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数字鸿沟的研究的论文

影响国家利益承认数字鸿沟的存在，这是全世界共同的观点。但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全球化、信息化当中，民族国家在世界格局中如何占据一定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里，民族国家至少今天看来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就必须考虑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否则，讨论数字鸿沟问题的基础便不存在了。我非常同意朱厚泽前辈的观点，信息文明有二重性。工业文明表现为英国化，信息文明表现为美国化，美国化的信息文明是向全球渗透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另一方面它的文明以恶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好的文明肯定应该接纳，我们当然应该尽快使自己的国家跨越数字鸿沟。同时，对文明扩散中以恶的形式的表现，我们可以坐下来谈判，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讨价还价。今天，人们日益意识到，将来地理意义上的世界地图将让位于以知识等级划分的世界地图，国家之间的鸿沟将越来越大，越来越以知识衡量财富，从而造成社会冲突越来越大。因此，政府应采取各种办法缩小这种差距。今年以来，政府开始谈数字鸿沟问题，但仍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办法。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时代的看法有错位，仍是以物质产品的数量来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我们急需建立一套对各地信息化的指标进行衡量的体系。今年以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网络公司开始与国家有关行业资源结合并真正形成一种产业。但这方面其实国家并没有意识地进行这种资源的积累和整合。互联网实际上就是一场实验，当你在网上乱逛的时候，你的需求已被人了解和把握，这是最为可怕的，然而中国的产业部门是否已真正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网络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重新划分的过程。权力鸿沟谈数字鸿沟不能忽视另外一个鸿沟，即权力鸿沟。中国的现实是怎样的?实际上是数字资本主义和黑帮资本主义相互交错其中,黑帮资本主义是更加触目惊心地存在着的现象。权力的不公正是造成中国贫富鸿沟的实际原因，而不是数字鸿沟。就中国而言，数字鸿沟更多表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整体信息化状态的差距。当我们的经济学家讲“西部开发要网络先行”的空话的时候，不解决制度问题，不正视中国黑帮资本主义的问题，西部开发将会成为一部分官僚瓜分国家资源的又一种说法。黑帮资本主义是在私有化进程中，一些人将公有财产直接转换为个人财产结果。私有化仍是一次权力的瓜分，与普通百姓无缘。这个暴富阶层与低层百姓之间的鸿沟正在加大。这将导致中国在现代社会面临整合的危机。所以，要解决数字鸿沟，就不要以数字鸿沟为名，忽视了中国另外一个现实情况，那就是权力的鸿沟，因为它造成的不平等是更大的不平等。我们看到数字资本主义也对权力鸿沟进行了冲击和消解。数字资本主义是什么?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去年中关村曾有一牌子上写“全世界计算机联合起来，Internet一定要实现”，这句话其实道出了这样一个现实：美国通过养老基金、退休基金形成群体资本，再通过这种群体资本向周边国家投资。这样全世界资产者通过数字化都联合起来了，而无产者好像倒未联合起来。全球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变成福利国家，变成知识社会?就是因为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平等的鸿沟降到最低限度。蓝领工人已成为知识工作者，资本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所谓数字资本主义是以一大帮群体资本为背后支撑的。以数字手段进行渗透的群体资本主义表现在中国就是外资的进入、网络的兴起、电信市场的开放。这其中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规则。数字鸿沟面对数字鸿沟，我提出一个概念叫数字漩涡。这其中的关键是中国如何吸纳全球的资金、技术形成数字漩涡，然后实现跟美国等国高科技领域的互动，而且尤其要发挥华人的力量。今年政府做的八大网站，只是在新闻上提高竞争力，其实这是没有抓到问题的实质。政府应该建立一种成熟的民间的投资体制，使整个中国的民间资源向高科技倾斜，做出一个比较高的门槛，这样，当国外资本进入的时候，有谈判的余地。我们甚至可以采取官督民办的形式，政府出让资源给民间，民间采取一种有比较清晰产权的，有制度保障的体系来整合这种资源。数字机遇八国首脑会议结束后，以日本富士通和东芝为首的全球电子商务企业对话协会成员提出要为非洲50万个偏远村镇提供数字接入等。这些公司勇于承担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重任其实还是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他们确信只有帮助大多数国家成为“网络经济和社会的正式参与者”，才能拓宽公司现有的市场规模。正如思科公司总裁钱伯斯所说，“所有参与因特网革命的公司都有机会去消除这场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鸿沟，同时它们也会最终享受到消除数字鸿沟后所带来的市场机遇。”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认真对待数字鸿沟的风险，积极通过改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来使每个人分享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革命所带来的机遇。一位世行高级官员曾经指出，低收入人群和国家若想分享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革命所带来的机遇，除了需要获得相关的高质量教育外，更为主要的是还需拥有能确保平等享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在国内，网通最近业务十分繁忙，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实达要专门关注硬件业，说明厂商们看到了基础设施市场的美好前景。由此可见，数字鸿沟实际上是一种创造财富能力的差距。中国如何抓住机会实施方法得当的技术融入，跳过这一差距，直接进入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领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但是如果这种融入进行不当，我们就可能完全错过机会。填平数字鸿沟：消除中国数字鸿沟的思考与对策经济时代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文件，“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系指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全球发展和应用，造成或拉大的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群体之间的差距。从发展中国家看，就是由于地区、行业、所有制以及企业规模等差异，存在着的信息不对称。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数字鸿沟成了世人关注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竞相发展和提高信息技术水平，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以尽快提高国家信息能力，从而提高国家综合国力，以便在21世纪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政府把发展信息产业提升到战略地位加以考虑，提出在“十五”期间将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提高信息能力，消除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是我们在致力世界和平与发展、国家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严峻事实。 “因特网的使用能力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不同国家、人群在数字化经济时代发展的差距，在这方面的差距将导致数字鸿沟”。先看南北差距，发达国家平均每千人拥有300台电脑，而发展中国家仅为16台。而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7%，但网络用户却占世界总量的80%。发达国家平均 68人有一人为网络用户，而发展中国家平均440人才有一人上网。在因特网作为全球数字化经济的载体正在全面地对社会经济结构、组织结构、商业模式、管理行为和交易方式、管理体制等诸方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的今天，全球90%的电子商务额被发达国家垄断，发展中国家只占10%左右的份额；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活动的产值已经超过GDP的50%或接近50%，对GDP的增加值更是远远超过了第一和第二产业。中国的数字鸿沟问题也十分严峻。从国际范围来看，中国信息化水平很低。中国国家统计局1999年曾对世界2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能力进行测算（见表1）。结果发现中国的信息能力指数与美、日、澳等信息发达国家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中国得分仅为，仅为美国的 ，日本的。中国信息化水平较低，将影响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并且不利于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与加强。原因在信息化、数字化的新一轮“赛跑”中，南北方国家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赛跑”的结果也只能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不平衡是造成南北国家间数字鸿沟的根本原因。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不平衡秩序在知识经济时代依然没有改变。北方国家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继续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利用对高科技的封锁，使发展中国家很难找到实现“后发优势”的技术平台，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对外贸易时长期处于不公正的、依附的和被剥削的境地。在这种境况下，通过信息技术和知识来创造价值的新经济只能是一种“富国现象”。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搭上了信息革命的头班车，在“知识权力”集中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重组和全球垄断获取“先行优势”，已经牢牢占据了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制高点。由于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风险投资的高回报率，发达国家过剩资本转向内部投资，刺激了国内金融市场的繁荣。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阶段，部分国家尚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时期，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发展中国家肩负双重发展重任，由于外汇拮据、知识和人才的匮乏，没有能力推进信息技术的普及工作、提高因特网应用水平以及建立和利用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E-business)和电子社会(E-society)而被边缘化。并且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穷人被隔离在数字鸿沟另一边。所以，不解决南方国家的贫困化问题，使之拥有进行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教育的基本条件，数字革命”只能是空谈，消除数字鸿沟只能是现代神话，因为正在挨饿的穷人是不可能靠数字蛋糕充饥的。一个国家内的不同阶层、不同地区间存在着经济水平之间的差异性是造成一个国家内部数字鸿沟的重要原因。在美国，贫富差距自1973年以来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信息化进一步推动财富在信息技术所有者、企业家和金融家中的高速聚集，比尔·盖茨等网络巨子富可敌国，无缘或不能掌握网络技术的公民极易沦为赤贫或堕入社会底层。位于鸿沟的不幸一方，就意味着更少的机会参与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在这种新经济中，更多的工作与计算机相关。这同时意味着获得较少机会参与教育、培训、娱乐、购物和交流等可以在线得到的机会。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地区间推进信息化经济条件的巨大差异和不同地区居民之间接触数字新媒体机会的严重不均。所以要消除一国内的数字鸿沟，必须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以消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来缩小国内的数字鸿沟问题。其他一些社会因素也会对数字鸿沟产生深远影响。1998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Closing Digital Divide”（消除数字鸿沟）的发展目标，试图通过大众媒介和其他手段来普及计算机和因特知识，改善低收入人群的受教育条件。然而，后来对公众利用电视媒介实际效果的研究却发现，这方面的工作并不成功。因为克林顿政府普及计算机和因特网知识的努力，的确在低收入和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体产生了传播效果，但是对大众传媒中传播的计算机、因特网知识接触和利用最多的，还是那些相对富裕的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以缓解受教育不平等为目的的大众传播活动，实际结果却是扩大了两者之间的数字鸿沟。造成数字鸿沟的社会因素包括：（1）传播技能上的差异；（2）已有知识存储量的差异；（3）社交范围的差异；（4）信息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的因素；（5）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3] 若干对策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消除南北国家间的数字鸿沟将无法实现，因为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将进一步稳固北方国家经济、技术方面的优势，在整体上扩大与南方国家间的数字鸿沟。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并非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信息革命对那些基础较好并针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他们完全可以抓住数字机遇，在信息革命中取得较大进步，实现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数字鸿沟的目标。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对数字鸿沟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关于“十五”发展规划的建议书开篇就明确指出：“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消除式发展”。中国消除或缩小数字鸿沟的具体对策，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加强落实，理性消除数字鸿沟。要理性消除数字鸿沟，须要做到以下几点：（1）要加强核心技术的科研和开发。数字鸿沟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往往是由于核心技术的差距形成的，并且由于信息产业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国防、安全战略地位，积极研究核心技术，尤其是计算机、通信和微电子技术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显得尤为迫切。在具体实践中要加大资金、人才投入，提供制度保障和促进，发挥“后发优势”，形成集团整体推进，尽快追赶甚至超越国际领先技术。（2）要加强信息化推进制度建设。我国目前的制度建设与大力发展信息化之间具有相当的差距，只有技术领先，没有制度保障和推进，信息化依然很难推进，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国有企业占据最重要地位的大环境下，政府在推进信息化中的作用相较于国外，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推进信息化方面，政府需要从宏观上加以引导，综合规划发展布局，保持适度超前的发展战略以及信息化制度的稳定性和统一性。（3）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可信息化程度。信息化发展是国家的大政方针，是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推进信息化必须站在产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调整多个产业的关系，全面、整体推进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另外，根据不同的地区的不同状况分地区分阶段逐步实施信息化推进战略，避免盲目跟风，盲目发展。第二，大力借鉴国际通行的政策，参考他国成功举措，走中国特色的信息化之路。第三、积极响应和参与国际组织为缩小和消除数字鸿沟方面的工作，并为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而斗争。学习创新现在的问题是存在一道数字鸿沟。首先，这里是否存在着一条沟？这是一个事实判断；第二，怎么会形成这条沟？原因在哪里？这是科学分析；第三，这条沟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不好？这是价值考虑；第四，有没有可能和办法减少或者消除这条沟？这是对策考虑。这也许是我们这次会议“关注数字鸿沟：公众理解信息技术高级论坛”所关注的问题所在。这里既存在许多观念概念上的理论问题，也有许多实践层次和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其实，早就有人担扰，信息革命和信息化可能将带来一个贫富严重两级分化的世界，并将进一步拉大全球的南北差距，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社会不均现象。随着数字化过程的加速，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已经并将会继续加剧，马太效应更加明显、突出，这就是数字鸿沟，而且还在加大的数字鸿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实系主任迈克尔·德图佐斯在他1997年著的《未来将是什么：信息世界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What will Be How the New World of Informatiou will Change Our Lives)一书谈到信息造成或贫富差距时说：“一个富有的国家有一揽子丰富的经济商品和服务。因此，它高度重视信息和信息服务的价值，原因是有那么多商品是由它们导致的。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电脑硬件和软件以及组织内部进行的信息处理大致构成GNP的10%。在孟加拉国，这个份额远低于相差 100倍。”可以相信，不发达国家的状况大致如孟加拉国相仿，有的甚至差距更大。这种差距大家都看到了。情况更糟的是，这些不发达国家在能够考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之前，更需要解决基本的居住、生存和交通的基础设施。对他们来说，奢望跳过工业阶段，从农业阶段直接跃入信息阶段，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结论是：如果信息市场放任自流，便将增大富国和穷国、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也即是数字鸿沟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为不使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必须提出具体的倡议和计划，能让穷国更多地得益于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八国首脑会议通过《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提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消除信息差距。可消除差距，富国和富人应当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穷国和穷人发展信息技术的，并从中受益。不重视这一点，贫富差距就将扩大，也将加剧鸿沟两边的人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对和平与发展极不利。但是，消除数字鸿沟要完全靠富国和富人无偿地支援穷国穷人也还有许多问题。例如，发达国家发明一种治疗艾滋病药物，需花5-7亿美元，3-5年时间，从10000多种可能的药物中最后得到一种药效好的药物，要投资商白白送给穷人，投资商本赢利的目的就达不到了。所以要全靠发达国家援助是很难的。数字技术的开发也有相同的情况。关键要靠穷国和穷人自己的努力。首先，在中国组织机构的文化与实施信息与通信技术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矛盾。中国的组织机构模仿家庭模式，实行家长制，在具体操作上存在严重的权力分配不平等，叫“权力距离维度”(Power distance dimension)，由于信息与通信技术会增加透明度，从而会对高层人员构成威胁。这种文化上的积淀影响高层管理，对信息关注产生不同的态度。从而影响到文化内容的传播。这里存在着一个体制、机制以及文化环境的差异问题。其次是缺乏技术工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双重性，一边无技能的劳动力大量过剩，一边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严重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短缺不利于技术转让和技术扩散。由于我国追赶发达国家的愿望十分强烈，引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是国外最先进的，但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低，组织结构又不合理，难以真正发挥最新技术和设备的作用。第三是组织结构制度和管理技能。“中国的组织机构中缺乏合格的有能力管理者，这仍然是在公司中促进和扩散信息与通信技术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引进的先进技术与组织内部低水平的管理技术之间非常不匹配。难怪王选教授多次强调：“中国现代化最缺乏的是管理现代化”。朱镕基总理多次指出：“管理科学是兴国之道”。这里首先还有历史的原因，我国经济基础差，起步晚(相当于一个小孩刚学步就要参加百米赛跑一样难)。这里所谈的原因是当前阻碍着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数字鸿沟有消除或差距的缩短。克服阻碍需要作各个方面的努力，但有一个基础性的方面是学习和创新。虞有澄在他的《我看英特尔》一书中的前言用的就“无尽的成长与学习”，结论是“学习——成功之道”。他的体会是：“永无止境的学习，追求技术创新的极限与勇于尝试错误是多么重要！”北大王选教授体会更深，他总结出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是“高科技产业的基础是在于学习和求变”。“学习与求变”就是“学习与创新”。(王选：虞有澄著《开创数字化未来》序三)，学习创新“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是知识经济成长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