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政府决策案例研究论文

一、美国的利益集团简述利益集团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产物和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是美国多元化社会的反映，是公民参政的一个渠道。它们无所不在，对美国现实政治和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有重要影响。有人甚至说，对各种问题的决策是由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共同做出的。美国著名学者戴维·杜鲁门给利益集团下了一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定义：“利益集团是一个持有共同态度、向社会其他集团提出要求的集团。如果它通过和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其要求，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性利益集团。”①早在二战期间，美国的利益集团曾对中美关系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二战结束后，在美利益集团的活动下，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为日后的中美关系埋下了阴影。冷战时期,美国国内支持行政当局推行更为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政策,因为战略安全决定一切的外交政策容易占居主导地位,人权和贸易都可以附属于战略上的考虑。行政当局也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由,牢牢把握对外政策的主导权,对外决策相对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圈子内。与此相适应,利益集团介入对外政策制订的机会就少,影响力也小。这种局面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冷战时期,美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更趋于灵活,不像过去那样被安全战略利益所左右。国会、利益集团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行政当局的决策很少提出异议,而是各种利益群体都试图对美国对外政策施加影响,行政当局已经难以像过去那样主导对外政策,国会在对外决策方面日趋活跃。参众两院的权力架构非常分散，这就给利益集团施加影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就是近年来利益集团不断介入美国对华政策并且影响明显上升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美国对外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安全利益依旧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经济利益、民主和人权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日程上被摆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经贸往来、环境保护问题在国家关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内一些人或集团的利益,由此使得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与安全问题相比,利益集团在这些问题上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二、劳联—产联促使人民币升值案例分析劳联—产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AFL-CIO）是美国最大的劳工运动组织，在美国政治和外交中代表了劳工的利益。但在美对华政策方面，劳联—产联与人权组织、环保组织一样，一贯是反华的“急先锋”。自新政以来劳联—产联支持民权立法，有时也支持政治改革，例如劳联—产联支持由联邦政府提供联邦选举的竞选费。同时，劳联—产联一直是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会的立场更加偏右。在冷战中，劳联—产联积极追随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在国际公会运动中反苏、反共，有“小国务院”之称。劳联—产联前主席乔治·米尼一贯敌视中国，曾参与“院外援华（台湾）”活动。（一） 劳联—产联对人民币升值问题施加影响的过程2002年以来，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之后的调整期，为衰退的阴影所笼罩，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元从2002年起开始持续贬值，为的是能有助于美国制造商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减缓美国贸易逆差的增长。由于人民币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美元贬值的效果不明显，美国为此要求中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实现人民币自由浮动，这对人民币形成了升值压力。而中国从2000年以来已经连续7年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国，更是加剧了这种压力。劳联—产联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缓解美中贸易逆差对美国国内制造业造成的负面影响，代表工人利益的劳联—产联不惜与他们的“死对头”——全国制造商协会合作，对美国国会和政府施加压力，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2003年，在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劳联—产联的宣传下，美国国内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不断升温，美国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2003年9月底，劳联—产联公共政策部助理主任李西娅(TheaM. Lee)于9月25日及10月21日分别在国会“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及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达40%以促进出口的做法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同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并停止聚集美元外汇。②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陡然增加，布什政府特别是美国财政部以及贸易代表处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2004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劳联—产联宣布支持正在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克里，使布什的选票压力明显增加。2004年9月9日, 劳联—产联表示“受够了布什行政当局在人民币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带领由23 家工业、农业公司和工会组成的“中国货币联盟”(China Currency Coalition，简称CCC)，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份长达200页的文件， 要求美国政府根据1974年美国国内贸易法条款对中国是否操控货币进行301调查，并实施制裁。③2005年，CCC从二月开始了一系列的游说活动。在劳联—产联的压力和影响下，国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提案被接连提出来。参议院提出的《中国自由贸易法案》，众议院提出的《2005年中国货币法案》，参众两院提出的《停止海外补贴法案》都得到了CCC的支持。为了缓解美国国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2005年7月21日，中国宣布人民币升值，实行一揽子货币为基础的“爬行盯住”浮动汇率制。中美之间人民币汇率之争由于劳联—产联的介入而变得更加复杂化。劳联—产联利用各种手段和措施促使美国政府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一是为了保护制造业工人的工作，另一个也是为了在“夕阳工业”不断衰落的情况下，加强其政治影响力，为其自身的发展加铸筹码的需要。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 劳联—产联以及其它相关利益集团会继续施压,国会议员也将继续以提案的形式保持对美国政府的压力。（二） 劳联—产联在促使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影响第一，积极并有策略的行动。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劳联—产联组织联盟，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声明，到国会作证，与议员及政府官员会谈，活动非常积极。其中，联盟战略是90年代后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方式中常用的有效手段，能增强利益集团游说力量，不同性质乃至对立的集团间的结盟更是如此。分别代表自由贸易以及保护主义立场的全国制造商协会与劳联—产联共同对人民币问题施加压力，更能获得广泛的支持。第二，传递清晰的信息。这是游说成功的先决条件。游说人民币升值的各利益集团不断地在新闻发布会上，在报告中，在国会听证会上重复传递着几乎同样的信息：人民币被低估40%，这是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变相补贴，只有人民币大幅升值，才能减少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改善美国制造商同中国商品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境地，最终挽救美国制造业滑坡，减少工作流失。这样，国会、政府以及大众、媒体都能清楚了解他们的主张。第三，向决策者提供雄辩的政策建议的同时，也要表明自己代表的是关键地区选民的观点和利益，忽视这样一个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可能会让决策者处于不利境地。劳联—产联提出了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在WTO提起诉讼以及提起301申诉等不少政策建议，在每次国会作证时都强调自己所代表的公司以及工人的广泛性，并通过组建联盟动员更多的力量，向议员以及政府官员施加压力，使其重视自己代表的力量。第四，时机的重要性劳联—产联选择在美国经济进入调整期，对华贸易赤字扩大，美国制造业衰退以及失业问题突出，美国官方提出希望人民币实行更具弹性的汇率制这样一种恰当的时候，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很容易在大众中引起共鸣，吸引媒体的关注，进而对国会和政府形成压力。三、几点思考美国对华政策往往是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博弈的结果，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的变化往往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波动和变化。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竞争与力量消长和变化，其结果必然是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左右摇摆。由于缺乏占绝对优势的利益集团和压倒性的利益目标，总统和国会在不同利益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就得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制约着美国对华政策的上限和下限，也证明了所谓“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的说法。劳联—产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主要是受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所推动。劳联—产联的主力军是蓝领阶层，其规模伴随着“夕阳工业”的衰弱不断缩小，有组织的劳工比例在下降，其影响力在减弱，但劳联—产联仍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是美国政治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常会与其他反华势力联合，形成强大的力量，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仍将发挥不可忽视的阻碍作用，因此对劳联—产联的消极影响我们不能忽视。2008年是美国大选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面临选票压力，此时正是利益集团发挥作用的最佳时机。作为劳联—产联一贯的支持对象，民主党候选人在人民币升值、美中贸易逆差等一系列问题上可能会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而共和党候选人为了争取选票，也将会在这些问题上考虑他们的意见，中美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而按目前的形势来看，民主党当选的呼声很高，明年若由民主党人上台执政，劳联—产联以及其他一些反华利益集团将会在人权、贸易摩擦等问题上对国会和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中美关系的摩擦可能会加大。

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中国人，在政治生活中都会认同这样一个信念：崇尚民主与法制。这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依法行使政治权利，依法履行政治性义务，是我们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从个人生活的内容来看，我们能够通过丰富的民主形式，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是因为，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同时也规定了公民必须履行的政治性义务。国家以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享有的神圣权利，公民则有义务关心国家和社会，负有履行义务的责任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活动：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积极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是我们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社会公共管理的内容：我国有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等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有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提供各种公共服务。 公民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的意义：我国的政府是人民意旨的执行者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它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政府工作的改进，决策的完善，政风的廉洁，效率的提高，都有赖于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尤其是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 参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这是我们政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的追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是政府的廉洁。只有人民参与，才能监督干部达到廉洁的水平。标志之二是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 关注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当今世界是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离开世界而单独存在和发展，国际社会的竞争与合作对每个国家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只有认识世界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 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关注我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就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参与政治生活必须明确政治生活的作用。 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政治生活更多地涉及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利益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人民民主的实现程度，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如果每个人都对政治生活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受损害的必然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我们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也必然受到影响。因此，认为政治与我无关、蚕不参与政治生活无所谓的想法是不对的，幻想脱离政治的想法更是幼稚的。

行政管理课程第二次作业：公共决策是指公共决策者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并为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合理化而进行的决策活动。其实质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对社会价值的重新分配、有效分配、合理分配、公平分配。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是指公民个体或社会组织(团体)影响公共决策所采取的行动。在现代社会，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活动，不仅在形式上赋予公民表达利益的机会，而且也是维系公民与政府之间沟通关系，保持政府公共决策合法性的基础。公民参与公共决策也得到我国党和政府的支持,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试论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方式及其有效实施。一、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一)、在现代社会，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活动，不仅在形式上赋予公民表达利益的机会，而且也是维系公民与政府之间沟通关系，保持政府公共决策合法性的基础。20多年来，我国各级公共组织(主要是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创造了许多参与渠道和方式吸引公民参与，促进了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已日益成为一种普遍而重要的政治现象，不断扩大和完善公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对于推进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二)、公民参与方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是公民进入公共决策过程的重要条件;对参与方式的选择和设计直接关系到公民参与的效果,现实中公民参与方式的失效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公民参与的有序化进行;公共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要求公民参与方式的形式意义与实质价值相统一,需要在确定优选标准、优化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参与方式进行优化选择。(三)、公共决策是指公共决策者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并为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合理化而进行的决策活动。其实质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对社会价值的重新分配、有效分配、合理分配、公平分配。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是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参与公共事务、影响和推动包括政治系统中的各种决策的活动和行为。党的十七大强调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是党对“推动什么样的政治参与，怎样推动政治参与”这一时代命题的科学回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从某种义上讲，对切身利益的密切关注是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最直接的动因。然而，在现实中，公众参与公共决策不是仅有参与的愿望和要求就可以实现的，而是必须依托于一定的政治制度，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必须积极寻求对策设计，化解制约因素，以扩大公众对公共决策的参与。二、实现广泛公民参与的途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是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公众正日益成为政府公共决策的主体，如何实现决策目标的科学化民主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一)完善法律，实现公民参与的法制化在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必须建立必要的法律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各种相关法律法规，用法律条文规定社会各部分在公共决策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应有的责任，并根据有关法律出台一些有利于扩大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相关具体细则，使公民在行使参与、制约和议政权利时，既有法律依据，接受法律指导，又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必须加强程序法制建设，实现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程序化。从法治建设上看，必须在实体规范上规定了公众可以成为公共决策的主体，但是这些规定都需要切实可行的程序去落实，没有程序和秩序就没有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有序化。近年来发生的诸多群体性事件折射出目前我国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中存在的诸多制约因素和问题。必须正视公民参与中的这些障碍性因素的存在，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二）拓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不断拓宽利益表达渠道，使更多的公民有机会参与到公共决策中来。发展政府性民意表达结构，客观上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必须增加开放度、透明度以及与公众之间的亲和力，广泛开展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平等协商与对话。公民在政治素养、政治认同、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社会成员的多元性特征，客观上要求建立多样化、多层次的利益表达渠道。为了进一步推进公众参与，政策制定者可以多采用一些公民参与渠道，创造更新的参与方式。如深入交流法、在政策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价值取向法等。此外，公民自己应懂得运用不同渠道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如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为充分发挥利益团体在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方面的功能，发挥各种利益团体的实际政策参与作用，我们还需多方面开拓政策参与渠道。(三)提高公民素质，提高公民决策意识公民具有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决策的意识，又有参与的能力、途径，才可能达到参与的目标，保证公共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加强公民参与意识教育，培育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能力是实现公民有序参与的基础，也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途径，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目标要求。要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激发调动参与热情，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要引导他们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以及国家现在和未来的发展目标，从而使他们的参与行为符合社会的发展目标，减少和避免为图一时的满足而最终影响民主政治进程和社会、政治稳定的参与行为。加强有序参与的实践引导和锻炼，提高公民的参政能力。（四）为公民参与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决策主体走向分散化，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决策主体必须同各种社会组织、政党组织、利益团体以及不同阶层的人民进行广泛的沟通、联系，交换信息，商洽方案，以取得他们对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最根本的是要在全社会中造成一种民主、平等和协商的气氛，形成一种人人能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并积极提出政策建议的局面。政府部门应破除各种不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旧观念，树立现代化的决策观念。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承认公众在公共政策整个运行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营造良好的决策环境。三、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阻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公民在公共决策参与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还很不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公民参与体制保证不健全公民的有效参与公共决策需要具体参与制度和程序的保障，只有在制度和程序上同时有保证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有效进行。中国虽然已经有自己的一套政治参与制度，但是公民参与方面的制度建设滞后，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低、配套性差，缺少有效的制度和程序上的保障。从整体上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本质决定了我国政治机制对广大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影响必然是积极的。但问题在于，多年来的实际运行情况已使一些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二）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渠道不够畅通现有的政治参与渠道相对狭窄，政治参与的方式单一。公民没有经常性的参与渠道和参与方式，现有的政治参与的路径往往局限于人民通过选举人民代表和推荐政协委员的方式参与政策规程。虽然近几年出现了民主评议政府、公示制、听证制度等各种参与方式，但这些制度执行不到位，往往流于形式，各种中介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决策参与渠道也未能全部发挥其功效。(三)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法制不完备公民参与的法制建设相对滞后，公民参与缺乏充分的法制保障。法律所涉及公共决策范围有限，实体性规范多，程序性规范少，公民参与决策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法律依据。在目前的政治生活中，人民只能把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委托给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公民是委托人，政府是代理人。但是，现实中的制度安排却很难体现委托人的参与。（四）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意识淡薄当前我国公民的政治义务感并不强，参与决策的动机层次不高，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所试图影响的也多限于某些政府官员的个别态度，或政府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处理，而对政府工作中具有方向性和决策性的方面很少触及。四、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意义（一）公民参与有助于公共决策的发现和确认公共决策过程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步是决策问题的发现和确认，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的广泛参与是实现决策最关键的因素。保证获取政策问题确认时所必需的充分、准确的信息。社会公众参与可以改善大多数决策者只能了解到数量有限的信息和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传递过程中被“改变”的情况。具体有两方面的表现：（1）社会公众直接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最了解情况，传达的信息最全面、最真实；（2）社会公众参与决策过程直接与决策者交流，从而为政府或决策者提取信息提供了一条捷径。某一社会问题（三）公民参与有利于实现决策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是政治统治依据的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在一定意义上，公众参与是以公众对现存政策体系合法性的基本认同为前提的，本质上就是公众通过合法的参与途径向决策体系表达自身利益要求以影响政策体系的公共政策过程。在参与过程中，公众已经在一定意义上直接或间接地同意和认可了政策体系的权威，并且直接显示出了公众的政策倾向，而这种政策倾向则是政策体系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显然，如果没有公众的参与，就没有公众对政策体系及其政策方案的同意与认可，合法的政策体系也就不复存在了，这就是政策体系合法性的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确认了公众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性，增强了公众的利益意识和参与意识，从而增强对政策体系的认同感，增强政策体系权威的合法性。 笔落江山起 2011春人力资源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