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司法公正毕业论文

(一)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目标依法治国的重要目标就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仅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并不是法治的全部，法治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公平正义的精神和价值通过法的适用、实施，在执法实践中得到实现、彰显和弘扬。只有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让公平正义的精髓渗透在法治实施的全过程，使公平正义成为人们看得见、实实在在感受得到的结果，社会主义法治才能真正成为吸引并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二)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在和谐社会中，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全体人民能够平等友爱、融洽相处，所有这些都是公平正义得到实现的标志。与此同时，公平正义又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只有致力于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会获得坚实的基础，才能实现长久的、稳定的和谐。(三)公平正义是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要求也迅速增长。但在社会生活中，不能够维护公平、彰显正义的现象还一定程度存在。如果漠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声，对各种社会不公听之任之，不去努力改善和消除，就会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四)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领导干部、执法和司法人员的神圣职责各级领导干部、执法和司法人员肩负着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重任，是法律的执行者，也是公平正义的维护者。执法工作是各类社会关系、矛盾、纠纷冲突的调节器，既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窗口，也是实现、维护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整个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法机关维护公平正义寄予厚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与此相比，干部队伍在思想观念和实际工作中都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公正执法，理念先行。必须大力加强公平正义理念教育，引导和促使广大干部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理念，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和能力，更好地担当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任。

在和谐社会视角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在构建和谐无锡与法治无锡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专题研究，结合无锡实际和依法治市的内在要求，探索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可行路径和有效方式。一、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涵在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富有挑战性的话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且有极不相同的面貌"。①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准是历史的、具体的，内涵是十分丰富和不断变化的。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讲，社会公平正义要求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消费水平和社会地位比较接近，不至于差距过大。从法学角度讲，社会公平正义是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相统一。从伦理学角度讲，社会公平正义是一种个人美德或者是对人类需要的一种合理满足。胡锦涛同志关于"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的论述，概括了当前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具体来说，社会公平正义包括权利平等、分配公平、机会均等和司法公正等多方面。二、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国家与维护、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辩证关系社会和谐的根本、法治的精髓都在于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最基本的原则。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曾说："一定要公正。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是最大的恶"。当前，在构建和谐无锡与法治无锡的过程中，必须全面认识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辩证统一、协调互进。(一)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法治繁荣的重要前提和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是一个把公平和正义作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社会。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必须把社会公平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二)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过程中进行制度安排和创新的重要依据。只有遵循公平正义原则，制度安排和创新、各项决策和措施才能取得各界广泛认同、广泛支持，法律才能得到普遍服从，社会资源才能得到有效整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才能从中受益，真正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三)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与法治繁荣的内在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公平正义是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没有公平正义，社会就不可能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同时，也要认识到，只有在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中，公平正义才有可能实现。(四)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社会不公的现象，如贫富、城乡、区域差距较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和谐稳定。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通过经济发展，同时也需要通过法律途径。因此，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三、当前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危害性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必须直面当前社会存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我国改革开放20 多年来，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不公平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分配不公。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富民政策包含了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但有些地方不讲辩证法，造成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过大。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的相关调查显示，在领导干部对2002 年所存在的社会问题的判断中，收入差距问题被列在第一位。(二)就业和用人不公。就业过程普遍存在着一些歧视性的做法，如性别、户口、生理等方面的歧视，安徽芜湖就曾发生过受到各界广泛关注的"乙肝歧视案"。买官卖官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已构成职务犯罪，如近两年查处的少数党政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犯罪，以权谋私，买官卖官，造成权力和地位方面分配不公。(三)教育不公。主要表现为：不同社会群体在各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上的不公平，同一社会群体的个体在发挥其潜能方面的机会不公平，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农民子女所占比例下降，贫困生比例上升。就无锡而言，在高等教育方面，既享受不到北京、上海等地的高入学率，也享受不到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低入学标准。同时弱势群体子女教育问题更为突出，贫困农民和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严重。(四)社会保障不公。相对而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情况逐步改善，而非国有单位的职工，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进展缓慢，很不理想，政府提供的相应保障非常有限。可以说，农村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看病难"、"因病返贫"问题相当突出。有的地方国家机关医保改革比较"彻底"，但配套措施并没有跟上，同时有的单位仍实行老办法，医疗保障不公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五)立法不公。主要表现在：立法机关人员构成不够合理，相当一部分人员是从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中产生，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以贫困农民、民工和失业下岗人员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很难直接参与立法过程，不利于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有的法律规定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要求不相适应。(六)司法不公。有些地方不严格执法、不重视程序和人权的问题时有发生。突出表现为：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违法采取强制措施，超期羁押，有罪判无罪，重罪轻判，罚不当罪，罪刑不适应，权钱交易，以钱抵刑，徇私、徇情枉法，违法办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如近年来检察机关在某市中级法院就查处了多起法官职务犯罪案件，其中反映的司法不公、不廉问题令人深思，发人深省。(七)私权保障不力。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以公共利益为名，侵占私人权益和私人财产，或在私权受到侵犯后不能及时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如有的地方政府以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名义，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再以低价转让给开发商，或虽然按公开的市场价格将农民土地转让，但从中获取差价，从而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四、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对策思考深入认识和分析当前无锡经济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完善地方性法规与政策，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当前加快推进和谐无锡与法治无锡构建进程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一)树立科学的和谐正义观。所谓和谐正义，就是"为了达到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和谐发展而调适互为对象性存在的诸方面关系的共同法则。集真善美于一体的和谐正义是平衡万物价值的金规则，是整合程序上的和谐正义和实质上的和谐正义的平台"。②具体来说，要着力做好三点：一是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升公平的实现程度。把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的过程作为追求和实现公平的过程，在动态发展中提升公平的实现程度。二是以强化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监督是文明社会进行社会关系调适的最基本的手段，它的发挥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针对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种种侵犯社会公共资源的行为和一些人利用社会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非正常现象，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通过有效的监督，逐步消除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政策性障碍和人为性障碍，同时加大反腐败力度，降低因以权谋私行为对贫富差距和弱势群体的心理带来的消极影响。三是全面认识公平的历史性和相对性，防止把公平等同于平均主义，或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追求公平。(二)把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放到社会发展更为突出的位置。"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分配的公平属于生产关系领域的问题，权利平等和司法公正主要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因此，一个社会的公平状况如何，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③而且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深化各方面改革的同时，必须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来抓。只有把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好、实现好，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才具有坚实的基础。否则，就难以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影响经济社会和法治的健康发展。(三)维护和实现行政公平。市场行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手段，政府行为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从市场经济的逻辑上看也应如此。因为真正的市场经济逻辑是：效率由市场去安排，公平则由政府管理"。④实践表明，政府不主持公平正义，社会公平正义就会严重缺失。当前，应重点做好四个方面，即：将注意力由集中于国有企业改革转向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建设，注重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从制度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及相关问题，如三农问题和土地、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问题等；协调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从源头上解决好初次分配问题，强化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在法治建设中率先垂范，公平正义需要通过政府来维护和实现，而政府能否依法行政关系到公平正义的实现。(四)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是司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讲，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核心就是实现司法公正。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为此，必须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当前，应高度重视司法机关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尊重司法权威，确保司法公正，为构建和谐无锡与法治无锡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司法机关也应切实负起责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满足人们的合理诉求，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司法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

当代社会，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发展，为新闻舆论监督提供了有利的实现 渠道 。我国法学界普遍承认舆论法律监督。舆论的法律监督，是指由新闻媒介进行的法律监督，属于广义的法律监督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可以在法律监督方面起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作用。[1]因此，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在理论上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相反，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但实践中远非如此。记者对于社会 热点 的追求，促使他们以“新闻自由”为依据不断介入政治、经济、 文化 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司法过程所蕴含或展示的内容以及司法过程本身所显示的刺激性，对于传媒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司法所衍生的事实与问题从来都是媒体关注的热点”[2]。而媒体的强大力量，在对司法过程的报道中暴露出职能越位、充当法官审判等问题。而这种强大的舆论引导功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司法审判造成压力，对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造成了冲击。因此，司法机关出于对新闻媒体的抵触心理而要求其“闭嘴”，但这种行为着实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

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本属于宪法赋予的两项基本权利，为何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如此强烈的冲突?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司法独立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冲突

司法独立是为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重要原则。《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此外，《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也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因此，司法独立应该排除利益和情感的影响，也自然应当排除新闻媒体的影响，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和对案件事实的忠诚。与此同时，英国古谚讲：“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看得见的方式”就需要新闻媒体对案件的报道将正义实现的过程置于公众的视野之内，在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同时，其肩负的舆论监督作用对促进司法公正有着积极作用。但媒体却凭借其强大的介入力量，不断向司法入侵，最终由新闻舆论监督发展成为“新闻审判”。

“新闻审判”本为舶来品，传入国内后即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新闻审判”的含义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报道对象所做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3]从曾经的张金柱案到近年来的药家鑫案、李启铭案等，每一宗案件都被媒体倾注入过度的热情――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审判前或者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4]正是基于新闻媒体强大的引导和评价功能，将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过程置于舆论的重压之下，最终的裁判或多或少的受到舆论的影响。

二、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

(一)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5]而我国《宪法》第125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正是由于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使法院的审判权在阳光下运行，有效的遏制了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不当内容，推动实现司法公正。

(二)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始终是司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司法腐败不仅损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损害国家的司法权威，而且侵蚀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心。美国著名记者指出，“罪恶、卑鄙和腐败最害怕的就是报纸，因而任何法律、伦理和制度都无法和报纸相比。”新闻媒体对司法腐败现象的报道，往往能够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同时会引发相关部门的重视，政府和公众的合力使腐败分子身败名裂。如此大的腐败成本，有效的防止了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有利于推动司法改革

新闻媒体对于司法体系的分析和评述，为司法改革提出了宝贵的借鉴意见，有助于全面深化司法改革。

三、司法独立对新闻自由的限制

司法独立包括审判独立和检察独立。《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由此看来，新闻自由并非是绝对的，新闻媒体行使法律监督权也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司法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新闻自由

司法审判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司法审判要求法官依靠“理性和良知”，忠于法律和事实，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扰后做出谨慎且公正的判断。而新闻媒体则通过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 文章 ，有失公允的评判案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带动性的舆论压力，成为法官裁决时的障碍，使其失去独立审判的立场。

(二)法官审判与新闻采编之间的矛盾性

司法审判与新闻采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性。由于司法审判关乎人的生死、权利与义务的承担，因此必须是理性判断的过程;而新闻媒体的宣传却带有很强的感性因素，往往掺杂了道德情感于其中，其语言也强调标新立异、扣人心弦。因此，对于同一个问题，法官与记者基于不同的立场与视角，关注点自然不同，这种差异势必导致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的对立和冲突。

四、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

卢卡斯曾经深刻的揭示了司法所要求的专业性：“一个看重正义、法律和自由的国家，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必定是不平等的，即法官必须占据实权地位，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法官。”因此，新闻媒体应当认识到其新闻审判的越位行为，重新回归到法律监督主体的地位。对于寻求新闻审判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的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入手解决：

(一)加强立法规范，填补法律空白

二者冲突的根源在于缺少法律规范对于二者关系的协调。立法机关可以借鉴相关的域外 经验 并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新闻舆论的监督设置合理的界限，以消除当前司法机关和新闻媒体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

(二)强化新闻从业者相关的 法律知识 ，引导遵从职业规范

通过强化其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其遵从职业规范，使其从内心遵从法律，维护司法的独立地位，并严格遵循职业道德法规，避免对案件做出有失公允的报道，做事实的传播者而非情感的传递者。

(三)加强司法机关与新闻媒体的交流

二者之间不存在根本上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关于媒体如何介入、如何报道以及如何评论等关键性的问题，应当由二者坐下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共同研讨解决方案，制定出一个双方认同的规则，并按照规则规范双方的行为，共同促进司法文明和司法公正。

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探讨

一、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的基本内涵

所谓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是指“一种司法理论，它鼓励法官摆脱对于司法判例的严格遵从，允许法官在制作判决时考虑其个人对于公共政策的观点以及以其他因素作为指导，通过对于判决来保护或扩展与先例或立法意图不符的个人权利。遵循该理论会造成某些判决侵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结果。”[1]

《布莱克法律词典》是这样定义的，司法能动主义是指：“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当司法机构发挥其司法能动性时,它对法律进行解释的结果更倾向于回应当下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演变的新趋势,而不是拘泥于旧有成文立法或先例以防止产生不合理的社会后果。因此,司法能动性即意味着法院通过法律解释对法律的创造和补充。”[2]

与此相反,法官在执法的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循已经确立的规则来办案,反对法官充当立法者的角色,反对法官融入个人的价值观以及他本人对法律的理解与信仰。这被称为司法克制主义(judicial passivism)。施克莱认为:“所谓守法主义是指一种伦理态度,它把是否遵循规则当做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将道德关系视为由规则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像所有被强烈感受并广为接受的道德守法主义不仅体现为个人行为,也表现为哲学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3]其本质为社会生活中涉及法律的问题与现有法律规定和判例相背离的地方，应当通过立法等方式解决，而非司法机关主动改变既存之规定。在外观上表现为“司法机构的自我约束或自我克制”[4]。

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并非针对具体的法律进行解释,而是在现存法律规定或判例与实际生活的新趋势不符的背景下,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所享有的创造性之界限问题。司法能动主义强调法官要为了实现正义,在服从法律基本原则和理念的前提下，可以不受现有规定和判例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对司法权的限制;司法克制主义强调法官只能严格依法裁判,法官不能创制法律,而只能服从法律，制定法是法律的唯一渊源,法律解释只局限于文义解释,并努力探询立法者的原意。“司法克制主义则倾向于强调在民主国家中对司法权所应该进行的限制,并通过各种方式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5]2。因此，“司法能动或司法克制是法官在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的程度问题”，即“能动和克制的区别更多只是一个程度不一而非性质不同的问题。”[5]2-3

二、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各自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一)司法能动性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在现今社会，简单依靠法律条文来处理案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诉讼需求，条文的固定性及有限性往往会使我们的司法裁判者在某些个案的处理上寸步难行。假若为了使所有案子都“有法可依”而不停修改或增减法律条文，不仅会造成社会行为规则观念的动荡，而且会大大损害法制稳定的威信力。司法能动在法律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有着诸多的适用价值，但是司法能动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者自身的素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年来，我国的司法者慢慢由以前的非法律人转换为法律人，即大部分司法者接受过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受过一定的法律实务的培训，自身有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储备。当所面临的案件没有直接可以遵循的法律条文的情况下，可以结合自身的法律技能运用适当的法律 方法 ，经过一定的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续造、法律发现等方式分析案情，在已有的法律法规中探求最为适当的条款来处理案件。但是，由于法律没有直接明细的法律法规可以遵循，对于同一案件司法裁判者运用法律方法有可能因为个人法律素质的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裁判，这样往往会产生司法的不稳定性，影响法律的可预测性及对民众行为的指导性。

其次，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者的思想道德价值倾向有着一定的关系。当司法者运用司法能动这一自由利器时，高比例的法律裁判结果就握在了法官的手中。法官是倾向公序良俗还是机械性地被舆论牵着鼻子走，更或是倾向于权力而非权利时，案件的裁判结果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既可能裁判顾及多方利益，采取较为平衡的裁量方式判案，也有可能产生令大众哗然的结果，更或顺应民意的裁判结果。因此，司法能动性是否得以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和司法者的思想道德倾向是密不可分的。

再次，司法能动性需要司法者具有较丰富的司法经验，以及严谨的辩证 逻辑思维 。但是，在我国，法官不是像美国那样经验丰富的律师担当，而是学校法学系 毕业 生或者其他并不是很权威的法律人担当。由于没有丰富的法律经历，或者还未被培训出缜密的思维逻辑，在判案时很容易产生疏漏或不足，影响法律运用的质量。法律思维被异化，法律思维立场的变化而产生的异化，以及法律操作技巧的程度都将影响司法能动性的发挥，局限其作用的范围及程度。

司法能动性的发挥虽然可以弥补我国法律的某些漏洞和不清晰，但是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只有在上述条件都较完备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发挥其能动性，使之法律实质化，司法能动权利化而非权力化，能动性科学有效、正义合法地在案件的集结点为司法者解围，给当事人化解案情予以合法的裁判，以达到说服当事人、惩罚犯罪人、震慑社会其他成员的作用。

(二)司法克制性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在司法能动性实现其法律价值的时候，司法克制性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能动性的发挥，或者说是抑制司法能动性的过分发挥。

司法克制主义强调法官在解释的过程中应探询立法者的原意,体现了对规则的尊重[6]。司法克制主义要求法官对法律要忠诚;要克己守法,廉洁自律,尊重法律规则;要对立法权、行政权和其他 社会公共权力保持谦抑的姿态。司法克制虽然在司法活动中不可或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诸多的局限性。

第一，司法克制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及司法能动的 发展程度。在我国，司法克制是相当必要的：我国人口众多，民俗繁杂，部分地区的法律实施还比较落后，或者说地方控制主义比较严重。如果在处理法律问题时，仅注重司法能动性而忽视司法克制性，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掌权执位者极有可能将法律作为其实现某些不正当、不合法目的的工具，正如文强案中，作为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和黑道勾结，强奸女学生等恶行，其行为的保护伞就是他手中的权力，作为一个法律人，偷天换日，坏事做尽，司法能动在他的手中变成了凶器，此时若无司法克制、法律来惩处他的行为，该恶行岂不是会被他的虚言假语蒙混过去?

第二，司法克制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因不同法律人而有迥异结果，因此需要社会大众的监督与建议。此时，所说的大众监督并不是说司法活动被民众牵着鼻子走，而是司法活动在一定意义上需要考虑民众意见，利于将裁判结果均衡于法律与社会利益，达到利益衡量的最佳状态。

正如，南京醉酒驾车案中，张明宝造成五死四伤的惨剧，但是在2009年12月23日的一审判决中却只是判处了无期徒刑。对于此，笔者认为，张明宝明知我国法律严禁醉酒驾车，并且造成如此惨剧，虽然事发之后张明宝认罪态度良好，表示自己已经认识到了罪行，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但是，对于此案判处无期徒刑显然没有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实质正义，严重偏离了利益衡量的轨道。因此，笔者认为，为了达到法与正义的契合，实现社会的正义，实现法律的实效价值，应在司法克制的前提下发挥司法能动，判处极刑。司法克制不应成为实现实质利益的绊脚石或是借口。

结语

综上所述，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在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发展中缺一不可，法律规则是规范的固定化文字，而法律人的法律思维是思辨灵活的，但是对于法律问题这一严谨的问题来说，法律人在处理某些法律问题时需要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以妥善处理案件，实现当事人利益、法制要求和惩罚罪恶的平衡。但是，司法能动性过度必然会产生权力泛滥性地被利用，法律成为凶器而丧失了其本来存在的意义。因此，在司法能动地适用过程中是伴随着司法克制行为的，法律人必须以立法原意为基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将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融合适用，结合实际适度加大或减小司法能动或克制的运用比例，在法治社会中逐步完善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