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学论文研究意义

《白鲸》的象征意义探析摘要:麦尔维尔是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最显著的艺术特色是象征手法的运用。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的白鲸莫比·迪克、捕鲸船裴考德号、船长亚哈等形象来探讨其象征意义。关键词:莫比·迪克;裴考德号;亚哈;象征意义《白鲸———莫比·迪克》(Moby—Dick)是赫尔曼·麦尔维尔最杰出的作品,是美国文学中的一部经典性著作。小说叙述了一位名叫亚哈的捕鲸船船长率全体船员与捕鲸水手,追捕一条叫作莫比·迪克的白鲸的故事。莫比·迪克是一个令人心惊胆战、凶残狡猾的海中怪物,凡是捕鲸的渔民莫不闻风丧胆,谈鲸色变。亚哈的一条腿就是被它吞噬掉的。因此他决心捕杀白鲸,报仇雪恨。捕鲸船在大海中日夜搜捕,终于和白鲸遭遇。经过三天的追踪,白鲸终于被鱼叉标枪所击中。发狂的白鲸撞翻了渔船,船长亚哈被鱼叉标枪上的绳索缠住,一起卷入海中,最后两败俱伤,船沉人亡,只有船员伊什梅尔生还,向我们讲述这个悲壮的故事。《白鲸》这部小说大量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其中的许多人物景观几乎都具有多层次的象征意义。作者正是通过多重奇谲的象征事物来表现他对哲学、社会、宗教等问题的深刻思考。陆地和海洋是小说中一对相反相成、内蕴丰富的象征物。一方面,陆地象征着安闲舒适,海洋象征着凶险莫测;陆地代表着封闭自足,海洋则代表着冒险求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陆地也象征着使人丧失精神生活的人类文明,而海洋则代表未受人类文明污染的原始文明的保留地。与此相映,航海远行既可象征探索与发现的心灵历程,又可象征返璞归真的精神之旅。“烟斗”是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及的另一重要意象,它的基本寓意是现实生活的日常享乐。借此寓意,作者揭示了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心态。当以实玛利和魁魁格分享同一支烟斗的时候,不仅表明他们是在享受生活,而且象征他们已结成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友谊;二副斯塔布整天烟斗不离嘴,象征他是一个注重物质生活享受的人;亚哈船长把烟斗扔进大海,则象征着他要放弃享受,下定决心去追捕白鲸。“裴考德号”捕鲸船的象征意义更为丰富。它代表人类生活的世界舞台,象征执著探寻自然界秘密的美国精神;代表原始文化的一叶方舟,象征基督教对其他“落后”文化的统治之地;又由于“裴考德”取自被灭绝的印第安部落之名,所以它还可以象征邪恶的人类世界必遭毁灭的命运。这部小说的象征意义无处不在,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地加以探析。一、白鲸莫比·迪克的象征意义莫比·迪克是一条带有传奇色彩的白色巨鲸,小说就以这条巨鲸的名字命名。“异教徒水手”把它当成海怪,疯子迦百列把它当成镇教神的化身,亚哈把它当作自己的仇敌,以实玛利则认为它代表着残酷的空虚和宇宙的浩阔。白鲸莫比·迪克有着“雪山一样的背峰”,它天生使人畏惧“,它突击的时候,一再表现那种无以伦比的充满机智的阴险”。它常常在大海里翻腾,施展出可怕的暴力,它曾使无数的捕鲸者葬身大海。它无处不在,并且会在同一时间里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连魔鬼本人也领悟不了它的真相”。它是不朽的,人们的铁叉对它毫无伤害,它身上插遍了铁枪头,却还能安然无恙地游来游去。“白鲸”在这里成了一种超然的对人怀有敌意而又难以征服的神秘力量,进而它又被人们理解为世间一切“恶”的化身———凡是一切最使人狂怒和痛苦的事情,一切附有恶念的真理,一切使人焦头烂额的东西,一切有关生命思想的神秘而又不可思议的鬼神邪说,一切的邪恶等等,都是莫比·迪克的明显化身。若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去理解和阐释白鲸的象征意义,这白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象征着那庞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与生产者相对立的那种力量。正如批评家安妮特·鲁宾斯坦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要在船上提取并储存油脂,捕鲸船实际上就成为一座流动的工厂。它是一种将现代企业与极权的君主制相结合的组织形式。”白鲸这个尚不被理解而又威力无穷的怪物,实际上是作者对资本主义强大的生产力既感到不可理解又感到恐惧不安的心理的真实反映。也表现出他对处在这一变动时代的人类命运的忧患意识以及他们处境的深切同情。白鲸同时又是上帝神力的象征“,在它那硕大柔和的头顶,由于它那无法言传的沉思默想而挂着一顶雾气重重的华盖,而这种雾气……你有时看得到又被……彩虹耀得光辉灿烂,仿佛上天已经批准了它的思想似的”。白鲸还是大自然的化身。这样,小说的象征意义在于表明:人类如果一无止境地疯狂掠夺大自然,必将被大自然所埋葬。我们今天看到写于一百五十多年前的《白鲸》,不禁为其中的英雄感到遗憾,但是我们要从中得到启示和教训。其实白鲸对亚哈及“裴考德号”的报复,就是由于人类不加节制地滥砍乱伐山林、滥杀动物、污染环境等行为,使得人类的生活环境受到了极大威胁。人虽然可以征服自然,但人类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否则人类就会像亚哈一样,也要付出沉痛的代价。人类不可能离开自然独立地生活,没有自然就没有人类,人类必须要和自然和谐共处。就是说,人类不能单独复兴,一定要有自然的繁荣才能生存。一百五十年前的麦尔维尔已经预见了常人之未见。亚哈的“报复”行为的确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深思。在科技经济愈发发达的今天,我们更要学会保护自然,保护环境,要和自然和谐共处,这样人类才能够继续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二、裴考德号及全体船员的象征意义《白鲸》描写的是一艘名叫裴考德号的捕鲸船在船长亚哈的带领下追击白鲸的故事。从表面上看,全书的焦点似乎集中在船长亚哈和白鲸莫比·迪克之间不共戴天的仇恨上,但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部曲折离奇的探险小说。小说中裴考德号全体船员向白鲸一步步的逼近以及他们的最终灭亡,象征着人类在社会、自然以至宇宙中的命运。而作者正是通过象征主义来表达他对人类命运的忧患意识。显然,裴考德号及全体船员的悲惨下场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的。首先,这艘船的名字本身就象征着灭亡。裴考德是美国印第安人一个种族的名字,在美国被白人殖民者占领以后,许多本土的印第安人部落和种族在和白人殖民者的冲突中被消灭了。裴考德就是一个已经被白人消灭了的种族。赫尔曼·麦尔维尔用这个名字来命名捕鲸船,象征着它必定灭亡的悲惨下场。其次,因为全书的叙述者伊什梅尔是这艘遇难船上的唯一生还者,他的叙述只是将业已酿成的灾难复述一遍而已。正如伊什梅尔所说的,船员们做着一切努力,千辛万苦地穿过那无垠的大海,只是为了奔赴他们的死期。他们天涯海角地跟踪、追逐,只是在搜索那条最终会毁灭他们的东西。作者安排唯一的幸存者来讲述这个故事,预示了裴考德号及全体船员的悲惨下场。三、船长亚哈的象征意义船长亚哈是白鲸的对手,那他又象征着什么?他是企图摧毁美和善的邪恶的代表,还是人类反抗的英雄?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主宰而徒劳地与宇宙力量抗争的狂徒,还是敢于搏击邪恶、探索宇宙秘密的勇士?亚哈为了报私仇,一意孤行,无视船东们的利益,置船员的生死于不顾,并且,他对水手们进行威逼利诱,最后使所有的船员除了伊什梅尔生还外,其余全都葬身大海。亚哈在这里成了比白鲸还要邪恶的魔王;他代表了人类意识中邪恶和黑暗的部分。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以理性和道德为原则,而是被本能冲动所左右,这就必然要酿成悲剧。船长亚哈与《旧约全书》中那个刻毒的复仇国王同名,而那位告诫船员们提防亚哈的老水手则被人叫做伊莱贾。亚哈从他的狭隘心理出发,认为白鲸咬掉他的大腿是出于一种险恶用心,是蓄意与他为敌。因此,他必须与这条孽鲸决一高低,来求得自己心理上的平衡。为了复仇,他可以违背船主的利益私自追杀白鲸;为了复仇,他不惜重金悬赏,花言巧语蛊惑人心;为了复仇,它采用威胁逼迫的手段让全船水手绝对服从他的意志;为了复仇,他甚至置全体船员的性命于不顾,孤注一掷,死不回头。他就像一头发疯的野兽,一步步走向了悲剧的结局。但是,亚哈又是一个敢于反抗神明、反对旧规习俗、英勇无畏、百折不挠、经验丰富的船长。他“跟可怕的大海斗争了四十年”,他有着“高尚的灵魂、伟大而古朴的心胸”。他操鱼枪敏捷而又准确,他曾刺中过无数条大鲸。他遭受过挫折,但他永远不会被击败。这时,他又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他像拜伦笔下的该隐那样背叛天意、铤而走险;他又似歌德笔下的浮士德那样永不满足、探索不止;他还像弥尔顿笔下的力士参孙那样义无反顾地与敌人同归于尽。因此,亚哈的性格是多重的、矛盾的。这一形象的象征意义也是复杂的、朦胧的、难以把握的。在他身上,善与恶并存,美与丑相共。四、亚哈追击白鲸的象征意义船长亚哈对白鲸莫比·迪克着迷似的追击也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要看我们对于白鲸和亚哈的理解而定。如果说白鲸是邪恶的象征,那么此时,亚哈就是人类的英雄,他追击白鲸的过程就是人类对于邪恶的挑战,对于厄运的不屈服。而亚哈的永不放弃也正是人类面对邪恶时所具有的不屈的斗争精神的体现。如果说白鲸是大自然的象征,而亚哈则代表着黑暗的资本主义,那么此时亚哈对于白鲸的追击就是人类无节制掠夺大自然的过程,他及其船员最后的死亡命运就是大自然的复仇。但是无论怎样分析,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亚哈与白鲸之间的矛盾正是人类与自然、善良与邪恶、美好与丑陋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也正是促使人们不断觉醒以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白鲸》是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的全面总结,它描写了捕鲸工人的辛勤劳动和智慧,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实际上,对于“白鲸”的象征意义众说纷纭:有人把它看作“善”的象征,有人认为它是“恶”的体现,还有人说它是不善不恶的永恒的大自然的代表。在作者的笔下“,白鲸”颇有神秘主义色彩。小说中所使用的象征手法还有很多,这种写作手法的使用使这篇小说意义深远,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它被称为是一部“可以让读者任意理解的”巨著,深受读者和现代评论家的赞美。———————————————————参考文献:〔1〕程爱民.美国文学阅读教程[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李宜燮,常耀信.美国文学选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3〕杨起深.美国文学选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4〕马晓颖.复仇的代价———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评介[J].中国电力教育,2006.〔5〕孙建民《.白鲸》:一座深邃神奇的艺术迷宫[J].域外视野,2006,(10).〔6〕卢洁琼.试论《白鲸》的象征意义[J].宁波工程学院学报,2007,(9).〔7〕刘杰.论《白鲸》中的象征意义[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3).(

英美文学英语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例

一、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一)课题研究来源

在考研过程中遇到类型相关的题目，本人很感兴趣，于是确定选择该题。

(二)课题研究的目的

本文通过对《呼啸山庄》中象征主义，来叙述《呼啸山庄》中文明与自然的冲突。

(三)课题研究的意义

艾米莉·勃朗特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着名小说家和作家，是着名的勃朗特姐妹之一， 也是三姐妹中最具天赋的一个。她一生只写了一部小说《呼啸山庄》，但是这部伟大的作品却使她扬名于世。通过《呼啸山庄》，艾米莉·勃朗特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通过写两个截然不同的家族，三代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充分表现了维多利亚时期文明和自然之间的冲突以及怎样反映了艾米莉·勃朗特对自然的偏爱。小说中自然和文明冲突不断，艾米莉·勃朗特在小说中多次运用对比和象征来表现此冲突，例如，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的冲突，凯瑟琳两种不同的爱情观的冲突。这种冲突正是基于艾米莉·勃朗特对自然异于常人的热爱和当时现代文明盛行的背景。英国文学史上着名的三姐妹从小生活在荒原上，自然在她们心中是神圣之物，这点很像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的观点。并且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沃兹沃斯和柯律利治等着名诗人影响，自然，情感和哥特式元素在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艾米莉·勃朗特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维多利亚时代，当时的人们以自然之情为基础的生活受到现代文明的激烈冲击。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艾米莉·勃朗特看到了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罪恶，内心更加执着于对自然的喜爱。 因此，要想真正读懂这部伟大的着作，就必须要了解小说中艾米莉·勃朗特对自然和文明的观点。只有了解艾米莉·勃朗特对自然和文明的态度，才能真正明白在这爱恨情仇下有着更深刻的寓意-人类生活应该顺应自然和本性。通过《呼啸山庄》中自然和文明的从图矛盾，由此来叙述《呼啸山庄》中回归自然的观点。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1.陈茂林从艾米莉·勃朗特所受的自然的影响来分析，他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呼啸山庄>的生态批评》认为《呼啸山庄》是一部自然颂歌。小说中自然有着独特的作用，它使人精神放松，包容所有人，它似乎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灵魂，分享着人的痛苦和换了。作品表达了作者对自然的深深热爱，同时也反映了自然和文明的冲突和矛盾。 叶利荣则在其《追寻自我的历程--<呼啸山庄>主题探析》一文中提出：艾米莉·勃朗特在小说中塑造的两个富于激情和叛逆的人物形象--希斯克里夫和凯瑟琳，展示了他们在迷失之后寻找自我回归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处于自我冲突中的人的内心世界。他们充满抗争的一生是生命个体追寻自我历程的真实写照。

2. 王宏洁则在《自然与文明的冲击》中认为，自然和文明的冲突矛盾也就是《呼啸山庄》中的其中一个重要主题。自然，要求人们生活需要顺从内心情感和自然本性，得到自然错给予的舒适和自得。而文明，则是不同于自然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要求人们生活遵从道德和理智。文明由此带来了物欲横流的社会以及追逐自身利益的人类，因此纯净自然之人被文明所污染。而自然不会随着文明的出现和进步消失，自然会一直存在。所以自文明诞生开始，文明和自然的冲突就不断。

(二) 国外研究现状

1.英国着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九一六年就写过《〈简爱〉与〈呼啸山庄〉》一文。她写道：“当夏洛蒂写作时，她以雄辩、光彩和热情说我爱,我恨,我受苦.她的经验，虽然比较强烈，却是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在同一水平上。但是在《呼啸山庄》中没有 我,没有家庭女教师，没有东家。有爱，却不是男女之爱。艾米莉被某些比较普遍的观念所激励，促使她创作的冲动并不是她自己的受苦或她自身受损害。她朝着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望去，而感到她本身有力量在一本书中把它拼凑起来。那种雄心壮志可以在全部小说中感觉得到--一种部分虽受到挫折，但却具有宏伟信念的挣扎，通过她的人物的口中说出的不仅仅是我爱或我恨,却是我们，全人类和你们，永存的势力……这句话没有说完。”

2.英国进步评论家阿诺·凯特尔(Arnold Kettle)在《英国小说引论》一书中第三部分论及十九世纪的小说时，他总结说：“《呼啸山庄》以艺术的想象形式表达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精神上的压迫、紧张与矛盾冲突。这是一部毫无理想主义、毫无虚假的安慰，也没有任何暗示说操纵他们的命运的力量非人类本身的斗争和行动所能及。对自然，荒野与暴风雨，星辰与季节的有力召唤是启示生活本身真正的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呼啸山庄》中的男男女女不是大自然的囚徒，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而且努力去改变它，有时顺利，却总是痛苦的，几乎不断遇到困难，不断犯错误。”

三、 课题研究内容及创新

(一)课题研究内容

艾米莉·勃朗特在《呼啸山庄》中多次运用象征主义，例如，呼啸山庄和西斯科拉里夫与儿时的凯瑟琳代表自然，他们崇尚自由，顺应自然和暴风雨似的生活原则而与呼啸山庄对立存在的画眉山庄以及林顿家庭则代表文明，他们彬彬有礼，服从一切社会原则。自然和文明表面风平浪静一直到西斯克里夫和凯瑟琳偶然闯进画眉山庄，于是冲突不断。凯瑟琳的自然之情开始受到文明的真正挑战，她开始背叛自己的内心情感，越来越像淑女，最终她舍弃对西斯克里夫的真爱嫁给埃德加·林顿，表面上文明占取了绝对优势。但是婚后的凯瑟琳被内心的自然之情折磨致死。而西斯克里夫也因为凯瑟琳的背叛自然性扭曲到极端，他变成了复仇的恶魔。文明的侵犯使人性扭曲，约束人的真实自然之情，造成了悲剧。尽管文明带来了进步，但是文明却扼杀了人性。最终，艾米莉·勃朗特让西斯克里夫在死前打开阻碍之窗-文明，让两人的游魂在荒野间游荡。种种表明艾米莉·勃朗特对两人爱情的同情以及要求人顺应人性，重返自然的思想。 本选题拟从三个部分加以阐述：

1. 自然和文明的定义

2. 自然和文明的较量： a.自然和文明的象征：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西斯克里夫和林顿及其哈的顿 b.自然和文明的斗争：凯瑟琳的爱情选择和西斯克里夫的疯狂报复导致人性的扭曲

3. 结论 人应该顺从自然，归顺自然。文明的侵犯使人性扭曲以及给人带来毁灭性的灾害。

(二)课题研究创新

本文主要通过对《呼啸山庄》中象征主义的运用，来解析自然和文明的冲突。艾米莉·勃朗特不仅塑造两个截然不同的庄园，分别代表自然和文明，还赋予住在两个山庄中类似他们山庄的性格，通过他们的对比以及他们交织时所产生的.矛盾分歧来说明自认和文明之间的对抗。

四、课题的研究方法：

本选题拟采用多种研究手法，然后再结合定性分析研究法、综合查找法、归纳法、翻译法、文献综述法、文献检索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加以详述。主要包括： 1、定性分析法：根据主观的判断和分析能力，推断出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趋势的分析方法。 2、归纳法：通过许多个别的事例或分论点，然后归纳出它们所共有的特性，得出一般性的结论。 3、文献法：即历史文献法，就是搜集和分析研究各种现存的有关文献资料，从中选取信息，以达到某种调查研究目的的方法。 4、文献综述法： 即针对某个研究主题，对与之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对所负载的知识信息进行归纳鉴别，清理与分析，并对所研究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已取得的研究状况，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的趋势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叙述，评论，建构与阐述。其中，确定一个研究主题，收集整理专题文献，阅读与挖掘文献内容，清理与记述专题研究状况，建构与阐明专题研究发展趋势。

五、 研究计划及预期成果

(一)研究计划

4月15日-4月18日：指定论文指导教师，学生选定题目; 4月19日-4月25日：完成任务书部分和开题报告; 4月26日-5月12日：完成论文第一稿; 5月13日-5月22日：完成并上交论文第二稿; 5月23日-5月31日完成论文三稿(5月31日上午11点之前上交，以便答辩老师阅读)，指导教师分组阅读论文，师生做好答辩准备; 6月1日-6月9日：论文答辩(答辩后，学生对教师提出的意见要及时修改，以便装订论文终稿)。 6月10日-6月12日：二次答辩及论文装订、成绩评定。

(二)预期成果

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进度提交一份具有一定的理论或应用价值的，字数在5000英文 单词左右、英美文学方向的的学术论文。

六、 参考文献：

[1] Bronte Emily. Wuthering Heights [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Cecil, Victorian Novelists: Essays in Revaluation. . 1934

[3]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着，方平译。呼啸山庄[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4] 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着，宋兆霖译。勃朗特两姐妹全集[M].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5] 陈茂林。 --回归自然 返璞归真《呼啸山庄》的生态批评 [J]. 外语教学。 2007(01)：69-73

[6] 栗华。 “野孩子”的爱与恨--对《呼啸山庄》意象和主题的一种阐释[J]. 北方论丛。 2001(6)：80-83

[7] 裴双。 --人类应有的前行姿态论《呼啸山庄》对野性与文明的取舍 [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4)：80-85

[8] 邵旭东。 何以写出《呼啸山庄》?--也谈艾米丽·勃朗特创作源泉问题[J]. 外国文学研究。1996(04)：7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