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东方杂志发表文章

杜亚泉深知，要强国必先普及科学，而普及科学的根本途径在于办教育。因此，他从1902年开始，就在办刊物的同时，致力于科学书籍和教科书的编著出版。普通学书室一创立，他就延聘翻译和精通西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陆续编译了诸如《普通数学》、《普通化学》、《普通质学》、《普通矿物学》、《普通植物学》、《普通动物学》、《普通生物学》、《普通英文典》、等中等学堂教科用书。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全都反映了当时西方科学的最新水平，对中国科教界来说，具有很新的创意，对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杜亚泉编著教科书具有革新的精神，使教科书适应新的时代。这里举一个《文学初阶》的例子：《文学初阶》是杜亚泉于1902年编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供蒙学堂用的读本，一部共6册，供3年学习之用。当时清朝政府“兴学堂”，但仍规定“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杜置清廷法令于不顾，一改“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传统教材，首创按语言规律，从实词入手，由浅入深，循循善诱，然后由实而虚，由单字而句子，由儿童身边常见事物各种浅近知识，再到声光化电、中外史地人物，再进而到伦理修身，以及激励奋发读书学艺以振兴中华等内容。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此书已明显地抛弃了唯有读书高和读书为做官的思想，并对忠孝仁爱等传统的伦理道德赋予了新的民主的内涵。这套课本现在能见到的最晚印次是1906年，即流行前后不少于5年，这个“寿命”是它以前各种课本所没有的。该书“抛弃经学中心和贴近儿童生活，使教育具有生活气息，具备近代概念的普通教育内容。新式教育提倡多年，课本建设摸索多年，至此才大致走上正道”。“这部书从教育学的原理讲，是中国小学课本史上划时代的一部课本”。杜亚泉在编纂教科书时，不忘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以激发青年人振兴中华之志。他编纂出版的《普通新历史》，在其“总论”中有一段话：“前清时代，中国割地开港，几为白种人所分割。今已肇建共和，从此举全国之力，振兴庶务，广求智慧，以光我古国之声名，驾五洲各国而上之，非国民之责任而何?”在该书“凡例”中又说：“近世全球交通之会，中国民渐渐与世界相见，优胜劣败，即在此一二百年之间，诚千载一时也。中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于国内数十朝之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家警醒振拔之标准。”这本历史教科书极受学界欢迎，在短短5年中，即重印28次。后来，普通学书室也因经费短缺等原因陷入困境。而此时，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则在当时社会上兴学堂浪潮的机遇中获得了发展，正在罗致人力，扩大业务。1904年秋，杜亚泉应商务的创始人夏粹方、张元济之邀，被聘为商务的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一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编译工作，而普通学书室也并入了商务印书馆。从此，杜亚泉在“商务”服务了28年之久，长期通过出版工作来实现他的科学理想。杜亚泉在“商务”的前些年中，几乎全力扑在教科书的编译工作上。他编译的教科书，范围从初小到高中以及师范学校，内容包括动物、植物、矿物（三者当时也合称博物）、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及农业等，还有部分学科的《示教》、《教授法》。据后来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编的王云五称，杜“编著关于自然科学的书百数十种”，其中有相当数量是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初期所出理科教科书及科学书籍，大半出于先生手笔”。 一是编纂《植物学大辞典》。该书为中国第一部有影响的专科辞典，由13人合作，杜任主编。自1907年开始编撰，1918年出版，历时12年，1934年再版。此书收载中国植物名称术语8980条，西文学名术语5880条，日本假名标音植物名称4170条，附植物图1002幅，全书1700多页，300余万字。蔡元培为之作序说：“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详博无逾于此者。”时任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的美国科学家祁天锡也认为：“自有此书之作，吾人于中西植物之名，乃得有所依据，而奉为指南焉。”二是编纂《动物学大辞典》。该书由5人合作，杜任主编。自1917年开始编撰，1923年出版，历时6年，1927年四版。全书共250余万字，所收录的动物名称术语，每条均附注英、德、拉丁和日文，图文并茂，正编前有动物分布图、动物界之概略等，正编后附有西文索引、日本假名索引和四角号码索引。该书与《植物学大辞典》同为中国科学界空前巨著，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三是编著《化学工艺宝鉴》。该书于1917年3月初版，至1929年12月已出第九版。书的内容包含重要工艺30余类千余种，自家庭日用以至工场制造，各种化学工艺如合金、镀金、冶金、玻璃、珐琅、人造宝石、陶器着色、火柴、油漆、墨水、漂白、防腐、肥皂、毒物及解毒等，均有详尽的说明。编此书的目的，在于为国货制造家们提供一份技术参考资料。为了推动中国的科学教育，杜还在编译出版教科书的同时，重现科学实验仪器和设备的制造。在他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开办了标本仪器传习班，招收学徒，授以技术，培养自制仪器、标本、模型的人才；他本人也曾亲自在传习班中讲课。此外，他还发动并资助自己的子侄辈开工厂从事仪器文具的生产。例如他支持表侄周榕仙在上海开了一家中国仪器厂（现地质部所属上海地质仪器厂的前身）；支持堂弟杜春帆在上海开了一家墨水制造厂“天然墨水厂”（1949年后与其它厂合并为上海墨水厂）。鉴于杜亚泉在科学传播普及上的贡献，有人称他为科学家，他谦虚地回答说：“非也，特科学的介绍者耳。” 杜亚泉是一个忧国忧民而又具有科学头脑的人，他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思考是严肃而冷静的，而且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据蔡元培回忆，杜“有时独行，举步甚缓，或谛视一景，伫立移时，望而知其无时无处无思索也”；而且他“脑力特锐，所攻之学，无坚不破，所发之论，无奥不宣”。杜亚泉对于各种社会现象，不仅有敏锐的洞察力，而且敢于公开阐明自己的见解，不人云亦云，不畏惧权威。一旦形成自己的观点，就锲而不舍，不轻易放弃。他把这视作自己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辛亥革命后政治并不清明，封建军阀势力的割据，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腐朽的封建意识与资本主义思想交织熏染，使社会精神道德日益衰败，人们思想极为混乱。当时中国爱国的有志之士，政治意识和求知欲望正日益发展，杜亚泉也深感需要有一种工具“以救国人知识之饥荒”，并加以“诱导”。正在此时，商务印书馆为刷新《东方杂志》，聘杜亚泉兼任主编。这对他来说，真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他一方面对《东方杂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自己笔耕不辍。《东方杂志》为月刊，创始于1904年，初仅为选报性质，汇编朝廷文告及报刊文章之类。杜任主编后，扩大篇幅，活跃版面，增加撰述文章，对国内外形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学术思潮等，无不作详明迅速的编载，并发表评论文章。同时，增设“科学杂俎”等栏目以传播科学知识，增设“谈屑”等栏目以针砭时弊，《东方杂志》从而面貌一新，成为当时中国销量最大、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杂志。在1911—1920年任《东方杂志》主编的9年间，杜曾用“伧父”和“高劳”笔名，撰写论文、杂感和译著约300余篇。他的文章，内容范围很广，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伦理、教育等等均有涉及。文章从实际出发，有批评，有建议，批评则尖锐直率，触及时弊，建议则独具慧眼，切合国情。有的文章，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发人深思。杜亚泉的政论文章中，常有一些独到的见解，给人以启迪。例如他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一文，谈到中国社会过剩的劳动阶级，即历史上的游民阶级力量强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势力，可是一旦革命成功，他们自己也就逐渐贵族化了。这种革命非政治革命，也非社会革命，只可谓之帝王革命。而中国的知识阶级，今日“尚辗转于贵族游民二阶级之势力中而不能自拔”，“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这就是政治革命不能成就之原因。至于社会革命，则是缺乏发生的社会基础。文章指出：“欧洲之社会革命，其基础于哲学上之思想，既深且远；其关于生产上、政治上之运动方法，又甚周备，即吾国之知识阶级中，亦罕能言之；劳动阶级中，更无从得此知识，其不能发生自无疑义。”他断言：“若今后之知识阶级，犹不肯断绝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不置身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中以与之结合，而惟与贵族化之游民为伍，则贵族势力与游民势力，将日益膨胀而不可制，何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可言?”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若只知谋求个人政治上的发展，而不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相结合，则中国将谈不上什么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在《未来之世局》一文中，他预见“国家的民主主义末期……社会中发生一有力之新阶级，即有科学的素养而任劳动之业务者。此等科学的劳动家，以社会上之需要，日增月盛。国家社会间一切机关、职业，悉落于劳动家之手”。此时的政党，“无复可施之伎俩”，而军队也“不得不撤除”，战争“不得不停止”；“于是国家的民主主义，一变而为世界的社会主义”，“人类生活所需之事物，供给之，分配之，排除其障害，增进其福利，皆为社会事务。”这里，他已朦胧地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社会主义的美好远景。在《中国之新生命》一文中，他又预言，中国的新势力，在于那些“储备其知识能力，从事于社会事业，以谋自力的生活”，“标准于旧道德，斟酌于新道德，以谋个人之自治”的人。这一类年轻有为之士，“惩于戊戌以来诸先进之种种失败，始有所觉悟，于是去其浮气，抑其躁心，乃从社会生活上与个人修养上着手。将来此等青年，益益遍布……当旧势力颓然倾倒之时，其势力自然显露，各方面之势力，自然以此势力为中心，而向之集合。”“现今文明诸国，莫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中国将来，亦不能出此例外，此则吾人之所深信者也。”这就是说，他认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在于努力掌握知识能力，潜心社会事业，关心国家前途，有道德、有觉悟、不浮躁、讲实干的年轻一代。又如在《减政主义》一文中，他指出：“一国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会之安宁，维持社会之秩序，养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顺其发展之进路而勿障碍之，即使社会可以自由发展其活力而已。”如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社会衰而政府随之”。这种理论，不正与我们改革开放后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内涵相暗合吗深入研究杜亚泉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杜亚泉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是一位先驱，而且正由于他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掌握了可贵的科学思维的方法与习惯，使他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能严格遵守实事求是的、理性的思维方式，从而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以西方哲学中的“接续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认为历史是继往开来、不可割断的，故在政治上主张调和，主张开进与保守（这里的“保守”指“不事纷更，而非力求复古”）相结合。他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他对社会改革是真诚而坚定的，但是他主张渐进而反对激进。他在对西方文明的审视中，既觉察到资本主义的弊端，也隐约地看到了人类社会“未来的文明”“必趋向于社会主义”，它必是与劳动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在任《东方杂志》主编期间，杜亚泉还翻译了大量日该国的以及通过日文转译的西方国家的专著、评论和各种重大事件的报道。例如《东西洋社会根本之差异》、《美国之新国民主义》、《墨西哥革命成功之伟人》、《日本明治时代之进步》、《欧美社会党之消息》、《妇女参政权运动小史》等。据章锡琛回忆，他还经常在《东方杂志》上介绍摩尔、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等的空想社会主义，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叔本华的《处世哲学》等全部译出，分期刊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于1912年翻译过日本著名社会主义理论家幸德秋水所著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连载于该年5月至9月的《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一号至第九卷第三号，后被收入《东方文库》丛书，单本发行。此文在《东方杂志》发表时，较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日期1920年8月还早8年。杜亚泉在离开《东方杂志》后，人已进入老年，但他丝毫没有松懈奋斗的意志。这时，他除了做好日常的理化部主任的工作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办教育，一是著书。兴办教育，栽培社会需要之人才，是杜亚泉一生的一个重要理想和追求。早年他与蔡元培在绍兴办中西学堂，后在上海创办亚泉学馆；1902年，应浙江南浔庞清臣之邀出任浔溪公学校长，1903年，又与绍兴文化教育界人士王子余、寿孝天、宗能述等创办越郡公学；在任绍兴七县同乡会议长期间，还办了小学3所。杜的这些办学活动，多因经费不济等原因而未能持久，有的存在时间很短。但他办学之志，始终未泯。后来他又想在绍兴诸葛山麓办一中学，“尝与朋侪言及，作何设备，作何措施，如何进行，如何扩张，如何由中学以晋大学；并谓苟得如愿，虽终其身服务于是校，并子侄亦终其身服务于是校，均所不惜。谈至酣畅时，兴高采烈，几欲克日观成”。终因格于情势，没有如愿。1924年，杜终于在上海自费创办了新中华学院，培养从事科学、实业人才。他自己及子侄均任教课，并自任训导之责。虽旷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时间，扣减薪水，也不介意。他痛恨官僚买办，常教育学生千万不要做买办。他深恶社会学风之颓靡，力主敦朴，鼓励学生毕业后到农村去，从事教育及农村合作事业。当时有些学生想到美国去，他颇为担忧，他说他并不是反对他们去美国学习，只怕他们学成回来为洋人做买办。他还很关心学生的健康。学生饭菜里有老得像竹的笋和长了斑斑黑点的茭白，他发现后就自己贴钱，嘱厨房给学生加菜。然而，这样办了两年半，斥资8000余元，家中积蓄尽罄其所有，杜原有商务股票若干，全部出售，仍不足数，终负债二三千元，学校也只好停办。关于著书，杜亚泉一生编写过不少，最“惨淡经营”者，则为《人生哲学》。据蔡元培介绍杜编写的教科书虽然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但是他始终不肯把自己的注意力囿于数理化的圈子中，“而常好根据哲理，以指导个人，改良社会，三十余年，未之改也”。在新中华学院时期，他在学生中开设了人生哲学课，以开发青年的思想。学校停办后，他根据讲课内容，又搜取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中新颖警切的理论，加以扩充整理，历时六七年，编成《人生哲学》一书，作为高级中学教科书，于1929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杜所治为科学的哲学，与悬想哲学家当然不同”。他“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故周详审慎，力避偏宕。对于各种学说，往往执两端而取其中，如唯物与唯心、个人与社会、欧化与国粹、国粹中之汉学与宋学、动机论与功利论、乐天观与厌世观，种种相对的主张，无不以折衷之法，兼取其长而调和之；于伦理主义取普泛的完成主义，于人生观取改善观，皆其折衷的综合的哲学见解也。”1932年1月28日，日寇侵犯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炮火焚毁，杜亚泉寓所同时遭灾。“商务”停业并解雇职工，杜也率全家避难回乡，变卖家产度日。然而他对社会的热心，仍未因此而稍挫。在乡间，他自费创办了“千秋出版社”，聘用离馆旧同事和两个侄子，拖着老迈的身体，继续从事科学编著工作。他宁肯不添置必须的衣物，将“商务”发给的遣散费400余元，悉数购买参考书籍，从上海运至乡间，埋头编译，在一年多时间里，完成了70余万字的《小学自然科词书》的编撰。此书收录小学自然科学教材所必须的词汇2000余条，包括天文、气象、物理、化学、矿物、医学、动物、植物、化工、农业、建筑、食品等23类，对于补充小学自然科教师的科学知识，可谓十分详尽。此书于杜去世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最后贡献于社会的一部著作。杜亚泉可以说是以著述贡献于科学事业而终其一生的。在乡间编词书的同时，他还每隔一周乘船去绍兴县城，为稽山中学（今绍兴第二中学前身）义务讲课，孜孜不倦。讲课内容有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等，并宣传抗日救国。此外，他还在乡间支持群众打击恶霸豪强罗厚卿，帮助乡间革新教育。由于操劳过度，本已显得消瘦苍老的杜亚泉终于病倒。1933年秋患了肋膜炎。他在病中仍没有停止对他的事业和他始终关心的各种问题的思考。一天晚上他思虑过度，彻底不眠，次日体温增高，病势转沉，于12月6日去世。杜亚泉本无财产积蓄，“平时卖文所入，除供简单生活费用外，悉捐作教育公益费，因此身后萧条，无分文遗产”。病笃时无钱医治，死后借棺入殓。是年6月，杜亚泉曾赴绍兴龙山诗巢雅集，有和友人六如韵诗，末两句云：“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实为他一生为人的写照。杜亚泉不仅是一位文理百科无所不通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编辑家和翻译家。 他在兼任《东方杂志》主编的九年中，大量翻译了西方科学著作。自然科学有《盖氏对数表》、《动物学精义》、《定性分析》、《食物养生法》等。社会科学有《社会主义精髓》、触司女参政运动小史》、《战争哲学》等。杜亚泉虽专心著述，但也十分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改革。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帝制运动始末记》、《天意与民意》等文章，进行无情的鞭挞。1914年他连续发表《个人之改革》、《接续主义》、《破除幸福之目的》等一系列文章，阐述其社会改革的思想。 杜亚泉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为了在上海出资创办新中华公学，不惜低价出售他商务印书馆旧占股份，甚至负债二三千元而不悔；为了反对清政府出卖苏沪、沪杭甬铁路修筑权，他奔走呼号，并以自己的薪俸供绍籍友人回乡纳股；为了保障绍兴旅沪同乡的权益，他发起组建“绍兴七邑旅沪同乡会”，被选为议长。杜亚泉乐于奖掖后进，提携青年。1900年他担任浙江省庚子赔款留美学生考试的主考，并负责数理科的出题。当年他鼓励竺可桢应试，后竺被录取，卒成著名的气象学家。胡愈之初进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曾得到前辈杜亚泉的细心指导，胡愈之终生感激不已，称他为忠厚长者。杜亚泉为人刚正不阿，自奉俭朴，好学不倦，乐于奉献，可为后人楷模。他临终前不久，曾赴“龙山诗巢”雅集，有和友人六如韵诗，末两句云：“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他毕生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实为他一生为人的真实写照。

批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一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就是那种急功近利式的创作意图和创作实践基本上一直贯穿全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这自然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但迄今为止，尽管有不少研究者已经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多次给予批评，却并未得到学术界和文学创作界足够的重视和回应，这种耐人寻味的现象本身恐怕正说明了问题的严重。在中国文学走向新世纪之时，如果我们依然对此表现得有些麻木，那么其后果将在下个世纪表现得更加突出。如果只是一厢情愿地希冀中国文学的繁荣和走向世界，却无视这种实用主义的创作方式和急功近利的文学观给中国文学带来的严重危害，将导致中国文学即使在下个世纪也很难真正出现高峰并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其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存在的过于追求功利性的弱点以及对中国历代文学特别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影响，早在新文学发生之初就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例如发生在五四时期的有关该话题的两次对话。不知为什么，对于这两次对话学术界似乎并不陌生，甚至有不少人多次引用过，却一直得不到真正的回应。因此，有必要再介绍一次。首先是1919年五四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发生在大洋彼岸的陈寅恪与吴宓的对话。当时陈吴二人均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早于他们二人赴美的胡适，其时已经先期回国，与陈独秀等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出于对中国文化命运的关注，陈吴二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即表示了对中国文化体系所存在弱点的担忧和对新文化运动领导者无视此弱点的不满：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另外一次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发生在陈独秀的《新青年》和杜亚泉、钱智修先后主编的《东方杂志》之间的公开论战。钱智修是继杜亚泉之后掌管《东方杂志》编辑大权者，曾经是陈寅恪在复旦公学的同学，其文化观与陈寅恪、杜亚泉有不少相似之处。当五四时期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战进入高潮时，他曾经以本名和坚瓠的笔名发表论文，其立场自然是站在与陈独秀对立一面的，也自然引起新文化代表人物的反击。陈独秀所质问的《东方杂志》的三篇文章，均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它们是杜亚泉的《迷乱之现代人心》，钱智修的《功利主义与学术》，平佚编译的《中西文明之评判》。当时正是一次大战之后。钱智修为杜亚泉在商务的同仁，他与陈寅恪曾在复旦公学同学。一九二〇年杜亚泉辞职后，钱继掌《东方杂志》的笔政。钱对改革的看法与杜相近，他有因革说：因者，取于人以为善，其道利在得。革者，创诸己而见长，其道利在异。因革互用，同异相资，故甲国之学，即以先进之资格为乙国所师，乙国之学亦时以后起之变异为师于甲国，而学术即因转益相师而进步。他也和杜亚泉一样，在中西文化问题上主张调和论。他那篇引起陈独秀质问的《功利主义与学术》，主要阐明文化结构的两个不同层次，即高深之学与普及教育之关系。鉴于时人多以功利主义蔑弃高深之学，他对此加以批评。他借儒家必有微言而后有大义，佛家必有菩萨乘而后有声闻乘来说明高深之学（相当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之间的关系。当时传统国学正在衰落，面临这种惨淡景象，他无限感慨地说：濂洛关闽，年湮代远，不可作矣。问有如黄顾颜王之艰苦卓绝、独创学风者乎?无有也。问有如江永、戴震之立书著说、发明绝学者乎?无有也。问有如俞樾、黄以周之久主书院、门弟子遍于东南者乎?无有也。问有如李善兰、华蘅芳之精研历算、译著传于天下者乎?亦无有也。有之，则载政客为巨魁之学会及元勋伟人之政书尺牍耳。后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在挽词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钱智修这段话正与此相应，可以用来作为阐释王国维自杀的原因。这种思想反映了这一代受到传统文化浸润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难，撰《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副题是《<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时间是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二月，杜亚泉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次年二月，陈独秀再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从此论战内容逐渐扩展，涉及的问题愈来愈多，参加者也愈来愈众，当时一些重要学人几乎无不参加，时间延续很长，直至一九二〇年杜亚泉辞去《东方杂志》主编职务后，论战仍未消歇。这在我国现代思想史上是空前的。这场论战第一次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两种文化传统作了周详的剖析，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实开我国文化研究之先河。以后文化研究中诸重大问题及对这些问题所持观点，几乎均可从这次论战中见其端倪。其思路之开阔，论点之坚实，见解之深邃，往往难为后人所超迈。翻阅当时资料，我颇觉惊讶，今天有关东西文化的研究，好像还在重复着这场论战中的一些重要论点。但是今天很少有人提及这场论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陈独秀的第一篇质问共十六条。其中驳《中西文明之评判》九条，驳钱智修《功利主义与学术》六条。陈独秀驳钱智修的《功利主义与学术》没有只字提及西方的宗教生活，这是一大缺陷。实际上，西方虽然在俗世生活中重功利、重物质，可是在俗世生活外还有宗教生活，可以使人在这个领域内吸取精神的资源，以济俗世生活的偏枯。中国情况不同，没有超越的领域，一旦受到功利观念的侵袭，正如一位海外学者所说：整个人生都陷于不能超拔的境地，所以有人慨叹现代中国人过分讲实际，过分重功利，缺乏敬业精神。很少有人为知识而知识，为艺术而艺术，只有一种工具理性。五四时，胡适把文学革命说成是文学工具的变迁。四十多年来，盛行学术是阶级斗争工具论。直到今天还有人以艺术为人道主义服务取代艺术为政治服务，作为打破教条僵局的出路，而不知道自己并没有走出工具理性一步。钱智修大概是最早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的人。他在文章中说：功利主义最害学术者，则以应用为学术之目的，而不以学术为学术之目的。所谓《禹贡》治水，《春秋》折狱，《三百篇》当谏书者，即此派思想。这种以学术为筌蹄的观点，足以妨碍学术之独立。当时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向往于学术具有一种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钱文的不足是没有对功利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一交代，他只是说一句功利主义之流弊殆非边沁、约翰.穆勒辈主唱此主义时所料及者，就一笔带过了。这就给对方留下口实。陈质问钱：以权利竞争为政治上之功利主义，以崇拜强权为伦理上之功利主义，以营求高官厚禄为学术上之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果如是乎？这一段驳诘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针锋不接。钱文所批评的是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功利主义，因此批评者应该就钱文所说的当时社会上的功利主义是否存在以及钱的批评是否正确作出评断。这才是在同一层面上探讨问题。可是陈的质问并没有这么做，以致这场论战所提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因意气纠缠而没有深入展开下去。陈在质问中称：释迦之自觉觉他，孔子之言礼立教，耶稣之杀身救世，与夫主张民权自由、立宪共和诸说……固彻头彻尾颂扬功利主义者也。这是一个重大的论断，可是已缺乏应有的理据，而下面的驳诘则更为不伦：功之反为罪，利之反为害，《东方》记者倘反对功利主义，岂赞成罪害主义者乎?敢问。这已是将论战变成意气之争了。陈独秀引《中西文明之评判》胡（辜）氏之言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斥之为此非梦呓乎？又引台里乌司所谓欧洲之文化不合于伦理之用，此胡（辜）君之主张亦殊正当，斥之为彼迂腐无知识之台里乌司氏，在德意志人中料必为崇拜君权、反对平民共和主义之怪物，甚至连台里乌司援引勒萨尔的话德意志之诸大思想家（指康德等），如群鹤高翔天际，地上之人，不得闻其羽搏之微音，也遭到谴责。勒萨尔（今译拉萨尔）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反对平民共和主义的。辜鸿铭固然是复古派，但是陈对辜的每一言每一行，全都加以否定，而不问其是非曲直，也未免责诘过甚。

鲁迅有三兄弟。 老大周树人就是鲁迅；老二周作人，也叫周启明；老三周建人。 周作人 （～），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原名 櫆寿 （后改为 奎绶 ），字 星杓 ，又名 启明 、、 启孟 、 起孟 ，笔名 遐寿 、 仲密 、 岂明 ，号 知堂 、 药堂 等。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周建人，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现代著名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鲁迅研究专家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有同名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