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秘书史的论文

古之公文，即“官文书”（有时简称“官书”）。它是指各级官署及其官员在公务或政事活动中，以书面特定语言、逻辑思维方法和一定程式，而撰写的应用文章。可见，公文在实质上就是文章。何以谓文章?郑板桥说：“谓之炳炳耀耀皆成文也，谓之规矩尺度皆成章也。”那么，古人对公文的笔法是如何要求的呢?《尚书》曰：“辞尚体要，弗为好异。”这从修辞等方面首先对公文进行了规范。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文章的写作理论作了科学的阐述，明确提出了“六观”标准：“一观体位，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其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提倡写文章要“应用”、“明道”。与欧阳修并称“苏欧”的苏轼，主张公文写作要“文理自然”，提出了“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文说》）之说，又说要“随物赋形”（《文说》）。这些独特的主张对我们今天的写作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明代学者吕坤对公文的造句炼字进行了总结，提出了的“八字”要求，他在《呻吟语》里说：简、切、明、尽、正、大、温、雅。不“简”则失之繁冗；不“切”则失之浮泛；不“明”则失之含糊；不“尽”则失之疏遗：不“正”则理不足以服人；不“大”则失冠冕之体：不“温”则暴厉刻削；不“雅”则鄙陋浅俗。可见，古人对公文的笔法还是很讲究的。 但是，无论多有名气的文人，如果他们的建议没有开明君主的支持和拥护，其再好的主张也至多不过“白纸空文”而已。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还是比较重视文章的写作的，并对其提出了很多至今依然在使用的建议。 唐太宗李世民认为“不可轻出诏令”。他非常重视公文的颁布，以为“一旦颁布，永为定式”，并说“自今招敕有不便，必须执言，毋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在公文的具体写作要求上，他说：“制敕既行，有误则奏而正之”、“天私徇公，坚守直道”。在公文的遣词造句上，他说：“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他明确反对“语多微文”。此外，他注重文章的实用性，曾经对秘书史说：“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其无益，集之何用？（《资治通鉴》）。” 明太祖朱元璋吸取了前代君主灭亡的教训，善于总结，并“躬览庶政”。对公文加强管理，他首先对公文制发的数量作了严格要求，认为数量不宜过多。另一方面，他要求公文的文字要通俗易懂，主张“直言理明，人人易晓”，反对“骈俪绮靡”的文风。《典故记闻》载：“朕常厌其雕琢，珠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另外，明太祖对公文的用词也特别讲究，并有严格的规矩，曾对群臣笺表之文说：“上今文章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他强调公文“贵在简”，要求公文能够“直言其事”。他说：“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明太祖文集》）。 清朝统治者对公文笔法也有一些建树，康熙皇帝说：“文章贵于简单；可施于日用”（《西巡盛典》）。可见，他主张公文笔法要“简单”，重视公文的“日用”。玄烨还比较注重务实的文风，强调公文的实用性，曾明确指出“夸大言词，毋得撰写”。 从文人到帝王，无不重视公文的笔法，并直接影响着我们今天的公文写作。其实，我们应该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适当借鉴一点也是不无裨益的。概括起来，我以为今天公文的写作要求就是“从简”“务实”“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