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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就是指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尤其是指20世纪80—90年代以后的新发展、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新科技革命的发生及其影响。新科技革命不仅是新变化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导致其它新变化的主要原因，其影响极其深远。这次科技革命萌发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中的军备与军事技术的竞争，到50—60年代开花结果；它源于美国，后来扩展到西欧与日本。这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了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富裕社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政治矛盾与社会矛盾也有所缓和，社会呈现出相对稳定与繁荣的景象。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因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生产力发展普遍较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最终发生了苏东剧变并导致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可以讲，由于新科技革命推动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两制”力量的对比中，资本主义赢得了暂时的优势，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面临严峻的考验。(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形成，而且对经济与社会生活宏观调控的作用越来越大。二战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危机感、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需要，也由于受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影响，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机制十市场机制的垄断资本主义。在这种机制的运作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国家对经济和生产的干预和调节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规模与程度越来越高，并且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国家可以把部分生产资料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主要指的是国有企业），也可以利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干预、管理和调节。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于克服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危机，缓和社会矛盾，缩小收入差距，克服资本主义经济无序发展的状况，保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战后，在经济发展速度与综合国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远远走在社会主义国家前面，这样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体现）形成了严重的挑战。(三)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科技革命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发展和增长过程不仅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且也表现为包括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就产业结构来说，第一产业即农业比重不断缩小；第二产业即工业由20世纪50—60年代的上升到逐渐下降，总的方向是缩减传统工业，发展新兴的尖端工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迅猛发展。到了20世纪末期，从第二产业中崛起了新兴的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群，并逐步成为主导性产业。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相适应，就业结构也依次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倾斜。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表明，它们的经济结构开始向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倾斜与过渡。这种从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从发达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对于增强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模糊阶级矛盾与缩小社会差别以及对于迟缓资本主义变革，都具有很难估量的作用。 （四）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20世纪下半叶，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力水平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具体地说：资产阶级表现为复杂化和多层次化。战后又形成了几个新的阶层，即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被称之为“行动的资本家”的高级经理阶层与高级专家官员阶层以及以巨额股息、利息为生的食利者阶层，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统治大大加强，中等资产阶级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表现为扩大化与多层次化。无论在物质生产部门或非物质生产部门都出现了新阶层与新集团，如以熟练工人与技工为主体的新型工人阶层，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体的工程技术人员阶层，以“白领工人”为主体的职员阶层，以“蓝领工人”为主体的体力劳动者阶层等；新中间阶层的地位与作用在扩大。伴随以小业主、小商贩、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为代表的传统的中间阶层的萎缩，以科研人员、教师、医生、社会福利人员、文艺工作者为代表的新中间阶层崛起。另外，其它的阶层与集团如知识分子社会集团迅速扩大，边缘阶层、流动阶层等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在阶级关系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施“人民资本主义”、“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等措施和手段，使阶级矛盾得到缓和、阶级利益得到调整，在阶级利益与阶级意识方面的所谓“一体化”和“趋同化”在加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对作为传统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性形成挑战；在阶级关系方面的“一体化”与“趋同化”对于“两个必然”的实现也会带来消极与不利的影响。(五)国家的职能与上层建筑的变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职能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随着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逐步转变到非强制性的政治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上。国家主要不是依靠强力，而是通过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宣扬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优越性来维持与巩固他们的阶级统治。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职能也大大加强，国家不仅掌握经济命脉和大量的国有企业，而且还通过经济、行政、立法、金融等手段来调节经济，通过社会福利措施缩小社会差距，保持社会的稳定，以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长治久安”。其次，从上层建筑与法制方面来看，资方阶级通过多党的议会民主制度来保持政权的民主性与稳定性。在社会管理领域，国家法制比较完备，管理机制比较成熟。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职能和上层建筑的这些变化，无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与“长治久安”起着重要的保护与推动作用，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行社会变革更加困难。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探析二战以后的50多年来，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也没有像列宁所说走向“垂死”，反而出现了新现象和新特点，如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劳资关系改善等等，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经克服?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历史规律已不再成立?这是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也是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必须对此认真加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一系列新变化，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主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历史上两次最为严重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并引起长达10余年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主义遭遇沉重打击。“战争和经济破坏逼迫各国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国家作为垄断资本家的总代表介入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的矛盾，使其免受经济危机的打击，保障垄断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激发的各种矛盾，将资本主义从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中暂时拯救出来，使其在垂死的边缘获得了一线生机。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是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内在动因。大体说来，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社会生产力领域，科学技术成为政府干预的重点领域之一。各国政府都把科技的发展看作是关系本国经济实力加强、国际地位提高和民族兴衰的关键，并正在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这些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建立机构，加强领导；制定科技发展战略和计划；增加资金投入；加强国际合作。如美国克林顿总统一上台，就把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作为政府最重视和优先考虑的议题之一。为此，1993年11月在美国历史上破天荒地在白宫内设立国家科技委员会，总统亲自挂帅，政府主要成员参加。199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美国的新科技政策”，决定把研究开发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到3%。第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行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通过授予雇员持股计划的企业以实质性税收补贴来鼓励该计划的实行等措施，逐步调整私有制的实现形式，实行资本主义企业由以股东为中心到兼顾利害攸关者各方利益的转变。第三，在企业的组织和治理结构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多层次、多形式的雇员参与决策和管理的制度。第四，在产品的分配方面，“把蛋糕做大”，实行高工资、高消费政策；而在产品的再分配方面，则实行名目繁多、其支出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到90年代末，西方国家每年通过税收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左右，其中欧盟国家已经接近50%，在这部分集中起来的国民财富中，大约50%用于贫困救济、失业补贴、医疗补贴、养老金发放、教育等社会福利开支。第五，在上层建筑领域，通过让工人组织工会、选派代表同雇主谈判和签订合同的制度，建构劳资之间争执、协商和妥协机构，极力把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纳入到改良主义的轨道中去。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除表现在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上外，还表现在其国民精神的塑造上。如，日本以顽强意识、危机意识、吃苦耐劳意识以及进取不息的精神著称；美国人则以自我意识、独立思考、创业意识以及重个性和竞争意识见长；新加坡人培养的是向上向善、爱国爱家、凝聚奋斗以及追求繁荣昌盛的整体意识；而德国人则提倡以宗教教义为根本的人格精神以及友善和互助意识等。这些精神因素是一种具有凝聚、动员、鼓舞和推动性质的无形力量，是当代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