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西方音乐研究中国视野的论文

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现象——兼论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引论：中西音乐史上的“文人”现象与西方音乐史特有的“作品”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文人”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并作为汉语文学的创造主体而受到中外文学史家的特别关注。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一类文学家的具体生存状态有所不同，但从汉魏直至晚清的近两千年时间跨度中（从汉司马相如、魏曹植、北周庾信直至清代王士禛、黄遵宪这一巨大的文学家群体），其基本特质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形态：即并非以文学创作为职业但又具有明确的文艺思想和风格意识的自觉活动，从事这一文艺活动的文人在唐以前大率为世袭士族，唐以后则为科举出身的官僚。而这种非职业化的文学家生存方式也并非吾国所独有，西方文学在20世纪之前的各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中（如古典时期的索福克勒斯、西塞罗、恺撒，中世纪晚期的但丁，文艺复兴以后的蒙田、孟德斯鸠和歌德等人），不少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社会属性，只是远不如我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那样的典型和稳定而已。这种主要活跃在文学领域的文人群体也深刻地影响到其他艺术门类，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文人音乐家”是一种重要的现象，而且往往和前述的“文人”具有同质性。在大量存在具有奴隶、工匠或自由职业者音乐家的同时，文学家也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尤其在古琴和与诗歌密切相关的音乐体裁方面。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由文学家或具有“文人”特性的、非职业化的而又具有明确艺术创作观念的知识分子兼任音乐文化的创造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中世纪开始后的相当长时期，由于“蛮族”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极大破坏，使得从大约5世纪-11世纪之间的西方音乐文化长期处于自发的原始状态，在没有审美目的和艺术观念的基督教教会音乐之外，民间艺人重新成为世俗音乐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从中世纪晚期（14世纪）开始，职业化的加深则成为西方音乐家生存方式演进道路上的主流[1]。在中国历史上同时具有音乐家和文学家身份、长期存在的并对音乐史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文人群体在西方文学史和音乐史上则显得踪迹渺茫。但是，如果细心考察中世纪音乐史的发展脉络，尤其是中世纪晚期音乐家的生存状态，则可以发现，在以法国为中心的“新艺术”音乐家中仍然存在和我国文人音乐家极为相似的群体，即所谓的“诗人-音乐家”（poet-musician），尤其以“新艺术”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纪尧姆·德·马肖为代表。和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但对音乐艺术的演进并未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文人音乐家相比，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具有如下的特征：虽然就整个西方音乐的漫长发展历程观之只是昙花一现，但却在某一特定时期占有主流地位，并对西方音乐史的某些重要文化特征发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直接造成了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即：将原来存在于文学观念中的艺术品概念引入到诗乐一体的音乐/文学作品中，进而通过文人音乐家的创作延伸至没有文学（诗歌）形式的完全的音乐作品中。这一过程伴随着“新艺术”时期西方音乐语言的高度复杂化和作曲技术理论突发式的演进，并以西欧封建社会的逐渐衰落和近代社会的开始形成为广阔背景，对中世纪以后直至今日的西方音乐创作观念和文化特性意义重大。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向以对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作曲家和作品的研究作为核心内涵，这一点和文学史、艺术史领域的情况并无二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但却和以乐律、谱式、音乐文化和相关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存在很大区别。在汉语学界，这一中西音乐史学科核心内容的不同，也造成了中西音乐史学观念上的差异，即：中国古代音乐史多着眼于音乐本体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而我国学者对于西方音乐的研究仍然遵循西方学界既有的框架，围绕时代-风格-作家-作品这一基本线索展开。然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历程而言，这一似乎在西方音乐史学中特有的基本内核以及已经成为圭臬的将音乐文本视作具有特定艺术风格、符合某种形式发展规律并由特定艺术家（即“作曲家”）所创造的“作品”的观念并非古而有之，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包含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历史条件下脱颖而出的；这一“音乐作品”观念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又和“音乐家”或“作曲家”作为具有审美效能的艺术品的创作者及特定艺术风格的承载者的自我认知的进程互为表里。从音乐史学的角度视之，中世纪时期是这种西方音乐特有的作品和作家观念从无到有、逐渐形成的主要历史阶段，中世纪晚期（主要是14世纪）又是其最终确立的关键性枢纽，而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则是直接将这种观念赋予其自身创造的作品的作曲家群体。因而，通过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梳理及理论思考，对中世纪晚期文人音乐家的生存方式及自我认同、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西方文化意义上的“音乐作品”观念的生成进行辩证，并试图进一步探索其历史成因，对于汉语文化圈内的音乐史学者和西方音乐研究者是极有意义的。1. 中世纪盛期音乐家的三种类型 “音乐家”（如果其中心性的意函是指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的话）一词在西方音乐史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意味着不同生存方式和社会地位的人群。由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世纪音乐家的社会身份与近代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差异也深深地制约着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和接受机制：虽然音乐形式的发展固然有其不受外在因素制约的自身规律和逻辑，但音乐形式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及其表达与接受的方式则差不多是由音乐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音乐家都必须接受某些在政治经济上占有优势的阶层的供养，这些阶层对音乐的需求与反应往往成为音乐家们努力的方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是非常不同的，而这种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往往会反作用于音乐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一特点从中世纪封建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最为典型的古法语地区音乐家生存方式的变化上尤其能得到体现。在中世纪盛期，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主要是由具有截然不同的传统的三类人群构成：其一是基督教教会音乐的创作者和演唱者，这些人首先是教士，其次才是音乐家，他们从小在教会学校中受到严格的宗教和文化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低级修士和神甫，在修道院和地方教会中克尽职守，成为日课和礼拜仪式中的音乐担当者；少数具有很高修养的硕学者，秉承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将音乐视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理对象进行探讨，而获得很高的声誉。[2]在中世纪的观念结构中，即使是在这一类人中，也只有从事思辨性活动的学者才是真正的音乐家。中世纪音乐理论的开创者、6世纪初的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约580-624）在其影响深远的《音乐原理》（De Institutione Musica）中写道：“同音乐有关的人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演奏乐器；第二类谱写歌曲；第三类评判演奏和歌曲。完全沉缅于乐器的那一类人，与对音乐的理解是分离的。他们耗尽一切力量在乐器上显示自己的技巧，没有理性，也没有任何思想，就像个奴隶。第二类是作曲家。他们谱写歌曲不是凭思想和理性，而是凭某种天性。他们也是同音乐分离的。第三类人具有判断能力，他们通常能够仔细地考虑节奏、旋律和歌曲。正是这些人完全献身于理性和思想，因而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音乐家。” [3]按照波伊提乌的观点和经院哲学的思维习惯，只有从事与哲学和数学相关的、传述毕达哥拉斯理论的人才是“音乐家”（musicus），而作曲和演奏一样只是末流小技，教会作曲家和演奏者实际与手艺人没有区别，莱奥兰和佩罗坦也不过被称为“organista”（奥尔加农人）和“discantor”（狄斯康特人），而不被视作“音乐家”。[4]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群分别是活跃在民间和宫廷的世俗歌手，他们中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5]相对于教会音乐家，世俗音乐家的成分相当驳杂，其中有出身贵族阶级的游吟诗人（“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他们中有国王、伯爵和骑士。[6]此外，还有流浪艺人性质的“戎格勒”（jonglor 或jongleur），一般都出身于自由平民。这两种世俗音乐家代表了中世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的两个阶层，他们彼此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清晰的。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们的职业是打仗和厮杀，把音乐视为百战之余的慰籍：“吟唱诗人（引者按：即游吟诗人）所歌唱的主要是温文尔雅的宫廷爱情，一种对庶民百姓来说几乎无法理解的抽象情愫。这些宫廷音乐家-诗人的艺术极尽学究与晦涩之能事，……然而，专门家式的处理，使用的材料却仍旧保持了通俗来源的新鲜生动。这种高度发达的艺术品质说明，这些爱情歌曲所表现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假想人物，她美丽的躯体中跳动着一颗高贵和傲慢的灵魂，要她屈尊接受诗人的求爱，并不容易。”[7]而流浪艺人则是靠走街串巷，为人们提供娱乐来谋生，他们的音乐没有固定的形式，但却是中世纪不见于载籍的器乐的传承者：“他们出现在宫廷节日和最有地位的显贵城堡中；但有证据说明，他们也出现在市民阶层喧闹的节庆中，出现在比赛和尚武集会中；此外，他们也乐意为乡村婚礼提供音乐。他们积极参与宗教戏剧的演出，除了歌唱和奏琴之外，还背诵传奇、表演杂技噱头和魔术绝招。”[8]就生存方式而言，教会音乐家受到信徒的供养，和一般神职人员没有两样，音乐乃是他们日常的功课；贵族出身的世俗歌手们本身即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封建主，对于他们而言，音乐代表了内心隐秘的情感，但只是一种爱好或风尚；只有戎格勒从这一个城镇前往另一个堡寨，在宴享中为领主提供娱乐，可算得上是最早的以演艺为生的职业艺术家，他们生存的兴盛期同样在12-13世纪之间。[9] 由于生存环境和方式的不同，造成他们所创作的音乐传统的不同文化属性：教会音乐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宗教性，宫廷艳歌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抒情性，而流浪艺人的音乐不受任何固定形式和情感内涵的约束，但却追求高超的引人入胜的技艺，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娱乐性。就这三种不同生存方式的音乐创造者对中世纪晚期音乐文化的影响而论：教会音乐家提供了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基础，贵族音乐则创造了高贵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形式（尤其是各种音乐诗歌体裁），而活跃于下层的戎格勒们则延续了他们职业化的生存机制。整个“新艺术”时期的音乐文化及音乐家的生存状态正是在这三种中世纪形态的交融中产生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的、以神学思想为基础的音乐和音乐家观念与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音乐观和以雅乐为载体的实践平台并无实质的不同，而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并未产生。虽然依附于诗歌的中世纪世俗音乐实现了音乐与文学在形式上的密切融合，但由于整个西方文学史在13世纪之前都基本处于自发状态（这突出地表现为源自民间、由宫廷文人搜集整理的史诗文学和爱情诗歌——如《罗兰之歌》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样的作品——占有主导地位，而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的教会人士还很少涉及到文学创作这一历史事实），[10]我们并不能将其视为文艺复兴以后产生的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的直接前身。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盛期的教会人士中有一小部分在从事神学著述之余，也创作一些具有自娱性的优美的拉丁语歌曲，如彼得·阿贝拉德（Peter Abelard，1080？-1142？）、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1098-1179）、瓦尔特·德·夏迪永（Walter de Chatillon，1135-190）等。[11]这些游离于宗教实践之外、但又和神学思想、诗歌创作有着密切关联的音乐实践是极为特殊的例外，除了少数作者因为其特殊的经历而留名后世以外（如阿贝拉德和爱罗伊斯的传奇爱情），大多这一类作品均为匿名。但这种类型的音乐活动在中世纪晚期（13世纪晚期之后）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兴盛一时的文人音乐家的鼻祖。

网上找的，希望帮到你...中西音乐之渊源各异,除了因民族性所产生的色彩差异之外,主要表现于中国音乐注重的是情韵,而西洋音乐注重的是和谐。溯本求源,西洋的和谐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数学与几何学的科学性及数理协调性;而中国的情韵则可说是源于先秦诸子的哲学,甚或是源于古代钟鼎的花纹及原始壁画的动物飞腾之象。因为,“飞舞跃动”之美始终是中国诸艺术的主要特色,当代美学巨擘宗白华也认为:“舞”是中国艺术意境的灵魂。归根结底,中西方的宇宙观、世界观的不同,是中西音乐风格形成各异的根本原因。西洋人看世界,是采取科学的、数理性的态度,是“物我对立”的。而中国人则全然相左,如老、庄,认为宇宙是个虚灵的空间,其间只有鼓动“万物”的“气”才是实在的。因此,中国人的宇宙空间意识是人在“虚、空”中,是宇宙的造化;人自在虚空中,“伏仰自得”,尔我不分,浑化为一。中国历史沿袭下来两种美学观点,即“错采镂金”之美与“初发芙蓉”之美。汉以前,艺术美还是“错采镂金”之美;时至魏晋发生了一个变革,提出“初发芙蓉”与“错采镂金”并列。至宋,美学观点转移为“初发芙蓉”较之“错采镂金”更为美。这也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发展———既然一个“虚灵的空间”充满了“鼓动万物之生气”,又何必再“错采镂金”呢?还“宇宙”的本来面目吧。所以艺术不再是装饰性的了,而加入了进步的思想色彩了。也因此,建立在以重情韵基础上的中国单音音乐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尽管在唐时有向复音音乐发展的萌芽)。“和谐”的概念,中西方也不尽相同。如纯指对感观的刺激来说,中国人认为单音是最和谐的(指乐音),八度叠置其次,然后是四、五度叠置。这从中国传统民间乐器上也能看到:胡琴的定弦一般是四、五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笙,它的传统发声指法决定了一个“主音”和一、两个“辅音”同时发声,从而形成一个四、五度叠置的和弦。对于和弦西洋人则认为,三度叠置才是最和谐的,至少是半和谐的,而四、五度叠置的和弦反而是不和谐的!其实,和谐应该是相对的。我想,三度叠置的效果并不旨在追求其和谐,而是旨在追求其丰满。如果说,“形式”美是艺术中很重要的一环,对于中国则不然了。固然,也需要和谐,也需要科学,但一切都要服从于“韵味”,服从于“情”。对西洋音乐来讲,“形式”美才是主要的一环。“摹仿自然”与“形式美”本是西方美学思想的两大中心。西方音乐从浪漫主义晚期起,写作技法日趋繁富。其对传统的叛逆大致从斯特劳斯开始,经过德彪西的“质的飞跃”,勋伯格的“异化”,一直到斯特拉文斯基、梅西安、斯托克豪森,技法愈来愈精细,其装饰性因素之多,正可说是前述之“错采镂金”。而中国人更习惯于音乐的韵味,“情”和“韵”始终贯穿于中国音乐的指导思想之中。因此,一切技法(包括写作、演唱、演奏)都围绕着“情、韵”二字进行。是否可以提中国音乐只注重“空灵”,不注重“充实”呢?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辨证地看。中国音乐基于中国艺术意境中的空间意识,所以它要“空灵”,重“情韵”。虽然道儒两家“实、虚”分歧很大,但最终都表现了“虚”是最“实”的,是“实”的升华。如此说来,中国音乐是重虚不重实了?否!中国音乐在其发展中,为不断臻于至美,一直在努力克服其音响“不厚实”的缺憾;从民间乐器的沿革看是这样,从民间戏曲演唱的发展道路来看也是这样。唐代的宫廷音乐,其乐队编制之庞大,恐怕今天的西洋人见到也要惊叹不已。但这种“厚实”的音乐到了宋朝就销声匿迹了。当然,在充实方面,西洋音乐更注重科学,无论在管弦乐队的组合音响方面,还是在声乐的发声共鸣方面,均较中国音乐更容易表现。但是,中国音乐却另辟蹊径,没有单在音响等方面下功夫,而是转向丰富的内涵和深邃的意境上面。中国的一个小姑娘用二胡演奏了阿炳的《二泉映月》,直令一位国际音乐大师当场拜伏的事例,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如此说来,中国音乐也不是不注重“充实”的。中国音乐能否表现“壮美”的事物?的确,从音响丰厚来说,西洋音乐更适合于表现“壮美”的事物。贝多芬的《爱格蒙特》序曲,开始的一个F音是乐队全奏。凡听过此曲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全奏的F音是何等地震撼人心啊!假若用中国的传统乐队演奏,其音响厚度远远达不到。可以说,中国的传统乐队,无论从音域上,还是从音色的融合性及音响的平衡上,均比不上西洋管弦乐队,但“壮美只是人的心理感受,只要能引起这种感受都可以说是壮美的”。比如说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中冲突一段,与中国古曲《十里埋伏》,同样表现格斗时的刀光剑影,你能说谁表现得更激烈些吗?同样,听完全曲后,你又能说出哪个引起的心理感受更“壮美”些吗?诚然,音乐是听觉的艺术,中国的音乐毕竟不符合这门艺术的原始含义。因此,止于至美,还需继续“充实”,当然还是在继承传统(注重情韵)的前提下去“充实”。一个注重“情韵”,一个注重“和谐”,从理论到实践自始至终走的就是两条路,这就是中西音乐差别的根本所在。责任编辑 潘小平三皖讲堂安徽文学ANHUI WENXUE 三皖讲堂

音乐以它独特的魅力打动人心,而影视音乐又以它的特殊性占据着影视与音乐的双重重要地位。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中外影视音乐赏析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影视翻译的语言艺术赏析

中外影视音乐赏析论文摘要

[摘 要] 历年来人们概念中的影视，不管国产影视还是西方影视都只是茶余饭后的“甜点”，仅供娱乐，其自身只具备娱乐性，但是随着影视自身行业的发展，影片被赋予的东西越来越多，更多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各种人生意义被电影人载入到影片当中，影视淡漠其娱乐性，顺利成长为各国 文化 交流的使者，西方影视的翻译要求语言的真实准确性，也要求译文的优美诗意性。本文从翻译中的几个 方法 与技巧出发，赏析其中几例西方影视翻译。

中外影视音乐赏析论文内容

[关键词] 西方影视;翻译;语言艺术

当福尔摩斯的名字飘浮在所有侦探电影 爱好 者的心中，当迈克俊俏沉默的面孔深深地埋在《越狱》迷的脑海，当所有的电影爱好者身上都开始流淌着蓝色的“阿凡达之血”，蓦然回首，我们终于发现，西方影视作为一种视觉盛宴，正在入侵人们的精神生活。

电影在全世界文化传播的轨迹中无疑是最闪亮的一幕风景，“如果电影是一场梦，那就让我醉生梦死”，这句话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笔者的QQ签名。电影的变革我们历历在目，从最初的无声、黑白的“卓别林式幽默时代”——粗糙的黑白有声电影——声音色彩画面俱全的彩色电影——3D电影时代——5D电影横空出世，在这些电影变革流程中，电影语言的变革，像是衬托红花的绿叶，成为不可或缺的变革章节，语言作为文化传播里面最强有力的支撑系统，对文化的发展、传播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影视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担负起传播人类文化的重任，当岁月的章节翻到华丽的21世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这些概念像浪花一样四处翻飞，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国际的影视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密切。一部通过翻译工作者精心翻译的外国影视作品，就像长着翅膀的使者，双翅携带着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在世界之间传播着人类文化。纵观现今影视翻译，不难看出，与普遍的书本翻译、音译迥然，电影翻译无论是从其翻译规律或者翻译的语言艺术上都有其独特的规律属性。

一、影视语言翻译的理论基础

语言翻译历史悠久，中国最著名的翻译理论是大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所谓“信、达、雅”指的是在翻译的时候一要“信于原文”，即翻译要与原文原意相符;二要“达于原文”，即翻译时表达要顺畅;三要“雅于原文”，即翻译时译文要有文采要优美。严复的翻译理论很大程度上适用于文本翻译，因为一个成功的影视翻译，需要不只是台词即影视脚本文字的“信达雅”，还需要考虑影片其他非文字因素的翻译，比如影视演员的情感表达、影视图像信息的传达、不同国家语言表达的差异性等，影视翻译翻译的不是文字，而是一部有血有肉的影片，它或许是由风格迥异的图像、南辕北辙的声音、代表不同文化的文字构成的一个预期向观众传达海量情感信息的多符号载体，是一个信息量丰富的整体。所以影视翻译不仅局限于语言学、翻译学，它还涉及媒体传播学、影视本身所具备的艺术特征等，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整体。

二、翻译的诗意性

我们都知道，一部地道的外国影片，它身上往往携带着巨大的信息资源，它包含着本地民族的历史血脉与文化背景，深刻地反映本地民族原汁原味的生活方式与思维节奏。且电影语言与一般语言不尽相同，电影语言是指电影艺术在传达和交流信息的过程中使用的媒介手段的结合，它直接为观众的视听感官服务，它直观、鲜活、具体，用形象来表达语言，携带着巨大的感染力。要将西方影视的电影脚本翻译成中文，绝非易事。原因如下：中西文化差异巨大，西方信奉上帝就如同我们中国人相信客厅里有一张茶几存在一样;中国文化往往重视意会、注重自我感悟，较为感性，而西方文化则注重概念内涵、注重分析，较为理性。这些差异性反映到语言上，就是中国语言较为感性，靠语意贯彻全文，而西方语言则强调语法、词语的上传下达，语句的相互衔接与呼应。相信大家看到“中国式英语”，都会莞尔一笑，在影视翻译中，这个问题无处不在。

Gone With The Wind：

This car，Goeth would have bought this do I keep the car? Ten people by that，ten people，ten more pin，two is gold，two more would have given me two for it，at least would have given me one ，one more，one more person，person，Stern，for could have got one more person，and I didn’t ，and I didn’t…

译文如下：

这辆车，歌德应该会买。我为什么留这辆车，它能换十条命，十条命，多救十个人。这枚胸针，可以救两条命。这是黄金，可多救两个人，他会让我换两个，至少一个人，他会多救一个人，多一个人，是一个人，斯滕，这个可以换一人的命，我本可多救一个人，可我没有，可我没有……

这段译文语气柔和哀伤，语义流利通畅，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淡淡的伤感与诗意，忠实于原文的语义，文字诗意优美，文字情感与原文相契合，可称上乘译作。

再比如《狮子王》：

I laugh in the face of danger.

译作：越危险就越合我心意。

三、翻译的时效性与准确性

人们在观赏一部影片时，要同时启动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内心丰富的情感神经，可谓“工作量巨大”，这就一如我们看小说，很多小说当我们看第一遍时，感觉是囫囵吞枣，云里雾里的只知大意，很多细节都是模糊的，但是纸质的小说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读很多遍，一部好的作品总是百读不厌，而且每读一遍随着读者年龄与阅历的增加就会产生新的情感体验，但是电影不一样，电影主要是以画面和声音相结合向人们传达信息，很多信息转瞬即逝，所以人们在处理这些信息时出现用时短的特点，如果翻译中出现一些艰涩难懂的词语或者某个词义含糊不清，而且很多电影本身的魅力也具有时效性，很多电影在欣赏的时候感觉很震撼，但是却总是提不起兴趣再看第二遍，只有一些经典影片，才能经得起时间推敲，与时光一起变成永恒。很多翻译，如果不具备时效性与准确性，那么就很可能影响观众的整体感官，让整部影片索然寡味。 比如《教父》：

I never wanted this for work my whole life——I don’t apologize — to take care of my family，and I refused to be a fool，dancing on the string held by all those big don’t apologize——that’s my life——but I thought that，that when it was your time，that you would be the one to hold the Corleone; Governor ，it wasn’t enough time， wasn’t enough time.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带给你这些。我工作了一辈子，来养家糊口，我没有道过歉，我不愿意当个傻瓜，可我总是在大人物所牵的绳子上跳舞。我不会道歉的，这就是我的本色，不过我也想到过那一点，我想那时候是你的天下，你就是牵绳子的那个人。考利昂参议员，考利昂州长。好了，时间不多了，迈克尔。时间不多了!

这段台词赋予了丰富的信息，首先，这是维多的心里独白;第二，维多是个清醒的傻瓜;第三，维多愿意做个清醒的傻瓜，即便迫于无奈。

比如：《飘》

I think it’s hard winning a war with words.

译文：我认为纸上谈兵没什么作用。

四、翻译的直白性与深刻性

在一段成功的影视翻译中，电影文字脚本翻译在忠于原文进行翻译时，要注重刻画其深刻性。

比如：Schindler’s List

What is right? When a person committed a crime，the judge sentenced him to dea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is is not right，It’s called justice.

When a person has committed a crime Similarly，the emperor could sentence him to death，

Can not sentence him to death，then pardoned him，this is called right!

什么是权利?当一个人犯了罪，法官依法判他死刑。

这不叫权利，这叫正义。

而当一个人同样犯了罪，皇帝可以判他死刑，

也可以不判他死刑，于是赦免了他，这就叫权利!

当听到这句台词的翻译时，相信很多人都会内心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然后，心里产生强烈的共鸣。翻译出来的语句，使权利深刻得入木三分，相信多年后，很多人都会忘记这部Schindler’s List，但是却没有人会忘记什么叫权利!

五、翻译的口语性

在观看国外的电影大片的时候，笔者相信大家在沉醉于这些好莱坞大片带来的精彩情节时，一定也会像看我们的国粹京剧一样，看到精彩处，不禁大叫一声“好”!而西方影视译制片里口语化式的翻译，就具备这个特征。翻译片里对于口语化的需求不外乎要考虑到观众范围广，年龄跨度大，口语化可使影片通俗易懂，老少皆宜。

Batman：How much do you weight?

Vicky： About 1 20 pounds，I think.

Batman： Hold ：AAH!OOH!

译文1：蝙蝠侠：你的体重是多少?

维奇：我想大概有120磅吧。

蝙蝠侠：坚持住。

维奇：啊!噢!

译文2：蝙蝠侠：多重?

维奇：120磅吧。

蝙蝠侠：抓紧。

维奇：啊!噢!

译文2使用的语言简洁明了，口语特色一览无遗，恰如其分地增加了影片的紧张感与幽默感。

现今的影视已不仅仅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越来越肩负着各国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命，随着大量西方影视作品进入我国，我国的影视翻译团队在不断扩大的同时，翻译水平也日渐攀升，翻译的语言艺术涵盖广阔。本文只选取几个方面加以阐述，以期抛砖引玉，在国外影视翻译上推陈出新。

中外影视音乐赏析论文文献

[1] 郭建中.实用性 文章 的翻译(下)[J].上海科技翻译，2001(04).

[2] 刘学云.翻译新论[M].武汉：湖北 教育 出版社，1996.

[3] 孙迎春.翻译学语林[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4] 孙致礼.文化与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1).

[5] 杨自俭.英汉语比较与翻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6] 柳耀辉.影视文化论文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英美影视赏析课与大学英语教学

中外影视音乐赏析论文摘要

摘要：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我校开设了英美影视赏析公选课，旨在完善多元生态化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帮助学生学习英美文化和文学知识，提高其英语听说和写作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中外影视音乐赏析论文内容

关键词：英美影视赏析课;多元生态化;大学英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0-0089-03

英美影视赏析课作为一门公选课，有利于加强文化教学，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使学生灵活地应对各类文化差异。英美影视赏析课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有益补充，可以为学生营造自然真实的语言环境，充分调动学生 学习英语 的积极性。

目前我校力争完善多元生态化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多元生态化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是指根据生态学原理把课程设置看作一个动态、开放的生态整体，讲究‘兼容、动态、良性’。”在这种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当中，各种课程要素相互依存、作用，灵活协调，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最终实现动态平衡。相比之下，传统教学过程和手段缺乏开放性和灵活性，教学评价体系缺乏层次性、多元性和激励性，学生常感受不到学习的成就和喜悦。增设英美影视赏析课，可以改善这种状况，寓教于乐，实现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多元生态化。

一、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一般说来，学生 兴趣爱好 的广度和深度，会影响其学习动机的稳固性和深刻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以丰富有趣的内容以及生动的 教学方法 来吸引学生，使学生通过学习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新异事物会引起学生的好奇和探究，教学内容与方法的不断更新与变化，可以不断引起学生新的探究活动，从而在此基础上产生更高水平的求知欲。电影一般都有有趣或刺激的 故事 情节，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给人带来感官上的享受。相对于刻板的教材，电影集画面、声音、故事情节于一体，更能刺激学生的视听器官，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从而达到有效地学习语言目的。

二、营造真实的语言环境和氛围

在语言教学过程中，为学生营造真实的语言环境非常重要。电影语言生动活泼，取材于现实生活，能对学生产生吸引力和感染力。电影中的光、色、声、影、形很容易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的视听神经，形成相对直观的语言交流和自然吸纳的语言环境。

著名语言教育理论家Krashen认为语言习得取决于大量的语言输入。他认为语言习得是通过理解信息，即通过接收“理解性输入”而产生的。因此，教师应为学生提供大于学生目前语言能力的信息输入。Krashen提出了“理想输入”的说法，认为输入应具备四个特点：可理解性，既有趣又有关联，非语法程序安排和要有足够的量。“语言环境决定语言输入的质量。‘此时此地’原则从语言习得的角度论证了这一观点。在语言输入的过程中，应该为学习者提供较为真实的语言使用环境。”影视赏析课能为学生创设愉快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在心理障碍最小的状态下自然习得语言。

三、有助于学生提高听力和口语水平，赋予学生成就感和满足感

英语电影中富含原汁原味的语音素材，其内容贴近生活，语言真实地道，表达句式多样。电影台词可分为采访、演讲、购物等。这些台词可作为学生真实自然的听力材料。台词大都语速正常，属于实际生活中的正常语言，有利于学生模仿并学以致用;还利于学生体会 英语口语 中常用的弱读和连读，养成听说英语的正确习惯。

如影片《阿甘正传》中脍炙人口的语句：“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结果往往出人意料。”《狮子王》中：“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在微妙的平衡中生存。”《TITANIC》中：“我觉得生命是一份礼物，我不想浪费它，你不会知道下一手牌会是什么，要学会接受生活。”这些 名言 言简意赅，富含人生哲理，既可教给学生新词汇，又可引发学生对人生的思考。

在观看有趣的电影时，学生会自觉使用所学过的知识进行思考、假设和预测，从而学习吸收信息。教师可以使用电影语料开展各种教学活动，从而提高学生情景对话时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比如老师可以要求学生讨论电影内容，交流感受。在交流时，要求学生灵活使用电影中的词汇、句式和 名人名言 。好的电影比教材更能激发学生的交谈欲望，促使他们用新词汇交流感受，学以致用，给学生带来学会新知识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四、有助于学生学习英美文化知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好的影视作品可以更直接地向学生展示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和风俗。语言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文化所涵盖的大量信息是促使语言鲜活、推动语言发展的强大动力。学生社会文化能力中最薄弱的环节在于语言本身所涉及的文化因素上，尤其是词汇的文化内涵。”学生如果不了解目的语背后的文化，就会使该语言的表达苍白无力，有时甚至会产生误解。因此，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教给学生语法和句式，还要向学生传授背景文化知识，“使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及其文化传统，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和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最终使学生达到语言与文化融会贯通。

通过电影学生会学到很多文化差异，从而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比如，美国新娘结婚时身着白色长裙并佩戴面纱。新娘还要按照四句韵文去做，即穿戴something old，new，borrowed，and blue。舞会结束前，新娘会将花束扔向未婚的女子，接到花的女子被认为是下一位该结婚的人。这些习俗跟中国的传统婚礼习俗相差甚远。学生在欣赏《老友记》中菲比和莫妮卡两位主角的婚礼时，就可以学习到这些文化差异。由此可见，“外语影视以其最直接、最真实、最准确的方式集中表现着目 标语 文化场景，并以其丰富的语汇和具体生动的形象传递着异域文化的语言习惯、 思维方式 、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

在课堂上，教师应精选与教材中课文主题相似的影片，并解释影片背后隐含的文化内涵，帮助学生加深理解。比如在解释文化差异时，笔者选用了《世界是平的》这部电影，影片中多次描述了印度和美国的文化差异：印度房东初次见面就问美国房客的收入、家庭和婚姻状况，这对美国人来说都是隐私;牛在印度宗教中是神圣的，印度人不吃牛肉，可是美国在印度的外包服务中居然卖烙牛的烙铁和牛排煎锅，印度人对这难以接受;印度人对美国人独有的一些小商品很陌生，因不知道具体用途而无人购买，如美国人在观看比赛时戴的奶酪形状的帽子。这一系列文化差异使得美国的外包业务在印度进展得很不顺利，从美国来的销售经理在了解了大量印美文化差异后，终于取得了成功。看完电影后，学生们踊跃发言，补充了很多印美和中美文化差异的例子，有效地练习了英语口语，并对中西文化差异有了更深入地了解。 五、有助于学习英美文学知识，提高其 英语写作 能力

学生在赏析由名著改编的电影时，会学到很多英美文学知识。如《哈姆雷特》、《傲慢与偏见》等作品，会使学生对经典作家和作品有更深刻的认识。电影《死亡诗社》故事情节曲折，内涵发人深省。主角基丁是一位被学生们亲切地叫做“船长”的教师，他提倡学生们用崭新的视角观察世界，学生被他那反传统的教育方法所感染，创建了新的“死亡诗社”。基丁所提倡的自由发散式的思维哲学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同时也遭到这所传统学校中各种腐朽思想的抵触。该影片台词中出现了很多著名英美诗人的名句，如莎士比亚、梭罗、惠特曼、罗伯特・弗罗斯特等。基丁老师的话也很有哲学意蕴和音韵美。如：(1)因为信不信由你，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总有一天都要停止呼吸，僵冷，死亡.我要你们向前到这儿来，细细玩味过去的面孔，你们经过这儿无数次，但从未真正看过他们，和你的差异并不大，对吧?……孩子们，让你的生命超越凡俗。(2)森林，因为我要为了活着而活着，深刻地活着，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髓。把生活的糟粕抛到九霄云外，以免当我的生命终结时，才发现自己从没有活过。

学生是教学中的主体，教师的教法要通过学生主体活动来获得效能。教师要善于激励、启发和引导学生，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学生赏析完影片后探讨了 经典台词 的人生哲理，同时对英美诗歌知识也有了初步的认识。此外，笔者就影片内容设置了两个辩题(基丁老师的反传统教育模式是否可行?学生自杀的悲剧应由基丁老师负责还是由家长负责?)，鼓励学生采用合作式学习的方法，展开小组 辩论 ，学生可以随意进行 观后感 与影评等思想交流。鼓励语言能力比较好的同学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完成一篇观后感或影评，也可对故事进行改写，对学生提出更高一层的要求。写完之后学生提交，由老师评分。很多学生就片中的教育体制、亲子关系等问题有感而发，写出了切身体会，比以往写的大学英语精读课后 作文 更有深度，遣词 造句 也不错，由此提高了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部分学生还主动背诵了挑选出的经典台词，展现出极大的学习英语的热情。

综上所述，英美影视欣赏课作为一门大学英语选修课，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有利于学生学习英美文学和文化知识，可以提高其英语听说和写作能力。这门课还有助于教师转变教学理念，促进教学手段多样化、教学机制弹性化和课堂管理方式人性化。广大教师应有效规划课堂教学活动，使英美影视赏析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起到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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