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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研究「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代表人物科尔曼的信任理论，对中国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认为，由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非营利组织帮助其解决社会问题，参与公共管理，它有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需要。但如果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政府将蒙受损失。政府对于是否应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存在着矛盾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建立某种社会结构、创立严格的进人制度、惩罚和奖励机制，来监督和约束非营利组织的运行。这两套维持信任的机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非营利组织值得政府信任的概率。这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关键词」非营利组织/信任/理性选择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一直是非营利部门研究的重要主题。有的学者试图通过国际比较，从宏观层面提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模式。[1]有的学者深入分析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优缺点，进而指出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的内在逻辑。[2]这些研究分别涉及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过程中的政策模式、法律框架、经济过程、管制方式等，却没有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给予足够重视。事实上，相对于政府有关非营利组织成立条件和运行规则的制定、财政和税收政策等具体内容来讲，二者的信任关系处于一个更基本、但却更为重要的层次。因为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往往决定了政府在政策层面赋予非营利组织行动权利的大小，在制度层面上决定了非营利组织从社会中获取资源的数量。从这个层面来看，政府关于非营利组织政策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这种信任关系的一种反映。正如巴伯（Bernard Barber）所说，“虽然信任只是社会控制中的一个工具，但它是一切社会系统中无所不在和重要的一种，在社会控制中权力若要充分或甚至最大程度的有效，就必须有信任在其中。”[3]（P31）中国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决定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并遵循自上而下制度变迁原则的国家，在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互动过程中，二者处于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地位。“在社会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4]（P377）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的关系模式，进而直接影响到非营利组织生存的制度环境和行动权利，因此，对该主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 ）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作为分析框架，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作出分析，从而使该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一、委托人与受托人：科尔曼的信任理论1.包含委托人和受托人的信任关系信任（trust ）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都对这个问题表示了关注。学者们对于信任的定义纷繁芜杂。社会学对于信任问题的关注可以上溯到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 ）的分析[5]以及韦伯（Max Weber ）对“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区分。[6]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才开始把信任作为社会学的一个专门课题来进行研究。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科尔曼把信任视为两个理性行动者之间的博弈与互动过程，并依据行动者的主动与被动，把互动双方分为委托人和受托人。[7]（P99-125）他认为，最简单的信任关系包括两个行动者：委托人和受托人。他所假定的前提是，这两个人都是有目的的行动者，其目的是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委托人始终面临着是否信任受托人的问题，同时受托人也面临着是守信用还是不守信用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受托人违背诺言可以获利。因此，信任行为是使委托人处于劣势的一种行动。由于信任受托人，在特定条件下，委托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如果受托人利用这一劣势，委托人的利益将有所损失。同时，科尔曼认为信任行为意味着风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构成社会行动的各种交易（注：科尔曼在这里所说的“交易”，不仅是指市场中的交换行为，也泛指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社会交换行为。）往往不是即时完成的，在某些情况下，参与交易的一方提供劳务或交付货物（注：科尔曼在这里所说的“劳务”和“货物”，也要从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实际上指的是与行动相关的一切资源。）以后，另一方才能做出相应的反应。由于信任给予中包含了时间滞后，受托人是在未来某一刻，才采取预先约定的行动，这就给委托人的提前行为造成了风险。作为理性行动者，人们会采取种种手段来缓解时间滞后带来的风险。（注：科尔曼认为，这些手段包括：第一，利用中介入，甲把货币交给中介人，在乙交出应提供的货物以后，中介人再把甲的货币转给乙。第二，在商品交易中，作为买方的受托人通常向卖方提供由他人提供保证的支票。第三，签合同。它的特点是有明确的承诺，而且受法律保护，对违约一方有所制裁。参见（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页。）科尔曼的这些分析表明，委托人决定是否给予信任的过程适用于决策理论中风险条件下的决策模式。由于他假定行动者都是理性的，因此，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行动可以从博弈的角度加以思考。委托人必须决定是否信任受托人，在受托人靠不住的情况下，委托人的信任将导致损失；如果受托人可靠，而委托人拒绝信任他，也将造成损失。受托人也面临着遵守还是违背诺言之间的选择。下面分别进行分析。2.对委托人行为的分析科尔曼发展出了一个公式来描述是否给予信任的条件。他认为，委托人为了在风险条件下最大限度获得个人利益，必须在拒绝信任或给予信任之间做出选择。委托人预期获得的利益等于可能所得（G ）与成功概率（P ）的乘积减去可能所失（L ）与失败概率（1－P ）的乘积。如果被减数大于减数，即成功概率与失败概率的比例大于可能所失与可能所得的比例，即P/（1－P ）＞L/G ，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便应该给予信任。科尔曼认为，在这个公式中，最关键的是受托人确实可靠的概率P 、可能所失L 和可能所得G 的值。这三个值的大小是与委托人关于它们的信息密切相关的。在有些情况下，委托人对于可能的损失是清楚的，在有些情况下则不甚清楚。通过给予信任可能获得的利益有时为人们所了解，有时则不然。这三个影响因素中，受托人值得信任的概率是最难弄清的。委托人主观上对概率的估计越接近于客观概率，做出错误决定的可能性就越小。为了做出正确决定，委托人必须充分利用信息，并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科尔曼认为，可能损失与可获利益的大小，也影响着委托人寻求信息的范围和努力程度。给予信任可能导致的损失或获得的利益越大，委托人越会努力去寻求信息以判断受托人的可信任程度。3.对受托人行为的分析科尔曼认为，在信任关系中，受托人的行为至关重要，他可以在遵守诺言与违背诺言之间做出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受托人的行为做出约束。科尔曼列举了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利用无形的道德观念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这种力量比较弱。第二种方法，对受托人的违约行为进行惩罚。社会内部必须要有规范、法律以及惩罚手段。委托人在决定是否信任受托人时，不仅应考虑受托人的可信任程度，而且还要注意惩罚性手段的效果。第三种方法，使恪守诺言的受托人从委托人或其他有关人的信任中得到好处，即存在对遵守诺言行为的正面激励。科尔曼认为，在包含社会信任或政治信任的行动中，由于不存在直接的赔偿责任，这种正面激励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创造某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受托人只有恪守诺言才能获得好处。这种社会结构的主要形式有紧密联系的组织（比如同业团体、行业协会等）、法律合同及其他法律规定等。当意识到遵守诺言的好处之后，受托人会精心策划某些行动以博取委托人的信任。此外，科尔曼还关注到交易次数对受托人行为的影响。他认为，在一次性交易中，受托人违背诺言的损失较小，从而更容易做出违约行为，而在重复的、持续进行的交易中，受托人违背诺言的损失较大，受托人更容易遵守诺言。简言之，可以把持续进行的信任过程简单描述为：委托人首先决定是否要给予信任，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大量收集关于受托人的信息，如果委托人认为受托人是否可信对自己的利益影响重大，他还将试图建立某些提高受托人信任程度的社会规范及制度。当搜寻信息工作结束之后，委托人就应决定是否把信任给予受托人。如果委托人决定给予信任，那么受托人面临的问题是，决定自己是否要保持信用。如果受托人受到道德约束或担心违约后的惩罚，将会恪守诺言。促使受托人遵守诺言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委托人让受托人意识到遵守诺言的好处。当受托人意识到取得委托人的信任将给他带来好处之后，他将向委托人提供有关信息，促使委托人相信自己。在第一轮信任行为发生之后，委托人将根据受托人的表现，修正自己对受托人可信任程度的估计，进而决定下一步的行为，长期的博弈行为就这样持续下去。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理性选择理论的运用科尔曼对于信任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可以让我们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信任关系的分析更为深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现状描述或缺乏分析过程的归纳上。在科尔曼的理论中，他更多地把发生信任行为的双方——委托人和受托人，看作一种自愿的谈判和交易，而没有对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对信任的影响表示关注。（注：这是和科尔曼受到的新制度经济学影响密切相关的。制度如何产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理论。在一个极端，可以认为制度是在决策者自利基础上“自发”产生的。在另一个极端上，制度可能完全是由一个中央机构组织的。总体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支持者倾向于制度结构自发产生这一假说（进化论理性主义）。参见Eirik 和RudolfRicher《新制度经济学：一个评价》，载于菲吕博顿和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我们在分析中国社会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时，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中国，作为信任委托人的政府是单方面拥有强制性权力的。正如韦伯指出的，国家的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一个“作为垄断合法暴力和强制机构的统治团体”，是合法的使用暴力的组织，是运用暴力“权利”的唯一的源泉。[8]（P730）同时，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9]强制性权力以及制定规则的特殊地位，使得政府在政治力量对比和资源配置权力上均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由于几千年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中国的非营利部门发育很不充分。1949年以后，国家更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把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集中在自己手里，确立了在社会生活中的绝对支配地位。甚至可以说，到50年代中后期，一个相对独立的、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的社会领域已经不复存在。[10]（P242）1990年以来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生成与发展，是在政府职能转换和权利让度的前提下发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分别视为科尔曼分析框架中信任关系的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把政府允许、鼓励非营利组织存在和发展，看作是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了信任。（注：当然，在不同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政府所拥有的决定非营利组织生存的权利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美国，由于宪法赋予了非营利组织较大自主权，非营利组织的很多活动政府是没有权利介入的。但在中国的情形不一样。由于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我认为在研究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时是可以把政府视为委托人的。）而且，这种信任关系是重复的、持续性的。科尔曼的信任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内在逻辑。具体来说，这种信任关系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首先，在作为委托人的政府预期当中，发展非营利组织可能获得的利益（也就是科尔曼计算公式中的G ）是很大的。因此，政府有较强的给予信任的需要。科尔曼在研究信任行为时观察到，对于有着不同信任需要的行动者来说，信任行为所包含的可能利益或损失是不一样的。有些行动者迫切需要信任他人。比如，处在绝望状态下的某些人对信任有着极其强烈的需要，因为没有外援他们就无法脱离困境。在这种情形下，可能获得的利益对行动者有很大的诱惑力。[11]（P116）1990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中国的政府治理模式以及包括社会保障、教育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都面临着结构性调整。在政府治理模式上，开始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机构的规模日趋小型化，政府作用的范围逐步收缩。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中国最重要的特征是从国家中心主义模式向福利多元主义模式转换。[12]在原有体制下，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在国民的福利提供中起着绝对支配性作用。然而，长久以来，在政府对国民的福利承诺与政府的实际供给能力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直接改变了原有福利模式依托的制度基础。在政府的财政能力已经远远不能实现对国民的福利承诺时，政府开始积极寻找改革的替代性策略。在这种制度背景下，非营利部门作为政府职能转换和公共服务的替代性提供者，其地位和作用开始受到政府部门的广泛重视。由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期望非营利组织获取民间资源、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非营利部门所掌握资源的依赖，因此，它有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需要。其次，如果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政府将蒙受损失。因此，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是一种具有风险的行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非营利组织的利益目标可能和政府之间存在差异，政府越把权力转移到非营利组织手中，非营利组织的利益和目标与政府相差越远，政府的项目实施就越困难。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意味着在政府的控制领域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体制外力量。尽管这类组织是以公益的形式出现的，但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披露和监督机制，政府可能很难准确判断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说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是有风险的。因此，政府对于是否应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存在着矛盾性：一方面，它依赖于非营利组织获取资源，来帮助其解决社会问题，缓解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又担心一种新的体制外力量的出现会不利于社会管理。政府的资源获得需求与社会控制需求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13]在科尔曼看来，受托人值得信任的概率P 在影响信任给予的三个因素中是最难弄清的。但它是决定是否应该给予信任的关键。由于政府的信任行为所涉及的可能利益或损失都非常大，为了做出准确判断，政府会竭尽全力去收集相关信息，以判断非营利组织的可信任程度。从中国关于非营利组织产生和运行的相关制度中可以看出，政府主要采用了两套机制来提高非营利组织的可信任程度，即科尔曼信任公式中受托人值得信任的概率P 值：其一，政府直接通过垄断性权力，任命现任或退休政府官员担任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并保留根据他们在第一次信任行为之后的表现，随时收回信任（即撤换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权力。这是建立在对政府官员个人信任基础上的。我们可以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运行中观察到，相当多的非营利组织是直接由政府官员担任负责人的。1994年政府考虑到，直接由政府官员担任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可能会影响到组织领域的参与者对于非营利组织合法性的判断，所以出台了相关法规（民社函〔1994〕123号），规定不能由主管部门负责人担任社团负责人。鉴于这项规定，在实际操作中，现在绝大部分非营利组织，尤其是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的非营利组织，是由退休的党政官员担任负责人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非营利组织是由真正的民间人士来担任负责人，那么政府就只能通过建立某种社会结构来约束、监督非营利组织的运行，并在实施第一次信任行为之后，通过反复的博弈过程，来判断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是否值得信任。尽管当意识到受托人不值得信任的时候，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可以对非营利组织实施惩罚，或收回信任，但第一次的信任行为仍然存在着风险。如果非营利组织由现任官员或退休的党政干部来担任负责人，对政府来说就可以大大提高对受托人信任的概率。因为这些人多年来一直是党和政府的骨干力量，在以往多次的重复博弈过程中，这些人被证明在党性和忠诚方面是值得信任的，让他们来直接负责非营利组织的运行，可以尽可能减少故意隐藏、扭曲信息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可以大大提高科尔曼计算公式中的P 值，从而促使政府做出信任给予行为。同时，由于在权力结构中的垄断地位，政府几乎完全控制了对受托人——非营利组织的惩罚和奖励，这使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意识到，只有保持对委托人的忠诚、信守诺言，才能在重复的交易中获益。正面激励和惩罚机制的双重存在，进一步促使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实施保持信用的行为。其二，建立某种社会结构、创立严格的惩罚和奖励制度，来监督和约束非营利组织的运行。这是建立在制度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政府是一个具有垄断性权力并可以单方面制定博弈规则的特殊组织，它会创建一种社会结构来对非营利组织的违约行为实施惩罚，并对其恪守信用的行为给予奖励。从1950年9月《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1989年10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到1998年10月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颁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以及2004年3月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非营利组织的成立登记、监督管理、奖励惩罚都予以了详细规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确立了“双重分层管理体制”，规定社团的管理工作由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来共同负责。现阶段我国社团管理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民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是对社团的业务活动进行直接指导和日常管理的政府机关。民政部门承担依法登记管理和依法监督管理社团的职责，业务主管部门侧重于对社团的业务指导和具体的日常管理。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对社团管理工作各司其职，分工协作。所谓分层管理，是指根据社团的成员分布和活动地域范围等实际情况，由不同级别的登记管理机关来分别管理不同层次的社团。通过双重分层管理体制，政府几乎把社团的所有日常活动都纳入到了政府的管理体制之内，并尽可能削弱了社会团体自身的决策权。由于业务主管部门对社团的情况更加熟悉和了解，政府通过委托这个对信息了解更为充分同时又值得信任的第三方来进行监督，可以得到尽可能多的有效信息。政府通过尽可能地把非营利组织的一切活动都掌握在管理部门手中，扩大了信息收集的范围。社团管理分为登记管理、日常管理和监督管理三种形式，涉及到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对社会团体的法规制定、日常活动检查和指导、社团内部组织结构调整、内部人事管理等多方面内容。除了采用列举法规定了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的极大权力之外，《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还采用剩余法把没有穷尽的内容纳入到管理机关的管理范围之内，“总之，社团日常管理极为丰富，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包括对社团人事管理、财务管理、业务活动管理、党组织管理等诸方面的内容，随着社团管理实践的不断深入，日常管理活动的内容将会不断的扩展”。[14]（P45）在对社团业务活动管理方面，“要对社会团体的业务管理，进行细致、严格的管理和指导，以防出现疏漏和偏差”。[14]（P88）政府还通过规定年检制度和经常的不定期检查制度，增加了信息收集的频率，减少了信息传递和反馈的时间差距。为了配合与完善监督制度，国家还赋予了社团管理部门根据随时发现的漏洞修订、补充制度的权力。条例规定，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社团发展变化的客观需要，及时制定新的政策、规定，使公民结社和社团活动的法律、法规不断地完善和具体化。业务主管部门是国家在该领域内各项方针、政策、规定的直接制定者和执行者。所以，对这些方针、政策和规定最有解释权。另外，业务主管部门还是该领域或行业内的业务发展方向的规划者和计划的拟订者。[14]（P44）由于同时实施了基于个人信任和制度信任这两套维持信任的机制，政府认为预期获得的利益将远远超过损失，所以可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这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政府不通过权力直接任用现任或退休官员来担任非营利组织负责人，那么政府对受托人的判断就只能是通过创立某种社会结构来实现。相对来说，受托人可靠的概率将会有所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可能做出不给予信任的决定。本文对于中国社会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分析，重点在于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分析当前中国呈现出来的二者信任关系在逻辑上的成因，而没有对这种信任关系的后果和正当性进行规范性说明。事实上，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政府对于非营利这种组织形态的信任程度较低，所以才会有如此繁杂的规则加以限制。这些社会结构的创建在提高了非营利组织可信任概率的同时，也对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及组织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限于篇幅，这些问题将在其他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论述。（注：参见田凯：《非协调约束与组织运作——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个案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4年。）「参考文献」[1]Gid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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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飞速发展，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也在我国全方位的改革中不断摸索、不断创新，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大学生思政论文模板，谢谢你的阅读。 大学生思政论文模板篇一 浅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 从当前形势来看,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情况不容乐观,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结合时代特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重要性 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的形成，对社会主义建设及其重要。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需要，是满足人才全面成长的需要。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思想素质发展情况决定的 从目前来看，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总体上是好的，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信心，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他们与时俱进，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不管做什么事，他们都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也比较高。然而，我们在看到当代大学生好的思想素质的一方面，不能忽视他们思想素质中不好的以免，由于我们正处于时代转换时期，所以部分大学生的时代感强但责任意识弱，虽然有很强的进取心，但是辨别能力有待改进，自制力方面也需要加强。这些情况都说明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情操迫在眉睫。 二、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适应文化开放的大环境。胡锦涛强调，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具有高尚思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掌握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丰富 知识和扎实本领的优秀人才，使大学生们能够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齐奋斗，这对于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对外开放的国策,对外开放的环境,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广泛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伴随着各种思潮的传入,使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化,打破了原先封闭条件下主流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一枝独秀的局面,出现了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同时在多元化中还伴有强势文化的扩展。特别是西方强势文化、价值观念对我国的主流思想的冲击更为严峻。而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渗透和扩张,必将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信念、道德伦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开放的环境大大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并对其所处的环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认真研究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如何采用各种有效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切实做到体现主旋律、弘扬主流意识形态。面对新的发展趋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显然不能,也不可能使学生的思想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必须突破高校和社会的隔离。牢牢地把握这个趋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勇敢的迎接社会和世界上各种思潮和文化,以非凡的毅力抵抗不良思潮和文化的侵蚀,以超人的能力辨证吸收借鉴其中的先进成果。在教育过程中让学生正确的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培养和增强学生的判断、选择、适应能力,才能更 好的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三、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高校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能对大规模复杂系统进行分析和管理。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迫切需要人才具备独创性、发明创造能力、想象力和创业精神等，要求高校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具备很高的综合素质，不仅要了解本专业知识，而且要深刻了解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国际背景。无论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还是从实现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来看，都要求肩负培养高层次优秀人才重要使命的高等教育，应重视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不少大学生极度缺乏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马加爵事件”和“药家鑫事件”就是很好的证明。他们对人类的传统文化遗产知之甚少，缺乏社会所需要的情操道德和艺术气质。所以，这些大学生的信念、理想、德行和素养也随之淡化了。当他们进入社会后，当理想与社会现实发生冲突，他们就会浮躁不安，消极抑郁;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也会变得思想狭隘，不从大局出发考虑事情，有的人还不能正确辨别真、假、善、恶、美、丑，在人生轨道上迷失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文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让思想政治教育进课堂，对大学生进行情感和意志的培养，可以把大学生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必须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要坚持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注重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坚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 优良传统，高度重视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大学生思政论文模板篇二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路径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飞速发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在我国全方位的改革中不断摸索、不断创新，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我们总结三十年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绩和经验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当下大学生所表现出的行为养成和道德素质等方面的问题仍很突出，并直接影响到未来祖国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整体水准。反观大学生客观存在的道德行为问题，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恰切的路径上还须作出更加务实的选择。 [关键词]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 途径 一、必要性：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努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我们党强调把德育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制定《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通过教学改革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课程体系。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敏锐把握新世纪新阶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新课题、新要求，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全面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 可以说，从探索与努力的程度上、实施的内容体系上，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绩斐然;但从大学生实际行为表现上、思想政治教育效度上，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与进一步努力的领域。这主要体现在当下大学生自身的弱点上： 1.转型期对于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来说思想容易受到冲击，是非观念不强、判断标准不一、理想信念不坚定，大学生易用个例否定理论、用少数现象解读政策，以发牢骚来发泄对社会、政治和生活的不满。 2.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脱节。表现为社会责任感淡化、社会功德和传统文化缺失。 3.西方伦理与传统道德产生冲突。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冲击了大学生传统的道德观念。“快餐文化”、追求享受、交往开放等大量西方的观念被大学生所接收，在追逐西方现代观念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念上的思想碰撞，造成大学生道德判断标准模糊。 二、可行性：大学生的主观兴趣与党的政策支撑 一种事物或一个问题所选择的路径是否可行，关键看受教育者主体的接受自觉程度;同时，还要看当下背景下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是 否提供政治保障与支撑。二者兼具，就势必确认了这一路径的可行性。 1.把握大学生高雅的主观兴趣 青春年少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黄金时期，是大学生的自然优势。除了对知识的渴望、对理想的憧憬外，他们还有着活跃的思想和广泛的兴趣。在《关于大学生兴趣爱好的问卷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被调查大学生中喜欢看影视名片的占、喜欢听音乐的占50%、喜欢读文学作品的占。关于“这些兴趣爱好获得的明显收益”，选择“能陶冶性情”的占、选择“能丰富大学生活”的占、选择“能提升做人品位”的占、选择“能提高审美志趣”的占。这说明，大学生对于高雅的艺术品位给自己带来的收益是充分肯定的。 2.民族精神的理性回归 近年来，主流媒体有关国学的“百家讲坛”为国学的日渐升温营造了浓郁的舆论氛围。从读《论语》开始，一股强劲的国学热在中华大地掀起，特别是在大学生这一精英群体中逐渐奉为时尚。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而存在很多不和谐的音符，但一些优秀的理论对今天社会的发展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启迪作用。国学并非简单的文史哲，而是一门吸收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精华的深奥学问。每一个大学生都应该提高自身的国学修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让国学重新回归。当前，大学生们也正是逐渐认识到了国学的博大精深，才从思想深处乐于感悟国学中的人文情怀和民族精神，并使 这种人文情怀和民族精神渐渐走向理性回归。 三、当下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路径 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的功利性及其与形式上的脱离性造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甚微。笔者认为，任何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只有在恰切的形式路径中探寻科学务实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实现教育效度的最大化。 1.整合时政教育资源 目前高校向大学生实施的“两课”是教育部统一下达的指令性的三门课程，即《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三门课程围绕大学生的生活实际、思想实际和学习实际，重点加强大学生的世界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以及政策教育、国情教育。如果单纯以这三门课程为指定内容，相继开设或并列授课，势必会因为其内容的抽象性、交叉性和政治功利性而导致大学生的厌学情绪并付诸厌学行动。如果以专题的形式，就某一社会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就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重大政策，采取报告、解读、讨论等方式，在三门课程的内容框架内，充分整合时政教育资源，不仅为大学生提供最新的时政资讯，而且在动态的时政资源传递过程中激发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精神和学习热情，势必产生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2.开发儒学教育资源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国学中有着取之不尽的思想教育资源。高校应该有针对性地改革思想道德教育的僵硬模式，在充实“两课”内容、及时反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的同时，将国学的精华融入其中，并不断丰富教学形式，以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这正是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点。 3.优化公共艺术教育资源 艺术教育的德育效应，并非是由艺术教育径直指向德育的“两点”单线运动，而是通过艺术教育价值的全方位彰显，最终实现由审美到立美、立德和立人的“四点”相接的多维运动链条与理论构架。在艺术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我们通过引领学生由感官的熏陶转化为内心对艺术的认识和体会，从而帮助学生明是非、知善恶、识美丑、辨荣辱;在对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欣赏的同时，了解自然、了解社会、了解历史，从而获得广博的知识，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和创新潜能。 看了“大学生思政论文模板”的人还看： 1. 大学生政治论文格式模板 2. 大学思想政治论文范文 3. 大一思想政治论文格式 4. 大学生思想政治论文 5. 2500字大学政治论文格式范文

这个写的方面有很多，，来我有写好的 亲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