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论文开题报告

一、苏轼与佛家 苏轼自命为“居士”，自称“洗心归佛祖”（《和蔡景繁海洲石室》），他的禅话被收入禅门语录，他本人也被看作是临济宗黄龙派慧南弟子东林常总的法嗣（陈中浙 著：《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而苏轼的人格和人生确实与佛家的影响有着深切的关联。 首先，佛家对苏轼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苏轼的思想体系的形成，无疑是吸纳融合儒释道三家的结果，而佛家思想在其中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论及苏轼所学时说：“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谓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由此可见苏轼思想的源流变易，他先是为吸收儒家治平思想，重实用之学，不为无用之空言。后感兴趣于道家，庄子先得其心。而贬谪黄州后，苏轼开始深受佛家影响，终以佛家思想贯通超越儒、道，能够博辩无碍，构建起卓然独立的思想和人生境界。 佛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之一，历代文化人都对其津津乐道，但苏轼对于佛家的参究，决非泛泛而学，确是用过深心、下过苦功的，并有真实所得。下面以苏轼的几个文学作品来说明。59岁的苏轼被一贬再贬，惠州安置。南迁路上，他拜谒了当年禅宗六祖慧能光大禅宗的曹溪南华寺，写下这首《南华寺》： 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 诗中“本来面”“饮水自知”“指月无眩”都是禅门语。苏轼说：为什么要来参拜祖师？是要认取我的“本来面目”。我前生三世本都是佛门中人，可惜一念之差，落入尘世，招来一生忧患。今天，我在祖师面前顶礼膜拜，老泪纵横，要用这曹溪祖庭的清泉，洗尽心中对浮世的留恋。这首诗可以说是苏轼多年皈依禅门的“文字凭据”，赵朴初先生曾为南华寺手书此诗，并在款识中写道：“公作此诗时，殆已了悟前世因缘，故其诗动人，绝非口头禅语”。 贬谪黄州可以说是苏轼生命的转折点，在黄州苏轼真正开始大量接触佛学。离开黄州时，苏轼经过庐山，在东林寺拜访了常总禅师，苏轼颇有所悟，作偈一首：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广长舌”是佛陀善于说法的象征，“清静身”指佛成就的佛体，也可以指众生先天具有的佛性。苏轼在这首诗中说，一点禅心，触目菩提，许多妙悟的偈子，真非言语能道。正如《景德传灯录》中的禅门名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原惟信禅师说自己：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今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这首偈子说明苏轼也是得了“入处”的，已非普通参学者矣。 在生命的最后第二年，苏轼得赦自海南北还。归途中，苏轼买了两根大竹子做肩舆．并写了一首《东坡居士过龙光求大竹作肩舆得两竿时南华珪首座方受请为此山长老乃留一偈院中须其至授之以为他时语录中第一问》：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 苏轼感叹说：我能够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中，走着坎坷人生路，就是因为这股流淌心中的曹溪清泉。用这首小诗，苏轼对佛家思想在自己人生中起的重要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而本文要分析的佛家思想对苏轼文学的影响，正是佛家思想对苏轼人生影响的一种真实反映。

百度知道现在写要很久啊

文/潘嘉伟 苏轼字子瞻，生于眉山眉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无论在其生前身后都享有极高赞誉，而他平生的坎坷波折，也成就了这位大师的文化地位。因而，对其生平事迹的研究，也正是对其文化生涯的探索。【一】少年天资苏轼在经传历史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而且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因而苏轼写文章并不拘泥于格式，在想要停的地方停，想要说的地方说，行云流水、豪放肆意既是他文章的风格，也是他本人的个性。据《宋史·苏轼传》记载，在苏轼十岁时，其父苏洵到四方游学，其母程氏便亲自教他读书，很小便可对古今盛衰之事发出议论，且言辞犀利，直刺要害，常令程氏欣喜满怀。嘉祐二年，二十岁的苏轼已精通各类经传史学，知识广博，且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便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作了一篇《刑赏忠厚论》令主考官欧阳修大为惊奇，定他为进士第二名。后来苏轼拜谒欧阳修时，欧阳修当面向梅尧臣表达了对苏轼的赞叹。三年后，苏轼调任福昌主簿，又被欧阳修举荐进秘阁，在制策考试中被列入第三等，是宋初以来第二位得此成绩的人。同年又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苏轼的文才已初露峥嵘，无论是欧阳修，还是后来的宋英宗和宰相韩琦，都对他赞赏有加。至于他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多的赞扬，我想，除因他极高的才学以外，他那乐观豁达的性格或许也为他出了一份力。苏轼与欧阳修等人的结交，也使他的名气更加出众，而他所作的文章更是独树一帜，其笔墨令同时代的文人顿时光彩、狼狈不堪。【二】万民所颂苏轼不只是在著文作诗方面是个奇才，同时也是一个为民着想的好官。宋神宗为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开心，下令低价购买江浙一带的彩灯在元宵节时以得欢颜。然而苏轼的胆子却一向不小，敢于泼皇帝的冷水，认为宋神宗这是以自己不必须的玩乐来夺取额百姓必须的钱财。还好宋神宗本就是个不错的君主，接受了苏轼的进言，取消了此举。他担任徐州知州时，黄河决口，大水汇聚于徐州城下，富人们都争着出城避水，他说什么都不同意，把他们又给赶了回去。我估计那些富人们一定将苏轼的祖宗十八辈都诅咒了个遍。苏轼当然听不到他们心底的咒骂，又跑到军队，让他们的将士与他一起救堤筑坝。亲自率领兵卒端着簸箕刚起铁锹筑起长堤，任泥水恣肆、洪波万丈而不顾。元祐四年，苏轼任杭州知州，适逢大旱，他跟朝廷商量，乞得一些粮食，同时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粮，救了不少人的命。因旱而起的疫情也在肆虐，他像个暴发户似的，眼睛都眨一下，就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了五十两黄金，配上收集来的一些钱，建造治病的场所。杭州离海近，致使当地泉水都受到了大海的熏陶，一般人都受不了那又咸又涩的泉水味道，为此，唐朝刺史李泌和白居易先后造井开河，使百姓有了充足的水源，只不过水中有许多茭白根，所以每年都需要疏浚河道。然而到了宋朝却把这治河的光荣传统给丢了，害得茭白根积成田，淤泥堆积，运河废弃，水井干涸。苏轼见这水堵着，心里也发堵，所以又将河道疏通，将水井修复，还发起募捐，修建大坝。他舒服了，老百姓也跟着高兴起来，为了铭记此事，他们就把那条大堤给变成了纪念品，命名为“苏公堤”。当然，他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像什么修堤筑坝、派兵缉盗、为民请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苏轼作为一个文人，当了官后并未染上官场的习气，也因此多次请求从朝堂之上调于外地，这既因为他的脾气为官场所不容，也是因为他不愿沾染到一丝一毫的官场黑水，生怕一旦沾上，就再也洗不掉。而他在地方做官之所以能够能够得到百姓爱戴，也正是因为他文人的秉性让他为百姓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对得起良心。同时，许多在文化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师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无论是贫是福，都并不太在乎金钱， 似乎对钱没什么概念似的，这也是苏轼能够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为民所想的原因之一。【三】缠斗安石苏轼是王安石在政坛上的死对头，他们两人常常互掐，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不只发生在他们二人身上，像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司马懿，大清朝的刘墉、和珅都有些类似，但这二人又略有不同，因为他们虽然政见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爱国热情，而且他们都是著名的文化大师。熙宁四年，王安石在距今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人才强国”的重要意义，于是他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当时的宋神宗听了他的想法，就召集了翰林院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人来商议。苏轼为此专门写下奏折表示反对。认为制度的选择应与时代相适应，现今的科举制度是祖宗之法，一直沿用，但国家盛衰却与此无关，极力反对王安石的想法，得到了宋神宗的采纳。王安石推行新法时，苏轼又上书长文论新法的不利之处。认为不再让三司管理财政而又创立三司条例司来求利会让百姓生疑，以为是用皇帝的名义来谋利；增加税收会使穷困人无法生活而助长贪官污吏的气焰；乱任谏官，会使谏官没有约束，可能会歪曲事实、法纪混乱。全文由古即今，对比各法，举例驳斥，比喻说理。将新法的诸多弊端呈现而出。苏轼甚至在为考试进士策问出题时，为了讽刺王安石辅佐宋神宗独断专行地处理事务， 故意出了个“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的题目。事情结束后便请求到外出任职，做了杭州通判，乐得逍遥。而苏轼虽然处处与王安石对着干，两人早已交恶，但却并未真正的互相仇视，这可能是因为苏轼个人的才华令王安石佩服，也或许是由于王安石个人的修养。然而无论怎样，两位文化巨擘都因为这真正的君子秉性而名垂青史。【四】乌台诗狱这件事是苏轼个人人生前途的转折点，却也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普遍遭遇，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国人在政治上有过许多好的想法，但是一实施起来就完全变了味道。宋神宗为了广开言路，专门设立了一种谏官制度，为皇帝报告各级官员的过失，然而这种看似正义的监督机构本身却得不到很好的监督，这个舆论机构中的谏官成了左右舆论的人，谏官完全有着颠倒是非的能力，很容易改变决策者对事实的认知和决策。为此，苏轼曾说：“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宋史·苏轼传》）道出了乱用谏官的巨大危害，然而宋神宗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才间接导致了“乌台诗狱”的发生。神宗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后，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开始了对苏轼的污蔑。李定据说是一位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此人为苏轼罗列了许多罪名，他所列的罪状令他本人愤慨异常，如苏轼“起于草野垢贱之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初无学术，滥得时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他的意思无非三点：苏轼出身不好，有罪；苏轼最初学问并不高，名气是假的，有罪；苏轼文章虽然文理不通，但已经够得上煽动老百姓造反的水平了，有罪。然而，事实又是什么呢？苏轼早年出身贫寒就有罪过了吗，那好了，全天下的百姓不知有多少出身贫寒的，假如穷人都有罪的话，那不知道这全天下的牢房够不够用的；苏轼学问不高却能考中进士获得欧阳修等人的赞扬，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学问比苏轼高呗，那就让两人比试一场不就行了？还说苏轼文不中理却足以煽动百姓，好像苏轼会像个泼妇似的无理取闹似的，更何况他不是说苏轼文辞不中理都能够山洞百姓造反吗，那么他这比苏轼更有文采的人是不是比苏轼更有造反的嫌疑？李定的言论无疑是非常可笑的，然而他为了栽脏苏轼已顾不得这么多了， 他被扳倒苏轼的喜悦冲昏了脑袋，因而他不知道他说苏轼文不中理、文中无理，自己反倒先开始无理取闹了。舒亶和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来诽谤苏轼，说苏轼常常写诗文来讽刺皇上，苏轼写的反文已经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的程度。还有宰相王珪，他文章烂俗，浮于表面，却自我感觉良好，嫉妒文坛新秀苏轼的名望，早就想对付他了，这刚好是个机会，他拿出了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一诗：凛然相对谁敢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他告诉皇帝，这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足可以证明苏轼有二心。皇帝说：“他写桧树，与我何干？”他说：“写到龙了还不是指皇帝吗？”皇帝却反驳道：“诸葛亮还叫卧龙呢！”令王珪无言以对。检举苏轼的还有当时的科学家，苏轼过去的好朋友，沈括。可为什么连苏轼的旧时好友都要陷害他呢？是因为苏轼真的令人讨厌吗？其实问题并不在苏轼，而正是因为沈括。他虽然是科学家，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他的为人却不比他的创造能力。苏轼与沈括二人本是好朋友，身份地位相当，可是突然有一天，苏轼的地位竟高过了自己，甚至连皇帝都在自己面前夸赞苏轼，令他的心里渐渐失衡，便希望将好朋友拉下来，不能让苏轼的地位高过自己。于是他竟拿着苏轼为他写的送别诗到宋神宗面前说这诗中有着讥讽朝廷的意味。这也怪不得王安石都会说沈括是个不可亲近的小人。苏轼被抓了，他被差官绑着一路示众，颜面尽失，他只是个文人，不是武夫，他害怕自己的罪会连累家人，从湖州到京城的途中经过太湖、长江，于是他两次投湖自尽，却因为看守严密而未能成功。东坡入狱，身陷囹圄。持续的逼问与严刑拷打。通宵的侮辱与诟语摧残。牢房中的一切丑恶露出嘴脸，粗暴在蹂躏善良，卑贱在折磨高贵。苏轼熬不住了，他只是一个年逾四旬的孱弱文人，他满身伤痕地招了，他说他有罪，他说他心怀不忠。他最终绝望，睁着眼等待着死亡，打算看一眼死神的摸样。不过死亡的阴霾最后仍旧没有将他掩埋。星星点点的良知在渐渐汇聚，杭州百姓为他公开做了解厄道场，狱卒梁成悉心照料他的起居。当时的左相吴充对宋神宗进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苏轼何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太皇太后在病中说：“尝忆仁宗以制科的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近闻轼一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中和，宜熟察之。”（《宋史·慈圣光献曹皇后传》）他甚至在皇帝为她求寿而大赦犯人时，说不须赦免天下犯人，只放了苏轼就够了。连苏轼的政敌王安石都责问皇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其弟王安礼也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续资治通鉴·卷三百一》）无法想象当苏轼得知自己被释放是有怎样的欣喜，但从他在牢狱因陷入绝望而托狱卒送给苏辙的诗中所透露的悲戚中，也可略微试做猜想。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诗集》之《狱中寄子由》）苏轼活了，带着行囊，带着李定们的慌张，远走他乡。苏轼来到黄州，身后的繁华世界化成了遥远的透明泡沫，眼前的古木破宅却也有点不真实，叹了一口气，又想着既来之，则安之。游玩的好地界，好风景。他在溪谷山林间生活，忧愁渐渐淡了去，心里又开始了些逍遥的想法，于是在东坡结庐，舒舒服服的做起了他的“东坡居士”。然而一些小事也令他有些苦闷，他是个好交朋友、豪爽豁达的汉子，遭贬谪之前他与朋友们几乎日日欢歌、应酬不断。然而，自他到了黄州之后，他的朋友们几乎不再和他通信既无来信，也无回信，苏轼寄去的信像是跌落了深渊，换不回一丁点儿笔墨的回音。他的苦闷在给朋友的信《答李端书》中也有描述：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然而，就是黄州，这么一个远离繁华，远离喧嚣，终日山野水急的地方，却令苏轼再一次升华。他的文章不再是为了赢得赞扬引起震动，他在垦荒种地中慢慢褪掉了繁华，回归了空灵，脱胎换骨。遭贬黄州对于苏轼而言是一场灾难。他由巅峰跌落谷底，尝到了死亡迫近的味道。然而，这也是他走向成熟的机缘。乌台诗狱令他看清了小人的嘴脸，也令他找到了生活的真谛，他由此而深度自省，也由此真正站上了文化大师的高台。【五】回朝离乱元祐元年，哲宗即位，他与宰相蔡确商量好，招苏轼回来做礼部郎中，升为起居舍人，然而苏轼却不答应，最后只愿意以七品小官的身份到延和殿侍奉皇帝。到了元祐二年，他已被升为中书舍人，任命为翰林学士，且被宋哲宗和宣仁后赞赏。可惜好景不长，元祐四年，他又因为一些言论令当权者所恨，请求外到杭州。之后的几年里，苏轼接连被召回，又接连外调。到了绍圣初年，又遭劾奏，被指控所写的诗文是在讥讽先朝，因而贬至惠州、昌化。已经六十岁的苏轼渡过海峡，住在这荒僻的海南岛，也就不再盼望着归期了，这里的艰难比黄州更甚，连墨都要自己亲自动手制作。幸好，他是苏轼，就是老了，也有着自己的豪气。他凭吊冼夫人庙、朝拜黎族诞生地黎母山，与邻舍喝酒，和朋友游玩，与小儿子苏过一起议论文章。丝毫不像是一个贬官应有的豁达。海南，是苏轼离家的最后一站，也是他最有趣味的一次旅行，更是他最开怀、最舒心的一次经历。他不会再去想朝堂之上的乱象，归根到底他也是一个文人，他永远做不好官，他文人的灵魂自始至终都不属于官场，他的才华也不是一纸公文所能承载的。元符三年，苏轼又被人记起，他拖着老迈病弱的身体向召唤他的北方走去，然而，他却不属于官场，那年，他六十四岁，在常州长眠。【六】文化贡献苏轼的父亲苏洵晚年读《周易》，写作一转《易传》但未能完成，苏轼为满足父亲遗愿，写成《易传》，又写了《论语说》，另有著作《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五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此外还留有大量书画作品。如书法作品《中山松醪赋》、《洞庭春色赋》、《人来得书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前赤壁赋》、《东武帖》、《北游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贴》、《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近人帖》、《与范子丰》。绘画作品《潇湘竹石图》、《小鸡啄米图》、《枯木怪石图》、《偃松图卷》、《雨竹》。苏轼作为北宋时期最著名的文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化大师，为后世留下了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由他领起的豪放派词作一洗词的婉约娟秀之态，为中国文学发展做出了深刻巨大的贡献，而且他的诗文全是有感而发的用心之作，全然没有那种故作华丽的忸怩小气之态，别具一格的文风，令人赞叹其才气豪情。苏轼一生坎坷不断，而这一切的发端正始于他前半生的好运气，生于一个经学家庭令他自幼受到诗文经典的熏陶，二十岁又一鸣惊人，为欧阳修所欣赏，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因而他当时的诗文都有着不可一世的锐气与狂气，因此才会在与王安石争勇斗狠时毫不退让，也是因为如此，才令许多人眼红他的名气，瞧不起他的狂妄，开始了对他的陷害，使他投身牢狱，远谪黄州。这一番经历令他反思自己，以致后来他的诗文再也见不到名利浮华的内容和不可一世的味道，更少了对政治的嘲讽，对自身学识的炫耀。整体风格更趋空灵，完成了自身的蜕变，是儒家向佛家的转变。苏轼的文化修养和思想蜕变既是靠着他过人的天赋和对文化的高度感知力得来，也与他曲折的人生际遇有着脱不开的干系，这些波澜坎坷毁了苏东坡，也成就了苏东坡。当他长眠，他的光芒也同时觉醒。 参考资料：《宋史·苏轼传》 《宋史·慈圣光献曹皇后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 《苏轼诗集》《山居笔记·苏东坡突围》 《山居笔记·天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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