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对巴西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

首先要明确的是，大豆生产是占用相对较多土地和使用相对较少劳动力的农业生产，其单位面积产值较低。它的单位面积产值要远低于高值农产品——诸如（我们称之为）“新农业”的拱棚/温室蔬菜、水果和肉鱼养殖。与大豆生产不同，后者是“劳力和（非机械）资本（如肥料、优质种子、拱棚、薄膜等）双密集”的农业，用地相对较少——其单位面积产值要远高于大豆和粮食生产的“旧农业”。新农业是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农业革命——农业总产值（不变价格）达到了之前的足足六倍——的基本动力。由于这个农业革命并不广为人知，我们称之为“隐性的农业革命”：和历史上的农业革命，特别是18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绿色革命”不同，它不是体现于主要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而更多是体现于从低值农产品转向越来越高比例的高值农产品。显然，这三十年来的农林牧渔“大农业”总产值提高的来源主要不在于种植业的亩产量（亦即传统意义上的农业革命）增加，而在于农业结构的重组，主要是高值农产品在农业中所占比例的提高，尤其反映于牧业和渔业产值所代表的养殖业的大规模扩增。这期间，种植业的产值虽然增加了307％，但牧业则增加了943％，渔业更增加了1804％。种植业本身之中，最能代表新农业的是拱棚和温室蔬菜，在产值增加方面起到远高于旧农业的谷物种植所起的作用。表2首先解剖种植业中的大豆和蔬菜所占的播种面积比例和产值比例。显而易见，蔬菜产值（相对农林牧副渔总产值的）比例要比其占用土地面积的比例高出甚多，而大豆的产值则相反地只是其所占土地面积比例的约六分之一。我们如果能够区分旧式的露地蔬菜种植和新型的拱棚或温室蔬菜（但目前的统计数据不允许这样做），其间差别会更加悬殊（我们缺乏水果的精确数据）。相对高产值的蔬菜和相对低产值的谷物种植间有很大的不同：蔬菜中的“设施农业”是基本和新型养殖业、渔业相似的，其按亩产值要数倍于谷物和大豆种植的旧农业。显而易见，在旧农业的谷物和大豆种植面积所占比例基本稳定的同时，其所占产值比例日益收缩，从不止四分之一收缩到不到六分之一。同时，新农业——蔬菜、养殖、渔业——的产值则和农业总产值的快速增加同步扩增，所占总产值比例已经快速扩增到谷物的四倍。这个农业结构的转变正是近三十年的“隐性农业革命”的核心。而在旧农业的谷物和大豆种植之中，大豆是单位面积产值最低的作物：其产值所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只是其播种面积的约六分之一，比谷物平均的四分之一还要低一半。从土地使用（播种面积）角度来考虑，变化也非常显著。牧业，包括小农场的种养结合，以及渔业所用鱼塘的耕地面积，不好统计，但蔬菜和水果面积的变化则非常突出。蔬菜的播种面积从1980年的亿亩扩增到2010年的亿亩，达到之前的606％。同时期，水果的播种面积从亿亩剧增到亿亩，即641％。1980年，蔬菜只占到总播种面积的％，水果占％，菜果共占％；2010年，蔬菜占到总播种面积的％，水果占％。两者合并起来达到％。这个变化非常显著。显然，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结构越来越多转向高值农产品。这也是中国农业越来越依赖进口大豆和谷物的基本经济原因，更是中国积极在巴西购买土地来生产大豆的基本经济动因。纯粹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用新农业替代旧农业，是划得来的。将用地较少、产值较高的新农业产品（蔬菜、水果、肉鱼）的出口与用地较多、产值较低的旧农业的进口来交换，也是划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