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对等理论文化负载词研究

“功能对等”，就是说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对等。功能对等理论由美国语言学家尤金·A·奈达（Eugene Nida）于1969年提出，奈达是一位著名的结构主义语言大师，本身也是有重要地位的语言学家，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

但这位在学术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偏偏远离学术重镇，默默地在美国圣经协会供职半个多世纪。他一生的主要学术活动都围绕《圣经》翻译展开。在《圣经》翻译的过程中，奈达从实际出发，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翻译理论，最终成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

功能对等特点

如按照英汉两种语言字面上的对等来翻译，原句译为“他靠传染来思维，像感冒一样获得思想”，这样，原文的真正意义就无法清楚地表达。事实上，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与英文对等的句型来表达同样的内涵。

于是，译者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即用目的语中相应的词汇直接说明、解释原文的内涵，以使译文读者更易接受译作。

根据奈达的翻译理论，文化差异的处理是与从语义到文体将源语再现于目的语紧密相联的。只有当译文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都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精神时，译作才能被称作是优秀的作品。

说起林语堂的翻译，不得不提起另一位与他相关的重量级人物：鲁迅。20 世纪初的中国文坛，同时期的两位大家鲁迅和林语堂，却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南辕北辙、相去甚远。林语堂指责“以佶屈聱牙之文以飨读者”为不明译者对读者的责任，而鲁迅也对“每月说出两本幽默来”觉得十分可笑。那么为什么曾有过两次“相得”，共同经历过新文化运动，曾在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辩论中立场相同的两个人，竟在译学这一领域针锋相对呢？他们的不同在何处？应如何看待？其实对翻译问题的争论古已有之，在西方，翻译理论经过了漫长的传统阶段后，学派林立，高潮迭起。尤其是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随着跨学科的蓬勃发展，层出不穷的新观点、新理论更是从各方面突破重围，令人耳目一新。德国功能派学者Hans Vermere 为翻译理论找到了一个第一准则：文本目的。在这一理论下，“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过程”。[1] 目的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进入90 年代，翻译更是在各种思潮的推动下出现了文化转向，像Lefevere和Bassnett 等学者开始“把翻译放在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2] 把翻译与权力、思想意识、制度等联系起来，触动了翻译的政治经济基础。与此同时，译者的主体地位也随着作者的死去开始彰显，克服了其边缘文化的地位，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译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抉择与创作。总之，这种百家争鸣的状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促使我们从各种角度重新审视翻译现象。本文从这些新的观点出发，对鲁迅和林语堂的翻译观点做出大概考察与比较，并探寻促使他们走上不同道路的目的因素、文化因素及个人因素。功能对等翻译理论是指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功能对等理论由美国语言学家尤金·A·奈达（Eugene Nida）于1969年提出，奈达是一位著名的结构主义语言大师，本身也是有重要地位的语言学家，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但这位在学术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偏偏远离学术重镇，默默地在美国圣经协会供职半个多世纪。

目前，国外在文化负载词方面的研究热度非常高。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如何更好地理解和挖掘语言中的文化负载词以及如何利用负载词的方法来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等问题上。比如，研究者Barbara Weidenbaum在《英语文化加载词的跨文化沟通》一文中探讨了英语文化加载词如何在不同文化间架起桥梁，以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研究者Martha C. Pennington和Kyung-Sook Lee也在其《英语文化负载词的概念测量》一文中研究了如何对英语文化负载词进行概念测量，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化负载词。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关于跨文化沟通中文化负载词的研究，如研究者Tiffany A. Burley和Karen A. Ritchie的文章《英语文化负载词的跨文化研究》，以及研究者Adam W. Gerber的文章《文化负载词在跨文化沟通中的研究》。总之，近年来国外对于文化负载词的研究非常活跃，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为进一步深入探索文化负载词提供了基础和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