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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大流动造成了乡土文化的失传，幼儿园乡土教育面临诸多问题，亟待传承乡土教育理念，积极实践创新自然性、趣味性、知识性、情感性、实用性的教学模式。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浅析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初探》

摘 要：乡土教育是对本乡本土的文化教育，是一种文化自觉和自识，是从人生起点开始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保护，对于推进素质教育有着深远意义。人口大流动造成了乡土文化的失传，幼儿园乡土教育面临诸多问题，亟待传承乡土教育理念，积极实践创新自然性、趣味性、知识性、情感性、实用性的教学模式。要有序组织系统化的乡土教育，在日常教学方案中充分体现地方风土人情特色，营造有乡土风味的园区环境，还要尊重外来人口和少数民族，正确客观对待外来文化。

关键词：乡土教育;学前教育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7-294-02

乡土教育是对本乡本土的文化教育，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感受到身边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乡土之爱是自我与家庭、亲友、邻里之爱的延伸，也是社会、国家、世界和人类之爱的基础。从人生起点开始进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保护，在幼儿园的教育教学中，融入乡土文化知识，融入乡土之爱，是一种文化自觉和自识，它对于推进素质教育有着深远意义。

一、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的时代背景

1、人口大流动造成了乡土文化的失传

当代中国的人口特色是独子化、少子化、大流动迁徙。中西部青壮年大量流入东部沿海城市务工，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进城。教育公平化制度大力推行，学前教育不受户籍制度限制，越来越多农村孩子进入城市接受教育。据2010年人口普查，在浙江省温州市912万人常住人口中，来自市外的流入人口284万人，其中省外流入272万人，以江西、贵州、安徽、湖北、四川为多。省外户籍的学前儿童占全市学前儿童的四分之一。全市少数民族种类51个、人数30万人，比10年前增加了19万人，土家族、苗族取代畲族、回族，成为全市两大少数民族。

2、崇洋媚外思潮冲击着本土文化

全球化和开放意识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国际文化的学习交流正在加速前进。一方面是人们感叹小孩子都不会说方言了，另一方面是英语教育如火如荼，以国际品牌加盟的英语早教班每小时收费150-300元，洋节、洋快餐遍地开花，与孩子们频频亲密接触，这些导致了部分家长不知不觉地将乡土文化丢弃了。

3、农业及农耕文明的衰落

传统乡土文化基于对土地的热爱，人们讴歌着“大地是哺育人类成长的母亲”。而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使得农民种地不挣钱，种地脏、累、穷，社会缺乏对农民这个传统职业的尊重，五谷不分、四体不勤不仅是儿童的问题，很多家长、教师也是如此。生态恶化趋势加剧，环境保护任务艰巨。现代城市生活快节奏、高压力，家长忙于工作、事业，栖息大自然的诗意浪漫的文化生活氛围不浓，城市一些居住小区缺乏地域环境特色，缺乏社区群体生活及精神文化层面的凝聚力。

二、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古今中外，诸多教育学家都提倡乡土教育。乡土教育最初源于19世纪德国教育家费希特对民族主义教育的觉醒与倡导。早期乡土教育受自然主义的影响，主要是以儿童生活的直观对象——家乡故土为空间认识出发点，引导儿童了解生存的周边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20世纪以来，随着乡土意义的深化与扩展，乡土教育延为民族整体性文化教育。美国教育家村威认为，要建立儿童在学习知识上的兴趣，必须消除他们的实际生活与课程之间的脱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在《有吸引力的心灵》一书写道，人类在出生后，有人类特有的“精神胚胎”期。“对于儿童来说，他们对生养自己的土地非常喜爱，不管那里的生活有多么艰难，他们也会感觉到从其他地方无法找到快乐。”“心理的这种吸引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它促成了一个人的成长，并且让他适应了当地社会秩序、气候等条件。”“今天，我们必须把儿童看作联系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明水平的纽带。婴儿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因为如果我们想引入新的思想，改善人们的风俗习惯和在自然特征中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就必须以儿童作为工具，成年人则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如果我们真的想广泛传播文明的火炬，就必须借助儿童来完成这一使命。”

新文化运动以来，陈独秀、费孝通、徐特立等教育家都十分重视乡土教育和强调乡土教材的重要性。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课程”、“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陈鹤琴的“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等都是乡土教育思想的光辉展现。潘光旦先生看来，造成国人自我迷失的精神危机，其根源在于“根”的教育缺失。爱国之道，始于一乡;学必始于乡土，而后可通天下。正视幼儿园乡土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需要辨析乡土教育的概念和内涵，继往开来、传承发扬前辈教育学家的理论思想，积极探索实践“土得掉渣”的新课程。

三、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的实践

乡土教育从娃娃抓起，必须是一种包含自然性、趣味性、知识性、情感性、实用性的教育模式，除了培养乡土意识之外，生活教育、人格教育、民族精神教育也潜移默化地渗透其中。以下整理几点笔者在幼儿园一线教学中的心得体会，以期抛砖引玉。

1、有序组织系统化的乡土教育

幼儿园可以按照传统农历二十四节气、传统节日(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腊八)的时序，结合地方传统美食、节日活动，构建有韵律节奏的乡土文化教育。温州童谣《十二月令》(正月灯，二月鸢;三月麦秆作吹箫;四月四，做做戏;五月五，过重五;六月六，洗垢蹉;七月七，巧食喜鹊啄;八月八，月饼馅芝麻;九月九，登高送娘舅;十月末，水冰骨;十一月，吃汤圆;十二月，糖糕印状元。)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素材。春季开园时，家长与幼儿一起动手设计制作元宵花灯，装饰教学楼。清明节时，让孩子们捣绵菜，动手做清明饼。端午节，学唱《龙舟竞渡》的歌曲，学习敲鼓打锣等民间乐器，用五色线编织彩蛋袋子、粽子状的香囊。除了讲解传统节日的来历故事，还可以教一些应时的古代诗词或者方言童谣、民歌，如乐清民歌《对鸟》、温州童谣《叮叮当》。

2、在日常教学方案中充分体现地方风土人情特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日常的教学设计要体现地域特色文化。实际上，乡土教育资源和素材是随手拈来的。比如幼儿园内种植的洋紫荆(又名羊蹄甲)叶形如心、花色鲜艳，可以引导孩子们仔细观察，写生画画。三月底四月初，收拾樟树的叶子，让孩子们观察落叶、新叶、老叶的丰富多样的颜色，樟树的花及树枝纹路，师法樟树叶子，画水彩画、手指画，用樟树枝叶制作时钟表盘。给孩子们讲解瓯越古村落建筑、家具、瓷器、瓯绣、染布，以及蓝色百缬布中出现的传统戏剧纹饰，让孩子们再开展艺术创作。可以收集整理制作以江心屿、瓯江、东海海鲜、蒲扇等主题的图片展、文化知识卡片等教具。可以用香螺壳、辣螺壳、花蛤壳、钉螺壳等食材做计数、串线教具。让孩子们观察发现周围环境中美的事物、询问地名来历及变迁，分享叙述回老家、爷爷家、外婆家等的所见所闻、各地的风情习俗。

3、营造有乡土风味的园区环境

设计最忌千篇一律，没有个性。因此，在建筑外观、室内装饰、家具、用具(竹编篮子等)、绿化等各个环节都要重视营造地方特色、乡土风味的幼儿园环境。幼儿园不一定要设立乡土民俗馆，摆放已经很不实用的民俗物件：石磨、捣臼、扇稻谷的风车、纺织布机、斗笠、蓑衣等等，但可以编辑整理乡土教材资源书刊，老师们人手一册，粘贴悬挂本地剪纸、绣花、风景摄影、诗歌书画，摆放一些民间乐器、工艺美术品。每年植树节前后，安排亲子活动，种植乡土树种参与幼儿园改造。安排春播、夏播、秋播，种植本地主要农作物。如农谚“谷雨前后，种瓜点豆”，4月中下旬播种蒲瓜、豇豆、茄子，同时做好植物观察记录。由各幼儿园提出申请、落实种植地及日常保护责任，有关部门免费提供乡土濒危珍稀保护植物及栽培指导。

4、尊重外来人口和少数民族，正确客观对待外来文化

文化大融合、多元文化是势不可挡的主流，孩子们需要广博且包含整个世界的教学题材。文化的多样性为孩子一生的发展提供富有创造力的原动力，它影响着他们所铸造的关系、所做的关于职业和个人的判断，以及所处理的社会事务，因而对文化的差异感到舒畅。全球社会多元文化教育的新颖之处在于承认对于人们尊重的承诺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乡土教育不能搞形式主义的一套，不能一味排外，更不能表现为一种地方观念、狭隘和内向性，甚至大民族主义占优势的倾向。班级中有父母在法国、西班牙的孩子，可以请家长协助，择时来园介绍欧洲文明，跳一跳西班牙舞蹈。同理如贵州、云南等地少数民族文化，可充分调动家长积极性，利用特有的家长资源。不能让留守子女、异乡子女对于他们接触到另一种乡土文化产生陌生恐惧、或鄙视、或自卑的心理。可以结合六一节汇演、每月一次的世界之旅等载体开展学习交流。乡土文化教育要体现出强大的包容性，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使自身更具生命力。只有在和谐共生、比较竞争中，才会更好地发现乡土文化的魅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

参考文献

[1] 玛利亚?蒙台梭利. 有吸引力的心灵 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 裴娣娜. 教育创新视野下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育的思考 中国教育学刊,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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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叙事空间中的城乡文化对立论文

关键词：

叙事，对立，城乡，文化，空间

简介：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开篇引用柳青的话暗示人物在传统与现代、城乡之间的抉择。“路遥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1]”。《人生》也从问世之日起对众多青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学界关于路遥的

内容：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开篇引用柳青的话暗示人物在传统与现代、城乡之间的抉择。“路遥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1]”。《人生》也从问世之日起对众多青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学界关于路遥的研究多围绕《平凡的世界》、创作心理、作品题材这三部分进行，其间涉及路遥对于城乡文化的态度、对于《平凡的世界》人物形象的分析、“城乡交叉地带”主题等。有学者认为就路遥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讲，并未超越学者李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成果①。《人生》标志着路遥进入第一个创作高峰，当下对《人生》关注较少且多对人物形象进行道德评判，应当注意到以叙事空间中的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切入确有所需。

文本中城乡冲突折射出路遥对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思考，随着他后续作品对于现代性的思索与表现，城乡二元对立这一特点被逐渐削弱。通过塑造“高加林”这一形象，且设置不同的叙事场景，路遥表现他徘徊于“交叉地带”的冲突、城市文明与乡土传统的矛盾，构建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人物和环境作为叙事空间存在的重要表现在小说当中反差明显：县城、乡村两个故事空间里，刘巧珍、高加林、黄亚萍三人的感情纠葛实质是高加林抉择于城乡之间对人生道路选择的产物。除此之外，视角的转换在文学研究中的迫切性在相关学者也显而易见。莱辛“文学是时间艺术”的论断为文学研究多立足于叙事时间的视角定下基调，在“现实主义时期，大多数文学作品因空间性特征并不明显而采用线性叙事方式，所以在经典叙事学中，人们垂青“叙事时间”，对叙事空间视而不见。”[3]当下在对以往现实主义作品的再解读时，叙事空间作为区别于通常参照的“线性时间顺序”的另一角度，需要“从对叙事文本的整体体验上把握作品的空间性”，在这一前提下分析城乡文化冲突与人物塑造的关系，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一、《人生》文本中叙事空间的划分

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中经历回乡、短暂进城、回城、再度返乡的过程，串联起一系列人物（巧珍、亚萍、克南、德顺老汉等）。叙事空间将小说分成两大故事空间（乡村、县城）；而按照时间的线性顺序则分为三阶段：（见表1）

城乡二元对立的整体格局下，叙事空间需要联系与融合才能避免文本的分裂、情节的脱节——“大马河川道、桥”这一连结点应运而生。“大马河川道”是山间的平坦道路，象征乡土文明的自然传统；“大马河桥”一定程度上则象征现代文明，带有象征意义的二者是沟通城乡的必经之地。路遥在多个关键情节中都选择 “大马河川道（桥）”作为的故事空间：无论是“高加林在失去了民办教师资格后进城卖馍，途中面对进城人群内心萌生身份意识”，还是在“他与巧珍同行回村经过此地时接受后者热烈的告白”；抑或是“巧珍进城看望他，两人关系悄然变化，临别之际他在川道路口为巧珍拢上红头巾”，还是“在大马河桥上，他结束与巧珍的恋情”，甚至是“再度返乡途中他走过这必经之地，‘腿猛一下子软得再也走不动’”。

大马河川道作为小说叙事空间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是融注着人物之间复杂、交织的感情与思想，进而成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的重要连结点。

二、叙事空间中的城乡二元对立与路遥的“交叉地带”

路遥作品格外关注陕北，形成了独特的乡土叙事风格。有学者指出：“路遥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乡土人生哲学的价值偏爱，实质上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思想面临西方现代思想的压迫时所产生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 [4]这种风格展现在路遥“交叉地带”的创作题材中。“‘交叉地带’原本没有特殊的含义，仅是指农村的某些东西与城市的某些东西交叉。但是路遥赋予它以积极的意义，之所以关注这个‘地带’是因为这个‘地带’作为农村与城市的生活空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两者间没有平等的‘交叉’，有的只是农村处在城市的绝对优势之下，因而被禁锢和封闭。由于生产方式不同，农村和城市在生活方式或其他方面当然会存在差别。”[5]乡土叙事的风格、创作题材的范围设定都表现出路遥乡土文化的鲜明立场，审视现代文明及其产物。小说描写高、黄二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黄亚萍被加林父亲称为“洋女人”等细节表现出路遥对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持有非善意的态度以及对传统朴素的乡土伦理道德的珍视。

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为路遥“交叉地带”题材的创作服务，文本中除了物质性的“大马河川道（桥）”是叙事空间的连结地，高加林心灵深处对乡土浓厚的感情同样也是叙事空间的连结点。他在离乡进城工作之际，“心里一下子涌起了一股无限依恋的感情，尽管他渴望离开这里，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但他觉得对这生他养他的故乡田地，内心依然是深深热爱着的！”[6]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乡二元对立设置给读者带来的消极影响；路遥在小说中没有被叙事空间结构掣肘，反而是巧妙地利用这一连结点，通过抒发感情表现出叙事空间结构的张力，也使得人物的正面特质得以凸显。

路遥不拘泥于乡土传统的立场，用辩证的眼光进一步表现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关系。“感性层面上，伦理主义的目光让路遥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无比的眷恋和怀念；而理性层面上，历史主义的目光告诉路遥要坚定的走向新生活的彼岸——也就是拥抱现代文明，路遥深知现代文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寻求现代文明也是路遥骨子里理性的自主抉择。”[7]这体现在小说开放式的结局，在城乡之间位置、身份的变换：高加林回到乡村，在乡土伦理的评价体系中失分，但终究不会在乡村自我放逐。开放式结局暗示：只有城市才是他才能的真正舞台。

三、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下的“高加林”形象

“路遥喜欢在以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为题材，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冲突，也经常出现离乡和恋土的矛盾，这就为农村青年的人生选择增添了一重历史转折的巨大背景，从而显示出一种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双重目光。”[8]高加林作为典型人物，依仗自己的文化资本试图完成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身份转变，却不幸失败。在城市长期处于话语体系、政治经济的中心的年代里，高加林这种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有自己人生追求的青年丧失了社会的上升路径，不得不面对成为农民的事实，他们的挣扎不可避免。小说中这种挣扎尤其体现在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职位后，大大推动了情节发展。民办教师的职位对不愿做农民的他来说，意味着不用参加农业劳动就可以给家里贡献一份男劳动力的工分的优待，意味着对自己才能和人格的尊重。后来他被迫再返乡土、陷入困顿的起因，则是对纯朴乡土道德的背叛、是个人追求的膨胀，更是时代的悲剧，充分折射出创作时期的社会现实。

路遥在上篇适时运用插叙，交代高加林在城里上学时期表现突出，而当时体制下城乡的鸿沟限制了他的发展。正如黄亚萍所想：“她后来之所以和克南好了，主要是因为加林回了农村，她再没有希望和他生活在一块儿。不必隐瞒，她还不能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她想他她一辈子吃不了那么多苦！”[9]高加林两次进城深刻体会到城乡不平等，对自己的农民身份愤懑不平；之后对城市的渴望表露得更明显：“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里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10]进城工作后则表现为：“一路上，他忍不住狂热的张开双臂膀，面对着灯火闪闪的县城，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能离开你……’”[11]面对选择时他毫无迟疑地投入城市怀抱，数十年乡土文化的浸染抵不过接受教育后对现代文明的皈依。结尾处他被迫返回家乡后的反思，也提升了小说对城乡二元对立的反思高度，“他进一步地想：假如他跟黄亚萍去了南京，他这辈子就会真的幸福吗？他能不能和幻想的那样在生活中平步青云？亚萍会不会永远爱他？南京比他出色的人谁知有多少，以后根本无法保证她不再去爱其他男人，而把他甩到一边，就像甩张克南一样。可是，如果他跟巧珍结婚，他就敢保证巧珍会永远爱他。他们一辈子在农村生活苦点，但会活的很幸福的.……”[12]面对爱情，城乡身份的差别却成了最大的限制：无论是黄亚萍无法忍受牺牲的想法，还是刘巧珍独自凝望的自卑，都成了对纯真爱情的莫大讽刺。高加林爱情抉择的矛盾紧张激烈，但追求个人的发展的深层命题一直贯穿全文；表面爱情的演进深深地被这个命题影响，融入并成为其个人发展的一部分。高加林最终没有按照预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设想在巧珍和亚萍之间选择安稳或前景，在另一维度暗含出人性中的私欲。

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下，爱情悲剧和人物性格问题同时从侧面表现出人固有观念中巨大的城乡差距。路遥在塑造“高加林”时赋予他城乡对立的思维，即使随着身份的转变也无法消解，反过来这种设计也折射出作家的内心世界。从小说结局来看，路遥为主人公设置重回乡土文化怀抱的出路，体现出乡土哲学的思想倾向：“（路遥）以乡土人生哲学的博大和深邃为乡土子民的奋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尊严的后盾，他以乡村的道德人伦的温暖安慰着在生存价值的比较中饱尝创伤和屈辱的心灵。”[13]但造成悲剧的、人性方面的深层原因也应当引起反思；以此来看所谓“城乡交叉地带”的客观影响存在又有着被部分夸大的嫌疑。

四、结论

路遥在《人生》中建构起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在表现现代文明与乡土传统的差异以及塑造人物方面作用显著，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路遥一系列作品中个人的奋斗故事、潜藏的手法、叙事空间模式的不断发展，成就了他“乡土传统”以及“城乡交叉地点”的题材；另一方面也制约了作品思想内涵的进一步深化。文化层面上，“高加林”式的人物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人们现实中面临着剧烈冲突，“一方面向往着现代城市文明，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掉传统乡土伦理在其身心所留下的巨大烙印。”[14]作品中高加林的抉择与当时中国处在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的转折点这一节点紧密相关，路遥在时代浪潮中的经历、心路历程与叙事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同样相伴而生，从此入手也使研究获得更广阔的社会内涵和思想深度。

注释：

①李星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路遥作品中的道德承诺及其潜在的人生信仰，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的变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选择及其突破，地域文化、童年经历对创作心理的影响等，更多地从整体发现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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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占彪.论路遥小说创作的心理机制[A].路遥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179.

[13]张克.乡土哲学的价值偏爱及其现代性焦虑[J].理论与创作，2004（02）： 7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