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政治论文1500字范文

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或者愿意直接从事政治事务，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都能感受到“政治”的存在，我为大家带来了大学生活政治论文1800字，希望你们喜欢。 大学生活政治论文1800字篇一 日常生活的政治 人们都很熟悉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经典评价：“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但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马克思的深邃见解往往被人忽略。不少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形态、法律制度、宗教观念、艺术主张上，忘掉了这些现象与人类物质生活的关系。本期刊载的三篇 文章 重返基础，探讨城市居住模式变化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值得推荐。 谈到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过去25年至少目睹了四个方面的巨大变化。第一，人均住宅面积大幅增加，从1978年的平方米直线上升到2005年的26平方米，【1】这一数字在世界上代表了相当高的水平，大大超过香港(平方米)和日本城市居民住房面积(平方米)。【2】第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单位体制的式微，住在单位宿舍的人越来越少，搬进商品房的人越来越多。第三，九十年代末，随着福利分房的取消和国有房产的廉价出售，上亿城镇家庭成为近三十亿平方米原有公房的所有者。【3】这使得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从1995年的30%一跃提高到现在的80%左右，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不仅高于香港(50%左右)、日本(60%左右)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40-50%左右)，也高于美国(2003年为)。【4】第四，进入二十一世纪，与世界上 其它 地区一样，中国出现了大量由保安守卫、由物业公司管理的封闭式住宅小区 (gated community)。 居住模式对人们意识和行为的影响不可小看。首先，居住面积的扩大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洗手间与厨房，不必与他人共用，邻里关系随之改变：从比近亲还近变为老死不相往来。其次，同事加邻居的叠加关系与单纯邻居关系性质完全不一样。以前曾有研究发现，在英国，同一工厂的工人往往居住在同一街区，而美国工人往往散居在不同街区。这个差别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比较薄弱。【5】中国以前那种单位宿舍大院不仅在塑造集体意识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而且因为所有人都相互知根知底，曾经是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职工宿舍的解体使集体主义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载体，也要求社会控制从邻里守望转化为依靠职业警察或保安。再次，房产对租户只是住所，但对业主则不仅是住所更是资产。当80%的城镇居民变为业主后，他们家庭的最大的资产往往就是住房。租户关心的仅是居住条件，业主则在居住条件以外，还关心所有影响房产价值的环境因素。最后，封闭式住宅小区所封闭的不仅是一片物质空间，也是一片由房价和物业管理费划出社会空间。相对于传统居民区，封闭小区的住户一般属于当地中上收入群体;其中的“豪宅”更是上层阶级的禁脔。中国人往往把封闭小区等同于“高尚社区”，然而在美国评论家罗伯特•卡普兰 (Robert D. Kaplan) 看来，封闭小区的出现正是“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的前兆。【6】 以下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住”的政治有多么丰富、多么复杂、多么有意义。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它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封闭小区的居民身上。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这些精英也许是当今中国社会中声音最大的群体，但他们只是社会金字塔的顶尖，而不是社会的全部。这个缺陷正好说明，关于“住”的政治，还有多大的处女地有待开垦。经常听到有学者抱怨研究中国政治的禁区太多，似乎这是他们拿不出象样学术成果的唯一原因。如果他们重温一下马克思，像这三位年轻学者一样换一换视角，关于吃、穿、住、行的政治，不知道能写出多少论文和书籍。普通老百姓都清楚，吃、穿、住、行绝非无关紧要的小事;学者们也应该明白，研究日常生活的政治比空洞地高谈阔论“民主”、“自由”更有意义。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2】孙洪磊，“专家称我国人均住宅面积超过日本，居世界较高水平”，新华网天津2006年3月20日专电。 【3】 屈宏斌，“住房改革与财富转移”，《经济观察报》，2003年6月23日。 大学生活政治论文1800字篇二 论中国式“生活政治” 内容摘要 “生活政治”指的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意志在日常生活中泛化、日常生活被提升到政治层面予以解读的一种政治范式。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生活政治”的展现路径往往是“政治生活化”和“生活政治化”，前者将政治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后者将日常生活转化为政治。历史地来看，积极的“生活政治”可以促使良善的政治意志为人们所接受，成为“收拾人心”的途径;而消极的“生活政治”往往走向“泛政治化”。 关键词 生活政治 政治生活化 生活政治化 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或者愿意直接从事政治事务，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都能感受到“政治”的存在，人类历史的重大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政治”相关，个人的命运往往也受到“政治”的左右。政治凭借着权力、暴力、利益等压迫性力量或者诱惑性资源，能够进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将生活刻上政治的印记。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突出呈现的这一特征，使得政治具有了“生活政治”的特性，同时也使得日常生活具有了“政治”的意味。“生活政治”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政治价值、政治倾向通过日常生活而发挥效能，并直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环节，与日常的生活仪节捆绑在一起进而影响人们日常的精神言动。“生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解释范式，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同样，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典的政治传统也有所裨益。 中国式“生活政治”的厘定 “政治”是为了保持人类社会生活秩序化的必备物，在共同体的生活中，“政治”由或显或隐的多种样式表现出来。最为明显的“政治”就是围绕共同体的公共权力而产生的各种活动及其后果。马克斯?韦伯将这种“政治”称之为争取“支配权”的努力[1]。这样的“政治”既可以是争取支配性的公共权力的活动，也可以是以代表共同体全体成员意志出现的政权(政府)的政务活动，这种政治可称之为“政权政治”。牟宗三认为，“政权者，笼罩一民族集团而总主全集团内公共事务之纲维力也”[2]。由是观之，政权能代表共同体成员的全体意志，“政权政治”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显著性力量，它既可以是所谓的“庙堂政治”，也就是政权自身的代表者所从事的各种维护政权、治理国家的活动;也可以是“夺权政治”，即为了取得支配性权力或者政权而开展的一系列暴力或者非暴力的活动。 除了围绕国家政权或者以政权为核心的“支配权”而产生的“政权政治”外，在日常生活中还存在着一种随处可见的“生活政治”，这种 “生活政治”不以直接争夺政权为目的，而是在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在既定的政治意志下将政治价值、政治信仰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习俗和传统并以此来强化共同体成员对政权的认同，同时，共同体成员的日常生活也因此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体现政治价值、身份等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权利分配。 安东尼?吉登斯曾专门提出“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概念，用以区别摆脱剥削、不平等或压迫等各种束缚的“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吉登斯认为，生活政治是现代性视野中个体自我实现和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3]， “生活政治不是属于生活机会的政治，而是属于生活方式的政治”[4]。在一般意义上，“政治”活动凭借权力来主导社会嘉益的分配，协调各种利益群体创造或者改善生活机会，而吉登斯则认为“生活政治”是为了挖掘人的生活方式选择问题。许丽萍教授曾经以“生活政治”为论题专门讨论过吉登斯的思想，她认为“生活政治以‘我们如何生活’作为问题的出发点，以生活方式的选择为手段，以重构我们时代的道德和解决生存问题为目的”[5]。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着重讨论的是用以实现自我的生活方式问题，以服务于现代生活为鹄的，表现的是人在自我实现过程所遭遇到的公共性政治问题。吉登斯提出的这一概念为其“现代性”的系列思想张目，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自我实现的多元选择与多元可能的问题，当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认为，从汉语的语境和中国丰富而悠久的思想传统来看，“生活政治”还可以做进一步的“中国式”解读。 从汉语的语词逻辑角度来看，“生活政治”可以看作是“生活”对于“政治”这个概念的逻辑限定，如前所述，存在着一种围绕政权的“政治”，也存在着一种关联日常生活的“政治”。在这里，“生活”因为是“政治”展现出来的场域而成为“政治”的限定词。政治除了在“支配性权力”场域得以凸显之外，同样可以在“日常生活”领域中或隐或显的展示出来。在日常生活领域里，“政治”不是直接的与支配性的政治权力关联起来，而是将“权力观念”、“秩序观念”具体化到个体的日常生活行动中。因此，就“生活政治”的字面意义而言，主要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包含了政治浸润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为政治服务的意蕴。公共性的政治进入到私人性的日常生活，而私人性的日常生活也围绕政治活动而展开，政治观念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习俗、仪式、活动等全方位的体现了政治价值、政治信仰或者政治倾向。换句话说，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习俗、仪式、活动等都为“政治”服务，体现政治价值和政治诉求，并在生活中落实符合现实政治要求的“秩序”。 中国式“生活政治”的体现 “生活政治”最大的特点是“政治”弥漫在日常生活之中，使得日常生活不仅仅只是满足人们精神物质需要的场域，还充斥着政治的意味。在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历程中，政权通常都希望通过各种手段在日常生活中推行共同体所推崇的主流价值。在中国古代以儒家价值为主导的政治社会中，尤其注重在民众的日常生活来传递政治价值。 在儒家的礼乐文明中，标志着等级、身份、权力的礼乐制度以日常生活为主要作用场域，并将政治价值通过礼乐仪式的载体，进而形成社会风俗传递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日常生活中巩固和强化等级、身份和权力的认同。干春松教授在讨论“制度化儒家”的时候曾提出：所谓思想观念的制度化，就是在权力的支持下，赋予这种思想观念以真理性的地位，并通过一系列具有强制性法律、习俗、实践系统，来确保这样的思想观念的传播、落实，并对其反对的力量进行控制甚至打击。”[6]生活中的礼乐制度，正是在权力的支持下逐渐形成社会习俗和实践系统，它将政治观念、政治思想转化为日常仪节，并用社会舆论、宗族内部惩罚甚至法律意义的刑罚来保证这些仪节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推行，从而实现政治认同。这种通过礼乐仪式来强化政治认同的做法，就是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生活政治”。 在中国经典思想里，人们(特别是政治人物)的日常生活往往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穿衣吃饭、孝亲嫁娶等日用伦常也往往被予以政治解读。按照儒家政治哲学的设想，政治上治国平天下的问题扎根于君子修身齐家的日常生活。这种思想，正是意识到了日常生活的“修身”对于“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因此，日常生活不独惟是个体的私人问题，也是共同体走向良善的单元性保证。在儒家看来，正是日常生活中一个个独立的社会单元(家庭和个人)都以政治上尊崇的价值规范来要求自己，政治价值、社会规范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这是中国式“生活政治”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的基本逻辑。 中国式“生活政治”的问题与启示 社会政治有赖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无法不能和政治脱离干系，这形成了中国式“生活政治”的主要特点。而中国传统的“生活政治”对于社会进步而言，有着双重的意义，换句话说，存在着积极的“生活政治”和消极的“生活政治”。积极的“生活政治”能推动良好的、正义的理念在日常生活中落实，而消极的“生活政治”则会加剧各种不合理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权力通过日常生活化的路径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积极的“生活政治”，是一种在好的政治理念指导下的日常生活秩序，在这种状态下，政治理念与人类的本性相通，政治为人们的良善生活服务。或者说，政治对生活起到促进作用，日常生活又能验证和体现政治理念的嘉益，日常生活中人们形成的政治观念可以矫正为政者的过失，督促为政者实施善政。儒家倡导礼乐文明，痛斥礼崩乐坏，正是希望其倡导的伦理政治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匡正为政者的行为，使得他们遵守礼乐规范。现代社会崇尚法治、民主、平等、公正、自由等价值，而这些价值除了在现代政治生活中通过法制治理、选举政治、议会政治等“政权政治”形式体现出来以外，更多的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守规则、保证男女平等、实现家庭事务中的民主、崇尚生活观念的多元自由等行为和理念，也集中的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政治价值。举例来说，如果要培养人们在政治生活中遵守规则、遵守法律，那么就应该从培养他们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尊重公共秩序做起。 中国传统的“生活政治”把“政治”转化为日常生活问题，同时又将日常生活提升到政治层面，展现的是为政者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意志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它依靠政治权力以及人们对秩序的尊重而推广，为政者期望通过日常生活礼仪所带来的权威性安排生活秩序，期望通过日常生活规范来强化政治价值与政治权力的存在，并逐渐形成浸润着政治观念的风俗和习惯，达到“收拾人心”、“凝聚人心”的效果。“生活政治”的展现路径是“政治生活化”与“生活政治化”，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有着或深或浅的痕迹。作为一种政治观念落实的方式，在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中，“生活政治”有着积极的一面，但更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其消极的影响。生活的泛政治化以及将各种原属政治范围内的事务推进到日常生活领域，使得生活失去其原初意义而演变成了政治的场域，模糊了“公”、“私”边界，进而使得日常生活丧失了自由与生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无疑需要关注“生活政治”传统，厘定公私界限，进一步 反思 与扬弃“泛政治化”的“生活政治”。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05：55. [2]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9. [3]安东尼?吉登斯，赵旭东、方铭译，王铭铭校.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252. [4]安东尼?吉登斯，李惠斌、杨雪冬译.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4. [5]许丽萍.吉登斯生活政治范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3. [7]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1-59.大学生活政治论文1800字相关文章： 1. 大学生活相关的2000字思修论文 2. 大一思修论文范文3篇 3. 大学生健康生活论文3篇 4. 大学生如何适应大学生活论文 5. 关于大学生活的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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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金融自由化导致经济承担过度风险问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面对金融自由化产生的新的贷款机会时，金融机构的管理者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经验。而且，随着信贷的急剧扩张，金融机构无法迅速增加必要的管理力量（如受过良好训练的贷款员、风险估算系统等）来有效监控这些新的贷款。 东亚经济承担过度风险的第二个原因是规章／监管体系不健全。即使不存在明确针对银行系统的政府金融安全体系，也很明显存在内部隐含的安全体系，从而导致道德风险问题。存款人和那些贷款给东亚银行的外国贷款者知道政府很可能会出面保护他们，所以没有监督银行的动力，这样便导致这些银行承担过度风险并主动地寻找新的贷款机会。 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那些东亚国家，在金融法规和监管方面十分欠缺。当金融自由化带来新的冒险机会的时候，这些规章／监管弱化的体系无法控制由政府保护体系造成的道德风险，并形成承担过度风险的局面。 资本流入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一旦实行金融自由化，因为能获得高收益并能得到政府性安全体系的保护，国外资本便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这种政府性安全体系由新兴市场国家政府或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这样，资本流入会促进信贷激增，导致部分银行承担过度风险。这正是东亚国家的情况，从1993年到1996 年，每年的资本流入量为500到1000亿美元。Folkerts-Landau发现，有大量私人净资本流入的亚太地区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也有可观的膨胀。 金融自由化之后信贷激增的结果是巨额贷款损失和随之而来的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对东亚国家来说，未偿还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上升到15%甚至35%。（注：请参考Goldstein(1998)。）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是使这些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 在像东亚国家那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中，银行业的问题导致金融危机有两条途径。第一，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会导致银行通过限制贷款范围以改善资本充足率，或者甚至会直接导致全面的银行危机，这种危机使许多银行无力偿付债务，从而直接削弱了银行体系的贷款能力。第二，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会促使货币危机发生，因为中央银行很难在面临投机袭击的时候捍卫其汇率。因为利率的提高会对银行资产负债表造成损害，所以任何提高利率来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措施都会进一步打击银行体系。这样，当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遭到投机性袭击时，如果中央银行将利率提高到足以捍卫汇率的水平，其银行系统就会崩溃。当投资者认识到一国脆弱的银行体系使中央银行不太可能成功地捍卫本国汇率的时候，在卖空此国货币的预期利润的吸引下，他们会更加积极地袭击该货币。所以，在银行体系脆弱的情况下，货币投机性袭击很可能得逞。很多因素会激发这种袭击行为，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就是其中一种因素。可见，银行体系状况的恶化是造成货币危机的关键因素。 因为债务合约的两个关键特性，货币危机和贬值会在新兴市场国家引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合约的期限很短，而且经常是用外汇计价的。（注：这种债务结构与大多数工业国家的不同，工业国家的债务基本上都是用本国货币计价的，很多是长期的。这种不同可用来解释为什么新兴市场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对贬值的反应那么不一样。）债务合约的这些特性造成了三种机制，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通过这三种机制使信贷市场的不对称信息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促使金融危机的爆发。 第一种机制是货币贬值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上带来的直接影响。当本币贬值时，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合约会加重国内企业的债务负担。另一方面，因为资产主要以本币计值，公司资产不会同时增加。结果贬值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和净资产减少。而这会加重逆向选择问题，因为有效抵押的缩水会降低对贷款人的保护。而且，净值的减少将增加道德风险，企业有承担更大风险的动力，因为如果投资失败它们损失的东西就更少了。因为贷款者面临更高的损失风险，信贷便会降低，于是投资和经济活动下降。 和1995年墨西哥的情况一样，外汇危机导致的贬值对资产负债状况的损害也是东亚经济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印度尼西亚的货币贬值了75%，以外汇计价债务的卢比价值是原来的四倍，所以这种机制就特别明显。如果一家企业有大量外债，在这种冲击下，即使原来的资产负债状况很好，也会陷入破产境地。 第二种联系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机制是，贬值可能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因为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曾经历过高且不稳定的通胀，它们的中央银行并不是值得信赖的通胀斗士。这样，投机性袭击后汇率的大幅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会导致现实或预期通胀的迅速增加。墨西哥在1994年外汇危机之后，其通胀率在 1995年上升到50%，我们在印度尼西亚这个遭受打击最重的东亚国家已经看到了类似的情况。货币危机之后预期通胀率的上升，将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因为它将导致利率的上升。短期债务与利率上升的交互作用将大幅增加企业的利息支出，从而恶化企业现金流量头寸，并进一步损害资产负债状况。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不对称信息问题更严重，信贷和经济活动都大幅下降。 第三种货币危机引发金融危机的机制是，本币的贬值导致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状况进一步恶化，触发大面积的银行业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发生本币贬值时，银行有许多以价值大幅增加的外币计价的债务。另一方面，企业和居民部门的问题意味着它们无法偿还贷款，这也会造成银行资产负债表资产方的贷款损失。结果是，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受到资产和负债两方面的挤压，银行的净值随之减少。银行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外币计价债务期限很短，所以债务的突然大幅增加会造成银行的流动性问题，因为这些债务很快需要归还。进一步恶化的银行资产负债状况和被削弱的资本基础导致银行削减信贷。在极端情况下，资产状况恶化导致的金融危机迫使许多银行关门，从而直接限制了银行体系创造信贷的能力。银行是信贷市场上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重要角色，并且是许多企业的唯一信贷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银行十分特殊。所以一旦银行信贷崩溃，经济崩溃随之而来。 从这一不对称信息分析框架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东亚金融危机是一个系统性崩溃。此崩溃是由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加重了不对称信息问题而造成的。其结果是金融市场无法将资金导向有生产性投资机会的人那里，造成对这些国家经济的破坏性影响。 二、教训与政策启示 通过上述关于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成因的不对称信息分析，可以总结出几个教训，以防范此类危机再次发生，以及了解在发生危机时该做些什么。从危机中总结的第一个教训是，应该通过政府合理的干预使金融系统恢复稳定。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需要国际最后贷款人。第二个教训是，国际最后贷款机构必须制定合适的贷款条件，来避免形成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第三个教训是，虽然资本流动与危机有关，但这只是现象，而不是造成危机的根源，所以外汇管制对于防范今后的危机不大可能奏效。第四个教训是钉住汇率制对新兴市场国家十分危险，它使金融危机更易发生。我们分别来阐述这几点。 1.为什么需要国际最后贷款人 我们已经看到，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系统的信息失灵会导致经济的灾难性后果。为复苏经济，金融系统需要重新启动，以便完成将资金导向生产性投资的工作。在工业化国家，中央银行可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或进行最后贷款来完成。不对称信息观点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为了应付发生在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就需要在国际上存在一个最终贷款人。然而，即使存在这样一个最终贷款人，最终贷款人的行为也会引起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增大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国际最终贷款人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道德风险问题，就可能把情况搞得更糟，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讨论。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体系有自己的制度特征，这就使得中央银行很难推动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前文已经提到，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债务以外币计值，而且，他们过去有过不稳定的高通货膨胀，债务合约的期限都很短，所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引起预期通货膨胀迅速攀升。 作为其制度特征的结果之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银行在面临金融危机时，无法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推动经济复苏。在一个具有上述制度结构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很容易引起高通胀预期和本币急剧贬值。我们已经看到，本币贬值导致公司和银行的财务状况恶化，因为他们的债务很大部分是以外币计值，由此债务负担加重，资产净值下降。而且高通胀预期会使利率上升，因为贷款人要补偿其购买力的损失。我们也看到，利率上升引起利息支出增加，而同时居民和公司的现金流入都下降了。这又使居民和公司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银行业潜在的贷款损失也增大了。 …… 金融体系遭受实质性冲击，一日之内联储就进行了最终贷款人操作，此种能力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近的危机中拖延如此之久才提供流动性支持形成了鲜明对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机构的设计就是要在一国经受国际收支失衡之后才提供资金，贷款条件必须经过计价还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真正提供资金之前可能要花掉好几个月。到这时候，情况常常变得更糟，结果是为应付危机，需要更多的资金，这常常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来资金压力。中央银行采取行动能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得多，原因之一在于，中央银行事先就已经设定了贷款程序，并就贷款的条款和条件达成了一致。要使资金充分发挥作用，就应迅速到位，这就对国际最终贷款人的信贷条件提出了要求，即借款人遇到上述情况并满足所需要的条件时能迅速得到资金。事实上，最近已有提议，要求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贷款办法，以便更迅速地提供流动性。 第三条原则表明，要解决一场金融危机，需要重建金融机构与非金融公司的财务结构。非金融公司财务结构的重建需要一部有效运行的破产法，以帮助这些公司获得清偿，从而重获从信贷市场上筹资的能力。金融业的财务结构重建可能需要注入公共资金，让健康的银行能买下破产银行的资产，也需要创设如美国清算托管公司那样的实体，来卖掉破产银行的资产，最终把他们从金融业清除掉。国际最终贷款人和其它潜在的国际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有所帮助，他们可以提供技术支持，鼓励遭受危机国家的政府采取措施，为失败的金融机构建立更好的法律框架、更好的清算程序。 第四条原则表明，有必要控制由于国际最终贷款人的存在而带来的道德风险。国际最终贷款人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风险，这是因为存款人和银行的其它债权人认为如果发生危机的话，他们将得到保护。最近亚洲发生的事件中，危机国家的政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支持来保护存款人和银行其它债权人免于损失。这样的安全网会带来众所周知的道德风险问题，因为存款人和其它债权人缺乏足够的动力去监控银行并在银行承担的风险过高时抽回存款。其结果是鼓励这些银行承担高风险。 …… 对亚洲危机的不对称信息分析还认为，在最终贷款人操作中，不应过分强调与金融业无关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受到了批评，因为它将严厉紧缩政策强加给东亚国家。当货币和金融危机发生时，应实行何种宏观和非金融微观经济政策并不很清楚，而这正是近来争论的一个焦点。不管何为正确的政策，国际贷款人要在促进金融稳定方面获得成功，有两个理由不必去强调这些政策。 第一，导致危机发展的根本问题是金融业的微观问题。因此宠观经济政策和与金融业无关的微观经济政策无助于解决危机。第二，过于关注严厉的政策和其它微观经济措施可能会导致政治灾难。政治家倾向于避免触及金融体系改革的难点，在东亚尤为如此，因为许多政治家的密友，甚至家庭，在这样的改革中将遭受很大损失。严厉紧缩的政策会使得这些政治家得以把国际最终贷款人--在这次亚洲危机中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描绘为反经济增长的，甚至是反亚洲的。这将帮助政治家动员公众反对国际最终贷款人，从而避免进行本国金融业真正需要的改革。如果把条件集中于与金融业有关的微观经济政策，国际最终贷款人更可能被视为援手，来帮助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创建更有效的金融体系。 3.资本流动与资本管制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危机国家经历了危机前的巨额资本流入和危机后的巨额资本流出。危机过去后，大量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国际资本流动是否是金融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来源上来。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危机进行的分析表明，国际资本流动在金融不稳定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正如我们所认识到的，这主要是因为政府保护网的存在以及对银行体系不充分的监管鼓励了资本的流入，而这又导致了贷款激增和银行承受的过度风险。与这一观点相符，Gavin和Hausman (1996)以及Kaminsky和Reinhart(1996)的确发现贷款激增是银行危机的预测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流入必然引起贷款激增，后者导致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事实上，Kaminsky和Reinhart(1996)发现是金融自由化，而不是国际收支表中的资本流入，更像是银行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预测器。 同样，资本流出也被认为是外汇危机的一个原因，后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可能会引起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不稳定。按照这种观点，外国人抽走其资本，而作为结果的资本流出则正是导致一国货币贬值的力量。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引起亚洲汇率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于金融部门的问题，是这些问题引起了投机性的攻击和资本外流。根据这一观点，与汇率危机相伴的资本外流是潜在根本性矛盾的一个症状，而非是货币危机的起因。很多实证研究的吻合（注：见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1997)的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因为研究表明，资本流动或经常项目数据在汇率危机预测中不具预测能力，而那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例如银行部门的问题则有助于预见货币危机。 因此，这里的分析并没有为资本管制提供依据，例如最近被马来西亚所采纳的外汇管制。外汇管制就像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一样。资本管制具有人们所不希望的一条特性，也即，它会阻止本可用于生产性投资机会的资金流入一国。尽管这些管制可以限制资本流动引起的贷款激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居民和企业力图去规避这些管制时，这些管制将引起明显的扭曲和资源的无效配置。事实上，在今天的环境中，由于贸易开放和许多金融工具的存在，使得规避这些管制变得更为容易，资本控制能否起到有效作用就值得深深怀疑了。 另一方面，有充分的理由表明需要完善银行监管，从而使资本流入引起贷款激增和银行机构承担过度风险的可能性减小。例如，可以限制银行借款增加的速度，这样做有可能起到大大限制资本流入的作用。这些谨慎性的控制手段可以被认为是资本控制的一种形式，但它们和典型的外汇控制有相当大的不同，它们侧重于金融系统脆弱性的本质，而非其症状，这一类型的监管控制可以加强金融体系的效率而不是阻碍它。 4.钉住汇率制的危险 用于获取价格稳定的一个常用方法是将货币价值钉住一个低通胀大国的货币价值。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策略涉及到将其汇率按一个固定价值与另一国货币钉住，这样其通货膨胀率最终将降至另一国的水平。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一策略涉及到爬行钉住或货币贬值的目标比率，一国货币按这一目标比率对另一国稳步贬值，从而其通货膨胀率得以保持在比其钉住国更高的水平上。 尽管采用固定或钉住汇率制在控制通货膨胀上可以说是一种很成功的策略，运用信息不对称原理对亚洲危机的考察表明了这一策略对于一个存在大量外债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何等的危险。在钉住汇率体制下，当一次成功的投机性攻击发生后，国内货币价值的下降通常比在浮动汇率体制下来得更大、更快和更加难以预料。例如，在最近的亚洲危机中，遭受最沉重打击的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降到了不足危机前四分之一的价值。在这些贬值后资产负债表的损失因而也变得十分严重。在印度尼西亚，货币崩溃引起的外债价值超过四倍的上升，使得那些具有已升值外债的印度尼西亚公司无法保持清偿能力。非金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引起了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这是因为银行的借款者偿还其借款的可能性现在变得更小了。资产负债表的这一崩溃的结果也正是我们已经看到了的严重经济收缩。 钉住汇率引起的另一潜在危险在于：由于它提供了一个更加稳定的货币价值，它可能会给外国投资者一个低风险的感觉，从而鼓励资本流入。尽管这些资本流入可能被引入生产性投资从而促进增长，但我们发现，它们同时引起了过度贷款，表现为贷款激增，因为国内的金融中介（例如银行）在这些资本流入时起了关键的作用。进一步说，如果银行监管十分薄弱，正如在新兴市场中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政府对银行机构设立的安全网就会鼓励这些机构冒风险，从而资本流入引起贷款激增的可能性也会变得更大。由于银行监管的不充分，贷款激增的可能后果就是巨额贷款损失、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以及可能的金融危机。 浮动汇率体制下的汇率波动比在钉住汇率体制下的更为直接明了，这是它的优势。事实上，浮动汇率体制下汇率每天的波动具有这样的优点：它向私人公司、银行以及政府表明了在发行以外币计价的负债时存在着明显的风险。此外，汇率贬值可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早期预警信号，表明其政策必须加以调整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可能。 结论是，钉住汇率制可能增加新兴市场和转型国家金融的不稳定性。然而，这一结论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固定或钉住汇率可以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事实上，那些在历史上有过不佳通货膨胀表现的国家会发现，只有在严格地采纳钉住汇率的机制下（正如联系汇率一样），通货膨胀才有可能被控制住。然而，分析表明，为使这一策略得以成功地控制通货膨胀，促进健康银行体系的政策是必须的。此外，如果一国具有一个脆弱的银行体系以及大量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债务，则采用钉住汇率来控制通货膨胀在实际上可能是十分危险的。

大学一直致力于为国家培养人才，当今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对于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等于对当今的大学也提出了挑战。下面是我整理的我的大学政治论文2000字，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大学课堂:大学生成长的基点

摘要：高等 教育 一直致力于为国家培养人才，当今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对于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等于对当今的高等教育也提出了挑战。大学课堂作为高等教育的前沿阵地，作为教育实践过程活动进行的平台，是大学生成长的基点。此研究以大学课堂为切入点论述大学课堂在大学生成长中的作用。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学课堂;大学生成长;师生交往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671―6124(201l)06―0065―04

12-13世纪产生于西欧的中世纪大学对于当今世界各个大学的影响毋庸置疑，其基本职能也是亘古未变，即培养专门人才。现今21世纪，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职能更是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政府在政策方面、经济投入方面对于高等教育的重视均体现了对于人才的渴望和需求。“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当今是信息时代跨向知识时代的转折点，时代对于高等教育提出了挑战。作为高校的一个最微小但却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大学课堂教学，其功能不可忽略。大学课堂教学涉及因素很多，单教学就涉及到有“三要素”之说(教师、学生、教学材料)、“四要素”之说(教师、学生、教材和教学环境)，以及“七要素”之说(学生、教学目的、教学内容、 教学 方法 、教学环境、教学反馈和教师)，而且各个要素与大学课堂教学的成功进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作者认为，大学课堂上首要的是大学教师和学生两个元素，教师有着相对固定的群体 文化 ，学生群体亦是如此，他们之间的信任以及因此才会有的顺畅沟通和交往是成功实施教育的根本，是大学生甚至教师成长的动力。

一、大学课堂教学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交的《教育一财富蕴藏其中》 报告 中认为…，面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教育必须围绕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来设计，这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被称为是教育的四大支柱。它们是，第一，学会认知，掌握认识世界的工具;第二，学会做事，学会在一定的环境中工作。强调“从技能到能力”的转变。这种能力不仅是实际动手技能，而且包括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社会行为、集体合作态度、主观能动性、交际能力、管理、解决矛盾与敢于承担风险等综合而成的能力。“学会做事”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处理信息和 人际交往 的能力密切相关。第三，学会共处，培养在人类活动中的参与和合作精神。第四，学会生存，发展，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环境。可以看出，这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学科或者专业方向，它看重的是学生元学习的能力，它需要教师通过在大学课堂上“细雨润无声”式的教育，即“潜移默化”来培养。

张楚廷教授在其《大学里，什么是一堂好课》一文中提到。“说到底，大学看重学习，但更看重元学习，更关注学生能否乐于学习，善于学习，长于学习。惟有如此，大学才无愧于大学。教授才无愧于教授。”大学课堂囊括了不只是社会科学课程，亦有自然科学课程，每个学科都有发展的历史，有属于其特有的知识范围，但是“只要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这些假说既是知识的源泉，亦是问题。“能够带上满口袋问题走进课堂的课，算好课;能够在课堂上唤起学生也生问、发问、提问的课，算更好的课;能够唤起学生提问，居然被学生的问题问倒了(教师一时答不出来了)的课，算是最好的课。”大学课堂即就是展示问题并且教授学生学会发问诸如此类问题的地方，即学会元学习。

大学课堂是教师教授课本知识的地方，同时也是教师教学生学习问、学会问、学会交往的地方。“大学课堂不是教师要从头讲到底，而应该是学生要从头讲到底，即让学生提出问题，让学生试着解决问题，让学生成为课堂的真正主人。”这才是大学课堂的理想状态。Barnes认为课堂学习是一种教师意义和学生理解之间的协商，是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给予和接受，同时他们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建构理解意义。而且，课堂学习主要建立在学生拥有的知识和教师提供的知识之间的关联上。师生之间的交流以及生生之间的交流成为大学课堂的本真。

二、大学课堂上的教师

在课堂上，大学教师主要扮演的是教育者的角色，即传道、授业、解惑也。也有人说，“大学教师基本上同时兼具三种社会角色，即研究者、教育者和知识分子，这是大学教师角色相比于一般教师所具特色的地方。”教师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出现在学生的视野里，教师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在实施教育。那么他的研究以及思想和知识储备成就了他的教学，同时教学又推进了他的研究以及思想和知识储备的更新。所以，课堂上的大学教师是三种角色的合体，而以教育者的形象出现。但是教育的成功并不以这个教师科研成果或者知识储备的多寡为首要因素，而是以教师和学生互相沟通和交往、互相信任为前提条件的，因为“信任因素构成所有有意义学习的基础，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信是把教育关系搁在一起的情感粘合剂。”

在大学课堂上，教师的教育活动不应该只是局限在专业知识的传授上，而应该是一种广泛意义的教育，包括对于学生智力、能力、道德以及心理各个方面的引导，使得学生成为创新型人才，成为对于社会发展有益的人。大部分学生认为，教师专业知识素养的高低并不能说明教师的优劣，教师较高的专业素养同时必须匹配较高的教学素养，才能吸引学生，也就是说，课堂上的大学教师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让学生愿意与之沟通，并且相互信任。曾在现代大学的典范――柏林大学的创办中发挥理论奠基作用的施莱尔马赫非常重视大学教师的知识传授技能，他认为，“一名大学教师所发挥的真正作用，总是直接取决于他的讲课能力……教授当然知识越多越好，但再博大精深的学问，没有讲课的艺术也是徒然。”

21世纪教育委员会认为，教师的职责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是越来越成为一名顾问，一名交换意见的参与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教师的科研和知识储备以及阅历 经验 使得教师对于教学材料有一定的见地，这时，教师作为顾问角色、意见的参与者角色等，就自己的见地和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即可促成课堂上的交往互动。大学生是一个有一定知识背景的群体，他们带着不同的成长背景，甚至文化背景进入课堂，他们个体之间的差异和不同是师生或者生生沟通的催化剂。“作为富有成效的教育者，教师必须要在计划和组织教学以及在控制课堂环境上具有较强的能力。教师要形成不同的教学技巧来适应不同种族和文化群体的学生风格。教师采用和选择最适于学生的教学法，不仅会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理智能力，而且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我概念。”…大学教师在课堂上的教育者形象通过塑造成顾问者、交换意见的参与者角色得以实现。在教师和学生各自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进行 辩论 时，不但实现了课堂上的互动交往，而且促进了师生以及生生之间的情感，加强了彼此间的沟通交流，教师不再是掩藏在只适合于大学教学的一套学究式行为举止背后的人，为教育的进行打通了情感上的障碍。布鲁克菲尔德认为，学生们把四种行为看成是有威信的证明：1)教

师行为言行一致;2)教师承认错误，承认自己会犯错误，而且会在学习者都在场的大庭广众之下犯错误;3)教师允许自己作为教师以外的个人生活的方面让学生知道;4)教师通过仔细地倾听学生们述说自己的担忧，通过创造机会让学生的声音能够被人听到，通过允许按照学生的建议改变自己的做法等，对学习者表现出尊重。在课堂互动交往中，教师作为一个整体的人调动了自己的知识和阅历以及情感，学生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而在学生中间树立了威信。同时，教书必须育人，这是教师的天责。与大学生相比，教师在专业知识、人生阅历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或教训，可以对大学生进行人生点拨式教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教师要关爱学生，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大学课堂是教师作为教育者形象出现的舞台，只有他们在学生中间取得威信才能吸引学生，影响学生。作为教师，我们所做的一切被学生赋予了巨大的象征意义。教师在课堂上暴露出的情感、理性以及思维均是学生模仿以及学习的摹本，大学课堂上的教师应该是一个显示“真实自我”的教育者形象，这样才能让学生做到真正地“亲其师而重其道”，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影响。“1939年在勒温的指导下，由李皮特和怀特所做的一个经典型实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他们的研究表明，教师的领导及行为方式是课堂气氛及师生相互作用模式的重要因素。”…大学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佐藤正夫认为，在教育中，教师的人格、教师的思想及行为具有决定性意义。归根结底，教师有所思、有所言、有所行，学生也会有所思、有所行。

三、大学课堂上的学生

在课堂里，学生是带着各种各样的欲望进入到教学活动中的。苏联教育家阿奠纳什维利指出，孩子来到学校不只是为了学习，也是为了和同伴们会面，和他们一起玩，等。学生永远不会丢掉那些使他们忧伤、快乐以及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学生之间的交流或者人际关系是大学课堂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日本教育家片冈德雄认为班级应该具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使班级的交流机构组织化，即在培养学生“讲、听、说、写”能力的同时，将“讲、听、说、写”作为交往活动的一种训练而在某种程度上以班级规则的形式固定下来。第二，角色―地位结构问题。即避免角色承担固定化，避免在班级中出现“被使役者”和“被遗忘者”。第三，感情结构问题。即具有支持性氛围(supportive climate)以激发班级成员的自发行为，敏锐知觉与移情理解。在大学课堂上，师生之间的教学互动活动和学生之间的学习互动活动均要求每个学生承担一定的角色任务，在这种教学活动中，学生不但吸取了专业知识，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并得到表达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锻炼。勒夫特分析了学生进入教学时的欲望有：第一，求知欲望。即期望理解自己周围的事物与观念世界;第二，社会归属或者团体的归属欲望。即期望归属于团体，得到同伴的承认，取得应有的地位与他人的尊敬，并且期望得到他人的理解，要求自我表达。第三，情感欲望。即寻求情爱、依赖、孤独与确认等。学生在课堂上的角色是在寻求支持，不只是专业上的支持，也是情感上的支持。这种支持既来源于同学，也来源于老师。

当然，这种支持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支持，它是一种情感倾向，甚至学生自己也难以察觉。朱小曼认为，学生对情感方面的学习不同于认知方面的学习，往往是自发地对教师模仿、认同，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接受教师的影响，建立行为的制约，即所谓潜移默化。学生之间的影响就更明显了，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一个大学寝室里或者一个班级里是决然不可避免的。克雷明在分析社会的变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在家庭的规模和影响日益变小的同时，学校的影响和权力增加了。学校获得的力量即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一方面，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是与教师在一起度过的，无疑深受教师的影响;另一方面，孩子们，尤其是青少年，互相接触的时间也多了，并创立了另一种对教育有着深刻影响的成分：同伴群体。”

大学生处于心智飞速成长的时期，他们在课堂上的行为表现是自己内在的一种外显，他们需要教师的爱护和教育，也需要同伴的熏陶，他们作为一个学习者的形象出现，不但在学习着自己想学习的东西，同时也会受到不利于他们成长的因素的影响，教师的监督作用永远不能缺失，教师的教育活动需要在课堂之外得到延续。

四、大学课堂上教师和学生的共同成长

传统的大学课堂上，教师是知识的权威，道德的模范。日益增多的知识与传统，几千年来都是教师传给学生的，它产生了严格的、权威性的、学院式的纪律，反映社会本身就是建立在严格的权威原则上的。这就树立了具有权威性的师生关系典型，这种典型仍在全世界大多数学校里流行着。而这种关系直接催生了教师的“独角戏”“一言堂”和“满堂灌”，这些单边的知识传递活动使得学生丧失了在教学上的话语权，使得“教”“学”剥离。违背了当今的教育意义，即教和学是教育成功的“一体两面”，也违背了实施教育的原则，即教的原则是以学的原则为基础的。同时，最为严重的是，导致了教师和学生情感上的对立，妨碍了课堂上的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互动和交往。以交往的视角审视教学活动，我们认为教学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交往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师生以及生生在交往实践当中一方面将交往内化为各个主体的存在方式，形成个性化特色;另一方面通过交往又不断整合出共同体、共性规范，从而促进一体化结构的存在，这样，在交往实践当中，教学活动完成了促进个体的人成为他自己以及促进了作为主体的个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和谐共处，从而完成师生社会化的功能。

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师生在课堂上的相互交往活动。布鲁克菲尔德在其著作《大学教师的技巧》一书中写道：“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相互之间出现误解的可能性是无处不在的，尤其是师生之间的复杂关系中。……用卡茨(Katz，1985)的话说，你在进行教学时，必须把学生当回事。”学生是一个有思想、有情感的个体，他们对于课堂的反馈是教学持续进行的依据，教师必须与学生互相“沟通”，“正如学生自己所报告的，学习具有高度的情感性。它牵扯到对学生的自尊心的极大威胁，尤其是当他们探索新的较难的知识和技能领域的时候。”这时，教师的情感支撑对于学生的学习尤为重要，平时建立的良好的师生交往此刻成为一剂支撑学生学习的良药。“实际上，教学活动是教师和学生通过中介成分的一种共同活动，它的本质是特殊形态的实践活动，充满着人的活生生的情感。正是积极地有导向性质的情感运动，才使教学活动不仅具有传递人类民族文化遗产的功能，而且成为培养个性精神的过程。”从表层看，教学是学生从教师那里吸取专业知识素养，但是从深层来讲，教学是一种师生情感的相互交往。当然，我国很多学者研究涉及了教学中的情感话题，他们一致 认可情感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是表层和深层的互相作用和转化塑造了大学课堂。

当今的时代变迁赋予了大学课堂与以往不同的特征。郑金洲在《教育反哺刍议》一文中提出，“青年文化作为一种新兴力量，开始对成人文化产生积极、主动影响，由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进行文化传递的‘后喻文化’已成为时代的新特征。这种状况，反映在教育上，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受教育者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征，反过来对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者施加影响，向他们传授青年文化所具有的社会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这种教育授受关系的反转，自下而上的教化，可以称之为教育反哺。”大学课堂是一个大学教师和学生一起“共事”的地方。教师的职责使得教师以一个教育者的形象出现，但是他的个性、特点以及情感等与教学活动不可能剥离，均会给自己的教学打上烙印。当学生和教师进行互动时，双方均会受到对方的影响。尤其在当今网络盛行的时代，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增多，教师的知识权威面临着时代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不只是教学方法方面的互动，也是关于教材内容的不同见解的互动，在此过程中，教师和学生达到共同成长。学生的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和教师的“摩擦”中得到长足发展，而教师的教学能力，当然也包括思维能力等得到锤炼。

课堂上的互动活动是以问题为基础的，是大学课堂的本真。不论在我国的孔子时代或者是古希腊时代，辨论互动一直是教学的形式之一，甚至是惟一的形式。芝加哥大学有句 名言 ：“明辨之路是争辩而非顺从。”

五、结论

我们国家正处于走向创新型国家的时期，大学教育的责任和使命任重道远。培养合格的大学生、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最终应落实在高质量的大学课堂教育上。虽然大学课堂只是高等教育体系的一小部分，但是它是教育活动得以进行的平台基点。教师作为一个整体人的教育者形象，通过教学互动活动，学生不但获得专业素养，也提高了自己的元学习能力，并且为师生的共同成长提供了切入点。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动物，他需要舒服地融入一个环境，寻找自己的位置，比如一个大学课堂，所以人性本身呼唤课堂上的交流和互动，这也是教育自身的方法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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