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秦娥李白论文研究

詹锳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专家，尤其在李白研究和《文心雕龙》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詹锳先生也是中国李白研究会的发起人和首任会长。

对于詹锳先生在李白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和总结，特别是詹福瑞师、葛景春先生、杨明先生等前辈学者均有专文论述。本文试再加研习和整理，以表敬仰、感念之情，谫陋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 毕生追求

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师出名门，源流醇正。先生十八岁考入北京大学，十九岁转入北大中文系，随后因日本侵略辗转长沙、云南等地，在西南联大就读。这期间听课读书，所承俱是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名家、大家。他曾从胡适学习《中国文学史》，从赵万里、余嘉锡修目录学，从郑天挺学校勘学，从钱穆学中国通史、先秦史，从罗常培学语音学、中国音韵学，从陈寅恪学“元白诗”，从闻一多学《诗经》，从刘文典学《庄子》，从朱自清学陶诗，从冯友兰学《中国哲学史》，从罗庸学杜诗，极一时之盛。

回顾先生的学术历程，李白研究是詹锳先生毕生的学术追求。从22岁大学毕业起，詹先生从事李白研究的时间跨度几乎长达一个甲子。先生大学毕业后到西南联大任教，不久即正式开始李白研究。当时，先生一边给学生讲授大一国文，一边进行学术研究，“课余之暇，由罗庸指导研究李白诗文。有时也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先生借与《唐诗大系》手稿”（《詹锳年谱》，《詹锳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先生的名作《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二书虽出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但《系年》一书实则于先生大学毕业不久即开始撰写，历时两年半，至1941年先生25岁时书稿即已完成（《詹锳年谱》）；《论丛》一书所收《李白集版本叙录》等多篇论文则大多是先生四十年代初在国立浙江大学任教期间撰写、发表。因此，可以说詹先生的李白研究是从大学期间奠定基础，大学毕业后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助教、浙江大学任讲师期间正式开始并很快达到第一个研究高峰。其后，悠悠数十载，先生始终在这一领域不断耕耘，不断开拓，取得一个又一个令学界瞩目的重要成果。因此，回顾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不仅创获多多，成就斐然，实更是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和生命寄托，是先生学术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 研究成果

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成果，水平一流，价值恒久。詹锳先生关于李白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无论著作抑或论文，其学术价值放置于其问世的那一个时期可以说均达到学界一流水平。不仅如此，数十载光阴过去，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地位则愈加巩固，愈加恒久，始终是学界该领域研究绕不过去的重要参考，绕不过去的一流成果。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学术成果，有些是当世闪耀文坛，众人瞩目，过后则如流星划过夜空，不见踪迹；有些是当世默默无闻，鲜有重视，过后却渐得关注，实至名归。以上这两种情况于研究界可谓并不罕见的现象。

詹锳先生的研究论著，代表作当以《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三部为学界公认。前两部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当世李白研究开拓创新、填补空白的力作；后一部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对长期以来作为权威著作的王琦注本的重大超越”（杨明先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学习詹锳先生著作的体会》，《纪念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詹先生关于李白的论文以两个时期的研究最为学界推崇，一个是民国时期在各大学任教期间所发表的文章，一个是拨乱反正以后新时期的系列论文。前一时期的论文，如发表于《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国文月刊》《东方杂志》等处的《李白集版本叙录》《李白家世考异》《李白〈蜀道难〉本事说》《李白〈菩萨蛮〉〈忆秦娥〉辨伪》《李诗辨伪》等多篇文章；后一时期的论文，如发表在《文学评论》的《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应是〈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发表在《中日李白研究论文集》的《评英国人阿瑟·韦利著〈李白之生平及其诗〉》、发表在《文献》的《题名〈李翰林集〉的三种不同版本》、发表在《文学遗产》的

《宋蜀本〈李太白文集〉的特点及其优越性》和《李白〈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探微》，以及发表在《李白学刊》等处的多篇论文。

在这些论文和论著中，詹锳先生对李白研究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究，既对李白研究一些基础性的重大问题做出开拓性贡献，也对学界长期关注却悬而未决的许多疑难问题进行了有力地论证和阐发。这些成果，凝聚了詹锳先生毕生的心血，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李白诗文系年》一书是学界公认李白研究重要的基础性参考资料，是一部年谱与诗文系年相结合的论著，该书为后来的研究者带来很多的便利，一书在手，卷帙不繁却能有许多参考和启发。李白别集之外，《系年》一书是笔者在从事李白研究起步阶段所必须参考的少数几种论著之一，相信学界同仁进行李白研究时也不乏这样的经历。同清代王琦的《李白年谱》相比较，《系年》一书对三分之二以上的李白诗文进行了考证和系年，系年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王琦的年谱，而且其中大部分结论准确可信，为学界接受和认可。换言之，此书之所以为学界所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詹先生在这部书中做了很多具有说服力的考证工作，解决或推进了李白研究的大量基础性问题，特别是李白诗文的创作时间、题旨以及作家的家室生平、事迹交游等问题。书中考证的一些问题，例如崔侍御与崔四侍御其人的辨析，假托李白救郭子仪之说的真伪，李白遇司马承祯的时间问题，李白《明堂赋》的系年问题，《蜀道难》的创作题旨与系年问题，《江夏赠韦南陵冰》的真伪问题，《大鹏赋》系年及其与《大鹏遇希有鸟赋》之关系，天宝四、五载间的游踪与作品系年，等等，均在征引大量前人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审慎而绵密的考辨、论析，进而得出理据充分的结论。这些考证结论，大部分为学界所认同，少数观点虽未得到学界的普遍接受，但也为大家后续的研究带来许多思考和启发。特别是解决问题过程中严谨笃实的论证方法，更得到学界的认同和尊重。《系年》一书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那个时候，李白研究还没有出现过一部类似的著作，可以说该书为

新中国成立

后的李白研究做出了奠基性和标志性的贡献。

杨明先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学习詹锳先生著作的体会》一文的评价或许最能恰切说明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恒久与不凡。杨先生说，詹锳先生关于李白和《文心雕龙》的研究，“今日凡是在这两个领域进行研习的学者，没有谁能不参考詹先生的成果。在笔者看来，不仅今天是这样，而且未来也是如此”（《纪念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对詹先生的学术成就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三、 学术品格

无征不信，可以说是詹锳先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最为核心的学术品格，自然也是他数十年从事李白研究所坚持的学风与品格。做学问要牢记“无征不信”的原则，当年读书期间，从入学到毕业，笔者多次得到詹福瑞师、刘崇德师这样的叮嘱与教诲，并且时常强调这是詹锳先生做学问的原则和方法，也是詹门后学所应时刻牢记的准则。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品格，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往往是从文献入手，从版本的搜集、考辨为出发点逐次展开。如上所述，先生的《李白诗文系年》一书，虽然卷帙、篇幅并不太大，却成为后世李白研究的必读书目，

被学界称为“新中国李白研究的奠基之作”（詹福瑞《詹锳全集后记》）。无疑，正是因为先生秉持这样的学术品格，研究过程往往运用文献考证的方法，使得研究论断以文献材料为依据，多实证笃论而无空疏之言。葛景春先生论曰：“这种建立在无征不信的原则上的求实之风，是继承乾嘉以来的学术传统，同时与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研究风气，即‘实学’研究学风。一扫当时学术界一些人的‘空疏’习气，建立起实事求是科学研究严谨学风。”（葛景春《爱国情怀与求实学风——略论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主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纪念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可以说，葛先生的这一评价全面而准确地概括了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基本特点。

与此同时，科学精神和逻辑思维也是詹锳先生从事李白研究的基本原则。詹锳先生于1948年赴美留学，先在南加州大学攻读比较文学、教育心理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心理学，并学习过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文理兼通、多学科的学术经历使得詹先生的研究既有乾嘉学派的文献考证的特点，又不乏现代自然

科学的方法、逻辑严密而又客观理性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先生能够将二者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故而对学术问题的研究往往能够从大处着眼，而从小处入手，视野宏阔，论证细实。“我近些年来的治学方法，是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惟其学得比较杂，不限于一种专业，我在发现一个问题时，能从各个角度来探讨，从不同的专业来研究”，詹锳先生在他的《自传》（《詹锳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也曾说到这样的原则和方法。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少有的、中西兼通的学术视野与格局，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往往闪耀着冷静而理性的思辨光芒，和科学而严谨的求实精神。比如，詹先生对《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以下简称《集评》）一书的编著就鲜明地体现着这一特点。该书是先生晚年李白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全书共计三百四十余万字，可谓篇章宏富，卷帙浩博，尽管如此，诸篇诗文的整理、校勘却没有丝毫的马虎，题解、校勘、注释、串讲、集评、备考、附录等各部分内容均精细严谨，言必有据。通观全书，我们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詹先生无征不信的学术品格在该书底本的选择和运用方面即有清晰的呈现。众所周知，古籍整理一事，底本的择取是首要而关键的问题。该书选择现存静嘉堂文库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为底本，而没有选取王琦的注本，或者杨齐贤、萧士赟的注本，这是科学而理性选择的结果。王琦注对后世的研究贡献多多，但其底本的选择却并不十分理想，王琦注取代前人注本通行于世后，学界后来的研究整理，版本方面却往往沿用王琦注本而未见超越，詹先生《集评》一书则率先选取宋本为底本，这是一个不凡的、首创的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该书以元明清各代十六种李白别集以及多种总集、类书等相关文献为校本开展整理，合计参校本多达三十余种，从而为全书的校注工作奠定了一个牢固、坚实的基础。其实，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的艰苦岁月，先生就已开始这项工作。他不辞艰辛，

广为搜求，搜集了大量珍贵版本，经过数十年的思考和积累，才最终完成这部超越王琦注本的李白研究“划时代的著作”（松浦友久《李白研究划时代的成果——〈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评述》，原载日本《东方》第205号，宋红译，《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8年第9期）。在《集评》的书后，附录了詹先生所著长文《李白集版本源流考》，这篇考证文章几近十万字，对有关这方面版本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释，并绘制出版本源流图表，对李白集版本的源流变迁、各本的优劣等问题都有客观而中允的梳理和评介。无疑，该书的这些成绩正是先生科学求实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一书出版后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并获得国家图书奖和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不仅如此，詹先生的学术品格在他的其他论著中也都有充分的体现。例如《李白诗文系年》一书，系年的过程中，先生在每一篇目的脚下注一个小小的阿拉伯数字，即该诗（文）见于王琦注本的卷数，这一做法既反映了先生严谨求实、无征不信的学术品格，又非常便于读者阅读和参考原文，体现着先生忠于前人而又顾及后学的君子之风。詹锳先生常说，文学不是科学，但文学研究却是一门科学；又常说，言必有据，孤证不立。这一点，在作品的理解、阐释方面也有诸多体现。我们的传统诗学受“诗教说”“比兴说”观念的影响，前人解诗常常好牵连，好比附，有时不乏确论，有时则不免穿凿，甚至失之千里。詹先生对于李白诗文的注解、阐释则采用了冷静和客观的方法，不随意发挥，不随意引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充足证据的问题宁肯放弃也不随意附会。无疑，这一切都体现着先生无征不信的学术品格。

此外，这里需要提到的是，2016年时逢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河北教育出版社整理出版了《詹锳全集》，这是对先生一生学术贡献与学术成就最好的总结和纪念。

四、 提携后进

詹锳先生对李白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个人所取得的卓越的学术成就，更在于他培养学生，提携后进，推动李白研究在恪守严谨求实学风的道路上不断向前发展的卓越贡献。詹锳先生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当年曾受到先生教诲的一些后学现在已大多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知名学者、专家，这些学生当中，成为当今学界李白研究领域大家、名家者亦不在少数。詹福瑞、葛景春、陶新民、刘崇德、张瑞君、阮堂明等多位先生的李白研究，都能继承詹锳先生的衣钵，并结合各自的专业方向、研究所长，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令学界瞩目的突出成绩。特别是詹福瑞、葛景春、陶新民、张瑞君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成为同仁、后学从事研究的重要参考。这些同样是詹锳先生对于李白研究的学术贡献，对于我们古典文学研究事业的杰出贡献。

詹锳先生指导研究生一样遵循无征不信的原则，具体到方法方面，则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并重。詹锳先生1980年起指导四位硕士研究生，其间先后指导他们在天津市图书馆校勘《李白全集》，又于1982年带领他们到南京、上海的图书馆进行校勘实习，随后“转往成都参观杜甫草堂，又在该处记录了《李白集》的多种善本”（林大志整理《詹锳年谱》，《詹锳全集》第六卷）。此后，詹锳先生承担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重点项目《李白全集》的校注整理工作，他组织了弟子、后学多人共同参与，葛景春、刘崇德、詹福瑞、张瑞君、陶新民等八位先生分工编撰。可以说，这部三百四十余万言的巨著既是“詹锳先生晚年倾注全部心力完成的著作”（詹福瑞《詹锳全集后记》，《詹锳全集》第六卷

），也是助力参与编撰的诸位先生成为李白研究领域重要成员的助推器，是奠定诸位先生在李白研究界学术地位的重要基石。如今，詹锳先生的这些弟子大多已经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不凡成绩，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更在李白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不仅如此，多年来，他们在教学、科研一线已然又培养出一大批李白研究的后继之才，这部分后学虽然还没有取得太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学界与他们同时代的这一辈中青年学者必然将成为今后李白研究薪火相传的接续者和继承人。无疑，诸上所及詹先生的弟子、后学们所取得的成绩不仅是李白研究代代相传的明证，更是詹锳先生提携后进、推动李白研究事业代代相传的明证。

五、 共创学会

中国李白研究会于1987年成立，至今已满三十载。三十年，如果对一个人而言，这正是风华正茂的而立之年；对一个学会而言，则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转折之年。

站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起点，我们既当眺望远方，谋划未来，亦当总结过去，缅怀前贤。这之中，詹锳先生对学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我们回眸学会发展历程之时应当感念和铭记的。三十年前，学会在安徽马鞍山市成立，詹锳先生担任首任会长，学会的发起、筹备和成立，无不凝聚着先生的付出与辛劳。同时，他笔耕不辍，在学会会刊《李白学刊》（现名《中国李白研究》）上发表了多篇论文。1991年7月5日，首届中国李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马鞍山市召开，詹先生致开幕词。7月7日，经理事会选举，先生当选为学会第一任会长。王运熙、朱金城、安旗、郁贤皓、罗宗强、裴斐、张成德等先生当选为副会长。应该说，早在1985年召开的中日学者李白讨论会期间，先生就已经开始和诸位前贤商议和谋划这件事情。这次会议，先生被推举为中方首席代表，宣读了李白研究的有关论文。随后，1987年秋，学界又在马鞍山组织召开了李白逝世1225周年纪念大会，这次会议同时也是李白学会成立的筹备会。由詹锳先生主持，多位学者联署、发起，筹备成立中国李白学会。之后，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并注册，学会宣告正式成立。1994年8月，经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会选举通过，詹锳先生当选为第二届会长。至1997年第三届理事会会议推举，詹先生改任名誉会长。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马鞍山市的贡献，上述1985年、1987年、1991年关涉李白研究、李白研究会的三个重要事件，发生地均在安徽马鞍山市。此后，学会的常设机构一直设在马鞍山，学会的日常工作也多由马鞍山的同仁们负责操办。这些往事，学会的老一辈学者们一定更了解前后的始末和细节。我们应该向马鞍山的历任领导和学会工作者致敬。

2017年，恰逢中国李白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硕果累累的金秋时节，学会举办了第十八届年会暨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这个回首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不由得几多感慨。三十多年前，正是詹锳先生与诸位学界前贤以及马鞍山市的诸位先生共同创立了学会，才有学会这个李白研究同仁共同切磋研习的平台，才有李白研究不断深入与进步的今天。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渌酒生微波。落花纷纷稍觉多，美人欲醉朱颜酡。青

轩桃李能几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当年意气不肯倾，白发如丝

叹何益？

（李白《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一）

注释⑴箫：一种竹制的管乐器。 ⑵咽：呜咽，形容箫管吹出的曲调低沉而悲凉，呜呜咽咽如泣如诉。 ⑶梦断：梦被打断，即梦醒。 ⑷灞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是汉文帝的陵墓所在地。当地有一座桥，为通往华北、东北和东南各地必经之处。《三辅黄图》卷六：“文帝灞陵，在长安城东七十里。……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送别。” ⑸伤别：为别离而伤心。 ⑹乐游原：又叫“乐游园”，在长安东南郊，是汉宣帝乐游苑的故址，地势高，可以远望，在唐代是游览之地。 ⑺清秋节：指农历九月九日的重阳节，是当时人们重阳登高的节日。 ⑻咸阳古道：咸阳，秦都，在长安西北数百里，是汉唐时期由京城往西北从军、经商的要道。古咸阳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二十里。唐人常以咸阳代指长安，“咸阳古道”就是长安道。 ⑼音尘：一般指消息，这里是指车行走时发出的声音和扬起的尘士。 ⑽残照：指落日的光辉。 ⑾汉家：汉朝。 ⑿陵阙：皇帝的坟墓和宫殿。[3]译文玉箫的声音悲凉呜咽，秦娥从梦中惊醒时，秦家的楼上正挂着一弦明月。秦家楼上的下弦月，每一年桥边青青的柳色，都印染着灞陵桥上的凄怆离别。 遥望乐游原上冷落凄凉的秋日佳节，通往咸阳的古路上音信早已断绝。西风轻拂着夕阳的光照，眼前只是汉朝留下的坟墓和宫阙。[4]作品鉴赏这首词宋人将其归为李白所作。有人从词的发展角度看，认为这首词从语言、韵调和意境上看，都表现得相当成熟，当为晚唐以后所作。但这也未必可援为确据。在文学现象中，得风气之先的早熟果子是会结出来的。迄今为止，虽然没有确切不移的证据，断定这首词必属李白之作，但也没有无法还价的证据，断定确非李白所作。因此，历代的词评家都不敢轻率地剥夺李白的创作权。 此词描绘女子思念爱人之痛苦，读来凄婉动人。此词古人评价极高，称之为“百代词曲之祖”，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评价颇高：“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这一千古绝唱，永远照映着中华民族的吟坛声苑。打开一部词史，读者的诗心首先为之所震荡，为之深思翘首，为之惊魂动魄。 然而，它只是一曲四十六字的小令。通篇亦无幽岩跨豹之奇情、碧海掣鲸之壮采，只见寥寥数笔，微微唱叹，却有无比巨大的艺术力量。这确是一个绝大的文学奇迹。此词含咀英华，揽结秀实，正宜潜心涵咏，用志覃研。 王国维所说此词的“气象”，读者只有在盛唐诗人那里才能看到。然而，这首词中的气象，与人们常所说的开元（唐玄宗年号，公元713—741年）时代的“盛唐气象”已有很大不同，但它又确实是盛唐气象之一种。它博大深厚、意境开阔、气韵沉雄，又带有悲凉之气。这种“气象”在天宝（唐玄宗年号，公元742—756年）后期李白的作品《古风·一百四十年》、《远别离》、《夕霁杜陵登楼寄韦繇》等诗都可以看到。后诗写道：“浮阳灭霁景，万物生秋容。登楼送远目，伏槛观群峰。原野旷超缅，关河纷错重。”与这首《忆秦娥》格调气象十分近似。杜甫天宝后期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也有相类之处。胡应麟说这首词“气亦衰飒”，反映了晚唐王朝衰变的气运。其实此词似是反映了天宝后期表面上依然歌舞升平、内部危机重重的盛唐之衰。因此，这首词可能作于天宝后期。词人以比拟的手法，托秦娥抒情怀，把直观的感情与意象浑融在一起，上片由个人的忧愁写开，下片过渡到历史忧愁。 这首词不像《菩萨蛮》那样由客观景物的渲染过渡到人物内心感受的描摹。它一开始就写出人物内心的情态：呜咽的箫声把秦娥从梦中惊醒，此时，一钩残月斜映在窗前。梦虽断了，她却还似乎沉浸在梦境之中，与情人欢会，可是眼前只有这冰冷的残月陪伴看她。多少个这样的月夜，叫她暗然消魂、顾影自怜。因此，下面自然转入对“灞陵伤别”的回忆。《雍录》载：“汉世凡东出涵、潼，必自灞陵始，故赠行者于此折柳相送。”可是，柳色绿了，一年又一年，而伊人依然远隔一方，只有那鸣咽的箫声和着低声的啜泣，冰冷的残月陪伴着消瘦的倩影，葱绿的柳色句起往事的回忆。实际上这是作者以秦娥对情人的思念来表达内心对某种事物的苦思与追求，这种苦思与追求是执着的，然而又是没有结果的。 词的上片始终纠葛在个人的悲欢离合之中，下片则出现了较大的跌宕。似乎比拟手法已不能满足感情的表达了，词人要撇开先前的主体，直接把自己融入画面之中。换头处突兀以“乐游原上清秋节”起，画面是清秋节佳侣如云的狂欢时景，可是主人公茕茕孑立在西风残照之中，“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杜甫《乐游园歌》）。此时，个人的忧愁完全被抛开了，或者说融入了历史的忧愁之中，词人通过对秦、汉那样赫赫王朝的遗迹——咸阳古道、汉代陵墓的掇取，从而进入了历史的反思。古道悠悠，音尘杳然，繁华、奢侈、纵欲，一切都被埋葬了，只剩下陵墓相伴着萧瑟的西风，如血的残阳，百年、千年地存在下去。作者不是在凭吊秦皇汉武，他是在反思历史和现实。这里交杂着盛与衰、古与今、悲与欢的反思。词人固然没有正面写唐王朝的苟且繁华，但“乐游原上清秋节”这就足够了，这使人自然想象到天宝后期那种古罗马式的穷奢极欲和狂欢极乐。可没有人能从中去体会那潜在的破碎感。秦代、汉代过去了，只剩下悠悠的古道和孤独的陵墓，面对着西风残照。这固然是过去的遗迹，然而它又是实实在在的实景，同时，这“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实景又必然使人联系到王朝的未来。于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界限被取消了，浑融在一起，历史的时序给人们留下的只是一种表象——“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造成一种悲壮的历史消亡感，或者说是毁灭感，填塞在人们心头，这就是历史反思的结果。因而上片的个人忧愁只能被取代，作为下片的陪衬。 此词意境博大开阔，风格宏妙浑厚。读者从敦煌曲子词中也可以看到类似格调，而不类中晚唐的清婉绮丽。陆游说：“唐自大中以后，诗家日趋浅薄，其间不复有前辈宏妙浑厚之作。”（《花间集跋》诗风与词风自身存在着交错否定之趋势。[3] 此词句句自然，而字字锤炼，沉声切响，掷地真作金石声。而抑扬顿挫，法度森然，无字荒率空泛，无一处逞才使气。以是而言，设为太白之色，毋宁认是少陵之笔。其风格诚在五代花间未见，亦非歌席诸曲之所能拟望，已开宋代词之格调。 凡填此词，上下两煞拍四字句之首字，必用去声，方为合律，方能起调——如“汉”家“灞”陵是，其声如巨石浑金，斤两奇重；一用平声，音乐之美全失，后世知此理者寥寥，学词不知审音，精彩迷其大半矣。[2]