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灭论文文献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幅湘西特有的生活画卷，营造了一个个美丽的却被无情撕碎的梦境——这使得他的小说有较为浓郁的幻灭感。小说中的幻灭感主要体现在：理想的幻灭、爱情的幻灭、信仰的幻灭和美的幻灭，甚至是一个小小渴望的幻灭。这种无处不在的幻灭感与沈从文的出身及人生经历有关，他认为这源于生活中的偶然。这种幻灭感弥散在朴实清新的文字中，裹挟着巨大的悲剧冲击力，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                                 （一）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沱江镇人。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一生中出版各种作品70多种，500多万字。代表作包括《边城》、《长河》、《湘行散记》、《湘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代表作家，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文学大师文库”还是“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排行榜”，都将沈从文排在位于鲁迅之后的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及文学大师的行列。他也是一位享誉中外的中国作家，他的文学作品《湘西》、《边城》、《从文自传》等在国外有重大的影响，被译成外文在四十多个国家出版，并被美国、日本、英国等十多个国家选进大学课本。他曾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学大师。他的湘西题材的小说所取得的成就使其饮誉中外。在沈从文的湘西题材的小说中，他用梦呓般的语言描绘他所熟悉的世界，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幅湘西特有的生活画卷。这幅画卷是美的，山美、水美、人情人性更美，美得让人心醉；这幅画卷也是让人不安、痛苦甚至心碎的。正如何立伟先生所说：“他是要让人在这美丽的画图之外倾听到岩缝中生灵的叹息，正如在一帘秋色之外听到季节的悲风同落叶的低泣。”他用心营造了一个美丽的梦境，来寄放他对故乡、对自然、对生活的无限挚爱和眷恋。但他又清醒地看到了他所挚爱眷恋的一切正在迅速地崩溃消散，于是又不得不无情地将它撕碎，有些残忍，又有些无奈。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写道：“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阮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颓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人士观。”他洞悉生活中的真善美假丑恶，洞悉生活中的变幻无常不可把握，这很自然地影响到他的小说创作。在《三三》、《会明》、《贵生》、《灯》、《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阿金》、《夫妇》等小说中，我们都能感觉到充盈在字里行间的这种幻灭感。                                   （二）         沈先生湘西系列小说中的幻灭感，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理想的幻灭、爱情的幻灭、信仰的幻灭和美的幻灭，甚至是一个小小渴望的幻灭。         理想的幻灭：理想能给人以希望，给人以动力，给人以勇气。没有理想的人生是可悲的人生，有理想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最终又在现实中幻灭了则更可悲。沈从文很残忍：他让他笔下的人物去承受去经历了这种理想幻灭的痛苦。在《会明》这篇小说中，农民出身的老兵会明在讨袁战争中蔡锷的一次训话中树立了自己的理想——平时流汗，战时流血，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即“一面垦辟荒地，生产粮食，一面保卫边防。”于是，他将每一次战争看成是通向他的理想的途径，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战争警觉性和责任感。每当临战前夕，常常半夜醒来；战事一起，“他当真随了许多样子很聪明的官冲上去了”。然而，战争早已经蜕变成了一种军阀间的交易，其结果只是“流一些愚人的血，升一些聪明人的官“。会明的理想不但无法实现，他本人还被人当成呆子戏弄。他的理想也只能像他的三角旗一样，藏起来，“从不给人提及”，只“自己玩味”。因此，在凌宇先生的《想起了堂·吉诃德》一文中，凌先生将他和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相提并论，认为他“全身心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准备承受种种艰难困苦，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会明是可敬的，也是可悲的。在那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在那群世俗不堪的军士中，他的理想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幻灭。在《灯》这篇小说中，那个旧军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中兴一个军人世家，可是，无论他怎么努力，他也无力改变现实。老主人的颓败、大少爷的消沉和小少爷的沉落让他经受了一个又一个理想破灭的打击。于是，他把希望转向了不是军人的二少爷身上，屈身为仆，悉心伺候，一心想在这个知识分子身上重新激发起昔日的豪华荣光，可最终这点理想又被二少爷给击碎了___仅仅满足于做点文章教点书的二少爷非但不能给他想要的豪华荣光，反常常认为他严重地干扰了自己的生活，对他心生厌恶不说，还老想将他逐出自己的生活。这个旧军人的理想终于彻底地被幻灭了，他离开了二少爷，到南京后再无音讯了。这个军人一辈子都想中兴一个家庭，可惜没有谁能够体察他的苦心，更没有谁能够圆他的梦，他、他的理想，也就只有在不断的幻灭中消散，不知所终。         爱情的幻灭：爱情无疑是这世上最让人心动的东西，几乎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份甜美的爱情，渴望沐浴在爱的光芒之下，渴望享受爱带来的幸福。可沈从文又一次残忍地让我们缘着他的文笔感受了爱情的另一面：爱情幻灭的痛苦。《边城》中翠翠的母亲与屯防军人深深地相恋着，可由于不合于风俗最终只能以死亡代替爱情。同是湘西自然造化的翠翠也重复了母亲的不幸命运：在她与大佬二佬的感情纠葛中，爱情已失去其高贵的独立性，成为兄弟二人互表亲情的牺牲品：大佬托人说媒要翠翠不成后驾船下辰州淹死了，二佬念着哥哥的死亡不能释怀，加之得不到翠翠的理会，又赌气下行。只留下翠翠一个人孤寂地似有希望似无希望地等待着，“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翠翠和翠翠母亲的美丽的爱情最终都无果而终，因这样那样的一些事幻灭了。在沈先生的小说《三三》中，我们也能感受这种幻灭：单纯可爱的三三带着懵懵懂懂的爱情的憧憬去看望住在堡子里养病的城里少爷，隐隐约约地做着成为城里人的梦，不曾想看到的却是病少爷的丧事，她“心里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极力去记忆这失去东西的名称，却数不出。”她心中对爱情的隐隐的憧憬随着城里少爷的病逝幻灭了，虽然这种痛苦比不上翠翠的痛苦，但也足以让三三体味到梦醒时分的无奈、惆怅和挥之不去的失落。这种爱情的幻灭感在沈先生的行伍生涯中，也曾经经历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沈先生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是将自己的感受移至作品中的人物身上，通过这些形象来传达自己对爱情的幻灭的痛苦体验。         信仰的幻灭：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心理和属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些东西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识。在历史演化的进程中，统治者对统一和稳定的渴望常常会让他们想办法通过武力征服其他民族，而后又通过种种手段让被迫屈服的民族忘掉自己的文化和信仰。于是，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悲剧：某些弱小的民族往往不得不屈服于强大的民族，被迫放弃自己的民族信仰，以求得自身的保全。在沈先生的小说《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七个苗人反对阻挠政府在苗村设官，失败后便躲进了山洞做野人。他们不交公款、不纳粮税、不属地保管辖，自食其力，以歌以酒以情爱为娱乐，以勤劳、忠实为道德，以公平公正为法则，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香格里拉和乌托邦。他们试图以这种方式维护苗人的特有的生活习俗和信仰，可不幸的是在最后一个迎春节和村人野性狂欢之后，他们的洞天福地最终被摧毁了，七个野人的头颅被挂在了税关门前的大树上了。其他苗人很快就忘记并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因为地方进步了”。信仰幻灭了，苗人的灵魂失去了依附，这个民族也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天地。沈先生有四分之一的苗人血统，对苗人信仰的丧失有着最为沉痛的感受。这些民族信仰的幻灭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我们无法去估量，它带来的民族心灵的无依无傍大约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美的幻灭：曾有人说过：“悲剧，就是把美的东西撕碎给人看”。沈从文的小说就是这样来阐释悲剧的。他笔下湘西世界，山美，水美，人情美，人性更美。可这些美总耐不住世俗的摧残，最终消散幻灭了。在《边城》里，作者描写了湘西茶峒的青山绿水，古朴淳厚的世风人情，有“世外桃源”的意蕴，有“牧歌式”的优美情调。而在这美丽的山水人情中，翠翠的爷爷死了，大佬死了，二佬远走他乡，翠翠独自承担着痛苦的记忆和很可能没有结果的等待。《菜园》中，女主人玉太太“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的，富有林下风度”，儿子玉少琛“把诚实这一件事看作人生美德”，儿媳妇更是美丽的“不适宜于做媳妇，住到这小城值得忧心”，还有那菜园，一年四季都栽种着各种菜蔬，后来还种上了许多菊花，很美丽。可这一切到头来都没能逃过地方上的戕害——儿子媳妇命丧黄泉，玉太太在痛苦孤寂中也最终选择了死亡。连那菜园都未能幸免于难，被“有势力的绅士”和“名士伟人”当成了寻欢买醉的“花园”。创造美的人死于践踏美的人的刀下，而残忍无赖的人享受着田园之趣。这种美的幻灭竟如此让人心痛。一个民族如果缺少对美的鉴赏能力，如果缺少对美的追求和向往，那这个民族将毫无希望。因此，沈先生用心用意地将自己笔下的东西雕琢的尽善尽美后，又用凿子将它击碎，让读者激愤不已。这样做就是把美的东西撕碎，以激起读者对美的追求和依恋，激起对撕碎美的恶势力的憎恶和痛恨。唯有这样，我们才会真正地理解美，欣赏美，维系美。         小小渴望的幻灭：沈从文真的很残忍：他让笔下的人物不仅要经受爱情、理想、信仰和美的幻灭，更要经受小小渴望的幻灭。仿佛唯有这样，才能让读者们深切地感受到生活中处处存在的幻灭感。在《阿金》这篇小说中，阿金怀中揣着“值六只牯牛的银钱”，想“换一个身体肥胖胖白蒙蒙的年纪二十二岁的妇人”。这是一个小小的很容易实现的渴望——只要将银钱交到妇人的婆家，就可以拥妇人在怀了。可阴差阳错，他受了地保的阻挠后，无意中走进了赌场，输的精光。那个“在本地出名的美丽”的妇人就被一个远方的绸缎商人给买走了。他的这个小小的渴望化为了泡影。《夫妇》中的新婚的小两口返回女家去看岳丈，因天气好，在一片花香鸟语想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享受一下夫妻间的快乐，却被好事的乡人当成奸夫淫妇捉住，受尽了羞辱折磨，连这样小小的愿望也未能得偿所愿。那些好事者把他们捉来，兴奋地围观，汉子们“俨然有一种满足”，女人们发泄着“极不甘心”的妒意，连小孩子也从“打人”中补偿了“挨打”的损失……人们毫无感情的戏弄和践踏着这对可怜的夫妇。他们的小小愿望没能实现，反招来如此的羞辱，唉，不得不让人唏嘘。         沈先生写这些幻灭并不是要将我们推向绝望，而是想借此让我们反观自己的生活，从而去创造美、维系美。                                   （三）         沈从文湘西题材系列小说中普遍存在的幻灭感跟他的出身和人生经历有关。沈从文出身与一个湘西军人世家，他的祖父曾做过云南昭通镇守史和贵州总督，而后来家道衰弱，十四岁即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描述了他二十岁以前在湘西的生活环境：“清乡”士兵遭当地人冷枪袭击，大量乡民旋即被抓来砍头示众；杀人不眨眼的山大王转眼间在世界上消失，而下令杀他的司令官三年后即被其部署用机关枪击毙；沈从文的部队在怀化杀了几千人，一年后又在湘鄂边境全军覆没……他所经历的青少年时代处处充满了人生的无常与幻灭感。后来，他走进都市，求学失败后，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鼓励下，于艰苦条件下自学写作，由此走上了文学道路。可都市不容他这个“乡下人”，文学界更不容他这个以“第三条路线”逍遥于主流之外的作家。在重重的阻碍和深深的绝望里，正处于创作高峰的沈从文永远地停止了他在文学天空的翱翔，退出了文坛，改行从事文物工作。在风云变幻的政局中，沈从文经历了许多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一次次地感受的了人生的荒唐、无奈和无常。因此，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创作中，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也笼罩上了这种幻灭感。他在晚年对自己的人生也曾这样感慨：“浮沉半世纪，生存亦偶然。”①沈从文认为正是由于人生有许许多多的不可预知、不可把握的偶然，才有了那么多的逃避不了的幻灭感。沈从文有“偶然”＋“情感”的人学模式，“我们生活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决定他后天的命运。”②         《边城》中处处充满了偶然：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而翠翠却对二佬情有独钟；出乎老船夫意料，那让翠翠梦中浮起灵魂的歌不是大老而是二老所唱；大佬因爱情失意坐船去下游，虽水性极好却被淹死；雨夜里白塔突然倒塌，老船夫静静死去。这不经意的一个个偶然最终让翠翠的爱情理想陷于虚无幻灭。《贵生》中的贵生一生想娶金凤为妻，金凤对他也有意，就连杂货店铺老板也对他暗示过：“贵生，你想不想成家？你要讨老婆，我帮你忙。”贵生也“热米打粑粑”，上城里同舅舅商量终身大事。舅舅极高兴，把“连年积下的二十块钱给贵生接亲用”，二人还上街置办了一大堆礼物准备返回家向金凤求亲，眼看金凤就要是他的人了，然而这期间，城里来的四爷无意间瞥见了金凤，说动了五爷找个“原汤汁”来冲一冲运气，结果五爷就先他一步将金凤娶走了，就要到手的幸福又成泡影。《阿金》中的阿金本来可以顺顺利利的将那个妇人娶到手的，可遭地保阻拦了一番后就溜进了赌场输个精光。一个小小的偶然使他丧失了一个美妇人。《菜园》、《三三》等一些湘西系列的小说也都充斥着各样的“偶然”，正因为这样那样的“偶然”，才有了那无处不在的幻灭感。                               （四）         尽管沈从文小说中有较强的幻灭感，展示着人生的苦痛与无奈，但表达方式却是沈从文式的温和。他曾经说过：“写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要有一滩血一把泪”。于是，他使生命之重化为一唱三叹的轻，将人生沉重的透不过气的悲哀和难言的苦痛化作梦一般的美丽轻盈，将自己的人生幻灭感连同悲悯、愤怒和谴责都沉潜弥散在朴实清丽的文字背后，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美的东西被摧残毁灭的强大的悲剧冲击力，心灵受到强烈地震撼和叩问，从而更深刻地审视我们的生活，审视生活中的悲剧。《菜园》这篇小说便是如此：这个故事显然是一个悲剧，然而，在沈先生的笔下，我们几乎看不到鲜血和眼泪，更看不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哭哀号，甚至对儿子媳妇惨遭杀害的场面也不忍心向读者呈现，只是寥寥数语轻轻的带过。写母亲的悲痛也只有一句：“主人对花无语，无可记述”。文字显得从容、平淡和清丽。这并不是感情的麻木和冷酷，也不是对这种血腥的回避和掩饰，在这不露声色的叙写中，实际上奔涌这作者强烈的悲愤和悲悯的。在《夫妇》这篇小说中也是如此：作者将自己沉潜在文字背后，只是很客观地写了这对夫妇被村民捉住后村民的种种反应，没有谴责，没有愤怒，连有明显感情倾向的一句话也很难找出来。但我们在阅读中能处处感受到这没有爱，没有童心，没有人情的乡村的无聊、世故与残忍。这篇小说实现了沈从文先生的“用矜慎的笔，做深入的解剖，具强烈的爱憎，有悲悯的感情”③的写作原则，以人物自身的性情心态言行举止去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避免了作者品评、打乱甚至扭曲叙事的节奏，使作品保存了那份“朴素的美”。这种沈从文式的温和表达，使得文章更富有个性色彩，更富有张力和艺术感染力，也成就了沈先生在文坛上的大师地位。 （备注）这是我在西北大学参加论文答辩的一篇论文，稍微改编了一下，发在这儿，愿和喜欢沈老先生的文友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