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新局面的论文

我的家族近代史：那风雨飘摇岁月中的记忆回首我泱泱华夏数千年历史，其中最不乏的便是战争的岁月。一九四九年十月，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的土地上站着一群见证者，见证着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风雨的洗礼后真正地伫立在世界之林！中国也这在这一刻向世界证明，何为中华儿女的风骨、何为大国气概。中国的近代史，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我们也只能从课本上或资料上知晓一二，然而再完备的资料也不能描绘出那段历史的精彩与深刻。虽然我们没有经历，但我们的祖父祖母一代却是从那段日子生活过来的人，他们的记忆虽不如史书之缜密、资料之严谨，却可以更加形象生动的为我们阐释战争岁月的那段历史。他们的细致言传，使我产生了以此文详细记录的想法，并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在那段历史奋斗的先人崇高的敬意。此次记叙本文章的目的就是记录一下近代史中有关我家族的故事。所谓近代，便是从一八四零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所为近代史，便是在这段时间内无数革命先烈用泪水与汗水甚至生命铸就出的史诗般的华章。近代史是一部辛酸史，更是一部励志史，这是一段代表了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历史。与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深的铭记，这段历史需我们拿出最崇高的敬意来慢慢品读。近代史的开端便是那场臭名昭彰的鸦片战争，当鸦片被当做一种另类武器投入大清国的时候，一个王朝的恶覆灭亦或是一个民族的一场劫难的降临已是冥冥注定。当我问起祖父那是一个怎样的岁月的时候，祖父为我讲述了当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对这场战争的描述。“我到现在还记得父亲提起那段历史时他眼中复杂的神情，是恐惧？是愤怒？亦或是历经多年仍无法释怀的悲伤。你曾祖父告诉我，那时候全国上下都被这一种东西抢去了魂儿，这东西可碰不得，若是碰了，便会让人六亲不认，不出几日富人变穷，穷人更穷。那时候啊，鸦片像长了翅膀是的，几乎是有人的地方就能看见长长的烟袋，深陷的眼窝，还有鬼一样的人干儿。朝廷的老爷们对它爱不释手，普通百姓也是不受控制的去吸，甚至呀，保家卫国的将军们士兵们都抽了这个玩意儿。而那些个洋人根本不把人当人，只要有白花花的银子揣进自己的兜里，那死了再多的人也和他们没有关系。”我听了这些话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听了爷爷对曾祖父神情着重的描述我没有一丝丝的怀疑，心里只有对这段沉重历史的震惊与无奈。鸦片战争，这是毁了无数个家庭的噩梦，更是清政府逐渐走向腐败的强力催化剂。一想到曾经无意看见的网络照片里面吸食鸦片的人们，便不难联想那是怎样一个灰暗的时代，似乎无边无际永无尽头。回想今天我们的幸福光景，心中莫名升起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与其说是一种惭愧，倒不如说是对今日珍贵幸福生活的珍惜。而享受当代和平生活的我们，理应珍惜这些可以让人安逸奋斗的日子，可以说我们承蒙了先人的荫护，如若贪图享受无所作为，那便枉为青年，枉为我中华之青年。在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便打开了进入中国的大门，其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便彻底的让中国沦为了人间地狱。清政府高层仍自顾不暇，又哪里会管那些底层平民百姓的死活。而我的族人，在那个时代便是并没有多大社会地位的劳动人民，他们饱经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残害。我曾奶奶说过，那个年代并不是想着吃多少能不能吃饱，而是每天都在绞尽脑汁的想着什么东西能吃能填饱肚子不至于饿死。那时候的人们啊，活的都不如现在的一头牛，起码牛能吃饱，而那时候，人干的比牛多，吃的却连牛都不如。“你们年轻人在书本上学习到的那些洋人们干的事一点都没错，像一把火烧了圆明园，搬走了无数咱们国家价值连城的宝贝；签他们洋人自以为是制定的协议，说好听了是协议，说不好听就是明抢！让我们国家失去了多少土地！；还有那数不清说不尽的赔款，分明就是看我们好欺负。但你们年轻人了解的这些事，还不及那帮人做过的丑事的九牛一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什么是滔天的恨意。尽管现在我们的国家发展的这么好，和当初的那些个敌人们也搞起了合作，但在我们老一辈看来，这种恨意永远都不会消失，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耻辱，历史能随时间淡去，但这些耻辱是怎么也忘不掉的。”听了这些话，我足足愣了有几分钟之长，爷爷告诉我这些都是出自曾祖父之口，我的震惊并不是仅仅因为曾祖父言语上的这些表达，更加震惊到我的是，曾祖父作为一个当时社会的底层人民居然对民族的仇恨有着如此深刻的执念，可想而知这段历史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怎样的存在。“铭记历史，不忘使命。”此刻牢牢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挥之不去。再往后，便是他日本帝国“堂而皇之”的的侵华战争。落后就要挨打，此为必然。中国在经历了之前那些沉重的打击之后已经变得残破不堪，而此时日本趁虚而入，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这次的这段历史，我问了祖籍山东的姥姥，而这次，姥姥非常平静的为我讲述了那段惨绝人寰的日子。“我记不起那段日子都发生了啥，但我一回忆起那段日子的时候，我就记得天空是黑的，从来都没蓝过。那时候日本人每次来到村子的时候，我们全村人都要不要命的跑出去躲起来，有的跑得慢的孩子就会爬上树藏着，可眼尖的小日本怎么会看不见，直接拿枪朝那树上扫去，把孩子打下来之后，再用刺刀一刀一刀的剜他的肉，孩子才那么小啊，他做错了什么，就这么被日本人折磨死。日本人走了之后，他爹娘看见这孩子死得如此模样，哪还能受得了，直接疯了去。”听完这些之后，我看见姥姥淡如止水的目光中，似乎涌出了几滴浑浊的老泪。解放以后，我们中国便迎来了新生。以前我对历史的作用也并非十分参透，但听了家族中老人们口中讲述的之后，我便知晓了了解历史的重大意义。历史的警示作用无论何时都不会消失，这就像华夏的风骨，不会消失也不被允许消失。文章接近尾声，我的内心却仍是思绪万千，但最清晰的仍是那句话：历史会随时间淡化，但却永不会被忘记。铭记历史，是我们的责任，亦是对无数先烈最崇高的敬意。

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是：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但二者之间又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从而构成中国革命的规律。只有完成前者才有可能去完成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无民主，外无独立，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无产阶级只能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第二，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而广大农村则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只有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集聚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才能创造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条件。第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有发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才能夺取胜利。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无产阶级要取得民主革命胜利，首先必须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把农村改造成为先进和巩固的根据地，成为促进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发现，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应该行得通，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方性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这个基本国情，是红色政权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的最根本原因。第二，中国有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在那些曾经有过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地方，可能首先建立红色政权。第三，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而且日益激化，全国革命形势在不断向前发展。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正确。（前三个条件是客观条件，后两个条件是主观条件。）同时，“工农武装割据”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必由之路。在怎样走包围城市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重要依托，三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第一，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动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参加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第二，只有建立革命武装斗争，才能有效地开展土地革命，保卫根据地的发展。第三，只有建设、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才能使土地革命有可靠的基础，武装斗争有可靠的依托。“工农武装割据”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必由之路。这是因为只有“工农武装割据”，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重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创造红军，使之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实际上否定了“城市中心论”，体现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已基本形成。它以独创性的内容，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的转变，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我们党进行革命的初衷，就是为了改变贫穷落后，求富强。对此，大家的认识都是很明确的。正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提出共同富裕的要求。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7页）这是讲农民的共同富裕。过了十八天，即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讲共同富裕。他说：“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5-496页）提出共同富裕，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闪光点，但遗憾的是，由于没有从理论上充分加以论证，因而这个共同富裕的思想是不巩固的，所以不久，在国内国际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发生了大的摇摆，由追求共同富裕到赞赏“穷”、贬斥“富”的大转变，影响到全党全民。“文革”是在“反修”、“防修”的名义下发动和推进的。据说，人富裕了就要变“修”。什么叫“修”？“修”就是倾向资本主义，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修”等于“资”。实际的逻辑就是，穷了才能保持革命性，富了就没有革命性，就要变“修”，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在这种舆论的引导和影响下，人们以穷为荣（所谓“穷光荣”），不敢言富，更不敢求富致富。以穷为荣，惧怕富裕，不敢求富，不准致富，这是对人们追求财富的正常心理的扭曲（马克思曾说，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是“左”的思想的最大危害。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邓小平明确指出，绝不能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是人民共同致富，致富不是罪过。在改革开放中，我们清算了穷社会主义的思想，彻底否定了“穷革命，富变修”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富民的政策，鼓励和支持人民创业。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党的十七大又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使家庭财产普遍增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党的一系列富民政策的落实，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步转变。现在，困扰了我们多年的“穷革命，富变修”的错误思想已经被基本消除，广大群众能够理直气壮地讲富，理直气壮地创业致富。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实质意义的思想解放。转变之二：对待人的态度——从见“人”就批到“以人为本”很长一个时期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的社会一度把阶级的概念绝对化，把阶级同“人”割裂开来，只讲阶级，不准讲“人”。由此出发，导致忽视甚至否定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人应有的尊严与权利，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等等。这种轻视“人”的思想，在“文革”中造成严重恶果，对人的轻视和蔑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轻视人，蔑视人，摧残人，是“左”的突出表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我国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作为封建社会基本人群的农民，他们没有起码的做人的权利。马克思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11页）马克思讲的是德国的封建社会，但这个原则具有普遍性，中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也是这样。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是对“人”的问题的一次深刻教育，使人们懂得了要尊重人的权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各种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提出和落实，也是对人的权利问题的生动教育。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以后，党中央对“以人为本”的意义和内涵进一步阐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响亮提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抢救生命是重中之重。这是对“以人为本”的最明确也是最好的诠释，把对人的理解提到新的高度。这里，已经抛开了片面的阶级论，这里讲的人，是覆盖全社会的，不分阶级、地位、财产多少，前后都没有限制词。这次抗震救灾，使珍爱生命，尊重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关于“人”的问题的普遍教育。从否定人性、人道、人权，见“人”就批，到提出“以人为本”，把人的生命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表明，在“人”的问题上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已经实现了根本的转变。转变之三：对待自然的态度——从“人定胜天”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一度坚信“人定胜天”，迷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在“敢叫日月换新天”，“重新安排河山”，“改天换地”这些豪言壮语的鼓舞下，无限度地向大自然索取。另一方面，在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不少地方片面追求GDP，而忽视了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近年来，频频出现的生态灾难使人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开始觉醒。1998年长江洪涝灾害后，人们重温恩格斯的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集第383页）恩格斯的这些话，好像就是针对我们今人而言，使人们有所醒悟，从此停止了对长江上游林木的乱砍滥伐。2004年12月3日，老一辈革命家任仲夷同北京的一位学者探讨科学发展观，写了一段很精辟的话：“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何乐之有？到头来还是其苦无穷。从根本上讲，人是不能胜天的。天——大自然，大宇宙，只能与之和平共处，与之适应，绝勿做违天之事。违天，即违背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违天，是做孽。古语曰：人（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治（逭），我说的自做孽是指违反客观规律之事，教训太多了。”（引者按：原文有两处讹误）这是任仲夷对几十年来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也是许多人的共识，具有代表性。近年来，党中央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2006年10月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又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之一。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这标志着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思想观念已经有了大转变。可喜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已经越来越成为全民的共识。

以下是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一部分，可以读读，读过之后，我们对“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这句话，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别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间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就是出自这个文献。其实能够理解毛泽东的“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新局面就好理解。毛泽东在文章里面对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都进行了解释，在这之外，我们简单分析一下新局面是如何打开的。1.革命的任务的新局面。日本帝国入侵，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矛盾的变化，对中国革命任务进行了调整，提出了停止国共内战，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全民族的力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2.革命形势的新局面。中共和红军摆脱了国民党的重重包围，保存了一部分精锐的力量到达陕北，全国抗日呼声迭起，中共的抗日主张得到更多的民众的支持，中国革命和红军从覆灭的险境中脱离出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机遇。事实证明，此后，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红色根据地得到巩固，最终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3.中共领导的新局面。中共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确定，长征以后，遵义会议形成的领导格局得到进一步巩固，实际上形成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中共的领导干部，都是经过长征考验的精英。中共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幼稚，逐渐走向成熟，从领导到干部队伍，从军事策略到政治策略，都逐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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