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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类特有的文化形态,它的本质特性是审美性,是真善美的统一。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理论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上世纪90年代后，学者历史性的审视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问题，发现关于现代性这一概念较为复杂，误认为现代性为百宝箱，该种现象违背界定学术名词的逻辑性原则。但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表达传统文学性质反抗和质疑现代性的两面性，文学中关于现代性的审美同社会中的现代性不同，文学更加注重研究其他方面，下面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进行研究分析。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领域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可以说现代性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对于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一方面促进了新的艺术、审美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对传统艺术的审美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对文学艺术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因此，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
1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定义
关于现代性的研究，有的领域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有的领域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有别于传统思维的概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在文学领域中，有很多学者认为，文学的现代性是一种审美的现代性的体现，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审美艺术的存在。严格的讲，文学现代性是很难定义的，总的来说，文学现代性是一个系统，具有审美、启蒙等功能，而文学现代性的中心则是审美现代性。
2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
审美现代性有悖论性：
对于文学审美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性是有一定差异的，文学审美的现代性不仅考察了科学方面现代性，还从主题、审美观、言语、个人等方面考察了现代性。文学现代性是集中国人情感、梦想、生活追求、价值观等为一体的存在。在审美现代性中，具有稍纵即逝的特性，审美现代性有一面很容易就消失了，而另一面则是永恒不变的，因此要通过艺术处理手段留住审美现代性容易消失的一面，从而将其变成永恒的话题，与此同时，在现代技术下，传统艺术中的灵气逐渐消失，可见审美现代性是具备两面性的，它不仅能促进新审美观念的产生，还会对传统艺术审美造成打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中，存在着经验世界具体性和现代经验零碎性的特征，由于世界是由碎片组成的，因此，要公平的对待每一个碎片在文学中的地位，通过碎片的重组来创造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两难性：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很大的关联，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与现代化进程又有很大的差异。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而言，不仅仅是借鉴了西方的发展成果，还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中西方现当代文学中现代性的主要差别在于：(1)语境不同，西方的现当代文学现代性是对古典文学的反抗，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仅要在反传统中凸显民族特性，还会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防范现代性存在的陷阱。(2)文学表现形式不同，在西方现当代文学中，其现代性是传统理性推翻后的直接体现，是通过象征、隐喻等手法，展现出一种非理性的世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生存与现实和传统的夹缝中，具有文学艺术的探索性、先进性，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表达中国人独有的民族精神面貌。(3)内在机制不同，在西方现当代文学中，由于存在的流派比较多，虽然矛盾重重，但是西方现当代文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资本主义进程出发，对人的精神异化进行分析，寻求人类最好的归属;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以集体为主，社会现代化、民族独立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最终归宿。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当代文学虽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并没有构建一个良好的平台，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陷入既反对中国传统，有对西方的现代性产生质疑的两难境界。
文学现代性体现的怨恨情结：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也在排斥着现代性，在肯定传统文化的同时，又矛盾的看待它的落后性，我国现当代知识者不得不面对现当代文学优点与缺点并存的局面，使得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审美体验归结为“怨恨”。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与这种怨恨紧密相连。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它不是自身发展的产物，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现代化与传统冲突的怨恨，也体现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怨恨。
文学现代性的转型：
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问题，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在笔者看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是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开始的，从实际创作看，鲁迅是从精神感受、文学观念等方面来体现文学现代的。此外茅盾在《蚀》中，通过知识青年的情绪感受来体现文学现代性，在《子夜》中，通过火车、轮船、烟囱来体现出主人公对“现代”的向往。在胡适、鲁迅、茅盾等作家的带领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逐渐发生了转型，并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带向了“现代性”的高潮，也逐步去除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现代性”的弊端。
3总结
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产生于西方现代性的压迫，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存在两难性，并且有一定的怨恨情结，同时文学现代性与现代性中的审美也有一定的差异，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使得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王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问题探讨[J].才智，2015(01)：325-326.
[2]李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探讨[J].文艺生活旬刊，2015(04)：9-10.
[3]郭剑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新视角———评吴秀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J].浙江社会科学，2010(03)：120-122.
【摘要】自从有了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分，近两千年以来，两者之间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怎样的现状?中国古代的文学资源又该如何继续发展，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关系，对此本文主要从这三点着手分析，以此促进我国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以及现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的演变，近代社会发展以来，文化的发展也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变迁，在现代和传统的交界之下，国内外相融合的发展中，中国现代文学得到了有效的发展。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在古代文学资源的影响下是如何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被充分激发出来的呢?这种进入式的激活方式是是以何种标准为依据的呢?同时应该如何在传统的价值观中把握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呢?传统价值观转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探索的。
一、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的语境局势
1.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国家在坚船利炮的协助之下打开了我国国家的大门，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此，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以及与西方技术发展先进之间的差距，深有感触的文学人士开始将生命置之度外，而以壮我国威，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投入到革命激战中来，一场场关于文字的革命如洪流般铺天盖地的袭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这一系列的革命似乎带有一定的仓促性，将古代文化以猝不及防的态势打入了深渊，使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面临着诸多阻碍。文学革命，自1917年开始在我国拉开了帷幕，带有乡土气息的小说，蕴含伤痕的各类文学著作，九叶诗派等等，到当前各类穿越小说、都市言情的泛滥，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之下，我国的现代文学好似给人一种繁荣昌盛之感，可是如果仔细探究来看，这种繁荣的背后，所谓的文学大都不过是浮夸的、虚无的，并且在国外西方世界的影响之下，关于民族的东西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处于瓶颈状态。
2.文学“断裂层”。
纵观近百年以来的现代文学发展史，还没有哪一本比得上《红楼梦》的小说，也没有一首能够和唐诗三百首相抗衡的诗歌，现代文学语境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无非只是在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产生的尴尬，在面对世界经典文学时候的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之感。但是作为一门独具感性气息的学科，文学不仅应该有着现代社会的影迹，同时还不能脱离历史母体。纵观现代看似发展繁荣的文学界，和古代文学有联系的作品，我所了解的比较著名的作品有郭沫若先生编著的《屈原》、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宋之问的《武则天》，等等，可以说与历史有关的这些作品真的很少，特别是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优秀的文学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太多的作家一味的朝前跑，而忽略了对古代文学的观望，使得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出现了裂痕，就现代文学来说，古代文学是其根，是其源，如果少了根和源，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势必会腐朽没落。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上述我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语境出现了裂痕，也就是所谓的断裂层，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缺少了古代文学所蕴含的精神，究其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古代文学资源的匮乏吗?答案是否定的，康德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像中华民族一样有着数以千万计的历史编写人员。由此我们可知，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多么的深厚和丰富。
1.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为后人们所铭记和津津乐道的古代文学和历史文人真的是数不胜数啊，先秦名著就有《诗经》、《庄子》和《周易》;东汉和西汉时期，出现了拥有磅礴气势的汉赋和《史记》;魏晋时期，文学作品更是如泛滥之江河，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就有“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唐宋时期的“诗仙”、“诗圣”、“诗鬼”所写诗篇千古流传，水平不分高下，以豪放派、婉约派为代表的诗词文人独领时代潮流;元代的杂曲更是不甘落后，《西厢曲》、《牡丹亭》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骚;明清时期，古代文学更是走上巅峰之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四大名著，集政治、爱情、诗词歌赋等于一体，不仅丰富了当时文人精神世界，更成为现代的经典著作，除了这些，各类民歌、史记也不甘落后，壮观了古代文学。
2.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说起文学资源的文化传承，我们不得不感到羞愧，在传承方面，我们没有做到主动积极，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克服两方面的难题，第一是将想当然的这种想法克服掉，在当前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社会人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想法随意去改变文学资源的发展，然后想当然的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发展演变。但是这种想当然绝对不能脱离历史的发展，而是应该站在真实的角度，对文化进行传承和接受。第二应该站在多种角度对古代文学进行解读，历史的久远和文学资源的丰富这两大特点使得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受到了阻碍。对此就必须要求工作者能够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以防以片面单一的角度去褒贬历史人物和事实，应该做到客观性和广义性的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就像鸟儿离不开天空，鱼儿离不开水一样，现代文学也必须紧随其根，而古代文学就是现代文学的根。尽管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其为了弘扬现代性，而企图将古代文学抛离出去，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始终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这一丰富的源泉的，如当代以人为本的意识离不开古代文学思想的天人合一，现在的审美离不开古代的意境，如今的散文诗歌更是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的思想。因此当前现代文学的发展，应该站在现代的角度，以古代文学资源为发展根源，深刻挖掘出其中所存在的潜力，从而有效的促进自我发展。在当前，人们精神世界的发展无非就是做到返璞归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传统，如此才能使得心灵获得慰藉。因此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是统一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管理，如果不能以古代文学资源为根本和指引，现代文学是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的，如果不能将现代文学的语境融入其中，古代文学也是不能有效发挥出其资源力量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和古代文学资源的挖掘，两者之间可谓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共同发展。现代文学是在我国发生了历史变化之后，人们的思想脱离了原本的封建之后而对外国文学所接受学习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其在表现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时候所运用的现代语言，而且对艺术表现形式也进行了创新，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新的体裁。另外在各类表现形式上，如抒情方式、描写手段都给予了创新，形成了现代化的特点，从而和世界文学潮流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精神层面来看，不管是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方面，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都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古代文学的精神注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和儒家或者道家文化仅仅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所体现的主要是精神文学的层次，还没有和方法论结合起来，而现代文学的精神既包含了方法论，也包含了现代的文学思想。第二、在现代文学的内涵中虽然包含着一定的人文因素，但是其主要的文学意识是个性主义或者人道主义，这种因素是古代文学中所不具有的，它们是从近现代的西方国家引进来的一种文化，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灵魂源泉，也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所在，现代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解放最终都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解放，而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神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常见的。第三，古代文学主要是以文言文为主要符号的文学形式，而现代文学则是以白话文为主要表现形式，白话文这一语言符号虽然取代了文言文，但是其更具独特性和新颖性，使得现代文学更具美感。第四、古代文学体裁主要是以诗歌和散文为主要形式，而小说和戏曲则是处于边缘发展的形式;而到了现代，小说则成为了主流发展形式，诗歌和散文则处于了边缘发展。结语：纵观上述，我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需要新的源泉的注入，而古代文学资源，需要被充分解读和挖掘，二者之间要想得到永恒发展就必须不断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实现自我的发展，有效实现我国文学史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朱德发.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沉思[J].东岳论丛.2010(01).
隐逸的军装梦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我国制造业的品牌营销探讨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制造业发展迅猛，在国际贸易中的出口增速更是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的制造大国，被人们誉为“世界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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