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科举的论文有什么主题

中国科学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他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 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一大进步，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因此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在漫长的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曾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至于秀才就更不计其数了）。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和密切关系，从未参加过科学考试的是极少数。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 1300年的科举制度几乎占据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五分之三和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历史之长，影响之大，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对于祖国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建设，特别是对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促进和发展都曾产生过巨大作用。我国的科举制度从宋元以后东渐西传，越南、日本、韩国、朝鲜，在其国内都较长时间仿照中国推行过科举制度；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的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也都直接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作用和重要影响。西方现代的文官选拔制度、我国现代的教育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都是中国科举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孙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五权宪法》）。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五权宪法》）。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它无疑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起源于隋朝，发展在唐朝，宋朝到高峰，元朝没什么特殊的东西，明朝开始堕落，清朝就不说了！

《范进中举》的文章主题：

作者生动地刻画了这个为功名利禄而神魂颠倒的科举制度的殉道者典型形象。范进将自己20到54岁的青春都押在了科举这座“独木桥”上。

范进一旦中举，34年的折磨摧残，34年的忍辱偷生，34年的辛酸，都在“疯”中爆发出来。文中通过范进由屡试不第到一朝中举后的不同境况、际遇、表现，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同时生动地刻画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

扩展资料：

1、运用强烈的对比来达到讽刺效果。

故事围绕着范进中举前后展开。在作品中，作者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褒贬爱憎的话，它让讽刺对象的形象、行为、内心因范进中举而产生自我矛盾，丑态百出，从而淋漓尽致地揭露出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和人们的病态心理。

2、 用对比的手法进行讽刺。

文章围绕范进中举，采用了鲜明的对比，对文中人物、社会以及科举制度都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讽刺。

3、细节描写生动逼真，也极具讽刺性。

文中多次运用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增强文章讽刺效果。其中，最精辟的莫过于篇末对胡屠户接受范进赠银的描写。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范进中举

科举研究与高考改革摘要: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古代科举在追求考试公平的同时兼顾区域公平的历史传统,影响了近代以来的高校区域布局和目前高考分省定额划线录取制度的实行。在改革和完善高考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借鉴科举考试的某些防弊措施与考试管理方法,加强考试立法。研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可为当今的高考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科举学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科举是中国古代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高考是当今中国长盛不衰的话题。从考试形式和其作用影响来看,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中国科举史为现代高考改革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鉴古可以知今,研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可以为当今的各类考试改革,尤其是为高考改革提供参考借鉴。中国高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土壤,高考在许多方面与科举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要认识高考改革中一些带有根本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如统一高考制度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等问题,都必须将其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才能看得更为清晰。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矛盾和问题,本文仅从科举史上考试存废利弊之争、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争、防止作弊的措施与方法等三个方面,来谈科举研究对高考改革的借鉴意义和科举学的现实性。一、科举存废之争研究科举历史可以看出,中国科举史上曾经出现各种各样争论和争斗,其中最为根本和突出的是科举存废之争。科举行之既久,在发挥选拔人才功能的同时,也出现一些弊病,往往使各类学校教育沦为其附庸,出现科举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考试选才通常无法考察德行,千百年来,人们对以德取士的追求此起彼伏,赓续不断。如何克服科举考试只重考场中体现出来的成绩而忽视平时水平和表现这一弊端,一直是考试存废之争的焦点。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史上,曾出现过6次有关科举利弊与存废之争。第一次争论发生在唐代宗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上疏奏请停罢进士、明经和道举科目,由县令依古制察孝廉,结果建议未被采纳。第二次是在唐文宗至唐武宗时期(827-846),宰相郑覃、李德裕试图罢废进士科,也未能成功。第三次关于科举制利弊存废的争论发生在北宋中叶。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参与争论,到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诏令“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并以“八行”科察举取士。但到宣和三年(1121)又下诏恢复了科举取士,此次科举中断时间为17年,实际停罢了5科。第四次是元惠宗元统三年(1335),宰相伯颜与参政许有壬的争论,尽管伯颜一意孤行停废了科举,但由于科举取士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只停罢了2科,在至正元年(1341)又得到了恢复。第五次为明初朱元璋连续三年开科之后,于洪武六年(1373)停罢科举,采用荐举,但到洪武十五年(1382)又宣布恢复科举。第六次是清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反对八股科举,“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但因礼部坚持而未废。300年科举史,虽然也有过几次中断,不过少则几年,至多30余年便重新接上了。只是近代以后,科举制生存的社会文化土壤已起了重大的变化,结果于1905年被废去。不过,科举虽然已经废止,但却没有完全作古,它还以不同的形态复活于现代社会。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当今考试选才的适用面越来越广,充分说明在中国考试选才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历史上的科举存废与高考存废争论有许多相似之处。六次科举存废之争中,有几次还将实行考试的利弊和废止考试可能出现的问题论述得相当深入,甚至当今人们有关高考存废正反两方面的主要论点在科举时代已基本上涉及过。德与才的关系、考试成绩与平时水平的关系、知识与能力的关系、考试取才的利弊问题等,在科举时代都讨论过。科举制虽有很大的局限,但在一定意义上说,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若欲采用其他选举制度,难免要出现比科举更多更大的弊病。北宋中叶时曾采用直接从学校取士的办法,但却出现免试入学者多为当官子弟的现象。为此,苏轼力主坚持以考试取士的办法,认为尽管科举有不少局限和弊端,但“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1]3617到清乾隆三年科举存废之争时,鄂尔泰反驳舒赫德的论点时,所用语句与600多年前苏轼的话如出一辙:“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