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弓木小火
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与改革一、发展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生产力发展呢?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课题。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社会主义认识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两类矛盾学说、我国的主要矛盾理论、体制改革思想和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深入的具体的分析,深刻总结了国内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他指出,这种改革不同于过去的政治革命,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制度,它的基本方面不会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是,制度不等于其具体实现形式,长期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现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把握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关键,深化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也从根本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指明了改革的对象和任务。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的发展,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在1956年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当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断言:“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168页)这样,就使得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获得了理论依据。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这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指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据此,我们坚定地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移。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以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原理为依据的,更重要的是以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条件的。邓小平同志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辩证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他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中,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中心的环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影响了基本矛盾的解决。这就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中的主要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就要首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而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就要把生产力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之不相适应的那些不完善、存在着缺陷的方面和环节的阻碍和束缚下解放出来,以生产力的解放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否坚持这个基本出发点,是判断是否真搞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曾经未能始终如一地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在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就要牢牢地在实际工作中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项根本任务,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三、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创造性地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它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长期以来,系统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在毛泽东同志的视野之内。因而,面对官僚主义现象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虽经反复多次的斗争,却总是收效甚微,他困惑了,倒退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官僚主义及其酿成的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和冲突,对矛盾性质的看法也就由非对抗性变为对抗性的了。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体制上的弊病,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在于大搞群众性阶级斗争或所谓“大民主”,关键在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演化而来的,高度集权,并不是很成功的。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使政治生活民主化,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指出:毛在晚年很少考虑任何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而邓小平则把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作为他的目标。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了无痕Sky
近年以来,与现代性问题相伴随的全球化问题,已经引起中外学者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现时代,讨论现代化问题,特别是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根本就离不开全球化这个大的背景,这是因为现代性的诉求与全球化的扩张,两者在某种意义上是重叠的。 但是,相比较之下,对于全球化问题的议论与探讨,却显得相对滞后,在认识上甚至不很一致。从世界范围看,自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之时起,全球化作为一种人们活动的客观过程,就已经开始了。而西方学术界正式把“全球化”作为描述与分析世界宏观秩序的概念,则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以后的事情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在文化方面跨越国界的相互交流,也必然地日益加强了。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上个世纪末早就说过,“未来的2l世纪将使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而我们现在的文化就处在这种形成的过程中”。这种跨国文化交流的结果导致了文化的全球化。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学术界对文化全球化的看法分歧颇大,甚至有人根本否认文化全球化的存在,但这并不能改变“文化全球化”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有的学者说得好,文化全球化“就是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融合、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的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笔者赞成这个说法,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展开对以下几个问题的阐述。 一、全球化的双刃效应,它既带来机遇,也提出了挑战 全球化的过程,存在着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的层面,文化的“全球化”比经济的全球化,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西方在文化上(包括价值观、人生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对东方国家发展的影响,并不减弱与逊色。一般地说,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经济上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因为有可能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迷失自我,从而处于绝对的弱势。其实,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也是具有两重性的。 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空间,文化全球化有助于社会主义中国打破禁锢自身发展的思想误区,促进人们的观念更新,最终促进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理性化;文化全球化在把多种文化带到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契机;同时,文化全球化也促进了中国人文化心理的健康发展,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对全球化和对民族文化的影响的认识,我们当然应当持一种冷静理性的态度,应当深入探究全球化的实质,从根本上来认识它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应该看到,全球化固然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一种新的机遇,但是全球化的本质决定了它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冲击是极为严重的。这种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全球化造成了民族文化的同质化。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即经济一体化,文化也开始了其一体化的进程。全球化不仅流动物质产品,也流动文化产品。资本主义价值哲学就是通过资本的全球流动,把全球消费市场统一起来,从物质到精神把当代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模塑为毫无差异的消费主体。对于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我们同样深刻地感受到了文化全球化所形成的文化同质化的浓郁气息。它一方面确实使我们民族的文化更加开放,更具有世界风格;然而,在另一方面又使它的民族气息与中国特色却在日趋萎缩与消失。 第二,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 由于文化力的强势与弱势,在文化交流中的主动与被动,在文化传播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文化交流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当今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借用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文化影响力,自觉不自觉地推行的一种全球文化战略,企图以强势的西方文化去裁剪、支配、吞并其他文化,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和理念去整合和教化其他文化,并进而诱导发展中国家及非西方国家的人民,接受其文化并淡忘甚至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文化殖民主义格局,使得非西方文化面临着“存在”或“消亡”的艰难选择。正如约翰·汤林森所言:“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是说,全球文化多多少少倾向于成为一种霸权式的文化”。文化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霸权文化危机,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冷静审视民族文化的发展出路,无疑值得深切的关注。 面对全球化对于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是构建起既适应文化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又保持鲜明民族化个性特征的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必然选择。 今天中国的文化环境,实际上就是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三种主要的文化形态。我们只要正确对待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外国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如何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问题了。 (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和理论基础 文化的核心在于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结晶,是人类先进文化的代表,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目标,以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重要内容,这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价值观。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规定了性质、确立了方向、指出了发展的道路,为文化的变革提供了理论指南和方法论的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 (二)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源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是不断开发民族文化资源,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创新相结合的过程。胡锦涛在“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问题。他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人们在几千年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理想追求、心理特征,同时又是在历史变革中不断面对现实,追求未来中实现自我更新的精神力量。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只有通过民族文化创新把人类共同价值内化到自身发展中来,才能以民族的方式表达出历史发展的要求。随着现代化进程,传统文化中诸如大同、小康、民生、和谐等思想,都被赋予了带有时代气息的新意义,在新时代体现出它们的价值和生命力。 (三)西方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革新和发展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力 在我国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上,很容易发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明显、强烈,无论是大众文化还是精英文化都打上了西方文化的印记。在对待西方文化方面,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态度,但是经过9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后,国人关于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思考已经深人到冷静理性的反思层面。尽管今天世界文化同质化现象严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结束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格局,反倒使这种多元化格局在一种新的基础上、即在文化交融和自我更新的基础上得以重现。“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中国文化就会在固步自封和孤芳自赏中逐渐腐烂;但是如果完全屈从于这种冲击和影响,中国文化则会丧失自己的文化根基,成为没有精神脊梁的文化附庸者和文化佝偻儿。”毋庸置疑,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成为促使中国文化进行变革更新的重要契机,但是这种变革更新仍然必须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具体国情来进行。 总之,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上述三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地实现文化的整合与创新,灵活地调整我们的文化发展战略,以便妥善地处理传统与现代、文化开放与文化同质化、民族文化的世界化与本土化等一系列矛盾,从而使我们在全球化格局中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品性。要成功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关键在于创新。只有自觉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我们才能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既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又能为推动世界文明的不断繁荣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首先,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传统文化就必须进行创造性地转化 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母语,是我们承袭的文化基因,是我们创新的文化密码。对传统文化的弊端和负面因素有着清醒的认识是必要的,但一味对传统文化进行否定和抨击,无疑是一种文化自戕行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真知灼见,通过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文化样式,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可以获得新生和发展,从而实现新的融合。面对全球化的竞争,我们的文化应当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应当有自己的原创,有自己的文化话语、思想创造和文化精品。 新的民族文化的形式应该既体现着民族特色,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尽力追求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完美统一,努力创建出一种既尊重传统,又与时代同步前进;既体现着民族精神,又反映着时代心声的新型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成为人类共享的文明财富和人类道德的基础,使之具有更大的普遍性、超越性和世界意义。 其次,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主流文化就必须充实和丰富自身 应该说,主流文化是一个具有创新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开放体系,它给人们的自由创造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并在不断地应对和回答时代与实践的挑战中,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实现它对人们的认识和实践的双重指导作用。但是,面对全球化猛烈的发展趋势,主流文化要增强自己的生命力、创造力和竞争力,就必须不断地丰富和充实自己;要从生活实践以及其他文化形态中获取养料,同时应该适当地改变一下自己已有的文化形象和叙述方式,善于从正面地、真实地、有力地、亲切地表达自己。 第三,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精英文化就必须追求文化的原创力 精英文化本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原创性文化,它不仅承担着文化传承和文化积累的重任,更承担着文化创造的神圣使命。但是在我们的精英文化中,看到的更多是“拿来”,是知识分子精英中存在的逆向种族主义倾向。因此,重塑中国的精英文化,追求文化的原创力应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 当代精英文化要追求原创力,首先就要摆脱对西方文化的简单移植和过分依赖状态。“借鉴西方的一些理论学说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不是生搬硬套,更不是为了追逐新潮,争夺所谓学术和创作的话语权。其次,必须尊重自身传统,在对传统的理解中不断发掘和获取原创的动力,当代中国精英文化倘能建构起既有现代性、又有民族性的中国话语方式,并能在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将功莫大焉。 第四,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大众文化就必须提升文化品味,壮大文化产业 大众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时尚性、浅显性甚至媚俗性的特点,并不意味着它在创新方面可以毫无作为,更不能成为无需创新的理由。相反,它也有自己一片创新的天地。当前政府十分关注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状况,大众文化亟需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我们要以更积极开放心态,做大做强中国的大众文化产业。要树立品牌意识,打造更多更好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大众文化品牌,不断提升大众的文化品味。 联合国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说过:“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要么是文化的发展,要么就什么也不是”。可见,文化建设在新的世纪是多么重要!今天,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创新,我们应当而且能够以开放、健康的心态参与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既坚持文化建设的民族性,又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既注意增强文化建设的世界性,又坚持文化发展的多元性。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不为别的,而是“为了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就具有某种典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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