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书文献论文

春秋战国时期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兵法,李牧兵法。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书是《孙子兵法》。兵书产生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标志是《孙子兵法》，它是我国同时也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兵书。

春秋战国时期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兵法，李牧兵法，

中国军事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认为，联合搜救演习显示了中美军事合作的空间日益拓展、层次更加广泛、方式越发务实的新趋势。 合作空间日益拓展。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亚强大校认为，中美两国作为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承担着许多共同的责任，有许多共同利益交会点。这次演习以海上搜救为主要内容，显示了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正在朝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夫黑德上将在访问湛江期间也表示，这样的演习，将提升中美两国联合应对海啸、地震、火山等自然灾害和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的能力。他认为，人道主义救援已成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越来越重要的一项任务。中美之间在人道主义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非常广阔。美方将积极寻求并不断扩大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合作。 交流层次更加广泛。“联合搜救演习，是双方军事合作成果的体现，它背后所蕴涵的是双方在各个层次、多个渠道开展的深入交流。”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彭光谦少将说，一场演习，需要双方从最高军事领导人到最底层士兵之间的交流。此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是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加强领域交流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今年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为了确保此次演习成功举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夫黑德上将率领“朱诺”号两栖船坞运输舰访问湛江，并与中国南海舰队司令员顾文根中将进行了会谈。双方的舰艇指挥员已经就第二阶段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三轮会谈和磋商，确定了演习的预案和细节安排。双方士兵除了相互参观舰艇外，还举行了足球、篮球和拔河等体育比赛。来访的“朱诺”号两栖船坞运输舰，还举行甲板招待会，邀请中国海军官兵共叙友谊。 合作方式更加务实。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自中美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军事关系先后经历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的“蜜月期”、９０年代的“跌宕起伏期”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调整期”。“在目前的情况下，中美两军之间还很难进行中俄之间那样大规模的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演习。”彭光谦表示，选择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海上联合搜救作为中美两军演习的课题，反映了两军合作更加务实的特征。“先在‘低端政治’领域的搜救演习方面取得突破，才能为下一步更深层次的合作与交流打下基础，才有可能一步步上升到‘高端政治’领域的武器装备技术合作、传统安全领域军事演习等。”彭光谦说，中美军事合作方式更加务实，还表现在双方高层互访、人员往来、安全磋商等已经形成机制，用制度性的安排来保证两军关系排除外界干扰，稳步健康向前发展。此次演习在中美军事交流史上意义重大，至少有三大值得关注的看点 看点之一：救援能力体现中美两国海军参演部队协同程度。对于成熟的大国海军来说，执行以人道主义为目的的海上搜救，并不属于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对于不同国家的海军联合执行搜救行动来说，最为关键的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双方如何协同。李亚强说，最终决定联合搜救演习效果的，并不是中美海军各自装备和实际作战能力，而是双方的协同程度。中美两国海军参演部队需要在通信、装备、指挥程序、战术行动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密切协同，才能保证在最短时间内发现目标，并及时展开有效的救援和损害管制行动。 看点之二：实际使用兵力推动中美军事交流实现新突破。李亚强认为，近年来中美军事关系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双方在高层互访、人员交流、防务磋商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进展。虽然中美两国也都邀请过对方军事官员观摩过本国的军事演习，但双方军队实际使用兵力，共同执行演习任务在２００６年９月首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之前还是空白。“实际使用兵力，提高双方军队共同完成某项任务的能力，在军事交流中具有无法替代的独特地位。”我说，“从‘纸上谈兵’到实际使用兵力的这一突破，必将推动中美军事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 看点之三：高密度演习体现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中国军队开始有选择地逐步参与双边与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仅就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而言，中国海军就先后与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印度、澳大利亚等国海军举行过。“但是，像中美两国海军这样，在短短两个月之内，接连举行两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的高频率还是没有的。” 我认为，军事关系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高密度演习体现了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最早的一部兵书——《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英文名为“The Art of War”，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三大兵书之一(另外两部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和宫本武藏《五轮书》)，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其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字长卿。《孙子兵法》第二——《孙膑兵法》《孙膑兵法》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也是《孙子兵法》后“孙子学派”的又一力作。《孙膑兵法》古称《齐孙子》，作者为孙膑，传说他是孙武的后代，在战国时期生于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阳谷、鄄城一带)，曾和庞涓一块儿学习兵法。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这部古兵法始重见天日。但由于年代久远，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考证，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竹简364枚，分上、下编，各十五篇。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篇当属原著无疑，系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篇内容虽与上篇内容相类，但也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收入《孙膑兵法》凡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战国时期吴起的著作——《吴子》战国时期，卫国吴起所著。魏国文侯，魏国武侯辑录，《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48篇，已佚，今本《吴子》六篇(《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系后人所托。其主要谋略思想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他一方面强调，必须在国家和军队内部实现协调和统一，才能对外用兵，提出国家如有“四不和”，就不能出兵打仗;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吴起继承了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在《料敌》篇中强调了了解和分析敌情的重要意义，并且具体指出了处于6种情况的国家，不可轻易与其作战。他懂得战争是千变万化的，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采取应变的措施。在《应变》篇具体论述了在仓卒间遭遇强敌、敌众我寡、敌拒险坚守、敌断我后路、四面受敌及敌突然进犯等情况下的应急战法和胜敌的策略。《治兵》《论将》和《励士》3篇主要阐述了他的治军思想。他认为，军队能否打胜仗，不完全取决于数量上的优势，重要的是依靠军队的质量。质量高的标准是：要有能干的将领，要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兵士;要有统一的号令;要有严明的赏罚。他重视将帅的作用，尤其是重视将帅的谋略，强调好的将帅应有优良的品质和作风。重视士卒的训练，提高实际作战能力。强调赏功以励士兵。传说中姜太公的著作——《六韬》《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此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兵家类中不见著录，但在“道家”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类著录有《国史六》“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周文王师姜望撰。”但从南宋开始，《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然而，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对它的怀疑与否定也不攻自破了。《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残本、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残本、敦煌遗书残本、《群书治要》摘要本、《四库全书》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今本《六韬》共分六卷。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武韬——讲用兵的韬略;龙韬——论军事组织;虎韬——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豹韬——论战术;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秦国军事家尉缭的著作——《尉缭子》《尉缭子》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对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意见：《尉缭子》是一部伪书。虽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兵形势"《尉缭》31篇，但今存《尉缭子》不讲“兵形势”，显然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尉缭》，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不过，自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尉缭子》残简出土后，学者们发现残简有6篇与今存《尉缭子》相合，伪书一说已遭到大多数人否定。另有唐魏徵《群书治要》辑《尉缭子》4篇，对考校此书均有重要价值。第二种意见：《尉缭子》的作者名叫尉缭，是战国时人，此书的前身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形势”《尉缭》31篇。第三种意见：与第二种意见大致相同，不同处在于它认为此书的前身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杂家”《尉缭》29篇。“杂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说。“杂家”《尉缭》属“商君学”，除论述军事外，还应论及政治和经济。它虽谈兵法，却并非兵家。《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杂家”《尉缭子》5卷。这都和今存《尉缭子》的内容和卷数相同，可见今存《尉缭子》即“杂家”《尉缭子》。宋人将“杂家”《尉缭子》收入《武经七书》，归入兵家。所以后人多误认《尉缭子》为兵家之书。《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尉缭子》是战国晚期论述军事、政治的一部著作，共五卷二十四篇，南宋刻行的《武经七书》本最早。《汉书?艺文志》杂家收录了《尉缭子》二十九篇。唐朝初年的《群书治要》中节录了《尉缭子》四篇。1972年，山东临沂的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也有和《尉缭子》相符的竹简书六篇。从这几篇的情况来看，现在流传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删节和讹误，篇名常和竹书不合，但基本上没有后人增加的内容。《尉缭子》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其理论水平很高。思想中糅合了儒、法、道各家观点，这也许是被纳入杂家的主要原因。后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对研究战国时代的军法颇有帮助，所以有人把此书作为兵书来看待研究。齐威王时期的著作——《司马法》《司马法》是我国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司马法的作者：据相关资料记载是春秋时期齐国大司马大将军司马穰苴所著，其人本姓田，受封司马大将军，故称司马穰苴。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汉代对《司马法》评价很高。武帝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见苟悦《申鉴?时事篇》)司马迁称道《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东汉以后，马融、郑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据以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军制。晋唐之间，杜预、贾公彦、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马法》为立说的根据。可见《司马法》当时仍具有军事权威著作的声誉。宋元丰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马法》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武学，定为将校必读之书，其重视程度，也不减晋唐。迄至清代，姚际恒、龚自珍等人，疑为伪书。但对他们所质疑的问题，详加考查，显然根据不足。(参见兰永蔚著《春秋时期的步兵?〈司马法〉书考》中华书局出版)《司马法》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亡佚很多，现仅残存五篇。但就在这残存的五篇中，也还记载着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对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司马法》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基本涉及了军事的各个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与治兵的原则，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还有很丰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视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和轻与重辨证关系的统一。对于人的因素、士气的作用非常重视。

这玩意没啥好学的，绝知此事要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