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国恩学术论文集

游国恩在西南联大四年（1942年至1946夏季复员），一直讲授中国文学史概要，并先后开设了唐宋文、近代诗、韩愈文、黄山谷诗、文言习作等课程。当时的讲义都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成的。此外，还要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又，从1944年至1948年，每年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举行毕业生考试，均有请游国恩担任考试委员的。除教学任务外，游国恩还在校内外作过多次学术演讲。如1942年来校不久就在昆明广播电台作题为《论讽刺》的演讲，（刊载于《国文月刊》第21期）同年12月，在昆明中法大学作《论写作旧诗》的演讲，（载于《国文月刊》第23期）1943年在西南联大文史讲座作题为《楚辞中的女性问题》的演讲（附录于1946年出版的《屈原》一书，改题为《楚辞女性中心说》），1944年在云南大学文学史会作《文学与谐隐》的演讲（发表于1944年4月12日昆明《扫荡报》）等。虽然时间已经是十分紧张，但游国恩还写了《槁庵随笔》十五则（连载于《国文月刊》1944年第36、38、40期）、专书《屈原》（1946年，胜利出版社）以及其他一些论文。《屈原》一书是1945年应潘公展之请写的。据说原来曾向梁守岱先生约稿，因梁先生太忙，才转荐游国恩承担。潘、梁二位与游国恩均不相识，他们荐请游国恩的原因，正如编印组在《作者小传》中所言，游先生“精研楚辞”，有多本著作问世，“极为士林所推崇”。《屈原》是一本约十万字的屈原传记，其中“对于屈子姓名、里贯、家世及学术思想篇章文艺诸问题之考证论定，不独发前人所未发，亦可补游先生以前著述所未及”。这本书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但游国恩不愿利用自己的旧著“偷工减料，潦草塞责”。同时，他在书中再次说明：抗日战争前夕他在青岛山东大学教学时讲授楚辞，“是有意在做宣传工作，宣传‘三户亡秦’的民族主义”。《屈原》一书中还指出屈原的死决非出于怯懦或消极的避祸，而是旨在“唤起国人”，“以拯救垂亡的宗国”，“确有重于泰山”。并指出“我国历史上无数的忠义之士，……（他们的出色表现）就是屈原这种宝贵的政治道德所养成的”。从此又可看出，游国恩的学术研究与他对国家民族的强烈使命感是相结合的。游国恩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任教时就着手编纂的《楚辞长编》，当时已编就《离骚》、《天问》二卷，有油印本发给学生参考。其他各卷，也已征材略具。由于时局动荡，来到大后方后又因图书缺乏等原因，编纂工作被迫搁置下来。1943年初，他在友人推荐下，曾一度考虑将已成卷的《离骚》、《天问》先去付印；为此曾与中文系罗庸教授相商，并请他写一序言。后因这两卷的原稿也已丢失，所存油印稿有脱错，手头无书，不能一一校正，且考虑到有的资料须补充，有些新的研究成果也无暇补入等原因而终于未拿出去发表。但罗先生仍将他写的序——《楚辞纂义叙》发表了出来。（见1944年《国文月刊》第31、32期合刊）序言称：“泽承此编，承近世学风之变，兼前人累世之长”；并举出其在诸多方面超过前人的地方。序言还指出，此书含有“八善”、“二长”；“虽旧说之渊海，实新义的甾会”。并说“此书一出，行见群爝息光，一星独耀”。序言不仅高度评价了游国恩在楚辞学史上的地位，而且说明《离骚》、《天问》二卷后来出版时虽经他遍寻了一切可能得到的材料，并对有的按语作了订正，但它的成书在当时也已经成熟了。 游国恩先生作为楚辞研究专家的成名作，是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的《楚辞概论》。1928年该书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万有文库》及《国学小丛书》，使之有更广泛的流传。《楚辞概论》全书约15万字，较之时下动辄数十万言的很多著作而言，确是一本“小书”，而且就其内容而言，对于当代研习楚辞的学人来说，大多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把它们罡于20世纪20年代的具体学术环境中，这些都是游先生和他的同辈学者在东西方学术文化撞击过程中所创造的现代学术的第一批成果。游先生有关楚辞研究的论文，生前有两次结集，一次为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读骚论微初集》，一次为1955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后改为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楚辞论文集》。《楚辞注疏长编》是游先生凝聚毕生心血而在生前未能见其成果出版的一项楚辞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从1959年开始，金开诚先生一直协助游先生进行这项工作，同时中文系有五位中青年教师和中华书局聘请的孔凡礼、李淡虹先生也先后参加了资料搜集和核对。到1965年，材料搜集工作已基本完成，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使之再次被搁置了十年之久。1976年10月以后，游在先生的主持下，由金开诚先生及他的两个学生董洪利、高路明对资料重加校核和编排。1978年6月，《楚辞注疏长编》第一编《离骚纂义》及第二编《天问纂义》即将完成，游先生不幸在医院遽尔逝世。《离骚纂义》及第二编《天问纂义》定稿是在先生逝世后，由金开诚先生参照过去的油印本及游先生作过的指示完成的，分别于1980年、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从先生研究计划开始的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楚辞注疏长编》第一、二编的出版，经历了半个世纪，付出了三代学人的心血。游先生在《楚辞讲疏长编序》中提出整理《楚辞》的五个要点，但按计划还有校勘、音韵的专书，所以已出版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侧重在通训而兼及明例、考事，也就是通常所谈的融会训诂、考据、义理于一体。 中国文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是随着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而出现的。中国最早公开出版的中国人自著的《中国文学史》，即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撰写的“国文讲义”。其后各大学、师范乃至中学都纷纷改“词章”或“文章流别”为“文学史”，并为此编著各种文学史的教材。中国文学史学科由此形成，而《中国文学史》作为一种新型学术著作，也伴随着各类不同的教学需要而纷纷出现。 游先生自1931年开始任大学教职以后，即与中国文学史这一学科有了关系，随即先生有了第一部文学史的著作《先秦文学》。该书是先生于1933年在青岛写成的，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人《万有文库》中。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外“一边倒”基本政策的实行，高等学校的教学制度和教学计划也完全仿效苏联的。学制多由四年改为五年，课程设置和名目也有改变。北京大学中文系自1955年起学制改为五年，而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则仿效当时苏联莫斯科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史的教学有了很大的变化。此前各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课程大都为一学年，每周2至3学时，而现在改为三学年，每周4至6学时不等。其他的高等学校也都按照北大的模式对教学计划作了调动。当时的高等教育部为了适应这一教学改革和进度，曾指定几所大学中文系和文学研究所分段草拟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并为之多次召开会议。游先生作为北大、清华、燕京三校中文系合并后的北大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主任，参加了这一活动的全过程，并承担先秦、两汉部分大纲的编写。游国恩先生于1956年底写有《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一文，发表于1957年1月6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周刊上。文章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大学中文系教学的实际情况，就中国文学史内容、体例和分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游先生在文章中的认识和这一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在以后的一个很长时间内，实际上在规范着中国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的教学。游先生在北大讲授中国文学史时，为了便于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随着讲授的进度，向学生配套发放相关的作品选注。这种作品选注，当时称为“文学史参考资料”，由游先生提出作品选目和注释要求，具体工作由吴小如先生负责，再由先生审订。由于这套参考资料人选作品比较丰富而有代表性，注释详细精当，标明出处，并附有作家传记、评论以及有关的后人研究成果，是作品选注的一种新体例；特别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大发展，学生数量迅速增加，学校图书馆藏书无法满足学生的阅读需要，这样的参考资料能保证所有学生有一定作品及相关资料的阅读，对教学很有益处。因此，这套参考资料在20世纪50年代末分别以《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的名目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受到了高等学校，特别是新建和边远地区的高等学校中文系师生的欢迎。1957年《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出版，但由于随之发生的“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被搁置了。直到1961年，当时的中宣部、高教部联合召开了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成立了教材编选办公室，开始实行一个大规模的文科教材编著的规划。《中国文学史》被确定为编著的教材之一，并指定游先生和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为主编，游先生为第一主编和编写组召集人，参加者尚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也许由于所谓的“三年困难”的教训，其时正处于两个“阶级斗争”高潮之间的平静期，整个环境比较宽松，使这部教材的编写能在总结建国以后高等院校中国文学史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以翔实的材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勾划出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轮廓。更由于尽管这部教材虽出于众手，但整体来说，思想前后贯通，文学风格比较统一，章节安排大体匀称，便于教学，因此，自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四卷本方式出版后，四十年来累计发行200万部以上，是20世纪初高等院校设立中国文学史课程以来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