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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衡的发展大约始于原始社会末期。传说黄帝“设五量”,“少昊同度量,调律吕”。度量衡单位最初都与人体相关:“布手知尺,布指知寸”、“一手之盛谓之溢,两手谓之掬”。这时的单位尚有因人而异的弊病。《史记·五帝本纪》:“岁二月,东巡狩,至於岱宗,祡,望秩於山川。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禹“身为度,称以出”,则表明当时已经以名人为标准进行单位的统一,出现了最早的法定单位。距今5000年前的大地湾仰韶晚期房F901中出土的一组陶质量具,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量器。大地湾这套陶质古量器,出土于房F901的主室中(前堂);主要有泥质槽状条形盘、夹细砂长柄麻花耳铲形抄、泥质单环耳箕形抄、泥质带盖四把深腹罐等。其中条形盘的容积约为立方厘米;铲形抄的自然盛谷物容积约为立方厘米;箕形抄的自然盛谷物容积约为立方厘米;四把深腹罐的容积约为立方厘米。由此可以看出,除箕形抄是铲形抄的二倍外,其余三件的关系都是以十倍的递增之数。为了与古代量具名称相贴切,我们将在其相应容量的名称上冠以升、斗、斛之称谓,即可称为"条升、抄斗、四把斛"等,另外,在大地湾仰韶早期遗迹中出土的几件骨匕和铲形器上多见有等距离的圆点形钻窝刻度,并在窝内涂有红色颜料,它们应为当时测定某些东西长宽地尺度。包括前述F901内所出的一组陶质量具在内,它们都是我国最早“度、量、衡”器的实物佐证;并将我国度量衡实物史提前了二三千年。同时,这些度量衡具的发现也为研究我国古代分配制度、度量衡史以及十进制的起源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2] 商代遗址出土有骨尺、牙尺,长度约合16厘米,与中等身材的人大拇指和食指伸开后的指端距离相当。尺上的分寸刻划采用十进位,它和青铜器一样,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水平。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各国度量衡大小不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 ,书同文字”(车同轨、书同文、钱同币、币同形、度同尺、权同衡、行同伦、一法度。),颁发统一度量衡诏书,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商代牙尺为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度量衡制奠定了基础。
饭兜兜兜得牢
度量衡的产生,是和人类交换行为的发展分不开的,并且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度量衡也在不断变化。《礼记》、《周礼》都记载,早在周朝时期就开始推行严格的度量衡管理制度,并设置了主管的官职。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颁发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令,由官府监制成套计量标准器,发到全国各地。秦王朝统一的度量衡制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所沿用,形成了我国计量科学独特的体系。历代度量衡都经历了不断演变的过程,即逐渐地由粗糙变成精细,由简单变成复杂,特别是在器量上经历了由小变大的过程。这一特点可从唐·李淳风所撰《隋书·律历志》中得到有力的说明。《隋书·律历志》列举了从周到隋的十五种尺,经用晋前尺来作比较后发现,十五种尺的长短虽不相同,但都有由短而长的倾向,从周代到东魏,尺的长度共增长了五寸零八毫。近人王国维在《论现存历代尺度》中也指出:“尺度之制由短而长,殆成定例。”其实,这个结论对度量衡各个单位都是适用的,即尺度的演变由短而长,容量的演变由小到大,权衡(重量)的演变由轻而重。反映在中医药处方中,古方的用药分量,由于历代度量衡的不断迭变,以致实际分量与所用度量衡名称很不一致,同现代相差尤甚。因此我们有必要知道古代度量衡的一些基本知识,并对其变易情况有所了解,以避免混淆古今计量概念。
唐宋悼亡诗中的意象往往都带有较强的生活性,多为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悼亡诗是一类用以寄托对亡者思念的特殊诗歌形式,在中国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悼亡诗在表达手法上有着
度量衡的发展大约始于原始社会末期。传说黄帝“设五量”,“少昊同度量,调律吕”。度量衡单位最初都与人体相关:“布手知尺,布指知寸”、“一手之盛谓之溢,两手谓之掬”
自变量的特性设计和限度。定义专有名词界定清晰后,下一步是自变量设计方案。自变量设计方案包含实际操作自变量设计方案和设计限度挑选三个内容。自变量是一个可精确测量的
统一度量衡的历史意义:1、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2、对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3、有利于消除割据势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