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中医原旨的独到见解常不易被人接受，自称少数派◆他致力于中医学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呼吁中医要卓然自立◆他在西医院临床26年，56岁归队研究中医，倡导“中医研究”◆他中西汇通，诊疗思想独树一帜，治疗疑难杂病得心应手 陆广莘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著名的中医理论学家、临床家。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会被他激昂的语调、犀利的言辞、深邃的思辩、妙语连珠的中英文打动。“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是他对中医学术思想的高度概括，是他从医六十多年寻求中医学之道的收获，也是他对中医发展的期望。 3位名师的教导、西医名校的系统学习、综合性大医院坚持中医特色的实践，使他中西汇通，学验俱丰。他遵循中医学原旨，执着探寻中医精髓，真知灼见别具一格，是当代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而卓然自立的代表人物。“我是正宗中医出身，当国家号召中医药人员要系统学习西医时，我通过考试，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系统学习了5年西医学，毕业后到中央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在西医院坚守中医26年，56岁时被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组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队伍。”自18岁在上海开始学习中医后，陆广莘先后师从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老师的言传身教使他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影响了他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观点，激励他对中医真谛孜孜以求，奋斗不已。陆渊雷的古文学和中医学造诣很高，蜚声医界。民国18年与徐衡之、章次公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国学大师章太炎为院长。“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办校宗旨要求既要学习传统文化，又要掌握新知识。陆广莘作为函授弟子，不但接受了现代科学思想，也打下了他兼收并蓄、融古汇今的学风基础。章次公1955年任卫生部中医顾问时，陆广莘随他抄方侍诊。1956年关于五行存废问题的讨论时，章先生与他切磋讨论，并鼓励他发表意见。章次公“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的教导使他对中医学充满自信、自强、自立的决心。陆广莘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新中医药》上，学术见解的锋芒和论辩的才气逐渐显露。徐衡之提出“心知其意．不为所囿”，临床上采用中西医结合取得良好疗效。陆广莘1957年到中央人民医院中医科时，徐衡之任主任，对他言传身教。敢想敢干的陆广莘在一流西医院里开设中医门诊，创建中医病房，扩大中医临床领域，并于1958年秋在北京医学院开设《中医学概论》课程，吸引医疗系四、五年级和儿科系四年级学生听课，以及利用中医临床病例编写教材，推动医院临床各科更广泛的中西医合作等，均得益于徐衡之的传教和支持。对陆广莘学术思想影响深刻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元末明初的医学家王履。陆广莘早年对王履进行了深入研究，很欣赏王履朴素求实的作风、科学的怀疑态度和历史的批判方法。王履的学术观点、论辩性强的文字，对陆广莘影响至深，这在其论文和言谈中处处可见。3位名师的教诲，以及受王履等医家治学态度、观点和文风的影响，他不断勤求博采，继承创新。他思想解放，科学批判，独立思考，逐渐形成了高深独到的见解、超凡脱俗的观点以及执着的探究精神，这也使他在中医名家中独树一帜，个性鲜明。 他学贯古今，徜徉中外，才思敏捷，人谓之“明”；他兼收并蓄，思辨功深，学验俱丰，人言其“达”；他声名远扬，勤勉和蔼，言传身教，人敬之“尊”；他高屋建瓴，见解独到，卓然自立，人赞之“才”。陆广莘是我国第一批“中学西”人员，受过正规的中西医教育，曾在中医、西医权威机构临床、科研和教学。他心智超群，且博极医源，遍求中外，不断参悟中医学的精髓，在中西医模式比较、当代中医的使命和发展方向等方面形成了逻辑严密、高屋建瓴的学术思想。在当今中医界中，因为敢于提出尖锐问题、善于逻辑思辨和观点独具创见，而被誉为“中医界的哲学家”。“中医学之道是养生治病必求于本为主旨的生生之道，是辨证论治的发现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是聚毒药以供医事转化利用为生生之具，是通变合和谋求实现天人合德生生之效的健康生态的实践智慧学。”凝聚陆广莘学术思想精华的《陆广莘论医集-中医学之道》一书，扉页上有这样一句醒目的话。他认为医学模式转变的根本在于诊疗思想的转变。医生应该“从实际出发，究天人之际明乎物我之相分；实事求是，通健病之变以识环境利害药毒；有的放矢，循生生之道发现发展人的生生之气；讲求实效，用生生之具谋求天人合德生生之效。”这种深邃精辟、一针见血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在当代哲学界、社会科学界和医学界引起广泛反响，对我们重新认识和发展中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启迪作用。“上工治未病，以养生保健为先。”他强调“稳态调节与中医养生保健”的关系，指出人的健康模型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自我稳定的生态和谐，并非是“邪”的彻底消灭。他严厉指出，现在人们对细菌、病毒采取除恶务尽的态度，是徒劳和好坏不分，反而使病害越来越多。陆广莘的中医诊疗思想立意高远，内涵深刻，说理精辟。他说：“人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是中医学的目标对象和发展对象，是中医学存在和发展的根源。”他将这一思想时时落实在诊疗过程中，记者曾跟随他门诊，印象深刻的是看到他经常对病人机体顽强的生命活力发出赞叹，鼓励病人与病魔抗争：“你的病有好转，不是我的功劳，是你自己有旺盛的生命力，要坚持！”临床上，他从社会、人文学等角度对病人的工作、生活环境进行全面分析，鼓励病人发挥机体自愈能力，这是他“中医学之道，根本在学人”，“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的精彩体现。由于陆广莘强调医生应充分调动人体内一切因素驱除病邪而恢复健康，所以他呼吁客观、正确看待药物作用。他指出，医生是“聚毒药以供医事”，不要绝对地看待某种药物的功效，利用药物治疗疾病时要趋利避害。他早在1973年就发出的清醒而独到的警示“药之害在医不在药”，在由于滥用药物、过分依赖药物等不断发生药害事件的今日，不能不令人赞佩。自古江南多才俊，陆广莘的才气在中医界鼎鼎有名。他发表有百余篇论文，篇篇都言之凿凿，有理有据，精辟独到，充满了对中医学的热爱和殷切期望，洋溢着忧国、忧民、忧中医的激情。200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将其学术论文80篇汇集为《陆广莘论医集-中医学之道》一书。研读这些文章，正如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言：“中医界人士读陆广莘的文章，有时感到陌生的‘洋味’；哲学界读陆广莘的文章，有时感到新鲜的‘土气’，但它确实为中医界讲清了许多难以讲清的问题。”的确，捧读这本书，必须荡涤心中浮尘，才能通过其融合中西医学、物理学、哲学等概念的语句和别具韵味的行文表述，随其跃动的思绪，进入探究中医学千古奥秘的时空隧道。 他在国内一流西医院坚守中医26年并崭露头角，源于他坚定的中医信念；大量疑难危重病症用中西医治疗取得的显著疗效，靠的是他对中西医优势的巧妙组合运用。身处国内一流西医院的西医强势环境中，一个中医很容易被西化，但陆广莘反而更坚守中医，并且从医院中脱颖而出。他才智过人，勤勉不懈，博闻强记，1957年至1983年，在北大人民医院的26个春来夏往中，他用中西医诊治各种疾病，不但取得了科研、临床、教学的丰硕成果，还在医疗实践中不断对中西医诊疗思想进行比较和总结，逐渐形成了其能深刻诠释中医原旨、实践基础深厚的诊疗思想。在中西医诊治乙脑、急腹症、小儿肺炎、肝炎、肝硬变、糖尿病、高血压、肾炎、喘息性支气管炎、苯中毒等大量疑难危重病中，陆广莘先后得到钟惠澜、吴阶平等名家的指点，受益良多，也积累了丰富的诊治经验。他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研制的阑尾合剂和肺炎合剂等协定处方，供西医外科和儿科直接使用，取得了比单用西药显著的疗效。一些西医大夫开始认识中医，遇到难题时求助中医，提高了中医在综合性医院的地位。他与高水平的西医同事交流合作，针对一些疑难疾病如急腹症、血液病等开展科研。在北大人民医院后来取得的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中西医科研项目中，也有他付出的心血。陆广莘长于临床，勇于实践，但他在全面细致的临床观察中，善于总结经验，不断进行临证实践的反思，笔耕不辍，经常写出了理论水平高、见解深刻的论文，以至于有人误以为他只是个中医理论家。1959年他在总结中医治疗乙脑的论文中，提出乙脑不是“温邪首先犯肺”，而是“暑邪直入心包”。讨论了叶天士、程文囿、张畹香等人提出的“邪入心包”之证，及时应用紫雪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等“以截其路”的治疗思想，谓他们开了近代“截断疗法”之先河，较早挖掘了后来名闻遐迩、在许多疾病尤其是传染病中有重要价值的“截断疗法”。写此文时，陆广莘刚到医院两年。1976年，陆广莘在长期治疗高血压病中观察到，改善高血压病人的血流供求不平衡是治疗的关键，辨证论治可助机体的自稳调节能力，比单纯的减压治疗更有意义。1987年，陆广莘作为我国首批中医治疗艾滋病专家组成员被派赴坦桑尼亚。面对对方专家的质疑，他沉着应对：对艾滋病这些病毒性疾病，抗病毒治疗未必是唯一的或最佳方案，中医治疗乙脑、乙肝、天花、麻疹等并非消灭病毒，而是重在提高免疫功能和屏障功能。中医有许多治疗病毒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经验可以借鉴，可推之百病而不惑。这种看待疾病的思想体现了他的学术造诣，以及他对事物超乎常人的深邃领悟和体验，也是他临床治疗疾病取得疗效的法宝。陆广莘不爱细谈某个病人的治疗方案，记者多次询问，他只是说，每个病人都不同，有些个案很难重复，关键是诊疗的思维方式。记者猜想，抑或是64年行医生涯中看过的病例数不胜数而使他不胜枚举，抑或是一病一方不足以反映他的整体诊疗思想，抑或是他默然牵系于心以论证自己的观点。陆广莘每周一出门诊，主要接诊自身免疫性疾病、风湿、类风湿等疑难杂病，病人中既有附近的老熟人，也有定期乘飞机来的外地人，还有远涉重洋的海外人士。小李是陆广莘的传承博士后学生，她告诉记者，老师总是从战略高度对疾病的中西医诊疗进行讨论，比较中西医学模式、诊疗思想，这突破了仅仅着眼于一病一方研究的套路。尽管如此，陆广莘还时常向自己、向别人发出提问：辨证论治的“证”是什么？辨证诊断要发现什么？辨证论治要实现什么？ 他56岁回归中医大本营筹建中医理论科研队伍，对“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的论述已成当今的圭臬；他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为中医药发展建言献策；他发出“医学不能拜倒在科学的脚下”的呐喊，惊世骇俗，石破天惊，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1983年，陆广莘56岁时被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在中心实验室的基础上筹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的名称是陆广莘策划并在多次讨论会上坚持的结果，“中医基础理论”一词也是由此产生。“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区别在于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不能互相代替，只能互补互渗。”他提出“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主张自主的“中医研究”。这一认识至今已经成为中医继承与发展中的一个判定标准和一句名言。他先后组织了北京首届“中医证的研究”全国会议和国际会议，对“证”研究中的基本问题等进行论述，在中医“证”的认识上进行从辨证到求本的认识论分析。“旁开一寸，更上一层”是陆广莘借鉴针灸术语，提倡解放思想、扩大科研思路而提出的。他带领同事们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主持“肝血风(郁)瘀”和“脾津痰湿”两大系列“七五”攻关课题，先后获部级一、二、三等奖。作为中医药大家和倡导中医研究的提倡者，他主持了2003年香山科学会议，提出中医药理论建构与研究方法。2005年2月，他参加了科技部“973计划”中医理论专项的论证会，对中医理论基础研究提出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并致信科技部、卫生部主要领导直陈对中医的认识和理解，反映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问题等。他以独特的中西医身份、研究经历和开放大胆、严谨执着的工作精神开始了新一轮中医研究之路。陆广莘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医药发展建言献策。他声名远扬，许多高校、医院邀他去讲课，他在各种场合宣讲中医，反复论说和疾呼中医学术。一个耄耋老人，对中医药仍然捧一颗赤诚之心，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陆广莘在邻居眼中是一个慈祥的老者，在学生面前是一个和蔼的老师，但在学术上却是严谨执着、锋芒显露的人，他发出“医学不能拜倒在科学的脚下”的呐喊振聋发聩，惊世骇俗，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有人听不懂，有人似懂非懂，有人不置可否。但记者注意到，在2009年7月北京大学举办的“信仰、哲学与科学”国际会议上，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菲利普斯“科学不是观察世界的唯一一扇窗的观点似与其异曲同工。这是威廉·菲利普斯、陆广莘等大师洞悉世界的先见，是他们慧眼识天下的呼声，愿我辈也能早日透悟。如今，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有一支他带出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队伍，在相隔千里的广东等地也有他培养的高徒。他言传身教，垂范后人，其诊疗思想正在被认识、研究和光大。“勤求博采老弥笃，学究天人称大医”。陆广莘说：“我最初选择了中医，这辈子就献给了中医。”的确，他每天的安排紧张有序，读书、看报、写作、讲课、坐诊、带教……他继续在中医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中探寻着“生生之道”。
1、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程应旄《伤寒后条辨》云：太阳之见证，莫确于头痛恶寒，故首揭之，使后人一遇卒病，不问何气之交，而但兼此脉此证，便可作太阳病处治。亦必兼此脉此证，方可作太阳病处治。虽病已多日，不问其过经已未，而尚见此脉此证，仍可作太阳病处治。
柯琴《伤寒来苏集》云：仲景立六经总纲法，与《内经•热论》不同，太阳只重在表证表脉，不重在经络主病，看诸总纲，各立门户，其意可知。
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成》云：太阳指表而言，盖伤寒以六经言之，古来医家相传之说，不可遽易者也。夫人之常情，每信于其所习见，而疑于其所未尝习见者。故仲景氏亦不得己而袭其旧名，实则非经络之谓也，借此配表里脉证已，故论中无一及经络者。可见此书以六经立名，犹数家者流以甲乙为记号，注家不察，解以素灵经络之说，可谓不解事矣。太阳病有伤寒，有中风，此条统而论之，故惟云脉浮，而未分其紧与缓也；其所谓恶寒，亦兼恶风言之，恶风轻、恶寒重，舍轻取重，所谓举大而小从者也。其惟称恶寒，而不言发热者，以太阳伤寒之初证，有或己发热、或未发热之异也。后凡称太阳病者，皆指斯条之脉证而言。
内藤希哲云：此以后称太阳病者，指此脉、此证一二见者而言，非单指脉证悉具者而言也。（山田氏引）
渊雷案：六经篇第一条，相传为该经之提纲，谓必具如此之证，乃得断定为此经之病也。旧注以为风寒之邪由表入里，太阳主皮肤而统营卫，故为风寒所始病之经。其解释脉浮以下诸证，亦从皮肤营卫，及太阳经络为说。所言既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证以今日科学知识，尤多错误。夫病有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事实也，用麻黄、桂枝诸方治此病而愈，亦事实也，事实则古今中外无异。若夫脉之所以浮，头项之所以强痛，乃至麻桂诸方之所以愈此病，则属病理、药理，而有待于研究矣。前贤注解，大抵根据《内经》、《难经》，而参以自己之臆想。即内难本文，亦不过依附五行、四时等当时通行之理想，而托之黄帝、岐伯、越人而已。且以当时条件所限，故此等旧注类，多失真。近年欧西传来之医学，出自种种精密实验，虽未能悉合真际，大体己无多违失。是以鄙人冶医，取古书之事实，释之以科学之理解，此《今释》之所以命名也。古书理论，及旧注之不背科学者，间亦援引。至于旧说，沿误己久，深入人心者，辄根据科学以驳正之。非敢求胜前贤，亦冀中医学有所进步耳。凡百学术莫不因其所已知，从而推究试验，以求其所未知。若已知之理论为谬妄，则推求所得之新知，将愈益失真，此理甚明。而訾吾者诋为失却中医真面目，斯可异也。
今欲释伤寒太阳病，应先注意数事：第一，凡流行性病，皆有病原细菌为原因。菌之使人病也，或以其成群结队之菌体，直接为害于人体，或分泌毒质以害人体。吾书为便于言说计，概称之为 毒害性物质 。第二，毒害性物质不制伏，其病则不愈，而中西药物，可以直接制伏毒害性物质者较少，即或有之，其性亦毒，用少则不足以愈病，用多则人体先受其害。直至近世，始有磺胺类及抗生素，而品类不多。临床家经验，或谓抗生素之效力，今日已不如初发明之日，盖细菌亦逐渐产生抗药力也。在仲景之世，流行性热病当然无特效药品，惟幸人体感染病毒后，必立起反应而产生抗毒力。此种抗毒力，即西医所谓 自然疗能 ，中医古书，则谓之正气。其治疗热病，亦惟凭借此正气，从而利导匡救。第三，内科病之证候，多非疾病之本体，而是正气抵抗病毒时所发生之现象，故观察证候，可以测知正气抗病之趋势。于是选用方药，以利导匡救，而达治疗之目的。明乎此三者，然后可以释太阳病，而全部伤寒论亦不难知矣。
太阳病者，正气抗病之趋势向上向表，其目的欲令出汗，而从汗液中排除毒害性物质也。人体受病毒刺激，立即产生抗毒力。抗毒之法，盖视毒害性物质之种类，而有不同，虽细菌学、免疫学专家，亦未能详知。大抵是产生某种物质，使与毒害性物质结合，而化成无毒之物。抗毒力产生时，必恶寒、发热，注射防疫菌苗者，用动物作细菌试验，或制造治疗血清者，大多数见恶寒、发热，可以征也。
恶寒既常与发热同时发作，且伤寒以发热为主证，则知经文恶寒二字，即含发热在内。当发热时，体内新陈代谢亢进，而心脏之张缩力，为之加强，心力强则脉搏大，大而未甚充实，则重按即觉其软，且古人观念，谓太阳病在肌表，遂以心理作用，认此种大而较软之脉为浮脉。不然，脉管有结缔组织，固着于一定部位，太阳轻浅之病，岂能移脉管而浮向外表耶？由是言之，脉浮二字，亦含发热在内，脉浮发热而产生抗毒力矣。然倘使毒害性物质相当强盛，则新生少量之抗毒力，未足以抵抗而胜任愉快。计之上者，莫如排除其一部毒害性物质，使仅留于体内者，不足以危及生命，适足以引生抗毒力。
太阳为热病之初起，病菌学证明病初起时，毒害性物质多在血液中，欲排除之，则莫如出汗。汗腺在肌表，欲出汗，则气血必须趋而向表，吾于下文将说明一事。人体种种机能，表之与上，里之与下，常相联系。又汗腺之排列，上半身较多，故气血向表以求出汗者，同时必向上。气血向上，则上部充血，而头为之痛，项为之强，剧者且见鼻衄（本论四十七条、五十六条）。故头项强痛，为气血向上向表之征，而是正气欲令病毒与汗俱出之征。太阳之病理如是，故发汗解肌，为太阳病之唯一疗法。
太阳病之目的欲出汗，是矣。然出汗之目的，安知非为放散体温以退热，而为排除病毒耶。曰：“是不难知。”若于太阳病之临床经验较多，其例不胜枚举。最显著者，如麻疹、天花、猩红热诸病，皆须透发于皮肤，故始终宜发表，即始终不离太阳。其传染皆由接触，而于病向愈时之落屑期中，传染力最大。往昔种痘者，且取天花之疮痂，研末，纳于受种者之鼻孔，其人即迅速出天花。由此可知，此等诸病皮肤所发疹点、疮痂，即是毒害性物质。而发表即是排除毒害性物质，使与汗同时排出也。
又如流行性感冒之发热型，亦始终不离太阳，而极易接触传染者，其滤过性病毒为病菌中极细小之一种。以臆测之，菌体极小，则易于窜透血管而入于汗腺，则此病发汗所排泄者，当不仅菌毒，亦有菌体。更推之麻疹、天花诸病，病原亦是滤过性病毒，其体亦极小，而其落屑、落痂之最易传染，当亦有菌体排出皮肤之故。以是种种，得断定太阳病之发汗，为排除毒害性物质，非为放散体温以退热。其有一汗而热遂退者，则因毒害性物质既大部排除，其仅存者，不足为病故也。
太阳固为热病最先见之证候群，然热病不必皆起于太阳，有起病即为少阳或阳明者。旧说谓风寒之邪，必由表入里，可知不是。若起病即为阳明，则绝无退而传为少阳或太阳者。温热家谓温邪由里出表，可知亦非。六经传变之次序，下文别详之。
太阳、阳明等六经之名，其源甚古，而其意义所指，递有不同。最初盖指经络，六经各分手足为十二，为针灸家所宗，《灵枢》、《甲乙》诸书，及《素问》中大部是也；其次指气化，即太阳寒水、阳明燥金之等，为司天在泉运气家所宗，王冰附入《素问》之天元纪等大论是也；最后则指热病之证候群，为汤液家所宗，《伤寒论》及《素问•热论》是也。名则犹是，义则递异，故本论六经之名，譬犹人之姓名，不可以表示其人之行为品性。热病之六经，亦不可以望文而释其义。惟三阳经与三阴经之异，可以略说。
凡正气充实，抗病力强者，为阳。正气不足，抗病力弱者，为阴。病情属实热者为阳，虚寒者为阴，此本论三阳三阴之义也。《素问•热论》，则以表证为阳，里证为阴（热论与本论不同，详下文），故热病六经之名，阴、阳字可释，太、少、明、厥等字不可释。恽铁樵先生释太阳为最外，此盖以最释太，以外释阳，其说自辨。但恐仲景本意，未必如此。
陆渊雷(1894～1955)名彭年，江苏川沙人。民国元年(1912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朴学大师姚孟醺学习经学、小学，于诸子百家、史、地、物理、算学等书无所不读。毕业后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立师范学校、国学专修馆、暨南大学、持志大学、中国医学院等处任教。授课之余阅读大量医书，研究中医各家学说。民国14年恽铁樵创办医学函授学校，陆渊雷拜恽为师，协助办校。又师事章太炎学习古文学及中医基础，深得两名家之教益。
1、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程应旄《伤寒后条辨》云：太阳之见证，莫确于头痛恶寒，故首揭之，使后人一遇卒病，不问何气之交，而但兼此脉此证，便可作太阳病处治。亦必兼此脉此证，方可作太阳病处治。虽病已多日，不问其过经已未，而尚见此脉此证，仍可作太阳病处治。
柯琴《伤寒来苏集》云：仲景立六经总纲法，与《内经•热论》不同，太阳只重在表证表脉，不重在经络主病，看诸总纲，各立门户，其意可知。
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成》云：太阳指表而言，盖伤寒以六经言之，古来医家相传之说，不可遽易者也。夫人之常情，每信于其所习见，而疑于其所未尝习见者。故仲景氏亦不得己而袭其旧名，实则非经络之谓也，借此配表里脉证已，故论中无一及经络者。可见此书以六经立名，犹数家者流以甲乙为记号，注家不察，解以素灵经络之说，可谓不解事矣。太阳病有伤寒，有中风，此条统而论之，故惟云脉浮，而未分其紧与缓也；其所谓恶寒，亦兼恶风言之，恶风轻、恶寒重，舍轻取重，所谓举大而小从者也。其惟称恶寒，而不言发热者，以太阳伤寒之初证，有或己发热、或未发热之异也。后凡称太阳病者，皆指斯条之脉证而言。
内藤希哲云：此以后称太阳病者，指此脉、此证一二见者而言，非单指脉证悉具者而言也。（山田氏引）
渊雷案：六经篇第一条，相传为该经之提纲，谓必具如此之证，乃得断定为此经之病也。旧注以为风寒之邪由表入里，太阳主皮肤而统营卫，故为风寒所始病之经。其解释脉浮以下诸证，亦从皮肤营卫，及太阳经络为说。所言既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证以今日科学知识，尤多错误。夫病有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事实也，用麻黄、桂枝诸方治此病而愈，亦事实也，事实则古今中外无异。若夫脉之所以浮，头项之所以强痛，乃至麻桂诸方之所以愈此病，则属病理、药理，而有待于研究矣。前贤注解，大抵根据《内经》、《难经》，而参以自己之臆想。即内难本文，亦不过依附五行、四时等当时通行之理想，而托之黄帝、岐伯、越人而已。且以当时条件所限，故此等旧注类，多失真。近年欧西传来之医学，出自种种精密实验，虽未能悉合真际，大体己无多违失。是以鄙人冶医，取古书之事实，释之以科学之理解，此《今释》之所以命名也。古书理论，及旧注之不背科学者，间亦援引。至于旧说，沿误己久，深入人心者，辄根据科学以驳正之。非敢求胜前贤，亦冀中医学有所进步耳。凡百学术莫不因其所已知，从而推究试验，以求其所未知。若已知之理论为谬妄，则推求所得之新知，将愈益失真，此理甚明。而訾吾者诋为失却中医真面目，斯可异也。
今欲释伤寒太阳病，应先注意数事：第一，凡流行性病，皆有病原细菌为原因。菌之使人病也，或以其成群结队之菌体，直接为害于人体，或分泌毒质以害人体。吾书为便于言说计，概称之为 毒害性物质 。第二，毒害性物质不制伏，其病则不愈，而中西药物，可以直接制伏毒害性物质者较少，即或有之，其性亦毒，用少则不足以愈病，用多则人体先受其害。直至近世，始有磺胺类及抗生素，而品类不多。临床家经验，或谓抗生素之效力，今日已不如初发明之日，盖细菌亦逐渐产生抗药力也。在仲景之世，流行性热病当然无特效药品，惟幸人体感染病毒后，必立起反应而产生抗毒力。此种抗毒力，即西医所谓 自然疗能 ，中医古书，则谓之正气。其治疗热病，亦惟凭借此正气，从而利导匡救。第三，内科病之证候，多非疾病之本体，而是正气抵抗病毒时所发生之现象，故观察证候，可以测知正气抗病之趋势。于是选用方药，以利导匡救，而达治疗之目的。明乎此三者，然后可以释太阳病，而全部伤寒论亦不难知矣。
太阳病者，正气抗病之趋势向上向表，其目的欲令出汗，而从汗液中排除毒害性物质也。人体受病毒刺激，立即产生抗毒力。抗毒之法，盖视毒害性物质之种类，而有不同，虽细菌学、免疫学专家，亦未能详知。大抵是产生某种物质，使与毒害性物质结合，而化成无毒之物。抗毒力产生时，必恶寒、发热，注射防疫菌苗者，用动物作细菌试验，或制造治疗血清者，大多数见恶寒、发热，可以征也。
恶寒既常与发热同时发作，且伤寒以发热为主证，则知经文恶寒二字，即含发热在内。当发热时，体内新陈代谢亢进，而心脏之张缩力，为之加强，心力强则脉搏大，大而未甚充实，则重按即觉其软，且古人观念，谓太阳病在肌表，遂以心理作用，认此种大而较软之脉为浮脉。不然，脉管有结缔组织，固着于一定部位，太阳轻浅之病，岂能移脉管而浮向外表耶？由是言之，脉浮二字，亦含发热在内，脉浮发热而产生抗毒力矣。然倘使毒害性物质相当强盛，则新生少量之抗毒力，未足以抵抗而胜任愉快。计之上者，莫如排除其一部毒害性物质，使仅留于体内者，不足以危及生命，适足以引生抗毒力。
太阳为热病之初起，病菌学证明病初起时，毒害性物质多在血液中，欲排除之，则莫如出汗。汗腺在肌表，欲出汗，则气血必须趋而向表，吾于下文将说明一事。人体种种机能，表之与上，里之与下，常相联系。又汗腺之排列，上半身较多，故气血向表以求出汗者，同时必向上。气血向上，则上部充血，而头为之痛，项为之强，剧者且见鼻衄（本论四十七条、五十六条）。故头项强痛，为气血向上向表之征，而是正气欲令病毒与汗俱出之征。太阳之病理如是，故发汗解肌，为太阳病之唯一疗法。
太阳病之目的欲出汗，是矣。然出汗之目的，安知非为放散体温以退热，而为排除病毒耶。曰：“是不难知。”若于太阳病之临床经验较多，其例不胜枚举。最显著者，如麻疹、天花、猩红热诸病，皆须透发于皮肤，故始终宜发表，即始终不离太阳。其传染皆由接触，而于病向愈时之落屑期中，传染力最大。往昔种痘者，且取天花之疮痂，研末，纳于受种者之鼻孔，其人即迅速出天花。由此可知，此等诸病皮肤所发疹点、疮痂，即是毒害性物质。而发表即是排除毒害性物质，使与汗同时排出也。
又如流行性感冒之发热型，亦始终不离太阳，而极易接触传染者，其滤过性病毒为病菌中极细小之一种。以臆测之，菌体极小，则易于窜透血管而入于汗腺，则此病发汗所排泄者，当不仅菌毒，亦有菌体。更推之麻疹、天花诸病，病原亦是滤过性病毒，其体亦极小，而其落屑、落痂之最易传染，当亦有菌体排出皮肤之故。以是种种，得断定太阳病之发汗，为排除毒害性物质，非为放散体温以退热。其有一汗而热遂退者，则因毒害性物质既大部排除，其仅存者，不足为病故也。
太阳固为热病最先见之证候群，然热病不必皆起于太阳，有起病即为少阳或阳明者。旧说谓风寒之邪，必由表入里，可知不是。若起病即为阳明，则绝无退而传为少阳或太阳者。温热家谓温邪由里出表，可知亦非。六经传变之次序，下文别详之。
太阳、阳明等六经之名，其源甚古，而其意义所指，递有不同。最初盖指经络，六经各分手足为十二，为针灸家所宗，《灵枢》、《甲乙》诸书，及《素问》中大部是也；其次指气化，即太阳寒水、阳明燥金之等，为司天在泉运气家所宗，王冰附入《素问》之天元纪等大论是也；最后则指热病之证候群，为汤液家所宗，《伤寒论》及《素问•热论》是也。名则犹是，义则递异，故本论六经之名，譬犹人之姓名，不可以表示其人之行为品性。热病之六经，亦不可以望文而释其义。惟三阳经与三阴经之异，可以略说。
凡正气充实，抗病力强者，为阳。正气不足，抗病力弱者，为阴。病情属实热者为阳，虚寒者为阴，此本论三阳三阴之义也。《素问•热论》，则以表证为阳，里证为阴（热论与本论不同，详下文），故热病六经之名，阴、阳字可释，太、少、明、厥等字不可释。恽铁樵先生释太阳为最外，此盖以最释太，以外释阳，其说自辨。但恐仲景本意，未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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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伤寒论今释
作者：陆渊雷
出版年份：2008-10
页数：486
内容简介：
《伤寒论今释》撰于1930年。陆氏综合前人注疏，参考日人学说，对《伤寒论》用较浅析的理论予以分析、归纳和诠释，选注精要。作者对《伤寒论》中的某些条文，试图用近代医学科学理论加以融汇或阐释，在中西汇通和中医发展方面作出了大胆尝试。著名中医临床家岳美中先生在学医过程中，读到陆渊雷先生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觉有自己未见之义，稍后就加入陆渊雷先生所办的遥从(函授)部学习，终成一代名医。
1、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程应旄《伤寒后条辨》云：太阳之见证，莫确于头痛恶寒，故首揭之，使后人一遇卒病，不问何气之交，而但兼此脉此证，便可作太阳病处治。亦必兼此脉此证，方可作太阳病处治。虽病已多日，不问其过经已未，而尚见此脉此证，仍可作太阳病处治。
柯琴《伤寒来苏集》云：仲景立六经总纲法，与《内经•热论》不同，太阳只重在表证表脉，不重在经络主病，看诸总纲，各立门户，其意可知。
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成》云：太阳指表而言，盖伤寒以六经言之，古来医家相传之说，不可遽易者也。夫人之常情，每信于其所习见，而疑于其所未尝习见者。故仲景氏亦不得己而袭其旧名，实则非经络之谓也，借此配表里脉证已，故论中无一及经络者。可见此书以六经立名，犹数家者流以甲乙为记号，注家不察，解以素灵经络之说，可谓不解事矣。太阳病有伤寒，有中风，此条统而论之，故惟云脉浮，而未分其紧与缓也；其所谓恶寒，亦兼恶风言之，恶风轻、恶寒重，舍轻取重，所谓举大而小从者也。其惟称恶寒，而不言发热者，以太阳伤寒之初证，有或己发热、或未发热之异也。后凡称太阳病者，皆指斯条之脉证而言。
内藤希哲云：此以后称太阳病者，指此脉、此证一二见者而言，非单指脉证悉具者而言也。（山田氏引）
渊雷案：六经篇第一条，相传为该经之提纲，谓必具如此之证，乃得断定为此经之病也。旧注以为风寒之邪由表入里，太阳主皮肤而统营卫，故为风寒所始病之经。其解释脉浮以下诸证，亦从皮肤营卫，及太阳经络为说。所言既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证以今日科学知识，尤多错误。夫病有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事实也，用麻黄、桂枝诸方治此病而愈，亦事实也，事实则古今中外无异。若夫脉之所以浮，头项之所以强痛，乃至麻桂诸方之所以愈此病，则属病理、药理，而有待于研究矣。前贤注解，大抵根据《内经》、《难经》，而参以自己之臆想。即内难本文，亦不过依附五行、四时等当时通行之理想，而托之黄帝、岐伯、越人而已。且以当时条件所限，故此等旧注类，多失真。近年欧西传来之医学，出自种种精密实验，虽未能悉合真际，大体己无多违失。是以鄙人冶医，取古书之事实，释之以科学之理解，此《今释》之所以命名也。古书理论，及旧注之不背科学者，间亦援引。至于旧说，沿误己久，深入人心者，辄根据科学以驳正之。非敢求胜前贤，亦冀中医学有所进步耳。凡百学术莫不因其所已知，从而推究试验，以求其所未知。若已知之理论为谬妄，则推求所得之新知，将愈益失真，此理甚明。而訾吾者诋为失却中医真面目，斯可异也。
今欲释伤寒太阳病，应先注意数事：第一，凡流行性病，皆有病原细菌为原因。菌之使人病也，或以其成群结队之菌体，直接为害于人体，或分泌毒质以害人体。吾书为便于言说计，概称之为 毒害性物质 。第二，毒害性物质不制伏，其病则不愈，而中西药物，可以直接制伏毒害性物质者较少，即或有之，其性亦毒，用少则不足以愈病，用多则人体先受其害。直至近世，始有磺胺类及抗生素，而品类不多。临床家经验，或谓抗生素之效力，今日已不如初发明之日，盖细菌亦逐渐产生抗药力也。在仲景之世，流行性热病当然无特效药品，惟幸人体感染病毒后，必立起反应而产生抗毒力。此种抗毒力，即西医所谓 自然疗能 ，中医古书，则谓之正气。其治疗热病，亦惟凭借此正气，从而利导匡救。第三，内科病之证候，多非疾病之本体，而是正气抵抗病毒时所发生之现象，故观察证候，可以测知正气抗病之趋势。于是选用方药，以利导匡救，而达治疗之目的。明乎此三者，然后可以释太阳病，而全部伤寒论亦不难知矣。
太阳病者，正气抗病之趋势向上向表，其目的欲令出汗，而从汗液中排除毒害性物质也。人体受病毒刺激，立即产生抗毒力。抗毒之法，盖视毒害性物质之种类，而有不同，虽细菌学、免疫学专家，亦未能详知。大抵是产生某种物质，使与毒害性物质结合，而化成无毒之物。抗毒力产生时，必恶寒、发热，注射防疫菌苗者，用动物作细菌试验，或制造治疗血清者，大多数见恶寒、发热，可以征也。
恶寒既常与发热同时发作，且伤寒以发热为主证，则知经文恶寒二字，即含发热在内。当发热时，体内新陈代谢亢进，而心脏之张缩力，为之加强，心力强则脉搏大，大而未甚充实，则重按即觉其软，且古人观念，谓太阳病在肌表，遂以心理作用，认此种大而较软之脉为浮脉。不然，脉管有结缔组织，固着于一定部位，太阳轻浅之病，岂能移脉管而浮向外表耶？由是言之，脉浮二字，亦含发热在内，脉浮发热而产生抗毒力矣。然倘使毒害性物质相当强盛，则新生少量之抗毒力，未足以抵抗而胜任愉快。计之上者，莫如排除其一部毒害性物质，使仅留于体内者，不足以危及生命，适足以引生抗毒力。
太阳为热病之初起，病菌学证明病初起时，毒害性物质多在血液中，欲排除之，则莫如出汗。汗腺在肌表，欲出汗，则气血必须趋而向表，吾于下文将说明一事。人体种种机能，表之与上，里之与下，常相联系。又汗腺之排列，上半身较多，故气血向表以求出汗者，同时必向上。气血向上，则上部充血，而头为之痛，项为之强，剧者且见鼻衄（本论四十七条、五十六条）。故头项强痛，为气血向上向表之征，而是正气欲令病毒与汗俱出之征。太阳之病理如是，故发汗解肌，为太阳病之唯一疗法。
太阳病之目的欲出汗，是矣。然出汗之目的，安知非为放散体温以退热，而为排除病毒耶。曰：“是不难知。”若于太阳病之临床经验较多，其例不胜枚举。最显著者，如麻疹、天花、猩红热诸病，皆须透发于皮肤，故始终宜发表，即始终不离太阳。其传染皆由接触，而于病向愈时之落屑期中，传染力最大。往昔种痘者，且取天花之疮痂，研末，纳于受种者之鼻孔，其人即迅速出天花。由此可知，此等诸病皮肤所发疹点、疮痂，即是毒害性物质。而发表即是排除毒害性物质，使与汗同时排出也。
又如流行性感冒之发热型，亦始终不离太阳，而极易接触传染者，其滤过性病毒为病菌中极细小之一种。以臆测之，菌体极小，则易于窜透血管而入于汗腺，则此病发汗所排泄者，当不仅菌毒，亦有菌体。更推之麻疹、天花诸病，病原亦是滤过性病毒，其体亦极小，而其落屑、落痂之最易传染，当亦有菌体排出皮肤之故。以是种种，得断定太阳病之发汗，为排除毒害性物质，非为放散体温以退热。其有一汗而热遂退者，则因毒害性物质既大部排除，其仅存者，不足为病故也。
太阳固为热病最先见之证候群，然热病不必皆起于太阳，有起病即为少阳或阳明者。旧说谓风寒之邪，必由表入里，可知不是。若起病即为阳明，则绝无退而传为少阳或太阳者。温热家谓温邪由里出表，可知亦非。六经传变之次序，下文别详之。
太阳、阳明等六经之名，其源甚古，而其意义所指，递有不同。最初盖指经络，六经各分手足为十二，为针灸家所宗，《灵枢》、《甲乙》诸书，及《素问》中大部是也；其次指气化，即太阳寒水、阳明燥金之等，为司天在泉运气家所宗，王冰附入《素问》之天元纪等大论是也；最后则指热病之证候群，为汤液家所宗，《伤寒论》及《素问•热论》是也。名则犹是，义则递异，故本论六经之名，譬犹人之姓名，不可以表示其人之行为品性。热病之六经，亦不可以望文而释其义。惟三阳经与三阴经之异，可以略说。
凡正气充实，抗病力强者，为阳。正气不足，抗病力弱者，为阴。病情属实热者为阳，虚寒者为阴，此本论三阳三阴之义也。《素问•热论》，则以表证为阳，里证为阴（热论与本论不同，详下文），故热病六经之名，阴、阳字可释，太、少、明、厥等字不可释。恽铁樵先生释太阳为最外，此盖以最释太，以外释阳，其说自辨。但恐仲景本意，未必如此。
解放后，陆氏历任上海市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卫生局中医顾问、上海中医门诊所所长等职。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生著作甚丰，除《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外，尚有《陆氏医论集》、《中医生理术语解》、《中医病理术语解》、《流行病须知》、《伤寒论概要》、《脉学新论》、《舌诊要旨》等著述。
北京四大名医，为施今墨、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近代名医--陈莲舫 近代名医--丁德恩 近代名医--徐右丞 近代名医--刘道信 近代名医--赵文魁 近代名医--关月波 近代名医--冯济卿 近代名医--韩一斋 近代名医--梁保和 近代名医--杜自明[图] 近代名医--王仆诚 近代名医--魏舒和 近代名医--赵树屏 近代名医--郑守谦 近代名医--哈锐川 近代名医--王文鼎 近代名医--于道济 近代名医--王乐亭 近代名医--金厚如 近代名医--钱伯煊 近代名医--时逸人 近代名医--刘寿山 近代名医--卢英华 近代名医--秦伯未 近代名医--沈仲圭 近代名医--冯泉福 近代名医--陆石如 近代名医--杨艺农 近代名医--赵心波 近代名医--周慕新
张锡纯，近代中西汇通医家。反对崇古泥古，固步自封，并崇尚实验。毕生从事临床与研究著述，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影响颇大。重视药物研究。其于临床的主要贡献，是在中西医汇通思想基础上充分发挥生石膏治疗热病的功效，创“升陷汤”治大气下陷。在治疗急证、防治霍乱等方面，有所建树。张锡纯，字寿甫，先世原籍山东诸城，明初迁居直隶（今河北省）盐山边务里，遂为盐山人。家道小康，自曾祖始累代业儒，父彤元（字丹亭）为庠生，以训蒙终其生。其家训教子孙宜训蒙兼习医而益世润身。锡纯天资颖悟，遵家训，诵读之暇，游艺方书，后两赴秋闱不第，竟以医名于时。张锡纯青壮年时代，中国内忧外患频仍，殖民地化迅速加深，人民起义此起彼伏，清王朝统治风雨飘摇。他虽伏处草莽，亦渐知仅习旧学考科举，难以经世济民。1881年，补博士弟子员，首次赴北闱乡试落第，为慰藉祖、父愿望，径赴天津正式进学。后即长期在乡间教私塾，至1893年方再次参加乡试。这期间其中医水平不断提高，常为人疏方看病，教学时文医兼授，弟子中日后有多人以医为业。1885年，他治愈邑中名医高鲁轩、毛仙阁束手的危重症，颇受二人称道，自此应诊几无虚日。然而，1911年前，仍以训蒙、教书为职业。第二次乡试后，张锡纯开始接触西医及其他西学。1904年，中国废科举，兴学校，张锡纯成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和几何学的教员。 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接触西学之后，张锡纯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主要潜心于医学。1900年前后十余年的读书、应诊过程，使他的学术思想趋于成熟。1909年，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年近50，开始在《绍兴医药学报》发表文章，医名渐著于国内。1912年，德州驻军统领黄华轩聘张锡纯为军医正，从此他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任军医正期间，曾随军至武汉，后辗转于大名、广平、邯郸、邢台、德州等地，医术颇受一些军政要人重视。其著作渐为人知，传抄者日多，奉天（今沈阳）袁澍滋（字霖普）阅后劝其呈内政部申请著作权。1918年，奉天天地新学社苏明阳等代为注册，奉天医学研究会高振铎予以校正，由该社资助首次印行第一期。同年，奉天设中医院——“立达医院”，聘张锡纯为院长。《医学衷中参西录》出版后迅速脱销，次年春再版，同时印行第二期。张锡纯方展其抱负，适值直奉战争爆发，不得已于1923年回关内于沧县开业。1924年，张锡纯自费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三、四期，医界竟购，先后共印四版，作者声望雀起。1926年，前清道尹胡珍簠邀他赴天津为专馆教员（家庭教师）。张锡纯携眷至天津，于授徒的同时开业行医。1927年春，正式开业行医，诊所名“中西汇通医社”。1928至1933最后5年中，张锡纯之学术和事业达到高峰。他先是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五期，应诊的同时传播学术。次年重订《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合编再版，共5次印刷方满足需求。1931年又出版该书第六期，计两次印刷。为迅速培养较多高水平的中西医汇通人才，他不顾73岁高龄，于1933年春创办四年制函授学院，亲订讲义，兼及教务，遂因劳瘁过度至秋天一病不起。张锡纯成名较晚，而桃李半天下。及门弟子如隆昌周禹锡，如皋陈爱棠、李慰农，通县高砚樵，祁阳王攻酲，深县张方舆，天津孙玉泉、李宝和，辽宁仲晓秋等均为一方名医。私淑其学问者不可胜计。当时国内名中医如汉口冉雪峰，嘉定张山雷，奉天刘冕堂，泰兴杨如侯，香山刘蔚楚，慈溪张生甫，绍兴何廉臣等均常与张锡纯讨论学术，为声气相孚之挚友。近代影响较大的中医杂志多聘其为特邀撰稿人。医著之外，张锡纯尚撰有《代数鉴源》、《易经图说》（未刊行），另有诗作《种菊轩诗草》曾附编于《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张锡纯有三子一女。长子荫潮继父业，曾任京畿卫戍司令部军医官，1939年卒。次孙铭勋承祖业，行医于原籍，1954年将《医学衷中参西录》版权及遗稿献给国家，实现了祖先的宏愿。1957至1985年，河北省4次整理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总发行量近50万套，为近代任何一家之言的医著所不及。 19世纪60年代，近代科学开始缓慢地、有系统地传入中国。张锡纯生长于穷乡僻壤，青年时代很难接触西学。他说自己“年过三旬始见西人医书，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之外。仅又10余年，于医学研究功深，乃知西洋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特古籍语意含浑，有赖后人阐发耳”（此语出自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一篇医论“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沟通中西原非难事”）。至于汇通中西医何以要衷中参西，1909年他在其书自序中说：“今百事皆尚西法……吾儒生古人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斯编于西法非仅采其医理，恒有采其化学之理，运用于方药中者。斯乃合中西而融贯为一，又非若采用其药者，仅为记问之学也”。参西显然是时势的需要，然张锡纯的学问和经历均告诉他中医尚多优势，沟通当以中医为主，即吸取西说发扬中医，使之放光明于全球。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国人上下震动。为求富强免危亡，知识界多认为必须向日本学习，积极引进西学。1893年后，张锡纯绝意于功名，益加留心西学。1897年，他年近40，竟开始刻苦自学代数和几何，后又及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为全面参考西医学术建立了较厚实的基础。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的思想使张锡纯找到全新的治学观点和方法。第一是抛弃崇古泥古、固步自封的观点，敢于创新，不全于故纸中求学问。张锡纯说：“吾人生古人之后，贵发古人所未发，不可以古人之才智囿我，实贵以古人之才智启我，然后医学有进步也”。类似观点在其书中随处可见。如他主张：“读《内经》之法，但于其可信之处精研有得，即能开无限法门。其不可信之处，或为后世伪托，付之不论可也”。对《伤寒杂病论》中的错误，他也主张伪托或错简说，认为“古经之中，犹不免伪作，至方术之书，其有伪作也原无足深讶”。张锡纯原最推崇《神农本草经》，因其中载石膏性微寒，是其特别推崇石膏治寒温的文献依据。然而他说：“诸家本草皆不足信，可信者惟《本经》，然亦难尽信”。怎样发古人所未发，与古为新呢？当时在基本理论方面，中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阴阳五行说与自然科学基本原理难通；藏象说与解剖生理难通；六气六淫说与微生物病因说难通；气化说与细胞说难通。张锡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了大量的汇通探讨，其中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者为他对心力衰竭与肾不纳气、脑充血与薄厥相通的看法。至于具体问题的中西互参则几乎见于其书的每一篇章。从文献出发汇通中西医基本理论，并不足以解决当时的临床问题。这方面的与古为新主要得益于他的第二种观点和方法，即反对空谈的观点，崇尚实验方法。张锡纯虽无利用仪器进行实验室研究的条件，而他却能充分利用了自己长期临证实践的条件，尽一切可能通过切身体会去寻求知识。张锡纯的实验精神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药物的切实研究，二是临床的细致观察，以及详细可靠的病历记录。他认为，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仆学医时，凡药皆自尝试”。自我尝试仍不得真知，则求助于他人之体会。为了研究小茴香是否有毒，他不耻下问厨师。其他药物毒如巴豆、硫磺，峻如甘遂、细辛、麻黄、花椒等，均验之于己，而后施之于人。对市药的真伪，博咨周访，亲自监制，务得其真而后己。因此张锡纯用药之专，用量之重，为常人所不及。特别是他反复尝试总结出萸肉救脱，参芪利尿，白矾化痰热，赭石通肠结，三七消疮肿，水蛭散症瘕，硫黄治虚寒下利，蜈蚣、蝎子定风消毒等，充分发扬了古人学说，扩大了中药效用。他对生石膏、山萸肉、生山药的研究，可谓前无古人。《医学衷中参西录》全书逾百万言，学者多感百读不厌，关键在于其内容多为生动详细的实践记录和总结，而绝少凿空臆说。其中张锡纯自拟方约200首，古人成方或民间验方亦约200首，重要医论百余处，涉及中西医基础和临床大部分内容，几乎无一方、一药、一法、一论不结合临床治验进行说明。重要方法所附医案多达数十例，重要论点在几十年临证和著述中反复探讨，反复印证，不断深化。因此，张锡纯被尊称为“医学实验派大师”。张锡纯全书载案逾千，轻浅之病记载稍略，重病、久病或专示病案者，观察记载无不详细贴切，首尾完整。当时国内西医病案及论文也多不及其著述资料翔实。文中以中医立论者，必征诸实验；沟通中西者多发人深思。读其书者或不能尽服其理，但必不以为作者妄言欺人或故弄玄虚以凑篇幅。勤于实践，切身体会，仔细观察，随时记录，不断整理提高，就是张锡纯的实验方法。 张锡纯精通内、外、妇、儿、五官诸科。其中有创造性的成就主要有六方面。充分发挥生石膏治热病的功效。本世纪40年代前，热病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当时西医疗效不满意，中医证治虽早有伤寒温病两说，但一般医家难以熟练运用。传统学说对石膏及有关方剂阐发不够，张锡纯则发挥了石膏的功用，简化了热病辨证论治的原则，提高了可重复性。他认为，生石膏性微寒，凉而能散，透表解肌，善清上焦及中焦实热。外感病有实热者，放胆用之直胜金丹。然医家多误认为其性大寒而煅用，是变金丹为鸩毒。古方用生石膏者以大青龙汤、白虎汤为代表。此虽为重证而设，但禁忌颇多。若适当变通，则生石膏治热病有实热者无往不适。白虎汤变通适当尤能广泛应用，挽救危重症。其原则为热盛脉实即原方加重石膏，以胜病为准；热实正虚宜原方加人参，间需以山药代粳米或元参代知母；病危急，患者又不耐服药，竟可单煎石膏或用鲜梨片和石膏末嚼服。张锡纯阐发此说不厌其繁，仅“石膏解”后所附医案即达38例。其中多系危重证，按西医诊断可知的病种有痢疾、疟疾、重症颌下脓肿、肺炎、产褥热、产后大出血、风湿热、猩红热等，同时伴昏迷、休克或全身衰竭者近半数。时过近一世纪，今日单用西法处理上述一些病例仍感棘手。但张锡纯当年常常得心应手，曾说“愚临证40余年，重用生石膏治愈之证当以数千计。有治一证用数斤者，有一证用至十余斤者”。1954年，石家庄组织中医运用张锡纯重用石膏的经验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获得良好的效果，卫生部门曾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向全国推广。张锡纯的这一宝贵的见解和经验在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创升陷汤治大气下陷证胸中大气下陷证的提出，是张锡纯诊断上的发明。其理论略谓：“人之一身，自飞门至魄门一气主之”。“大气者，原以元气为根本，以水谷为养料，以胸中之地为宅窟也”。此气包举肺外，司呼吸之枢机。大气下陷最典型的症状即患者自觉气短不足以息，似乎喘而非喘，诊关脉不实。其他见证变化多端。以今日西医诊断为勘，此证多属官能证，无可靠疗法。而升陷汤对大多数病例却效如桴鼓。后人多以为此方可重复性很强。防治霍乱的贡献张锡纯行医时常有霍乱流行。当时西医对该病长于预防而短于治疗。为此，他创用了治疗霍乱的急救回生丹及防治兼用的卫生防疫宝丹。查其药味及制法则系衷中参西的成果，而经济简便，效果又在中西医之上。1919—1920年，此两方曾在东北、河北、山东、河南大面积试用，据较可靠的报告分析，治愈数万人。中医为主治肠结张锡纯所治者多属于机械性或动力性肠梗阻。古人有大承气等方法，但多禁忌，疗效亦不甚满意。张锡纯所创之法一为赭遂攻结汤，一为葱白熨法。前者集古方之长又有新意，后者为外治法，适于动力性肠梗阻。考其医案确系典型梗阻，而疗效甚好。近年中西医结合治疗肠梗阻的原则，仍不出张锡纯所用之法。 抢救急证的发明张锡纯长于救治危急大证，除前文已述外，尚有重用萸肉救脱。脱证在西医称为休克，至今常见且难治。中医古方救脱以人参为主，但有禁忌，张锡纯以萸肉为主基本无禁忌。其理论略谓，萸肉味酸性温，大能收敛元气，且敛正气不敛邪气。张锡纯所附医案中几乎包括各种休克，尤以大汗致脱为最效。其法为，当紧急时急煎萸肉一味60克（2两）左右急服，病稍缓或以下脱为主则配以人参、山药等。又生山药一味救脱之轻者亦效。再有小青尤汤加减治外感痰喘。小青龙汤系经方，原适应证不以痰喘为主，后人有所发明用以治痰喘，但不如张锡纯精到。外感痰喘即西医之哮喘性支气管炎或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多伴有严重呼吸困难或心力衰竭。张锡纯以为治此病重症惟小青龙汤加减最效，并屡试不爽。加减中主要是热重加生石膏。为巩固疗效，张锡纯又拟从龙汤等以求根治，其法至今仍值得研究。此外，张锡纯对各种大出血及先兆中风等急证的抢救亦多有阐发。张锡纯敢于救患者于殓服在身，足示其学识与责任心均非寻常，亦可知其何以能享盛誉而历久不衰。关于慢性顽症的主要阐发张锡纯之书治虚劳的内容甚多，其中出现最多的药物为生山药。张锡纯对此药的研究仅次于生石膏。其余最有价值的阐发即重用三七、鸡内金、水蛭等治症瘕积聚等慢性病。结核病在中医亦归入虚劳，张锡纯治结核病除继承前人活血化瘀法外，又多伍以生山药、黄芪、人参等补气药，至于滋阴、宁嗽等法反居其次。 张锡纯为人忠厚，志行高洁。其书自序云：“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这种志向基于“不为良相，必为良医”的思想，张锡纯虽终生未直接参与政治，仍常于诗文中流露出忧患的心情。1924年，他自题其书第五期卷首云：“自命生平愿不凡，良医良相总空谈。坎坷无碍胸怀阔，遭际常怜国运艰。忧世心从灰后热，活人理向静中参。轩岐奥理存灵素，化作甘露洒大千。”诗中委婉地表达了未能医国的遗恨。为济世活人计，张锡纯治医不计私利，凡有心得发现，必于医界公布。刊印书籍有赠送惯例，每难盈利。至于他对静坐吐纳术（当时特风行于学校）的体会，更多向医界提倡，以为不仅益于养生且利于治学。他的朋友和病人既有军政界要人，也有城乡贫民，相处中均一视同仁，不见傲下媚上形迹。他不置产业，日常业务仅足维持生计。1913年，黄河泛滥，有一灾区孤儿流落至大名，病饿垂危，张锡纯携至寓所救活。因不知其乡贯里居，即收为义子，取名张俊升，成人后为其家立业，使谋生于天津。张锡纯逝世前终于查清其为河南滑县卢姓，遂改名卢俊升，一时传为义举。张锡纯治学虽多创论，然措词婉转，鲜直斥前人之非，与同道多友善，不好贬人贵己，不好大言傲人。中西医论争势若冰炭时，仍本其夙志，撰文论中西医理相通，医界不宜作意气之争，人且以为系中庸之道。但张锡纯对误人至死的庸医却当面斥之为投井下石者，毫不留情。此虽激于义愤，亦可见其忠厚至诚，对患者极端负责。他处世为学以“志诚”为信条，故书屋名“志诚堂”。张锡纯不避劳苦，自奉甚俭，常念学与年俱进，终生治学不辍。虽至晚年，每为人合药饵，必躬自监制；修订著作及复信答疑不肯假手他人。又力辟医不叩门之说，每遇疑难重证，辄辗转筹思，查考书籍，一旦有定见，虽昏夜立命车亲赴病家调治。即或病在不治，亦勉尽人力，每救疗至殓服已具，不肯稍有懈怠。时人称之为一代大师，实当之无愧。 1860年3月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盐山县。1874年开始学医。1879年开始行医。1909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前3期。1912年应德州驻军统领黄华轩之邀，任军医正。1918年应聘任沈阳立达医院院长。1924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期1927年在天津开业行医。诊所名中西汇通医社。1928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五期。1931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1933年创办中医函授学院。1933年9月卒于天津。
张锡纯张锡纯（1860年－1933年），字寿甫，籍山东诸城，河北省盐山县人，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近现代中国中医学界的医学泰斗。1916年在沈阳创办我国第一间中医医院——立达中医院。1928年定居天津，创办国医函授学校。由于他有高明的医术和特殊的地位，医名显赫。1930年在天津创办国医函授学校，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才。中文名：张锡纯别名：寿甫国籍：中国出生地：河北盐山县职业：医生中西汇通医家代表作品：《医学衷中参西录》性别：男人物生平1885年张锡纯治愈了连当时的名医高鲁轩、毛仙阁都束手无策的危重症，颇受二人称道，自此开始应诊。但1911年前，仍主要以教书为主要职业。1893年第二次参加秋试再次落第后，遵父命改学医学，上至《黄帝内经》、《伤寒论》，下至历代各家之说，无不披览。同时张锡纯开始接触西医及其他西学。1904年，中国废科举，兴学校，张锡纯成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和几何学的教员。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张氏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遂潜心于医学。1900年前后十余年的读书、应诊过程，使他的学术思想趋于成熟。1909年，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年近50，医名渐著于国内。1911年曾应德州驻军统领之邀，任军医正，从此他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以后任过立达医院院长、直鲁联军军医处处长等职。1916年，奉天设近代中国第一家中医院——立达医院，聘张氏为院长。1928年定居天津，创办国医函授学校。由于他有高明的医术和特殊的地位，医名显赫。他的一生除了孜孜研究医学外，还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材。1918年（民国七年），苏中宣等人聘请张锡纯到奉天（沈阳），在大东关开办立达中医院，并担任院长，提倡中西医合作，声名大噪。1920年代初期，与江西陆晋笙、杨如侯、广东刘蔚楚同负盛名，称为“四大名医”。又和慈溪张生甫、嘉定张山雷齐名，被誉为海内“名医三张”。1928年后寓居天津，白天诊病，夜间写作，开办天津“国医函授学校”，设立“中西汇通医社”，培养后继人才。1933年秋天因病逝世，享年74岁。个人张锡纯治学虽多创论，然措词婉转，鲜直斥前人之非，与同道多友善，不好贬人贵己，不好大言傲人。中西医论争势若冰炭时，仍本其夙志，撰文论中西医理相通，医界不宜作意气之争，人且以为系中庸之道。但张锡纯对误人至死的庸医却当面斥之为投井下石者，毫不留情。此虽激于义愤，亦可见其忠厚至诚，对患者极端负责。他处世为学以“志诚”为信条，书屋名“志诚堂”。张锡纯不避劳苦，自奉甚俭，常念学与年俱进，终生治学不辍。虽至晚年，每为人合药饵，必躬自监制；修订著作及复信答疑不肯假手他人。又力辟医不叩门之说，每遇疑难重证，辄辗转筹思，查考书籍，一旦有定见，虽昏夜立命车亲赴病家调治。即或病在不治，亦勉尽人力，每救疗至殓服已具，不肯稍有懈怠。时人称之为一代大师，实当之无愧。张锡纯成名较晚，而桃李半天下。及门弟子如隆昌周禹锡，如皋陈爱棠、李慰农，通县高砚樵，祁阳王攻酲，深县张方舆，天津孙玉泉、李宝和，辽宁仲晓秋等均为一方名医。私淑其学问者不可胜计。当时国内名中医如汉口冉雪峰，嘉定张山雷，奉天刘冕堂，泰兴杨如侯，香山刘蔚楚，慈溪张生甫，绍兴何廉臣等均常与张锡纯讨论学术，为声气相孚之挚友。近代影响较大的中医杂志多聘其为特邀撰稿人。治学观点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的思想使张锡纯找到全新的治学观点和方法。第一是抛弃崇古泥古、固步自封的观点，敢于创新，不全于故纸中求学问。从文献出发汇通中西医基本理论，并不足以解决当时的临床问题。这方面的与古为新主要得益于他的第二种观点和方法，即反对空谈的观点，崇尚实验方法。张锡纯虽无利用仪器进行实验室研究的条件，而他却能充分利用了自己长期临证实践的条件，尽一切可能通过切身体会去寻求知识。张锡纯的实验精神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药物的切实研究，二是临床的细致观察，以及详细可靠的病历记录。他认为，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仆学医时，凡药皆自尝试”。自我尝试仍不得真知，则求助于他人之体会。为了研究小茴香是否有毒，他不耻下问厨师。其他药物毒如巴豆、硫磺，峻如甘遂、细辛、麻黄、花椒等，均验之于己，而后施之于人。对市药的真伪，博咨周访，亲自监制，务得其真而后己。因此张锡纯用药之专，用量之重，为常人所不及。特别是他反复尝试总结出萸肉救脱，参芪利尿，白矾化痰热，赭石通肠结，三七消疮肿，水蛭散症瘕，硫黄治虚寒下利，蜈蚣、蝎子定风消毒等，充分发扬了古人学说，扩大了中药效用。他对生石膏、山萸肉、生山药的研究，可谓前无古人。《医学衷中参西录》全书逾百万言，学者多感百读不厌，关键在于其内容多为生动详细的实践记录和总结，而绝少凿空臆说。其中张锡纯自拟方约200首，古人成方或民间验方亦约200首，重要医论百余处，涉及中西医基础和临床大部分内容，几乎无一方、一药、一法、一论不结合临床治验进行说明。重要方法所附医案多达数十例，重要论点在几十年临证和著述中反复探讨，反复印证，不断深化。因此，张锡纯被尊称为“医学实验派大师”。张锡纯全书载案逾千，轻浅之病记载稍略，重病、久病或专示病案者，观察记载无不详细贴切，首尾完整。当时国内西医病案及论文也多不及其著述资料翔实。文中以中医立论者，必征诸实验；沟通中西者多发人深思。读其书者或不能尽服其理，但必不以为作者妄言欺人或故弄玄虚以凑篇幅。勤于实践，切身体会，仔细观察，随时记录，不断整理提高，就是张锡纯的实验方法。组方特色衷中参西，辑成一录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西医学在我国流传甚快。张锡纯结合中医的情况，认真学习和研究西医新说，沟通融会中西医，按他的说法：“今汇集十余年经验之方”，“又兼采西人之说与方中义理相发明，辑为八卷，名之曰《医学衷中参西录》。”从其著作命名足以看出作者的用心良苦：衷中者，根本也，不背叛祖宗，同道无异议，是立业之基；参西者，辅助也，借鉴有益的，师门无厚非，为发展之翼。针对当时中西两医互不合作的现象，张氏主张：“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由斯知中药与西药相助为理，诚能相得益彰。”并验证于临床：典型如石膏阿司匹林汤。张氏自叙：“石膏之性，又最宜与西药阿司匹林并用。盖石膏清热之力虽大，而发表之力稍轻。阿司匹林味酸性凉，最善达表，使内郁之热由表解散，与石膏相助为理，实有相得益彰之妙也。”再有治阴虚发热，肺痨，用醴泉饮送服阿司匹林；治肺病发热，以安替匹林代石膏发汗；治癫痫，用西药镇静剂与中药清火、涤痰、理气之品配伍；治梦遗，加溴化钾或水合氯醛以增加镇脑安神之功。以上表明，张锡纯开创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功不可没。注重配伍，善用对药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论述每一方剂时，对一证一药都作了详尽的分析与阐明，对其用量、加减、单用、合用、服法、疗效情况都给予详细记载，其组方严谨，药味少，用量大，针对性强，立意明确，配伍巧妙，并着重指出用药配伍原则：“取其药性化合，借彼药之长，以济此药之短。”注重用药，保证药效(1)专效重用张锡纯治疗疾病时选用对症之药，重用而取效，他曰：“恒择对症之药，重用一味，恒能挽回急重之病，且得以验药力之实际。”生石膏为清解大热的特效药物，山药系救济之大药。既济汤重用熟地、山萸以固脱，莱菔汤之重用山萸、生龙牡以救脱，硝菔通结汤重用朴硝、莱菔子以通燥结，荡痰汤重用赭石、大黄以除顽痰。其中，“大黄之力虽猛，然有病则病当之，恒有多用不妨者，是以治癫狂脉实者，可用至二两。”(2)善用生药张锡纯认为：有些药物须生用，生用则药力浑全，炙用或煅用则药力减弱，无效甚至引起相反的作用。如石膏、黄芪、山药、赭石、龙骨、牡蛎、乳香、没药、大麦芽、山楂、鸡内金、白芍、蜈蚣、水蛭、赤石脂、甘草等。他指出：水蛭最宜生用，切忌火炙；乳香、没药最宜生用，若炒用则流通之力顿减；桃仁生用取其生发之气；龙骨、牡蛎若用以滋阴、敛火、收敛兼开通者皆不可煅；山药宜生者煮汁饮之，不可炒用，否则服之无效；赭石生用性重坠凉镇，能降胃止血，能生血，毫不伤气分，若煅用既不能生血，且具有开破之性，多用令人泄泻。(3)注重炮制张锡纯认为：“药物有非制过不可服者，若半夏、附子、杏仁诸有毒之药皆是也。”前人炮制半夏失宜易致呕吐，为了用药安全，他改进炮制方法，还自创马钱子制法、血余炭制法、硫化铝制法等。还有黄芪入汤剂，生用即是熟用，不必先以蜜炙；龙骨、牡蛎，若取其收涩，可以煅用，若用以滋阴、敛火，皆不可煅。综上所述，张锡纯结合中西医、自创新方、配伍用药、及服药方法等均围绕提高临床疗效而展开，并付之临床验证，我们不仅要学习他自创新方的精髓，更重要的是学习他的自创新方的思维，勇于提出自我见解。突出贡献张锡纯三十岁左右才学习“西人西书”。开始他喜欢西医讲解新异。后来，钻研了十年，又认为西医新异文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于是，中医包括西医之说，就成为他衷中参西工作的理论根据。所谓衷中参西，就是试图以中医为主体，沟通中西医，以发展祖国医学。他从理论到临床，从生理到病理，从诊断到用药，全面进行了尝试。就以他用药来说，多喜取西药之所长，以补充中医的不足。他认为，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治病原就应当兼顾标本。因此中药西药可以配合使用。在四十多年的治疗工作中，他不厌其烦，有始有终地建立了医案。他的医案于立案法度、记载项目，尤能要言不烦，简而不漏，首尾完整，层次也井然，可为医案的范例，后来的津梁。他认为，积累医案和病历，是在实践中研究医学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习医不不泥于古的一个条件。他从中得益不少。后来，那些医案成了《医学衷中参西录》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奉天医学杂志》、《上海中医杂志》、《医界春秋》、《杭州三三医报》、《治口中西医学杂志》、《新加坡医学杂志》等报刊，均先后聘他为特约撰稿人。他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医学论著。后来，他汇集十八年的经验，在方后缀以诠解与紧要医案，又兼采西人之说与方中义理相汇通，编成了《医学衷中参西录》。这是他一生临床的经验总结，刻苦研究医学的心血结晶。从辨证论治到选药主方，均切近实际，讲求实效，并有不少独创见解。生前，此书曾分期刊行，流传颇广，受到当时医学界的推崇与欢迎，被称为我国中医界“第一可法之书”。孙蕊榜为此书题词说：“费尽心神五十秋，中西合撰几研究；瑶编字字皆珠玉，普济苍黎遍九州”。书中前三期是他编的，以方为目，随方附论。总共论述了阴虚劳热、喘息、阳虚、心病、肺病等三十五类病证，一般从生理和病案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并附录了西医的有关理论和治法。由于第四至第七期，是由其子及门人编的，分别为药物学讲义，医论、医案、伤寒论讲义。全书载方一百八十九首，简要适用，其中有一百六十余方，是他自拟的，有实用价值，颇为一般中医所喜用。虽然他受历史条件和他的世界观的限制，他的学术思想没有摆脱当时的改良主义的影响，存在不少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他在医学上的贡献，尤其在中西医汇通上所做的各种尝试，是不可抹杀的。他不愧为近代勇于实践的医学家。历史评价张锡纯（1860～1933）是近代中国医学史上一位值得称道的医家，他曾在沈阳创建“立达中医院”，疗效卓著；在天津开办国医函授学校，培养了不少后继人才；在当时各地医学刊物上，发表了很多具有创见的论文，在医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声名远播，与当时江苏陆晋笙、杨如候、广东刘蔚楚齐名，被誉为“医林四大家”，又与慈溪张生甫、嘉定张山雷并称为海内“名医三张”。极负盛名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是他一生刻苦向学的心血结晶，也是他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他的创新精神与创新实践的丰硕成果。作为卓越的临床家和中西医汇通派的著名代表，张锡纯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学习其创新精神，发扬光大祖国医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张氏在创制新方的实践和成就更为后人称道。从其临床实践来看，张氏用药有不少独到之处。注重实效、以实践验证药用是张氏用药的一大原则。在理论上，常将中医脏象学说与西医解剖生理互证,力图沟通中西医,如认为《内经》所述厥证即西人所谓脑充血等。此外，他临证讲究详细记录病情，用药讲求实效，创制的许多新方如镇肝熄风汤等，多为后人所喜用。张锡纯为人忠厚，志行高洁。其书自序云：“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这种志向基于“不为良相，必为良医”的思想，张锡纯虽终生未直接参与政治，仍常于诗文中流露出忧患的心情。1924年，他自题其书第五期卷首云：“自命生平愿不凡，良医良相总空谈。坎坷无碍胸怀阔，遭际常怜国运艰。忧世心从灰后热，活人理向静中参。轩岐奥理存灵素，化作甘露洒大千。”诗中委婉地表达了未能医国的遗恨。1954年，石家庄组织中医运用张锡纯重用石膏的经验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获得良好的效果，卫生部门曾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向全国推广。张锡纯的这一宝贵的见解和经验在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为济世活人计，张锡纯治医不计私利，凡有心得发现，必于医界公布。刊印书籍有赠送惯例，每难盈利。至于他对静坐吐纳术（当时特风行于学校）的体会，更多向医界提倡，以为不仅益于养生且利于治学。他的朋友和病人既有军政界要人，也有城乡贫民，相处中均一视同仁，不见傲下媚上形迹。他不置产业，日常业务仅足维持生计。1913年，黄河泛滥，有一灾区孤儿流落至大名，病饿垂危，张锡纯携至寓所救活。因不知其乡贯里居，即收为义子，取名张俊升，成人后为其家立业，使谋生于天津。张锡纯逝世前终于查清其为河南滑县卢姓，遂改名卢俊升，一时传为义举。张锡纯不避劳苦，自奉甚俭，常念学与年俱进，终生治学不辍。虽至晚年，每为人合药饵，必躬自监制；修订著作及复信答疑不肯假手他人。又力辟医不叩门之说，每遇疑难重证，辄辗转筹思，查考书籍，一旦有定见，虽昏夜立命车亲赴病家调治。即或病在不治，亦勉尽人力，每救疗至殓服已具，不肯稍有懈怠。时人称之为一代大师，实当之无愧。代表著作代表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是其一生治学临证经验和心得的汇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张锡纯医案》，是通过对张锡纯1909年所撰的《衷中参西录》研读与实践所得的一部张氏医案，书中从诊症、辨治、方药到方解、按语，明了清晰；书後附有本书作者撰写的“张锡纯医学思想探讨”等系列文章及张氏自拟方索引，既使人看到了张氏精湛的医术与仁厚之人品，也通过作者的笔加深了人们对张氏医学思想的理解。目前所出版的张锡纯著作，多为将全部著作汇为一册的厚重开本。而本次分卷出版恢复张锡纯生前对其医著的分册原旨，将《医学衷中参西录》系列医著分为五册：处方篇（即《屡试屡效方》）、药物篇（即《中药亲试记》）、医论篇（即《中医论说集》）、医案篇（即《医案讲习录》）、伤寒篇（即《伤寒论讲义》）。并在完全尊重张锡纯原意、原文的基础上，通过现代编辑手法，让该书的“层次更分明，眉目更清晰。”
中国最早生物化学家先躯，生物化学开拓者，奠基人，中国近代和现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吴宪（1893-1959），福建福州人。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12年赴美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造船工程，后改习化学，1916年获理学士学位后留校任助教；1917年被哈佛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录取为研究生；1919 年获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任教；1946年任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院长兼营养研究所所长。吴宪一生发表研究论文163篇，专著3种。他开拓的领域主要包括：临床生物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代谢等方面，此外，还涉及到性激素、抗生育等方面。美国学者里尔顿·安德森（J·Reardon-Anderson）将他誉为“中国化学的巨人”，并评价道：“毫无疑问，吴宪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最伟大的化学家，或者说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当他在1919年发表他的第一项研究时，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类的化学研究。他在国际上，是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美国化学会会员、美国生物化学家协会会员、美国实验生物学和医学会会员、荷兰《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顾问委员、原德国自然科学院名誉院士、美国亚拉巴马州科学院院士、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Sigma Xi Society）会员，以及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营养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他的名字被收入《国际医学名人录》（International Who's Who in World Medicine）、《美国科学名人录》（American Men of Science，第九版）、《中国名人录》（Who's Who in China）、以及《科学家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of Scientific Biography）等书。他开拓的《一种血液分析系统》引发了一场血液化学方面的革命。吴宪对于国际生物化学和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卓著，并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和在中国科学界崇高的地位。中国近代和现代化学，细菌和病毒学的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高士其（1905年11月—1988年12月19日，原名高仕錤，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鳌峰坊人，改名高士其，弃仕途旁和金钱旁不要，立志不做官，不爱钱，以科学家造福中国。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学士学位。1930年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中国为记念他的贡献，把国际的一颗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科学家，化学家。细菌和病毒学家的中国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中国近代和现代核医学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王世真（1916年3月7日一2016年5月27日）：福建福州人， 生物化学家、核医学家，中国核医学事业的创始人。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历任美国爱荷华大学放射性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核医学中心主任，放射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名誉所长，核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从1940年代开始，王世真对甲状腺素做了大量系统性的研究工作。1951年,王世真冲破重重阻碍回国,被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系副教授。由于他执意回国,夫人在美国遭到了软禁,后来辗转从芬兰坐船才回到国内与他团聚。那时,他在核医学这个专业领域已经才华初露。他发表了两类甲状腺素类似物的结构。其中一类具有拟甲状腺素的活性，另一类具有抗甲状腺素的作用。他对这些化合物进行了一系列的结构改造，并对这些化合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的这些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结构和功能关系的研究1956年在军委卫生部领导下，他创办中国第一个同位素应用训练班，第一批核医学骨干从这里走向全国。在中国创建了同位素标记物合成、液闪测量、放免分析、医用活化分析、稳定核素医学应用，放免显像等技术；他在甲状腺激素（TH）的系统研究中，解开了TH作用机制的一些不解之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在异军突起的核素示踪技术的研究中，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突破。70年代末，他就提出在实验核医学领域内以稳定核素作为示踪原子进行生物医学及药学研究。他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放射性标记化合物工作者。特别是他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任标记化合物研究室主任期间，在他的领导下，从1959年到1979年共合成、生产了总计多达100多种的标记化合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许多基础与临床学科科研工作的开展。他筹建了正电子发射X线体层摄影（PET PECT）中心。在我国创建了同位素标记物合成、液闪测量、放免分析、医用活化分析、稳定核素医学应用、放免显像等技术。核医学就是运用核技术来诊断、治疗和研究疾病的一门科学。对于普通人来说,知道PET、SPECT、甲功仪、肾图仪、放射性活度计以及用于放射性治疗的伽玛刀、后装治疗机、模拟定位机、直线加速器等设备,就不难明白核医学在现代医学中的重要地位。他所开创的中国核医学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成为亚洲核医学领域的领跑者。中华核医学会授予他终身成就奖。
不严重的话就不要吃药了。尤其是中药（西药想必大家都知道不乱吃，但是中药大家常误解，忽视毒性），吃出肝肾损害就不合适了——这不是吓唬人，搜索“中药肝损伤、肾损伤”一堆结果。严重的话去正规医院询问医生的专业意见。
鼻渊是什么意思：鼻渊是指鼻流浊涕，如泉下渗，量多不止为主要特征的鼻病
鼻渊，中医病名。是指鼻流浊涕，如泉下渗，量多不止为主要特征的鼻病。常伴头痛、鼻塞、嗅觉减退，鼻窦区疼痛，久则虚眩不已。是鼻科常见病、多发病之一。
亦有“脑漏”、“脑砂”、“脑崩”、“脑渊”之称。多因外感风热邪毒，或风寒侵袭，久而化热，邪热循经上蒸，犯及鼻窍；或胆经炎热，随经上犯，蒸灼鼻窍；或脾胃湿热，循胃经上扰等引起。
鼻渊是指鼻流浊涕，如泉下渗，量多不止为主要特征的鼻病。常伴头痛、鼻塞、嗅觉减退，鼻窦区疼痛，久则虚眩不已。是鼻科常见病、多发病之一。亦有“脑漏”、“脑砂”、“脑崩”、“脑渊”之称。西医学的鼻窦炎症性疾病可参考本病进行辩证施治。
鼻渊有实证与虚证之分，实证多由外邪侵袭，导致肺、脾胃、肝胆的病变而发病；虚证多因肺脾气虚，邪毒久困，凝聚鼻窍而致。
本病以脓涕量多为主要症状，常同时伴有鼻塞及嗅觉减退，症状可局限于一侧，也可双侧同时发生，部分病人可伴有明显的头痛，头痛的部位常局限于前额、鼻根部或颌面部、头顶部等，并有一定的规律性。
bí yuān ·pí qì xū zhèng
sinusitis with spleen qi deficiency pattern [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学名词（2013）]
鼻渊·脾气虚证（sinusitis with spleen qi deficiency pattern）是指脾气虚弱，以鼻涕白黏或黄稠，量多，嗅觉减退，鼻塞较重，鼻黏膜淡红，中鼻甲肥大或息肉样变，中鼻道、嗅沟或鼻底见有黏性或脓性分泌物潴留，伴食少纳呆、腹胀便溏、脘腹胀满、肢困乏力、面色萎黄、头昏重、或头闷胀，舌淡胖，苔薄白，脉细弱等为常见症的鼻渊证候[1]。
鼻涕白黏或黄稠，量多而无臭味，嗅觉减退，鼻塞较重，鼻黏膜淡红或红，肿胀较甚，中鼻甲肥大或息肉样变，中鼻道、嗅沟或鼻底见有黏性或脓性分泌物潴留[1][2][3]。
全身症状可见食少纳呆、腹胀便溏、脘腹胀满、肢困乏力、面色萎黄、头昏重、或头闷胀，舌淡胖，苔薄白，脉细弱或缓弱[1][2][3]。
脾气虚弱，升降失常，湿浊滞留，困结鼻窦，浸淫肌膜，湿浊腐物相杂而下，故见鼻涕白粘而稠，臭味不著[3]。
脾虚湿困，清窍不利，故见鼻内肌膜淡红，肿胀较甚，鼻塞较重，而嗅觉减退[3]。
劳则伤脾，脾虚不耐劳倦，故遇劳则诸症加重，脾虚失运，气血不足，精微不布，肌体失养，故头重眩晕，倦怠，面色萎黄，食少便溏[3]。
舌淡苔白，脉缓弱者皆为脾气虚弱之象[3]。
健脾益气，清利湿浊[3]。
可选用参苓白术散[备注]参苓白术散（《太早惠民和剂局方》）：炒扁豆、党参、白术、茯苓、陈皮、淮山药、莲子肉、薏苡仁、砂仁、桔梗、炙甘草加北黄芪、泽泻治疗：本方以北黄芪、党参、白术、甘草、山药、莲子补益脾气，扁豆、茯苓、泽泻、薏苡仁健脾除湿，助以砂仁、桔梗行气化湿清涕[3]。
也可用补中益气汤[备注]补中益气汤（《脾胃论》（《李东垣医书十种》摘出））：黄芪、炙甘草、党参、当归、陈皮、升麻、柴胡、白术加木通、泽泻治疗[3]：
若湿浊盛者，加薏苡仁、茯苓、泽泻以化湿祛浊[3]；
鼻塞甚者，加白芷、辛夷花以芳香通窍[3]；
若湿欲化热者，加黄连、车前子、木通以清热利湿[3]。
若湿热偏胜者，证见涕稠黄，鼻内肌膜红，苔白腻，治宜扶正祛邪，补托排脓，选用托里消毒散[备注]托里消毒散（《外科正宗》）：黄芪、皂角刺、金银花、炙甘草、桔梗、白芷、川芎、当归、白芍、白术、 茯苓、党参治疗[3]。
健脾利湿，益气通窍[2]。
黄芪、当归、党参、山药等[2]。
归芪鸡：鸡1只，去毛及内脏，将当归30g、炙黄芪50g纱布包，同鸡共煮至鸡熟烂，以盐调味，分3次佐餐食用[2]。
参苠山药粥：党参15g、黄芪30g煎水取汁，入粳米100g煮粥，将山药50g研末加入，调味，分2次食用[2]。
苠橘皮荷叶汤：先将黄芪15g、橘皮15g煎汤去渣，加入荷叶1张热浸，取汤，佐餐饮用，或代茶饮[2]。
1）滴鼻灵滴鼻，每天3～4次，以疏风散寒通窍，利于脓涕排出[3]。
2）鱼脑石散吹鼻，每日2～3次，以散寒通窍除涕[3]。
3）孩儿茶60g、鹅不食草30 g、冰片15 g，共研末用香油调成稠浆，纳鼻内，每日2～3次[3]。
4）上颌窦炎，采用上颌窦穿刺冲洗，冲洗出窦内积脓并尽量排清窦内积液，灌入鼻窦灌注液2～3 ml，以达到辛温祛风，消炎解毒，调和气血，培补正气等作用[3]。
5）鼻痔堵塞，妨碍脓涕流出，应手术摘除（见鼻息肉摘除术条）[3]。
主穴：迎香、百会、上星、合谷[3]。
配穴：攒竹、通天、风池[3]。
刺灸法：每次取主穴、配穴各一，强 *** ，留针10～15 min，每天1次[3]。
颅会、前顶、迎香、上星，悬灸至患者觉焮热、皮肤潮红[3]。
注意擤鼻方法，鼻塞甚者，不可强行擤鼻，以免邪毒逆入耳窍，导致耳窍疾病[3]。
急性者适当休息，注意营养[3]。
对本病应积极、及时地治疗，以免使急性转为慢性，迁延日久难愈，或变生它疾[3]。
锻炼身体，增强体质，预防感冒，积极治疗邻近器官的疾病[3]。
注意劳动保护，工作环境粉尘多者，应戴口罩[3]。
饮食不当会使鼻渊患者病情加重或延长病程[2]。
鼻渊患者宜多食新鲜水果和蔬菜，以摄取足够的维生素C，如柑橘类水果、葡萄、黑莓等；多吃全谷类、豆类、坚果，以摄取B族维生素，有助于增强机体抵抗力，抵御外邪入侵[2]。
鼻渊患者需戒除烟酒，忌食辣椒、大蒜、煎炸等辛辣燥热食物[2][3]。
鼻渊（sinusitis）鼻渊为病名[4]。出《黄帝内经素问·气厥论》。俗称脑漏（见《景岳全书·鼻证》）、又称脑崩（见《外科大成》卷三）、脑渗（见《医学准绳六要》）、脑泻（《普济方》卷五十七）、历脑[3]、控脑痧[3]、控脑砂（见《医宗金鉴》卷六十五、《外科大成》卷三）。是指以鼻流浊涕，量多不止为主要表现的鼻病[1]。因涕下不止如淌水而得名[4]。是鼻科的常见病、多发病之一[3]。
《黄帝内经素问·气厥论》：“胆热移于脑，则辛頞鼻渊。鼻渊者，浊涕不止也。”继《黄帝内经素问》之后，历代医家对本病的论述也较多，并根据《黄帝内经素问》对其病机、病位、症状及“脑渗为涕”的论述，故又有“脑漏”、“脑渗”、“历脑”、“控脑痧”等病名[3]。
《外科正宗》卷四：“脑漏者，又名鼻渊。总由风寒凝入脑户与太阳湿热交蒸乃成。其患鼻流浊涕，或流黄水，点点滴滴，长湿无干，久则头眩虚晕不已。”
鼻渊与西医的急性鼻窦炎、慢性鼻窦炎类似[3]。多见于急性鼻炎、慢性鼻炎、急性鼻窦炎、慢性鼻窦炎、急性副鼻窦炎、慢性副鼻窦炎，亦可见于重症慢性鼻膜炎。
鼻渊发病率高，影响工作、学习，甚至可引起严重并发症，导致不良后果，故应积极防治[3]。
[摘要]过敏性鼻炎是由各种特异性过敏源引起的多发性鼻病，极大地影响着患者的健康及生活质量，本文结合t临床，在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原则的指导之下，遵循天人相应的规律，并结合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分析、归纳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理论依据。[关键词]过敏性鼻炎；辨证论治；治标以缓其势；固本以逐陈疴过敏性鼻炎（又称变态反应性鼻炎），是由各种特异性过敏源引起的多发性鼻病，其临床表现为连续、频发的鼻痒、鼻塞、鼻流清涕、喷嚏及不闻食嗅等一系列症状，严重者可伴见头痛、耳鸣、听力障碍等全身症状。属中医“鼻鼽”、“鼽嚏”范畴。由于本病病症顽固、病程长、迁延难愈，可导致患者情绪失调、失眠、食少、疲乏、注意力减退等，极大的影响着患者的工作和学习，并使其生活质量下降。笔者综合临床实践，将过敏性鼻炎的辨证论治思路略陈如下：1.祛风脱敏。治标以缓其势中医学认为，鼽嚏始发，多外邪为患，即所谓“外有非时之感”。肺位至高，为脏腑之华盖，通过息道直接与外界相通，其在体系皮毛，皮毛为一身之表，易感外界风邪寒气及病邪异气，故肺脏受邪，肺气被伤，失于宣肃，鼻窍不利；或卫表不固，腠理疏松是发生鼻鼽的主要原因。又“风为百病之长，善行而数变”，表现为发病迅速、时作时止、反复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