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学理论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

敦煌莫高窟第465窟,是典型的藏传佛教密宗洞窟,其中绘有藏区外现存最早、最完整的藏传风格寺庙壁画,该窟有着深刻的历史、宗教背景,复杂的文化渊源。壁画绘制不仅特色鲜明而且具有多元因素融合,多重宗教背景的特点,一直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其中蕴含的强大艺术感染力更是为艺术界高度关注,加之它的密教题材,呈现出更加独特的宗教和艺术面貌。 论文首先从目前国内外对第465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走势,谈到多元文化背景,多风格因素的脉络,着力探讨密宗艺术与普通艺术的关系,并利用现代造型学理论从壁画形式和色彩的感悟上升为理性的认识、总结和验证,归纳出密宗艺术独特的审美和造型规律。深入解析宗教图像的同时,丰富了一般艺术的造型理论,开拓了我们多角度研究的视野。 文章着力在第465窟壁画造型特征解析上,这是一个全新的专业视角,以现代学科体系中的艺术研究规律,对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古老的藏传佛教密宗壁画进行全新的拆分和量化研究。运用静态(结构学)与动态(表现性)两套分析方法,从宏观到微观立体地解析了第465窟主室壁画的主要造型特征。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艺术观点,如:“绘画性类文字符号”的概念,层层递进的同一性艺术规律,多维石窟壁画中不确定得在不同观视点相互转换的力动主导动机,亚动机等等。基于绘画的融通性利用现代艺术学观点揭示了密宗艺术蕴含的非常深奥的造型规律,展示出极为独特的艺术样式和作品内在的凝聚力,实现了密宗艺术与普通艺术理论的衔接。 其次是关于壁画色彩结构的分析,从对比与协调的关系谈到在黑、灰、白的使用上存在着用色观念的差异,指出妥善处理好“调和色”与“对比色”“无彩系”与“有彩系”的组合关系(“无彩系”主要指以黑、灰、白为主的色彩,“有彩系”指除黑、灰、白以外的色彩),这是壁画色彩美感能否产生的关键所在。揭示了第465窟在密宗严格的仪轨下,怎样呈现其独特的光色效应和调和色调中黑、灰、白的成功运用,不仅体现了密宗的博大,也表现出敦煌的经典艺术特征,明确了其巨大的艺术价值。 通过对敦煌莫高窟第465窟逐级系列深入的研究,阐述藏传佛教密宗的呈现方式及现实意义,从艺术风格到造型对第465窟进行了实践性的理论总结和艺术定位,并在密宗绘画中挖掘出了一批独特的造型艺术规律,既填补莫高窟第465窟壁画艺术研究领域的空白,又丰富了一般艺术的研究视野,使我们以新的眼光审视以往对佛教理论的研究视角,丰富了宗教和艺术的研究范围,同时对佛教密宗形态学研究也做出了贡献。

中外美术教育的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国美术教育的研究不再停留在介绍的层面上，开始呈现出把外国美术教育思潮、教育内容以及指导方法与中国相比较，在分析两者长处与局限的基础上，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美术教育发展道路的研究倾向。 在中西美术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方面，1992年，尹少淳发表了题为《美术教育的背景及涵义》[xxv]的论文。他首先论述了英国教育家里德（Herbert Read）与中国教育家孔子、王国维、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的共同点。接着，分析比较了罗恩菲德与艾斯纳的艺术教育思想，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自成体系的美术教育的观点。这是较早的、具有一定深度的中美美术教育思想比较研究的成果。1993年，侯令（北京崇文区教育学院）在日本学术杂志《艺术教育》上发表了题为《在中国的DBAE研究》[xxvi]的文章。他认为DBAE与中国的美术教育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例如，美术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素质。又如，在中国的美术欣赏领域里，包含了美学、美术批评、美术史三大领域，而绘画和工艺领域与DBAE的制作领域相类似。这是一篇较早向海外介绍中国有关DBAE研究情况的文章。

试论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研究论文

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向来关系复杂，本文从历史层面分析两次艺术史“遭受”的“理论入侵”，最终提出问题：艺术史研究的主旨是艺术还是历史?应怎样协调其间的政治实用主义和审美理性主义?

从历史发展来看，艺术史及其理论一直关系混乱且始终有争议。从近期这一层面的发展趋势而言，艺术史及其理论二者彼此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造成了颇令人挠头的问题：二者的关系应如何定位——或者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为艺术理论以何种形式贡献艺术史?

一、高等教育中“艺术史论汇通”

艺术史作为学科建制，其独立于19世纪前期，成熟于同一世纪后期。至今，高等教育体制内的艺术史已经成为颇为成熟、稳定、基本的历史学科。西方的很多高校都有“艺术史系”，其和其他学科互动关系很明显，专业性艺术院校则稍逊于综合性大学。而这一情况在中国则正好相反，艺术史至今从未“立户”，而艺术学理论却反之，即艺术史被定位为艺术学理论的分支。

在国外，很多艺术史学科都在对艺术理论加以“召唤”，即使是电影、媒体、设计之类专门性、实践性学科也不例外——如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便有提供多元训练、广泛课程的“艺术与设计史论学院”，以培养未来设计界、艺术界人才。就这一理念不难看出，若缺乏应有的理论介入和训练而仅有知识是不可能达到上述“境界”的。

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艺术学的“正名”，艺术史论之间的“融通”趋势也显得更明显。从中国这一领域的现状而言，不仅艺术内部有艺术理论研究者，其他领域的学者中同样不乏其人。就学科建制层面来说，设立“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提供了坚实基础给艺术学研究的发展。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层面来说，一方面艺术理论上升至“艺术学科核心”，可以提供理论思维训练给各种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其教学和研究又能对艺术能力、创作实践起到提升作用。尤其是融合两方面修养的做法，给艺术创新提供了丰厚资源和坚实基础。

二、艺术史的两次理论“入侵”

19世纪后期堪称艺术史“关键期”，该领域人才辈出，其一个突出的共性特征就在于讲究哲学基础和理论建构——也就是其中人物既是史家，又是理论家——这也就是艺术理论首次“入侵”。其主要特征包括：第一和美学的关联被极力撇清，转而汲取养料给艺术理论。第二，将艺术理论边界开放，将之定位为考察艺术品风格而不是解析审美经验、抽象分析之类活动。第三，艺术理论成为了很多基础性概念的来源，故而其成为了艺术史的基础知识系统或支撑学科。在其中，可以看出艺术科学中艺术理论所占据的核心地位。

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艺术史热点问题转向了方法论方面，在这一领域的考量已经显得更具文化政治意义、更加多元化，即成为了“跨学科领域”，其领地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理论和棋代表人物。在此过程中，艺术史及其理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使得艺术史已经不再是“知识生产”、“学术研究”之类活动，而是更像意识形态、政治力量之间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战场，或者说成为了话语表意实践、争取文化表征权利的领域。甚至连研究主题和方法也和传统边界完全不同，对艺术史的地形图加以彻底重绘。

三、艺术研究中的史论张力

尽管艺术史遭到两次“理论入侵”并受到了颇为深刻的影响，然而，艺术史论关系依旧错综复杂。首先，两次“入侵”可见艺术史依赖于艺术理论，其次，“入侵”同样也成为了艺术史内部抵制和反对的状况。具体而言，作为艺术史，其发展依旧有着两种并存的矛盾：其一在于艺术史作为“物的科学”或经验学科，经常会和其他各种理论出现冲突;其二是艺术理论及其形成的不同艺术史范式之间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冲突。

或者说，可以采取不同的概念来对两次艺术史当中的“理论入侵”造成的各种形式艺术史内在冲突加以描述。而其间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可以说是艺术史范式以“政治实用主义”转向“审美理性主义”这一改变过程。后者的范式主要所体现得是艺术史在风格和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考察的视角，对艺术历史演变所存在的'内在逻辑加以关注，而这样的“现代性建构”活动，往往是与文化理论、文学理论美学的现代性有着完全一致的取向，故而其可以被称作“审美理性主义”。而在政治实用主义方面，所体现的则是“对抗话语”这一理论特性，可以称得上是文化建构艺术史中“含有”的某一“后现代性”的活动，其具备的突出特征，则再也不将艺术的历史作为一种审美趣味、艺术风格之类加以发展的独立系统，而将之作为更为广阔的文化史、社会史、文明史之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之中，有着很强的话语形成、意识形态批判等层面的政治分析。就其中后一种观点而言，其“现代性”体系中设想出的一系列“自主性”、“纯粹性”实际上都是虚空的幻想，故而只有在文化政治层面解析艺术史研究方可获得正确答案。故而在如此背景下，艺术的风格和形式已经被艺术史家所淡忘，转而开始解读其中的文化政治意义，艺术的历史分析活动中越来越多地夹杂了文化领导权、平等、压迫、属下、阶级、种族、社会、性别、身份之类概念。艺术史也从艺术品及其风格的“品鉴场所”变为 “文化战斗”的“战场”，即将知识的生产逐步转变为“资本争夺”。

四、结语

“政治实用主义”取代了“审美理性主义”，艺术史的研究范式中越来越体现出理论的作用并形成了巨大的转型。这样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艺术史这一层面所表现出的研究对象和与之配套的方法。

然而，“政治实用主义”和“审美理性主义”之间的紧张实际上并未出现任何形式的缓解。而近期“回归艺术”的艺术史研究倾向，和“审美回归”文学和美学理论的一致，造成了艺术史研究重新定位这一难题。这也就使得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体系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先生在近一个世纪前的说法，即文学研究中关乎社会历史或心理者均非文学研究范畴。这个说法对研究者有了这一提醒：艺术史与期间一系列理论之间存在的关系至今还没有真正明确化，审美理性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能否兼容和整合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艺术史的方法论日益多元化，趣味和价值日趋多元化，但相对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潜在危险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