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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摘要]：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先后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或主张新闻学吸取传播学来完善自身，或倡导用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或批评传播学统治了新闻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缺乏深入的体认。本文在回顾有关讨论演进轨迹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辨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必人为轩轾，制造“你死我活”的无谓争论。 [关键词]：新闻学 传播学 学科关系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 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 [2] 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 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 检索有关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中期确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1994年，明安香在《新闻学向传播学的历史性发展》一文中写道，随着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新闻学’这一传统概念和术语同其所研究的众多媒介对象、庞杂的传播实践相比，就像恐龙蛋同其破壳而出迅速为庞然大物的恐龙一样，极不相衬、极不适应。”因此，“当前世界上新闻学正在向传播学发展”，这是一种“历史性趋势”。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确定无疑进入了大众传播阶段。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及时转入到以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为主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4] 尽管明安香没用“取代”一词，但文章内容特别是结论确乎有“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意味。1995年，邵培仁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则明确提出：传统新闻学“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5] 。因此，“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这实在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必然，并不以那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它、阻挡它。”[6] 其后，邵培仁在一篇论文中又重申：“用‘新闻传播’取代‘新闻报道’、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7] 邵培仁的说法是“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不过他又说“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将其观点概括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似乎不成问题。与邵培仁的主观设想不同，裘正义则从事实上判定传播学已开始取代新闻学。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学科的发展即意味着否定。传播学通过自身的研究已部分地取代了新闻学。”[8]

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观职业道德观指的是人们对某一特定职业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也是社会对从事某种专业工作人员的较为恒定的角色认定，社会生活中职业化程度越高、职业地位越巩固的职业，人们对其从业者的道德水准的认定也越明确。职业道德观是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它一经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甚至指导具体的职业工作和职业行为。新闻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新闻行业的职业道德观是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通过新闻职业特点的体现。 当前，新闻界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一些媒体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惜出卖版面；为抢“卖点”，大量刊登色情、暴力新闻，甚至编造假新闻……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加强新闻自律，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紧迫性。一、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缺失引发“信任危机”。当前新闻工作者中，部分记者在职业理念、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偏差和缺失，以致败坏了记者的公众形象，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记者队伍的“信任危机”。一段时间以来，传媒界把“加强行业自律、强调职业道德、刹住不正之风”局限于集中“对有偿新闻进行专项治理”，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就记者队伍的建设而言还远远不够。应该看到，当前损害媒体和记者声誉的，不仅是有偿新闻，还包括在职业理念、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和社会责任方面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记者当然要追逐社会热点，每每遇到天灾人祸，记者应该不辞辛劳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捕捉新闻，如实报道，这种追新闻的劲头应该大大提倡。职业道德修养是传承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精髓和永恒主题，是记者的必修课。记者在待人接物中应有的修养和礼貌，是真情、友好、善良的表现，是沟通人与人心灵的“法宝”。没有礼貌，不尊重人，也无法赢得别人的尊重，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然而当前记者队伍中有些人自以为是，架子很大，缺乏教养，不尊重人，经常制造出一些事端有意让人难堪。这些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其后果必然是偏离正确的舆论导向。因此，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去认识和铲除它，这样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减少或防止新闻宣传在弘扬主旋律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问题，从而切实保障舆论导向的正确性。二、新闻工作者应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无论是从自己的责任，还是社会地位、社会影响、个人成长来看，都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对于一名新闻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为读者服务。新闻工作者的一切活动，不仅要为人民群众传播信息，传播真理，采写读者最需要、最有益的新闻，又要反映他们的意见、愿望和呼声。记者发出的每一篇报道，都要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在采访活动中，记者要公正无私，要按照新闻价值的标准来选择、衡量，不能把个人偏见、个人好恶和个人关系带到工作中来。新闻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在采访活动中，记者会经常接触到社会上的矛盾冲突，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个称职的记者，要以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己任，以除恶扬善、扶正祛邪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坚决同那种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以及错误言行作斗争，不管个人会遭到打击报复，甚至会遇到生命的危险，绝不能在政治上投机迎合，绝不能屈服于任何邪恶，绝不能明哲保身，拿原则作交易。一个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富有责任心的记者，绝不会抢发某些有可能是虚假的、不实的报道。“客观报道”代表的是一种新闻职业道德，它不是谣言的遮羞布。以高度的新闻职业道德约束自己，追求真正的客观报道，这是新闻工作者永远不能推卸的责任。不逐名利，严格自律，抵制歪风邪气的侵蚀。新闻工作者应有以身作则的义务。那种“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和行为，那种利用工作之便搞有偿新闻的做法，那种追逐个人名利而抄袭剽窃的行为，那种为了“卖点”而降低新闻品格的媚俗之风，必须坚决反对，并采取有效措施严加禁止。新闻工作是一项严肃的职业，它不允许为了个人目的利用新闻报道手段进行无原则的吹捧。也不允许利用新闻职业的便利打击陷害好人。三、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是一种责任。新闻传播业应该不为任何权力左右，新闻工作者必须站在客观、公正、平衡的立场上报道事实，尽可能把个人感情因素降到最低程度，把对新闻事件评价的权利交给受众。新闻工作者有其特殊的使命，他们应该有自己的职业规范、职业道德和职业良知，所谓真实、客观、公正等正是这种规范、道德和良知的体现。但任何职业规范都不应该违背社会规范，任何职业道德都应符合社会道德，任何职业良知都必须服从社会良知。因为我们都是社会实践者。新闻工作者应该认识到新闻传播的最终使命是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发展，并通过新闻报道承担起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我们的新闻事业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的信任，除了它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的要求愿望外，还有在共产主义理想指导下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职业道德标准。因此，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具备很强的政策水平，扎实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基础，过硬的写作能力，而且还要有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因此，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重视和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自立更生，艰苦奋斗！！！

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 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 [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核心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 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 [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 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 “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 。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发表《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 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