案者，观察记载无不详细贴切，首尾完整。当时国内西医病案及论文也多不及其著述资料翔实。文中以中医立论者，必征诸实验；沟通中西者多发人深思。读其书者或不能尽服其理，但必不以为作者妄言欺人或故弄玄虚以凑篇幅。勤于实践，切身体会，仔细观察，随时记录，不断整理提高，就是张锡纯的实验方法。组方特色衷中参西，辑成一录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西医学在我国流传甚快。张锡纯结合中医的情况，认真学习和研究西医新说，沟通融会中西医，按他的说法：“今汇集十余年经验之方”，“又兼采西人之说与方中义理相发明，辑为八卷，名之曰《医学衷中参西录》。”从其著作命名足以看出作者的用心良苦：衷中者，根本也，不背叛祖宗，同道无异议，是立业之基；参西者，辅助也，借鉴有益的，师门无厚非，为发展之翼。针对当时中西两医互不合作的现象，张氏主张：“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由斯知中药与西药相助为理，诚能相得益彰。”并验证于临床：典型如石膏阿司匹林汤。张氏自叙：“石膏之性，又最宜与西药阿司匹林并用。盖石膏清热之力虽大，而发表之力稍轻。阿司匹林味酸性凉，最善达表，使内郁之热由表解散，与石膏相助为理，实有相得益彰之妙也。”再有治阴虚发热，肺痨，用醴泉饮送服阿司匹林；治肺病发热，以安替匹林代石膏发汗；治癫痫，用西药镇静剂与中药清火、涤痰、理气之品配伍；治梦遗，加溴化钾或水合氯醛以增加镇脑安神之功。以上表明，张锡纯开创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功不可没。注重配伍，善用对药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论述每一方剂时，对一证一药都作了详尽的分析与阐明，对其用量、加减、单用、合用、服法、疗效情况都给予详细记载，其组方严谨，药味少，用量大，针对性强，立意明确，配伍巧妙，并着重指出用药配伍原则：“取其药性化合，借彼药之长，以济此药之短。”注重用药，保证药效(1)专效重用张锡纯治疗疾病时选用对症之药，重用而取效，他曰：“恒择对症之药，重用一味，恒能挽回急重之病，且得以验药力之实际。”生石膏为清解大热的特效药物，山药系救济之大药。既济汤重用熟地、山萸以固脱，莱菔汤之重用山萸、生龙牡以救脱，硝菔通结汤重用朴硝、莱菔子以通燥结，荡痰汤重用赭石、大黄以除顽痰。其中，“大黄之力虽猛，然有病则病当之，恒有多用不妨者，是以治癫狂脉实者，可用至二两。”(2)善用生药张锡纯认为：有些药物须生用，生用则药力浑全，炙用或煅用则药力减弱，无效甚至引起相反的作用。如石膏、黄芪、山药、赭石、龙骨、牡蛎、乳香、没药、大麦芽、山楂、鸡内金、白芍、蜈蚣、水蛭、赤石脂、甘草等。他指出：水蛭最宜生用，切忌火炙；乳香、没药最宜生用，若炒用则流通之力顿减；桃仁生用取其生发之气；龙骨、牡蛎若用以滋阴、敛火、收敛兼开通者皆不可煅；山药宜生者煮汁饮之，不可炒用，否则服之无效；赭石生用性重坠凉镇，能降胃止血，能生血，毫不伤气分，若煅用既不能生血，且具有开破之性，多用令人泄泻。(3)注重炮制张锡纯认为：“药物有非制过不可服者，若半夏、附子、杏仁诸有毒之药皆是也。”前人炮制半夏失宜易致呕吐，为了用药安全，他改进炮制方法，还自创马钱子制法、血余炭制法、硫化铝制法等。还有黄芪入汤剂，生用即是熟用，不必先以蜜炙；龙骨、牡蛎，若取其收涩，可以煅用，若用以滋阴、敛火，皆不可煅。综上所述，张锡纯结合中西医、自创新方、配伍用药、及服药方法等均围绕提高临床疗效而展开，并付之临床验证，我们不仅要学习他自创新方的精髓，更重要的是学习他的自创新方的思维，勇于提出自我见解。突出贡献张锡纯三十岁左右才学习“西人西书”。开始他喜欢西医讲解新异。后来，钻研了十年，又认为西医新异文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于是，中医包括西医之说，就成为他衷中参西工作的理论根据。所谓衷中参西，就是试图以中医为主体，沟通中西医，以发展祖国医学。他从理论到临床，从生理到病理，从诊断到用药，全面进行了尝试。就以他用药来说，多喜取西药之所长，以补充中医的不足。他认为，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治病原就应当兼顾标本。因此中药西药可以配合使用。在四十多年的治疗工作中，他不厌其烦，有始有终地建立了医案。他的医案于立案法度、记载项目，尤能要言不烦，简而不漏，首尾完整，层次也井然，可为医案的范例，后来的津梁。他认为，积累医案和病历，是在实践中研究医学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习医不不泥于古的一个条件。他从中得益不少。后来，那些医案成了《医学衷中参西录》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奉天医学杂志》、《上海中医杂志》、《医界春秋》、《杭州三三医报》、《治口中西医学杂志》、《新加坡医学杂志》等报刊，均先后聘他为特约撰稿人。他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医学论著。后来，他汇集十八年的经验，在方后缀以诠解与紧要医案，又兼采西人之说与方中义理相汇通，编成了《医学衷中参西录》。这是他一生临床的经验总结，刻苦研究医学的心血结晶。从辨证论治到选药主方，均切近实际，讲求实效，并有不少独创见解。生前，此书曾分期刊行，流传颇广，受到当时医学界的推崇与欢迎，被称为我国中医界“第一可法之书”。孙蕊榜为此书题词说：“费尽心神五十秋，中西合撰几研究；瑶编字字皆珠玉，普济苍黎遍九州”。书中前三期是他编的，以方为目，随方附论。总共论述了阴虚劳热、喘息、阳虚、心病、肺病等三十五类病证，一般从生理和病案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并附录了西医的有关理论和治法。由于第四至第七期，是由其子及门人编的，分别为药物学讲义，医论、医案、伤寒论讲义。全书载方一百八十九首，简要适用，其中有一百六十余方，是他自拟的，有实用价值，颇为一般中医所喜用。虽然他受历史条件和他的世界观的限制，他的学术思想没有摆脱当时的改良主义的影响，存在不少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他在医学上的贡献，尤其在中西医汇通上所做的各种尝试，是不可抹杀的。他不愧为近代勇于实践的医学家。历史评价张锡纯（1860～1933）是近代中国医学史上一位值得称道的医家，他曾在沈阳创建“立达中医院”，疗效卓著；在天津开办国医函授学校，培养了不少后继人才；在当时各地医学刊物上，发表了很多具有创见的论文，在医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声名远播，与当时江苏陆晋笙、杨如候、广东刘蔚楚齐名，被誉为“医林四大家”，又与慈溪张生甫、嘉定张山雷并称为海内“名医三张”。极负盛名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是他一生刻苦向学的心血结晶，也是他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他的创新精神与创新实践的丰硕成果。作为卓越的临床家和中西医汇通派的著名代表，张锡纯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学习其创新精神，发扬光大祖国医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张氏在创制新方的实践和成就更为后人称道。从其临床实践来看，张氏用药有不少独到之处。注重实效、以实践验证药用是张氏用药的一大原则。在理论上，常将中医脏象学说与西医解剖生理互证,力图沟通中西医,如认为《内经》所述厥证即西人所谓脑充血等。此外，他临证讲究详细记录病情，用药讲求实效，创制的许多新方如镇肝熄风汤等，多为后人所喜用。张锡纯为人忠厚，志行高洁。其书自序云：“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这种志向基于“不为良相，必为良医”的思想，张锡纯虽终生未直接参与政治，仍常于诗文中流露出忧患的心情。1924年，他自题其书第五期卷首云：“自命生平愿不凡，良医良相总空谈。坎坷无碍胸怀阔，遭际常怜国运艰。忧世心从灰后热，活人理向静中参。轩岐奥理存灵素，化作甘露洒大千。”诗中委婉地表达了未能医国的遗恨。1954年，石家庄组织中医运用张锡纯重用石膏的经验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获得良好的效果，卫生部门曾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向全国推广。张锡纯的这一宝贵的见解和经验在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为济世活人计，张锡纯治医不计私利，凡有心得发现，必于医界公布。刊印书籍有赠送惯例，每难盈利。至于他对静坐吐纳术（当时特风行于学校）的体会，更多向医界提倡，以为不仅益于养生且利于治学。他的朋友和病人既有军政界要人，也有城乡贫民，相处中均一视同仁，不见傲下媚上形迹。他不置产业，日常业务仅足维持生计。1913年，黄河泛滥，有一灾区孤儿流落至大名，病饿垂危，张锡纯携至寓所救活。因不知其乡贯里居，即收为义子，取名张俊升，成人后为其家立业，使谋生于天津。张锡纯逝世前终于查清其为河南滑县卢姓，遂改名卢俊升，一时传为义举。张锡纯不避劳苦，自奉甚俭，常念学与年俱进，终生治学不辍。虽至晚年，每为人合药饵，必躬自监制；修订著作及复信答疑不肯假手他人。又力辟医不叩门之说，每遇疑难重证，辄辗转筹思，查考书籍，一旦有定见，虽昏夜立命车亲赴病家调治。即或病在不治，亦勉尽人力，每救疗至殓服已具，不肯稍有懈怠。时人称之为一代大师，实当之无愧。代表著作代表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是其一生治学临证经验和心得的汇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张锡纯医案》，是通过对张锡纯1909年所撰的《衷中参西录》研读与实践所得的一部张氏医案，书中从诊症、辨治、方药到方解、按语，明了清晰；书後附有本书作者撰写的“张锡纯医学思想探讨”等系列文章及张氏自拟方索引，既使人看到了张氏精湛的医术与仁厚之人品，也通过作者的笔加深了人们对张氏医学思想的理解。目前所出版的张锡纯著作，多为将全部著作汇为一册的厚重开本。而本次分卷出版恢复张锡纯生前对其医著的分册原旨，将《医学衷中参西录》系列医著分为五册：处方篇（即《屡试屡效方》）、药物篇（即《中药亲试记》）、医论篇（即《中医论说集》）、医案篇（即《医案讲习录》）、伤寒篇（即《伤寒论讲义》）。并在完全尊重张锡纯原意、原文的基础上，通过现代编辑手法，让该书的“层次更分明，眉目更清晰。”
中国最早生物化学家先躯，生物化学开拓者，奠基人，中国近代和现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吴宪（1893-1959），福建福州人。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12年赴美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造船工程，后改习化学，1916年获理学士学位后留校任助教；1917年被哈佛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录取为研究生；1919 年获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任教；1946年任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院长兼营养研究所所长。吴宪一生发表研究论文163篇，专著3种。他开拓的领域主要包括：临床生物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代谢等方面，此外，还涉及到性激素、抗生育等方面。美国学者里尔顿·安德森（J·Reardon-Anderson）将他誉为“中国化学的巨人”，并评价道：“毫无疑问，吴宪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最伟大的化学家，或者说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当他在1919年发表他的第一项研究时，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类的化学研究。他在国际上，是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美国化学会会员、美国生物化学家协会会员、美国实验生物学和医学会会员、荷兰《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顾问委员、原德国自然科学院名誉院士、美国亚拉巴马州科学院院士、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Sigma Xi Society）会员，以及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营养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他的名字被收入《国际医学名人录》（International Who's Who in World Medicine）、《美国科学名人录》（American Men of Science，第九版）、《中国名人录》（Who's Who in China）、以及《科学家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of Scientific Biography）等书。他开拓的《一种血液分析系统》引发了一场血液化学方面的革命。吴宪对于国际生物化学和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卓著，并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和在中国科学界崇高的地位。中国近代和现代化学，细菌和病毒学的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高士其（1905年11月—1988年12月19日，原名高仕錤，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鳌峰坊人，改名高士其，弃仕途旁和金钱旁不要，立志不做官，不爱钱，以科学家造福中国。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学士学位。1930年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中国为记念他的贡献，把国际的一颗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科学家，化学家。细菌和病毒学家的中国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中国近代和现代核医学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王世真（1916年3月7日一2016年5月27日）：福建福州人， 生物化学家、核医学家，中国核医学事业的创始人。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历任美国爱荷华大学放射性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核医学中心主任，放射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名誉所长，核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从1940年代开始，王世真对甲状腺素做了大量系统性的研究工作。1951年,王世真冲破重重阻碍回国,被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系副教授。由于他执意回国,夫人在美国遭到了软禁,后来辗转从芬兰坐船才回到国内与他团聚。那时,他在核医学这个专业领域已经才华初露。他发表了两类甲状腺素类似物的结构。其中一类具有拟甲状腺素的活性，另一类具有抗甲状腺素的作用。他对这些化合物进行了一系列的结构改造，并对这些化合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的这些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结构和功能关系的研究1956年在军委卫生部领导下，他创办中国第一个同位素应用训练班，第一批核医学骨干从这里走向全国。在中国创建了同位素标记物合成、液闪测量、放免分析、医用活化分析、稳定核素医学应用，放免显像等技术；他在甲状腺激素（TH）的系统研究中，解开了TH作用机制的一些不解之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在异军突起的核素示踪技术的研究中，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突破。70年代末，他就提出在实验核医学领域内以稳定核素作为示踪原子进行生物医学及药学研究。他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放射性标记化合物工作者。特别是他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任标记化合物研究室主任期间，在他的领导下，从1959年到1979年共合成、生产了总计多达100多种的标记化合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许多基础与临床学科科研工作的开展。他筹建了正电子发射X线体层摄影（PET PECT）中心。在我国创建了同位素标记物合成、液闪测量、放免分析、医用活化分析、稳定核素医学应用、放免显像等技术。核医学就是运用核技术来诊断、治疗和研究疾病的一门科学。对于普通人来说,知道PET、SPECT、甲功仪、肾图仪、放射性活度计以及用于放射性治疗的伽玛刀、后装治疗机、模拟定位机、直线加速器等设备,就不难明白核医学在现代医学中的重要地位。他所开创的中国核医学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成为亚洲核医学领域的领跑者。中华核医学会授予他终身成就奖。
陆渊雷(1894～1955)名彭年，江苏川沙人。民国元年(1912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朴学大师姚孟醺学习经学、小学，于诸子百家、史、地、物理、算学等书无所不读。毕业后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立师范学校、国学专修馆、暨南大学、持志大学、中国医学院等处任教。授课之余阅读大量医书，研究中医各家学说。民国14年恽铁樵创办医学函授学校，陆渊雷拜恽为师，协助办校。又师事章太炎学习古文学及中医基础，深得两名家之教益。
1、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程应旄《伤寒后条辨》云：太阳之见证，莫确于头痛恶寒，故首揭之，使后人一遇卒病，不问何气之交，而但兼此脉此证，便可作太阳病处治。亦必兼此脉此证，方可作太阳病处治。虽病已多日，不问其过经已未，而尚见此脉此证，仍可作太阳病处治。
柯琴《伤寒来苏集》云：仲景立六经总纲法，与《内经•热论》不同，太阳只重在表证表脉，不重在经络主病，看诸总纲，各立门户，其意可知。
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成》云：太阳指表而言，盖伤寒以六经言之，古来医家相传之说，不可遽易者也。夫人之常情，每信于其所习见，而疑于其所未尝习见者。故仲景氏亦不得己而袭其旧名，实则非经络之谓也，借此配表里脉证已，故论中无一及经络者。可见此书以六经立名，犹数家者流以甲乙为记号，注家不察，解以素灵经络之说，可谓不解事矣。太阳病有伤寒，有中风，此条统而论之，故惟云脉浮，而未分其紧与缓也；其所谓恶寒，亦兼恶风言之，恶风轻、恶寒重，舍轻取重，所谓举大而小从者也。其惟称恶寒，而不言发热者，以太阳伤寒之初证，有或己发热、或未发热之异也。后凡称太阳病者，皆指斯条之脉证而言。
内藤希哲云：此以后称太阳病者，指此脉、此证一二见者而言，非单指脉证悉具者而言也。（山田氏引）
渊雷案：六经篇第一条，相传为该经之提纲，谓必具如此之证，乃得断定为此经之病也。旧注以为风寒之邪由表入里，太阳主皮肤而统营卫，故为风寒所始病之经。其解释脉浮以下诸证，亦从皮肤营卫，及太阳经络为说。所言既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证以今日科学知识，尤多错误。夫病有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事实也，用麻黄、桂枝诸方治此病而愈，亦事实也，事实则古今中外无异。若夫脉之所以浮，头项之所以强痛，乃至麻桂诸方之所以愈此病，则属病理、药理，而有待于研究矣。前贤注解，大抵根据《内经》、《难经》，而参以自己之臆想。即内难本文，亦不过依附五行、四时等当时通行之理想，而托之黄帝、岐伯、越人而已。且以当时条件所限，故此等旧注类，多失真。近年欧西传来之医学，出自种种精密实验，虽未能悉合真际，大体己无多违失。是以鄙人冶医，取古书之事实，释之以科学之理解，此《今释》之所以命名也。古书理论，及旧注之不背科学者，间亦援引。至于旧说，沿误己久，深入人心者，辄根据科学以驳正之。非敢求胜前贤，亦冀中医学有所进步耳。凡百学术莫不因其所已知，从而推究试验，以求其所未知。若已知之理论为谬妄，则推求所得之新知，将愈益失真，此理甚明。而訾吾者诋为失却中医真面目，斯可异也。
今欲释伤寒太阳病，应先注意数事：第一，凡流行性病，皆有病原细菌为原因。菌之使人病也，或以其成群结队之菌体，直接为害于人体，或分泌毒质以害人体。吾书为便于言说计，概称之为 毒害性物质 。第二，毒害性物质不制伏，其病则不愈，而中西药物，可以直接制伏毒害性物质者较少，即或有之，其性亦毒，用少则不足以愈病，用多则人体先受其害。直至近世，始有磺胺类及抗生素，而品类不多。临床家经验，或谓抗生素之效力，今日已不如初发明之日，盖细菌亦逐渐产生抗药力也。在仲景之世，流行性热病当然无特效药品，惟幸人体感染病毒后，必立起反应而产生抗毒力。此种抗毒力，即西医所谓 自然疗能 ，中医古书，则谓之正气。其治疗热病，亦惟凭借此正气，从而利导匡救。第三，内科病之证候，多非疾病之本体，而是正气抵抗病毒时所发生之现象，故观察证候，可以测知正气抗病之趋势。于是选用方药，以利导匡救，而达治疗之目的。明乎此三者，然后可以释太阳病，而全部伤寒论亦不难知矣。
太阳病者，正气抗病之趋势向上向表，其目的欲令出汗，而从汗液中排除毒害性物质也。人体受病毒刺激，立即产生抗毒力。抗毒之法，盖视毒害性物质之种类，而有不同，虽细菌学、免疫学专家，亦未能详知。大抵是产生某种物质，使与毒害性物质结合，而化成无毒之物。抗毒力产生时，必恶寒、发热，注射防疫菌苗者，用动物作细菌试验，或制造治疗血清者，大多数见恶寒、发热，可以征也。
恶寒既常与发热同时发作，且伤寒以发热为主证，则知经文恶寒二字，即含发热在内。当发热时，体内新陈代谢亢进，而心脏之张缩力，为之加强，心力强则脉搏大，大而未甚充实，则重按即觉其软，且古人观念，谓太阳病在肌表，遂以心理作用，认此种大而较软之脉为浮脉。不然，脉管有结缔组织，固着于一定部位，太阳轻浅之病，岂能移脉管而浮向外表耶？由是言之，脉浮二字，亦含发热在内，脉浮发热而产生抗毒力矣。然倘使毒害性物质相当强盛，则新生少量之抗毒力，未足以抵抗而胜任愉快。计之上者，莫如排除其一部毒害性物质，使仅留于体内者，不足以危及生命，适足以引生抗毒力。
太阳为热病之初起，病菌学证明病初起时，毒害性物质多在血液中，欲排除之，则莫如出汗。汗腺在肌表，欲出汗，则气血必须趋而向表，吾于下文将说明一事。人体种种机能，表之与上，里之与下，常相联系。又汗腺之排列，上半身较多，故气血向表以求出汗者，同时必向上。气血向上，则上部充血，而头为之痛，项为之强，剧者且见鼻衄（本论四十七条、五十六条）。故头项强痛，为气血向上向表之征，而是正气欲令病毒与汗俱出之征。太阳之病理如是，故发汗解肌，为太阳病之唯一疗法。
太阳病之目的欲出汗，是矣。然出汗之目的，安知非为放散体温以退热，而为排除病毒耶。曰：“是不难知。”若于太阳病之临床经验较多，其例不胜枚举。最显著者，如麻疹、天花、猩红热诸病，皆须透发于皮肤，故始终宜发表，即始终不离太阳。其传染皆由接触，而于病向愈时之落屑期中，传染力最大。往昔种痘者，且取天花之疮痂，研末，纳于受种者之鼻孔，其人即迅速出天花。由此可知，此等诸病皮肤所发疹点、疮痂，即是毒害性物质。而发表即是排除毒害性物质，使与汗同时排出也。
又如流行性感冒之发热型，亦始终不离太阳，而极易接触传染者，其滤过性病毒为病菌中极细小之一种。以臆测之，菌体极小，则易于窜透血管而入于汗腺，则此病发汗所排泄者，当不仅菌毒，亦有菌体。更推之麻疹、天花诸病，病原亦是滤过性病毒，其体亦极小，而其落屑、落痂之最易传染，当亦有菌体排出皮肤之故。以是种种，得断定太阳病之发汗，为排除毒害性物质，非为放散体温以退热。其有一汗而热遂退者，则因毒害性物质既大部排除，其仅存者，不足为病故也。
太阳固为热病最先见之证候群，然热病不必皆起于太阳，有起病即为少阳或阳明者。旧说谓风寒之邪，必由表入里，可知不是。若起病即为阳明，则绝无退而传为少阳或太阳者。温热家谓温邪由里出表，可知亦非。六经传变之次序，下文别详之。
太阳、阳明等六经之名，其源甚古，而其意义所指，递有不同。最初盖指经络，六经各分手足为十二，为针灸家所宗，《灵枢》、《甲乙》诸书，及《素问》中大部是也；其次指气化，即太阳寒水、阳明燥金之等，为司天在泉运气家所宗，王冰附入《素问》之天元纪等大论是也；最后则指热病之证候群，为汤液家所宗，《伤寒论》及《素问•热论》是也。名则犹是，义则递异，故本论六经之名，譬犹人之姓名，不可以表示其人之行为品性。热病之六经，亦不可以望文而释其义。惟三阳经与三阴经之异，可以略说。
凡正气充实，抗病力强者，为阳。正气不足，抗病力弱者，为阴。病情属实热者为阳，虚寒者为阴，此本论三阳三阴之义也。《素问•热论》，则以表证为阳，里证为阴（热论与本论不同，详下文），故热病六经之名，阴、阳字可释，太、少、明、厥等字不可释。恽铁樵先生释太阳为最外，此盖以最释太，以外释阳，其说自辨。但恐仲景本意，未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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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伤寒论今释
作者：陆渊雷
出版年份：2008-10
页数：486
内容简介：
《伤寒论今释》撰于1930年。陆氏综合前人注疏，参考日人学说，对《伤寒论》用较浅析的理论予以分析、归纳和诠释，选注精要。作者对《伤寒论》中的某些条文，试图用近代医学科学理论加以融汇或阐释，在中西汇通和中医发展方面作出了大胆尝试。著名中医临床家岳美中先生在学医过程中，读到陆渊雷先生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觉有自己未见之义，稍后就加入陆渊雷先生所办的遥从(函授)部学习，终成一代名医。
慢性肾脏疾病是目前发病率不断上升的一组疾病，现代医学尚无疗效较好的治疗方法，但中医治疗此疾病有独特优势。国医大师张大宁在五十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现介绍其治疗慢性肾脏疾病常用六味中药体会。
黄 芪
当代大部分中医著作都把黄芪作为“健脾补气，补肺固表”的药物，如《中药学讲义》记：“黄芪、甘、微温，归脾，肺经。健脾补中、升阳、举陷、益气固表、利尿、托腐生肌。”张大宁认为这种论述并没有真正表达出黄芪的功效。考《神农本草经》载：“黄芪……补虚”，这里并没有讲补什么虚，而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则明确指出：“黄芪逐五脏间恶血，补丈夫虚损，五劳赢瘦，止渴，益气，利阴气”，也就是说，黄芪为可治疗“五劳赢瘦”的大补之药，又可逐五脏间恶血，即可活血祛瘀。
医圣张仲景以其临床实践为后世树立了使用黄芪的典范。诸如黄芪桂枝五物汤、防己黄芪汤、桂枝加黄芪汤、防己茯苓汤等，都可谓肺、脾、肾并补，且有活血之力的典型方剂。明清之后的医药著作中，如《药性论》云：“黄芪内补，主虚喘，肾衰，耳聋，疗寒热，下补五脏”；《本草纲目》中，称黄芪为“补药之首”；清代张璐《本经逢源》中也特别提出：“黄芪能补五脏诸虚”；清代王清任在补阳还五汤中大剂量使用黄芪，树立了黄芪补气活血的典范。
张大宁认为，各种慢性肾脏疾病（包括急性发作时），从中医学角度看，大多为肺、脾、肾三脏功能的失调。从这点考虑，黄芪补益中兼活血、利尿的功效，非常适合治疗慢性肾脏疾病。有许多西医在治疗该病时也大量使用黄芪制品。
张大宁临床多用生黄芪，且遵循王清任的实践经验，使用剂量较大，一般在60~120克。
附 子
附子在《本经》中列为“下品”，《中药学讲义》载：“附子辛甘、大热，有毒。归心、肾、脾经。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慢性肾脏疾病属于中医学水肿中“阴水”的范畴，虽然在不同阶段、不同情况下有着不同的兼证，但脾肾阳虚是贯穿整个病程的病机。作为回阳救逆，补火助阳的附子实为一味重要的中药，尤其在病程的中后期。翻阅仲景之作，以附子为主药的方剂达二三十之多，如四逆汤、真武汤、麻黄附子细辛汤、肾气丸、大黄附子汤等，至今仍广泛运用于临床。
后世医家用附子方者甚多，主要系仲景之传，如《正体类要》之参附汤、《景岳全书》之右归丸、《和济局方》之附子理中汤、《严氏济生方》之济生肾气丸等。正如清代倪朱谟在《本草汇言》中所言：“附子，回阳气，散阴寒，逐冷痰，通关节之猛药也。诸病真阳不足，虚火上升，咽喉不利，饮食不入，服寒药愈甚者，附子乃命门主药，能入其窟穴而招之，引火归原，则浮动之火自熄矣。凡属阳虚阴极之候，肺肾无热证者，服之起死之殊功。”亦如《本草正义》所云：“附子，本是辛温大热，其性善走，故为通十二经络纯阳之要药，外则达皮毛而除表寒，里则达下元而温痼冷，彻内彻外，凡三交经络，诸脏诸腑，果有其寒，无不可治。”
张大宁认为慢性肾脏疾病从开始到晚期尿毒症，脾肾阳虚、血瘀气滞、水湿浊毒贯穿着整个病程，肾阳虚为最重要的病机，故附子在治疗中有重要位置。
川 芎
川芎是活血化瘀药中一味有特殊功能的药物，有“血中气药”之称，张大宁认为其特殊之处在于既可行血中之气，又可行气中之血。《日华子本草》云：“川芎，治一切风，一切气，一切血，破症结宿血，养新血，消瘀血”；《本草汇言》云：“川芎，上行头目，下调经水，中开郁结，血中气药，味辛性阳，气善走窜而无阴凝黏滞之态，虽入血，又能去一切风，调一切气。”慢性肾脏疾病日久，则易气滞血瘀，症瘕积聚，故“行血中气、气中血，又可破症瘕积聚”的川芎，实为治疗各种慢性肾脏疾病的常用药物。
张大宁临床使用川芎剂量较大，每剂30克左右。
雷公藤
雷公藤首见于清代医家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原载：“雷公藤，蒸酒服，治风气”，其功效是从祛风湿、通经络。
从药物学看，雷公藤为卫矛科植物，苦、辛、寒，有大毒，入肝、肾经，功效除风祛湿、活血通络、消肿止痛、杀虫解毒。现代研究证实，本品化学成分多达70多种，包括雷公藤碱、雷公藤宁碱、雷公藤甲素、雷公藤乙素、雷公藤红素，以及卫矛醇、卫矛碱等，有促进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对免疫系统表现为抑制作用，抗炎、镇痛、抗肿瘤、影响生育，还有降低血液黏滞性、抗凝、改善微循环及降低外周血阻力的作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及强直性脊柱炎有一定效果。
张大宁曾以中药饮片雷公藤5~10克先煎2小时后，再置入群药中煎服，治疗慢性肾炎，对蛋白尿有一定疗效。现在临床上雷公藤多苷片剂治疗蛋白尿有一定效果，但有肝损害、伤及生殖腺、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胃部不适等副作用。张大宁多在汤剂中加入五味子、石斛、当归、三七、佛手等以减少雷公藤的副作用。
此外，应该指出的是，植物学中同科的植物在成分、功效及副作用上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同为卫矛科的昆明山海棠和鬼箭羽等，对于肾炎蛋白尿的治疗也是有效的。昆明山海棠出自《滇南本草》，性味、归经、功用、主治、成分及副作用等，基本上等同于雷公藤，所以制成成药后也可用于蛋白尿病人。鬼箭羽有长久的应用 历史 ，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又名鬼见愁、卫矛，云“味苦寒，除邪，杀鬼毒”。言卫矛者，谓其逐瘀之力尤强。张大宁常以该药作为治疗蛋白尿的特异性中药加入方剂之中，副作用小，疗效较佳。
大 黄
慢性肾脏疾病发展至中后期，肾功能逐渐下降，体内代谢废物不能以排出而蓄积，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的调节障碍，肾脏的一些内分泌功能也受到影响，导致人体整体的内环境紊乱。用中医学的理论分析为脾肾阳虚、气滞血瘀、浊毒上扰，虚、毒、瘀为主要病机。《神农本草经》云：“大黄，下瘀血，血闭寒热，破症瘕积聚所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大黄功效中推陈致新、安和五脏可以调节人体的内环境，非常适用于尿毒症病人。
张大宁临床还经常使用大黄炭，粉碎成100目左右，既可口服，又可掺入灌肠液中使用，疗效很好。
升 麻
升麻作为主药应用于慢性肾脏疾病的治疗中为张大宁的一大特色。《本经》记载升麻“主解百毒，辟温疾，障邪”，似与慢性肾脏疾病无关。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始于补中益气汤、普济消毒饮等方剂中使用升麻做升提之用。张大宁基于此功能，用该药治疗慢性肾脏疾病。
蛋白尿、血尿是慢性肾疾病的两大病症，二者均可视为精血的流失，一般中医治疗常用固涩之品，如芡实、金樱子、沙苑子、仙鹤草、茜草、三七等，效果常不佳。张大宁提出以“升提与固涩同用”，在固涩药中加入升麻治疗蛋白尿和血尿，疗效明显提高。
此外，慢性肾脏疾病每遇外感或内火上炎时易反复或加重，升麻可解表、清热、解毒，适应于此类症状。（张勉之 天津市中医肾病研究所）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腰腿痛是常见的中老年疾病。通常的腰腿痛治疗方法是药物止痛，按摩和理疗，虽然短期内能缓解腰腿痛，但常常是反复发作，花费不菲而仍是久治不愈，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加重。医生们也头痛不已，所以才有“病人腰痛医生头痛”的说法。医学界一致认为腰腿痛大多是不合理的姿势所致，所以治疗的根本应该是矫正不合理的姿势，也必然是治疗研究的方向。倒走一直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方式，倒走过程中可以有效矫正腰部（腰椎前凸）的不合理姿势，减小骨盆前倾和腰椎前凸的同时，还能锻炼自身肌肉，使腰腿痛得到有效缓解和治疗，很多人就此摆脱了腰痛的困扰。大夫们一般也常常向患者推荐，由于坚持倒走而摆脱腰痛的例子，不胜枚举。虽然倒走运动治疗腰腿痛非常有效，但是这毕竟违背了人类向前行走的本能，长期坚持非常困难，也不太现实，而且倒走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曾导致多人重伤。为安全起见，大夫们开始持保守态度，多数人只能继续忍受腰腿痛的折磨。形体矫正鞋的出现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形体矫正鞋的鞋底是前高后低的，能够强制人体重心后移，与倒走的治疗腰腿痛作用完全相同，能有效减小骨盆前倾和腰椎前凸。穿上前高后低的形体矫正鞋，正常向前行走也具有倒走的作用，这样使日常散步也具有的倒走锻炼的康复作用。相对于以往短时间的倒走锻炼，效果当然是大大增加，而且更加巩固，最重要的是非常安全，完全解除了倒走的安全隐患。全面解决了倒走健身锻炼的不足，是最新的腰腿痛康复治疗方法。它不是偏方，而是人体力学研究的科学结论，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获得三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而且还通过了国际专利的审查。形体矫正鞋不但对腰腿痛有利，而且是有益无害的健康鞋，穿着舒适，在国外被称为地球鞋，形容是在沙滩上赤足行走的感觉，得到了广泛的推广。
张锡纯(1860～1933)，字寿甫，中国近代杰出的中医临床家、思想家、教育家，其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成为继《伤寒论》以来最受医者欢迎的中医经典著作之一，被称为 “医学中第一可法之书”，而张锡纯先生也被称为“中国近代医学第一人"。医学界有“前有张仲景，后有张锡纯”的美誉。 张锡纯是中医世家，但是他却痴迷于几何学。1904年， 中国废科举，兴学校，张锡纯成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和几何学的教员。 张锡纯痴迷于几何学之时，看见报刊杂志上，中医黑们呼吁废除中医中药的舆论甚嚣尘上，于是放下几何学，重新开始潜心研究中医 ，最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医学第一人。”他的《医学衷中参西录》成为“医学中第一可法之书”。 经调查统计，后代医家最爱看的医书就是张仲景的《伤寒论》和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包括名医邓铁涛和倍受周总理赏识的岳美中等。岳美中成为名医和张锡纯有直接关系。 岳美中生于1900年，25岁时他是一个小学教员。此时的他因得肺结核咯血遍求名医不治，名医们都异口同声让他回家等死 。他不想坐以待毙，就自己学医自救。靠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治好了肺病，从此爱上了中医。后来承担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任务。还曾几次被周总理指派出国为外国元首治病。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自序中说：“人生有大愿力者，而后有大建树。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这种崇高的医德正是他成功立业的力量源泉。 张锡纯学术上尊古而不泥，参西不背中。衷中参西是张锡纯医学的学术核心。他大胆吸取西医之长，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和研究，第一次将中药和西药合用在一首方剂里，开创了我国中西药物合用的先例。 张锡纯是捍卫与发扬中医学的杰出人物之一。1927年余云岫等人污蔑中医不科学 主张废除中医："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并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将中医统一于西医之下。张锡纯目睹此状，义愤填膺，与上海名医冉雪峰等结成南北同盟，奋起反抗。1929年国民党当局提出废除中医之际，中医界发起反废止运动，全国中药店全面罢工。张锡纯上书南京政府，坚决反对废除中医。这种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张锡纯以弘扬中医为己任，他说：“我们生于古人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今使我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辈之罪。”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自1918年至1934年分七期陆续刊行于沈阳、天津，被医界奉为有一无二之著作，多次再版加印。各地学人，争相抢购，一时远至整个东南亚地区。 《医学衷中参西录》系列医著分为五册：处方篇（即《屡试屡效方》）、药物篇（即《中药亲试记》）、医论篇（即《中医论说集》）、医案篇（即《医案讲习录》）、伤寒篇（即《伤寒论讲义》）。 无论是中医爱好者，还是中医生，张锡纯的著作都是必备书籍。
1860年，2月29日（农历二月初八）酉时，张锡纯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盐山县张边务村西头张氏故宅。张锡纯（1860年－1933年），字寿甫，籍山东诸城，河北省盐山县人，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近现代中国中医学界的医学泰斗。1916年在沈阳创办我国第一间中医医院——立达中医院。1928年定居天津，1930年创办国医函授学校，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才。由于他有高明的医术和特殊的地位，医名显赫。张锡纯是中医里边儿一位了不起的高人，是晚清民国时候的一位著名的中医，他出生在河北的盐山。 盐山在哪儿呢？盐山就在渤海边儿上啊，靠近天津附近，靠近山东。盐山出生以后呢，当时是晚清啊，他当时吧，是要考科举的，所以就准备科举，然后到天津去考去，一共考过两次，考了两次科举呢，没考上，于是呢，回家以后呢，就遵照父亲的命令开始学医，他就一直认真的学习中医，一边儿学中医，一边儿备考。后来呢，晚清的时候因为废除了科举，就一直学习中医并开始治病救人的生涯。 张锡纯看书呢，特别杂，什么都看，所以呢，他会几何？结果呢，被聘为当时当地的几何老师，因为讲西学，设人会呀，张锡纯呢，当了一个数学老师，一边儿给大家讲课，一边儿看病，所以积累了大量经验，写了一本儿书，叫《医学恋中参西录》。 《医学衷中参西录》，这书他写了大部分，当时在这个出名之前呢，把书也写好了，然后快到五十来岁的时候，他才开始出名儿。 怎么回事儿呢？当时啊，德州驻军统领邀请他去干嘛呢，当军医，那么他从此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他是这个时候开始，随着驻军到处去走，在部队里边儿呢，他又开始接触到大量患者，所以呢，医学呢，这水平不断提高，这时候呢，这个这个医名也不断的传播。 再说一家中国最早的中医院，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张锡纯写的那书啊，当时很有名儿，他就想出版，就送到北京，当时放在一个管理这个版权的部门儿，正好在沈阳这边儿呢，也有人去申请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在桌上就看到这书稿了，一看以后觉得这书稿太好了，于是就说能不能出版啊，我们赞助他出吧，结果回来就开始为张锡纯拉赞助，最后呢，大家这个搜集了赞助以后呢，就把这书给出版了。 这一出版，这书就风靡全国，那么直接影响比较大的还是沈阳。看来，沈阳在张锡纯这个成长过程中呢，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当时沈阳啊，有个税捐局的局长，也就是说今天讲就是税务局的局长，这税务局局长呢，他这个喜欢中医，是个养生爱好者。 有一天呢，这个税务局长！外地一个朋友，这朋友跟他说，啊，我太太有一个什么病，说你能不能在沈阳给我找个名医看一下，然后就把这症状说了，结果这税监局的局长一听呢，我说这这病我能治啊，我刚买一本儿书叫《医学衷它参西录》啊，这一书里边儿有什么方法呢？你先别找名医，名医未必治得了你的病，这样吧，我把方子抄下来，你拿回去先用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结果呢，他的朋友回去把它方子抓药随便吃了几副，这病居然就好了。 哎呀，这局长一看了不得，这说果然就是让谁觉得谁嘛。于是呢，就推荐当时这个大帅府各位朋友看看，当时是张作霖是大帅呀。 因为它们是都是这个当官儿的吗？来跟我一起体验一下，你来一颗一颗的东西，你来看看，这书叫医学衷中参西录，这写书的人张锡纯磕了，他的医学水平太高了，于是呢，就介绍介绍，以后呢，俩人一商量，我们怎么办？集资吧，就找一些朋友，就集资搞了一个医院。叫什么呢？叫中国的最早的一个中医院，叫立达中医院，那么就请张锡纯给他写信。请他来当院长，说我们能不能联合起来办一个医院，说以前我们中医看病啊，都是门诊啊，对吧，都门诊，这门诊看病呢，这个你你开完方儿走了，然后呢，下礼拜再过来，对吧，这不断的来看病说，可是呢，如果在医院里住院了，我不断的观察你，我可能更加详细的能知道患者的病情，所以我们能不能搞这么一个中医院，哎，张一纯一看这边儿。 因为他们是都是这个当官儿的，就跟他们说，你们来看看，这书叫《医学衷中参西录》，这写书的人张锡纯可了不得了，他的医学水平太高了，于是呢，就介绍介绍，以后呢，俩人一商量，我们怎么办？集资吧，就找一些朋友，就集资搞了一个医院，叫什么呢？叫中国的最早的一个中医院，立达中医院，那么就请张锡纯来主持。 就给他写信，请他来当院长，说我们能不能联合起来办一个医院，说以前我们中医看病啊，都是门诊啊，这门诊看病呢，这个你开完方儿走了，然后呢，下礼拜再过来，对吧，可是呢，如果在医院里住院了，我不断的观察你，我可能更加详细的能知道患者的病情，所以我们能不能搞这么一个中医院。 哎，张锡纯一看这边儿，说得很有道理。于是郭锡纯就来到了当时的奉田，今天的沈阳，第一次参与创办了这个中国最早的一家中医院，叫立达中医院。 应该说是最早最著名的一家中医院，我们这么讲，比如说正式成立的一个影响非常大的中医院。 那么在这儿，张锡纯开始大展宏图了，他这时候啊，这时候已经50多岁了，那么他的这个书里边儿呢，有很多病例都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治病期间积攒下来的，因为这时候可以详细的观察患者的这个情况了。那么在沈阳呢，张锡纯度过了人生最辉煌的一段人生。 张锡纯这期间又办了函授班，培养人才，培养了大量的中医人才，包括我们现在有些名老中医，还是张锡纯当年的函嫂培养出来的。我们有的老先生啊还记忆犹新。那么最后呢，张锡纯是在天津去世的，这是他的人生经历。 张希纯这个人看病啊，他是太有特点，使他看病的效果非常非常好，他的方子呢，非常直接，在他的医案里边儿，他看病往往几副药就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呢手段是非常的了得。 那么张锡纯呢，对整个民国以后的中医的发展影响巨大，我们曾经做过调研，就是有部门儿做调研，问这些名老中医，说谁在你们中医成长过程中呢，影响最大，好像这个数字是有80%还是70来着，我记得好像80%，这个80%的老中医呢，写是张锡纯，也就说当年呢，张锡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的这个医学成就呢，应该在民国期间，应该是全国第一个。 那么张锡春看病啊，他不排斥西，所以他写的书的名字叫《医学衷中参西录》，不排斥西，他觉得中西医应该会通，就是我中医应该把西医包进来，留住西药，还要归纳出药性来，这个是吧，它是寒的，它是温的，对吧，入什么经归什么脏。张锡纯开药，中西药一样去开，所以他呢，是这个非常的这么开明的这么一位中医，不像有的中医呢，就是中医好，西医一点儿都没有，他考虑中西药两者是不是能够沟通，肯定有地方给患者治病，是这样，这是张锡纯的想法儿。 张锡纯比较大的最大的特点，这是我非常非常欣赏张锡纯的地方，就是他特别对每一味药的药性掌握的非常的精道，特别擅长于使用单位药啊，这是张锡纯最大的特点。 我们好多人学中医呀，一学上来就是方子，四君子汤，四物汤等等，但是每一味药药性究竟如何？每味药用到多大分量和具体疗效不重视。好多方子呢，是从伤寒论的这个经方儿出来的，然后进行组合，他师古不泥古。 他是从古代那儿拜老师学的，这张仲景为老师，我学了以后呢，但是我不怎么拘泥于与这个原方啊，他看病方子改的非常得体，他把这方法经常来，来给你改一改，对吧，改的非常非常得体，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张锡纯大家如果了解了以后，再看中医的好多地方儿都看清楚了。 所以呢，这是个很好的这个入门中医的门径，正所谓德高博学师于专，触类旁通融西中，抓筋明要悟处深，稳准于观运于中，一矢中第，妙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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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医学衷中参西录
作者：张锡纯
豆瓣评分：
出版社：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9-1
页数：641
内容简介：
《医学衷中参西录》是河北盐山县已故名医张锡纯(1860-1933年)所著。原书从1918年至1934年分七期陆续刊行。第一期1918年出版，第二期1919年出版，第三期1924年出版，1929年又将三期合编，分上、下两册出版，共八卷，即现行的前三期合编，前后共印行五版。第四期一册，共五卷，1924年出版，曾印行四版。第五期分上、下两册，八卷，于1928年出版。第七期一册，共四卷，1934年出版，印行二版。全书共七期，30卷。至于附录乃是张氏传人于1957年献出的遗稿。
作者简介：
张锡纯，近代中西汇通医家。反对崇古泥古，固步自封，并崇尚实验。毕生从事临床与研究著述，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影响颇大。重视药物研究。其于临床的主要贡献，是在中西医汇通思想基础上充分发挥生石膏治疗热病的功效，创“升陷汤”治大气下陷。在治疗急证、防治霍乱等方面，有所建树。
张锡纯，字寿甫，先世原籍山东诸城，明初迁居直隶（今河北省）盐山边务里，遂为盐山人。家道小康，自曾祖始累代业儒，父彤元（字丹亭）为庠生，以训蒙终其生。其家训教子孙宜训蒙兼习医而益世润身。锡纯天资颖悟，遵家训，诵读之暇，游艺方书，后两赴秋闱不第，竟以医名于时。
张锡纯青壮年时代，中国内忧外患频仍，殖民地化迅速加深，人民起义此起彼伏，清王朝统治风雨飘摇。他虽伏处草莽，亦渐知仅习旧学考科举，难以经世济民。1881年，补博士弟子员，首次赴北闱乡试落第，为慰藉祖、父愿望，径赴天津正式进学。后即长期在乡间教私塾，至1893年方再次参加乡试。这期间其中医水平不断提高，常为人疏方看病，教学时文医兼授，弟子中日后有多人以医为业。1885年，他治愈邑中名医高鲁轩、毛仙阁束手的危重症，颇受二人称道，自此应诊几无虚日。然而，1911年前，仍以训蒙、教书为职业。第二次乡试后，张锡纯开始接触西医及其他西学。1904年，中国废科举，兴学校，张锡纯成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和几何学的教员。
1、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程应旄《伤寒后条辨》云：太阳之见证，莫确于头痛恶寒，故首揭之，使后人一遇卒病，不问何气之交，而但兼此脉此证，便可作太阳病处治。亦必兼此脉此证，方可作太阳病处治。虽病已多日，不问其过经已未，而尚见此脉此证，仍可作太阳病处治。
柯琴《伤寒来苏集》云：仲景立六经总纲法，与《内经•热论》不同，太阳只重在表证表脉，不重在经络主病，看诸总纲，各立门户，其意可知。
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成》云：太阳指表而言，盖伤寒以六经言之，古来医家相传之说，不可遽易者也。夫人之常情，每信于其所习见，而疑于其所未尝习见者。故仲景氏亦不得己而袭其旧名，实则非经络之谓也，借此配表里脉证已，故论中无一及经络者。可见此书以六经立名，犹数家者流以甲乙为记号，注家不察，解以素灵经络之说，可谓不解事矣。太阳病有伤寒，有中风，此条统而论之，故惟云脉浮，而未分其紧与缓也；其所谓恶寒，亦兼恶风言之，恶风轻、恶寒重，舍轻取重，所谓举大而小从者也。其惟称恶寒，而不言发热者，以太阳伤寒之初证，有或己发热、或未发热之异也。后凡称太阳病者，皆指斯条之脉证而言。
内藤希哲云：此以后称太阳病者，指此脉、此证一二见者而言，非单指脉证悉具者而言也。（山田氏引）
渊雷案：六经篇第一条，相传为该经之提纲，谓必具如此之证，乃得断定为此经之病也。旧注以为风寒之邪由表入里，太阳主皮肤而统营卫，故为风寒所始病之经。其解释脉浮以下诸证，亦从皮肤营卫，及太阳经络为说。所言既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证以今日科学知识，尤多错误。夫病有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事实也，用麻黄、桂枝诸方治此病而愈，亦事实也，事实则古今中外无异。若夫脉之所以浮，头项之所以强痛，乃至麻桂诸方之所以愈此病，则属病理、药理，而有待于研究矣。前贤注解，大抵根据《内经》、《难经》，而参以自己之臆想。即内难本文，亦不过依附五行、四时等当时通行之理想，而托之黄帝、岐伯、越人而已。且以当时条件所限，故此等旧注类，多失真。近年欧西传来之医学，出自种种精密实验，虽未能悉合真际，大体己无多违失。是以鄙人冶医，取古书之事实，释之以科学之理解，此《今释》之所以命名也。古书理论，及旧注之不背科学者，间亦援引。至于旧说，沿误己久，深入人心者，辄根据科学以驳正之。非敢求胜前贤，亦冀中医学有所进步耳。凡百学术莫不因其所已知，从而推究试验，以求其所未知。若已知之理论为谬妄，则推求所得之新知，将愈益失真，此理甚明。而訾吾者诋为失却中医真面目，斯可异也。
今欲释伤寒太阳病，应先注意数事：第一，凡流行性病，皆有病原细菌为原因。菌之使人病也，或以其成群结队之菌体，直接为害于人体，或分泌毒质以害人体。吾书为便于言说计，概称之为 毒害性物质 。第二，毒害性物质不制伏，其病则不愈，而中西药物，可以直接制伏毒害性物质者较少，即或有之，其性亦毒，用少则不足以愈病，用多则人体先受其害。直至近世，始有磺胺类及抗生素，而品类不多。临床家经验，或谓抗生素之效力，今日已不如初发明之日，盖细菌亦逐渐产生抗药力也。在仲景之世，流行性热病当然无特效药品，惟幸人体感染病毒后，必立起反应而产生抗毒力。此种抗毒力，即西医所谓 自然疗能 ，中医古书，则谓之正气。其治疗热病，亦惟凭借此正气，从而利导匡救。第三，内科病之证候，多非疾病之本体，而是正气抵抗病毒时所发生之现象，故观察证候，可以测知正气抗病之趋势。于是选用方药，以利导匡救，而达治疗之目的。明乎此三者，然后可以释太阳病，而全部伤寒论亦不难知矣。
太阳病者，正气抗病之趋势向上向表，其目的欲令出汗，而从汗液中排除毒害性物质也。人体受病毒刺激，立即产生抗毒力。抗毒之法，盖视毒害性物质之种类，而有不同，虽细菌学、免疫学专家，亦未能详知。大抵是产生某种物质，使与毒害性物质结合，而化成无毒之物。抗毒力产生时，必恶寒、发热，注射防疫菌苗者，用动物作细菌试验，或制造治疗血清者，大多数见恶寒、发热，可以征也。
恶寒既常与发热同时发作，且伤寒以发热为主证，则知经文恶寒二字，即含发热在内。当发热时，体内新陈代谢亢进，而心脏之张缩力，为之加强，心力强则脉搏大，大而未甚充实，则重按即觉其软，且古人观念，谓太阳病在肌表，遂以心理作用，认此种大而较软之脉为浮脉。不然，脉管有结缔组织，固着于一定部位，太阳轻浅之病，岂能移脉管而浮向外表耶？由是言之，脉浮二字，亦含发热在内，脉浮发热而产生抗毒力矣。然倘使毒害性物质相当强盛，则新生少量之抗毒力，未足以抵抗而胜任愉快。计之上者，莫如排除其一部毒害性物质，使仅留于体内者，不足以危及生命，适足以引生抗毒力。
太阳为热病之初起，病菌学证明病初起时，毒害性物质多在血液中，欲排除之，则莫如出汗。汗腺在肌表，欲出汗，则气血必须趋而向表，吾于下文将说明一事。人体种种机能，表之与上，里之与下，常相联系。又汗腺之排列，上半身较多，故气血向表以求出汗者，同时必向上。气血向上，则上部充血，而头为之痛，项为之强，剧者且见鼻衄（本论四十七条、五十六条）。故头项强痛，为气血向上向表之征，而是正气欲令病毒与汗俱出之征。太阳之病理如是，故发汗解肌，为太阳病之唯一疗法。
太阳病之目的欲出汗，是矣。然出汗之目的，安知非为放散体温以退热，而为排除病毒耶。曰：“是不难知。”若于太阳病之临床经验较多，其例不胜枚举。最显著者，如麻疹、天花、猩红热诸病，皆须透发于皮肤，故始终宜发表，即始终不离太阳。其传染皆由接触，而于病向愈时之落屑期中，传染力最大。往昔种痘者，且取天花之疮痂，研末，纳于受种者之鼻孔，其人即迅速出天花。由此可知，此等诸病皮肤所发疹点、疮痂，即是毒害性物质。而发表即是排除毒害性物质，使与汗同时排出也。
又如流行性感冒之发热型，亦始终不离太阳，而极易接触传染者，其滤过性病毒为病菌中极细小之一种。以臆测之，菌体极小，则易于窜透血管而入于汗腺，则此病发汗所排泄者，当不仅菌毒，亦有菌体。更推之麻疹、天花诸病，病原亦是滤过性病毒，其体亦极小，而其落屑、落痂之最易传染，当亦有菌体排出皮肤之故。以是种种，得断定太阳病之发汗，为排除毒害性物质，非为放散体温以退热。其有一汗而热遂退者，则因毒害性物质既大部排除，其仅存者，不足为病故也。
太阳固为热病最先见之证候群，然热病不必皆起于太阳，有起病即为少阳或阳明者。旧说谓风寒之邪，必由表入里，可知不是。若起病即为阳明，则绝无退而传为少阳或太阳者。温热家谓温邪由里出表，可知亦非。六经传变之次序，下文别详之。
太阳、阳明等六经之名，其源甚古，而其意义所指，递有不同。最初盖指经络，六经各分手足为十二，为针灸家所宗，《灵枢》、《甲乙》诸书，及《素问》中大部是也；其次指气化，即太阳寒水、阳明燥金之等，为司天在泉运气家所宗，王冰附入《素问》之天元纪等大论是也；最后则指热病之证候群，为汤液家所宗，《伤寒论》及《素问•热论》是也。名则犹是，义则递异，故本论六经之名，譬犹人之姓名，不可以表示其人之行为品性。热病之六经，亦不可以望文而释其义。惟三阳经与三阴经之异，可以略说。
凡正气充实，抗病力强者，为阳。正气不足，抗病力弱者，为阴。病情属实热者为阳，虚寒者为阴，此本论三阳三阴之义也。《素问•热论》，则以表证为阳，里证为阴（热论与本论不同，详下文），故热病六经之名，阴、阳字可释，太、少、明、厥等字不可释。恽铁樵先生释太阳为最外，此盖以最释太，以外释阳，其说自辨。但恐仲景本意，未必如此。
解放后，陆氏历任上海市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卫生局中医顾问、上海中医门诊所所长等职。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生著作甚丰，除《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外，尚有《陆氏医论集》、《中医生理术语解》、《中医病理术语解》、《流行病须知》、《伤寒论概要》、《脉学新论》、《舌诊要旨》等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