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资源概论论文

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理由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埃泄幕哪恋匾汛?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 四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炼、小铁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再次，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最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显然力不从心。 其实，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 掀起真正的“环保风暴”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令笔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国，即使不发展工业，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也需要大笔投资，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任重道远，需要依法办事，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

我不是煤矿行业的我不是环保专业的我只是想关注环保我不是为了悬赏分我对环保说几句话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有效利用能源、减少环境污染、降低安全生产事故频次，防止突发环境事件，确保生命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制定并执行环保政策和措施，致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我国民生工程的关注点。中国化工业价值链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显赫的地位，但是，环境污染问题，在化工领域尤其是中小化工企业存在的问题，是不可懈怠和轻视的；改善化工安全生产和化学品安全管理体系，增强企业安全防患意识，提升环保部门的环境管理水平，从而更好地采取治理和应对突发环境事故，是当前急不可待的任务。我们能够借鉴国际最佳实践和企业成功经验，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保意识和能力，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地区区域性经济发展中，已经注意到了本位主义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所带来的最终恶果，国家环保总局（现环保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开展的清洁生产运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示范项目，以促进中小型企业的认知和意识，足有收效。安全地生产、清洁地生产，企业的获益包括：提高安全生产、环保能力，降低事故、员工受伤和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以及改善与加强当地社区、工业、价值链、买方市场的综合效益，相关经验将作为成功案例，为中国企业的环保工作，提供宝贵经验。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不危及后代人的利益，政府，地方政府和业界应制定和实施更加严厉的安全生产、清洁生产、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等法规和政策，以减少对中国本土、人类环境的污染。国家的环境保护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的防治与控制、自然生态保护、核安全监管、环境安全保护等，政策应当先行。执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也应当充分利用经济杠杆策略，过去比较注重经济份额的考量，应迅速转为对国家法规和政策执行力的考核，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过程。

引言中国科学院陆地生态过程重点实验室主任、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周启星认为，环境生物技术是21世纪国际生物技术的一大热点，兼有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特点，在环境污染治理与修复、自然资源可持续再生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从根本上体现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环境生物技术相关产业也正迅速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增长点。 内容和分析环境生物技术是一个纯生态过程，这使得该技术在解决环境问题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和显著的优越性，从根本上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周启星介绍，环境生物技术可按技术的难易程度，划分为高、中和低三个层次，其中高层次环境生物技术指以分子生物学技术为主体、以基因工程为主导的污染控制与监测技术，中层次环境生物技术是以目前大量应用的、经过工艺改革与技术创新的生物处理技术，低层次环境生物技术则指各类自然净化系统。应用中三个层次的技术互相渗透、协同一致，供决策者和用户根据“经济”、“可持续”原则酌情选用“现代环境生物技术的兴起，确实有其‘不得不发展’的现实需求。”周启星解释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传统环境处理技术无法解决的环境污染问题，包括高效降解有机有毒污染物的基因工程菌和抗污染、超积累型转基因植物的研究，无害化或无污染生物生产工艺技术研究，废物资源化工程研究等。在这些方面，现代环境生物技术与传统技术相比效率高、速度快，更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正因为要“能传统环境技术之不能”，当代环境生物技术的发展热点主要集中在高层次技术，即以分子生物学技术为主体，以基因工程为主导的污染诊断、污染监测、污染控制及污染生态修复技术上。其中，环境生物新技术、新方法的开发和利用，如污染环境的分子诊断技术是污染控制与修复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当前环境生物技术研究人员，仍不能很好地用生物芯片、转基因、干细胞、蛋白质组、代谢组、生物发光等技术，发展出有效的污染检测与监测方法。人与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人类总是在不断地改造环境，创造不仅使用，而且美观的环境空间。城市所意味的，不仅仅是建筑、街道、商店等人工建构物的堆积，而蕴涵着在诸多功能性设施及硬质景观相伴下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和城市居民多姿多彩的生活。从外在的视觉影像来看，城市是由其平面结构、天际轮廓、各色建筑、街市设施、区域地标、开放的空间、植栽园林及穿梭不定的交通工具所构成，然而这些都是城市人在选择和被选择的行为方式下形成的物质形态，其间蕴涵着深厚的自然法则、社会心理、人文情感及历史沧桑。城市化在为人们带来许多益处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民健康产生影响。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的气候变化（如热岛效应）和环境污染，包括水、空气、噪声和固体废弃物污染等；二是自然资源的耗竭与短缺，特别是淡水、化石燃料、耕地的过度利用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三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导致大量的社会问题，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绿地减少、教育与卫生滞后等。生态城市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建设起来的城市。生态市建设，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决策和管理方法，充分挖掘市域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具有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生态城市实践方法应该是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保证长期的生态健康和后代人生存与发展所需的资源。中国的生态城市规划同其他的规划有两点区别。它的规划时间一般超过20年（总体规划的年限），为长期的发展指明方向。另外，生态城市规划比起其他的规划所涵盖的内容更广泛。中国的生态城市方法反映了最需解决的两个方面—经济和生态，目的是为寻求经济和社会利益，长期的生态健康和资源管理之间的协调发展。社会问题会在生态城市的讨论中变得越来越来重要。第一，重视城市生态学理论的探索，特别是不同规模城市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第二，扩大城市科学研究的范围，即从由单一的城市为对象的研究，转变为对城乡复合生态系统的研究，包括半城市化地区的研究和乡村工业化与城市群的研究；第三，发展生态城市建设适用技术体系，促进现有技术的生态化；第四，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生态景观规划和生态文化的方法论上的指导；第五，建立相应的政策、法令和奖惩制度，促进生态城市的发展；第六，加强教育、培训和生态城市的能力建设，增强生态意识；第七，加强国际间、城市间和社区间的合作与交流.。 “我们有一个责任，即不仅仅是仔细考虑美的含义，而且开放我们自己去体验美并且遵循美的引导。这种人类特有的适应才能帮助我们同自然界发展一种伦理关系。” ——.奥斯丁 在我国许多城市社区及城乡结合部区域，由于土地利用方式及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使得大面积裸露的土地受到长期的侵蚀和沙化，原由树林植被被轻易伐弃；水资源短缺，垃圾、废水处理系统不完善，环境污染加剧等情形在生态上个社区的健康生存发展带来长久的、潜在的危机。另一方面，社区中旧有的建筑街道、溪水及文化名胜等历史文化景观在社区的改建和新建中被轻易拆除、解体或毁坏。这显然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不相符合。而在北京市，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我们在北京西郊的实习当中，就见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在环境艺术的生存与推广中，不可避免地面对着人居环境及相关区域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维护的需求。1972年6月5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旨在鼓舞和知道世界各国人民保持和改善人类环境的宣言，即《人类环境宣言》。宣言中强调指出，“……人的定居和城市化工作必须加以规划，以避免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它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对于大地环境经管规划和较大型的公共艺术的推广活动方面应当做到： 1、树立社会文化和经济开发活动中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 2、珍惜和合理使用土地及景观资源。 3、反省和避免艺术规划和创作活动中有碍于人类极其社会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状态。 4、明晰公共文化艺术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5、确立公共艺术推广与城市环境及景观规划间的协调与统合的原则。 客观上，公共艺术在当代城市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的改造与维护中，正应该起到它美化环境、催发人气、促进正确的生态观念、协助绿色革命的部分作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自然环境和绿色生态系统遭到前所未有的毁坏和失衡，森林、绿地、湿地及地表水环境资源大量消失，成为威胁城市生存环境，威胁人类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因此，无论从维护人类社会宏观生态环境的目的着眼，还是从公共艺术及其景观的审美效应出发，都必须强调公共艺术与城市环境中绿色生态建设的密切关系，促使公共艺术在总体上与硬质景观和绿色生态元素之间，达到平衡与和谐，从而达到优化和“软化”城市环境的效果。城市环境艺术，一种在选择之中的进步与慰藉。当前无论是大中城市还是小城镇和乡村,生态化建设实践己在我国蓬勃展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生态化发展及建设生态城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生态城市的提出是基于人类生态文明的觉醒和对传统工业化和工业城市的反思，生态城市已不是纯自然的生态，而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共生的城市生态，它和卫生城市、园林城市、山水城市、花园城市、森林城市、异曲而同工，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都具有提高市民文化素质与生活质量的功效，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生态环境条件千差万别，不可能单一的发展类型和发展模式，需因地制宜的创造各种生态城市规划类型和各种发展模式。面向新世纪，人类的取向和选择必然是生态化。城市走生态化发展道路、建设生态城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生态城市离不开创造性的规划设计,创造性的规划设计需要前瞻性的理论指导。开展对生态城市的研究成为城市(规划)研究的前沿课题。改变传统的城市规划价值观,有必要在新的生态价值观指导下对当前城市规划理论进行根本性变革,系统地研究生态城市理论原理及其规划设计方法、手段、技术等一系列问题，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要解决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使之自然、经济、社会生态化，根本的途径在于改变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和资源利用方式，采取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循环经济的模式，实现低排放或零排放目标，是城市生态化的必然，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生态城市理念所包含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城市与自然共存的目标，对国内今后的城市规划工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在当今科学技术相当发达、人类改造自然（即干预自然）的能力远远超出以往的情形，人类必须意识到任何人居环境(包括城市)都是全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活动必需在生态极限内进行，并充分地体现在规划之中，这是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建立生态城市的根本保证 参考资料来源：1、现代环境艺术 邱长沛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2、公共艺术的观念与取向 翁剑青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