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干部研究生论文

[摘 要]党的十九大对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在新形势下，纪检监察工作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国有企业纪检工作通过对企业各层级的监督监管，促进企业规范管理和自我完善，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文章探讨了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关键词]新形势；国有企业；纪检监察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8）05-0074-02引言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很多国有企业经过改制，引入了很多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都开始在新的历史时期走在了不断深化改革与科学平稳发展的道路上。在当前企业经营管理新形势下，做好国有企业执纪办案工作，加强执纪办案力量建设，全面构建反腐败信息平台，建立案件监督管理机制，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办案的治本作用，对促进企业经济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一、做好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作用1、有效的完善相应的检查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和业务范围都在进一步的扩大，而与此同时，我国的国有企业内部也出现了很多腐败问题，这些问题与纪检监

试析高校廉洁文化教育中的协调机制高校作为思想的宝库、培养人才的摇篮、文化的中心和社会精神的先导,其地位决定了在高校开展廉洁文化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高校开展廉洁文化教育有利于净化校园文化,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有效遏制和清除各种腐败现象;有利于优化校园环境,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素质人才;有利于构建和谐校园,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保证。为确保高校廉洁文化教育活动健康、有效地运作,研究高校廉洁文化教育的协调机制显得十分必要。一、当前高校廉洁文化教育中不协调因素的表现当前,廉洁文化教育正在被高校人所理解和重视,一些卓有成效的教育举措正在各高校展开,但是具体实施中存在一些难点和困惑,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狭窄的廉洁文化教育内容与丰富的校园文化内涵不协调一些高校师生往往将“廉洁文化”等同于“廉政文化”,认为廉洁教育是政府官员反腐倡廉的问题,似乎对学校师生来讲“官员生病,百姓吃药”的现象,因此在认同上产生种种偏差。实际上,廉洁文化不同于廉政文化,远远超出“官德”文化的范畴,它是社会及社会成员对廉洁行为和廉洁价值观的一种普遍的认同、接受和弘扬;它要求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文化建设,并成为文化建设的主体。高校廉洁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亚文化,体现在:一是行使公共权力者的行为思想上,如:克己奉公、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以权谋私、不贪赃枉法;淡薄名利,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更有共产主义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格等等;二是表现在高校成员对廉洁价值的识别、判断、价值取向上。进而帮助人们自觉形成良好的廉洁文化修养和生活方式;三是表现在高校人对学校规章、制度与国家制度、法律的对连接以及其运行效果上,也就是亚文化对于主流文化的响应。如果单单从廉洁从政的角度去要求高校人,就显得与身边的校园文化建设渐行渐远。2.单一的廉洁文化教育层次与高校复杂的人员组成不协调目前高校的廉洁教育的实施,往往追求活动规模,动辄全校师生参加,似乎显得很重视,但同时是以牺牲教育效果为代价的。如一些学生与职工一起观看了腐败案件的分析录像,没有得到应有的警示作用,反而对一些行贿的细节津津乐道,过早受到社会阴暗面的影响。高校是较为复杂的一种组织形式。在行政管理呈现出科层机构的纵向结构,同时存在着学术权威和学术研究的横向结构。在主体对象上存在着教师队伍、管理人员、学生三大群体。由于目的与工作的不同,三大群体在生存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尽相同,必须考虑到生存环境的不同,各自实施切合实际的教育方式。高校人员按工作性质和承担的任务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党政干部(科级以上干部),二是教师、科研人员和一般职工,三是各类学生(成教生、本专科生、研究生)。与此相适应,高校廉洁文化教育亦分为三个层次,对高校党政干部(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廉洁文化教育,要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宗旨,以廉洁勤政为主要内容,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群众观、利益观为重点,在党政干部中形成廉洁奉公、清风正气的文化认识模式和行为模式;广大教师、科研工作者和一般管理人员肩负着培养人才、服务学生的目的,要以职业道德为主要内容,以岗位育人、教书育人、服务育人为重点,形成廉洁从教、奉公尽职、开拓创新的良好风气;学生是受教育的主体,对他们进行廉洁文化教育,要以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为目的,以“敬廉崇洁”、“诚信守法”为主要内容,不断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建设者。3.纪检部门的“单打独斗”与廉洁文化教育整体推进的要求不协调廉洁教育的实施主体常常被认为是纪委一个部门的事情,甚至是领导干部的事情,廉洁教育实施的整体合力尚未体现出来。廉洁教育要结合对大学生进行的“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爱国主义为重点”、“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有机融合,廉洁教育内容在大学生“法律基础”“思想品德”等思政课程中要进一步体现。目前廉洁教育的实施往往显得特例独行,没有一定的制度去长期规范,广大教职工、学生的主动接受的程度还要继续提高。由于当前很多高校处于多校区运行的管理模式,还要注意到各校区的文化氛围的差异,注意平衡不同学院的教育实施的方式。4.高校内部实施步调滞后与全社会对廉洁文化教育重视程度不协调在学校开展廉洁文化教育已成为全球的共识。2003年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廉洁文化纳入“中小学和大学课程在内的公共教育”的内容。在我国,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廉洁文化教育高度重视,指出:“积极推进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把廉洁教育与学校德育结合起来,着力抓好青少年廉洁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为落实《实施纲要》和《意见》的精神,教育部在全社会启动实施了“廉政文化进校园和加强青少年廉洁教育”的活动。当前多数高校已经有意识地在师生中开展了廉洁文化教育,但是还停留在一种临时性的活动,如何长久地将廉洁文化教育制度化,并融入和谐校园的建设中,如何采取形式多样、措施有力、影响深远的教育举措还值得高校人深思。高校廉洁文化教育作为社会廉洁文化教育的组成部分,就是按照党中央对社会廉洁文化教育的总体要求对高校进行系统的廉洁知识、廉洁精神、廉洁价值观的教育,使广大师生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敬廉崇洁”的共同理念和行为模式。在全校范围的教育活动,要做到必须协调两方面的运行结构,使得在贯彻落实上做到全员动员。二、高校廉洁文化教育中协调机制的实施在高校建立健全廉洁教育协调机制,对于化解具体实施中存在种种不协调因素显得十分重要。1.高校廉洁文化教育协调机制的运行在廉洁教育的实施中,要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贯彻落实为依托,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思想教育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及其相关部门各负其责,广大干部师生共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高校领导体制下,党委对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廉洁文化教育的实施是第一责任单位。党委班子应高度重视廉洁文化教育的组织、安排,并将此项工作融入学校的中心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考核。各二级党委承担学校的具体工作,切实将廉洁文化教育落实到位,落实到人。统一的组织领导体现的是管理职能,能够有效规避一些单位和个人观望、被动的心理状态,督促各级单位将廉洁教育与学校中心工作密切配合一起实施。二是明确工作分工。明确的分工是多部门进行竞争、合作的基础。党委办公室负责统筹各二级党委的教育活动,督促各党委加强对学院教师开展经常性的廉洁教育、组织提醒教育等;纪委办公室根据新形势,结合学校特点负责制订每学年或每学期的活动的主要内容,并负责对廉洁教育的实施情况进行指导、巡视和考核,并重点做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廉洁教育工作。宣传部负责将廉洁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引导教职工牢固树立廉洁奉公、岗位育人、服务育人的思想,不断探索廉洁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有效方法,促进大学生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协调发展。团委应有意识地把廉洁教育纳入社团活动中,开展廉洁演讲比赛、知识竞赛、专题报告会、参观廉政教育图片展。财务处负责廉洁教育专项资金的列支、保障和落实。三是实行多部门的联席会制度。针对廉洁教育的具体实施,高校可以依托多部门参与的联系会议形式进行开展。由分管廉洁教育的党委副书记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一般来说,由党委办公室、纪委办公室、宣传部、团委、财务处组成联席会议机构,统筹全校的廉洁教育的实施,遇到一个部门难以解决的问题或需要以学校名义进行的活动,可以利用联席会议进行统一处理,也使学校与社会部门的合作成为可能。2.协调机制作用发挥的原则笔者认为,针对廉洁教育的实施,协调机制要在明确分工、协调进度、解决冲突三个问题上发挥作用。明确分工就是职责明确,职能部门承担的任务要明确,避免相互推诿。纪委在制订廉洁教育的计划时,同时将责任层层分解到各单位,甚至落实到具体人员。协调进度就是要形成大学校园的一个整体合力,从整体上推进工作,不留死角,不拖后腿,党委办公室可以发挥统筹安排的作用。在各部门实施中难免遇到冲突或困难,职能部门要切实协助解决帮助基层单位遇到的实际困难,重大问题可以提交学校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形成决议。协调作用的发挥,要注重几个原则:一是坚持正面引导的原则,对于教师或干部的管理群体来说,应该认为绝大多数是有着“廉洁从教,服务学生”为出发点的,对于大学生群体,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成长时期,应当以正面事例和正面说理来浸润学生的思想;二是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廉洁教育切忌急功近利的误区,要充分体现渐进性和层次性,在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上,要逐步递进,潜移默化,在长期的参与和教育中渗透;三是坚持整体协作的原则。廉洁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学校、家庭的多方参与,形成合力。不仅校内的组织实施需要协调的体现,而且需要在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下,将高校廉洁教育纳入社会廉政文化的总体部署中去。三、高校廉洁教育协调机制的保障1.廉洁氛围的营造当今的高校校园信息发达、人们思想活跃,主体意识普遍增强,与社会交流途径的增多,教育的效果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合适的内外部环境来保证。在校园的学习工作中,努力倡导高雅文化,做到寓教于乐,让师生处处感受到廉洁氛围的熏陶,使他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廉洁教育,并实现自我教育。邀请学生家庭、职工家属配合学校开展廉洁文化的主题活动,让师生在学习工作之余的生活环境中得到舆论的支持。2.相关制度的保障制度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它的功能是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有序的活动。要将廉洁教育实施的认识,提高到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高度来认识。对于学校各级党委的实施廉洁教育的情况,可以按照党风廉政责任制的检查来加以督促。将实施情况与年终的部门党建考核、领导的责任制落实考核相结合。加强廉洁教育,要建章立制,制订廉洁教育的具体目标、长远规划和近期工作安排,要制定好重点领域、重点岗位保廉制度,如学校与二级单位签订“党风廉政责任书”,在基本建设中的“廉政合同”与施工合同相配套的双合同制;制定好创造和谐工作环境的管理制度,如校务公开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制定好对违纪师生的惩戒制度,如处分条例、办法。通过长期规范的制度约束和管理,使师生员工习惯成自然,努力营造公正、清正廉洁、健康向上的良好环境。3.赢得外部环境的支持高校廉洁教育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在学校组织动员的基础之上,要主动与上级和属地的检察院、纪委加强联系,借助司法机关、纪律检查机关的专业优势,进一步指导学校廉洁教育工作的开展。学校可以探索与司法机关共同开展廉洁教育的新模式,如建立共建基地,邀请有关专家在学校开展廉洁教育讲座、组织师生主动参与有关社会活动、开展廉洁文化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主动将校园的廉洁教育纳入社会整体廉政建设的体系中。□

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党的执政地位，既为我们党提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党风政风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要在巩固廉洁自律有关专项治理成果的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向领导干部送钱、跑官要官的歪风，领导干部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微观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的问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问题，少数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围绕监督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制定相关规定和配套措施，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大巡视工作力度，重视巡视成果运用，增强巡视效果。 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体现，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手段。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要增强查办案件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重点查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问题，特别是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顶风作案的要依纪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继续加大纠风工作力度，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既直接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引发民愤民怨，也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坚决予以纠正。对损害群众利益导致的恶性事件要严肃查处，对措施不得力、不良风气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地方要追究领导责任。坚持纠建并举、寓纠于建，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一套能用管用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要加大行政监察力度，增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推动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加强执法监察，特别是要结合重庆实际加大对移民资金和移民工程质量管理的监督力度，加大安全执法监察和事故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加强效能监察，促进行政机关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保障和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提高为改革、发展服务的能力，必须提高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贴经济建设，紧贴改革开放，紧贴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和市场经济新领域，自觉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反腐倡廉各项措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通过严格执纪执法、强化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环境，以严明的纪律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始终把调动和保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作为重要职责，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保护改革者、支持创新者、查处违纪者、教育失误者，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投身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 提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强化监督，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当前的监督现状，进一步提高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既要增强敢于监督的勇气，又要注重善于监督的方法，进一步拓宽监督的思路和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履行党内监督的职责。重点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切实加强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加强对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切实加强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和派驻、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纪律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保障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等权利，建立举报激励机制，鼓励实名举报。提高依法执纪、依法办案的能力。坚持依法执纪、依法办案，是贯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学习党章和其他党纪政纪规定，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纪律意识，把依纪依法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方面。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明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深入研究和把握办案规律，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正确运用纪律和法律手段，创新办案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障被审查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综合考虑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垂直管理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健全大案要案协查机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各自职责。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严格办案程序和要求，建立执纪办案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执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严格依纪依法履行职责。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要求各级纪检机关进一步提高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能力。要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提供组织保证。针对反腐倡廉的全局性、倾向性问题，深入研究，通盘谋划，提出对策和建议，并协助党委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行为，依据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进一步规范组织协调的内容和程序，推进组织协调工作制度化。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形成全党全社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局面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回顾党反腐败的历史。总结党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 （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 （二） 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 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宋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