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论文题目

从唐诗中的“月”浅析唐代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论文关键词：唐诗；月；意象；忧患意识；感伤色彩论文摘要：月亮，向来是诗人的宠儿，与中国文学生而有缘，作为一种意象源远流长。唐诗中的月意象是古典诗词中最具魅力的形象之一。唐代的诗人或借月造境，或以月融情，将自己独特的人文、宗教体验寄予其中，展示了难以言表的情感流程，尤其是孤寂、凄凉、相思等感伤情愫。自古至今，人们描写月亮，赞美月亮，借月抒怀的诗歌比比皆是。这类作品尤以唐诗为甚，而唐诗中的月亮又经常与人们的孤寂、凄凉、相思等感伤情愫纠结在一起。本文主要从羁旅行役的思乡之愁、两地相思的哀婉情怀、人生感慨的哲理思辨、对月感怀的历史沉思几方面来阐释由唐诗中的“月”意象透视出的唐代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一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在璀璨、繁荣的唐代诗坛上，月亮从众多的自然物象中脱颖而出，成为唐诗中最典型的意象之一。那么，为什么月亮会如此受到唐代文人的青睐呢?诗歌中“月”意象的存在有其历史的渊源。首先，“它给人柔和、优美、完整的感觉”·；“月圆之时，发出清幽明亮的光，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引；它那“由缺到圆、由朔到望的有规则的形体变化”，构成了其“形体美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月亮的这些美感特质都暗合了中国人的审美感知。原始社会中，初民所认识的月亮是与女性相结合的。在我国古代的传说或历史神话中有许多感月而孕的故事。《遁甲开山图解》：“女狄暮汲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鸡子，爱而含之，不觉而吞，遂有娠。”《宋书·符瑞志》上记载：“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以乙日生汤，号天乙”等等。这都应该属于生殖崇拜的范畴。现在不少地方还有着小儿拜月、老人望月的习俗，人们仍是把月亮当作一种生殖崇拜物，渴望对月祈福得以儿孙满堂，人丁兴旺。在古老的传说中，月中捣药的是蟾蜍，又作“蟾蝣”、“詹诸”。《太平御览》卷四引《春秋纬演孔图》：“蟾蝣，月精也。”《淮南子说林》云：“月照天下，蚀于詹诸”。“蟾蜍本是一个为天所‘媚’，受天之恩的‘非类’。然而，它恩将仇报，斗胆蚀月，毁了天之‘目”’，所以月亮的阴晴圆缺变化常用蟾钩、蟾盘、蟾轮来指代。其次，诸如“嫦娥奔月”等有关月亮的一系列神话，更体现了月亮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嬗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汉高诱注：“妲娥，羿妻。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未及服食之，妲娥盗食之，得仙，奔人月中为月精也。”女性是月亮的灵魂，月亮是女性的诗化象征。自然地谈起月亮，人们不能不联想到嫦娥(又作姬娥)。她孤独地在广寒宫中忍受着永恒的寂寞，因而又成为诗人反复抒写的一个女性形象，作为月亮的灵魂被赋予了多重意蕴。月亮“伴随着神话的世界飘然而至，负载着深刻的原始文化内容”，“流转了中国广阔的心灵空问”，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生命感情和审美感情，成为高悬于天际的文化原型”。再者，月亮与中国传统审美追求相契合，“文人们对‘月亮’这个代表着阴柔、和谐、随顺与宁静的意象表现出特殊的偏爱并不是一种巧合，它是中国古代文人特别是唐宋以来一些以自然闲适、清净虚远、淡泊宁静为生活和艺术目标的文人雅士在生活情调和审美情趣上的必然反映”，这种反映恰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上的中国特色”。亘古不移的月亮总是莹莹地照着大地，照着有情众生。月光是柔和、迷蒙又清冷、朦胧的，似是蒙娜丽莎那浅浅的微笑。可以说，月亮在一定程度上孕育和生成了唐诗。在唐代，诗的显赫地位离不开月的激扬和烘托。李白、杜甫、王昌龄、孟浩然、李商隐……常是一卷在手，月下窗前，精心细品，沐一身月辉，抒胸中愁绪，法自然天趣，得万物之灵。由此，月与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入朝洛堤步月》、《江亭夜月送别》、《关山月》、《古朗月行》、《拜新月》、《月夜忆舍弟》、《江楼月》、《霜月》、《静夜思》、《江楼感旧》、《枫桥夜泊》、《春江花月夜》、《春色山夜月》、《峨嵋山月歌》、《正月十五日夜》……难以尽数的优美诗篇在月光的浸润中登上了唐代诗坛。唐诗中的“月”意象俯拾皆是：1．月的时间意象。月升月落，月圆月缺，契合着生命的轮回，因而古人常以“月”来感伤生命的易逝，岁月的飞度。李白从“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的醉意中探寻着“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生命哲理，发出了“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把酒问月》)的慨叹。2．月的边塞意象。“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王维《陇头吟》)的啜泣诉说，“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沈俭期《杂诗三首．其三》)的绵藐深沉，“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的幽怨悲亢，“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王昌龄《从军行七首》)的悲凉凄清……我们还可从盛唐边塞诗中真切地感受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的浑融苍茫，“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王昌龄《从军行七首》)的雄心忧患。3．月的相思意象。如孟浩然“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的孤寂凄恻；王建“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的深沉蕴藉；钱起“二十五弦弹月夜，不胜清怨却飞来”(《归雁》)的郁怀难耐……在情感世界里，唐人的渴念甚为空灵，同样，爱情也甚是挚热。“待月西厢下”(崔莺莺《答张生》，一作《明月三五夜》)的痴心迫切，“落月满屋梁”(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的空虚寂寞，“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李端《闺情》)的深深痴情……月似乎是爱情的最佳见证，凄迷的月光引起的情思萦绕着爱的惆怅和迷惘。月所造就的相思意绪，莫不流淌着中国古人难释的生命情怀，莫不激发古人情爱思恋的浩歌。总之，“月”的意象是时光的飞逝，是情爱的寄寓，是人生悲欢离合的演绎……这其中蕴涵着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体现着他们不同的人生观。(一)羁旅行役的思乡之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代表着团圆，寄寓着和亲人相聚的心愿与期待。然而，唐代的诗人们很少描写月下团聚的欢乐，却屡屡倾诉着离散的痛苦。月在漂泊迁徙的游子、独守空闺的思妇心中，不仅寄托着团圆的期盼，更是引发愁思、怅恨的讯息。月以其惨白凄清的光辉，孤独孑然的身影，唤起并契合了诗人们寂寞孤独的感伤之情。无论他是在踯躅旅途，还是在独守客舍寒窗，只要在月光的沐浴下，就会情不自禁思念起自己的家乡。借月表思乡怀远之情的莫过于杜甫的《月夜》：今夜廓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千。此诗是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八月杜甫被安史叛军所俘，于沦陷的长安月夜思家所作。诗的起首两句“今夜郎州月，闺中只独看”，作者看到的是长安月，但他更焦心的是他远在郧州的妻子对自己的处境何等的忧虑。“今夜”的“独看”与往日的同看形成鲜明对比，“忆长安”，百感交集。“遥怜”小儿女们天真幼稚，只能平添妻子的负担。一个“怜”字，饱含深情，感人肺腑。“双照”与“独看”相呼应，清朗的月光下，“我”身羁敌巢，诸事萦怀。整首诗不正面写自己对月怀人之情，而从写妻子对月怀念自己，泪流不止的情态人手，使怀人的愁思倍显具体、深切，匠心独具。全诗曲折有致，构思新颖，想象丰富，语丽而情悲。由于家是依附在故乡的土地之上的，所以游子思欲归家之情便会自然延伸为征人对祖国的深深眷恋。唐代边塞诗中抒情主人公钟情于把月亮作为其孤独失意情感的象征，借助“月”意象强化征人置身偏远异地、内心孤寂凄凉的特殊处境与感受，从而离开了战马嘶鸣、刀光剑影的阳刚之气，产生了阴柔之美。每当我们读到“一时回首月中看”(李益《从军北征》、“战罢沙场月色寒”(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二)等诗句时，便能体会到征人的深深哀怨。王昌龄的名作《出塞二首》(其一)曾被誉为是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它“音律虽柔，终是盛唐骨格”，其“悲壮浑成，应推绝唱。”J(诗人从“秦月”、“汉关”入手，月照关塞，尽显边地荒凉，征人辛苦，意境悲凉苍茫。“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气势雄浑，统摄全篇。唐代经常对外用兵，战争时起时伏，戍边的将士常年镇守边疆，置身在广漠无边的黑夜，孤寂、清冷。可以想见，他们的思乡之情是何等迫切，愁绪又是多么的深沉!面对一弯冷月，月下彷徨，忧苦之情难遏。“征人月”因饱含深沉悠远的历史内涵而尤其显得悲凉空旷。月亮那凄冷的光，为自伤飘零的人们添愁益恨，成了他们失意困顿、羁旅行役之苦的见证；他们努力寻求慰藉和归宿，于是流于文人骚客笔端的“月”又成了他们借以抒发愁肠百结的归乡之情的载体。“归家”这个永恒的文学母题积淀在唐代诗人心头的依恋显得格外的沉重，在这里，月亮成了孤臣浪子们启动乡愁，回归家园的精神寄托了。(二)两地相思的哀婉情怀唐代诗人还用“月”表殷切之爱，达别离之恨，抒发痴男怨女间的无限情思。花好月圆，是爱情美满的象征。满月之夜，清辉照人，正是情侣们互诉衷肠的美景良辰，但这天涯共对的一轮明月对于相隔两地的情人来说竟是这样的撩人心绪，勾起了多少离愁别恨。张九龄《望月怀远》便是一首怀人之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竞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起句意境雄浑阔大，气象高华。在这漫漫“遥夜”，远隔天涯的一对情人对月相思，久不能寐，一个“怨”字油然而生。三、四两句就以“怨”字为中心，“情人”与“相思”呼应，“遥夜”与“竟夕”呼应，月亮皎洁圆满的光华，更加让人难以入睡：“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相思不眠之际，有什么可以相赠呢?唯有满手的月光。这月光饱含哀婉的情思，真挚感人。明月似乎确实与思妇结下了不解之缘。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以孤篇盖全唐，可谓《全唐诗》的诗中诗。在《春江花月夜》里，月光从思妇心头流过，我们不难瞥见民间永驻的情爱光辉。诗人用民歌般清丽忧伤的笔调，将离愁别绪的缕缕情丝，客愁闺思的脉脉情缘娓娓道来。从“自云一片去悠悠”到“落月摇情满江树”：一切景语皆情语，极写春、江、花、月、夜五字之外的“情”字。“何处相思明月楼”是孤舟飘零的游子、阁中思夫的怨妇们共有的“相思”情结。“此时相望不相闻”到“江潭落月复西斜”：今夜月圆人不圆，既然只能“相望”，那么，倘能跟随“月华”，“流”到他的身边也好啊!然而这样也不能如愿，那就请“鱼雁传书”吧，却又“光不度(渡)”、“水成文(纹)”。至此，思妇望月怀人的凄美深情已逐层深入。“梦落花”——“月西斜”——“春欲尽”——“不还家”这一连串让人神伤的意象，极大地激起形影相吊的妇人心中思人、惜春的耿耿情怀。经过曲折、含蓄而又深沉的渲染，全诗自然地进入尾声：“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明月终于慢慢落下，情人却依然远隔天涯。诗人在极写一对恋人忠贞爱情的同时，又宕开一笔，喊出了“不知乘月几人归”的时代心声。这就使五字之外的“情”字有了新的色彩，余情袅袅，情深意远。(三)人生感慨的哲理思辨《春江花月夜》之所以能称得上唐诗中的一朵奇葩，还因为诗人引出了对江月与人生、永恒与短暂的哲学思考。面对这一轮孤月，诗人不禁发出了这样的人生感慨：“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不仅仅是“梦境中晤谈”的“宇宙意识”~8J(P17s)，还是经人类生命情感浸润过的忧患意识。从明月初升——皎月当空——斜月西沉——落月摇情，这条生命网络直贯无穷的宇宙和有限的人生，从而使诗篇具有了崭新的思辨美和哲理美的意蕴。月亮也是超拔脱俗的人生志趣的象征。以李白的《月下独酌》为例：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月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这首诗以孤独之苦写乐，以乐反衬孤独之苦。相传写于天宝三年，当时李自供奉翰林，遭人进谗言被唐玄宗疏远，他无处诉说，只好借月下赋诗来排解自己内心的苦闷。诗人身在花间，手持酒杯，一个人登场，其孤独之感可以想见。孤苦实在难耐，于是诗人便把天上明月和自己的影子拉了过来。“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让人感到了淡淡的、难以言状的悲愁。在诗中，月被赋予了人的情感，诗人从澄澈、永恒的自然之月身上，获得了身心的宁静与升华，达到了一种超现实的审美境界，我想这便是文人士大夫追求的“道”家境界吧。再来看他的《把酒问月(故人贾淳令予问之)》：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诗人以体道合天的豪情，抒发了对永恒生命的渴望。“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诗人把人与月进行比较，从中感悟到了一种超越宇宙的永恒。李白的一生始终在“仕”与“隐”的纠葛之中难以自拔，于是用及时行乐、对酒当歌的呼吁来舒缓心头的压力。“唯愿对酒当歌时，月光常照金樽里”。酒是人间的奇物，月是天国的使者。在月下独酌的韵致中，孤独与充实、短暂与永恒都幻化为一片银色的月辉，与茫茫的宇宙浑然相融了。李白对月进行了永恒性的审美观照，而后，他忘却了苦闷与烦忧，感悟到生命的律动，实现了现实生命与无限宇宙完美统一。永恒而宁静的月亮，曾经引发了多少文人骚客关于宇宙人生问题的哲理思考啊!他们深沉的喟叹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于人生局限性的审美悲情。面对着月华如水的明月，诗人们总会生发许多感慨，或感于怀才不遇、仕途偃蹇、壮志未酬，或慨叹命运坎坷、时局黑暗、民生多艰……于是唐诗中又有了许多感怀之月。(四)对月感怀的历史沉思唐王朝从辉煌的盛唐逐渐走向衰败，面对依旧高悬的明月，中唐以后的一些文人心中难免会涌上一种凄楚的感觉。他们仍有着安邦治国的壮志雄心，对国事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诗人把自己的情感和对时事的感慨寄寓在重温历史的过程中，发出了盛衰无常、今昔兴亡的感慨。从而，月意象也被寄予了诗人宦海浮沉，人生失意的感慨和抚时伤世的悲悯情怀。刘禹锡在《石头城》中咏道：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曾经繁华一时，而如今，当年从秦淮河东边升起的明月，依旧多情地照着这早已残败的古城。“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诗人描写的是“故国”、“寂寞”的现实，反思的却是六朝近三百年的历史，是江月见证了这些朝代骤兴骤亡的悲凉历史。这秦淮旧月融进了诗人故国萧条、人生凄凉的感伤。还有“烟笼寒水月笼沙，夜?自秦淮近酒家”(杜牧《泊秦淮》)；“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杜牧《沈下贤》)等等，这些“月”同样都带有历史的痕迹，笼罩着无限哀婉的色彩。即便是在盛唐，当诗人的理想被现实无情地击碎以后，在创作中便体现出他们人生价值的追求。杜甫的沉郁，子昂的悲慨无不由此开始。正是有开元盛世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才使诗人得以认清国家时事，关怀生命，具有了一种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国难当头，时代又赋予了诗人更为严峻的历史任务。与道教的遗世高蹈和佛教的参禅坐忘不同，儒生士子多是“人世”的，他们注重的不是个性的自由和灵魂的升华，而是民族的荣辱和国家的安危。“诗圣”杜甫的诗歌不仅富有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人世情怀，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儒家严谨整饬的特点和沉郁顿挫的忧患意识。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旅夜抒怀》)怀古之作并不仅仅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主要是体现出诗人对于历史、社会、民生、自身命运及未来的沉思。需要指出的是，诗人们感时伤世，情感虽然凝重，但并不悲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状态历来是紧张的，自屈、陶、李、杜以来，有无数的诗人表达了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焦虑。这种焦虑必然带来一种反抗，他们将个人的不幸与国家的忧患相结合，以宣泄或抗争。长期影响中国文人的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也是形成这种意识的原因之一。诗人通过凭高远眺时的所见、所感，将忧时、忧世、忧己之情熔于一炉。于是就有了望月之时宦海沉浮的人生辛酸，报国无门的苦闷压抑。三综观从唐诗中“月”意象透射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的种种体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爱情和青春本是人生最美好、最宝贵的。而我们却不难发现，除少数作品有明亮、欢快的色调外，绝大多数诗作都充满了哀怨、忧郁的色彩。在封建时代，自由美满的爱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不得不唱出凄苦的哀歌。第二，民族的灾难，政局的危机，国家的前途堪忧，再加上诗人的身世之慨，凡此种种都通过“忧患”的面貌体现。第三，诗“可以怨”(《论语·阳货》)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使得许多失意的诗人们借月来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讯息，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所以在边塞诗、怀古诗中总隐含着挥之不去的哀婉、寂寥的意味。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精华本着表现忧患意识的传统，体现出民族精神中深刻的悲剧意识。总体看来有两大共性：第一，唐诗中多表现伤春悲秋、离愁别绪、国仇家恨、世路艰难以及韶华难驻的感慨，令人掩卷怃然；其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大多是一些痴男怨女、游子思妇等等，他们孤单，他们寂寞，他们苦闷，他们悲凉。总之，他们身上几乎背负着人类全部的悲剧体验而艰难孤独地行进在历史的漫漫长途上，因此谓之悲剧性。第二，唐诗多以“月”的意象来表达泪、愁、恨、怨、叹等情感。不论是豪放诗人的悲慨苍凉，还是婉约诗人的缠绵凄怆，最终都逃脱不了感伤的调门，因此谓之感伤性。对于唐代诗人在诗作中体现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我们不应持简单的否定态度。忧患意识、感伤情绪不免有消极的一面，但它也蕴藏着诗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和积极肯定的人生态度。应该说，忧患和感伤是人类必定要向历史所付出的精神代价之一。在唐诗的“满纸荒唐言”中，我们看到的是诗人们对于美好人生、美好理想的一片痴情!唐诗中的“月”所折射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使得唐代诗篇因此又拥有了无限丰厚的精神感召力和汲取不尽的艺术美感。

余光中（1928-），祖籍福建永春，生于江苏南京，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 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台湾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70 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业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 80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白玉苦瓜》等十余种。 ▲余光中大事年表 一九五零年 五月底去台。九月，考入台大外文系三年级。 一九五二年 台大毕业。处女作《舟子的悲歌》诗集出版。 一九五四年 与覃子豪、钟鼎文、夏菁、邓禹平等人共创“蓝星诗社》。出版诗集《蓝色的羽毛》。 一九五六年 东吴大学兼课。九月，与范我存结婚。 一九五七年 在师大兼课。主编《蓝星》周刊及《文学杂志》诗的部分。《梵谷传》与《老人和大海》中译本出版。 一九五八年 六月，长女珊珊生。七月，丧母。十月，获亚洲协会奖金赴美进修，在爱荷华大学修文学创作、美国文学及现代艺术。 一九五九年 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回台任师大英语系讲师。六月，次女幼珊生。主编《现代文学》及《文星》之诗辑。加入现代诗论战。 一九六零年 诗集《万圣节》及《英诗译注》出版。诗集《钟乳石》在香港出版。主编《中外》书刊之文艺版。 一九六一年 英译《中国新诗选》在香港出版。在《现代文学》发表长诗，<天狼星>并与洛夫论战，发表<再见，虚无！>，宣告回归古典。与林以亮、梁实秋、夏菁、张爱玲等合译《美国诗选》，在香港出版。与国语派作家在《文星》展开文白之争。赴菲律宾讲学。在东吴、东海、淡江兼课。五月，三女佩珊生。 一九六二年 获中国文艺协会新诗奖。刊菲律宾出席亚洲作家会议。毛姆小说<书袋>中译连载于《联合报》副刊。 一九六三年 散文集《左手的缪思》及评论集《掌上雨》出版。<缪思在地中海>中译连载于《联合报》副刊。十二月，范我存产了一子，夭折。 一九六四年 诗集《莲的联想》出版。举办“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现代诗朗诵会”。赴美讲学一年，先后授课于伊利诺、密西根、宝夕法尼亚、纽约四州。 一九六五年 散文集《逍遥游》出版。任西密西根州立大学英文系副教授一年零三个月，四女季珊生。 一九六六年 返台。升任师大副教授。在台大、政大、淡江兼课。 一九六七年 诗集《五陵少年》出版。 一九六八年 散文集《望乡的牧神》先后在台港出版。《英美现代诗选》中译二册出版。主编“蓝星著书”五种及“近代文学译”十种。 一九六九年 诗集《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天国的夜市》出版。主编《现代文学》双月刊。赴科罗拉多州任教育厅外国课程顾问及寺钟学院客座教授二年。 一九七零年 中唐朝《录事巴托比》。英译《满田的铁丝网》。 一九七一年 英译《满田的铁丝网》及德译《莲的联想》分别在台湾及西德出版。由美返国。升师大教授，在台大、政大兼课。主持寺钟学院留华中心及中视“世界之窗”节目。推广摇滚乐。 一九七二年 散文集《焚鹤人》及中译《录事巴托比》出版。获澳洲政府文化奖金，暑假应邀访澳洲二月。应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之邀，赴港演讲。转达任政大西语系主任。 一九七三年 主编政大《大学英文讲本》。应香港诗风社之邀赴港演说。赴汉城出席第二届亚洲文艺研讨会，并宣讲论文。 一九七四年 诗集《白玉苦瓜》及散文集《听听那冷雨》出版。主编《中外文学》诗专号。主持雾社复兴与文艺营。 应聘转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九七五年 《余光中散文集》在香港出版。在《今日世界》写每月专栏。六月，回台参加“现代民谣演唱会”。同年杨弦谱曲之《中国现代民歌集》唱片出版。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主任二年。 一九七六年 出席伦敦国际笔会第四十一届大会，并宣讲论文“想像之真”。《天狠星》出版。 一九七七年 散文集《青青边愁》出版。 一九七八年 《焚谷传》新译本出版。五月，出席瑞典国际笔会第四十三届大会，并游丹麦及西德。 一九七九年 诗集《与永恒拔河》出版。黄维梁编著《火浴的凤凰枣余光中作品评论集》在台出版。 一九八零年 九月起休假一年，回台担任师大英语系主任，兼英语研究所所长。担任《中国时报》及《联合报》文学奖评审。 一九八一年 《余光中诗选》、评论集《分水岭上》及主编《文学的沙田》出版。九月，出席在法国里昂举行的国际笔会大会。十二月，出席中文大学“四零年代文学研讨会”，初晤柯巫与辛笛，并宣讲论文“试为辛笛看手相”。 一九八二年 发表文“巴黎看书记”及一组评析游记之论文枣“山水游记的艺术”、“中国山水游记的感性”、“中国山水游记的知性”、“论民初的游记”。赴吉隆坡与新加坡演讲。“传说”获金鼎奖歌词奖。担任《中国时报》文学奖评审。 一九八三年 诗集《隔水观音》出版。中译王尔德喜剧《不可儿戏》在台出版。赴委内瑞拉出席第四十六届国际笔会大会。 一九八四年 中译《土耳其现代诗选》在台出版。赴东京出席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不可儿戏》由香港话剧团演出，杨世彭导演，连满十三场。获取第七届吴三连文学奖散文奖，并以“小木屐”再获取金鼎奖歌词奖。 一九八五年 发表五万字论文《龚自珍与寻莱》。为“联副”写专栏《隔海书》。出席新加坡“国际华文文艺营”，担任新加坡“金狮文学奖”评审。先后赴马尼拉及旧金山主持文学讲座。《不可儿戏》在港重演十四场满座，继在广州公演三场。暑假偕妻遍游英、法、西班牙一个半月。九月十日，离港返台，任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研究所所长。行前香港中华文化中心举办“余光中惜别诗会”，由戴天主持。获《中国时报》新诗推荐奖。《香港文艺》季刊推出“余光中专辑”。《春来半岛枣余光中香港十年诗文选》在港出版。 一九八六年 担任“木棉花文艺季”总策画，并发表主题诗“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六月，偕妻赴德国汉堡出席国际笔会，并畅游西德。九月，诗集《紫荆赋》出版。 一九八七年 散文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出版。《不可儿戏》由北京友谊出版社出版。主持“木棉花文艺季”。五月，赴瑞士出席国际笔会大会。八月，三女佩珊与侯光华在台中举行婚礼。 一九八八年 一月二十六日，与文友在台北北海墓园以《秋之颂》一书焚祭梁实秋先生，书由余氏主编。五月，为纪念五四，应《世界日报》之邀，赴曼谷演讲。六月，赴港，在中文图书展览会演讲。重九日，六十大寿，在五家报纸发表六首诗，为自己庆祝生日。四川诗人流沙河编《余光中一百首》，并附评析，在成都出版。散文集《凭一张地图》出版。 一九八九年 《余光中一百首》在香港出版。一月，赴吉隆坡，主持中央艺术学院讲座。五月，主编的十五卷《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枣台湾..一九七零 ?/FONT> 一九八九》出版，并获本年金鼎奖图书类主编奖。主持“五四，祝你生日快乐”之多场演讲会及座谈。五月，《鬼雨..余光中散文》广州出版。九月赴加拿大参加国际笔会大会，并应“加京中华文化协会”之邀在渥太华演讲。 一九九零年 一月，《梵谷传》重排出版。散文集《隔水呼渡》出版。七月，在纽约主持长女珊珊与栗为正之婚礼，再往荷兰参观梵谷逝世百年纪念大展，并在巴黎近郊奥维梵谷之墓。八月，《不可儿戏》在台北剧院演出十二场。 一九九一年 二月，参加中山大学访问团访问南非各大学。四月，应邀赴港参加“山水清音..环保诗文朗诵会”。五月，《不可儿戏》在高雄演出三场。六月，应美西华人学会之邀，赴洛杉机发表演讲，并接受该会颁赠“文学成就奖”。重九生日，在五家报婚发表诗五首。十月底，参加香港翻译学会主办的翻译研讨会，并获该会办赠荣誉会士名衔。十一月，赴维也纳参加国际笔会大会，并游匈牙利。 一九九二年 二月，父亲余超英逝世。四月，赴西班牙塞隆纳出席国际笔会大会。九月，应北京社会科学院之邀演讲“龚自珍与雪莱”，并访故宫，登长城。十月，参加珠海市“海峡两岸外国文学翻译研讨会”。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龚氏访问学人”。中英对照诗选《守夜人》出版。中译《温夫人的扇子》出版，并在台北、高雄先后演出六场。十二月，赴巴西出席国际笔会大会。 一九九三年 一月，福州《港台文学选刊》推出“余光中专辑”。二月，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邀请担任“到访杰出学人”。三月，赴纽约新生的外孙粟飞黄。四月，会晤大陆歌手王洛宾，并由王洛宾将“乡愁”一诗谱曲。五月，赴港参加“两岸及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并发表论文“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六月，《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大全》（Encyclopedia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Continuum,New York,1993）第五卷纳入一整页余氏评传，由钟玲执笔。七月，主持“梁实秋翻评奖”评审（自一九八八年迄一九九八年，十一届主持此奖，从未间断）。八月，参加《联合报》短篇小说奖及《中国时报》散文奖评审。接待湖南评论家李元洛来台。九月，与高天恩赴西班牙圣地牙哥，出席国际笔会大会。十月，诗文合集《中国结》由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四年 一月，应菲律宾中正学院之邀赴马尼拉讲学一周，并在菲律宾大学演讲。评论集《从徐霞客到梵谷》出版，并获本年《联合报》“讲书人”最佳书奖。六月，参加藓州大学“当代华文散文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散文的知性与感性”。继访上海作协，会晤作家柯巫、辛笛。七月，在台北举行之“外国文学中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专题演讲“作者、学者、译者”。八月，在台北举行的第十五届“世界诗人大会”上专题演讲（Is the Muse Dead?）。九月，中山大学聘任为“中山讲座教授”。重九日，黄维梁编撰的各家论余氏作品之选集《璀璨的五采笔》一巨册出版。 一九九五年 四月五厦门大学邀请返校演讲，并颁赠客座教授名衔，此为阔别母校四十六年后首度返校。八月，孙女栗姝婷生。十月，赴布拉格出席国际笔公大会。十一月十日，台大五十周年校庆，文学院邀讲来出校友演讲，主讲“我与缪思的不解缘”。中译《理想丈夫》出版，并由国立艺术学院庆祝四十周年校庆演出。诗与散文纳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之《现代中国文学选》。 一九九六年 一月，散文选《桥跨黄金城》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四月，赴港参加翻译学术会议，发表论文《论的的不休》。十月，《井然有序》出版，并获《联合报》“讲书人”本年最佳书奖。十一月，应四川大学之邀前往成都演讲，并首次会晤流沙河。 一九九七年 一月，香港举办“香港文学节”研讨会，应邀发表论文“紫荆与红梅如何接枝？”，为香港作家讲命。二月，应马来西亚沙巴留台同学会之邀前往演讲。六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研究所钱学武以《余光中诗主题研究》为硕士论文题目，取得学位。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余光中散文》。七月，赴英国爱丁保出席国际笔会大会，全家三代齐聚，畅游英国。余氏伉俪继游比利时、卢森堡。八月，长春主办僵书展，由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余光中诗歌选集》及《余光中散文选集》共七岫。应邀前往长春、潘阳、哈尔滨、大连、北京等五大城市为读者签名。八月三十日，在吉林大学演讲“诗与散文”，并获颁校客座教授名衔。九月一日，在东北大学演讲“现代主义在台湾的发展”，并获颁该校客座教授名衔。十月四日，获取中国诗歌艺术学会致赠“诗歌艺术贡献奖”。文建会出版《智慧的新传 ?/FONT> 大师篇》，纳入余氏评传。十二月二日，香港中文大学举办“尔岸翻译教学研讨会“，应邀发表主题演说。 一九九八年 一月五日，应电基金会拍摄“诗坛巨壁枣余光中”影集。三月十四月，香港RTHK电视台为香港文学节活动拍摄诗作“珍珠项链”影片。四月二十九日，两岸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研讨会在高雄中山大学举办，广州王晋民教授发表“论余光中的诗”。六月五日，获颁中山大学“杰出教学奖”。六月二十八日，吉隆坡马来西恶亚留台校友总会举办文华节，应邀前往发表专题演讲“国际化与本土化”。七月一日，参加香港文学节，发表论文“一枝紫荆伸向新世纪”。九月六日，赴芬兰局“国际传播奖章”。十月二十八日，重九日，七十大专，在《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自由时报》、《新闻报》、《联合文学》月刊、《幼狮文艺》月刊、《明道文艺》月刊共发表十五首诗，一篇散文。九歌出版社出版诗集《五行无阻》、文集《日不落家》、评论集《蓝墨水的下游》及钟玲主编庆祝余氏七十生日诗文集专书《与永恒对垒》。洪范书店出版《余光中诗选第二卷：一九八二 ?/FONT> 一九九八》。《联合文学》、《幼狮文艺》、《明道文艺》均有专辑祝贺余氏生日。中山大学文学院提前于十月二十三日庆生，举办“重九的午后枣余光中作品研讨及诗歌发表会”十二月三十一日，散文集《日不落家》获颁《联合报》“讲书人”本年最佳书奖。七十大寿发表新作及新书出版等活动，被台湾电视公司“人与书的对话”选为一九九八年“十大读书新闻”之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