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别称词的隐性文化特征
发布时间：2015-07-02 11:56
[论文关键词]汉语别称词隐性文化特征
[论文摘要]汉语别称词的隐性文化特征是指汉民族深层次的文化精神及其文化结构中所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心理模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人伦观念等内容，它们又集中地体现在命名理据、构成方式和体系关联之中，并从这三个方面反映和折射着汉民族多方面的深刻而又复杂的文化内涵。
汉语别称词的文化特征包括显性特征和隐性特征两个层面。与生产生活习俗、群体组织和制度规范等显性文化特征不同的是，所谓隐性文化特征是指民族深层次的文化精神及其文化结构，包括思维方式、心理模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人伦观念致知途径等等，尤其是指以语用主体的思维方式心理模式和价值取向等作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特征。具体而言，它不是汉语别称词直接承载的意义，而是凝聚在词语的命名理据、结构方式以及存在形态中的文化意蕴；它不是孤立的、个别的词语现象，而是其总体类别分布及其总的体系关联。
一、命名理据中的隐性文化特征
人们总是习惯于按照自己的固有思维方式和认知习惯，根据已有的知识积累、生活习俗和价值标准去展开联想、类比，然后在已有的语言材料基础上给事物命名。汉语别称词的隐性文化特征，在其命名理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具体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概念表象之下的潜在信息传递
别称词不仅仅是单纯的指示称谓符号，在其表象之下往往体现和蕴涵着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意蕴，它们折射着社会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民俗、文学和语言的方方面面。透过它，可以窥视出某个时代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思维观念、价值取向、民俗风情以及大众心理等各种隐性的民族文化。
例如，古代中国人称木星为“福星”、“德星”，因为它是一颗岁星，是记录年岁的标志，而它所对应的方向东方又是中国人所推重尊崇的，这类称谓很好地显示了古代中国人对世界和宇宙天体的认识。再如，源自于隐语的丈夫别称“盖老”和妻子别称“底老”也并非随意造词，它们充分体现了汉民族天为盖、为阳，男亦为阳、在上，地为底、为阴，女亦为阴、在下的深层传统文化观念。
2．意义理解中的分割效应
一般来说，对一个民族越重要的东西，该民族对它的语言分割就越细密，所形成的各种称谓也就越多。这一特征在重名的汉语中显得格外地突出，也是汉语别称词异常丰富的一个重要原因。
例如，汉族人自古祈生讳死，常用委婉词语来代替“死”字。关于“死”的别称多达近六百个，如“殒”、“殇”、“天”、“折”、“卒”、“没”、“作古”等等，这些词语有的表示社会等级地位的不同，有的表示感情色彩的褒贬差异，有的表示委婉忌讳的掩饰，不一而足。“妻子”一词的别称多达近四百个，其中包括通称、代称、美称、尊称等多种语用，充分反映了汉语词能产性强、分类细密、构词手法多样、表义丰富灵活的基本特征。
3．价值体系中的区别判断
各民族的价值符号都蕴含着本民族的价值判断，汉民族也不例外。汉语别称词中所显示的诸如尊卑、好恶、高下、贵贱、大小等判断不仅十分突出，而且细致明晰。例如称清官为“青天”、“铁面”，称贪官污吏为“民蠹”、“墨吏”、“城狐”、“社鼠”、“稷蜂”、“金毛鼠”等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善恶观念、是非标准和惩恶扬善愿望。再如对于酒这一事物，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从积极、肯定的意义讲，有“扫愁帚”、“钓诗钩”、“忘忧物”等称呼；从消极、否定的方面，则用“祸泉”、“狂药”、“魔浆”、“腐肠贼”等别名。
还有一些称谓贬中有褒或褒中有贬，明暗不一，含义广远，因时因地而异。如围棋盘的古称为“木野狐”，意思是以桃木制造的棋盘具有如狐狸般媚惑人之魅力，貌似贬称，实则道出了围棋引人入胜的魔力。
4．历史演变中的标志效果
别称词与成语等熟语一样，往往产生于不同历史时代，带有不同历史时期的鲜明印记，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标志。
具体说，别称词的历史标志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别称的变化或对同一别称本身理解的变化标志着时代的演进和文化的发展。例如“逝世”一词，古时只是对普通人而言的，绝不能用于皇亲国戚，但在今天即使对于位高权重者，也决不会再用“崩”、“薨”之类充满封建等级色彩的称谓了。商业、商人也从古代称谓中的“末业”、“贱业”、“奸商”，发展到今天的“企业家”、“个体户”“股东”、“董事长”，这标志着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二是别称本身记载着某一历史阶段整体的文化特征。例如五光十色的日月星辰别称，琳琅满目的书信别称，纷然杂陈的三教九流称谓，都记载了古人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认识过程和想象能力。
5．直观的具象性思维
汉民族自古便注重以直观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世界，习惯于以形象可感的思维方式、通过主观联想类比而给事物命名。这一点在用比喻手段构成的别称词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例如，对于茫茫宇宙、天地自然、日月星辰，古人就进行过各式各样的描绘。在古人的意识和想象中，天圆地方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他们认为，圆形的天就像一把巨伞一样覆盖着四野八荒，而平坦的大地则四通八达、绵延千里，故称天为“大圆”、地为“大方”；太阳呈显圆形，光芒万丈，炽热无比，故有“红轮”、“金盘”、“火镜”之称；月亮皎洁明亮、美丽无比，故有“玉团”、“镜轮”、“圆影”、“水晶球”之喻；北极星位于天空正北方向，周围有群星环绕，故谓“天心”；金星光色银白，耀人眼目，是除太阳、月亮之外最亮的星体，故日“太白”、“明星”；火星的表面呈红色，荧荧似火，变幻无常，隐显不定，令人感到扑朔迷离，故称“荧惑”；彗星常在背着太阳的一面拖着一条扫帚状的长尾，故名“扫帚星”。这些比喻式的词语，使原事物变得更加形象生动，鲜明可感。
再如，对人身体各部位的命名，如称身体为“谷漏子”、“臭皮囊”，称头为“脑瓜瓢”，称头发为“乌云”、“霜茎”，称眉毛为“绿蛾”、“远山黛”，称眼睛为“明珠”、“秋水”，称鼻子为“悬胆”、“玉洞”、称口为“华池”、“樱桃”，称臂为“玉藕”，称肩为“玉楼”，称手为“玉笋”、“削葱”等无一不是人们以直观具象的方式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结果这种形象的造词方式，既通俗生动，又形象直观，给人以丰富的遐想余地。
6．崇尚正统的文化意识
正统文化意识是指社会生活中被奉为正宗的对人们的思想言行具有较强规范、制约力量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意识，它规范和影响着社会中一切人的心理、思维和价值取向。崇尚正统文化是汉民族的一种基本心理特征，在汉语别称词的命名中也有着十分突出的体现：其一是尊卑观念。汉民族由于长期受封建伦理观念和皇权至上思想的影响，词语中拥有大量区分尊卑贵贱的成分。这在别称词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例如，称皇帝为“乾龙”、“圣人”，称皇后为“坤极”，称宰相为“天老”，称平民百姓为“贱民”、“草民”、“仓头”、“黔首”、“布衣”等等。即使人死以后依旧等级森严：天子死日“崩”诸侯死日“薨”，大夫死日“卒”，士人死日“不禄”平民百姓之死才叫“死”。反映男尊女卑观念的词语也不少，如赞美男子的“大丈夫”、“郎伯”、“官人”、“吉士”、“髦哲”、“俊彦”和贬抑女子的“赔钱货”、“糟糠”、“箕帚”、“荆布”、“祸水”、“尤物”等等。
其二是是非善恶观念。惩恶扬善、扶正祛邪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一点，可以在一些带有鲜明褒贬色彩的别称之中得到非常具体的体现。例如前述称清官为“青天”、“铁面”，称贪官污吏为“民蠹”、“墨吏”、“城狐”、“社鼠”、“稷蜂”、“金毛鼠”等等。其三是尊正排异意识。汉族人对异国、异族人往往采取歧视、排斥的态度，反映了大汉族主义意识，这在别称词中也有所反映。例如称番茄为“西红柿”，称南瓜为“番瓜”，称火柴为“洋火”，称水泥为“洋灰”，称核桃为“胡桃”等等。显然，这里的“西”、“番”、“洋”、“胡”等词带有鲜明的夷夏之辨的意味。
汉语别称词在结构方式和结构形态上，同样凝聚着语用主体特定的思维方式、心理态势和审美情趣等隐性文化特征，主要体现在蕴涵了汉民族所固有的求对称、平衡、和谐的审美情趣及心理。
首先，这种审美心理带动了汉语别称词偶数结构词语的发达。所谓偶数结构词语，主要是指复合词中语素两两相并的双音词。别称词中双音词的比重约占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一数据与汉语共同语中双音词所占的比重大体相当。另外，别称词中的四言词语也不少，约为百分之五左右。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别称词偶数结构词语的发达，“二”、“四”、“六”、“八”、“十”之类偶数数字入词的频率也相当地高。
其次，追求和谐对称之美，在具体造词时讲求词义的相互对应和关照。这一特征集中地体现在别称词并列式造词和仿词式造词这两种造词方式上：以并列形式创造的词往往在词义上都具有相对或关联的特征，如妯娌的别称“先后”，螃蟹的别称“尖团”，酒的别称“圣贤”，男子的别称“须眉”，女子的别称“巾帼”、“裙钗”，乐器的别称“弦管”等都是这样。以仿词形式创造的词其意义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如在由王羲之爱鹅故事而形成鹅的别称“右军”之后，有人又仿拟该词造出鸭的别称“左军”；还有由称岳父为“泰山”而造出的岳母别称“泰水”，由称公公为“舅”而造出的岳父别称“外舅”；称妻子为“内子”、“底老”和称丈夫为“外子”、“盖老”等等，均是内外相对，互为补充，充分反映了汉民族追求和谐对称的审美心理。
三、体系关联中的隐性文化特征
人类任何民族语言的词汇都具有其特定的体系性和关联性，包括词语之间的隶属关系、族聚类别及总体关联等诸多繁复的内容。汉语别称词词汇的特殊体系性本质上所体现的正是汉民族的文化观念体系。其中最能体现汉语别称词体系性同时又能较系统地显露汉民族隐型文化特征的是表亲属称谓的词语。
汉语别称词中亲属称谓语特别发达，其数量之丰富、种类之齐全、逻辑结构之严谨、体系关联之严密，都令人叹为观止。例如：
父亲的别称常见的有“严亲”、“严君”、“所天”、“太公”、“椿堂”、“椿庭”、“椿舍”、“尊君”“尊府”、“尊大人”、“府丈”、“家尊”、“家大人”等；
母亲的别称常见的有“尊慈”、“尊堂”、“尊萱”、“慈亲”、“仙萱”、“寿堂”、“太君”、“家慈”“北堂”、“堂萱”、“萱室”、“萱亲”、“萱闱”、“慈闱”、“堂前”、“北堂萱”等；
公公的别称常见的有“公爹”、“老人公”、“家公”、“亲翁”、“舅”、“嫜”、“君舅”等；婆婆的别称常见的有“婆母”、“家婆”、“老人婆”、“阿姑”、“君姑”等；
岳父的别称常见的有“岳丈”、“丈人”、“岳翁”、“妇公”、“妻公”、“内父”、“外父”、“外舅”“泰山”、“丈人老”、“丈人爸”、“岳老子”、“丈迎老”、“冰翁”、“冰叟”等；
岳母的别称常见的有“岳母娘”、“丈母娘”“泰水”、“外姑”、“丈人婆”、“外母”等；
汉语这类别称词体系的关联性可以反映出独特的隐性文化特征。
首先，汉语别称词中的亲属称谓体系是以父系血缘为基础，依次向母系、妻系以及姻亲关系延伸亲疏分明，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秩序井然，极为鲜明地呈示出华夏民族以父系宗族血缘关系为主、以母系血缘关系为辅的传统文化观念；同时也从民俗语言文化的角度再次证明了中国历代社会对血缘亲缘关系的异常注重。
其次，汉语别称词的亲属称谓中，以“天、地”“乾、坤”、“日、月”、“阴、阳”、“山、水”、“内、外”、“盖、底”等词作为男、女两性的标志的情况十分普遍而丰富。它是华夏民族传统深层文化意识中以先秦孔子实用理性为心理基础，以尊奉天地、崇拜自然为外在特征的“天人合一”观念和“天人感应”理念的突出折射和体现。这一语言事实还鲜明生动地反映出汉民族乾清坤浊、阳统阴承、天上地下、男尊女卑的封建正统文化意识。
以上笔者从三个方面对汉语别称词所蕴涵的隐性文化特征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它旨在说明汉语别称词与汉民族文化之间不可割裂的血肉关系，进而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知汉语别称词表象之下的民族思维方式、心理模式、审美标准及价值取向等诸多人文性因素。
[参考文献]
(1]《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
[2]林伦伦、朱永锴：《古诗文别称词与中国文化》，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3]戴鑫等：《中华别称类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4]娄国忠：《古诗词中酒的别称》，《语文知识20o3年第4期。
[论文摘要]汉语别称词的隐性文化特征是指汉民族深层次的文化精神及其文化结构中所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心理模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人伦观念等内容，它们又集中地体现在命名理据、构成方式和体系关联之中，并从这三个方面反映和折射着汉民族多方面的深刻而又复杂的文化内涵。
汉语别称词的文化特征包括显性特征和隐性特征两个层面。与生产生活习俗、群体组织和制度规范等显性文化特征不同的是，所谓隐性文化特征是指民族深层次的文化精神及其文化结构，包括思维方式、心理模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人伦观念致知途径等等，尤其是指以语用主体的思维方式心理模式和价值取向等作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特征。具体而言，它不是汉语别称词直接承载的意义，而是凝聚在词语的命名理据、结构方式以及存在形态中的文化意蕴；它不是孤立的、个别的词语现象，而是其总体类别分布及其总的体系关联。
一、命名理据中的隐性文化特征
人们总是习惯于按照自己的固有思维方式和认知习惯，根据已有的知识积累、生活习俗和价值标准去展开联想、类比，然后在已有的语言材料基础上给事物命名。汉语别称词的隐性文化特征，在其命名理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具体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概念表象之下的潜在信息传递
别称词不仅仅是单纯的指示称谓符号，在其表象之下往往体现和蕴涵着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意蕴，它们折射着社会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民俗、文学和语言的方方面面。透过它，可以窥视出某个时代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思维观念、价值取向、民俗风情以及大众心理等各种隐性的民族文化。
例如，古代中国人称木星为“福星”、“德星”，因为它是一颗岁星，是记录年岁的标志，而它所对应的方向东方又是中国人所推重尊崇的，这类称谓很好地显示了古代中国人对世界和宇宙天体的认识。再如，源自于隐语的丈夫别称“盖老”和妻子别称“底老”也并非随意造词，它们充分体现了汉民族天为盖、为阳，男亦为阳、在上，地为底、为阴，女亦为阴、在下的深层传统文化观念。
2．意义理解中的分割效应
一般来说，对一个民族越重要的东西，该民族对它的语言分割就越细密，所形成的各种称谓也就越多。这一特征在重名的汉语中显得格外地突出，也是汉语别称词异常丰富的一个重要原因。
例如，汉族人自古祈生讳死，常用委婉词语来代替“死”字。关于“死”的别称多达近六百个，如“殒”、“殇”、“天”、“折”、“卒”、“没”、“作古”等等，这些词语有的表示社会等级地位的不同，有的表示感情色彩的褒贬差异，有的表示委婉忌讳的掩饰，不一而足。“妻子”一词的别称多达近四百个，其中包括通称、代称、美称、尊称等多种语用，充分反映了汉语词能产性强、分类细密、构词手法多样、表义丰富灵活的基本特征。
3．价值体系中的区别判断
各民族的价值符号都蕴含着本民族的价值判断，汉民族也不例外。汉语别称词中所显示的诸如尊卑、好恶、高下、贵贱、大小等判断不仅十分突出，而且细致明晰。例如称清官为“青天”、“铁面”，称贪官污吏为“民蠹”、“墨吏”、“城狐”、“社鼠”、“稷蜂”、“金毛鼠”等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善恶观念、是非标准和惩恶扬善愿望。再如对于酒这一事物，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从积极、肯定的意义讲，有“扫愁帚”、“钓诗钩”、“忘忧物”等称呼；从消极、否定的方面，则用“祸泉”、“狂药”、“魔浆”、“腐肠贼”等别名。
还有一些称谓贬中有褒或褒中有贬，明暗不一，含义广远，因时因地而异。如围棋盘的古称为“木野狐”，意思是以桃木制造的棋盘具有如狐狸般媚惑人之魅力，貌似贬称，实则道出了围棋引人入胜的魔力。
4．历史演变中的标志效果
别称词与成语等熟语一样，往往产生于不同历史时代，带有不同历史时期的鲜明印记，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标志。
具体说，别称词的历史标志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别称的变化或对同一别称本身理解的变化标志着时代的演进和文化的发展。例如“逝世”一词，古时只是对普通人而言的，绝不能用于皇亲国戚，但在今天即使对于位高权重者，也决不会再用“崩”、“薨”之类充满封建等级色彩的称谓了。商业、商人也从古代称谓中的“末业”、“贱业”、“奸商”，发展到今天的“企业家”、“个体户”“股东”、“董事长”，这标志着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二是别称本身记载着某一历史阶段整体的文化特征。例如五光十色的日月星辰别称，琳琅满目的书信别称，纷然杂陈的三教九流称谓，都记载了古人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认识过程和想象能力。
5．直观的具象性思维
汉民族自古便注重以直观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世界，习惯于以形象可感的思维方式、通过主观联想类比而给事物命名。这一点在用比喻手段构成的别称词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例如，对于茫茫宇宙、天地自然、日月星辰，古人就进行过各式各样的描绘。在古人的意识和想象中，天圆地方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他们认为，圆形的天就像一把巨伞一样覆盖着四野八荒，而平坦的大地则四通八达、绵延千里，故称天为“大圆”、地为“大方”；太阳呈显圆形，光芒万丈，炽热无比，故有“红轮”、“金盘”、“火镜”之称；月亮皎洁明亮、美丽无比，故有“玉团”、“镜轮”、“圆影”、“水晶球”之喻；北极星位于天空正北方向，周围有群星环绕，故谓“天心”；金星光色银白，耀人眼目，是除太阳、月亮之外最亮的星体，故日“太白”、“明星”；火星的表面呈红色，荧荧似火，变幻无常，隐显不定，令人感到扑朔迷离，故称“荧惑”；彗星常在背着太阳的一面拖着一条扫帚状的长尾，故名“扫帚星”。这些比喻式的词语，使原事物变得更加形象生动，鲜明可感。
再如，对人身体各部位的命名，如称身体为“谷漏子”、“臭皮囊”，称头为“脑瓜瓢”，称头发为“乌云”、“霜茎”，称眉毛为“绿蛾”、“远山黛”，称眼睛为“明珠”、“秋水”，称鼻子为“悬胆”、“玉洞”、称口为“华池”、“樱桃”，称臂为“玉藕”，称肩为“玉楼”，称手为“玉笋”、“削葱”等无一不是人们以直观具象的方式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结果这种形象的造词方式，既通俗生动，又形象直观，给人以丰富的遐想余地。
6．崇尚正统的文化意识
正统文化意识是指社会生活中被奉为正宗的对人们的思想言行具有较强规范、制约力量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意识，它规范和影响着社会中一切人的心理、思维和价值取向。崇尚正统文化是汉民族的一种基本心理特征，在汉语别称词的命名中也有着十分突出的体现：其一是尊卑观念。汉民族由于长期受封建伦理观念和皇权至上思想的影响，词语中拥有大量区分尊卑贵贱的成分。这在别称词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例如，称皇帝为“乾龙”、“圣人”，称皇后为“坤极”，称宰相为“天老”，称平民百姓为“贱民”、“草民”、“仓头”、“黔首”、“布衣”等等。即使人死以后依旧等级森严：天子死日“崩”诸侯死日“薨”，大夫死日“卒”，士人死日“不禄”平民百姓之死才叫“死”。反映男尊女卑观念的词语也不少，如赞美男子的“大丈夫”、“郎伯”、“官人”、“吉士”、“髦哲”、“俊彦”和贬抑女子的“赔钱货”、“糟糠”、“箕帚”、“荆布”、“祸水”、“尤物”等等。
其二是是非善恶观念。惩恶扬善、扶正祛邪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一点，可以在一些带有鲜明褒贬色彩的别称之中得到非常具体的体现。例如前述称清官为“青天”、“铁面”，称贪官污吏为“民蠹”、“墨吏”、“城狐”、“社鼠”、“稷蜂”、“金毛鼠”等等。其三是尊正排异意识。汉族人对异国、异族人往往采取歧视、排斥的态度，反映了大汉族主义意识，这在别称词中也有所反映。例如称番茄为“西红柿”，称南瓜为“番瓜”，称火柴为“洋火”，称水泥为“洋灰”，称核桃为“胡桃”等等。显然，这里的“西”、“番”、“洋”、“胡”等词带有鲜明的夷夏之辨的意味。
二、构成方式上的隐性文化特征
汉语别称词在结构方式和结构形态上，同样凝聚着语用主体特定的思维方式、心理态势和审美情趣等隐性文化特征，主要体现在蕴涵了汉民族所固有的求对称、平衡、和谐的审美情趣及心理。
首先，这种审美心理带动了汉语别称词偶数结构词语的发达。所谓偶数结构词语，主要是指复合词中语素两两相并的双音词。别称词中双音词的比重约占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一数据与汉语共同语中双音词所占的比重大体相当。另外，别称词中的四言词语也不少，约为百分之五左右。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别称词偶数结构词语的发达，“二”、“四”、“六”、“八”、“十”之类偶数数字入词的频率也相当地高。
其次，追求和谐对称之美，在具体造词时讲求词义的相互对应和关照。这一特征集中地体现在别称词并列式造词和仿词式造词这两种造词方式上：以并列形式创造的词往往在词义上都具有相对或关联的特征，如妯娌的别称“先后”，螃蟹的别称“尖团”，酒的别称“圣贤”，男子的别称“须眉”，女子的别称“巾帼”、“裙钗”，乐器的别称“弦管”等都是这样。以仿词形式创造的词其意义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如在由王羲之爱鹅故事而形成鹅的别称“右军”之后，有人又仿拟该词造出鸭的别称“左军”；还有由称岳父为“泰山”而造出的岳母别称“泰水”，由称公公为“舅”而造出的岳父别称“外舅”；称妻子为“内子”、“底老”和称丈夫为“外子”、“盖老”等等，均是内外相对，互为补充，充分反映了汉民族追求和谐对称的审美心理。
三、体系关联中的隐性文化特征
人类任何民族语言的词汇都具有其特定的体系性和关联性，包括词语之间的隶属关系、族聚类别及总体关联等诸多繁复的内容。汉语别称词词汇的特殊体系性本质上所体现的正是汉民族的文化观念体系。其中最能体现汉语别称词体系性同时又能较系统地显露汉民族隐型文化特征的是表亲属称谓的词语。
汉语别称词中亲属称谓语特别发达，其数量之丰富、种类之齐全、逻辑结构之严谨、体系关联之严密，都令人叹为观止。例如：
父亲的别称常见的有“严亲”、“严君”、“所天”、“太公”、“椿堂”、“椿庭”、“椿舍”、“尊君”“尊府”、“尊大人”、“府丈”、“家尊”、“家大人”等；
母亲的别称常见的有“尊慈”、“尊堂”、“尊萱”、“慈亲”、“仙萱”、“寿堂”、“太君”、“家慈”“北堂”、“堂萱”、“萱室”、“萱亲”、“萱闱”、“慈闱”、“堂前”、“北堂萱”等；
公公的别称常见的有“公爹”、“老人公”、“家公”、“亲翁”、“舅”、“嫜”、“君舅”等；婆婆的别称常见的有“婆母”、“家婆”、“老人婆”、“阿姑”、“君姑”等；
岳父的别称常见的有“岳丈”、“丈人”、“岳翁”、“妇公”、“妻公”、“内父”、“外父”、“外舅”“泰山”、“丈人老”、“丈人爸”、“岳老子”、“丈迎老”、“冰翁”、“冰叟”等；
岳母的别称常见的有“岳母娘”、“丈母娘”“泰水”、“外姑”、“丈人婆”、“外母”等；
汉语这类别称词体系的关联性可以反映出独特的隐性文化特征。
首先，汉语别称词中的亲属称谓体系是以父系血缘为基础，依次向母系、妻系以及姻亲关系延伸亲疏分明，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秩序井然，极为鲜明地呈示出华夏民族以父系宗族血缘关系为主、以母系血缘关系为辅的传统文化观念；同时也从民俗语言文化的角度再次证明了中国历代社会对血缘亲缘关系的异常注重。
其次，汉语别称词的亲属称谓中，以“天、地”“乾、坤”、“日、月”、“阴、阳”、“山、水”、“内、外”、“盖、底”等词作为男、女两性的标志的情况十分普遍而丰富。它是华夏民族传统深层文化意识中以先秦孔子实用理性为心理基础，以尊奉天地、崇拜自然为外在特征的“天人合一”观念和“天人感应”理念的突出折射和体现。这一语言事实还鲜明生动地反映出汉民族乾清坤浊、阳统阴承、天上地下、男尊女卑的封建正统文化意识。
以上笔者从三个方面对汉语别称词所蕴涵的隐性文化特征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它旨在说明汉语别称词与汉民族文化之间不可割裂的血肉关系，进而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知汉语别称词表象之下的民族思维方式、心理模式、审美标准及价值取向等诸多人文性因素。
[参考文献]
(1]《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
[2]林伦伦、朱永锴：《古诗文别称词与中国文化》，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3]戴鑫等：《中华别称类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4]娄国忠：《古诗词中酒的别称》，《语文知识20o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