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学术论文

今天是《活着本来单纯》共读计划的第三天，请记得打卡。今天我们一同阅读第二部分《无宠不惊过一生》中的《初冬浴日漫想》。“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这是一篇哲理性较强的小文，同样的太阳、同样的风，由于季节的不同，人们对它们的感情居然大相径庭，在这里，丰子恺抒发的是自然有常，人生无常的感慨。与他的很多文章一样，丰子恺善于从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捕捉细微之处，从中发现哲理。离开故居一两个月，一旦归来，坐到南窗下的书桌旁时第一感到异样的，是小半书桌的太阳光。原来夏已去，秋正尽，初冬方到。窗外的太阳已随分南倾了。把椅子靠在窗缘上，背着窗坐了看书，太阳光笼罩了我的上半身。它非但不像一两月前地使我讨厌，反使我觉得暖烘烘地快适。这一切生命之母的太阳似乎正在把一种祛病延年，起死回生的乳汁。通过了他的光线而流注到我的体中来。我掩卷瞑想：我吃惊于自己的感觉，为什么忽然这样变了?前日之所恶变成了今日之所欢：前日之所弃变成了今日之所求：前日之仇变成了今日之恩。张眼望见了弃置在高阁上的扇子，又吃一惊。前日之所欢变成了今日之所恶；前日之所求变成了今日之所弃；前日之恩变成了今日之仇。忽又自笑：“夏日可畏，冬日可爱”，以及“团扇弃捐”，乃古之名言，夫人皆知，又何足吃惊?于是我的理智屈服了。但是我的感觉仍不屈服，觉得当此炎凉递变的交代期上，自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足以使我吃惊。这仿佛是太阳已经落山而天还没有全黑的傍晚时光：我们还可以感到昼。同时已可以感到夜。又好比一脚已跨上船而一脚尚在岸上的登舟时光：我们还可以感到陆，同时已可以感到水。我们在夜里固皆知道有昼。在船上固皆知道有陆，但只是“知道”而已，不是“实感”。我久被初冬的日光笼罩在南窗下，身上发出汗来，渐渐润湿了衬衣。当此之时，浴日的“实感”与挥扇的“实感”在我身中混成一气，这不是可吃惊的经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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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武汉大学郑传寅先生发表于2005年第2期《戏曲艺术》上的论文《古典戏曲大团圆结局的民俗学解读》以及厦门大学汪晓云博士发表于《戏曲研究》65辑上的论文《鬼世界的幸福与人世界的团圆——从戏曲“大团圆”结局说起》，或许能有所帮助。【晓云学姐的论文转录如下：】鬼世界的幸福与人世界的团圆——从戏曲“大团圆”结局说起内容提要 “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结构的主要特征，戏曲是以对死亡的超越来实现“大团圆”的结局的。鬼不仅是舞台“人物”中的一员，更是促成戏曲“大团圆”结局的主要构成因素。由于戏曲要突出表现的是人物和情节的结局，鬼便以其形象性成为戏曲人物死亡结局的当然载体，从而以鬼魂的虚拟存在实现了戏曲的“大团圆”。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念在戏曲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大团圆”结局的喜庆特征与鬼形象体现的乐观姿态一致。鬼给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画上了近乎圆满的句号，从而使得悲剧趋近了喜剧。关键词 大团圆 好鬼 坏鬼一三岁丧母，七岁为童养媳，十七岁完婚，两年后成了寡妇，三年后受冤屈被定死罪。这就是窦娥。窦娥之冤，在人间无法获申，惟有诉诸天地，以致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这就是感天动地窦娥冤。当窦娥这三桩几乎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誓愿随着其生命的结束一同成为现实时，悲剧达到了高潮。到此为止，这就可能算得上是西方戏剧理论中的悲剧。然而，在戏曲中，戏还没有结束：三年后，窦娥之父为官，窦娥鬼魂托梦，从而使其冤屈获申。在随意段分而又似乎有条不紊的时间秩序中，《窦娥冤》以中国戏曲的方式结构了一个俗世的人生悲喜剧。在西方悲剧理论看来，它充其量只能算是悲剧中的喜剧，或喜剧中的悲剧。这就是戏曲，它要结构到让观众不用费力猜测人物和事件的最终结局，而这结局一般是要使看戏的人不感到太过悲伤，即使是窦娥这样惊天动地的悲惨遭遇，它也不让人物和事件就这样悲惨地、无奈地结束，而是给它安上一个“光明的尾巴”。这个“光明的尾巴”，在很多戏曲故事中都以更为喜庆式的大团圆形式表现，窦娥已然是个例外——倘若窦娥在未死前实现其誓愿，或者是窦娥之父在窦娥临刑前的一刹那刚好出现于刑场，窦娥就不至于真的死去——而这正是更多中国戏曲常见的大团圆结局。戏曲不忍心让观众看到这么深切的不幸和灾难，而努力使之从俗世人生的悲哀中看到幸福，看到希望，大团圆，正是中国人集体心理意识中幸福和希望图景的象征。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没有完整意义上的悲剧；而在中国人看来，西方悲剧为了制造最大限度的崇高和怜悯效果，而不惜让主人公就这样悲惨地、无奈地离观众而去，这简直就是“残酷戏剧”。西方悲剧常以死亡为结局，而在戏曲中，死亡并不意味着悲剧故事的结局，窦娥死了，她的冤案还是得到了昭雪，她以死亡为代价换得了自己的清白和人间的正义；死亡有时不只是一个过程，它甚至还意味着开始，《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刚出现不久就死了，死亡对她来说更意味着新生，好戏正是由于主人公的死亡才得以开演，她以死亡为代价换得了生命和爱情。“戏不足，鬼神凑”，实际上并不是说戏中的人不够要靠鬼神凑，而是戏曲结构中由人无法完成的情节要通过鬼神的作用才能实现。从戏曲内容看，俗世人生是不圆满的，而戏要圆满，因此，鬼神就成了戏曲必须借助的力量。戏曲就是这样以对死亡的超越来实现大团圆的。在戏曲中，对死亡的超越是通过鬼魂来实现的，若不是窦娥鬼魂托梦给父亲，窦娥的冤案就不会得到昭雪；杜丽娘如果不是以鬼魂现身与情人幽会亦无法复活。鬼魂是戏曲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西方悲剧中也有鬼魂。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是个幽灵，它不仅和人保持着一定的空间距离，也和人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它使人感到惊恐和害怕。鬼魂是剧中反常情境的异常之像，因此，它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影像存在于剧中，且只能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场合才能显现为鬼魂的人之影像，我们只能用“它”而不能用“他”来称呼之。鬼魂在剧中出现时就是鬼魂，只有在人们讲到他的过去的时候他才是人。悲剧并没有表现这个现在已成为鬼魂的人，因此，它不能作为人物形象中的一员，只能是一个物，它充其量是一个人的影子。我们看到，在《哈姆雷特》众多的演出版本中，这个鬼魂虽然由真实的人来扮演，但他总是区别于常人，总要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幽灵的特征，通常表现在形象、眼神、表情、声音、行动等方面。在西方悲剧中，鬼魂和人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但却无法逾越的鸿沟，鬼魂属于人世界之外的另一种存在，或者，是人世界表现为影像的物。中国戏曲中的鬼魂都是作为人物形象出现的，窦娥和杜丽娘的鬼魂由人过度而来。在剧中，她们都曾经是活生生的人，鬼魂和人在外在形象和内在表现方式上毫无二致，她们并不因为成了鬼魂就眼神呆滞、面容模糊、声音异常，鬼魂就是人，鬼魂由人变成，鬼魂甚至还可以再变成人，像杜丽娘。在戏曲中，人和鬼魂的扮演方式也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扮演杜丽娘的演员同时也是她鬼魂的扮演者，如果不是观众意识到杜丽娘已经死了，出现在舞台上的是她的鬼魂，作为杜丽娘的人和作为杜丽娘的鬼魂就没有什么变化。鬼魂和人的区别仅仅在于观众的意识，杜丽娘死了，到了阴间，尚未复活，观众意识到她是鬼魂，这样，表现鬼魂和人的区别不是在同一场景中同时性表现，而是通过死亡甚至进入阴间的过程历时性表现，观众因此也仍然能将鬼魂和人区分开来。在戏曲中，鬼魂和活着的人一样言语行动，并推动剧情向前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是人死亡转而变成了鬼魂，剧情甚至就遇到阻碍而难以继续。窦娥如果不是鬼魂托梦，冤情就难以昭雪；杜丽娘如果不是现身为鬼魂与柳梦梅相见并告知他如何使自己生还，这一对有情人又如何能实现其传奇式的爱情！戏曲之所以和小说一样都曾被称为传奇，就是因为其情节太过离奇，而这离奇的情节，在许多时候是由人和鬼共同构建而成。鬼不仅是戏曲中重要的存在，是戏曲“人物”中的一员，在很大程度上，鬼正是促成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的主要构成因素。戏曲如果必须设置大团圆的结局，鬼就必不可少：如果没有鬼，死亡就意味着人物的消失和剧情的终止，鬼使得死亡不再是人物生命的结束和故事情节的停止，而是人物生命的延续和故事情节的继续。鬼是死亡的结果，同时也是死亡的延续。死亡并非戏曲表现的重心，也就是说，死亡本身不是戏曲结构趋向的目标，戏曲要表现的是死亡前后的情形。窦娥之死突出的是其临死前的控诉与誓愿以及死后誓愿的应验，窦娥不是死得悲壮，而是因死而显得悲壮；相比较而言，杜丽娘的死显得有点莫名其妙、不可思议。死亡只是一个表现手段，是情节结构中一个凸起的点，戏曲要表现的是这个点的前因后果，而后果又往往比前因来得重要，因为它是观众的期待。正是因为要突出表现这死亡的后果，而鬼魂又以其形象性成为戏曲中死亡后果的当然载体，中国戏曲才能实现西方悲剧不能实现的大团圆结局。戏曲中鬼的出现常常意味着人物命运的转变和故事情节的进展。在《牡丹亭》中，作为人的杜丽娘是多愁善感、柔弱悲观而不堪一击的千金小姐，作为鬼的杜丽娘则表现出果断勇敢的胆识和气魄，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这里，鬼以战斗者的乐观姿态出现，它并且显示出强者的形象。同样，作为人的窦娥处处遭受不幸，只有成为鬼，她才有所支撑，她的命运才出现了逆转。大团圆结局的喜庆与乐观特征与鬼形象体现的战斗者的乐观姿态是一致的。正是由于鬼的存在，中国戏曲中许多俗世悲剧因而凭添了几许亮色，说鬼是戏曲中的喜剧性因素一点也不过分。鬼给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画上了近乎圆满的句号，中国戏曲之所以能常常“大团圆”，鬼功不可没。鬼使得悲剧趋近了喜剧。鬼在戏曲中的功劳是如此巨大，鬼的出现又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大戏剧家汤显祖说传奇、杂剧能“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而大诗人苏轼则说戏剧是“搬演古今事，出入鬼门道。”这些看来颇为玄妙的论断当指戏曲表现的虚幻世界的真实情景，而鬼神在戏曲中的“活着”，乃使这虚幻的戏曲人生显得尤为玄妙。二鬼魂是已死的人而仍活着的魂。戏曲中的鬼魂和人一样活动于舞台上，这是因为戏曲中的人和鬼魂一样，都是虚构的，假的。如果说鬼是人的向往，人们一定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怕死鬼”——鬼尚且怕死，何况人呢！的确，在很多时候，鬼总是与自然界一切恐惧、可怕、奇怪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与活人的疾病、痛苦和死亡等麻烦事联系在一起。人们在遇到未曾预料到的麻烦事而无从发落时，想到的不是那真正麻烦的事和人，而是鬼——“见鬼”：也许在人看来，只有鬼才会给人制造麻烦，鬼因此常以人的敌对者面目“活”着。鬼是人的敌人，尤其是在鬼与神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而神是人想当然的朋友——它们都比人强大。鬼能强大到什么程度，这在人是没有定数的，因此，有时，它强大到人力无法抗拒，只有眼睁睁看它逍遥（如它把活人灵魂带走使他死去）；有时，只要用大话吓唬它，它就会逃之夭夭（如民间至今仍使用的“退煞”）；有时，它也不过是一个鬼鬼祟祟的可怜虫，变成可以和人接近的形体状貌乞求人的施舍与礼遇；更有时，鬼也可以是一个美丽多情的妙龄少女或英俊潇洒的少年郎（小说和戏曲中的鬼多是如此）……说到鬼，人与人交往的历史不见得比人与鬼交往的历史悠久得多，因为鬼是当人看到自己的影子时就有可能出生了的，它是人自身的产物。当人意识到阳光下自己的影子，睡眠时梦幻中的影像，以及死后僵硬的尸体时，鬼就有了它诞生的前提。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未必比人与鬼的关系更密切。不是吗？当人遇见麻烦事和难缠的人时，人们以为是遇见了鬼，是鬼在使坏；而在他没有遇见任何人和事时，因为恐惧与害怕，想到的还是鬼，所以鬼常出现于夜深人静时、荒郊野外处；即使是在平安无事时，鬼也潜伏在某处而不为人所见，因此最好还是小心为是。朱自清先生从人们常说的鬼话中总结出鬼的特征为：“总而言之，鬼贪，鬼小，所以‘有钱使得鬼推磨’；鬼是一股阴气，是黑暗的东西。他贪，也小，也有黑暗处，鬼其实是代人受过的影子。所以我们只说‘好人’‘坏人’，却只说‘坏鬼’；恨也罢，爱也罢，从来没有人说‘好鬼’。”[1]这也可以看出，鬼是人潜意识中的强势力量，它对人构成了威胁。由于鬼是强者的代表，弱者常将对强者的惧怕以礼让和恭敬的形式体现出来，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有点象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2]鬼和神本来有着天壤之别，但由于人对他们都有所求，因此常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人对鬼神的敬畏态度正是人世间等级秩序的体现，强者往往代表着权力和金钱；人对鬼神的祭祀方式又正是现实社会规则的反映，那就是以请客、疏通、贿赂的方式求得权势者的支撑，使强者不至于损害弱者的利益，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能助弱者一臂之力。弱者只有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找到可以帮助并倚赖的对象时才转而求诸于鬼神，这种等级对立与现实社会制度中的等级对立刚好相反，它不是表现为压抑与被压抑，打击与被打击的被动关系，而更多表现为主动的求助，这主动的求助完全是人单方面想当然的结果。因此，神和鬼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现实生存能力的加强，纵使鬼是作为敌对者的面目出现，由于神权又高于鬼权（几乎没有关于鬼权的说法，似乎鬼并没有什么权力），也就是说，神能制服鬼，所以神和鬼在总体上显示出的仍是对人有利和有力的一面。比如，戏曲中人间故事的圆满结局就多亏有鬼。因此，人们总是想当然地对鬼主动地示敬，这一方面是对鬼的讨好，另一方面，也寄予了对来世的希望，因为人将来都要变成鬼。人们给鬼准备了上乘的质量优良的衣服，死者入殓时从头到脚都被全副武装起来，他们身上穿戴的是他们在活着时从未穿过的新衣，通常是三件或五件，当然越多越好，但必须是单数，因为人世界崇尚双数，那么鬼世界应该崇尚单数，毕竟人鬼有幽明的不同，因而礼数也该有所区别；人还给鬼准备了豪华的房子，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从未乘坐过的轿子和马，以及其他所能想到的一切日常生活用品；至于死者日后的食物，那也不用费太大气力，只要在自己吃饭前先象征性地请一下他们，也就是只要多抽一双筷子，多拿一只碗，或者还斟上一杯酒——而食物并不因为请鬼吃了而有所减少。这样的事何乐而不为呢？至于对鬼最重要的钱财，在人的世界可并不值什么，只要记得在人的节日和鬼的节日给鬼烧一些草纸就可以了，当然，也是越多越好。人对鬼的祭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中国人最担心的不是穷困、疾病和死亡，而是绝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如果没有后代，他们死了以后没有后人给自己祭祀。活着尚且可以依靠自己，死后没有后代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而成了流浪在荒郊野外的孤魂野鬼，那是中国人想象中最可悲哀也最可恐惧的事——一无所有，孤单寂寞，无所寄托。因此，如果年岁大了还没有孩子，或者在已成人还没有孩子前就死去，就都得从兄弟或姐妹家中“过继”一个男孩作为自己的儿子或者领养一个孩子。因此，多子多孙中国人最自豪的事，子孙越多，也就意味着将来作为鬼的自己越富有；绝后是中国人感到最耻辱的事，“绝后代”被认为是最严重最残忍也最令人深恶痛绝的咒骂。不仅如此，中国人所谓的“孝道”，很大程度上是鬼在未死之前对后代的训练，因为这孝道不仅要实行于活着的长辈，还要实行于已死的祖先，并且代代相传。所以，父母死了，儿子要守孝三年，后来人们觉得三年太长，就变成一年、三个月、一个月，甚至三天。衣服是三件还是五件，明器是楼房还是平房，轿子和马级别多高，守孝时间是三年还是一年，这一切数字和标准在丧葬和祭祀仪式中似乎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然而，实际上，如上所述，它们都是由人制订的，因而也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仅静止的物在变，就是仪式活动的方式也会变，只有一点是恒定不变的，那就是，丧葬和祭祀的根本仪式程序和基本规则。规则意味着限度，也就是底线，比如，上衣至少要有三件，纸钱至少要烧几文，等等。鬼是中国人的宗教。“神话教导人们死亡并非生命的结束；它仅意味生命形式的改变。存在的一种形式，变成另一种形式，如此而已。……‘生’与‘死’两个语辞甚至可以互相替代。……在神话思想里，死亡的奥秘‘转变成一种表象’——借着这种转化，死亡不再是无法忍受的自然事实；它变得可以理解，可以忍受。”[3]三鬼是人世界的反映。周作人说：“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反过来说，则人间的鬼怪伎俩也值得注意，为的可以认识人里边的鬼罢。”[4]和人的生活状况相类，鬼按其生活状况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好鬼”，不言而喻，另一种便是和它对立的“坏鬼”，也就是“恶鬼”或者“饿鬼”，因为饥饿所以作恶。“好鬼”由子孙供奉酒水赡养，丰衣足食，平安幸福，不与人为恶，它们多为前世与人为善或者是自然死亡；而“坏鬼”多为孤魂野鬼，没有安稳的住所，也没有足够的食物和钱财，它们流浪在荒郊野外，它们不是前生作恶就是非正常死亡。鬼的幸福与否决定于人的道德尺度，鬼和人互为因果关系。一般来说，像窦娥这样善良的女子，生时虽然受苦，死后必享福。老百姓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们担心自己今生作恶，来世作鬼会有报应。反映在戏曲中，就是窦娥成了鬼后便洗清了自己的冤屈——鬼让老百姓看到了来世的公正，看到作为鬼的希望，他们因此而满怀对未来鬼世界的憧憬。来世成为一个“好鬼”是人的终极追求。“好鬼”的存在意味着人不能实现的理想可以靠鬼去实现，穷人富鬼是贫苦老百姓一辈子的梦想，人是今生，鬼是来生，因而佛教的生死轮回在中国很容易就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从“好鬼”与“坏鬼”的角度看，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做一个“坏鬼”，而是做一个被人供养得面面俱到的“好鬼”——实际上就是人世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富有者——贵族、官僚，甚至皇帝。但老百姓想到的只是明哲保身，使自己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而没有统治他人的意识，这在鬼身上也有所反映。绫罗绸缎的上好布料，三五件新衣，帽子、鞋子，还有袜子，这不是普通老百姓的穿着，陵屋、轿马，老百姓甚至连看都没看过——人穷尽一辈子都不可能拥有的一切鬼都可以拥有，鬼实现了人不能实现的理想，而这理想只不过是物质上的满足而已。因此，很多对现实生活感到失望的人不是怕死，而是想死，因为死了能享福。记得小时候，我的奶奶就经常一边叹气一边说：哎！死了就享福了。中国老百姓传统的幸福观在戏曲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不是吗？窦娥死了才能实现誓愿并明冤，杜丽娘死了才得与梦中情人结为真正的夫妻。鬼不正是人的幸福向往吗？！因此，在老百姓眼中，死亡并不比其他一切未知的事物更令人感到恐惧，甚至于比现世的劳苦要舒服得多。老百姓一不小心就会想到死，然而他们并不真死，他们仍然努力地活着，忍受着一切也许是非人的恶劣生存处境。而且，死亡说到底还是令人害怕的，人们害怕的似乎不是死亡的方式和死亡本身，而是死亡后的“生活”。死亡，是连接现世生活和来世生活的转折点，因此，死亡总是和新生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巴赫金说狂欢节上的笑常和阴间幻象联系在一起的原因[5]，这也是为什么戏曲总在死亡之后出现鬼魂，人死亡了，鬼魂却新生了，人和鬼魂组成了一个连环，起点和终点重合，戏曲情节结构成一个圆圈，戏曲中的人物走了一个圆场，悲惨的离散转而成为喜庆的团圆！如此看来，要不是古人规定六十岁为有寿者的最低限度，而多福多寿与多子多孙乃是人生最大的荣耀；此外，古人还规定非正常死亡的人会变成孤魂野鬼，有就是“坏鬼”，因不堪忍受人世苦难而向往成为鬼的人还真不少。古人真了不起，他们为人设置了一个只要死亡就可以实现一切的美好理想，却又在这理想前面设置了一个时间限度和死亡方式，这就使得死亡并不那么简单。即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不顾这种种规定的界限，冒着成为“坏鬼”的危险非正常地死亡了。然而，在那些遵循规定活着的人看来，正是因为他们不得已成了“坏鬼”，便对人有了复仇心，这可能是现实的不平等使他们感到心理不平衡，于是，复仇心使他们采取了一些令人感到恐惧的报复性措施。这样，人们以为惧怕，在给自己祖先应得的资财时也只好分给“坏鬼”们一份。他们的危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连天之子的皇帝都要以祭祀来拉拢讨好他们并请求他们手下留情，并把这拉拢讨好的方式固定化、合法化，成为皇帝乃至整个国家正常管理方式的一项。上行下效，皇帝尚且如此，老百姓更不能例外。鬼由此可以看作来生的人了吧？不然。人们在对他人表示请求并许诺答谢时，常说，来世作牛作马也要报答之类。看样子，来世如果能变成人，才算得上真正的好鬼，否则，还有做牛做马乃至变作其他动物的可能。这承诺也许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告白，但总给人将信将疑之感，这首先的疑问乃是：到底有没有来生？祥林嫂就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怀疑有没有来生，如果有来生，祥林嫂就必须捐门槛为自己赎罪，并做好日后为鬼的预备工作，“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祥林嫂终于还是捐了门槛。的确，如果没有来生，鬼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可见，来生是应该有的。既然有来生，就要保持完好的尸体，将来投胎好做人，而不做牛马或其他的动物——因为动物究竟是被人役使，受人控制的。毕竟做人还是更自由，或者，也许是更体面些吧？而要成为人，也成为好鬼，在生前就要忍耐痛苦和不幸，要行善，这样死后才能获得幸福，也就是成为好鬼。老百姓想成鬼，而帝王将相和达官贵族想成仙。这是因为，“鬼是原始人灵魂不死思想的反映。而仙人则是在中国特定社会里的人们企图肉体与灵魂同时永恒存在的理想。”[6]帝王贵族想要成仙，是因为想将今生的幸福延续到来世，而老百姓想要成为鬼，是因为想将今生的苦难转换为来世的幸福。“古代的社会阶级森严，说不上有什么自由，人们也不易想到争取自由，因此，他们没有在意识中构成了一种自由的鬼，浪漫地游戏于人世之外，像战国以来所说的仙人。”[7]相对于神仙的贵族身份，鬼更平民化，因此也更接近普通老百姓。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变成好鬼、幸福的鬼，在中国人看来，现世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来世，现世的苦难是为了来世的幸福，并且今生不能实现的愿望和理想，都可以等到来生去实现。因此，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形象是不辞劳苦，为民请命的大禹，黄帝则几乎集一切发明创造于一身，他们活着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他人，而不是自己，除了任劳任怨和聪明才智外，他们没有浪漫的恋爱和神奇的人生旅程，甚至连形象都并不普通人英俊潇洒。中国没有类似于西方创世纪的神话体系，也没有传奇性的史诗篇章，因而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悲剧。中国的神话、史诗和戏曲呈现出俗世的本然面目，它们虽支离破碎却又被设计得有始有终，它们是如此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国人不仅在空间观念上指向群体性的存在，也就是人民，在时间观念上，中国人也指向将来，而不是过去和现在，过去意味着意义的消失，将来才是一切，因为结果总是出现在将来。一切的因都是为了有个圆满的果。在戏曲中，我们看到的鬼也都是一些善良、美好的人，比如窦娥、杜丽娘，好鬼是戏曲中的典型，而且多为女性，她们象征着人们对鬼世界的美好向往，并给人以有益的指引。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是卑微的，他们崇尚实际，与浪漫的激情和崇高的理想失之交臂。中国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和他们的生活态度一致，那就是：拘谨、内敛，然而坚韧。无论生活如何艰难，无论命运多么无奈，中国人都要努力地构想一个美好的未来，一个喜庆的、乐观的大团圆式结局。就像戏中表演的那样——那才是中国人恒久不变的期待。——发表于《戏曲研究》第65辑[1] 朱自清《话中有鬼》，张月媛选编《清华大师文选》第一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2]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110页。[3]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71页。[4] 周作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18页。[5] 参见巴赫金《文本 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5页。[6] 参见罗永麟《中国仙话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7]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王煦华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