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观研究的论文选题

论文撰写的基本要求(一)论文写作必须坚持学术道德和写作规范，不得抄袭他人的文字或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已注明部分外不包含他人已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应在文中注明，论文作者需要承担论文的法律后果。(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论文应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具有实际意义和应用价值。对论文涉及的问题，作者应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丰富的资料。 (三)论文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要有独立见解，或对学士界已提出的问题做出新的分析和论证，学术观点必须言之有理，逻辑严谨，文字顺畅。 (四)论文字数一般为2—4万字。专硕论文形式的基本要求(一)就事论理：是以某一单位(或项目)为研究对象，以某一专业问题为研究内容，在对所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将理论分析融入到对研究对象的研究之中。(二)就理论理：适合理论研究类，一般不适合专硕应用类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三)就理论事：通常是以理论研究为主线，在论文的各部分中以举例说明的形式与企业实际结合，或在系统研究理论的基础上，将研究结论应用于某一企业实际进行验证。针对专硕学生的特点，要求学位论文采用就事论理的表现形式，至少做到就理论事，以增强论文的应用价值。不提倡撰写就理论理的学位论文。

一， 何人是英雄？ 谈到英雄，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会马上想起曹操与刘备煮梅论英雄的故事。当年刘备臣属曹操。一日，曹操邀刘备赴宴，席间评论起天下英雄。刘备举出当世握有重兵，雄居一方的各位诸侯，称他们为英雄。但是都被曹操嗤之以鼻。曹操举出这些人各自的弱点，认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英雄，当世的英雄只有曹操本人，和面前的这位出身布衣，目前还寄人篱下的刘备。刘备一听大惊失色，酒杯落于地。这时天上正响一巨雷，刘备趁机掩饰说，因惧雷而落杯。曹操听了便轻视了刘备，后来终于让刘备寻机脱身，后来三分天下。 这曹操的眼光确实利害。天下众多有权有势的豪杰在他眼里不屑一顾。但偏偏看出这位刘备将来的成就无可限量。而且竟被他说中。他与刘备论英雄，就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看法。刘备被捧为英雄，不但未喜，反而大惊落杯。因为他知道曹操妒才，必然会除掉他，才故意示弱。曹操还是被蒙过去，是曹操的疏忽呢？还是刘备命不该绝？ 以这个故事开头，因为它带出了本文的主题：就是什么样的人是英雄？在对英雄们研究过以后，希望能够发现出规律：如何才能成为英雄。 古人说，美女爱英雄。其实，哪个不崇拜英雄？哪个不敬仰英雄？哪个不希望自己就是英雄。但是，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英雄呢？ 自古以来，对英雄的定义没有统一说法。而时代变了，古人说的英雄同今天人说的英雄又有很多区别。比如，在今天的社会里，一个士兵炸毁了敌人几辆坦克，马上就成了英雄。一个清洁工扫地几十年，突然哪一天做了什么好事被发现，也成了英雄。在现代社会里，英雄的概念比较广阔。在这里，要讨论的是从历史的角度谈古代那种英雄的概念。 本文要讨论的英雄是指曹操谈的那种有远大抱负的豪杰之士，“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那些能够一呼百应、叱吒风云、万民敬仰、天下归心、文能定国、武能安邦，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发挥英雄本色，建功立业的人才可以称为英雄。 二，何时出英雄？ 既然要安邦定国，那么就要有邦让英雄来安，有国让英雄来定。如果是一个太平盛世，英雄也会磨去锐气。马卸鞍，刀入库，边疆烽烟不起，处处莺歌燕舞。和平会腐朽人的志气。所以，中国有句名言，叫“乱世出英雄”。也就是说，在乱世里才会出现英雄。 这是因为，在乱世里，或者因外力入侵，或者因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减弱，各地诸侯于是雄踞一方，而且互相之间争抢地盘，变成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在乱世里，各级政府对土匪的征剿也无力进行，于是一些土匪豪强也纷纷召兵买马，拉山头，攻城掠地。这些人中也有发达而成群雄之一的。 在乱世中，百姓饱受战争的蹂躏，颠沛流离，背乡离井，因此希望伟人出世，能够平定天下，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样的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人就是受民众崇拜敬仰的英雄。所以，乱世之中才更有机会出现英雄。 三， 盛世无英雄 如此一来，岂不是说大家都来盼望乱世，好有机会一试身手，显出英雄本色吗？非也。和平盛世虽然会腐蚀人，但总比乱世好。所以，为国为民着想，不能希望乱世，更不能去破坏和平，制造动乱。为满足自己成名的欲望，而妖言乱世，蛊惑民众者，乃是人民的公敌。所以，想成为英雄的人不可因急功近利而误入歧途。要知道，定力也是检验英雄的一个标准。 这里就又要用到中国的一句古话了，叫“英雄待时而动”。在盛世之中，英雄就必须遏制自己的成名欲望。他们应该一方面增加自己的实力，以备未来之需；另一方面要热爱和享受生活的乐趣；如果没有机会施展身手，正应该为天下太平而庆贺。不能为一己之私而害天下。 所以，时机不对，就不要出头。没有机会，就不要盲动。保持实力，待时而动是英雄们必须学会的一门功夫。古人曾以龙来喻英雄：“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京戏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唱词：“有朝一日风雷动，平步青云上九重。”这就是英雄待时时的心态。 四，谁造就英雄？ 因为英雄必须待时而动，时机不到，英雄就出不了头。所以，中国又有一句非常流行的古话，叫“时势造英雄”。对这句话必须认真地分析，因为它虽然正确，但也有误人之处。 “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其一，英雄的出头必须等待合适时势的出现。没有时势，就没有英雄。这是正确的。时势指的是时机和形势。英雄出山要看清楚形势是否有利，时机是否适当。这就像冲浪运动一样，要等待大的浪头，并抓住最合适的时机，然后登上冲浪板，顺流而下，一击而成功。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在古人原意是正面的，不是后人引申出来的反面意思。) 第二层意思带有消极意味，那就是：“时势造英雄，所以英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是他们碰上了好机会。放上我，我也能。”因为有这样的看法，所以在世人中普遍有一种自怨自艾，消极悲观，归咎于天的情绪。比如常听到这样的话：“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些人成名是因为他们正好站在了浪头上。我的命不好，没赶上时机。要是我处在他们的境地，我也能成功。认命吧！” 这种说法其实既不健康，也不正确。确实，有些人并不是靠自己的本事而是靠运气和机会而“出名”，但不是所有英雄都这样。而且，如果这些人仅靠机会，而不是靠实力，那么即使站上了浪头，得意一时，但终究还是不会成功。俗话说，人得了一时，不了一世。早迟都会露馅。就像曹操评论的那些诸侯，当时拥有雄兵，但是并不是真正的英雄，最后都被消灭。 有些人虽居高位，但是只顾一己之私，勾结朋党，玩弄权术，危害社会。他们虽能称雄一时，但因立身不正，行事乖理，只能被称为奸雄。邪不胜正。奸雄的事业不能长久，因而不可能留下不朽的功绩。 所以，英雄也分等。有名付其实的英雄，也有名不符实的假英雄；那些靠关系，靠机会，靠蒙而成名的“英雄”并不是真正的英雄。 五，谁能成英雄？ 英雄靠时势，也要靠自身。英雄待时而动，顺势而起。但是，起动以后还要靠自己的本事创造一片事业。 英雄要看清形势走向并顺势操作。正所谓，逆势者亡，顺势者昌。 有些人自命为反潮流的英雄，但是，他们的事业往往是事倍功半，要耗费数倍的力气，但却鲜有成功。 英雄善于掌握方向。就像船上的舵手，让事业成为顺风的航船，避开暗礁险滩，直到安全进港。 所以，英雄就像是具有高超技能的弄潮儿，时机未到，则潜伏不动，静如处子。时机一到，则顺势而发，动如脱兔。 但是这些英雄还是离不了时势的影响。尽管他们能够认清时势，掌握时机，并利用形势，但是如果时势离之而去，他们也会受困。就像楚霸王那样，力拔山气盖世，但是最后因“时不利”而落得乌江自刎的结局。所以，仅能利用时势的，虽然是英雄，但仅能称为时雄，也就是说是一时之雄，因时而称雄。他们虽能称雄一时，但最终还是要被人征服或收服。 这些人都不是真英雄、大英雄。 六，谁能识英雄？ 英雄顺时而起之时，除了时势外，往往还要有人提携。姜太公是英雄，但是如果文王不是碰巧出游到了他的隐居地，那他必然也只能垂钓终身了。诸葛亮是英雄，但是如果不是刘备真心请他，三顾茅芦，那他也就会一辈子“草堂春睡足”，成不了后人敬仰的英雄了。 所以，这些英雄还是靠人来赏识，提拔。这就是中国古人说的“慧眼识英雄”的道理。市井之中有隐士，草莽之间出英雄，深山之内藏高人。这些人往往出身低微，虽有自己的实力，但要靠别人的慧眼发现，才能飞黄腾达。所以，世间往往有些怀才不遇的人概叹“未遇伯乐。” 在古代的乱世之中，那些有志有才之士，一生中寻找的就是那些所谓的明主。英雄得不到明主，就如宝珠暗投，一生不得志。三国中的赵云，不得明主，虽有万夫不当之勇，却无法成名。直到遇到刘备和孔明，才显出英雄本色。 但是，这些等人提拔的英雄还是不能算大英雄。他们既然等别人的慧眼，也就必然会为人所用，受制于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建功立业的目标能够实现。诸葛亮辅佐刘备建立蜀国，建功立业。但是，具有慧眼的刘备一死，诸葛亮便受到昏庸的后主刘禅牵制，六出岐山而无功，恢复汉室的雄心也冥灭在征途中。岳飞是抗金英雄，但是被昏庸的皇帝13道金牌召回，受屈而死。正所谓，“常使英雄泪满襟”。所以，英雄是不好当的。除非下决心，要当就当个大英雄。 七，谁是大英雄? 一般意义上的英雄只是些在某些方面有所长，且善于利用时势，而领一时风骚的人物。这些人虽有所长，但也有所短。遇到高明的对手，最后只能臣服。 与之相比，真正的大英雄就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完人。 气概上：顶天立地、不信鬼神、不惧天地、欲与天公试比高。他们不靠命运、不待时势、不惧困难、不畏艰险，坚信人定胜天。他们仁心宅厚，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他们惠泽万民，以建立太平盛世为目标。他们气宇轩昂，妖魔鬼怪见之退避；他们胆量超人，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他们胸襟开阔，天下之才趋之若骛；他们大义凛然，为正义敢闯龙潭虎穴。 能力上：泽被天下、惩恶扬善、才华横溢、学贯古今、能文能武、智勇双全、审时度势、神机妙算、精通韬略、领袖群伦、恩威并用、号令群雄。就像毛泽东当年所描绘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所以，大英雄是英雄中的英雄。从道德文章，文韬武略各方面看，都是旷世奇才。知识渊博，论天下形势如同掌中观纹；腹藏玄机，帷幄之中可决胜千里之外。论道德可比圣贤，写文章字字珠玑，讲韬略算无遗策，藏胸中百万雄兵。如此，则安天下舍我其谁？这样的人才数百年才会出一位。中国不是有句古诗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吗。 八，英雄造时势 慢着！说书的，你刚才不是说，“英雄待时而动”吗？怎么现在又说“大英雄不待时势”了呢？ 看官且听分解。待时而动者，可能会是英雄，但不是大英雄。靠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也不是真正的大英雄。能造时势者，方为大英雄也。所以，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有缺陷，更合理的说法应该是：“英雄造时势”。 大英雄面对不利的时局，不是消极等待，不是怨天尤人，不是叹息“未遇知音”，也不是盲目燥动，而是要改造形势，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形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军事方面有一条古兵法叫“隐真示形”。这就是造势的例子。当敌人部署严密、无懈可击的时候，就可以隐藏自己的兵力，而用假的部队调动的方法，引诱敌人重新调整部署，这样便可以看出敌人的空虚所在，创造对自己有利的战机。 大英雄的任务是要定国安邦，所以他们进行的造势就不是一条兵法就能描述的。其内容更丰富，范围更广泛，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难度极大，需要明确的目标，完整周密的计划和高超的组织指挥能力。耗时也久，因为优势要靠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没有速成，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因为要以弱胜强，所以要机动灵活，该让则让，该退则退，就像下棋中的抢先手，争主动。 英雄造时势的近代典范就存在于毛泽东选集中。毛泽东采取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优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等等口号和策略。这些都是为了争取民心，积聚实力，最后在适当时机再与蒋介石决战。蒋介石也算是一个英雄人物，但是只属于时雄和奸雄这一个等级。与毛泽东这样的大英雄相比，就只能甘拜下风了。 与那些所谓的时雄不同，真正的大英雄不会完全被形势所左右。他们不但会认清形势，把握机会，更要会引导形势，和改造形势。当他们发现形势不利的时候，不会坐困愁城，而是想方设法，摆脱困境。当他们发现事业误入歧途时，会果断地采取行动，拨乱反正，把事业带上正确的道路。毛泽东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蒋介石数十万大兵重重包围的时候，果断地站出来，重新接掌红军指挥权。红军数渡赤水，采用声东击西，飘忽不定的战术，迷惑敌军，从而掌握了主动。最后，红军摆脱了围困，完成了长征，建立了西北根据地。正是由于毛泽东表现出了卓越的战争指挥艺术并得到红军将领们(都是能征惯战的英雄好汉)的一致推崇，在遵义会议被推举为红军的领袖，成为英雄中的英雄。正是有了毛泽东这位大英雄的领导，红军才能在1936年后无往而不胜。 所以，如果一般性的英雄是弄潮儿的话，真正的大英雄就是在弄潮儿背后的推波助澜者。是这些大英雄创造了潮流，创造了风尚，创造了时机，也创造了一批英雄。俗话说，“胜者王侯败者贼。”大英雄成就了事业，追随他们并立下汉马功劳的当然就有封王称候的机会，也就成了英雄。 九， 英雄论现实意义 大家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代英雄们虽然已经消逝，但他们的故事却长流人间，不断地激励者一代代的后人。即使在当今科技发达现代化的时代，重温古人的旧事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比如，区分假英雄和真英雄(大英雄)就是有现实意义的。 对于那些整天抱怨时运不济，怀才不遇的人，不应该再用这样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如果你是自信有真才实学的英雄，就应该奋发图强。要知道，锥处囊中，锋芒迟早要露出。所以，你不能虚度光阴，而应该更加努力，增加自己的实力，以应付未来的艰巨挑战。 而且，能造时势的才是大英雄。如果你自认是大英雄，那就应该身处困境而不馁，要为自己创造机会，创造形势。中国有句名言：“人事未尽，不可言天命。” 怨天尤人，不是英雄本色。 当然，在现实社会里，不是人人都想，都有能力，或者都当得成大英雄。但是那种忧国忧民，奋发图强的精神是永远具有教育意义的。在现代安定和平的社会里，人人都应该设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持续地学习，不停地进取，在所从事的领域达到令自己满意的目标。不愧对亲人，不虚度此生。这样的人就是大英雄。正所谓，行行出状元。 十， 英雄主义与团队精神 谈了许久的英雄，也许会被人误认为在吹捧个人英雄主义。其实，英雄主义不等于个人主义。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这个问题已经讲得比较清楚。英雄个人本领再高，还是离不开民众的支持和部属的努力。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还要绿叶扶。离开了支持，一个人本领再大，也会变成虎落平阳，龙困沙滩，被犬欺，被虾戏。 所以，再大本领的英雄，也要团结部属，凝聚力量。一个人要成事业，离不开人才。要成英雄，就必须要发现人才，聚集人才，善用人才，并善待人才。为建立一个能够打拼的团队，英雄还要能够管理人才。有才能的人，也必然心高气傲，难以驾驭。唯有真英雄才能降龙伏虎，人才也需要真英雄来领导。英雄主义同集体精神和团队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范文：从古至今英雄人物总要经历磨难才能成就大业，而娇生惯养之辈总是缺少气概，难以成就伟业。 （李嘉诚)少年涉世 自古英雄多磨难2 李嘉诚每天都把闹钟调快10分钟响铃，最早一个赶到茶楼。调快时间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今日，他做任何事，都走在时间的前面。 茶楼的工时，每天都在15个小时以上。茶楼打烊，已是半夜人寂时。李嘉诚回忆这段日子，说“我是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这对一个才十四五岁的少年，实在是太累太乏了。白天时，茶客较少，但总会有几个老翁坐茶桌泡时光。李嘉诚是地位最卑下的堂 仔，大伙计休息，他却要呆在茶楼侍候。 李嘉诚对儿子谈他少年的经历：“我那时，最大的希望，就是美美地睡3天3夜。” 茶楼是个小社会，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与先父所说的古代圣贤相去甚远，但一个个都是这么实在，富有鲜明的个性。他们或贫，或富；或豪放，或沉稳。也许是泡在书堆里太久的缘故，李嘉诚对茶楼的人和事，有一股特别的新鲜感。他会揣测某一茶客的籍贯、职业、财富、性格。他由此而养成观察人的习惯，这对他日后从事推销工作大有裨益。 李嘉诚尤其喜欢听茶客谈古论今，散布小道消息。他从中了解了社会和世界的许多事情。不少事，在家庭，在课堂，闻所未闻；不少说法，与先父和老师灌输的一套，大逆相忤。李嘉诚发现，世界原来是这么错综复杂，异彩纷呈。李嘉诚的思维不再单纯得如一张白纸，又因为先父的训言刻骨铭心，他在纷纭变幻的世界没有迷失自我。 听茶客谈天，是排困解乏的最佳疗法。有一次，李嘉诚听得入迷，竟忘了侍候客人茶水。他听到大伙计叫唤，慌慌张张拎茶壶为客人冲开水，不小心洒到茶客的裤脚上。 李嘉诚吓坏了，木桩似地站在那里，一脸煞白，不知向这位茶客赔礼谢罪。茶客是茶楼的衣食父母，是堂倌侍候的太爷。若是挑剔点的茶客，必会甩堂倌的耳光。 李嘉诚诚惶诚恐，等待茶客怒骂惩罚和老板炒鱿鱼。在李嘉诚进来之前，一个堂倌犯了李嘉诚同样的过失，那茶客是“三合会白纸扇”(黑社会师爷)。老板不敢得罪这位“大煞”，逼堂倌下跪请罪，然后当即责令他滚蛋。 这时老板跑了过来，正要对李嘉诚责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这茶客说：“是我不小心碰了他，不能怪这位小师傅。”茶客一味为李嘉诚开脱，老板没有批评李嘉诚，仍向茶客道歉。 茶客坐一会儿就走了，李嘉诚回想刚刚发生的事，双眼湿漉漉的。事后老板对李嘉诚道：“我晓得是你把水淋了客人的裤脚。以后做事千万得小心。万一有什么错失，要赶快向客人赔礼，说不准就能大事化了。这客人心善，若是恶点儿的，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开茶楼，老板伙计都难做。” 回到家，李嘉诚把事情说给母亲听，母亲道：“菩萨保佑，客人和老板都是好人。”她又告诫儿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积善必有善报，作恶必有恶报”。 李嘉诚再也没见过那位好心的茶客，他成为巨富后对友人说：“这虽然是件小事，在我看来却是大事。如果我还能找到那位客人，一定要让他安度晚年，以报他的大恩大德。” 这是李嘉诚一生中惟一一次“饭碗危机”。一年后，李嘉诚辞去茶楼的工作，去了舅父的中南钟表公司。 他已经熬过最艰辛的一年，老板给他加了工钱，他能够向其他堂倌一样，轮流午休或早归。茶楼工作出息不大，但他感谢茶楼老板，老板成全了李嘉诚养家糊口的基本愿望，给予他极好的人生锻炼。 为去舅父的公司，李嘉诚犹豫了好些天。他渴望从事新的职业，尤其是跟复杂钟表打交道的行当。李嘉诚迈向社会，曾拂逆了舅父的一番好意。现在李嘉诚又觉得，他似乎不应再有太多的顾虑。自己是在社会闯荡和磨炼过的人，进舅父的公司，不是接受恩赐，而是为舅父做事。 庄静庵回忆少年李嘉诚时说：“阿诚的阿爷谢世太早，故阿诚少年老成，他的许多想法做法，就像大人。” 李嘉诚进了舅父的公司，舅父不因为嘉诚是外甥而特别照顾。李嘉诚从小学徒干起，初时还不能接触钟表活儿，做扫地、煲茶、倒水、跑腿的杂事。李嘉诚在茶楼受过极严格的训练，轻车熟路，做得又快又好。开始，许多职员不知李嘉诚是老板的外甥，他们在庄静庵面前夸李嘉诚，说他“伶俐勤快”，“甚至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他就会主动帮忙”。 李嘉诚进中南公司的目的，是学会装配修理钟表。他利用打杂的空隙，跟师傅学艺。他心灵手巧，仅半年时间，就学会各种型号的钟表装配及修理。 舅父对嘉诚的长进心喜不已，但他从不当面夸奖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黑暗的日治时代结束，但香港的殖民地位依然不变，只是太阳旗重新换成米字旗。战前，香港人口163万，日治时期锐减为60万。大批的房屋遭破坏，英国接管香港，有17万人无家可归。战时逃出香港避灾的人，以每月10万人的数量回流香港。食品短缺，燃料不足，住房匮乏，港英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市民供给，复兴香港经济。 庄静庵预见香港经济将有超常的发展，于是扩大公司规模，调整人事。李嘉诚被调往高升街钟表店当店员。

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谈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一方面，前辈的专著不断问世，如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上）、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童 《江南园林志》、刘致平《中国古代建筑史》一起，构成扎实、严谨、客观、史论结合的治学风貌。

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面大量广的关于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讨论不断涌现，开放的社会带来新学新知对传统建筑史学的挑战，并突出表征在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对传统建筑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甚而出现以论带史的研究状况。

然而，学术的演进除了有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外，其自身发展也存在内在逻辑。

了解中国建筑史学发展的途径、认识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规律，便成为客观的也是现实提出的历史课题。

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 从中心移向边缘

如果说，自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等于本世纪20年代开创中国建筑历史学科始至80年代，研究对象主要以中原为中心进行发散，以汉民族建筑活动为主题的话，那么，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在公众视野中逐渐从中心移向边缘。

郭湖生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 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汉族的文化特征和建筑的地方性用单一祖源是说明不了的，线型发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认识世界，也不足以正确认识中国建筑的自身。

在郭先生的计划中，将中国以外和中国毗邻或接壤的地区，纳入到东方建筑研究的范畴。

他的几位博士生研究成果，或论“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探析”，或谈“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均深入到先民的境外迁来、跨境而居和非中心的文化传播问题。

从中心移向边缘也突出表现在乡土建筑研究上。

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以地方为划分的民居书籍，如《浙江民居》、《吉林民居》、《云南民居》等，但民居形态构成既受到不同地区之材料及构筑、不同民族之生活习俗和观念、不同地域之地理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一种类型通常又跨越几省，同一省份又含若干类型，是为研究难点，香港龙炳熙先生《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一书，将民居划分为八类外型，涉及边缘问题，尤其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民居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受礼制的规限较少，其标准方法可谓卓见。

陆元鼎先生近几年连续成功地召开了“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学术会议，或选址在西南边陲、西部边疆，或定点在广州进行海峡两岸和国际间的交流，实际上对边缘区域民居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也可从《中国民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边缘地区民居研究所占比重之大略见一斑。

陈志华先生则倡导“请读乡土建筑这本书”，认为建筑环境表现出来的耕和读、利和义十分生动，往往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

他和他的同事研究并已出版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一书，对环境封闭、独立而有品格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的规划、百姓喜闻乐见的崇祀建筑、文教建筑、商业建筑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此较过去常见的对住宅本身和祠堂的关注，无疑拓宽了视野。

这种变化正如陈先生所说：没有民众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 。

这也可视为以帝王将相建筑活动为中心的研究向民众历史和乡野建筑研究的移向。

2. 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

对中国古代各种类型建筑的研究，80年代十分活跃。

探讨型制、手法、空间、技术及观念等，基本上属于对历史上单个或群体的认识和研究，是一种不近不远的中观把握。

而要达到对建筑史上若干问题的深入理解乃至规律性的认识，则需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和视角。

潘谷西先生在90年代主持《中国建筑史研究·元明卷》时，就力主林木互见。

如元代的宫殿和城市建设，就触及 *** 的地位和蒙人的习俗等，它既包含制度化的层面，又涉及细微如器皿这样的生活内容，对“酒海”的考证和认识，不仅关系对饮具的理解，更影响至对建筑型制、制度和文化诸问题的认识。

再如张清常先生的《胡同及其他》，就是一本独具慧眼的从北京街巷名称入手去研究文化问题的好书。

书中部分内容是专门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的，张先生是语言学家，富于趣味，但相当篇幅涉及官府、市井、交通等，且涉及少数民族政权问题，其开创之功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亦不无裨益。

首届全国地名考证研讨会上，将地名考证与相关学科联系，从而展示见树见林的城市意义，是一重要特色。

葛剑雄先生关于中国史上移民与地名关系的探讨，对揭示城市的发展和变迁规律及理解聚落的形成，都具有启示作用。

关于古建筑保护理论，如何从物质层面跃进到文化层面，如何从技术手段、科学管理深入到进行系统的保护问题，在80年代，研究还相当不完善。

朱光亚先生在近年做了许多工作，“开发建筑遗产密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筑遗产评估”和“一个古老村落的包含和发展研究”，均从个案入手，却上升到宏观的历史遗产保护和发展模式选择问题。

早在8 0年代，龙庆忠先生的若干研究生在城市和建筑的防灾技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90年代已形成景象，其中龙先生由具体的防洪、防涝、防潮、防风、防蛀、抗震、减灾等工作的开展而关注人聚环境的思考，是十分有远见的，也是典型的知微见著、见木见林的研究。

3. 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

以今人思维、生活、观念理解历史，总是一种旁观的态度。

然而要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出现的真相是什么，就不能不贴近古代的人和当时人的心态。

如想关心明朝的城市那么就需关心明朝人的日常生活及他们想象的世界是什么，类似的方法论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也就是把心态史与社会史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朱建飞（Jian Fei Zhu）的“天朝战场：中国明清北京和紫禁城”（A Celestial Battlefield: The Forbidden City and Beij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以大臣和太监、皇后、妃子、宫女对皇帝理性要求和感情需要的争夺为契入，及以北京生活的人和故宫生活的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从四个层面来探讨外朝和内宫、宫殿和城市的布局与空间关系的，进而分析封建帝国灭亡的原因，其视角之独特，别开生面。

关于近代建筑史研究，赖德霖先生的博士论文较《中国近代建筑总揽》更进一步，其突出的标志就是重视中国近代建筑出现的民族心态和文化心理及建筑师自身所起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进程中，还有较多的国际行为，传教士、商人、建筑师等参与其中，一批外国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成果，如德国华纳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 ―建筑文化移植》一书，美国郭杰伟的《亨利·K·墨菲：一个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和《两个美国营造技术输出商对中国的意义》论文等，均进一步注意到个体的人与中国近代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关系。

在园林方面，探讨空间、手法、意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也是80年代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90年代初，中文系毕业的王毅先生，出了一本《园林与中国文化》，是致力于“道”、“器”结合的力作，其中探讨在“壶天”和“芥子”中叠山理水，构建完善、精美生活环境的关系方面，角度是独特的，契入到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心理和思维方式。

1 993年5月在南昌“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听曹汛先生谈起他在研究园林时，常迷入文学情境进行文史方面的考证，会上发言时短未能尽意，有幸的是后来读到曹先生的两篇文章，“陆游《钗头凤》的错解和绍兴沈园的错定”和“故苏城外寒山寺，一 个建筑与文学的大错结”，更是将建筑史上的疑点，通过对诗人的生平、诗作以及相关背景的考证解答出来。

曹先生不仅考出史料的虚假，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对这些难言之隐的研究，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这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精专和广博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另开一派研究风气。

应该看到，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这三大特点，是中国建筑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既是转变，也是延伸。

在这近三百年史学学术发展过程中，“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这一朴学传统，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充分体现这一思潮的考证学，曾成为清学的中坚。

本世纪初，梁、刘二先生开创的建筑历史学科基本上延续这一传统研究方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所展现的力求忠实、博证和归纳、比较风格，似乎和在此找到源头，给后人留下至深印象，其对建筑史学术真相所作的努力，也给后人进一步从事深入研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成就了永不磨灭的价值。

80年代，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除史论结合外，还有以论带史、论由史出等提法。

“重写”也是一个热门而沉重的话题。

最早大概重写的是文学史，然后是哲学史、文化史、建筑史等。

不过，“重写”两字的背后常常是一种重估价值的情感表达或一种变换体系的理论思考。

就中国建筑史而言，“重写”，除了人们希望将新的资料补充进去外，更是因为人们对过去以背景控制的历史的叙述脉络、对立统一的原则、、进化的线索加上经济史观的认识不满，丰富的建筑现象往往变成了图解，当然有人希望重写。

可是如果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成果和实物、文献发现，难免进行起来举步维艰，落入排列组合的俗套。

对于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我理解是更注重历史建筑及其发展，而非建筑历史的论述。

从中心移向边缘、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实质上是要发展更多更实在的人类建筑活动内容。

中国古代本来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时代，建筑又属于“形下”范畴，因此，在古代一些史家那里，关于建筑只剩下不成片断的二三策，而在一些想象丰富的文人那里又会孱入神话虚言。

在研究中，这就有个“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运用问题。

“有意”的史料，指成文的历史叙述、成定论的内容、有案可稽的制度等，如帝王将相的建筑活动，史官是他的代言人，但有时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经过精心粉饰后，使后人往往截取片断而难辩建筑本身形成的真伪。

如坛庙和陵墓，过去多年一直被划分为礼制建筑，实际上若从“型”的角度去认识，它自始至终和原始宗教唇齿相依，而隶属礼制建筑，只是在殷末周初文化大嬗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