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论文

[论文关键词〕钱钟书《围城》 文化 批判价值 [论文摘要〕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在其稚俗共赏、幽默风趣的语言里透视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深层意蕴，他思考、关注着人的本性，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围城》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围城》自问世以来，便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比较有争议的作品，从审美范畴的角度探寻，它没有正面描写美，通篇几乎都在作者理想的烛照下描绘丑陋、卑下、粗糙与低劣这些否定性审美范畴的东西，这些东西亦即丑。作者所描绘的丑中蓄积了审丑意蕴，观照和透视了中国 传统文化 中的弊害，鞭挞和解剖了人的精神性格的丑陋。所以，《围城》以“丑”作为创作母题，将社会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而也为人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丑”提供了契机。 丑是作为美的对立面存在的，美存在的同时丑也就产生了。然而，长期以来在高雅的美学殿堂里是没有“丑”的一席之地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建立起一座辉煌的“美”的殿堂，它不允许丑的存在。东方文化也一直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理性去节制美感的过度激化，提倡典雅的中和之美，“丑”自然也是被拒斥的。我国古代小说中多是将明君贤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高僧圣尼等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近现代小说同样以描写追求理想、美好前程、远大抱负、为国争光作为主潮。而《围城》则是背离当时主流文学的作品，所以，《围城》一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没有地位。随着研究者对于作品中的“丑”由表及里的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围城》才走人中国现代文学史。 与20世纪40年代其他现代小说家一样，钱钟书的小说以对丑恶人性的提示和批判为基本母题，客观地将社会、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使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落后状况与沉滞的气氛。这只是《围城》带有揭露和批判性的‘性活描写层面”，具有认知价值。作者自称，“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思考、关注人的本性问题，人性之丑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最终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提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在讽刺与幽默的审丑艺术的运用下，《围城》更是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容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弊害的批判 文学就其总体而言，永远是对社会生活的观照与探索，永远是对人类自下而上状态的思考与写照。五四运动以来，“批判国民性”的主题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其最终落脚点是“反封建”。《围城》的主题意蕴是多方面的，对于丑的审视已不是“反封建”，而是一种文化批判。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而又有着惊人的人生智慧的学者型作家钱钟书，超越了特定文化的局限，以一种深刻的批判眼光，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独具慧眼的评判。 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是《围城》意蕴最深刻之所在。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对西方文化的鞭挞，都是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作者笔下的“围城世界”和“围城人生”构成整个存在世界和整个人生的本体象征，极富于哲学意味。 《围城》的主要社会环境是大都市上海以及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中西文化在中国的交汇之地，主要人物是出身传统封建家庭、先受中国传统 教育 后又 留学 西洋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这种环境和人物使作者有可能更深邃、更广泛地展开他对历史文化和人生命运的探究。 《围城》是从“反英雄”角度描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分子的出路，而是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小说对于落后的传统文化的批判，已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刻画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一些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围城》深刻剖析和辛辣讽刺了中西两种文化相撞击时产生的种种畸形可笑的现象和人物，以诙谐生动的比喻揭示了“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合流所产生的荒.唐可笑性:“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象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的两方补钉，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小说嘲讽了“国粹”和“洋物”掺和在一起所产生的不伦不类的现象。城市人“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却“坐在水管烘暖的客堂念佛”，每天念10遍白衣观世音咒，求菩萨保佑自己。作者对此调侃地写道:“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这表面上似乎在提倡“中体西用”，实际上是对固守中国封建文化者的嘲讽。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许多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方鸿渐的父亲是个十足迂腐守旧的封建遗老，他顽固坚守传统文化和旧道德标准，视一切外来文化、新文化为洪水猛兽，必扼杀之而后快。他处处显示封建家长的威严，始终以传统观念要求和制约儿女们的言行。在这样的封建遗老治理下的家庭正如我国许多传统封建家庭一样:长幼尊卑有着森严的礼教，父母儿女却无正常的爱心，婆媳之间互相敌视，女由狸之间明争暗斗，相互都恨不得吃掉对方。《围城》借方巡翁及其家庭来思索和揭露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丑恶和腐朽，同时也让人们在主人公的悲剧人生中加深对束缚人性的传统文化的痛恨。三间大学正像一个现代封建大家庭，是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矛盾冲突展现的一个大舞台。在这所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里，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无不趋炎附势，勾心斗角，甚至把中国古代兵书上的“敌人喘息未定，即予以迎头痛击”等兵法用来相互间斗法、争权夺势、角逐名利，并且人人都热衷“关心”他人的隐私，散布谣言，恶语伤人。 中国近代以来，海禁渐开，“西学东渐”使得社会上及知识界普遍流行着崇洋媚外的风气。张先生为了炫耀自己的“洋时髦，洋习气”，常常在说中国话时夹杂一些无谓的英文字;曹元朗之流，到国外学着写些“杂凑乌合”的所谓“现代诗”，回国后还时时炫耀自己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装点自己的门面;韩学愈冒牌子虚乌有的外国大学博士取功名。“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进爵”，这些人无非是想借“洋名”、“洋物”来获取头衔地位名气，争足面子，以示体面。这正是中国文化人人格的悲剧所在。至于连一向认为正直脱俗的方鸿渐本人也无法摆脱这种崇洋风气的左右，只好猎取洋博士头衔荣归故里，则十足是中国人“戏剧本能”的典型表现。正如美国的明恩溥所说:“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如同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只要很少的触动，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人物。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像戏剧中人物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方鸿渐心里清楚，如果他不能拿一张博士文凭回去，那么在家乡父老面前就“下不了台”。可见，小说表面上是讽刺“崇洋”的心理行为，实际上还是在挖传统文明的劣根。 西方文化的侵人并未使在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中国依然故我地被浓厚的封建传统意识笼罩着，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着墨不多的名士董斜川，曾出任捷克公使馆军事参赞，本来应该是个“英年洋气的人”，但骨子里却封建味道十足，说话‘旧气活象遗少”，捧着“同光体”的僵尸来炫耀自己，写些“泼眼空明供睡鸦，蟠胸秘怪媚潜纠”之类的晦涩难懂的旧体诗以示旧学深厚，诗才超人。他不仅瞧不起新诗和早期的改良主义龚自珍、黄遵宪的诗，而且连唐以后所有重要诗人的诗都不放在眼中，认为只有“同光体”陈三立的以晦涩出名的((散原精舍诗》，才是当时上下500年间诗歌创作的典范，并且自视颇高，面对别人虚假的恭维，竟洋洋得意地表现出“仿佛领袖受民众欢迎时的表情”。可见，封建思想文化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腐蚀和扭曲之严重，当时中国特殊社会形态下一部分知识分子精神危机之深刻。 2对西方文明的批判 《围城》中没有正面直接描写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不过，在叙事中却暗含着这种批判意识。西方人一向重视“自我”，重视“个性”，强调“精神文明”的执着与追求，强调个体生命的意志与勇气。在实现这种文明的过程中，不难看出是压抑他人的本质力量而得到的。用黑格尔的话说:“这种‘自我’是有生命的个体，而他的生命就是在于能把自己的个性显现到自己的意识和旁人的意识里，就在于能表现自己，使自己成为现象。因为每个人在活着的时候，都设法实现自己，而且也确实在实现自己。 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徐志摩曾说过:“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灭绝了光彩;我的声音是象坟堆里的夜袅，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既然是一个杀尽了和谐的不和谐时代，当然诗人和作家就要唱出不和谐、反和谐的歌，写出和谐的艺术。小说《围城》中便体现出这种“否定”。 具有多维文化视野的钱钟书创制长篇小说，让读者看到中国文化之外的文化。方鸿渐刚从英、法、德“混迹”归乡后，中学的吕校长请他到学校演讲，题目便是堂而皇之的比较文化“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结果，他一点也不顾中国国情和具体场合，东拉西扯，大谈“鸦片”和“梅毒”能“引发许多文学作品”和“刺激天才”。这便是方鸿渐深受西方玩世不恭的影响，无视传统礼教、落拓不羁的个性的反映。方鸿渐明知水性杨花的鲍小姐有未婚夫，却与鲍小姐逢场作戏，两人的“感情”像热带植物一样疯长。 方鸿渐曾研究出西洋人丑得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得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说西洋人的丑是“有计划”、“有作用”，实质是具“恶意”性的丑。 留学归国的不仅仅只有方鸿渐，其他人的思想言行又如何呢?放荡不羁的鲍小姐出洋学医学会的只是逢场作戏玩弄别人感情;苏小姐是“名副其实”的洋博士，学会了国内女性不曾做过的商业的投机手段;韩学愈知道利用“洋妻”来取功名，……作者不仅一针见血地批判了异己文化对中国的危害，而且进一步批判了西方文明。 作品最初描写的人，并非是中国人，而是在白拉日隆船上被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当船到达法国的殖民地时，这些人像狗见了家似的气势顿长，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这些法国人是不懂德文的，可他们却能与几个浪荡、轻桃、善于撒娇的犹太女人不断调情，且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 西方传统文化中同样存有让读者深思的话语。作品中运用的一些外国 典故 ，如西洋人拿胡萝卜赶驴子的 故事 ，葡萄牙人生女孩子的 谚语 ，都是作者对西方利己主义的批判。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美总是一种限定，但丑却是反限定的，是向美的普遍性提出挑战。作者所关心的不再是完美的人性，而是不完美的人性。 3对社会现实与历史文明的 反思 荣格曾经有言:“一个已经过时的诗人，常常突然又被重新发现。这种情形发生在我们的意识发展已经到达一个更高的水平，从这个高度上诗人可以告诉我们某些新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东西始终存在于他的作品中，但却隐藏在一种象征里。只有时代精神的更迭，才使我们揭示出它的意义。” 《围城》是钱钟书对社会现实和历史文明反思的艺术结晶。虽然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社会，但确实存在着几块在当时已畸形繁荣的现代文明的领地—上海、香港等世界性大都市，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尤其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上已相当欧化，因此堪称是真正的现代人。《围城》立足于中国的几块现代文明的土壤而又放眼世界，对整个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生进行整体反思和审美观照，揭露现代人生存危机这一主题。 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曾经留学欧美的高级知识分子，后来又归国谋生。从伦敦、巴黎、柏林到上海、香港，从十里洋场到高等学府，他一直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然而，这种现代文明社会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充实的意义和幸福的归宿。相反的，不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始终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没有归宿的流浪汉。这个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现代人的个人命运构成了《围城》的主要情节。正是通过他的个人命运和精神危机，作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活的病态。方鸿渐经历了现代人生旅程的四个阶段，即教育、爱情、事业和婚姻。这四个阶段事实上也就是人们普遍追求的四大人生支柱或四大人生价值。然而在方鸿渐这个现代人身上，这四大人生价值却相继破产以至于彻底崩溃了。方鸿渐感觉到的也正是现代人所具有的同感，“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方鸿渐这个现代人的人生历程和生存状况完全与理性主义、乐观主义的人生信仰相背离，从而把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的危机作了极为真实极为深刻的提示:现代社会虽然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但却不能给人提供真正安身立命的东西—精神的信仰和存在的意义，残酷的生存竞争已将基本的人生价值打得粉碎，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一钱不值，现代人陷人了深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之中，人生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成了一个进不可取、退无出路的“围城”般的绝境。处于历史转型和文化变迁背景下的现代人却不甘随俗，有未泯灭的理想主义却不能适应现实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在各种话语的断裂、差异、冲撞、颠倒中无所适从，屡屡碰壁。主人公“人生经历不是快乐的历险而是痛苦的历程，不是成功之收获而是失败的总和，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对最起码的人生价值的彻底幻灭”。这正是对现代文明中，人在种种异己力量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哀困境的提示。 《围城》是一部学者小说，这一特征决定了它的哲理性要远远大于形象性。加缪曾经说过:“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在一部好的小说里，其全部哲学都融汇在形象之中”。这话自然不可一概而论，但移用到《围城》上来确是再恰当不过了。它的寓言性结构显而易见，“被围困的城堡”也罢，“金漆的鸟笼”也罢，小说的中心意象“围城”是一个由作者明确指示的哲学命题，它既是人类爱情婚姻的明喻，也是一种文化精神和人类生存困境的象征。在《围城》的初版序言中，钱钟书就交待说:“在这本书里，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个郑重其事的点题暗示了《围城》的思想批判意向最终是指向整个人类存在的，它的艺术概括是涵盖整个人生的—现代文明中的现代人生。在《围城》故事快结尾时，作者又有意假借孙柔嘉对方鸿渐的埋怨—“好好的讲咱们两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要扯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再次提醒读者回味他的这一思想意向和美学追求。 世间的丑恶被真实地再现，就有利于唤起世人的觉醒，加快他们摆脱异化的步伐。西方的卡夫卡为人生困境建造了一座人与人互相隔绝的“城堡”，中国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则砌起了一条充满迷惘与感伤的“雨巷”，钱钟书则营建了贮满人生困惑的迷宫似的“围城”。

文化相对主义在当前的诸种面相及其批判论文范文

回顾中国学术史，文化相对主义像一个幽灵，隐现于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之中，近些年来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又重新在中国学界活跃起来。

文化相对主义的文化观是一种自足论的文化观，它对文化的相对性、特殊性、多元性的坚持正是建立在此种文化观的基础之上的。

就其价值论的出发点而言，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文化决定论的价值多元论，在这种决定论下，人不过是文化这一自行运转的庞大机械装置的“齿轮与螺丝钉”而已。

文化相对主义①，是一种以强调文化的认知差异性与文化间的价值不可比性为核心的理论主张。它兴起于19世纪末的西方人类学界，此后迅速扩展到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回顾中国学术史，文化相对主义也像一个幽灵，隐现于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之中。尽管很少有论者直接打出“文化相对主义”的旗号，但从“中体西用论”到“本位文化论”，从“国粹派”到“新儒家”，背后总能隐约见到“文化相对主义”摇曳晃动的魅影。近些年来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又重新在中国学界活跃起来。在我看来，这一现象或许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与学术事件之一。更有意味的是，此次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对其自身构成的展现几乎是全方位的:从理论预设到现实判断，从价值观念到应用策略，都一一得以展示—而正是在此种展示之中，文化相对主义存在着的理论困难与思想缺陷也都暴露无遗。

文化相对主义本身的理论内涵并不复杂，但在当代不同的语境之中，却常常与诸如历史决定论、激进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之类的理论和价值言述纠结在一起，往往呈现出种种不同的面相。兹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其一，“不可通约”论。执此论者认为，中西文化乃自成系统的文化，是自成一体的文化样式。它们各自于前全球化时代以相互隔绝的形式发展起来。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本源性的，故而也就是不可通约的。

其二，“东亚价值”论。论者把“东亚价值”(也被称作“亚洲价值”)看作是与西方欧美的价值标准与观念相对应乃至对立的一种价值观念体系，特指存在于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以“社会第一，个人第二”为核心的价值观—因此也就不能用西方的以普遍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来衡量现代东亚国家与地区。

其三，“失语症”论。此处的“失语”并不是说不能讲话了，而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化与学术没有自己的一套表达、交流、解读的理论、方法与规则。究其原因就在于“西学”的人侵，它与“国学”不可通约，从而导致了中国自己的文化与学术传统的断裂，使中国陷人了严重的“文化病态”之中，世界上完全没有了中国文化自己的声音了。

其四，“中华性”论。这种理论的出发点在于认为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基本话语范型的“现代性”知识框架在90年代已经不可逆转地衰落了，而其原因就在于“现代性”转型实质上是一个“他者化”的过程。所以，必须在“现代性”之外设立一种能与之对抗的“中华性”，以之为中国学术的未来范型。这意味着不再将“现代转型”作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未尽使命，而是“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以突出中华性的方式来为人类性服务”。，让中国“在一个多样化和多元化时代成为多中心的一个中心”。。

其五，“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论。此处的“本土化”之“化”有两种意思:一为“回归”，一为“整合”。前者意指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回归到中国自己特有的“本土性”的文化和学术传统—实际上就是“五四”以前的经学传统—中去。后者则要用中国自己的“本土文化”来整合来自西方的种种人文社科知识，以实现建立一个既不失“本土特质”，又能“融古今中外于一炉”的学术话语系统的雄，L,}o

其六，“中国的现代性”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现代性”源于欧洲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是“基督教一清教伦理一理性主义”这一西方特有的文化传统的产物。因此，相对于“西方的现代性”，还应该有一种“中国的现代性”;相应于“西方的现代性”与理性主义的内在关联，我们“必须在‘理性化’这一范畴之外寻找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同一性”③。

与以上列出的诸理论相近或相似的观点还有许多，不过就其产生的影响和引发的回应的热烈程度而言，其他的观点与提法或许都难出上述六种理论之右。当然，在细致审理之下，我们可以发现，这几种理论无论是在知识背景，还是在致思路向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异。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们又是相互牵连在一起的:背后都徘徊着作为一种文化认知模式与文化哲学构想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幽灵。下面我将结合这些理论的困境，从“观念悖谬”、“价值迷误”、“应用匾乏”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化相对主义的内在困难与局限。

一、观念悖谬

在我看来，文化相对主义的文化观是一种自足论的文化观。它把文化看作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有机整体④，其内部的诸种要素类同于有机体中的各个器官组织之间的关系，而文化的历程也同样被看作是一个自足的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自然死亡的有机生命的历程。文化相对主义对文化的相对性、特殊性、多元性的坚持正是建立在此种文化观的基础之上的。可以发现，我们所列举的几种理论言述也都以这样一种文化观为其逻辑前提与理论预设。“不可通约”论本身就是文化自足论的必然推论。其他几种理论则预设了一种本真的、绝对纯一的“东亚性”、“中华性”或“本土性”作为其理论推导与现实判断的前提，这不过是自足论的文化观念的变种而已。比如，在“中华性”论者屡屡提及的“他者化”的背后，不难推想出一个有机自足的文化的“自我”来。

问题在于，这种自足论的文化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悖谬的观念，它对文化的理解陷人了本质主义与实体论思维的谬误之中。一方面，自足论的文化观无视文化内部的诸多流动性、多样性与复杂性，强行地设定某种谁也说不清的“元话语”—如“中华性”、“东亚性”—来作为一种文化的“中心”或“本质”，以便构造出一种“实质”上的文化同一性①。另一方面，自足论的文化观又把文化设定为一种自足的不依赖于他物而存在的文化实体，而作为实体的文化必然要具有一种自足的能动性，因此，文化又被看作是一种有机的生命体。但是，现代哲学与现代科学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了本质主义与实体论思维的荒谬，因为这两者都为了话语的普遍性而无视存在本身的现实性、丰富性与流动性。具体就文化的观念而言，本质主义与实体论的思维将原本丰富、复杂甚至矛盾重重的诸多文化现象从其现实语境中抽离出来，并限制在某些特殊的传统或理论框架之中。可以说，这种文化观念脱离了文化存在的'现实，不过是一种主观的抽象。 二、价值迷误

所谓“价值观念的迷误”，是指某种理论的价值秩序混乱及其所设定的价值目标迷失，因而存在着价值自我贬值乃至演变为反价值的危险。

当然，首先必须承认，文化相对主义就其价值论上的出发点而言，有其部分的合理性。文化相对主义在价值哲学层面的初衷是为了反对文化进步论与文化中心主义的一元价值观，承认各种文化形态的自身价值，认为各种文化都必须依照其自身的价值结构来考察。这无疑是一种价值多元论的观点。问题在于，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多元论又是一种文化决定论的价值多元论:既然文化是一个自足的有机生命体，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文化现象一经产生之后，它也就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因而独立并超越了人的意志;人不仅不能干预文化的进程，而且，人本身的价值活动也完全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人不过是文化这一自行运转的庞大机械装置的“齿轮与螺丝钉”而已。这种文化决定论的价值多元论的观点尤其体现在所谓的“东亚价值”论与“中国的现代性”论之中:在“东亚价值”论者看来，作为一个东亚人，就意味着必须认同东亚的(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并以此种价值观为荣。“中国的现代性”论者则认为，既然“现代性”有其欧洲特定的文化与历史起源，那么，包括“理性”、“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价值观念也永远烙上了“西方”(欧洲)的印记，因而也就无法成为非西方国家“自己”的现代性诉求的价值理想。

从价值哲学的角度来看，文化决定论的价值多元论所隐含着的最大的价值迷误就在于对文化价值的属人性的取消。文化总是人的文化，人总是文化的人。不过，在人与文化的价值关联上，我们必须坚持人本身的价值的优先性。也就是说，人不仅是文化的传承者，还是原初文化的创造者，更是文化传统的批判者与新的文化价值结构的创造者。文化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人的价值，人的文化性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属人性。但是，在文化决定论的视野中，人完全是一种被动性的存在，对文化未来的价值走向、趋势毫无掌握和控制的能力，更不用说人是否还有接受外来文化或创造新的文化的可能性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以某种价值观念及其结构为核心的文化本来就是由自为目的的人为实现其自身而在其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逐渐建造起来的，因而，文化的建造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的过程，也只有在此过程中人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属人性才得以统一起来。但是，文化相对主义把文化设定为一种自足的生命有机体，并且由之推演出文化的决定论，这就把文化的发展过程设想为一个与文化中的人类个体的理想、意愿和努力无关的过程，人成为了文化进程的自我表达的媒介与文化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自身的工具，不是人建造着文化并由此建造着自身，而是文化建造着人并建造着自身。很明显，人的文化性被极端地强化，文化与价值的属人性则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遗忘或取消了，而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人是目的”这一价值哲学的出发点及归宿被遗忘、被取消了。从此意义上说，文化相对主义极有可能演变为价值虚无主义。

三、应用匾乏

此处的“应用”概念来自于伽达默尔的哲学淦释学。伽达默尔认为，应用乃一切理解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应用乃建立在理解存在论的基础之上的人文学科及其诸种理论所不可或缺的一种内在品格，即人文理论的应用品格。也就是说，人文理论必须有能应用于该理论的建构者或信奉者的现实境况之中的品格。

从文化相对主义在当前中国学界的诸种面相来看，其应用品格的匾乏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错位的现实判断。无论是“不可通约”论，还是“失语症”论、“中国的现代性”、“东亚价值”论，其共同的特点都在于其对现实加以诊断的立足点并非是现实的具体经验，而是从一种“文化本真性的幻觉”①出发，借助于某种被孤立起来的传统或者某种既定的理论，自上而下地推导出某种关于现实的断言—这种断言与我们对现实的真实感受有着明显的错位。2.虚假的问题意识。错位的现实判断必然引发虚假的问题意识。比如，“中华性”论者所主张的现代性作为一种现实过程正趋于完结的观点，怎么看也像说的是欧美诸国，而不是中国这样一个连许多人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3.贫乏的应用策略。与大谈现实中的“危机”或“问题”时的言之凿凿相比，当论及如何解决这些“危机”或“问题”时则要么回到“复古主义”或“中西杂揉”的老路上，要么就语焉不详地大谈“超越”—不过谁也不知道该怎样超越以及超越的方向与目标是什么。

其实，此种应用匾乏的状况正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悖谬与价值迷误在实践层面上的表现。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在文化观念上的文化自足论悖谬使得它既无法面对文化的现实存在，也无法对文化现实进行穿越经验层面的深人思考，从而为当前的学术发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对文化价值的属人性的取消，使得文化批判与学术创造的承担者—现代意义上的个体独立的人仅仅作为构成文化的诸种因素之一被整合到文化的有机生命体中，因而无法走出文化决定论乃至文化宿命论的阴影，从而导致了文化与学术发展的无目的性与无主体性的双重困境。从这一意义来说，文化相对主义已成为了阻碍中国文化发展与进一步推进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对文化相对主义及其在当前的诸种面相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文化的差异性事实的否定，更不意味着赞成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殖民主义。面对纷纭复杂的当代文化现象与扑朔迷离的诸多学术问题，我们所期待的是一种立足于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文化理论与学术范型的诞生。所谓的文化与学术之“转型”，不就包含有“告别”与“诞生”的双重含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