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媒体的论文文献

摘要： 伴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个人成为独立的“媒体”，表面上公民的话语权正在迅速增加，其实不然。自媒体的平民化、普泛化带来的不只是信息交互的效率提高，还有话语权的缺失。本文以江歌案及红黄蓝事件为例，从网络群体的心理效应、自媒体公号的引导作用和伪“真相”的泛滥三个角度阐述了自媒体时代公民变得“无话可说”的原因。 关键词： 自媒体时代  再组织化  情感工具化  逃避自由    公民要想发表评论，必先经过接收信息、组织想法、输出观点三个环节。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就在你抱怨不法商家的劣质产品社会造成危害时，你自己也极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生产或传播着劣质产品。这便是自媒体时代，一个你可以自由说话，却又“无话可说”的时代。 媒体的平民化说白了就是低门槛，这就意味着舆论领袖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会变得不那么有可信度。然而，某自媒体公号月收入上万元的现象却早已不是个例。自媒体市场鱼龙混杂，网民仍“义无反顾”地选择相信，原因究竟何在？ 网络群体“再组织化”让公民“不愿说话” 适应受众的需要是传媒发展的决定性客观规律，受众的非群体化也促进了媒体的多样化，因此，自媒体出现可以说是历史必然。现在的网络环境下，网民呈现出联接性活动的特点，也就是说，网络活动变得“去组织化”，每个人都是发声的主体，都有能力主动去查明真相。 然而，受众的个性化却并不代表从众心理的影响会随之减弱。《不是“去组织化”,而是“再组织化”》[1]一文以企业管理为例，阐明了“再组织化”的合理性，即“如果你想实现‘自然人的自然联合’，放而不乱，那就要想办法建成一个守望相助、慰藉心灵的人情原乡。”这一概念用VISA创始人迪伊・霍克的话说就是“混序”，在混乱与秩序之间，这是更接近于自然的状态，就像硬币的正反面，当你以为它混乱的时候，其实有序;有序的时候，其实混乱。这一理论不啻是具有普适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自媒体公号也就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流量企业”，网民在这些企业领袖即网络大V的引领下“再组织化”，组成了一个个网络心理群体，这将使其从众心理成为接收信息不得不通过的关卡。网民无形中走入了自媒体制造的“茧房”内，先听取意见再说话。殊不知，舆论领袖的意见未经过任何加工就成了网民共同财产，舆论领袖自身则成为该企业的“官方发言人”，自此，网民便再无说话的必要了。     此外，少数派效应的弱化是从众心理的又一诱因。“少数派效应”一词出现在王金风的《网络群体的心理分析》[2]中，文章指出，少数派要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必须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等于是伸出脖子冒险，稍不留神可能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而相对而言，顺从大多数的意见就显得轻松又可靠。如果把这段话放在自媒体的语境下，此时的“少数派”即是众多网民，而“多数派”则成了真正掌握话语权的舆论领袖——自媒体。受从众心理影响，网民变得沉默，不愿说话。 “情感动员”让公民“忘记说话” 网络群体的心理效应为自媒体公号提供“燃料”，最终还需要运营者自己“煽风点火”。说到底，自媒体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要想从流量中生钱，就必须生产出能引起公众共同兴趣的文字，让读者或愤怒或悲伤，这时，情感就成了运营者的“生钱工具”。杨国斌[3]在对社会运动做文化分析时说：“没有感情的生活，就是没有活力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感情的表达，就没有社会运动。古往今来，无论什么样的社会活动和集体行动，都是带情感色彩的行动。”我想，这里的社会运动自然也包括舆论。自媒体时代下，社会氛围越来越浮躁，公众情绪也变得越来越容易被煽动，舆论自然更容易被引导，这无疑使“情感动员”快捷化、普遍化。“情感动员”，这大概是后真相时代的专有名词，人们不再相信真相，只相信感觉，粉丝上万的网络大V得以乘虚而入，用情感冒充真相，引导舆论走向极端。文字能引人深思，亦能引人不思，尤其是在愤怒与悲情被点燃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说话。 前段时间引起舆论井喷的江歌案便恰到好处的证明了这一点。该事件曝光后，网络上充斥着对江歌闺蜜刘鑫的谩骂，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刘鑫见死不救却“没有一丝愧疚”，应该受到制裁，而鲜有人关注凶手的审判结果。公民的道德底线固然是此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但私以为，“咪蒙”等拥有众多粉丝的网络大V的刻意引导才是症结所在。“咪蒙”撰文称，刘鑫在和江歌妈妈见面时把其往自己身上揽，实际上是“想强行制造一个和解的画面”，文章中还出现了“混蛋”“人渣”等侮辱性字眼，这不免有“煽风点火”之嫌，然而，网民的愤怒心理依旧被成功点燃。愤怒过后，有几个人记得静下心来思考真相，或者说，舆论领袖发表的言论在一番情感动员后，俨然已经成为了真相的代名词。 “伪真相”泛滥让公民“害怕说话” “真相只有一个”在自媒体时代似乎早已不是真理，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一滴水，却得到了一片海洋。弗洛姆在《逃避自由》[4]中把公共舆论和大众意识称为“匿名权威”，这种无形的力量剥夺了我们的感觉，我们“按照他人的要求对自己的一切作出规划，被孤独感，恐惧感和各种直接威胁着我们的自由，生命和舒适的力量所驱使”，我们在自己创造的自由社会里逃避自由。“匿名权威”越多，“伪真相”也会越多。 我认为，按照事件的真实程度划分，“伪真相”大致可分为“部分真相”与“假相”两种。“部分真相”即指新闻对当事人双方的报道失衡，导致部分事实被淹没。近年来，新闻反转的情况常有发生，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便是“部分真相”披上真相的外衣在公众视线下大行其道，这极易使公众的刻板印象被催化，从而对当事人一方产生“一眚掩大德”的判断。而当真相被全部曝光时，人们往往感到惊讶，甚至畏惧对此事件再一次做出判断。 私以为，公民允许说话的权力得到提高并不代表其行使说话的权力也得到了等量提高。要想让公民“有话可说”，还需要政府、自媒体运营者和公民自身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不是“去组织化”,而是“再组织化”》,中国论文网， [2]王金风.网络群体的心理分析.社会心理研究，2010,(5). [3]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9）. [4]弗洛姆.《逃避自由》.Routledge(英国），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