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小说为主题的论文

作为艺术探索的先锋，先锋小说尽可能地拓展了小说的功能和表现力，其独特的叙事策略是其创作技巧的灵魂，如格非的“叙事空缺”、余华单纯的叙事结构和内心化的叙事方式及超时空的创作结构等，先锋小说的不断改变是艺术探索精神的体现，这种探索将是永不停息的，这种探索必将是化腐朽为神奇。 先锋是永远存在的，这包括那些有先锋意识的人。个体写作无论是主流或者是边缘，都是可以具有先锋意识与先锋姿态的，因为在艺术上从来不会有一个人满足现状，终其一生都会不断地对自身的极限进行挑战。这种挑战姿态、探索的精神便是先锋。{1}先锋小说正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现象。作为艺术探索的先锋，先锋小说尽可能地拓展了小说的功能和表现力。先锋小说的创作是作家审美理想中的自由、反抗、探索和创新的艺术表现，是作家与世俗潮流逆向而行的个人操守，是对人类命运和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前景的不断发现。因此，我们一切的文学艺术创造永远都需要新的技术和方法。因为先锋技巧可以激活我们当下与未来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而且凡是伟大杰出的作品，都会部分地使用先锋技巧。 先锋小说独特的叙事策略是其创作技巧的灵魂，彰显出先锋小说扣人心弦的艺术创作手法。如格非的“叙事空缺”、余华单纯的叙事结构和内心化的叙事方式及超时空的创作结构等。回顾和总结这些具有代表意义先锋作家的艺术探索和创作技巧仍然对我们具有积极的意义。 格非小说的“叙事空缺” 任何作家的写作，无论是先锋的，还是传统的，都不会是一些空洞的观念和语言法则，它一定包含着作家对此时此地的生活细节的警觉。正如格非所说的：“作家要维持住读者的兴趣和耐心，必须依赖各种技巧。比如，在故事发生的过程中，长篇小说作家往往会设法‘延缓’故事高潮的来临，而当代作家并不是用此方式，而是让故事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也就是说通过一个次要情节引出一个主要情节。”{2} 空缺作为格非叙事中常用的手段，它表达的是格非对生存状态的一种理解。借助空缺，格非不仅使自己的小说完成了一种对于现代生活的描绘与揭示――当今是一个破碎的、矛盾的、不完整的世界，生活空缺无所不在，空缺是我们生存的一种真实写照。我们试图填充却往往适得其反，就像《迷舟》中警卫员试图枪杀萧来使故事完整，却留给人们一个永久的、不可弥补的空缺。其次，在格非的许多小说中，都涉及到历史现实与叙述话语的偏离与错落。格非似乎对人在许多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角色动机，事件的偶然性和潜在关联，以及所有这些内容在叙述中的面貌充满兴趣。用典雅的语言句式，在小说中构成一场场有意无意的探寻，历史在这里以一种芜杂的面貌出现，而探寻过程总是缺少结果或谜底。 余华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内心化的叙事方式 余华小说抛却了语言和结构的繁复，故事情节的雕琢，而强调对苦难命题的追问，对主人公本身的关切，还有真实的心灵细节。应该说，叙事结构的先锋性就体现在他突破了原有的“起因―经过―发展―高潮―结尾”的脉络，对“高潮”作了极其淡化的处理。比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在叙事结构上就显得非常的单纯，始终是两个人和一个家庭以不断重复的情节方式在漫长的岁月中发展。叙事结构的简单化还被运用于《活着》。整个小说的时间跨度几乎覆盖了百年的中国历史，但余华对历史事件着墨不多，而只以福贵的一生作为叙事主线，使读者更关注于人物“活着”的受难方式和过程。叙事的“重复”与传统作品相比，也是一大特点，这也是叙事方式的先锋性。除了“重复”这一特殊的工具外，内心化的叙事方式也是余华惯用的心理叙事手法，即它不直接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去临摹他们的心理活动，而是通过一系列外在言行撕开人物隐秘而复杂的心理状态。《在细雨中呼喊》这部作品与上述两部作品相比，叙事结构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两种叙述视角的自由更替上。其一是孙光林的有限视角，这个视角通过“我”站在现在的时间维度上，进行过去经历的复述，它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主体部分。其二是一个隐蔽的全知视角，当“我”无法进行现场性的叙述时，这个全知视角便悄无声息地站了出来，完成对整个事件的补充和情节的推动。正是由于“我”是整个小说的主要叙述者，而且“我”通过回忆方式叙述故事，呈现出断裂性和碎片化。我认为，这样又使得回忆显得十分真实，具有张力。这样，叙述虽然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时间维度里自由穿行，但是叙述线条仍然简单和清晰。此外，这也是余华从他所钟爱的古典音乐中汲取的养分。这些重复的情节就像音乐中的旋律和织体，在重复中形成了对叙述主题的一次次强化，一次次升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一共卖了十二次血，尽管每一次卖血的理由不一样，但是卖血过程却惊人一致――从卖血前的喝水到贿赂血头，到卖血后去胜利饭店吃猪肝喝黄酒，这种具有某种强烈的仪式化特征的情节重复，不仅使许三观的卖血价值得到了不断的加强，也使整个小说的悲情力量获得了不断的提升，凸现了中国底层平民在拯救苦难过程中，在寻求生存意愿中所展示出来的非凡勇气和韧性品质。就像《活着》中的福贵，一双儿女和妻子的死亡情节的重复，像一把刀一点一点在剐他的心，而余华偏偏就是通过重复来加强福贵的伤痛和悲情，将世事的残酷一点一点地展现给人们看。还是谈《许三观卖血记》{3}，在《在细雨中呼喊》中，受难的主题同样也是通过内心化叙事方式来表达的。在孙光林幼小的心灵之中，核心表现形态就是恐惧和战栗。小说一开始就展示了人物的内心状态：“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颤抖不已。”小说开篇，就用内心化的叙事把孙光林推向了恐惧和绝望的深渊。他无力把握，但又必须把握，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又无法从亲情和友情中获得保护的力量，只有在一次次的战栗中走向孤独，又在孤独中陷入更深的战栗。 超时空的创作结构，时间就是一切 小说是历时性的，小说内环境时间也是历时性的推移。小说家开始写故事，伴随一切元素前进，最后把故事写完。读者也是一个小说的开始阅读，视觉与思考都是历时性地进展。可见小说是随着时间的惯性开始的。时间是小说的秘密武器，并且在小说中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4}对小说的时空问题，争论由来已久。因为小说面前首先要处身于两种时空关系：一是艺术家所面对的客观物质世界的时空关系，另一个是由艺术家所制造的主观化的时空关系。我们知道的是小说叙事一开始其实就是对现实时空的扭曲，因为小说不可能对现实时空进行事无巨细的概括。余华对于时间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在那里，时间固有的意义被取消。十年前的往事可以排列在五年前的往事之后，然后再引出六年前的往事。同样这三件往事，在另一种环境时间里再度回想时，它们又将重新组合，从而展示其新的含义。这种结构的小说主要表现在余华的《在细雨中呐喊》以及《世事如烟》、《往事一种》、《献给少女杨柳》等文章中。余华意识到了时间作为结构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意识到传统小说中时间也一样起着结构的作用，所以他将时间结构又赋予了更深的含义，那就是“命运”。所以他认为世界赋予了人与自然的命运。人的命运、房屋街道和树木河流等都在世界设定的时间之河中，也就在一种设定的命运中，无法回头无法更改，一切都若即若离，这体现了时间在世界的结构，这是规律。于是我们在余华的作品里看到了时间，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被一种冥冥中的命运意识牵引。小说的阅读就在这种牵引中进行着。 文学艺术的技巧有先锋和后卫之分，同时某一技巧的变化发展也同样表现出先锋与后卫。先锋成熟的创作手法，如反讽、变形、迷宫、元叙述都是经历了复杂的技术变化才作为先锋手段的。先锋小说的写作必定会有一套先锋策略，一套反常规的技巧，因为没有反常规的技巧便达不到先锋的目的。先锋小说的发展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最要害的是其孜孜不倦地与自己为敌，如果不能坚持随时改变自己，那么他的先锋本质一定会受到怀疑。因此，对自我的否定和完善，促成了先锋小说不断对先锋艺术技巧的探索，这种探索是永不停息的。

对“先锋小说”的认识如下：

先锋小说是指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的一种小说。先锋小说属于纯文学之一种。在最初阶段的确有其积极意义。首先就是推动了人们对传统文学形式的反思，当时的小说家们都有一种紧迫感，那就是要打破陈旧的文学形式，让小说紧随时代浪潮的发展。

随着知识分子对现代派理论的引进，中国小说家、评论家对小说这种艺术有了全新的认识。但到了九十年代初，先锋小说也衍生出了许多问题，一些写作者以先锋之名，故弄玄虚，沉迷于个体经验，对社会和时代的问题没有更深的关照，用词刁钻艰涩，在疏远读者的同时，也没有阐明什么深邃的道理，或者具备强烈的感染力。

这样的小说不但市场狭窄，也引发了文学界内部的厌恶。与此同时，先锋派对现代主义的迷恋、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摒弃，也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中国并没有西方那么丰富的现代主义接受群体，而中国的文学传统是否真的不如西方，写作者到底应对传统抱有何种态度，也成为了文学界争论的焦点。

尴尬的是，先锋派主张先进的文学技法，但在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看来，他们的叙事却成为了陈旧的存在，随着后现代主义的传播，以及西方对解构主义的反思，先锋派主张的“新”文学成为“旧”文学，先锋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到九十年代中期，先锋派已非显学，反先锋派、回归现实主义成为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