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病的文献综述论文

一、文献综述的准备工作

1、定向选题

在文献收集前，需要初步确定大致的研究方向，确定研究题目时要注重科学性、前沿性、专业性、可行性和适用性等原则。然后对该研究方向进行资料收集，对这些参考文献和资料进行阅读、归纳、整理，筛选出具有重要价值的代表论文进行精读，掌握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后，确定具体的文献综述题目，避免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

2、收集文献

收集文献要以发表在研究领域主流期刊上的文章为主，这一类论文通常经过严格考证、反复推敲，是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选取研究领域较为经典的几篇著作，然后溯源这些论文的参考文献，通过“顺藤摸瓜”的方法可以找到一系列质量较高的论文；

（2）运用检索法，可在文献资源较多覆盖全部领域的文献搜索网站上查找文献，例如：文献党下载器。对搜索结果的引用量进行排序，下载学习具有高影响因子的论文；

（3）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资源，高校的图书馆是大学里储藏图书和文献资源最为丰富的地方。

3、整理文献

首先，要阅读文献，对于整理得到的大量文献进行初筛后确定选择略读还是精读。略读的对象是一些与研究课题有相关性但仅需要阅读这类文献的重点内容。精读的文献是从泛读的文献中挑选出来的，需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阅读文献，理解文章中图表、图注、规律和结论等重要信息，同时做好文献笔记的工作。

其次，要对文献整理和分类。根据所查阅文献的结果、结论及主要观点的不同进行归纳分类，围绕这些主题，将相似的文献分门别类保存在一起，使知识系统化。

最后，要列出一个撰写文献综述的框架。根据分门别类得到的资料，列出纲目和标题，将这些资料放在不同的标题下，保证标题和内容的一致性，同时也要确保整个框架的逻辑性，从头到尾思路要做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4、形成观点

在撰写文献综述之前，笔者应该全面掌握该领域的知识和文献，形成自己的认识和观点。切忌在自身对问题认识尚不成熟的时候动笔写文献综述。当笔者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和观点，有一定的独到见解后，可全面引用、总结、分析和论述现有文献，引导读者了解这个领域，加深读者的认识，总结现有的结论和共识，指明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和亟须解决的科学问题，从而促进这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二、文献综述的内容和要求

一篇文献综述通常包含五个部分：摘要、引言、正文、结论和参考文献。

摘要要求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摘要应包含正文里的内容，但又不能完全一致，应是全文的总结，用最简短的语句来高度概括文章所做的工作。摘要通常要求 200～300字，不能出现公式、图表和口头语句，避免出现非专业性用词、数据等。还需总结出3～5个关键词，关键词需采用专业名词，突出文章重点和亮点，便于文献的检索。

引言是说明文献综述的背景、目的和意义，介绍该研究问题已经取得的成就及当前尚需讨论的焦点，使读者在心中有个大致的印象，能够初步了解笔者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引言的撰写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指出有关研究主题已发表论文的历史、现状和趋势，叙述有关的基本概念，定义研究领域，明确综述的范围。

（2）说明有关问题的现状，抓住主要争论的要点，引出综述的主线。

（3）突出写作的目的，引出正文。

正文是文章的主体部分，根据引言中提出的论点，基于搜集的文献资料，通过分析问题，比较不同学者对于同一研究对象提出的不同观点和理论依据，有理有据的剖析问题的本质，阐明自己的看法，进而解决问题。正文的撰写无固定格式，可结合使用以下几种方法：

（1）循序法。根据文献发表的先后顺序或事物、观点、结论、技术手段等发展的趋势进行阐述。

（2）论证法。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进行分门别类，从各个问题的角度进行论述。

（3）分类法。对综述主题的不同方面进行划分，例如，对同一主题的文献综述可从国界出发，对国内和国外的参考文献分别进行阐述，也可以按照不同主题来撰写。（4）对比法。将文献资料中不同的观点或结论进行评价分析，比较两者或多者之间的优劣性。

（5）归纳法。系统性的总结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将有理有据的观点结合起来，分析研究对象的现象和本质。

在正文的最后对全文进行扼要总结，主要点明文章的主题思想、主要观点，同时对这些观点和结论要有自己的见解和思考，明确哪些观点是成熟的、相对正确的、可靠的，进而提出该研究课题未来发展的趋势，有哪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一般位于文章的末尾。对于撰写文献综述来说，参考文献是非常重要的，一篇好的文献综述其参考文献的引用质量相对较高。对于文献综述的写作也有一定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1）收集文献要尽可能的全面，但也要学会取舍。写好一篇文献综述的前提是需要大量的文献资料，但并不是要把读过的文献都写进去，而是仅包含那些有助于文章形成论点的原始材料。

（2）文献综述不是“数据库”，不是对现有文献简单的罗列和介绍，更不能大段的复制粘贴，而是需要笔者对过往研究观点的优点和缺点进行批判式的分析和评价，展现出笔者的“洞察力”。

（3）引用的参考文献具有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务必引用研究课题的经典文献。同时，可能存在诸多文献表述的观点较为一致的情况，因此，要在这诸多文献中找到最具有代表性的高质量论文。

（4）引用文献的内容要忠于文献本身。实事求是的表述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和文献的内容，不能随意篡改作者的本意，要做到全面、准确、客观，论点和论据采用第一手文献资料，避免引用他人对原始论文的分析和评价。

（5）文献的布局要有连贯性，逻辑清晰，不可拼凑内容，对不同观点的分析需做到公平公正，不能偏颇于某一观点或意见，把自己想象成一名“法官”，分析正反方的观点，给出自己的结论。

（6）避免在没有得到适当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他人文献里的内容，这主要针对部分文献里的图表等内容，需要在图表的标题中注明文献来源。

（7）对于从来源中引出的句子，即使不能用更好的句子来重新表述，也要组织语言写出论点，并用引文或引语来支持此论点。

一、撰写文献综述的基本要求文献综述是针对某一研究领域或专题搜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就国内外在该领域或专题的主要研究成果、最新进展、研究动态、前沿问题等进行综合分析而写成的、能比较全面的反映相关领域或专题历史背景、前人工作、争论焦点、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等内容的综述性文章。“综”是要求对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使材料更精练明确、更有逻辑层次；“述”就是要求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进行比较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评述。二、撰写文献综述的基本注意事项1、文献综述是一篇相对独立的综述性学术报告，包括题目、前言、正文、总结等几个部分。题目：一般应直接采用《文献综述》作为标题，经指导教师批准也可以所研究题目或主要论题加“文献综述”的方式作为标题。前言：点明毕业论文（设计）的论题、学术意义以及其与所阅读文献的关系，简要说明文献收集的目的、重点、时空范围、文献种类、核心刊物等方面的内容。正文：无固定格式，文献综述在逻辑上要合理，可以按文献与毕业论文（设计）主题的关系由远而近进行综述，也可以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总之要根据毕业论文（设计）的具体情况撰写，对毕业论文（设计）所采用的全部参考文献分类、归纳、分析、比较、评述，应特别注意对主流、权威文献学术成果的引用和评述，注意发现已有成果的不足。结论：对全文的评述做出简明扼要的总结，重点说明对毕业论文（设计）具有启示、借鉴或作为毕业论文（设计）重要论述依据的相关文献已有成果的学术意义、应用价值和不足，提出自己的研究目标。2．要围绕毕业论文主题对文献的各种观点作比较分析，不要教科书式地将与研究课题有关的理论和学派观点简要地汇总陈述一遍。3．评述（特别是批评前人不足）时，要引用原作者的原文（防止对原作者论点的误解），不要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不能从二手材料来判定原作者的“错误”。4．文献综述结果要说清前人工作的不足，衬托出作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理论价值。5．采用了文献中的观点和内容应注明来源，模型、图表、数据应注明出处，不要含糊不清。6．文献综述最后要有简要总结，并能准确地反映主题内容，表明前人为该领域研究打下的工作基础。7．所有提到的参考文献都应和所毕业论文（设计）研究问题直接相关。8．文献综述所用的文献，应主要选自学术期刊或学术会议的文章，其次是教科书或其他书籍。

CiteScore

影响因子是评价学术期刊的一项重要指标，曾被认为是学术界的金标准。但近年来由于在学术评价体系中被滥用受到各方人士的强烈抵制。2016年7月5日，几大顶尖级学术出版机构包括多家著名期刊也联合在预印本网站BioRxiv上发表文章呼吁期刊降低对影响因子计算的痴迷和依赖程度，并强调用引用分布曲线（Citation Distribution）来取代影响因子的简单算术平均。其他一些权威机构也纷纷提出多元化的文献计量评价指标，以期打破影响因子一家独大的局面。2016年12月8日，出版业巨头Elsevier重磅推出了他们基于Scopus数据库的全新期刊评价体系：CiteScore。Scopus数据库涵盖了世界上最广泛的科技和医学文献的文摘、参考文献及索引，因此被各界人士认为是影响因子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与影响因子相比，Cite Score具有以下优势。

一，期刊涵盖数量众多，中文期刊显著增加。

CiteScore涵盖的期刊数量达到22256本，比影响因子的11000种期刊多了一倍。尤为重要的是，相比SCI数据库中的几十种中文期刊，Scopus收录了几百种重要的中文期刊。有学者表示，这对中文期刊会是一件好事。以往很多优秀的中文期刊由于不在SCI检索范围内，在高校职称评定时不被认可，因此稿源越来越少。如果将来国内认可CiteScore，那么对于被收录在Scopus数据库中的这些优秀的中文期刊又是一次极好的机会。

二，指标计算公式有所不同。

与影响因子的计算某期刊连续2年论文在第3年度的篇均引用次数类似，CiteScore计算的是期刊连续3年论文在第4年度的篇均引用次数。但两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影响因子计算时的可引用内容只有论文和综述，剔除了编辑评述、读者来信、更正信息和新闻等计入分母，但其引用数仍被计入分子。而CiteScore将所有文献内容都视作可能被引用的内容，包括编辑评述、读者来信、更正信息和新闻等。这些内容的引用很少，因此会拉低期刊的得分。

三、影响因子没有学科领域的区分，而CiteScore有不同领域的相对排名。

大家都知道，把不同领域的文章混在一起谈影响因子，是没什么意义的。比如数学和工程的跟化学和生物领域的科研人员就没法说到一块去。一个是顶了天都不到2的影响因子，另一个是到10都很正常。CiteScore也是只有比较同一领域的期刊才有意义，对选择发表论文才具有专业引导作用。所以在查询网站中还有Highest CiteScore Percentile在CiteScore后面，这就能够看出期刊在不同领域的相对排名。

四、CiteScore是免费的。

与影响因子只对购买者开放不同，CiteScore对任何在线用户免费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官方网站来查看期刊CiteScore，也可以分析期刊的引用情况。

CiteScore一经推出，学术界人士普遍表示支持。多数人认为，影响因子是应该有个对手了，只要有进步，有比较都是好的，我们不要一家之言！本人也认为，影响因子已经在评价指标第一把交椅上坐得太久了，以致现在负面影响隐隐有超过积极影响的架势，也是时候有另一个因子取而代之了。但是影响因子毕竟在学术界还是影响深远，全盘否定而推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指标有可能是操之过急。CiteScore在计算方法上与影响因子大同小异，虽然只是治标，但可能更加符合现在的需求。无论如何，有创新总是好的，多元化的计量评价指标才能让评价体系越来越趋于完善。

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护理【摘要】 糖尿病已经成为继肿瘤、心血管病变之后第三大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慢性疾病。控制血糖是医疗与护理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最终目的，只有这样才能阻止糖尿病的病理进程与合并症的发生。让患者合理控制饮食，从而达到良好的控制病情、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命、保证正常生活及工作的治疗目的。护士必须全面了解糖尿病，才能对患者进行健康指导，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关键词】 糖尿病；饮食护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患病率急剧升高，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和消耗健康资源的主要慢性疾病之一。遗传背景和环境因素是导致糖尿病的重要原因。其中，环境因素即食物供应的极大丰富和静态的生活方式，在糖尿病的发生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糖尿病患者中，绝大多数患2型糖尿病，目前尚无治愈的办法。长期、良好的血糖控制是预防并发症、延长寿命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有效手段。为了将血糖控制在稳定的水平，饮食治疗是必不可少的治疗方法之一，也是糖尿病教育的重要内容。1 糖尿病患者饮食治疗的目的和意义（1）纠正代谢紊乱，使血糖、血脂达到或接近正常值并消除症状。（2）维持正常体重，肥胖者减少热量摄入，使体重下降以改善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消瘦者提高热量摄入，使体重增加，以增强体力和对各种疾病的抵抗力。（3）减轻胰岛B细胞的负担，使血糖、尿糖、血脂达到或接近正常值，延缓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4）维持健康，使成人糖尿病患者能从事各种正常的生理活动，保证儿童和青少年患者的正常发育并能维持较强的体力活动〔1〕。2 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分配（1）每日总热量摄入的原则：依据患者的年龄、性别、标准体重、实际体重、有无合并症及体力活动情况而定。（2）标准体重与实际体重的计算法。标准体重（kg）= 身高（cm）-110；肥胖度（或消瘦度）=（实际体重-标准体重）/标准体重×100%（注：实际体重超过标准体重的10%为超重，超过20%为肥胖，超过40%为重度肥胖。实际体重低于标准体重10%为体重不足，低于20%为消瘦）〔2〕。（3）成人热量计算（按标准体重，而不是实际体重计算）。 休息时：20~25 cal/（d•kg）；轻体力劳动（脑力劳动）：25~30 cal/（d•kg）；中度体力劳动：30~35 cal/（d•kg）；重体力劳动：40 cal/（d•kg）。（4）总热量的营养分配。①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占总热量的55%~75%（平均60%）；②蛋白质的摄入量占总热量的（无肾脏损害时）10%~20%；③脂肪的摄入量占总热量的20%~30%。建议控制早、中、晚餐的摄入量，三餐摄入量分别占总摄入量的比例：1/5、2/5、2/5〔3〕。总之，吃得越多，餐后血糖就越高。人体每日摄入的食物中，主要由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三种营养素产生热量，所以进食总热量肯定造成血糖升高。因此，糖尿病患者必须进行合理的饮食分配〔4〕。3 食物血糖生成指数1981年，Jenkins等首次发表了62种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GI）植，报道了食物对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的影响和控制血糖的作用。何谓“食物血糖生成指数”？其实它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指标，它是指含50 g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与相当量的葡萄糖或白面包在一定时间内（一般为2 h）体内血糖反应水平百分比值，它是一个比较而言的数值，反映了食物与葡萄糖相比升高血糖的速度和能力，通常把葡萄糖的血糖生成指数定为100〔5〕。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指标。测定各类碳水化合物的血糖生成指数，对于指导人们的日常膳食，改善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病患者和肥胖者等的健康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血糖生成指数选择食物，对人体生理和代谢等产生显著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其身心健康，从而在某些慢性病的防治中起作用。旨在强调血糖生成指数食物对于疾患者群的意义及其对于健康者的潜在益处〔6〕。一般而言，食物血糖生成指数＞70为高食物血糖生成指数食物，它们进入胃肠后消化快，吸收率高，葡萄糖释放快，葡萄糖进入血液后峰值高；食物血糖生成指数＜55为低食物血糖生成指数食物，它们在胃肠中停留时间长，吸收率低，葡萄糖释放缓慢，葡萄糖进入血液后的峰值低，下降速度慢〔7〕。具体而言，通常豆类、乳类总是低或较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而谷类、薯类、水果常因品种和加工方式不同而引起血糖生成指数的变化，特别是令其中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发生变化。蔬菜肯定是低食物血糖生成指数的，特别是叶和茎类蔬菜，因为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不超过6％，而且富含膳食纤维，所以对血糖影响小〔8〕。应对措施：（1）“粗”粮不要细作。从食物血糖生成指数的概念出发，控制粮食碾磨的精细程度非常关键。以面包为例，白面包食物血糖生成指数为70，但掺入75％~80％大麦粒的面包为34，所以，提倡用粗制粉或带碎谷粒制成的面包代替精白面包。（2）简单就好。在厨房要“懒”点，蔬菜能不切就不切，豆类能整粒吃就不要磨。蔬菜也是一样，一般薯类、蔬菜等不要切得太小或成泥状。宁愿多嚼几下，肠道多运动，对血糖控制有利。（3）多吃膳食纤维。可溶性膳食纤维有许多种，日常可直接买到的有魔芋。另外，多选用天然膳食纤维丰富的蔬菜，如芹菜、竹笋等。木耳、菇类也是较好来源。（4）增加主食中的蛋白质。如一般的小麦面条食物血糖生成指数为，强化蛋白质的意大利细面条食物血糖生成指数为37，加鸡蛋的小麦扁面条为55。典型的意大利通心粉用含蛋白质高的硬粒小麦颗粒粉制成，食物血糖生成指数仅46。饺子是北方常用食物，蛋白质、纤维都高，也是低食物血糖生成指数食品。（5）急火煮，少加水。食物的软硬、生烹、稀稠、颗粒大小对食物血糖生成指数都有影响。因此，除非营养治疗的特殊需要外，谷类煮熟必须经过长时间高温。因此加工时间越长，温度越高，水分多，糊化就越好，食物血糖生成指数也越高。（6）吃点醋。食物经发酵后产生酸性物质，可使整个膳食的食物血糖生成指数降低。在副食中加醋或柠檬汁是简便易行的方法。（7）高低搭配。高、中食物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与低食物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一起，可以制作一个中食物血糖生成指数膳食。而高与高在一起当然就只能是高了。近年来食物血糖生成指数知识已越来越多地贯穿于糖尿病营养教育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GI这一概念提出了不同种类的碳水化合物有不同“质量”的新理论，即含有等量碳水化合物的不同食物，其消化吸收率和引起的血糖反应是不同的。国内外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通过GI知识教育可以较为理想地控制血糖和血脂，便于在医院门诊和社区教育中推广和应用〔9〕。当然，在利用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指导糖尿病患者安排膳食时要注意到食物血糖生成指数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食物血糖生成指数在含大量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评价中作用更大，而在水果和蔬菜等含少量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评价中则有限；脂肪、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也具有低食物血糖生成指数值。而且食物血糖生成指数值仅反映了食物的本身特性，没有考虑一日总热量控制和各类食物的搭配〔10〕。因此，糖尿病患者在饮食治疗中，在选择低食物血糖生成指数值的食物的同时，也要兼顾营养均衡及一日总热量控制。在坚持长期饮食控制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同时，需要时还应配合合理的药物治疗，这对控制病情的发展有重要意义。4 糖尿病肾病在糖尿病的三级防治中，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积极防治是糖尿病二级预防的重要内容，其包括治疗和预防高血压、微量蛋白尿、脂肪代谢异常和停止吸烟。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 DN）是糖尿病最主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其中高血压既是DN的一个主要特征，又是DN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高血压和DN常互相依存，互为因果。收缩性和舒张性高血压均可促进DN的发生，加速肾功能减退，而DN亦可进一步升高血压〔11，12〕。合理控制饮食，每日摄入的总热量以患者个人饮食习惯为基础，结合病情、年龄、身高、实际体重、活动强度、季节等情况来控制。在控制总热量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安排饮食，定时定量定餐。主食类食品占每日总热量的50%~55%，脂肪的供给量一般要求低于总热量的30%，胆固醇的摄入量应<300 mg/d，蛋白质的供给量一般占总热量的10%~20%，以优质蛋白为主，动物类蛋白和植物类蛋白各50%，DN早期蛋白摄入量在 g/（kg•d），占总热量的10%以下，DN临床期蛋白摄入量在 g/（kg•d），占总热量的7%以下，严格控制钠盐的摄入，每日2~3 g，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每日25~30 g，如燕麦、海藻类等，增加维生素、矿物质的摄入，如粗粮、干豆、新鲜蔬菜等。饮水量根据尿量调整，要保证患者体重、血压的稳定。在多尿的状态下，过分限制水、盐摄入可能会出现低血压症状，导致肾脏血流量及灌注压降低，加重肾脏损害。故应适当增加水、盐摄入，使尿量增加，从而增加肾脏对毒素的排泄〔13〕。总之，应根据患者病情随时调整，灵活掌握，达到平衡膳食的目的。【参考文献】1 刘丽华，沈向清，张林芳.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指导.中华医药杂志，2004，8： 黄敏杰.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治疗.中华现代内科学杂志，2006，7: 叶任高，陆再英.内科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焦素英.糖尿病的饮食治疗.赤峰学院学报，2006，22（6）： 徐禹静.血糖生成指数在老年健康维护中的应用.中国老年保健医学杂志，2007，5（4）： 杨军红.血糖生成指数食物在健康与疾病防治中的意义.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07，1： 李明秀.血糖生成指数与糖尿病饮食管理.肠外与肠内营养,2005，12（5）： 杨月欣，崔红梅.常见谷类和薯类的血糖生成指数.营养学报，2003，25（2）: 胡若梅.食物血糖生成指数在糖尿病健康教育的应用研究进展.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06，1： 李晓明，刘彩虹.食物血糖生成指数在糖尿病饮食治疗中的研究进展.医学综述，2007，13（7）： 刘泽灏，雷闽湘，王爱民.2型糖尿病高血压患者合并肾病的临床特点及发病率的影响因素.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04，29（1）： 孟晓敏，李春霖，杨陆.老年男性糖尿病患者血压水平与糖尿病肾病相关性研究及护理.护理研究，2005，19（2）： 程玉霞.糖尿病肾病合并高血压的护理指导.国际护理学杂志，2007，26（7）：673-674.

文献综述范文的写作步骤如下： （一）选题 选题是写好文献综述的首要条件。选题要从实际出发，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理论或实践上有一定意义。选题来源包括：1）与自己实际工作或科研工作有关的、较为熟悉的问题；2）某护理问题的研究今年来发展较快，需要综合评价；3）从掌握的大量文献中选择反映本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或新动向的题目。  文献综述的题目不宜过大，越具体越容易收集资料，从某一个侧面入手，容易深入。 （二）搜集资料 文献资料是撰写文献综述的物质基础，选定综述的题材后要大量的搜集和阅读有关的中文和外文文献，文献越多，就越好些，综述的质量就越高。选择文献应先看近期的（近3-5年），后看远期的，在广泛阅读资料的基础上，在深入复习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必须找到原文阅读，特别是有权威性的文章应细读。在阅读文献过程中应做好读书卡片或笔记，为撰写综述准备资料。 （三）整理资料 综述不是众多文献资料的堆积，而是作者在阅读了一定量的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资料的重要程度进行细读，抓住其主要观点和结论，对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先列出提纲，写出各级的大小标题，然后将观点相同的资料分别归入有关问题，并排好顺序。综述要如实反映原作者的观点，不能任意改动，但对引用的资料也要加以选择，不可能把搜集和阅读过的所有资料都写进去，应有所取舍。 （四）写作 根据写作提纲，逐项将内容展开，并注意观点与内容的一致。在写作过程中，可根据需要调整结构和补充内容。论述观点时，作者可有倾向性，但不同观点也应列出。初稿写出后，要反复修改和补充，包括内容增减、结构统一、数据核对和文字润色，综述发表前，最好请有关专家和同行审阅，力求做到主题明确、层次清楚、数据可靠、文字精练、表达准确。范文1： 从政府到企业：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文献的综述 一、引言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的不俗表现，一直令中外经济学家为之着迷，作为其背后主要支撑力量的民营企业更是倍受关注。从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撑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假定出发，经济学家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去观察、解释民营企业的成长绩效，及其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成功挑战了“传统智慧”（Montignola，Qian and Weingast，1993），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民营企业，进而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具体讲，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民营企业，从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从产权已基本清晰的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出发，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状态？随着各种形式壁垒的消除，我们如何预测它下一步的表现？本文期望能为人们进一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民营企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评价斯蒂格利茨（Siglitz）等人的观点。与早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产权安排被视为外生变量，市场竞争、激励与信息等因素得到了强调。第三部分介绍围绕产权安排提出的各种理论假说。尽管文献的视角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从Grossman－Hart－Moore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起步的。第四部分比较分析各种关于企业改制原因的假说。一般认为，地方政府退出与企业改制内生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水平。随着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作为一般意义上企业的性质被更多地展现出来。 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与效率改进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具有渐进性、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非同步性的特点。这构成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初始环境。早些时候，依照Sachs（1989）等人所设计的“大爆炸”模式进行改革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持续衰退，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却保持了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尤其令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推动这种增长的竟是有惊于主流经济学（企业）定义的乡镇企业。起初国内学者曾从经济行为的逻辑性与财产所有制无关的假定出发，运用兰格（Lange）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过一些探讨，但基本没有得出什么有解释力的假说。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模型似乎也一时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在详细考察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后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表明，缺乏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私有产权关系并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所在，同时市场社会主义也存在一个严重失误，那就是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由于假定信息完全，像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一样，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Lange－Lerner－Tallor）定理，并没有对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中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此时的首要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这一点在不改变企业产权的情况下也能做到。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和企业“软预算约束”（Kornai，1998）的改变，致使经理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即使不进行私有化也可使企业效率得到提高。正像人们已经观察到的，与积极推行私有化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在给予经理人员更多的利润方面走得最远（热若尔·罗兰，中译本，2002）。乡镇企业早期的成功案例表明：激励机制的改进向相关行为主体提供了有力的激励。例如，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理人员的收益不断增加；乡村居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获得企业所创造的大部分税收和利润（萧好，2000）。 沿着竞争与激励之间关系的思路，田国强（1995）通过一个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激励机制变化对乡镇企业效率的影响。他从产权界定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出发，认为明晰产权通常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条件，却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很多情况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取决于产权的明确界定。因为在市场机制中，行为主体的激励来源于占有财产和获取利润，所以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有私有产权才会产生高强度激励。为此，田国强用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案例作了进一步说明：尽管土地仍然归国家所有，但将努力程度与收益水平紧密结合起来的措施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产权并不是解释中国乡镇企业效率的最关键变量。依照激励机制设计的理论逻辑，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能通过选择恰当的激励机制来使资源配置优化。中国乡镇企业表现出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制度安排满足了激励机制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把个人的收入和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企业经理和职工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等等。 可以认为，斯蒂格利淡和田国强等人的上述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早期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绩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外部环境参数发生变化时，经济学家进而发现，乡镇企业的决策权逐步由地方政府向企业转移（Jefferson et al，1994）。正如田国强同时所强调的，乡镇集体企业作为中国特定阶段特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它诞生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早期阶段。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产权明晰的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可能会越来越小，很有可能竞争不过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企业（田国强，1995）。很显然，仅凭对竞争、激励的强调已不能更深入解释乡镇企业后来的表现。 三、产权配置与民营企业的绩效 尽管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的绩效，但我们知道，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产权配置对效率的改进十分重要。此前有关东欧国家转轨的经验研究表明，在不稳定状态下，市场竞争的潜在功能难以完全发挥，过分强调竞争，会形成新的扭曲。但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案例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究竟是什么抵消了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现实使经济学家们最终认识到产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Grossman－Hart－Moore所发展的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更深入地分析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假说，积累了大量文献，并由此构成中国民营企业研究的主流。 Weitzman－Xu（1994）较早发展了一个有关中国乡镇企业内部产权安排的模型用以解释民营企业的绩效。在模型中，乡镇企业被刻画成一种产权模糊的合作性组织。虽然乡镇企业名义上归社区全体成员所有，但其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乡镇基层政府手中。与私有产权相比，其产权安排是模糊的。然而在中国，它却表现出了与私营企业相近的绩效（Svejnar，1990；Pitt andPutterman，1992；Dong and Putterman，1997）。Weitzman－Xu进而认为，乡镇企业的出色表现挑战了标准产权理论。根据Grossman－Hart－Moore的理论，产权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对一个企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在合约不完备的情况下向相关主体提供激励，并解决组织内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的经验似乎表明，产权的重要性与组织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是正相关的，但这种相关性依文化中合作精神的不同而异。同西方相比，中国高合作精神的文化氛围（自利性动机弱，合作意识强）使得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具有了一定效率。然而，Weitzman－Xu并没有清楚地解释文化作用的机制。如果真是高合作精神导致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效率，那么处于相同文化环境中且产权同样模糊的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对低下就是不正常的（田国强，1995）。很显然，要对中国乡镇企业的独特表现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还应当引入新的变量。 …… 四、企业改制与政府退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1）短缺经济时代结束，经济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2）政治上对私有财产的看法较之以前宽容多了，甚至在形式上开始承认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一个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乡镇企业增速减缓，以及紧接着的大范围改制。此时，文献关注的中心开始转向乡镇企业改制的原因。伴随着地方政府的退出，“模糊产权”这一中国民营企业的标志性特征，也逐渐褪色。蔡防（1995）用一个委托一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乡镇企业改制的动因。他假设地方政府是委托人，乡镇企业经理则被看作代理人，企业绩效取决于对经理的激励和约束。给定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力，其监督效果内生于乡镇企业的数量和个体规模。在早期，企业个数少、经营规模小，加之经理的就业机会较少，企业面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尚不严重。随着地方政府所掌管的乡镇企业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及经理就业机会的增多，监督效果逐渐变差。地方政府只得默许经理人员以灰色收入的形式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以达到激励效果。因为经理所获得的剩余是“灰色的”，具有较高风险，作为补偿，对集体资产的侵蚀在所难免。结果乡镇企业的运作成本日益提高，以企业所有权（在地方政府和经理之间）重新配置为核心内容的乡镇企业改制也由此启动。 至此，整个理论演进的逻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正如人们已经观察到的，随着政府的全面退出，中国民营企业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其内涵越来越接近主流经济学关于“企业”的标准定义。民营企业首先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企业，其特殊性就在于被嵌入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它的一般性会被更多地展示出来。解决了这一关键认识问题后，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似乎开始逐步淡出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最近的文献考查表明，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已开始由“解释问题”向“解决问题”转变。例如，姜长云（2000）对乡镇企业资本短缺问题的研究；张杰（2000）、格雷戈里和塔涅夫（2001）对民营企业融资；习题的研究；范从来等（2001）对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模式和股权结构的研究；Sun（2002）对股份合作制内部治理机制合理化问题的研究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各种经验与对策性研究逐渐成为主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已不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在我们看来，产权已基本明晰的民营企业，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能否尽快成为国家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力量，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很显然，只有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多元化视角才能勾勒出它未来的成长轨迹。如何预测民营企业下一步的表现？随着它的成长将会对整个改革进程施加怎样一种影响？无疑是现实对理论提出的又一大挑战。（来源：经济研究） 范文2：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国的财政分权问题展开研究。财政分权问题涉及到诸多因素，对其研究必须采用多层次的视角。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囿于财政分权的某个局部层面，尚未见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完整理论框架出现。财政分权，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而言，是指通过法律等规范化的形式，界定中央（或联邦）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支范围，并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预算管理权限，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198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股财政分权的浪潮。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199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超过500万的75个发展中国家中，有62个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财政分权改革（世界银行，1997）。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蓬勃兴起，涌现了大量理论文献。这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探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财政分权问题，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后，其财政分权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已有的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文献主要沿着下述几条线索展开： 1.对财政分权和市场化改革之间次序问题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制度变迁意义的财政分权改革肇始于1980年代初“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将中国的财政分权置于其市场化进程的宏观视野中考量，学者们首先对于两者之间的先后次序问题进行了研究。高培勇（2001）认为，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在改革启动初期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贾康（2000）也认为，只有先从财力增量的分配格局入手，向地方政府放权，才能使传统的体制有所松动，为以后计划、物价、工资、企业等方面的改革提供空间。总之，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分灶吃饭”式分权体制的实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是中央出于经济理性主动向地方进行放权让利的产物，其目的是缩小国家干预范围、增强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胡鞍钢和王绍光（1997）虽然也认同先行一步的财政分权对于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他们认为，1980年后的分权化改革并非是中央纯粹按照经济理性所做出的决策。事实上，这种“放权让利”是中国在1979和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增收和减支皆不可行的背景下，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中央被迫向地方妥协的产物。 与前述学者们的观点不同，黄佩华（1991）认为财政分权应当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行，否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盲目发展经济的负面激励。按照黄佩华的观点，中国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财政分权先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且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部门企业缴纳的税利，这就给地方政府提供一种负面激励：大力扩张地方工业规模，实施地区保护主义，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正是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导致了1980年代经济运行的过热。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转型国家的财政分权必须要选择合适的时机，确定正当的顺序，即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应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原因在于，只有先经历市场化的改革，割断政府和企业间的非正常联系，企业才能摆脱政府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接下来再实施财政分权，就可以避免给地方政府提供“铺摊子”的负面激励，更可以有效地实现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诸多收益。杨灿明（1996）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化改革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分配层面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市场分割、区域间交易费用提高及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控制加强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企分开等其他层面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没有把分配问题与整个宏观经济协调起来；其次，也是因为分权改革一开始并没有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作为明确的目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间分权体制的量变。 2.对财政分权和宏观经济运行绩效的研究。总体而言，对于1980年代初开始的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中央向地方权力的下放，地方收入留成比例的提高，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Qian和Weingast，1996；Qian和Roland，1999）。但也有学者指出，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这种激励机制仅仅在沿海地区发挥了作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这些地区带动的。因为这些地区充分受益于外来直接投资的流入、浓厚的企业家传统以及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Young，2000；Tsai，2004）。这一方面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权与经济增长以及分权和宏观经济稳定两个问题上。 （1）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研究。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研究，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研究中衡量财政分权的方法存在着差别。Zhang和Zou（1998）注重于财政资源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用人均省及省以下的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并据此估计财政分权的影响。解释变量中包括了劳动力增长、投资增长以及以实际税率衡量的税收。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与他们的结论不同，林毅夫（2002）等人认为财政分权积极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林毅夫的研究注重于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政策激励的反应，使用边际留成比例衡量财政分权，选择了28个省级政府1970-1993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财政分权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促进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马骏（1997）同样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同的是，马骏选用的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是省级政府的平均留成比例，而非边际留成比例。乔宝云（2002）就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财政资源分配均等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取舍关系进行了探索。他使用中国1985-1998年间分省的有关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分配均等和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正面影响并不是线性的。 （2）与宏观经济稳定相关关系的研究。Rajiv Lall和Bert Hofman（1994）在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时发现，实施财政分权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特殊的双重领导和条块管理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负有双重受托责任。1980年以来开始的放权让利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激励，地方官员的受托责任也产生扭曲：对本级政府负责成为其首要目标，“条条管理”让位于“块块管理”。这种分权所带来的财政后果是，中央收入比重的逐年下滑以及中央对地方财政赤字控制能力的削弱。这些负面的财政后果进而成为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改革是维护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Montinola（1995）认为“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在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展开竞争提供激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保护改革的作用，这主要包括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攫取和其他非正规资源配置能力施加了一种可信的限制。钱颖一和Weingast也持类似的观点（Qian and Weingast，1996），他们认为1980年代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确立了一种“维护市场”的财政分权框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管理本地经济的责任，强化了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改革也有助于消除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钱颖一等人的观点不同，Li和Lin（1999）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改革过程中“维护市场的威权主义”的确立。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实现了在中央政治控制和协调下经济分权化和地方预算自主间的平衡。 3.对财政分权程度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即中国的财政已经过于分权。既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设计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赵志耘和郭庆旺（2005）在研究中所选取的两类指标是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的三个衡量指标中，地方政府的税收控制指数比较小，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较小，其他两个指标——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都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程度已相当高。特别是第二类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的指标，充分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财政高度分权的国家。 国际比较也表明相同的情况。王绍光（1994）认为分权存在底线。通过研究34个国家中央财政收支的情况，他发现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当今世界一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或支出不应低于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比重的50％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某一国家在上述四个方面全部低于这些指标的话，就可以认为超出了分权的底线。他发现，前南斯拉夫在1980年代就超过分权底线，随后即出现了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中国的上述四个方面也低于相应指标，表现为中央政府所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能力十分低下。这表明，中国的“放权让利”改革已经走过了头，超过了分权的底线，需要作出新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才能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 尽管普遍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带来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楼继伟、李克平和项中新，2002），实现了提升“两个比重”的既定目标（高培勇，2004），是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次重新集权化（EraDabla—Norris，2005）。但是，财政分权依然处于过度的状态。由于过度分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没有改善财政资源分配的均等（乔宝云，2002）。姚洋 （2003）也认为，适度的财政分权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中国财政分权由于制度供给的失衡而远远超过了适度的界限，其后果是导致了各级政府对事权的推诿和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在基层的积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机会主义倾向、地方公共品提供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等诸多问题。 4.简要评价和思考。通过对相关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文献的梳理，不难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层面的考量。从研究方法看，以往的研究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实证分析；研究视角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既有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宏观经济稳定等经济领域问题，也关乎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设计等政治、法律问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财政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管理问题。对其研究和处理必须拓宽视角，不能拘泥于财政本身。第二，需要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理论框架。目前，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时，往往直接照搬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缺乏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入考量。传统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其关键性的前提，如成熟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等，在中国并不存在，因此，正如Bahl所言，中国财政分权所获得的“好处”不能用传统的分权优点所解释（Bahl，2003）。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文献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现行财政分权制度安排的弊端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但由于缺乏宏观层面的理论指针，这些政策建议只能是局限于财权或事权划分等方面的零敲碎打式的制度创新，尚未有能够指导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建设进程的系统化的理论出现。这一点也许正是下一步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