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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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 管希雄 文献来自: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1981年 第01期 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农民的形象,塑造了一系列知识分子的形象,除此之外,还塑造了好几个妇女的形象。在鲁迅所塑造的妇女形象中,作为主人公出现的就有单四嫂子、祥林嫂、子君和爱姑等。 鲁迅所塑造的妇女形象,虽也有涉及婚姻问题或其他问题的,但主要在于揭示封建社会中.... 2. 浅析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 徐红云 文献来自:景德镇高专学报 2003年 第01期 张小萍1浅析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徐红云$景德镇三中!江西景德镇 333000鲁迅;;妇女形象;;可怜 ... 3. 略论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 薛艳萍 文献来自: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2年 第04期 略论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薛艳萍$清远市广播电视大学!广东清远,511500鲁讯;;小说;;妇女 ... 4. 鲁迅笔下妇女形象的反抗性格 薛伟 伍夫楹 文献来自: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2年 第01期 子君、爱姑这三个富于反抗性的妇女形象。 在鲁迅描写的妇女形象中,受封建压迫之重,摧残之烈,莫过于((祝福》中的主人公祥林嫂 ... 5. 谈鲁迅小说中的劳动妇女形象 李善修 文献来自:许昌学院学报 1986年 第04期 ②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样做起小说来》。谈鲁迅小说中的劳动妇女形象@李善修<正> 妇女,是中国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在社会解放和建设事业中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历代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封建 ... 6. 略谈鲁迅小说中的几个妇女形象 张衍芸 文献来自:朔方 1981年 第10期 时广大妇女的彻底 解放,仍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略谈鲁迅小说中的几个妇女形象@张衍芸<正> 妇女问题是阶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也是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之一。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 ... 7. 谈鲁迅的妇女观及其笔下的女性形象 印晓红 文献来自: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 第01期 对此鲁迅非常讨厌,并且但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卢在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中,爱姑是最不具备传统女性逆来顺受的品性的。然而她拼个“家贴人亡”的目的,只不过是要维持在无爱的封建家庭中的奴隶地位,而且是极为屈辱的 ... 8. 论阿金形象系统(鲁迅笔下的别一类妇女形象) 夏明钊 文献来自:绥化学院学报 1986年 第03期 论阿金形象系统(鲁迅笔下的别一类妇女形象)@夏明钊<正> “愿阿全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鲁迅提起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人们印象最深的怕要算是祥林嫂,其次如子君、爱姑、杨二嫂、华大妈等。而阿金这个女性形象似乎不被读者和评 ... 9. 鲁迅对中国妇女命运问题的探索——从鲁迅小说中的三个妇女形象谈起 郜润科 张计生 文献来自:开封大学学报 1997年 第02期 妇女问题仍然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鲁迅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对我们仍然很有启迪 ... 鲁迅小说中妇女形象的内涵十分丰富,还需要我们后人一代代探讨下去。鲁迅对中国妇女命运问题的探索——从鲁迅小说中的三个妇女形象谈起@郜润科$山西阳泉教育学院@张计生$山西阳泉教育学院鲁迅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具有形象、 ... 10. 妇女解放要从自身做起——试析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 邹海燕 文献来自:雁北师范学院学报 1999年 第02期 是鲁迅二十年代中期创作的三部反映中国妇女命运的小说。三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三个不同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善良勤劳的祥林嫂,还是大胆泼辣的爱姑,或是果敢又脆弱的子君,都给人留下了鲜明而强烈的印象。作者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一 ... 回答：2007-12-22 16:10提问者对答案的评价：十分感谢！ 共2条评论...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

《我的失恋》鲁迅的这首诗，不但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流行的失恋诗，而且还教育了青年，爱情应建立在共同的志趣的基础上，门第不同，生活不同，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感情两样，怎么能相互产生感情呢

太多了！ 《铁屋中的呐喊》（Voices from the iron hourse）李欧梵将鲁迅称为一位高度思想化的作家，着重从心理角度和艺术方面阐释鲁迅和他的创作：一、从鲁迅童年的家庭和教育及其早期的文学观形成，开始阐述作家成长的心智历程，以“公”和“私”表达他复杂思想内在的矛盾，特别强调当时研究中被忽视的后者，即他悲观的黑暗面。这种心理上的探寻，试图将其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暗含文本与作者的系联，特别体现在他惯用的隐喻中；二、从艺术方面强调作家的独创与伟大，主要将鲁迅的作品放到整个中国文学传统背景中审视，强调作品的现代性；思考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生成的中间之地的阵痛，而这又恰恰是他所承担的内心痛苦的由来。关于本书的第三部分，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或许将是最易引起争议的一部分”，这给予了他研究中核心的自我意识，但是出于我个人的私心，竟不愿意去读，理解“战士”的鲁迅需要更多的冷静吧。值得一提的还有正当盛年的旅日华人学者李冬木先生,他的实证与思辨完美结合的治学风格,集中体现了中日两国传统学术的精华。他不仅翻译了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竹内好的《鲁迅》、片山智行的《鲁迅〈野草〉全释》,把日本鲁迅学界最好的著作介绍到中国,而且拿出了《鲁迅与丘浅次郎》等一系列富有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论著,对《中国人气质》的涩江保日译本和博文馆也进行了极有价值的翻译与研究。而这一切不过是刚刚露出的冰山一角,以后定会展现出更为宏大的气象与远大的前程。美国：美国在鲁迅研究方面有相当成就。威廉·莱尔是美国鲁迅研究专家，他的著作《鲁迅的现实观》于1976年在伯克莱和伦敦出版，但中文译本迟迟未能与中国读者见面，仅有一章《故事的建筑师 语言的巧匠》（An Architect of Stories and a Carpenter of Words）被乐黛云先生编入了《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即便如此，该书在当代鲁迅研究中仍然有很重的份量，特别是海外现当代文学研究。.普赛的《鲁迅与进化论》分9章，在自中国近代以来进化论的传播之思想史背景下，研究了鲁迅与进化思想的关系。《鲁迅与进化论》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追踪中国鲁迅研究界如何评价、探讨鲁迅与进化论关系的学术线索，并不时加入普赛个人的评价。普赛指出，青年鲁迅的思想通常被中国学者说成是受了达尔文主义及其分支学派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但普赛引用美国著名的严复研究专家本杰明·施瓦兹(BenjaminSchwartz)的观点，认为鲁迅青年时代阅读的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实际上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攻击”。中国学者普遍把鲁迅的思想说成是经历了从进化论到唯物论的演进，普赛反对这样的描述，认为“鲁迅思想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变化”，“真正的鲁迅是一个真正的儒教徒”。认为鲁迅的思想几乎是不变的观点早在40年代就由日本的竹内好提出过，关于鲁迅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至少林毓生在70年代就有所阐述。普赛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上述看法并无多大不妥，问题在于普赛把这部专著的主要篇幅用于质疑、批驳中国学者上，多少显露了他精神深处还残留着某种“冷战”思维的痕迹，虽然普赛本人在理性上是想竭力避免重新陷入“冷战”思维的陷阱的。其他的比如哈里叶特·米尔斯、帕特里克·哈南、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等或是美国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或是创作有相当分量的鲁迅研究著作。韩国：在韩国，对鲁迅的研究始于1920年。从1927年在韩国杂志《东光》上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译文，到至今为止的80多年间，其译介随着韩国社会的发展从未间断过。鲁迅的大部分作品都被翻译成韩文出版，对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也有400余篇。有着独立运动家与民族诗人之称的李陆史，除了关注鲁迅作品的文学方面以外，更注重其社会功用性。这是独立运动家对鲁迅的革命精神和社会改革意识作出的极高评价。作家韩雪野接受了当时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革命精神，并把鲁迅看作是启蒙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与以上学者持不同意见的小说家李光洙，对鲁迅的作品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虽然他承认鲁迅作为小说家的才能，但是他对鲁迅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阿Q与孔乙己这样的人物持否定的态度。这与他本人推崇日本帝国主义有关，他为了自身的处境，轻视“阿Q”、“孔乙己”具有的历史内涵和启蒙意识，忽略“阿Q”、“孔乙己”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价值和意义。另外，他故意无视鲁迅文学的价值、文学中的批判精神以及作品中的启蒙侧面。有着“韩国鲁迅”之称、为学生运动精神支柱的李泳禧教授在《从鲁迅看今天的我们》一文中曾作过下面的表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鲁迅是多彩多样的，可是我所介绍的是在中国黑暗而混乱的社会里，作为思想家、评论家并将其思想付之于实践的知识分子的鲁迅。”他认为鲁迅自身的思想不仅以文学形态展现，并且被社会实践中的知识分子所称颂。所以李泳禧不把鲁迅看作一名文学家，而把他看作是一位实践知识分子。90年代以后，把鲁迅看作是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倾向多少有点减轻，但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一时期，鲁迅文学作为文学家本身的“文学”价值渐渐得到更多重视，这个领域的研究出现了更加多样化的趋势。这时期学者们注重鲁迅作品的文学性、现代性。有关鲁迅作品中的语言风格、叙事特征和人物描写等文学方面的论文不断出现，还有以《鲁迅的现实主义理论》，《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等文章为代表的鲁迅现代性研究也层出不穷。这些文章都注重鲁迅文学本身的价值，更深入地认识鲁迅，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地位比以前更巩固了。韩国著名的鲁迅研究学者还有朴宰雨、金河林、柳中夏等欧洲英国学者的鲁迅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显示了稳扎稳打的求实精神。波尼·麦克道戈尔和凯姆·劳撰写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属于文学史著作，其中对鲁迅的创作有较多的评述。在论及《野草》时，该文学史指出，“这些散文诗融记事、讽刺、怀旧、梦幻和短剧、打油诗等多种风格和技法于一体”，“《野草》在主观性、抒情性风格的探索上作了罕见的尝试”，“鲁迅对‘黑暗力量’的执迷构成《野草》的基本线索”。该文学史对于鲁迅的小说创作作了更充分的评价，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虽然从灵感和标题上都受了果戈理的恩惠，但它是完全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它是中国第一篇同时使用文言和白话写作的小说，序言用文言写作暗示了这种语言的权威地位，而且文白并置暗示了《新青年》读者群需要被启蒙。当然，该文学史也显示了西方学者还未能完全摆脱把鲁迅的小说当作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反映的这一传统的分析模式，比如对《阿Q正传》、《药》等作品的阐释，就基本把它们定位在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批判上，这恐怕也是受了中国国内学术界庸俗社会学研究模式的影响。法国本时期法国的鲁迅研究显得步履维艰，原计划出版的8卷本鲁迅作品集因资金问题未能出版，这对法国鲁迅研究者来说应该算是一次不小的挫折，但米歇尔·露阿等“鲁迅小组”中的学者一如既往地热爱和研究着鲁迅。米歇尔·露阿给中国的刊物寄来《敬隐渔名字的来源》这样的考据性文章，解释20年代最初把鲁迅的《阿Q正传》翻译成法文的敬隐渔姓名的基督教背景，以及其姓名每一个字在基督教文化中的含义和象征，有较高的学术价值。90年代中期，米歇尔·露阿为中国画家裘沙、王伟君的《鲁迅之世界全集》作序，她认为裘沙、王伟君画的《鲁迅之世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翻译工作，比起把汉语的鲁迅作品译成法语并不会容易，这种特殊的翻译“是两种感觉方式之间的纽带，两种文化之间思想沟通的桥梁，它是一种超越国界的语言”。她认为裘沙、王伟君的画面常常“象闪电一般将鲁迅深刻的思想内涵揭示在我们面前”，她感谢画家辛勤的劳作使人们更容易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德国1994年在瑞士联合出版社出版了6卷本《鲁迅选集》，选集的主持者是德国沃尔夫冈·顾彬，他撰写了长篇后记，后记对他本人学习汉语，走向鲁迅作品翻译和研究之路的历程作了勾勒，对德国学者翻译鲁迅作品基本情况作了回顾和评价，对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等各类作品作了细读，中间穿插了对欧美鲁迅研究成果的评价。2001年德国法兰克福的彼得·朗格公司用德语出版了《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一书，它的作者张钊贻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教师(他在1987年出版过英文著作《尼采和鲁迅思想的发展》)，该书分5章论述问题：一、尼采到东方的旅程；二、奴隶价值的重估；三、尼采的反政治性和精神激进主义；四、尼采的永恒的“民族性”改革；五、鲁迅文学创作中的尼采影响。该书最后的结论是：“通过融和现代西方和中国传统中的‘积极力量’，鲁迅把尼采带给中国，把中国带向世界。”苏联：苏联学者在鲁迅研究界也曾取得较高成就。但本人不甚清楚，网上也似乎绝少这方面的资料另：澳大利亚在鲁迅研究方面也有一定进展，然相关作品数量较少，因此不论。鲁迅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亚洲作家，他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铭记与怀念。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而混乱的时代，各种政治和文艺思潮风起云涌，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因而也就有了激烈的论争。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对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凶残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对论敌进行了有力的挖苦和讽刺。几十年潮起潮落，斗转星移。今天的我们，恐怕应该要用新的眼光来评价鲁迅的论敌即鲁迅作品中的一些名人了。 比如，鲁迅论敌中的最后一位作古者梁实秋，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一个散文家、学者。1949 年移居台湾后，长期执教于台湾师大，在教学、创作、翻译等方面颇为勤奋。其散文隽永简洁，堪称大家；学术研究上很有造诣；翻译上贡献卓著。《记念刘和珍君》中被鲁迅指责过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1925年8月被免职后，南下无锡，在家乡继续致力于教育事业。1938年，日军侵入苏南，烧杀掠淫，无恶不作。杨精通日语，一旦见此，怒詈日军，尽力保护妇女，终被日军秘密枪杀。杨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敬业精神可嘉；以一弱女子而慷慨捐躯，民族气节可敬！《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及到的“反面人物”章士钊，早年是反对满清的激进派；“五四”运动前后，资助过到欧洲求学的留学生。1949年，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参加和平谈判，因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遂留北平。此后，作为爱国民主人士，曾多次为国仗义执言，直至上书毛泽东主席。此外，林语堂、胡适、周作人、陈源（陈西滢）等，现在出版了他们的许多著作，也有许多介绍他们的文章，有的还对他们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们在教学鲁迅作品，涉及有关历史名人时，就不能不引导学生去科学地评价他们，回避是不可取的，随意处理也不行。我们对这些历史名人，既不能低评，也不能高估。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既要考虑他们的政治态度、思想认识，又要考虑他们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全面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同时，我们应当向学生讲明这样几点。1、对一个人盖棺论定，是后人的事；鲁迅没有，也不可能对他的论敌作出全面的评价。2、鲁迅一生，从未与强权结盟，他对他的论敌的批评，无法律效力，也无行政措施，对对方不构成人身伤害。3、最重要的一点，鲁迅与他们的论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林语堂，鲁迅与之交往较多。鲁迅撰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直接原因，确实就在于林的《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在该文中，林认为“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主张“费厄泼赖”。在大革命高潮中，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当的。于是鲁迅撰文加以批评。在鲁迅的批评和“三·一八”事实的教育下，林很快认识自己的错误，积极参加了“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杆和砖石与警察相斗”（《林语堂自传》），并成了《语丝》全盛时代“打狗”的先锋。1926年5 月，林离京去厦门，鲁迅为他饯行，并摄影留念。同年7 月，鲁迅接受林的邀请，到厦门大学任教。鲁迅在厦大的一段生活中，受到林的悉心照顾。可见他们的情谊还是很深的。至于后来他们的分手，是另外的原因。从他们关系的疏密反复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对某一论敌的批评，仅仅是限于某一个特定时期；离开这一个特定时期，鲁迅是不会批评这一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