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论文题目

一、建构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一）追求具有道德或法律权威的权力中国① 对外关系理论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周代，乃至更远。然而，作为统一王朝构建国际关系体系的实践，则应始于秦汉。秦朝匆匆灭亡，汉初则因社会凋敝而力不从心，所以，汉武帝时代是国际关系体系成型的重要时期。这个国际关系体系，目标在于建立中国王朝的中心领导地位，确定周边各国同中国的尊卑秩序，以及各国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和礼仪规范。其理想目标是建立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君臣关系，不但在国际政治上获得最高的权威，而且获得伦理道德上的巨大支持，成为国际正义的象征。这是把国内政治体制运用于国际关系之上。然而，国际政治同国内政治有着很大的差别，只要不是征服兼并敌国，就不可能像统治臣民一般统治别国。如果说国内政治的指向是权力的集中，那么，国际政治的指向正好相反，是权力的分散。而且，处于国家权力统治下的社会，可以建立起一种伦理道德规范。然而，在没有统一权力中心的国际社会，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难以建立统一的价值和道德体系。因此，国际关系表现得更加现实，更加凸显出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面对众多国家之间的现实利益关系，要建立某种形式的权力中心，首先要有强大的实力；其次要致力建立国际道德和价值准则，它不像国内道德那样繁复而富于理想主义的感召，必须简洁明快，让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或国家能够接受或者理解，且具有可操作性。只有国际政治权力与国际道德准则相辅相成，才能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如果无法建立获得广泛认同的国际道德和价值准则，国际体系及其领导者都无法稳定。完全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必然是动荡不安的，一旦实力间的平衡被打破，便是动乱与战争。把“德化”的原则运用于处理对外关系上。其实就是要凭借文化优势，依托国内的政治原则和道德理念去建立国际道德与价值准则，建构国际体系，谋求长期安定的国际环境，这是颇具远见的做法。当然，“德化”并非脱离现实的空想主义，它所依恃的是强大的国家实力，包括军事的、经济的实力，也包括外化为先进制度的文化吸引力。在此基础上，谋求建立君臣式的国际关系体系。换言之，古代中国王朝所追求的是具有道德或法律权威的权力，成为国际体系的领导者，承担领导的责任和保护臣属国的义务，扮演国际争端的仲裁者角色。因此，中国所谋求建立的以君臣关系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相对接近于西周的共主周王与诸侯国的关系，而非秦汉以后建立的中央集权式的君臣关系，这是由国内政治传统与国际关系的现实所决定的。诚然，古代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思想与政策可以放在前述“中国”、“天下”渐次扩大的延长线上，然而，作为统一的国家致力建构国际体系，则始于秦汉帝国。（二）对外关系的理想目标——君臣关系秦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摒弃西周以来的封建制，实行郡县制，中央权力直接渗透到地方，君权至上。同时，君权还具有来源于“天”的正统权威，赋予其权力的合法性。把君权贯彻于国际体系之中，不但可以使中国具有至高的政治权力，而且还具有道德的权威。因此，在国际体系中建立君臣关系，对中国来说无疑是最有利的。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在国际体系中建立起君臣关系，得益于中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和文化对周边民族或国家所具有的巨大优势，特别是在东亚，当秦汉帝国建立起来的时候，朝鲜半岛和日本尚处于部落国家林立的状态，需要从秦汉输入文化和技术，以提升自我。古代中国所具有的文化优势转化成为政治优势。然而，国际关系中的君臣，不同于国内政治中的君臣。国内的臣，为直接统治下的人，而国际关系中的臣，却是表示服属的民族或者国家，故统治的方法不同。“臣”本意为服从。然而，臣有个人，也有以部族乃至国家为单位的，这是重要的区别。《尚书·酒诰》记录了周初戒酒诰词：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可知殷商已有内服和外服的区分，《大盂鼎》铭文记载：“我闻殷坠令，佳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正可相互印证。西周继承殷商的做法，王畿为内服，其外为外服。参照前述五服之说，内外服虽然是空间上的远近之别，但就臣而言，内服为周朝臣下，均为个人，而外服之臣则为诸侯国，故《仪礼·燕礼》唐贾公彦疏称：“诸侯臣在乡遂及采地者为外臣，在朝廷者为内臣。”秦统一全国，朝臣扩大到全国，原为外臣的诸侯国消灭了，个人出仕朝廷，均为内臣。值得注意的是，以团体服属于秦的情况并没有消失。《法律答问》：“使者（诸）侯、外臣邦”，[1](P229) 可知秦国之外有诸侯国，还有外臣邦。此外，在《法律答问》还见到：1.“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可（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2.“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可（何）为“真”？臣邦父母产子及产他邦而是谓“真”。可（何）为“夏子”？臣邦父，秦母谓殹（也）。3.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这三条关于“臣邦”的定义是相互关联的。从第1条来看，秦之内也有“臣邦”，故臣邦人不满其主而要离去，同时也就离开了夏（秦）。《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者将“臣邦”解释为“少数民族”，似乎可以进一步深入分析。因为第3条法律显示，属于夷蛮戎狄之类异族者，称作“臣邦真戎”。根据第2条，纯属“臣邦”人者，称作“真臣邦”；臣邦人可以同秦人通婚，所产子属于秦人。由此看来，臣邦有在秦之内的特别政区，也有在秦之外的异族国家。特别政区之人，未必都是异族，应该有一些是土著民。就实际情况看，秦治下有特别政区“道”，[2] 为县级行政区划。《后汉书·百官五》记载：“凡县主蛮夷曰道……皆秦制也。”西汉规定，道有32个。② 秦代可以找到17个。③ 秦道主要分布于原秦国旧地，尤其集中在陇西、蜀、北地等郡，这些地方正是土著民和异族聚居杂处的地区。[3] 由此可见，秦国对于未开化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特殊的管理办法，以利于他们逐渐适应并融入秦王朝。以后的王朝也继承了这个办法。秦律对道有法律规定：“道官相输隶臣妾、收人，必署其已禀年日月，受衣未受，有妻毋（无）有。受者以律续食衣之。”[1](P110) 很明显，道受秦法律管辖。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法律为《属邦律》。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者对此条法律的注释，属邦是管理少数民族的机构，有秦兵器铭文为证。汉代因避刘邦名讳，改称属国、典属国。属邦亦即前引秦律所称的“臣邦”，在秦统一全国之前就已经出现。[4] 所谓“属国”，《汉书·霍去病传》颜师古注释道：“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号属国。”其关键是不改变属国原来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生活习俗，而服属于秦、汉王朝。从实际事例来看，汉武帝在打败匈奴之后，“乃分处降者于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5](P2483) 表明汉朝大规模征伐匈奴，目的并不是要直接占领其地，而是要匈奴臣服。故匈奴投降，向汉朝称臣之后，汉朝即保留其原来的社会形态，置之长城内外。作为臣属国，由此建立起君臣从属关系。臣邦可以放在秦国内特殊政区的延长线上理解。当然，以部落或者国家为单位向秦服属之“臣”，不同于秦国家机器中的内臣，而属于“外臣”。外臣并非空间上的内外，而是政治关系上的内外，在许多方面都能够表现出来。例如在礼仪方面，《仪礼·大射》郑玄注说：“献三官于阼阶，别内外臣也。”重要的是在国政上，“外臣不知朝事”，[6](P3185) 只是作为秦汉王朝在边外的臣属国，不介入中国的内政。中原王朝对于臣属国具有保护的责任，同时臣属国对中国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汉书》散见片断记述：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 （卷94上《匈奴传上》）会孝惠、高后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卷95《朝鲜传》）可知外臣居于边裔，必须安辑所部，定期入朝，捍卫中国边塞，确保道路畅通，使得周边其他国家能够前往中国朝见。（三）宗法伦理与血缘纽带君臣关系是古代中国王朝希望达到的理想目标。政治上的君臣关系，是血缘关系中的父子关系。《尚书·洪范》说：“天子作民父母，已为天下王。”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家长的权力在古代并不大，所谓“作民父母”，强调的是爱民如子，仁慈治天下。直到专制主义强化之后，由于国家权力的积极支持，父权和夫权才大大加强，到明清时期与君权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专制统治的支柱。因此，不同时代的父子关系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早期在君臣的政治关系上加上父子的宗法关系，更多是为了通过血缘的纽带，既强化双方的联系，又使得森严的政治秩序变得富于亲情而柔性化。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是很好的说明。汉初高祖刘邦出征匈奴，受挫于白登。忍辱改行和亲，以宗室之女出嫁单于，双方约为兄弟关系。此后历文、景两代，均保持与匈奴的和亲关系。故匈奴单于说：“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7](P3777) 于公，双方约为兄弟；于私，汉皇帝与匈奴单于为翁婿。汉武帝打败匈奴，直到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匈奴单于称臣入朝。汉元帝以王昭君出嫁匈奴单于，双方在国家关系上为君臣，在家庭关系上为翁婿。从家庭辈分来看，通过宗女出嫁，双方结成翁婿关系，到下一代，就成为甥舅关系。在中国，把血缘关系同政治关系紧密结合，有着悠久的传统。仅就西周的情况来看，其封建制是建立在婚姻宗法关系之上的，范文澜先生归纳道：周制同姓百世不通婚姻，这样，各国间同姓既是兄弟，异姓多是甥舅，彼此都有血统关系，可以加增相互间的联系。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诸侯在国内称异姓卿大夫为舅。想见有宗的庶民与无宗的庶民相互通婚姻，同样也保有甥舅关系。上起天子，下至庶民，在宗法与婚姻的基础上，整个社会组织贯彻着封建精神。[8](P136)西周用血缘宗法关系同封建制相结合，处理同诸侯的关系，也用以处理多民族复杂的种族与政治关系，成功地将他们融为一体，构成西周统治下的“诸夏”。西周成功的历史经验，为后代所借鉴，用于处理国家间的关系。从君臣、父子、翁婿、兄弟、甥舅等各种关系中，都可以看到历史传统的烙印。二、册封、羁縻与朝贡

司马相如，《两都赋》

西汉的思想自由，在小规模上塑造了一批百家的后人。文章的抒写，都多少带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首推的是司马迁的《史记》，自此不在论述。前期的诸侯，保持强大的势力，游于诸侯王宫的文士，文采斐然，一派纵横家的气息。邹阳以策士的身份，游于吴国和梁孝王的门下，虽有口辩的才能，难有伯乐式的君王。命途的多舛，社会的巨变，使的他无处可藏，《上吴王书》的劝谏，并不能打动这个锋芒尖锐，傲慢自诩的刘濞。诸侯的地位，只会因中央的巩固而不可逆转。他也认识到自己的策士的身份，本就是一次不合适宜的存在，但清醒的同时，又不忘抓住一点的机遇。最后的破灭，逼的他随从枚乘投向梁国。但满怀的万丈豪情，带来的却是锒铛入狱，悲愤的情绪化为大江大河，奔涌而下。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梁王被浮云遮蔽了眼睛。佯狂避世是乱世的行为；进谏忠言，只会刺痛昏聩的君王。丢弃吴国，投奔梁国，本为仰慕无穷之意。希望君王不要为浮华的言辞所动，“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谗言是天地所生，世所难免。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而听信于小人，成为国家的灾难。问君王，能否广开言路？能否善始善终？诛杀投靠的臣子，能不令天下的豪杰和士子寒心？纵横捭阖，终究以事实胜过政敌的雄辩，免于一死。如此的不顺，只能离开诸侯之家矣。此后不在历史中留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高祖时的陆贾，口才雄辩，多所谋划，皆成功之。为刘邦论秦之政治得失和汉之所以兴，著述《新语》。面对国家的大一统，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待晓谕南越王，逗留几个月，凯旋而归，主动隐退，过田舍翁的逍遥生活。五个儿子的公平分配，成为现代获得老年保证的有效方式，用心其苦，真是策士的本性。政论的代表当然是贾谊，他的政治家的气魄，历史学家的睿智，评论时政的热情，纵横家的文采气势，忧患的情绪洋溢在书香笔墨间。《过秦论》的仁义儒教，开了后来董仲疏“独尊儒术”的先河，文帝的深受影响，明显矣。文帝欣赏贾谊的才华，但面对顾命大臣，难以施展。纵观《史记》，文帝的一生似乎在自责中徘徊，延续高祖的无为的黄老政策，缺乏创新，更谈不上改革。他是个守成的好皇帝，勤俭节约，仪表天下，他必须采纳那些拥戴他的功臣们。或许他在内心里比贾谊更躁动，比贾谊更想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或许文帝在东宫经常教育太子：儿啊，我给你物色了一个很好的人才，他的名字叫贾谊，将来要好好重用他。贾谊太天才，太超前，他比时代走的还要远，他首先看到了诸侯王的狼子野心。于是，他写了《论治安策》来警醒文帝，希望文帝推行再度分封制，在诸侯国中建立更小的子诸侯国。但文帝很清醒，自己本为代王，诸侯国中的一员，其他的诸侯自然不服，怨言多。时常有抗上者，诸侯的叛乱迹象已经隐显。文帝的心意希望安于现状，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是尽力忍耐，以求将来找到更好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毕竟，这是国事，更是家事。贾谊所论述的改革并不彻底，还是希望保留诸侯国的存在，首先，他也是纵横家中的一员，虽然他效力的是中央政府。他的这种举措，实际上对以后的纵横家的打击很大，他充当了自己作为策士存在的基础的掘墓人。景帝的年代，他没有等到贾谊，却等到了一个叫晁错的人，他的观点比贾谊的更有魄力，更锋芒。他比贾谊具有更强的政治****，他可以教唆景帝疏远宰相，并且让宰相羞愧而死；他可以迷惑景帝，讨论政事仅限于他二人，修改法令三十章。他的春风得意，他的权倾朝野，他的假公济私，都暴露出来。他的父亲说：“刘家的天下安定了，而晁家却危险了。”他痛骂晁错是个败家子，晁错没有听取，依然我行我素。他的父亲服毒自杀十几天后，诸侯们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蓄意已久的叛乱。景帝的阴狠和懦弱，充分表现出来。晁错做了皇帝的替罪羊，穿着朝服战战兢兢走向东市，不知他在被自己最亲近的皇帝杀戮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自己的父亲的忠告，不知会不会后悔自己的卤莽行为。但他的眼里，分明含着泪水，这是他第一次流眼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景帝对自己的如此绝情。但是，景帝的确后悔了，后悔自己的冲动，莽撞和听信谗言。或许，在景帝一人独自苦闷时，会想起曾经与晁错度过的日子；谈论时政，修改律法，宴饮嬉戏……或许正是自己的特别宠爱，才导致了晁错的飞扬跋扈，才导致了晁错为政的过火行为。其实，从深层上来说，晁错挑起的不仅仅是朝廷与诸侯的矛盾，而是皇家成员之间的亲情疏远，骨肉相残，在他们之间挑起战争最终遭殃的必定是外姓人。事实上，假如贾生不早夭折，也将是晁错的下场。只不过，贾生的政治是理想化的，晁错的政治是很现实的。有时，现实和理想同样会走向悲剧。司马相如的政论文跟他的大赋一样，工丽铿锵，其实，司马相如赋中所夸张与华丽，并非为扬雄所讽刺，内有深意焉，其慷慨之气，难道为溢于言表？他的政论多出于蜀地的安慰，《喻巴蜀檄》代替武帝告语巴蜀人士，不要恐慌，甚得安抚之意。不久，因为接受贿赂，被免职；《难蜀父老》借用大赋的对话形式，批评了一些大臣和民众放弃南夷的说法，称赞这是民族融合的趋势，南夷的加入不会导致内乱，疏导好更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不久，司马相如病逝，武帝派人去取司马相如的书，只得到他留给武帝的一封信。五年后，汉武帝祭祀了土神，八年后，又祭祀了泰山，梁父山，司马相如的临终愿望实现，虽然他没有亲自参加，但足以欣慰了。他一生徜徉在美丽的文字和时代里，在最后也留了一个美丽的句号。此后，私人书信开始留传于世，隐私暴露于民间。最能体现人的情感和志向的是私人书信。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悲愤满腔，直抒胸臆。心力憔悴。“刚直不阿，留作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文章不仅仅是抒情的，更是一种倾向于政论的色彩。虽然个人的表白并不能改变自己的现状，但有些话还是要说明白的。他的外孙杨恽，本来仕途不得志，愤怒之余，决定“穷则独善其身”，却不料遭到孙会宗等人质疑。于是写了《报孙会宗书》，书写了自己作为士大夫动辄得咎的愤慨。哪里料到，这竟然成为被杀戮的罪证，在东市被处以腰斩的极刑。中国的政论散文随着汉朝鼎盛的袅袅余音，渐渐衰退。直到中国的两千年后，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家，为了革命，为了抗日，为了反对专制，写下了大量的具有革命豪情的政论散文，影响了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