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水浒传为素材的论文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两人又都是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拳打镇关西，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这样便脱身而去了。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踢到粪坑里去了。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武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字坡对孙二娘。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而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猛无比。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动人力量。《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炼、准确、生动。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惟妙惟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如武松不听酒家劝告，乘着酒兴单身上山，看了庙门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为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岗子。这里作者只用了两句话衬托此时的气氛和心情：“回头看那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武松“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既写出了老虎活动的时间，又写出了老虎出没的环境。两句话就把一种恐怖悲凉的气氛和心情和盘托出，让人感到此时此地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跳出一只活老虎来。《水浒传》的叙事，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而又绘声绘色，鲜明生动。“武松打虎”是历来传诵的好文章，写得极为传神，写人虎相搏，写老虎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声震山岗的吼声，一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跃然纸上。几经搏斗，老虎威风渐减，最后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挣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写得活灵活现，十分逼真。通过这些描写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梁山好汉出身颇为复杂：有江湖人气颇高的孝义黑三郎宋江；有可以代表“不遇明主，屈臣小人之下”的典型官场边缘人物豹子头林冲；又有不得意的地主、富户代表卢俊义和史进；有代表农民阶层中最具反抗精神的黑旋风李逵；有代表嫉恶如仇、好打抱不平的鲁智深和武松；也有被梁山好汉拉上山“做把交椅”的霹雳火秦明。但是在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中占最多数的依然是农民。这些英雄集体原体——农民有如下特征：他们身处封建社会的最底层；受到地主阶级和官府的层层盘剥；负担沉重的苛捐徭役却又无法得到一丝一毫的权力；他们的生存权时刻面临威胁，因而他们最具有反抗性；小农的生活方式以及传统伦理的束缚又决定了这些人不可能提出具体的反封建的纲领。正是这种觉悟成分决定了梁山好汉的最终归属。（一） “流氓”身份 我国历代皆以农为主，以农立国。自古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可见农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要性。土地是中国古代唯一的生产工具，也是地主阶级掌握权力的基础。封建社会中，地主君侯占有大量土地资源、劳动成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主豪强占有的大量土地因为世代相传细化，不少的地主也成为接近农民的下层，没有权势的没落阶层，与农民阶级一起沦成为小农阶级。四民之中唯有农民最苦。普通农民饱受赋税、徭役、苛政之苦，加之地主豪强的欺凌，使得有农民身份的人最容易成为发动起义、反抗社会的因子。与古代中国封建王朝不同，在古罗马社会中处于社会最下层的是奴隶而不是贫民。贫民享有选举权，他们可以利用这一权力达到获得生活资料的目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奴隶，他们没有权力却承担了全社会的生产任务）。他们虽然生活上贫苦，但是他们尚有势力，可以用投票来决定自己的享受的权益多少。相反的，中国农民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生产任务，而且还有名目众多的徭役、赋税，与此同时他们不享有任何权利。在不能获得任何的生活资料，无法得到应有的生存权之后，他们只能选择脱离基本的社会组织，成为不用劳动就可以靠“非劳动行为”获得生活资料的流氓。而闯江湖单枪匹马肯定不行，于是流氓组成了一个个群体性的组织。这些组织类似于官场上的“东林党”，又像是江湖上如“五斗米教”一样的组织。梁山泊便是平行于这种组织的单位，这些人为了他们心中的“义”字，连在一起，主要人物一共108人。与传统意义上的流氓相区别，水浒“流氓”有以下明显特征：尊崇“义”的理念，并将此作为人生信条，并作出了有力的实践；不遵循正统社会的法律、伦常，而信奉由“义”引申出来的伦理关系；推崇“胜者为王”逻辑，强调强者有权利支配弱者。（二） “流氓”的生活方式流氓与现代的劳动阶级不同。普通民众日子虽然清苦，但是至少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他们维系着社会纽带，过着以生产为主的生活方式。流氓脱离了这个社会体系，他们拒绝劳动，却要依靠这个社会生生存，因为他们要“大碗吃酒”、“大块吃肉”，享受着比普通劳动阶层更高的消费水准。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是以生产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是以消费为形式的生活方式。既是这样，一个对于社会无关紧要甚至是危害社会的流氓集团为何不消亡呢？原因在于中国土地耕种水平并不能像今天这样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小农的大量存在，封建社会农业技术得不到快速的提高。加上土地管理落后，在东汉时“亩收三斛”，直至宋神宗时也不过“亩产一石”，可见生产力之低。如果再加上旱涝灾害，赋税苛捐，贫穷成为普遍现象，百姓“其田不耕成流民”。此时的社会多动乱，流氓发动起义进行抗争，他们已经从最贫苦的生活中走过来，所以并不惧怕死亡。他们个人没有影响力，可是他们一旦成群结队，便可以横行江湖，因而成为一种势力。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掠夺，目标是那些没有抵抗之力又可以任意欺辱的农民。历史上的这些组织数不胜数：西汉的绿林军、东汉的黄巾军、隋朝的窦建德、唐朝的黄巢起义、宋朝方腊农民暴动、元朝刘福通、明朝李自成义军都使中央政府疲于奔命。梁山泊的好汉英雄多是流氓，本原是农民。晁盖七人是郓城富农， “专爱结交天下好汉”；公孙胜是四方云游的道人；阮家三兄弟以打渔为生，“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私商，古人以私商隐喻做杀人勾当)；白胜是闲汉；刘唐飘泊江湖；吴用秀才不第；“哪一个没杀人越货勾当”。所以梁山好汉多没有正当职业，出落成流氓。梁山泊集团是帮会组织而非政党。由其口号可知梁山好汉依“义气”结合，而不是像政党那样因为某种理想主义而团结在一起，这种靠简单夙愿维系的族孩子决定了其发展和结局。消费式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直接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第四个环节入手，而非生产环节。显而易见，其消费品只能靠掠夺得到，然后将消费品进行再分配，达到“仗义疏财”、“劫富济贫”的最高道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