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陆论文范文写作

九州，不同时代有不同州名版本，一般为《禹贡》中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后来又有十二州说，即从冀州分出并州，从青州分出营州，从雍州分出梁州。一般地说，“九州”泛指中国。例如：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悲。（《己亥杂诗》） 九州之称，由来已久。“九州”原是虚指，后来才逐渐具体化。从字面上看，“州”字金文中写作“A”，正象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之形，《说文解字》第十一下曰：“水中可居曰州。”可知其本意当与《诗经·王风·关雎》中“在河之洲”中的“洲”字略同，与行政区划无关。古时降水丰沛，人们往往居于傍水的高丘之上，因而“州”又成为居住区域的名称，遂有“夏州”、“戎州”、“平州”、“阳州”、“外州”、“瓜州”、“舒州”、“作州兵”之说，犹如“商丘”、“雍丘”、“作丘甲”之类。“九”字之意有二：一是确指，如“八年之中，九合诸侯”之“九”；一是虚指，表示很多，如“九山”、“九川”、“九泽”、“九薮”、“九原”等之“九”。既然“州”是很小的地理存在，“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九”就不可能是确指，而应是虚指。所以从本意上讲，“九州”决非指九个大型的行政区划，而当是众多有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的总称；由人之故，又引申为“全国”的代称，犹“天下”、“四海”之谓。

云南历史名人熊庆来 熊庆来(公元1893～1969年)字迪之，弥勒人。曾赴比利时、法国留学，专攻数学，获硕士学位。在法发表《无穷极之极函数问题》等论文，崭露头角。1920年创办清华大学算学系及研究部，陆续写成《高等数学分析》、《方程式论》等著作。1932年赴苏黎世参加国际数学家代表大会，后留法国从事数学研究，撰写了《关于整函数与无穷极的亚纯函数》等论文，其创见被学术界称之为"熊氏定律" ， 1934年回国，重主清华大学算学系。1937年应聘回滇担任云南大学校长12年。1949年到巴黎参加国际会议，在法治病从事数学研究。1957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直到去世。他极为关心青年一代数学人才的培养，曾发现并培养了华罗庚等知名数学家。 聂耳 聂耳(公元1912～1935年)原名守信，字子艺，一作紫艺。祖籍玉溪，生于昆明。中学时代即加入共青团，参加革命活动。1930年到上海，次年考入"日月歌舞社"任小提琴师。1933年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进步音乐、戏剧、电影的创作和演出活动，并以"黑天使"的笔名发表艺术评论。1935年取道日本赴苏联，不幸于7月17日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逝世。聂耳创作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等30余首，集中表现当时工农群众的苦难和反抗，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坚决意志，成为"中国革命之号角"。其中《义勇军进行曲》于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12月4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其墓在昆明西山，玉溪辟有聂耳公园昆明翠湖、西山及玉溪有聂耳雕像。 郑和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保，回族，昆明人。明初入宫为宦官，赐姓郑。后从侍燕王朱棣，有功而被升为内宫监太监。世称"三保太监"。1405－1433年，郑和率27,800余人，分62艘宝船，先后七次下西洋，南至爪哇、西至波斯湾和红海、最远到赤道以南非洲东海岸，历经39个国家和地区，航程达10余万公里。此航海创举，比葡萄牙人迪亚士到达非洲好望角、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还早80多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100年。对中国的航海事业具有伟大的贡献。 皮逻阁 皮逻阁(公元697～748年)南诏第四代王，据胡蔚本《南诏野史》载，他于唐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即位，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卒，在位20年。他在位期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并吞了其他五诏，使洱海地区统归南诏管辖，将王都从巍山迁至大理，当时称为太和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他入京朝贡，受到唐玄宗的礼遇，加封为"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其后又加封"上柱国"，并赐"龟兹乐一部"及金佛像等。 龙云 龙云(公元1884～1962年)原名登云，字志舟，昭通人，彝族。原为唐继部将，1927年胡若愚等发动兵变改组省政府成功，龙云相继任云南省常务委员员主席、38军军长、云南省政府主席、13路军总指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滇黔绥靖公署主任。抗日战争时期，组织第58军、第60军参加中原抗日，后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陆军副总司令等职。秘密参加民盟，支持民主运动。1945年10月，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龙云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1948年底至香港，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发展《我们对现阶段中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1950年到北京，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际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民革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龙云是继唐继之后，执掌云南党政军权长达18年的人物，对民国时期的云南省有较大的影响。 唐继尧 唐继尧 (公元1883～1927年)字萤赓，别号东大陆主人，会泽人，清痒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员。1909年回滇后历任清陆军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陆军讲武堂教官、监督、新军管长。1912年率军北伐，任贵州都督，次年调任云南都督。19015年与蔡锷等通电全国反对袁世凯称帝，任护国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1917年护法运动中任靖国联军总司令、元帅。1922年创建东陆大学，还支持赵藩等辑刻《云南丛书》。1927年2月部将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等发动兵变，改组省政府。5月，唐病逝于昆明，葬于园通山。著有《会泽首义文牍》、《会泽督黔文牍》、《会泽靖国文牍》、《东大陆主人言志录》等。 卢汉 卢汉(公元1896～1974年)，原名邦汉，字永衡，昭通人，彝族。为龙云手下的重要人物。抗日战争时期任第60军军长，参加台儿庄战役，后任第13军团军团长、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抗战胜利，率滇军主力赴越南接受日本投降。1945年10月龙云被迫下台后，调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率部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任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等职。卢汉继龙云之后，在民国时期执掌云南军政大权4年多，为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的重要人物。 楚图南 楚图南(公元1899～1994年)云南文山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师大)史地系，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在东北、山东等地任教及从事革命工作。 1935年到上海，在暨南大学任教，参加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受聘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教授，1943年加入民盟，为民盟云南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为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盟务活动，1948年底到河北平山县中共中央所在地，1949年随军进入北平，参与文教接管，出席新政协一次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主任、文教部长。1953年后到北京，先后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副会长和党组副书记、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党委、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人大常委、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会。其著作主要有《楚图南文集》(上、下)、诗词集《蕊草集》，译作《草叶集选》等。他还精于书法，各地园林名胜、纪念地多有刊物悬挂，文山西华园有楚图南铜像。 李根源 李根源，生于1879年，字印泉，云南滕冲县和顺乡人，是一位爱国志人，著有《永昌府文征》《东斋诗抄》等，我国近现代著名政治家和学者。清代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公派留学日本学习陆军，在东京与孙中山、黄兴多有接触，并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l905年)加入同盟会，因而被尊为国民党元老。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学成归国，受孙中山之嘱托，李根源创办“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军事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被委任为讲武堂监督，不久升为总办(校长)，全面负责办学事宜。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中的朱德、叶剑英都出身于云南讲武堂，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讲武堂大门讲武堂操场 李根源参加过云南重九起义、护国运动、护法战争、反对曹银贿选总统、抗日战争等。历任国会议员、陕西省省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云贵监察使等职。解放后，任西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李根源在军界也功勋显赫，曾授国民党陆军上将衔。 赵藩 云南剑川县向湖村人，白族。生于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农历正月初七日。是清末民初云南著名学者、诗人，他撰写的楹联、书法享誉海内外。 他书写的大观楼长联经刊刻后悬挂在大观楼至今，笔法雄厚丰腴，庄严秀丽，被世人称为“璧合珠连”。也由于赵藩重书孙髯翁撰写的长联，对联出典故作了细心探考，指出前人把“汉习楼船”典故中的昆明池错当滇池了，典故中的昆明池为洱海，为更正这一错认，他题书了两副楹联。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云南重九光复，他的门生李根源请赵藩出山，总理滇西政务，赵藩积极响应，后被举荐为众议院议员，又被唐继尧指派为云南军政府代表赴广州，出任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七总裁之一兼交通部长。1915年参与讨袁护法，荣获“云南举义再造共和国”一等奖章。 掸写成都武侯祠“攻心”联知名。“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钱南园 钱沣（一七四O——一七五九）字东注，又字约甫，号南园，云南昆明人，乾隆辛卯（一七七一）进士，做过清代国史观纂修官、江南道御史、通政司副史、湖南学政、湖广道察御史等职。书法家钱沣（南园）的书法，端庄厚实，气势雄伟，使人[初见敬而畏之，愈久愈可爱。也许会有人说，常见的颜体字怎么会有如此感人的魅力？其实书法作品达到经久耐看是不容易的，要达到较高水平，必须经过会、通、精、化的艰苦历程。钱南园的书法有此显著成就，是与他的人品气质和刻苦磨练分不开的。他为人耿直，敢于当面指责乾隆皇帝的权臣和珅的过失，先后曾上书弹劾过陕西总督毕沅、山东巡抚国泰和布政使与易简等的贪官营私重案。《清史稿》称他[以直声震海内。五十岁后曾两次到湖南任学政。他从小爱好书法，遍临各家，专攻颜体，终身不懈。这与他景仰颜真卿的人品气质有关。他的性格气质与颜真卿有相似之处，虽然时代不同，遭遇各异，但刚正不阿，敢于斗争的性格是相同的。因此，南园一生专攻颜体不是偶然的。他不仅在书法上有卓越的成就，还是个多才多艺的画家和诗人。他善于画马，当时颇有名声；兼善诗文，苍郁劲厚，深得古意，著有《南园诗存》和《南园文存》等。杨丽萍，云南大理白族人。她生活在父母离异的家庭，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跟母亲过。在杨丽萍的童年记忆里，大都与贫穷与歧视有关，但她有一份大多数人少有的快乐态度,从小酷爱舞蹈的她，没有进过任何舞蹈学校，1971年从村寨进入西双版纳州歌舞团。1986年她创作并表演了独舞《雀之灵》，一举成名。多年来她出访世界很多国家进行艺术交流，相继在菲律宾、新加坡、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举行专场舞蹈晚会。多才多艺的她还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太阳鸟》，并在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荣获评委会大奖。 一直以来，人们将这位从深山里走出来的神秘舞蹈家称为"巫女"--一位善于用肢体说话的人。台湾及东南亚的观众更称她为"舞神"。对于这样一个宛如传递着天地自然生息的神秘使者，一个美丽动人的轻盈身影流泄出丝丝入扣的生命律动，感觉颇为惊人。杨丽萍所舞出的纯净柔美的舞蹈，是特殊的艺术形象、特殊的灵慧气质、在自然原始的人文风貌里孕育出的艺术瑰宝。初看，令人赞叹她的指尖细腕的微妙语言；续看，你会领悟到其舞蹈神韵中含有一份灵气；而再三欣赏时，便可沉淀出一股隽永的心灵之美--在云南遥远的深山里，生活着她和她的族人们，她们依附在大自然里。 从天地交合阴阳协调中获取灵性，致使她对于生命、爱情与死亡具有一种本能而浪漫的意识，从而使她的舞蹈艺术独辟蹊径，自成风格。她是真正的艺术家、创作者、实践者，真正独一无二至情至性的舞者。 主要舞蹈演出剧目 1、《月光》编舞：杨丽萍杨丽萍一直以为女人就如同一样有形和无形，所以她用抽象和变形的肢体表现了她的感情和月光的圣洁，我们在其中会看到舞蹈家是怎样张开她那想象的翅膀。 2、《两棵树》编舞：杨丽萍传说中两位相恋的人不能相爱，死后也没能葬在一起，但他们的坟墓却同时各长出一棵树并紧紧的缠绕在一起，这就是人们传说的连理枝。杨丽萍崇尚那种灵欲交溶的爱情，她创作的《两棵树》被评选为中国最受欢迎的舞蹈。 3、《嘎奇奇》身，象征着一个女人一生中都不会缺少爱。杨丽萍运用十个手指的巧妙颤动，象征连绵 不断的春雨，这一动作设计被誉为独特的创编。 4、《珠穆朗玛》 编舞：苏东梅、何浩川、赵明珠你耸立在人们心中，你立在蓝天之下。啊！圣洁的珠穆朗玛！ 5、《火》编舞：杨丽萍生在自然里的瓦族人，对火有着原始的崇拜，他们认为火就是太阳，太阳给大地带来光明，点燃起人们对生命的所有欲望。杨丽萍将用她的手指脚指身体乃至她的心，点燃起生命之火。 6、《拉萨河》编舞：杨丽萍藏族人每年有个沐浴节，她们每年那一天将在拉萨河里沐浴，接受河水那母亲般的呵护祝福，从而得到一个纯净的灵魂和一个无限的生命，这个舞是杨丽萍最新的作品。 7、《红色诱惑》编舞：何浩川她，似一团红色的雾，令憨哥们迷迷糊糊；她，像一把炽烈的火，叫壮汉们失魂落魄。 8、《女儿国》 编舞：杨丽萍女人不去吃苦，日子那会过得甜？天上没有个女人，天就不会亮；地下没有个女人，地就不长草。 9、《心之翼》编舞：苏冬梅改编:何浩川心之翼托起古老又年轻的情感，大凉生因此而青春浪漫。索玛花又有了新的传说。 曾获奖项 1979年她主演的大型民族舞剧《孔雀公主》曾荣获云南省1979年表演一等奖。 1986年她创作并表演的成名作---独舞《雀之灵》荣获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创作一等奖、表演第一名。 1990年 应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闭幕仪式中表演独舞《雀之灵》 1992年 她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位赴台湾表演的舞蹈家。 1993年 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她创作表演的双人舞《两棵树》，获得观众投票第一名。 199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 独舞《雀之灵》荣获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奖。 1997年 参加日本大阪国际艺术节演出，大阪国际交流中心授予最高艺术奖 菲律宾国家民间舞蹈协会赠予她为终身会员。 1998年 她编制导演并主演的电影《太阳岛》荣获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

你看合适不合适也谈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内容提要】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商品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首要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以对其本身的研究为基础，而不能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作简单对比。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并形成了多层次和多元化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商品经济一方面受政治干预极其强烈，另方面则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英文摘要】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feudal Chinese society have remained an important issuein the study of commodity economy explo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feudal Chinese society must first depend on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situation of its own rather thanjust a simpl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eudal Chinese landlord system and the Western European suzerain particula-rities of the feudal Chinese commodity economy can be seen inthe fact that it experienced three developmental peaks and thusformed a multi-dimensional this course,commodityeconomy,though strongly interfered by political factors,ha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关 键 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commodity economy/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Chinese characteristics【正 文】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0)06-0121-05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一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分析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文做出分析。在该文中，姜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单从时间上看，中国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之时，就确立起了"民得买卖"的地权原则，土地买卖逐渐盛行起来；而在西欧，到公元11世纪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内，起初不能让渡和不能分割的'贵族'土地，渐渐变为可以让渡和可以分割的；实际上，它已被分割到漫无止境。"（注：〔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4页。）土地买卖才发展起来。显然，中国历史上土地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确实比西欧要早得多。进一步来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买卖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买卖的。在中国，西周就确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权原则；而在西欧，由于土地处于高度稳定状态，不能买卖，马克思曾称之为"不动产"。然而，分析土地的买卖不能离开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结合社会形态来分析，在西欧，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是领主制阶段。伴随着土地的买卖，领主制解体，整个社会进入了地主制阶段；在中国，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恰好也是西周至春秋战国的领主制阶段。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和地主制的到来，土地买卖发展了起来。换言之，土地买卖是地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经济现象；从地主制产生之日起，就会有土地买卖，并无此先彼后之分。认为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一大特点的观点，主要是将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领主制作了对比之故，故而这种对比显然是不妥的（详后）。如果用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地主制作对比，那么，根本就无此一说。因为，土地买卖与地主制是同步的，并无此先彼后之分。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其根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具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具备成为小生产者的必要条件；而西欧庄园制下的农奴则情况完全相反，并且，农业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属自然经济范畴，其商品生产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手工业者。我们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交换的发达和商品生产的不发展是其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371页。）也就是说，当时虽然有城市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但大多数商品则是来自于各生产部门的产品。由于封建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占社会劳动力绝大部分的农民，尽管中西方农民在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应是社会商品的主要生产者。市场上商品的种类充分说明，农民均是中西方封建社会里主要的商品生产者。在中国，除盐、铁等大宗商品是来自于手工业部门之外，很多商品都来自农业部门，出自农民之手。粮食、纺织品、茶叶等农产品都成了大宗商品。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大多数商品是庄园中人身并不自由的农奴生产的产品。据12世纪留传下来的商税税则记载，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有牛、马、腌肉和熏肉、腌鱼或熏鱼、麦及其他谷物、蔬菜、葡萄酒、蜜、油、干果、盐、金属、毛皮、武器、颜料、羊毛、线、磨石等。在中世纪最为著名的香宾集市上，主要商品除手工业品和来自东方的丝绸及珍奇品外，还有粮食、饮料、皮革、各种木材、木炭、羊毛原料和生丝、丝棉、大麻、亚麻、棉花、牲畜以及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大多应是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注：参见〔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下册，第23章"中世纪的商人旅行、市场和市集、香宾市集、贸易管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6～199页。）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而西欧则是手工业者的观点，不仅与以上事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始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这一基本规律。第三，"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商业比较发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得出这一结论，其推论前提是：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就流通贝币，春秋战国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宋代出现纸币，白银逐渐成为货币，货币经济一直较为发达；而在西欧，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没有出现发达的货币经济。其实，西欧的货币经济虽然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下一度有所衰落，但到11世纪时，随着捷克、西伯利亚以及俄国的银矿的相继发现和大量开采，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信用业和金融业，形成了十分发达的市场网络。试想，没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西欧怎么能够率先发展到资本主义？而且，即使在西欧中世纪的初期，蛮族的入侵也没有立即使商品经济衰落，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有商业活动。那种认为西欧中世纪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观点，大大低估了西欧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更何况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也是处于"抱布贸丝"的交换水平之中吗？再者，从货币介入交换这一角度来看，货币是从交换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出现货币。尽管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因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币材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中国从商周之时起开始用贝币。在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之初，甚至在此以前，日耳曼蛮族已用亚麻布条作为货币，后来还一度铸行硬币。（注：〔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第8章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4页。）因此，把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看作中国封建社会有别于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并不妥当。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特点的问题上，从据以分析特点的基本思路到具体概括出的诸多特点，都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其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往往将中西方封建社会作简单的类比，并由此推衍出结论。这是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应加以避免。二众所周知，特点是通过比较而得出来的。讲到比较，自然就有一个比较对象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是将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与中国的地主制社会作对比，从而得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缺乏可比性的。关于封建社会的形态，历来有"典型"和"变态"之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而地主制才是"典型"形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以前，它是不会自行消亡的；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把奴隶社会分为早期不发达奴隶制阶段和发达奴隶制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难道封建社会会例外吗？而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地租形态的演进以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对立消长来看，从领主制到地主制，都显示出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注：林文勋：《试论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刊《东陆学林》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明：世界各国、各地区封建社会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以我们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和西欧来说，中国西周为领主制社会，进入战国，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中国进入了地主制。在西欧，马克思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例如，"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西欧领主制（农奴制）解体后，并没有立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发展到其它的历史阶段，而是进入了地主制。恩格斯在论述西欧封建社会走向末路时说："在大多数农村中，虽然还存在着古老朴素的自然经济，但已有许多整片的地区，比如在荷兰、比利时和莱茵河下游，农民都不用徭役和实物献纳，而以货币向领主交付；领主及其臣民完成了把他们自己分别变成地主和佃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步骤，……。"（注：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页。）既然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那么，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社会与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作对比就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只能用双方的领主制阶段与领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地主制阶段与地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否则，对比研究只能得出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在研究其特点时，无疑需要认真研究它的经济结构、经济要素。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它都不是单独地发生作用，而是与其它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密切相连，共同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时，还需要克服就经济关系而言经济关系的局限，置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去加以认识。这也是本文特别偏重从发展的过程去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特点的重要原因。三本着上述基本思路，通过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同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相比较，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下列四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 商品经济何时出现于中国社会，还需要探讨，但在商周时期，它的发展程度还是较为有限的。进入春秋战国，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市场不断拓展，交换空前扩大；金属货币广为流行；商人和商业资本迅速发展。商品经济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经秦进入西汉，商品经济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当时，富商大贾不仅名著竹帛，而且左右地方政局，反映出商品经济力量无所不在，确乎达于极盛。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统治。到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全面推行控制和干预商业的政策，商品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发展势头嘎然而止。汉武帝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当时商品经济的基础还较为脆弱。盐铁为大宗商品，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同时，汉武帝的政策体系完整，从生产到流通全面控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汉武帝任用得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连续不断的战乱又使商品经济失去良好的发展环境。商品经济急剧衰退，竟出现了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流通的反常情况。直到唐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城市坊市制崩溃，草市镇兴起；货币流通不断进步，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人和商人资本再度崛起。商品经济步入了第二个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时期，茶叶迅猛发展为与盐铁相伯仲的大宗商品，草市镇遍及全国，海外贸易取代了传统的陆上贸易，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与第一个高峰相比，此时商品经济的基础更为广阔，发展水平更高。到了元代，由于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唐宋发达的商品经济遭受一定的影响，曾一度发展迟滞。进入明代，商品经济不仅很快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水平，而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第三个发展高峰。这时，交换进一步扩大，市场在更高的程度上整合，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力量迈上又一新台阶，形成了商帮。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点。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受政治力量的影响较大 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大一统的形成，消除了原来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的币制、度量衡及文字，有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讲的就是大一统对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的形成，又使得统治者可以利用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治力量，干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不利的作用。在整个封建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对商品经济的干预极为突出。主要是通过重农抑商和禁榷制度对商品经济实施干预。所谓"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贬低、压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政策及措施，限制从商人数。其目的是防止农民大量弃农从商，保护农业的优先发展地位。自战国商鞅、韩非等人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后，部分诸侯国及继起的秦汉王朝就推出一系列困辱商人的政策措施。如禁止商人穿丝织衣服，禁止商人骑马，禁止商人仕宦以及谪发商人戍边等。而后，由这些政策措施又衍化出一种抑商、轻商的观念意识。重农抑商形成一个从政策到思想再到观念的有机整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项根深蒂固的基本国策。到了唐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从根本上还没有完全动摇。即使到了明清，重农抑商仍然不时推出。明清两代都还曾重申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及不得仕宦的旧规。重农抑商的实施，抑制了商人阶级的发展。如宋代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类似例子不在少数。这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禁榷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干预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政策，很多人往往将它归入重农抑商政策之中，这是不对的。禁榷制度的目的是，国家通过官营商业，与商人争利；它是官府充当大商人的结果，与重农抑商有着根本的不同。这项政策起源于春秋齐国管仲的"官山海"。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相继推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措施，将禁榷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行。历代统治者对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大多实行专卖，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如果说重农抑商政策是通过压制商人而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禁榷制度则是通过官府控制大宗商品的产运销，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自己所允许的范围和轨道。不过，虽然这两项政策的出发点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但就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却是异曲同工，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两项政策双管齐下，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 中国是一个疆域十分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征。这其中，由于各地区和各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起点有高有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这种多层次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有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内地与边疆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等等。以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同处于中原内地的南北两方，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就相当悬殊。至于城市和农村，在唐宋时期，一些大城市已发生了市场革命，处于较发达的状态，但许多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幼弱，尚处于自然经济之中。而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就更大。唐代货币史上有所谓"钱帛兼行"之说。其实，除铜钱和绢帛这两种货币外，在四川和岭南的部分地区，还流通着实物货币；实际情况比"钱帛兼行"还要复杂。单以铜钱和绢帛来说，铜钱是形态较高的金属铸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层次；而绢帛只是一种形态较低的实物货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较低的层次。可是，就是这两种形态不同的货币，竟然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长期共存，流通上百年。这集中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是高低层次的共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高低共存，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多元化的特征。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应作为正确估价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思路。长期以来，在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上，不论是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还是就某个朝代而言，分歧都是不小的。一部分人根据某些材料得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结论，而一部分人则举出了商品经济不太发展的诸多证据。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只注意了一个方面，难免以偏概全。鉴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在估价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第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在社会变革和转折的关头都起到了革命性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页。）这是对世界各国历史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换言之，在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但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这种作用又更为明显和深刻。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高峰相呼应，春秋战国、唐宋、明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重大转折和变革时期。这三个时期，虽然社会变革的内容不同，但从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来看，则有很大的共同点。即，商品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变革是由商品经济引发的。春秋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领主制进入地主制的变革转折时期。在地主制到来之前，到处都是井田制这种农村公社。在井田制下，土地分成公田和私田两部分，由农奴耕种，但土地所有权均属最高统治者所有，实行层层分封，"田里不鬻"。广大农民生活在井田制公社内，互耕互助，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单位。村落与村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即几乎不与市场发生交换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的拉动下，农民逐渐走出井田，"以粟易械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交换关系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从井田制公社之外逐渐渗入到公社内部。起初，公社成员用于与外部交换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而后，在交换的席卷下，土地逐渐卷入交换。于是，"田里不鬻"的制度被打破，商品经济最终摧毁了井田制公社，领主制解体，地主制确立和发展了起来。对于地主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过去认为地主制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关系。近十多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重要突破，人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但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商品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从上述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来看，我们认为，商品经济应是地主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及基础；没有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没有地主制。也就是说，商品经济不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而是它的内在经济成份。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又一大转折阶段。国内学者更多地将其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而国外则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时代是中古时代的结束和近世的开端。无论如何，这一时期显著的社会变化特征是，原来较为稳固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开始流动起来，重新组合，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面貌。深究其根源，那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财富力量的崛起。中唐时，曾第一次出现了"至富敌至贵"（注：李冗：《独异志》。）的说法。在政治力量对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封建时代，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它表明经济力量已从此崛起，与政治力量相抗衡，在左右着社会的发展。财富力量的崛起，势必要求按经济力量重新规范社会关系。于是，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发生改变，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门阀士族等级制崩溃而代之以新的庶族地主等级制度；土地制度从原来的立田制、抑兼并转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人们的价值取向由过去的求贵转而求富。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法律、政策也出现重大调整。这样，以唐宋为中界点，整个社会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进一步瓦解着封建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则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积累了充足的资本，准备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在此基础上，在江南部分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社会将出现又一次更为重大的转折和变革。收稿日期：2000-09-18【作 者】林文勋/杨华星【作者简介】林文勋(1966-)，男，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商品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650091 杨华星(1975-)，男，四川剑阁人，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商品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650091出处：《思想战线》（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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